Q博肌肤实验室 ·第13篇
《长痘不只是油太多:为什么会红肿、留印,甚至留疤?》
从皮脂代谢、角化与炎症到痘后结局,理解护理与治疗的依据
ABSTRACT · 核心提要
痤疮发生在毛囊—皮脂腺单位,涵盖皮脂代谢、上皮更新、微生物活动及宿主免疫反应等多个环节。早期病变已有角化与炎症相互作用的证据,皮损消退后的血管、色素和基质变化则形成不同的痘后结局。理解这些过程,有助于辨认治疗和护理各自处理的问题。
下巴的一颗痘正在疼,旁边有几个小凸起,还有一处几周前的红痘已经变平,却留下浅褐色印记。同一片皮肤上,皮损可以处于形成、炎症和恢复等不同状态。
只看皮表,很容易把这些变化统称为“又长痘了”。但粉刺的角质积聚、脓疱的炎症内容物和既往皮损留下的色沉,对应着不同的组织过程。理解它们,需要从毛囊和皮脂腺的工作方式开始,再看病变怎样改变这些过程。
卷一|毛囊结构与皮脂的生成和变化
01
痤疮发生在怎样的组织里
痤疮主要发生在毛囊—皮脂腺单位(pilosebaceous unit)。这里有不断更新的上皮、持续生成皮脂的腺体,也有微生物和负责防御的宿主细胞。常说的“毛孔堵塞”,只是其中一种组织改变。[2]
毛囊与相连的皮脂腺构成这一单位的核心结构。毛囊漏斗部从皮肤表面的毛囊开口延伸至皮脂腺导管开口所在的水平,皮脂腺通过皮脂腺导管将分泌物送入毛囊。漏斗部上皮以角质形成细胞为主,腺体内则有不同成熟阶段的皮脂细胞;周围分布着血管、神经、结缔组织与免疫细胞。[1,2]
漏斗部脱落的角质细胞与腺体分泌的皮脂进入同一管腔。微生物利用其中的营养,宿主细胞感知代谢与炎症信号,皮损形成时的组织改变可波及漏斗部、皮脂腺及毛囊周围组织。[1]
02
皮脂细胞的成熟与释放
正常皮肤每天都在产生皮脂。皮脂形成皮表脂质环境,影响水分保持和微生物生态,其中部分成分还具有抗菌和免疫调节作用。合成皮脂的细胞也能响应雄激素、微生物和炎症信号。[1]
2026年正式刊出的人面部皮脂腺高分辨率空间图谱,在正常腺体中识别出多个连续的分化阶段:皮脂细胞处于不同位置时,脂质代谢及成熟相关基因的表达也不同。[5]
皮脂细胞从皮脂腺边缘的细胞群逐步向腺体内部成熟并积累脂质,最终通过全浆分泌(holocrine secretion)完成释放——即成熟细胞自身崩解,使脂质随细胞内容物一并排出。排入毛囊的分泌物与持续更新、脱落的上皮细胞混合,共同构成管腔内的材料。[1,2]
毛囊管腔不断接收这些材料,也不断向皮表排出。测得的皮表油脂量还受采集面积、积累时间和此前清洁影响,同一个人的读数也可能随测量条件变化。
03
激素与遗传背景怎样影响易感性
进入青春期后,雄激素信号的变化促进皮脂腺生长和皮脂生成,也影响整个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代谢状态。[6]
雄激素通过局部受体与代谢过程发挥作用。皮脂腺表达雄激素受体及5α-还原酶等,后者能够参与把睾酮转化为作用更强的双氢睾酮;局部组织还可利用激素前体形成活性分子。[1,6]
临床研究中,痤疮患者的血清雄激素并非普遍升高。Hu等的综述指出,皮肤局部激素合成、转化及受体作用,也与痤疮的发生有关。[6]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及胰岛素相关信号也调控脂质合成和细胞分化。它们与雄激素、营养和生长信号共同影响青春期的皮脂腺活动。[2]
个体易感性还受遗传背景影响。2024年正式刊出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荟萃分析发现多个痤疮相关风险位点,说明不同人的患病倾向存在遗传差异。[7]
04
毛囊的区域背景与局部状态
痤疮常见于面部、胸背等皮脂腺丰富的区域。不同部位的毛囊类型、腺体分布和周围组织有所不同,给脂质生成、上皮更新与微生物定植提供了不同条件。[1,2]
区域特征之外,每个毛囊的角质积聚、腺体活动和周围炎症还构成了局部状态。组织学研究在临床外观正常的痤疮皮肤中,也观察到毛囊周围免疫活动。[8] 同一区域出现粉刺、炎症性皮损和正常外观皮肤时,取样所处的状态会影响研究结果。[2]
05
脂肪酸的来源与皮脂测量
研究皮脂时,常见的三个问题是脂肪酸从哪里来、腺体在一段时间内分泌多少,以及测量时皮表存留多少油脂。稳定同位素追踪、分泌率和皮表采集分别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Esler等2019年用稳定同位素追踪发现,皮脂中相当一部分棕榈酸及皮脂酸(sapienic acid,顺-6-十六碳烯酸)来自局部脂肪酸从头合成。在该研究比较的受试者中,痤疮组的平均皮脂分泌和这一合成途径的活动较高。[9]
这里的从头脂质合成(de novo lipogenesis,DNL)具体指研究所测的脂肪酸合成途径。乙酰辅酶A羧化酶(acetyl-CoA carboxylase,ACC)催化乙酰辅酶A生成丙二酰辅酶A,为后续脂肪酸合成提供原料。研究通过ACC抑制剂,在皮脂细胞实验和人体用药研究中降低了相关脂肪酸以及甘油三酯、蜡酯等脂质的合成或分泌。[9]
角鲨烯也能在细胞内从头合成,但经甲羟戊酸及异戊二烯途径生成,绕过ACC催化的步骤。在上述人体干预中,角鲨烯和胆固醇未随脂肪酸来源脂质一同下降,说明抑制ACC主要改变的是脂肪酸合成及其下游皮脂成分。[9]
06
皮脂组成与角质层屏障
皮脂含有甘油三酯、蜡酯、角鲨烯及多种脂肪酸。文献中的“Dysseborrhea(皮脂失调)”强调成分构成的变化,使研究同时关注分泌总量和脂质谱。[1,10]
2021年一项针对深色皮肤青少年的面部皮脂脂质组研究,发现痤疮与非痤疮受试者在多类脂质组成上存在差异。[10] 相同的总量可以由不同成分组合而成,脂质组学能进一步辨认这些差别。
Stewart等1986年分析皮脂蜡酯和表皮酰基神经酰胺中的脂肪酸,观察到皮脂腺活动增强时,亚油酸比例下降,皮脂特征脂肪酸比例上升;在酰基神经酰胺中,还观察到亚油酸被皮脂酸替代的组分变化。作者提出,皮脂合成增加可能稀释营养来源的亚油酸,并影响进入表皮脂质的脂肪酸构成。[11]
酰基神经酰胺是角质层的结构脂质:神经酰胺超长链脂肪酸的末端羟基上,再酯化连接一条脂肪酸。2017年的细胞及酶学研究确认,转酰基酶PNPLA1能把甘油三酯提供的亚油酸接到这一位置,生成皮肤屏障所需的ω-O-酰基神经酰胺。[12] Stewart观察到酰基神经酰胺中的亚油酸被皮脂酸替代,涉及所连接脂肪酸种类的改变,使亚油酸的稀释问题同时涉及皮脂成分和表皮结构脂质。[11]
Yamamoto等1995年比较36名痤疮患者与29名对照,发现患者角质层的神经酰胺和游离鞘氨醇较少,水屏障功能也较弱;中度痤疮组同时有较高的皮脂分泌率。[13] 在这组患者中,出油较多与保水能力减弱可以共存。
2025年的成人痤疮定量脂质组研究同时测量皮表脂质绝对含量、经皮水分流失(transepidermal water loss,TEWL,反映水分经皮肤逸散的速率)和角质层含水量,报告了基线状态下多类皮表脂质差异及其与表皮水屏障指标的关联。[14]
07
卟啉与皮脂氧化的研究证据
角鲨烯等脂质在氧化条件下可以形成新的化学产物。因此,探讨皮脂与痤疮的联系,需要同时关注分泌水平、脂质组成和氧化状态。[15,16]
痤疮丙酸杆菌(Cutibacterium acnes,简称C. acnes)能够产生卟啉。培养研究利用吸收光谱、荧光光谱和色谱,鉴定出其产生的粪卟啉III。[17] 这类代谢物既有可检测的荧光,也具有光敏化性质。
Ryu等2009年的研究包括光化学体系及豚鼠色素沉着实验。其光化学部分发现,粪卟啉在紫外线下产生单线态氧,可使角鲨烯发生过氧化。[18] 这一反应说明了光敏剂参与脂质氧化的化学过程。
Condrò等2023年的人体先导研究纳入10名痤疮女性和5名健康女性(年龄20–30岁)。论文图9报告痤疮易发皮肤的皮表指标相关性:皮脂量与角鲨烯过氧化指标的Spearman系数为0.95,卟啉荧光强度与该指标的系数为0.80。[15] 这项小样本横断面分析未追踪新发皮损,也未在活体痤疮毛囊中直接检验上述光化学反应链。
另一项小型人体研究比较18名轻度粉刺型痤疮患者和10名健康对照:两组皮脂分泌量、角鲨烯总量相近,痤疮组的脂质过氧化和氧化角鲨烯比例更高。[16]
研究随后让患者外用含维A类复合技术与维生素E的配方(RetinSphere®–vitamin E)。第4周,研究测得脂质过氧化及氧化角鲨烯比例下降,皮损区域角质层IL-1α也降低;第8周的临床评价另行报告了皮损改善。[16] 由于该干预未设安慰剂对照且使用的是复合配方,研究并未单独检验抗氧化作用对皮损的影响。[16]
卷二|微粉刺与早期炎症
08
肉眼看不到的微粉刺
微粉刺(microcomedone)是肉眼通常不可见的早期组织病理改变。漏斗部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分化与脱落失衡,角质细胞和脂质材料逐渐积聚,形成可通过组织形态识别的结构变化。[2]
积聚持续时,毛囊开口与管腔形态进一步改变,局部可以出现可见粉刺。开口大小和角栓所处位置,也影响肉眼看到的外观。[2,19]
读者最熟悉的“白头”和“黑头”,属于肉眼可辨的临床粉刺,和显微组织层面的微粉刺不在同一个观察尺度。闭合性粉刺通常呈肤色或浅白色小凸起,开放性粉刺的毛囊开口更明显、可见深色角栓。[19] 脓疱顶部的白黄色内容物属于炎症产物,识别时还要观察周围红肿、疼痛及皮损形态。
09
GATA6与毛囊上部的细胞分化
2020年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的研究发现,转录因子GATA6存在于人体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上部,在痤疮皮损中则出现表达下降。[20]
研究进一步在培养细胞及三维人皮脂腺类器官中干预GATA6,观察其对上皮结构与分化特征的影响,发现它能限制漏斗部或表皮样分化,帮助维持连接区和皮脂腺导管细胞的特征;在类器官模型中,部分作用通过诱导TGF-β信号实现。[20] 在这一模型中,GATA6表达水平的变化能够影响细胞偏向哪类上皮,为理解漏斗部和导管的异常分化提供了实验线索。[20]
10
粉刺开关假说提出了什么
Saurat在2015年专文讨论“粉刺开关”(Comedone Switch)假说,2019年的综述进一步介绍了这一模型。[2,21] 假说关注毛囊与皮脂腺连接处的祖细胞:若分化偏向漏斗部样上皮、减少向皮脂细胞的分化,可能促进粉刺形成并影响腺体维持。
这一模型的早期依据包括小鼠谱系追踪,以及人体毛囊—皮脂腺单位对外源化合物的组织反应。[21] 这些材料使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祖细胞的分化去向。
2026年一篇bioRxiv预印本重新分析既有单细胞数据,报告与皮脂腺样、漏斗部样转录状态变化相符的线索。[22] 所引为v1预印本,转录轨迹由计算重建得出,尚未直接追踪人体内这些细胞的分化来源。
11
角化与早期炎症的先后争议
经典的病程示意常从微粉刺开始,再画出临床粉刺和炎症性皮损。然而,炎症是否只能发生在角栓之后,人体与离体研究给出了更复杂的答案。
Jeremy等2003年在组织活检中,发现痤疮患者临床外观正常的局部毛囊周围,已有T细胞和巨噬细胞增加、IL-1相关信号升高及血管内皮活化,而尚未出现相应的明显上皮过度增殖。基于这一非皮损区切片的组织学发现,作者提出炎症反应可能参与很早期的病变启动;该研究并未随访被取样毛囊随后是否出现皮损。[8]
Guy等1996年显微分离并培养人毛囊漏斗部,加入IL-1α可产生类似粉刺的过度角化,IL-1受体拮抗剂则抑制这种变化。[23] Selway等随后在人源离体组织及原代细胞中观察到,Toll样受体2(TLR2)相关刺激促进IL-1α释放,并伴随角化改变。[24] 这些干预检验了炎症信号推动角化的可能机制,也回应了Jeremy研究提出的早期启动假说。
另一类证据来自活体影像。Manfredini等2019年对10名受试者各一处基线无可见皮损的4×4 mm面部区域,每周用反射共聚焦显微镜(RCM)和动态光学相干断层扫描(D-OCT)观察一次,持续6周。部分随后出现皮损的位置,先记录到与漏斗部角化相符的大型高反射毛囊等特征,随后炎症相关影像指标增加。[25]
Jeremy的取样检测了免疫细胞和分子,Manfredini则按周记录光学结构及血流特征。后者的“先记录到角化特征”,指所用影像方法的检出次序;时间点之间及低于检出限的免疫变化仍可能存在。[8,25] 两篇研究因此保留了一个实际争议:最早启动的变化,是否因毛囊和观察方法而异。
Do等2008年对25名未经治疗的面部痤疮患者每两周拍照一次,持续12周。在随后记录到炎症性皮损的位置,先前外观为粉刺的占54%,正常皮肤占28%,红斑斑片占12%,瘢痕占6%。[26] 这些类别描述摄影对齐后的位置外观;“未见粉刺”仍可能漏过显微微粉刺或两次拍摄之间的短暂变化。
IL-1α干预显示,炎症信号本身能够推动角化。人体资料也已使“先堵塞、后发炎”的单向解释受到挑战,但两类早期变化的启动顺序仍有争议。[8,23–25]
卷三|微生物与可见炎症
12
从常驻菌到痤疮相关菌株
C. acnes的现用学名为Cutibacterium acnes,常见中文名为痤疮丙酸杆菌;早期论文中可见旧名Propionibacterium acnes。
C. acnes广泛定植于健康人的皮脂丰富区域。它能利用局部营养,并与宿主组织长期共处;研究痤疮时,“有没有这个菌”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菌株组成、功能表现和宿主反应。[1,27]
Fitz-Gibbon等2013年比较49名痤疮患者和52名健康人的鼻部毛囊—皮脂腺取样,发现两组C. acnes相对丰度相近,菌株群体结构却存在差异。某些菌株更常与痤疮状态共同出现,另一些与健康状态相关。[28]
13
群落多样性与菌株差异
不同系统发育型(phylotype)与菌株(strain),在代谢、黏附、生物膜形成和免疫刺激方面可能存在差异。[27,29,30] 系统发育型描述亲缘分类,功能实验则评价某株菌在指定条件下的表现。
2024年的体外研究发现,同属IA1型、来源不同的C. acnes菌株,其胞外囊泡诱导IL-1β、IL-6、IL-8等反应的能力可以不同。[31] 同一个分类标签下,细胞刺激能力仍有差别。
“多样性”要先说明统计的是哪些类型。细菌群落可以按不同物种或类群计算,同一物种内部还可以按菌株或分型计算。Shannon指数兼顾类型数和分布均匀程度:少数类型占据优势时,指数通常较低。[29,32]
在皮表细菌群落层面,Cavallo等2022年纳入10名严重痤疮青少年及10名健康对照,用皮表拭子和16S rRNA基因扩增子分析炎症皮损、非炎症区域与健康皮肤。炎症皮损的群落α多样性较低,C. acnes相对丰度较高;培养分离株中,IA1型在痤疮样本更常见。[29] 这里的群落指数统计了多种细菌类群,而IA1是C. acnes内部的分型。
Barnard等2016年分析38名痤疮患者与30名年龄匹配健康者的鼻部毛囊宏基因组,以16S rRNA序列变异区分C. acnes核糖体型(ribotype,RT)。痤疮组RT层面的Shannon指数较高(1.07比0.79,P=0.039);物种层面指数均值为0.63比0.44,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P=0.072)。研究还发现微生物功能基因组成的差别。[32]
C. acnes在整个群落中占据优势时,群落多样性可以较低;这个物种内部仍可以并存多个RT,保持较高的RT多样性。因此,两种方向在统计层级上可以相容,但考虑到Cavallo与Barnard分别取样于炎症皮表和鼻部毛囊,两组结果仍应结合各自的采样部位与人群背景理解。[29,32]
14
微生物怎样使用毛囊中的材料
毛囊的脂质组成、氧环境、角化、共生微生物与免疫背景共同影响C. acnes所处的局部条件。
C. acnes产生的脂肪酶可水解皮脂中的甘油三酯,释放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FFAs)。Josse等从人体皮肤取出微粉刺,用酶底物检测到其中仍有脂肪酶活性,并以红外光谱分析游离脂肪酸与甘油三酯的比例。[35]
游离脂肪酸的作用各不相同:部分在实验中参与炎症反应,部分具有抗菌作用,结果取决于种类、浓度和局部环境。[1]
短链脂肪酸还涉及细菌发酵。Sanford等2019年在人皮脂细胞培养中观察到,C. acnes发酵产生的部分短链脂肪酸,通过受体信号及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等途径改变炎症相关基因表达。[33] 细菌对宿主的刺激既可来自菌体本身,也可来自扩散到细胞周围的代谢产物。
15
培养生物膜与毛囊内聚集
在培养条件下,部分C. acnes能够在自身产生的胞外基质中聚集,形成生物膜(biofilm)。菌株之间形成生物膜的能力并不相同。[30]
Cavallo等对培养分离株进行比较,发现IA1型比IB/II型有更快的早期黏附及更多生物膜生物量;按健康皮肤或皮损来源分组时,相应比较未检出显著差异。[29]
研究还对10株皮损来源IA1菌株,比较浮游状态的最低抑菌浓度(MIC)与生物膜状态的最低清除浓度(MBEC)。对部分抗菌药物而言,清除已形成生物膜所需的浓度,明显高于抑制浮游菌生长的浓度。[29]
Jahns等2012年用人体组织免疫染色比较38名痤疮患者与38名匹配对照,在痤疮组14/38(约37%)、对照组5/38(约13%)检测到大型C. acnes菌落或生物膜样结构,直观记录了毛囊管腔内的细菌聚集形态。[36]
16
微生物感知与炎症信号
宿主细胞通过模式识别受体感知微生物相关刺激,随后调节细胞因子、趋化信号和免疫细胞活动。不同细胞承担的环节并不相同。[1,34,37]
Kim等2002年在痤疮毛囊周围观察到表达TLR2的巨噬细胞,并在人单核细胞实验中发现,C. acnes可经TLR2诱导IL-12和IL-8。[34] IL-8等趋化信号帮助募集免疫细胞,使局部反应继续扩大。[1,34]
IL-1家族包含多个成员。前文的离体漏斗部实验研究了IL-1α的促角化作用;成熟IL-1β的释放则涉及炎性小体激活和蛋白酶加工,在微生物刺激后的炎症反应中承担另一环节。
Qin等2014年在人单核细胞中观察到,C. acnes刺激增加成熟IL-1β释放,敲低NLRP3可削弱这种反应;痤疮皮损毛囊周围的巨噬细胞相关区域,还检测到NLRP3与活化的caspase-1。[37]
17
可见炎症与炎症消退
局部微血管充血扩张使皮损呈现红色外观,组织水肿则引起局部肿起。人体切片观察到血管内皮活化与免疫细胞进入毛囊周围;皮脂细胞、角质形成细胞及多类免疫细胞,可以通过细胞因子与其他信号参与局部反应。[1,8]
丘疹、脓疱与更深结节表现出不同范围的组织反应。2026年的空间转录组与组织观察在脓疱中记录到中性粒细胞及其他髓系细胞增加。[38] 毛囊壁和邻近真皮的受累范围,也反映在不同皮损的形态中。[2]
炎症缓和后,新的细胞募集减少,衰亡细胞和组织碎片被清除,修复过程继续。促消退脂质介质(specialized pro-resolving mediators,SPMs)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一项2026年正式刊出的系统综述纳入7项痤疮相关研究,主要探讨ω-3/ω-6脂肪酸及相关脂质介质,但这些研究均未直接定量SPMs。[39] 当前痤疮相关资料主要集中于脂肪酸干预及炎症变化,SPMs本身与具体皮损消退的联系仍属于待检验的研究方向。
18
粉刺与脓疱的分子差异
粉刺和脓疱已经是临床可见的皮损,它们的组织状态可以通过空间转录组比较。2026年《JCI Insight》研究以100基因靶向面板,分析11位供者的24份切片:5份健康皮肤、9份痤疮非皮损区、7份粉刺和3份脓疱。[38]
研究在皮脂细胞内部,以FASN、AWAT1、AWAT2、ACACA和SREBF1五个基因计算产脂评分。粉刺相关腺体的评分最高,脓疱相关腺体低于健康及非皮损皮肤;脓疱组织中的皮脂细胞相对比例也较少。[38] 产脂评分由基因表达计算,研究未用它直接测量皮脂分泌。
腺体内部不同成熟阶段的细胞,本来就有不同的产脂基因表达。例如,研究中的较早分化细胞更高表达FASN、AWAT2等,中央较成熟细胞更高表达AWAT1等。细胞分化状态、各阶段细胞的比例及局部炎症环境,都可能影响脓疱中的产脂基因表达特征;作者据此提出,急性炎症微环境可能降低皮脂腺功能。[38]
两类皮损还共享AP-1(激活蛋白1)、FABP5(脂肪酸结合蛋白5)及维A酸信号相关改变。[38] 这些结果将角质形成细胞和皮脂细胞的变化同时纳入比较,显示粉刺与脓疱的差异横跨多个细胞群。
这套横向比较仅包含3份脓疱切片,健康对照与患者年龄范围不同,部分切片的保存时间也存在差异。炎症抑制腺体功能仍是作者提出的解释,成熟细胞减少、分化改变等具体原因尚未被分开验证。[38]
卷四|皮损转归与痘后结局
19
浅表与较深炎症的组织变化
粉刺可以维持或消退,也可能演变为炎症性皮损。丘疹、脓疱和更深的结节反映出不同范围与深度的组织反应,病程并非只有一条连续加重的路线。[2,26]
部分较深的炎症性皮损中,毛囊壁受损,原本位于管腔内的角质、脂质及微生物相关材料进入邻近真皮,免疫细胞募集和组织反应随之扩大。[2]
真皮受累后,胶原和其他基质成分会经历降解与重建。损伤范围、炎症反应及后续修复是否补足基质损失,关系到皮损消退后的表面形态。[40–42]
20
红斑色沉与瘢痕分别是什么
红肿减轻通常意味着活动性炎症缓和,但可见外观恢复与组织重塑未必同步完成。皮损之后至少要区分三类结局:
PIE(炎症后红斑,post-inflammatory erythema):表现为痤疮炎症减轻后仍留存的粉红至红色斑片,与炎症后的局部血管性改变有关。[43]
PIH(炎症后色素沉着,post-inflammatory hyperpigmentation):主要表现为局部褐色或更深的色泽变化,与黑素相关反应有关。[3,4]
瘢痕:表现为真皮与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发生较持久的结构重塑,可呈萎缩或增生等不同方向。[40,44]
这些变化可以在同一位患者或同一区域共存。一处凹陷表面仍可带有红色或褐色,治疗时也会同时面对色泽和形态问题。[3,4,40,43,44]
21
轻度痤疮与炎症后色素沉着
炎症相关信号可以影响黑素生成和分布。炎症后色素沉着(PIH)尤其可能困扰较深肤色人群,恢复过程还受到个体色素反应和光环境影响。[3,4]
一项2024年系统综述汇总41项研究、877名PIH患者,纳入样本中多数病例与痤疮有关。[3] 由于各项研究采用的治疗方法、评价尺度和随访期限并不一致,色沉改善的幅度与所需时间也因研究而异。
2025年的专家评述指出,轻中度痤疮即使缺少明显可见炎症,也可能出现PIH,并提出了临床分级与管理建议。[4] 色素反应还受到肤色背景、个体反应以及紫外线、可见光暴露影响,肉眼红肿程度只能提供部分信息。
一处皮损已经变平,原有黑素相关变化仍可能持续。控制新发痤疮可减少继续出现的炎症刺激,既有色沉的处理还包括光防护与相应的色素治疗。[3,4]
22
基质损伤与不同瘢痕
痤疮瘢痕以萎缩性瘢痕较常见,另有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前者表现为基质净损失和表面凹陷,后两者突出基质过度沉积,形成凸起或超出原损伤边界的组织。[40]
2023年的荟萃分析汇总37项研究、24,649名痤疮患者,纳入样本中瘢痕的汇总患病比例约47%(95%置信区间38%–56%);与轻度痤疮相比,中度组的瘢痕关联比值比为2.34(1.54–3.57),重度组为5.51(2.45–12.41),反映纳入人群中疾病严重程度与瘢痕存在的关联。[45]
Kang等2005年在炎症性痤疮皮损中观察到NF-κB和AP-1活化,以及多种基质金属蛋白酶(MMP)增加。[41] 这些酶参与胶原和其他基质成分的降解,把炎症信号与真皮损伤连接起来。
Moon等2019年比较易留萎缩性瘢痕与不易留疤患者的早期皮损,发现前者真皮胶原和弹力纤维降解更明显、恢复不完整,同时伴有过度炎症、表皮增殖减弱和TGF-β1显著升高。[44] 在这种损伤环境中,升高的TGF-β1并未伴随完整的纤维恢复;基质降解后的再生未补足损失,仍可留下凹陷。
增生性瘢痕及瘢痕疙瘩中,更突出持续的成纤维细胞活化和基质沉积,相关研究多围绕TGF-β及IL-4/IL-13等促纤维化信号网络展开。[40] 两类瘢痕都可出现TGF-β相关改变,但最终形成凹陷还是凸起,要看基质降解与生成的净结果。
Holland等2004年按皮损存在时长分组,比较易留疤与不易留疤患者的背部炎症性皮损。不易留疤组的早期细胞反应较强,约48小时达峰后减弱;易留疤组早期部分细胞反应较弱,消退期仍见血管增生及巨噬细胞、部分T细胞的募集。[42] 这是不同时长皮损之间的组织比较,提示留疤倾向还与炎症反应的模式有关。
临床管理应及时控制活动性痤疮,识别深部皮损和正在形成的瘢痕,并按严重程度安排治疗或转诊。[46,47]
23
皮损数量与患者负担
两位患者即使有相近的皮损数量,也可能经历不同负担。一位主要是浅表、持续较短的皮损;另一位反复出现深部炎症,旧皮损尚在恢复,新皮损又已增加,并不断形成色沉或瘢痕。
复诊时既要计数,也要查看皮损类型和深度,询问疼痛与生活影响。皮损减少、深部炎症缓和和患者感觉改善,可能在不同时间出现。[46,47]
24
异维A酸停药后的皮脂恢复与再次系统治疗
停药后的皮脂分泌可以长期随访。Strauss等1982年观察20名停药至少20周的受试者,记录到有人恢复至治疗前的分泌水平,也有人仍持续受到抑制。[48]
Lai与Barbieri于2025年发表美国商业理赔队列研究,纳入19,907名接受至少4个月异维A酸疗程、停药后至少有一年连续保险记录的患者;平均随访约24.9个月。[49]
该研究以近期痤疮就诊相关的再次系统性药物处方作为病情反复(acne relapse)的代理指标,反映停药后的再次系统治疗情况:在随访期内,22.5%的患者再次启用了系统性痤疮药物,8.2%再次接受异维A酸疗程。[49]
理赔记录反映的是再次系统用药情况,结果同时受就医机会和治疗选择影响,与诊室逐颗记录皮损或实验室测定皮脂分泌恢复属于不同维度的随访资料。[49]
卷五|从机制走向护理与治疗
25
治疗对应的组织位置与临床结局
痤疮的发生发展横跨相连的多个组织结构,临床管理也因此对应不同的作用位置:漏斗部上皮是调控角化与粉刺形成的重点;皮脂腺关乎脂质生成和激素反应;毛囊周围组织则集中了免疫细胞浸润、血管反应与基质修复。[1,2]
治疗方案常同时覆盖多个环节。例如外用维A酸类与过氧化苯甲酰的联合方案,便同时涉及角化异常和微生物相关过程;临床随访再综合评价皮损变化、皮肤耐受和患者体验。[46,47]
26
抗IL-17A治疗的一项人体试验
Th17/IL-17是痤疮免疫研究中的一条线索。部分C. acnes菌株可能诱导相关免疫反应,角质形成细胞、皮脂细胞和免疫细胞之间也能形成复杂的炎症网络。[1,27]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概念验证试验实际随机入组52名中重度成人痤疮患者,研究抗IL-17A单抗CJM112。试验因预设的无效性中期分析停止继续招募;在该用药方案与研究人群中,炎症性面部皮损相对于安慰剂未获得统计学显著改善。[50]
研究最初计划招募75人,实际入组人数较少;论文报告的是这一药物方案在该试验中的阴性结果。[50] IL-17的机制研究仍在继续,但这项试验未确认CJM112用于痤疮的临床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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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治疗怎样对应角化和微生物
活动性粉刺、炎症丘疹、脓疱和深部皮损,需要根据类型、严重程度及患者情况选择治疗。深部结节或囊肿、持续中重度炎症、迅速形成瘢痕,或生活质量明显受影响时,应接受皮肤科评估。[46,47]
外用维A酸类与前文的上皮更新问题直接相关。EPIDUO处方信息记载,阿达帕林能与特定维A酸核受体结合,调节细胞分化、角化和炎症过程。[51] 临床指南推荐外用维A酸类用于痤疮,并可采用与过氧化苯甲酰的联合制剂。[46,47]
过氧化苯甲酰是一种具有杀菌和角质溶解作用的氧化剂。[51] 在临床管理中,它参与降低细菌相关刺激并改善皮损,指南还强调其与抗生素联合使用时降低耐药风险的用途。[46,47]
联合治疗可以兼顾角化与微生物相关过程。选择具体方案时,还要考虑制剂、使用频率和耐受;抗生素的安排应遵循指南,避免单用或无评估地长期使用。[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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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用与口服雄激素相关治疗的人体结果
雄激素相关治疗包括外用受体拮抗剂及具有抗雄激素作用的口服药物。它们采用不同给药途径,适用人群和临床试验的主要终点也不同。[52,53]
Hebert等2020年两项Ⅲ期随机、载体对照试验共纳入1,440名患者,研究1%外用clascoterone乳膏。12周医生整体评价(IGA)的治疗成功率分别为18.4%对9.0%、20.3%对6.5%,炎症性及非炎症性皮损计数也优于载体组。这里的治疗成功指IGA达到清除或几乎清除,且较基线至少改善两个等级。[52]
Santer等2023年的SAFA试验随机纳入410名持续性痤疮成年女性,比较口服螺内酯与安慰剂,两组均可继续常规外用治疗。螺内酯起始50 mg/日,第6周后在耐受情况下增至100 mg/日。主要终点是12周Acne-QoL症状分量表(范围0–30分,分值越高表示相关生活质量越好),主要分析纳入342名有12周主要终点数据的受试者。[53]
12周调整后组间差值为1.27分(95%置信区间0.07–2.46),24周的预设次要评价差值为3.45分(95%置信区间2.16–4.75)。医生整体评价(IGA)作为次要终点(治疗成功同样定义为清除或几乎清除且至少改善两个等级):在有12周IGA评估数据的受试者中,螺内酯组治疗成功率为19%(31/168),安慰剂组为6%(9/160)。[53]
SAFA在24周观察到的量表组间差值大于12周,但24周属于预设次要评价。方案中的2分用于样本量设计;正式论文指出,这一分量表的最小临床重要差异(MCID)尚未确定。[53,54] 两项药物试验分别提供了外用治疗和成年女性口服治疗的证据,具体选择还需结合适用人群、合用治疗和指南建议。[46,47,52,53]
29
护理怎样支持持续治疗
护理需要兼顾清洁、保湿和治疗耐受。关于增加洗脸次数或改变清洁剂能带来多大痤疮改善,系统综述认为现有研究仍有限。[55] NICE建议每日两次使用非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型洁面产品(syndet,pH中性或弱酸性);选择保湿和防晒产品时,避免以油为基质或有致粉刺性的配方。[47]
清洁可去除皮表多余油脂和残留物。若洗后反复紧绷、脱屑,或用药时刺痛加重,可与医生讨论洁面、保湿及用药频率的安排。
外用维A酸类或过氧化苯甲酰可能引起干燥、脱屑、刺痛等反应。为降低刺激风险,NICE建议以隔日或短时接触方式开始治疗,耐受后再调整为标准应用。[47] 明显刺激或病情加重时,应及时与医生复核方案。
初始治疗通常在约12周评估疗效。复诊时可一起查看新发与持续皮损、刺激反应和生活影响,再决定继续或调整治疗。持续抠挤、抓挠皮损可能增加瘢痕风险。[47]
自行记录时,尽量固定光线、距离和角度,注明用药、疼痛与刺激的变化。连续的外观记录可以辅助医生了解病程,也有助于自己辨别新发皮损与旧印记的恢复。
30
甜食与奶制品的证据怎样理解
系统综述发现,高升糖指数或高血糖负荷饮食与痤疮发生及严重程度存在关联,部分干预研究方向相符。乳制品也存在观察性关联线索,但食品类型、人群背景和混杂因素差异较大。[56]
Smith等2007年随机分配年轻男性接受12周低血糖负荷饮食干预,记录到干预组皮损数量比对照组下降更多,同时体重与胰岛素敏感性也发生变化。[57] Kwon等2012年对32名轻中度痤疮受试者进行10周随机试验,在低血糖负荷组观察到皮损改善与部分组织标志物变化。[58]
这些试验改变的是持续数周的饮食安排,并伴随体重或代谢变化,结果支持从整体饮食模式考虑调整。[56,57] 对乳制品,现有资料仍以观察性关联为主,不同奶制品和人群的结论并不一致。日常管理宜兼顾整体营养与正在进行的治疗,避免因单次饮食和次日皮损恰好相继出现,就作出个人食物禁忌。[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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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抗痘研究时先问什么
阅读一项抗痘研究的摘要时,通常可以先确认四项信息:研究对象、比较方案、主要终点和观察时间。研究对象需具体到培养细胞、离体组织或特定患者人群;比较方案则需看清是否设有载体对照、安慰剂对照以及是否允许合用常规治疗。
再把结论和主要终点对照。复合配方得到的结果归于所测试的配方,皮脂或生化指标按实际测量结果报告,临床皮损和生活质量也各有评价标准。最后核对结果来自第几周、评估时是否仍在用药,以及停药后随访了多久。
这些关键信息通常都写在论文的方法和结果部分。即便只读一篇研究,先厘清它实际测量了什么,就能更稳妥地判断其结论是否适用于眼前的皮肤问题。
NOTICE
阅读与配图说明
本文用于皮肤科学与化妆品研发知识科普,不构成个体化诊疗建议。研究结果应结合模型、剂量与评价终点理解。AI辅助配图仅作概念示意,结构、比例和细节可能简化或存在误差,不替代实验成像及诊断依据。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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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引为v1预印本,2026年7月16日发布;作者团队包含Beiersdorf AG研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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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琦 博士
深圳茵诺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大学 天然有机化学博士
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CC) 药物化学 博士后 Research Fellow
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行业导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行业导师
国际化妆品化学家学会联盟(IFSCC)会员
中国化学会会员 美国化学会会员
深圳市生物医药促进会 药理研究与转化应用专业委员会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