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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7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正式发布，新型抗结核药普托马尼片成功纳入医保。这一突破意味着我国耐药结核病患者将告别用药难的困境，治疗可及性与可负担性显著提升，耐药结核防控迈入“疗程短、疗效优、可及广”的普惠新阶段。 普托马尼由科学慈善机构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TB Alliance，以下简称TBA）主导研制，于2019年获美国FDA批准上市，复星医药子公司红旗制药负责该药在中国的市场化。该药物与贝达喹啉、利奈唑胺组成的“BPaL”方案，具有用药少、全口服、疗程短的特点，能将耐药结核的治疗周期从传统方案的2年大幅缩短至6个月，治愈率超90%，是耐药结核治疗领域的重大突破。基于其卓越疗效，该方案获世界卫生组织《耐药结核病治疗整合指南》推荐。 审视普托马尼依托科学慈善模式所实现的研发路径，对社会力量参与生物医药创新的独特作用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也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耐药结核之困 直至21世纪，结核病这一古老瘟疫仍在无声肆虐，其带来的苦难触目惊心：全球约三分之一人口潜伏感染，每日约5000人因结核病失去生命；结核病也是艾滋病患者的主要死因，三分之一患者因此去世；在贫困地区结核病尤为猖獗，老人、妇女和儿童首当其冲；疾病使患者家庭收入骤降三分之一，而贫困又进一步加剧感染风险，形成“因病致贫、因贫易感”的恶性循环。由于结核病多发生于贫困人群，缺乏商业吸引力，药企投入意愿低迷，致使近半个世纪无新药问世，世界深陷结核之困。 面对这一严峻的全球健康挑战，2000年2月，多家国际机构在南非开普敦共同签署《开普敦宣言》，凝聚加速结核新药研发的共识，并由此催生了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为暗夜中的苦难人点亮了一盏希望之灯。 结核病的防控一直面临治疗周期过长的挑战。普通敏感结核通常需持续治疗6至9个月，而耐药结核的疗程更长达18至24个月。这种漫长的治疗过程在资源匮乏、结核病高发的地区尤为棘手，它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还加剧了耐药菌株的产生与传播。久病不愈导致传染链持续，发病率居高不下。因此，研发能够显著缩短疗程的新药已成为当务之急。 转机源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带来的科学革命。这项由中、美、英等六国科学家于1990年启动的宏伟工程，催生了基因组学、生物芯片技术和组合化学等一系列突破性工具。1998年，结核分枝杆菌全基因组测序完成，为科学家深入解析其致病机制、寻找全新药物靶点打开了大门。在抗结核药物研发历经约30年的停滞期后，希望在新旧世纪的交汇处显现。 TBA在梳理候选药物时，重新关注到一篇1979年发表于《药物化学杂志》的论文《Potential radiosensitizing agents. Dinitroimidazoles》。该研究原本旨在开发能增强放疗效果的癌症放射增敏剂，虽因毒性问题而被搁置，却无意中揭示了一类具有潜力的化合物结构。 2000年，发表于《自然》期刊的里程碑式论文《A small-molecule nitroimidazopyran drug candidate for the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标志着突破的到来。研究者敏锐地追溯到1979年那篇关于放射增敏剂研究的文章。通过对先导化合物进行精妙的化学修饰，科学家成功地去除了其毒性，最终获得了代号PA-824的候选药物——它就是后来的普托马尼。 ●在《自然》期刊发表的里程碑式论文。25年后，得益于科学慈善，该研究成果最终得以造福社会、惠及大众。我们与该论文的共同作者、华人科学家、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前任首席科学官袁鹰博士本人取得了联系，当提及这一过程之不易时，他表示“作为作者之一, 我为能为824新药的早期研发出了些力感到非常高兴。” 新药求索的25年 刚刚成立的TBA对PA-824如获至宝。该化合物最初由奇龙公司（Chiron）持有专利，2002年6月，TBA与该公司签署独家授权协议，成功获得PA-824的全球开发权。奇龙公司同时作出郑重承诺：若PA-824未来成功上市，将放弃在低收入国家销售该药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然而从化合物到患者最终可用，还需经历千难万险。面对“疗效与安全性必须达标、研发速度必须加快、药品必须可负担”等种种挑战，TBA“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多个维度系统地展开工作： 首先，新药开发的资金储备来自慈善捐赠。在TBA成立初期，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800万美元，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2500万美元，为履行其“重振结核药物研发格局”的使命奠定了基础。随后，惠康基金、塞奎拉全球结核病基金会、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囊性纤维化基金会、全球卫生创新技术基金等机构慷慨解囊。至2005年，TBA已筹集1.86亿美元。2006年，盖茨基金会再次追加1.04亿美元捐赠，为后续成功开发新药储备了雄厚的资金。 其次，携手全球多家领先医药企业进行技术攻关，各展所长。瑞士诺华致力于研究更高效合成路线以降低生产成本；英国阿斯利康资助举办“开放论坛”，协调解决结核病药物注册和审批等关键监管政策问题；英国葛兰素史克利用其庞大的化合物库，对约600种化合物进行抗结核杆菌体外活性筛选，成功发现新的先导化合物；德国默克和美国礼来的化学家团队分别研发出TBAJ-587、TBAJ-876等新型抗结核候选药物；强生旗下杨森制药开发的贝达喹啉，日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BPaL”方案药物之一；甚至食品饮料公司百事也加入其中，运用其专有的味觉映射技术平台分析改善结核病药物口感，以提升儿童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第三，审批监管环节打破常规、加速推进。2007年，普托马尼获美国FDA授予孤儿药资格，此举为项目推进提供了关键支持，并豁免了新药申请所需缴纳的近100万美元费用。2019年，含普托马尼的BPaL（贝达喹啉+普托马尼+利奈唑胺）三药联用方案通过美国FDA的“有限人群抗细菌和抗真菌药物途径（LPAD Pathway）”加速获批。该方案突破了传统逐一验证单药再组合的线性研发模式，开创了“治疗方案优先”的新路径——在临床前阶段即筛选具有协同作用的药物组合，将全新治疗方案的开发周期从传统的约24年大幅缩短至6年，效率提升75%。在此框架下，关键注册临床研究Nix-TB作为一项开放标签的单臂试验，虽未设立随机对照组，但其约90%的治愈率构成了支持加速审批的有力临床证据。 ●2011年TBA年度报告中关于缩短药物研发周期的示意图 最后是逐步完善药品可及体系。TBA通过构建多元化供应链与深化本地化实施两大支柱，系统提升了药品可及。在供应端，通过非独家授权方式，允许多家符合国际标准的仿制药企业生产普托马尼，通过市场竞争显著降低药品成本，并借助全球药品基金等采购平台，确保中低收入国家能够稳定获取药物。 在实施端，依托LIFT-TB、PeerLINC等项目，在重点国家开展操作性研究、生成本土化疗效证据，并通过国家间互助的专家网络进行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帮助当地卫生系统更新治疗指南、培训医护人员，从而快速将治疗方案整合进国家结核病防治体系，最终实现药品“不仅可供，而且可用、会用”，成功将BPaL/M方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惠及全球患者。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抗击结核病的全球行动中也展现了多层次、系统化的贡献。在研发端，国家级科研机构深度参与：自2007年起，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等顶尖机构与TBA开展深度合作，联合筛选数千种化合物，并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资助，体现了国家层面对结核病基础研发的持续投入。 在审批与临床研究端，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防痨协会、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发挥核心作用，通过传染病动力学模型评估BPaL方案在我国的应用潜力。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对普托马尼实行“早期介入、全程指导”，加速其于2024年12月正式获批，打通了药品上市的“最后一公里”。 在可及性与基层落地端，复星医药旗下红旗制药不仅将普托马尼引入国内，还联合复星基金会通过荣获中华慈善奖的“乡村医生”项目网络，在12省18家医院向患者赠送价值300万元普托马尼药品，为BPaL方案等高疗效抗结核药物在农村及高负担地区的快速普及构建了坚实的递送桥梁。 来自普托马尼的启示 普托马尼自2000年首次作为化合物被研究，到2025年纳入中国医保，完美诠释了“科学慈善”这一创新范式如何重塑重大疾病药物的研发路径。这一历程中，有三点尤为突出。 一是贯彻3A策略，产出有效成果。TBA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可及性”为导向的3A策略，将“可负担、可采纳、可获得”贯穿于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发、直至推广应用的每一个环节： 可负担（affordability）：TBA在每一个项目中都明确要求研发出的药物必须让发展中国家的患者能够负担得起。为实现这一目标，其在所有合作合同中均包含了与专利方商定的公平定价条款，从制度上控制终端成本。 可采纳（adoption）：TBA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各国卫生部门等权威机构合作，为将新方案纳入全球及各国的标准治疗指南奠定基础。其选择的候选药物都注重服用的便利性，例如支持口服给药，并能与其他药物（如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兼容，极大提升了临床应用的可行性。 可获得（available）：TBA致力于利用拓展全球与各国的资金及采购机制，积极与全球基金、全球结核病药物基金等组织合作，并联合各国结核病防治规划、患者组织，共同确保新疗法能真正送达患者手中。 二是强调伦理价值，注重影响力评估。TBA善于运用鲜明的数据对比来凸显工作的公共价值和伦理意义，从而赢得广泛支持。一方面，TBA历年报告不断强调，全球有三分之一人口感染结核分枝杆菌，每天有5000人因此死亡，结核病更是导致艾滋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而近40年已无抗结核新药问世。这些数据清晰地揭示了需求的紧迫性。另一方面，TBA也用数据展示其贡献：通过模式创新，将新药方案开发周期从传统的24年大幅缩短至6年，效率提升75%；更将耐药结核病的治愈率从约50%-60%显著提升至90%以上。用数据形成的强烈对比，有力地证明了干预的有效性，为争取各国政府支持、构建合作生态提供了有力依据。 三是开放合作，最大化投入产出比。作为一个“虚拟”的研发组织，TBA自身不设实验室或临床诊所，而是选择以联合开发、外包等形式，整合利用全球合作伙伴的网络、专业知识和现有资源，从而显著降低运营成本。这种轻资产、重协作的运营模式，使其能够将绝大部分资源集中于核心的研发使命。其日常管理费常年维持在10%左右，而研发投入占比达70%以上。据测算，截至目前，对TBA每投入1美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价值为2美元，已产生稳定确切的社会回报，具备一定的杠杆效应。 回顾这二十五年，科学与慈善始终相伴相生，突破了传统线性研发的局限，构建了一个科学发现与慈善投入相互催化、持续增强的循环体系。慈善助力了早期的高风险科学探索，而科学的突破又反哺了慈善事业的扩大与发展。 据科学家测算，含普托马尼在内的BPaL治疗方案可在未来十年内治愈我国20.43万例耐药结核病患者。历经二十五载，普托马尼成功研发的历程与普惠众生的前景，深刻体现了科学智慧与慈善精神的协同力量。 作 者 简 介 徐伟，《中国慈善家》杂志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研究员，集智俱乐部上海站联合创始人，原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宣调部部长。有13年慈善公益从业经历，长期为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会服务机构提供慈善方面的服务。致力于以慈善方式支持青年科学家，加速生命科学领域新发现。 往期推荐 _ ●丁胜：支持科学研究是对人类未来最深远的投资 ► 点击阅读 _ ●构建科研创新的金字塔，小米怎么做科学慈善？ ► 点击阅读 _ ●科学就是最大的慈善吗？ ► 点击阅读 _ ●1000万元科学大奖背后的“顶科事业” ► 点击阅读 求点赞 求分享 求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