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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6，美国制药巨头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简称BMS）今日确认，已签署协议出售其在中国合资公司——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Sino-American Shanghai Squibb Pharmaceuticals，简称SASS）60%的控股权。该交易标志着BMS在中国战略重心的重大调整，进一步聚焦创新药物业务。 SASS成立于198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家中美合资制药企业，拥有位于上海的大型生产基地，主要生产抗生素、心血管药物、镇痛药及代谢类药物。此次出售涉及的资产包括该生产基地及部分在中国市场的成熟药品，如乙肝抗病毒药物博路定（Baraclude）、心血管药物蒙诺（Monopril）及抗生素Velosef等。 据市场传闻，此次交易的接盘方可能为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但BMS方面未予证实。 /01/ 曾经的合资公司 近年来，中国医药市场的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早期进入中国的中美合资药企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业务调整，部分企业甚至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或改变运营模式。以下是几家具有代表性的合资药企的经营现状及变化趋势： 图源：抖音截图（侵删） 中美上海施贵宝成立于1982年，是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药企。2025年9月，百时美施贵宝（BMS）宣布将出售其在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SASS）60%的股权。 此次出售是BMS优化全球资源配置、聚焦核心业务的战略举措。近年来，随着中国集采政策的推进，SASS的核心产品如卡托普利、二甲双胍等原研药利润被压缩，业绩下滑。此外，其品牌药在OTC和保健品领域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此次股权出售完成后，SASS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接手方高瓴资本关联公司有望通过重整和成本优化，继续运营这些在中国市场上仍有一定品牌认可度的老产品。 中美史克：曾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合资药企，旗下芬必得、新康泰克等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2024年，GSK（中美史克的外方母公司）宣布将旗下核心产品贺普丁（拉米夫定片）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利出售给德屹润江。 2025年4月，达仁堂将其持有的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12%的股权转让给赫力昂（中国）有限公司和赫力昂（英国），至此，赫力昂集团的持股比例增至100%，中美史克正式迈入外资全资控股的新纪元。 中美史克的退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赫力昂作为新的控股方，将继续运营中美史克的核心产品，并可能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而GSK则通过出售非核心资产，聚焦于创新药的研发和推广。 西安杨森：1985年成立，是美国强生在中国的第一家子公司，曾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医药商业化人才。 在西安杨森成立10年后，1995年，美国强生在中国成立了又一家合资公司：上海强生制药。2005年，上海强生制药变为美国强生独资公司。2007年，在吸收四家中方股东股份后，美国强生对西安杨森的控股比例达到70%。 2023年，强生将西安杨森更名为“强生创新制药”，并将其制药业务整合至强生名下。近年来，西安杨森的业务重心逐渐向创新药转移，同时也在不断优化产品线和运营模式。 作为强生在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杨森将继续依托强生的全球资源，推动创新药在中国的上市和推广。同时，其在传统领域的优势产品仍将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 /02/ MNC早期新药研发今何在? 跨国药企早研部门（普遍意义上的新药研发部门）更是纷纷退出中国。以小编所在的上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TOP10跨国药企，有6家关闭了中国早期新药研发中心。 2015艾伯维于关闭了其在中国的肾病研发中心。2017年，罗氏生物研发团队做了人员裁减，两年后又重新组建早研团队，聚焦肿瘤自免抗感染等领域，不过独立运营的传言一直甚嚣尘上。2017年礼来关闭了上海张江研发中心。2017年，GSK宣布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疾病研发中心，部分关键项目转入美国研发中心。2017年，阿斯利康剥离中国临床前研究业务，成立本土药企迪哲医药，其阿斯利康亚洲研发中心独立而来。2019年11月，诺华宣布关闭中国早期研发中心，决定转化临床肿瘤（TCO）团队与中国转化和临床研究的团队进行合并。此外，2015年诺华还曾解散中国生物研发部门。 这些曾经的跨国药企目前已经很少真正有早研部门在中国运营，随着中国biotech在全球新药研发的地位开始变得居住轻重，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约有60%的新药资产引进发生在中国。取而代之的是“对外合作”创新研发中心。 例如，诺和诺德2015年在北京设立INNOVO中心，通过与中国本土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推动创新药物研发。2017年礼来在上海成立中国创新合作中心，聚焦于通过与中国本土协作，推动早期新药研发工作。2019强生在上海设置了JLAB全球网络性开放创新生态体系，旨在通过开放创新平台，与本土创新力量合作，推动研发和商业化。罗氏中国加速器于2021年5月在上海张江正式启动，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这是罗氏全球首个自主建立并运营的加速器，目标与定位：罗氏中国加速器聚焦创新药物研发、诊断和个体化医疗、人工智能（AI）及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医学前沿领域，寻找在这些领域内进行颠覆性创新的初创企业。2023年，拜耳在北京布局了首个创新中心——拜耳·亦庄开放创新中心，致力于搭建全球领先的概念验证平台和临床试验信息数据运营平台。 /03/ 从“合资”到“退出” MNC为何纷纷出售在华合资资产？ 近年来，跨国制药企业出售在华合资资产的现象愈发频繁。继2024年比利时优时比（UCB）出售其在华神经与过敏药物组合后，BMS此次出售SASS控股权，再次引发行业关注。这一趋势背后，折射出中美医药合作格局的深刻变化。出售潮背后的动因可以总结如下： 1. 战略转型：从“制造”到“创新”    多家跨国药企正从传统的合资制造模式，转向聚焦高附加值的创新药物业务。BMS此次出售的SASS主要承担成熟药品的生产任务，与其全球创新战略渐行渐远。 2. 市场环境变化：集采与价格压力    中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VBP）持续推进，导致大量成熟药品价格大幅下滑，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外资药企在华销售传统药品的回报率显著下降，出售成为理性选择。 3. 政策与监管不确定性    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中国对外资药企在数据安全、技术转移等方面的监管趋严，增加了外资企业在华运营的不确定性与合规成本。 4. 资本优化与财务回报    出售非核心资产可为跨国药企带来一次性现金流，用于支持全球研发管线或高潜力市场的扩张。例如，BMS近期在中国仍积极布局创新药，如与BioNTech合作开发的PD-1/VEGF双抗BNT327。 /04/ 中美合资药企的“退潮”是否意味着“脱钩”？ 并非如此。虽然部分跨国药企选择退出传统合资模式，但这并不代表其全面撤离中国市场。相反，更多企业正通过授权合作、产品引入、本土研发等方式，深化在中国的创新药布局。 例如，BMS仍在中国推进多个肿瘤免疫治疗项目；辉瑞、诺华等也在加速引入全球新药。中国本土药企如百济神州、恒瑞医药等，则成为跨国企业合作的新对象。 近年来MNC在中国“买买买”真的是停不下来。全球TOP10公司每家公司都和中国公司有合作 辉瑞引进三生制药PD-1/VEGF双抗SSGJ-707（中国内地除外全球权益），获12.5亿美元首付款、最高48亿美元里程碑付款及双位数销售分成，另获辉瑞1亿美元股权投资 。 艾伯维引进先声GPRC5D/BCMA/CD3三抗SIM0500，支付首付款及最高10.55亿美元选择性权益与里程碑付款，双方共享不同区域销售分成，其引进和明济生物TL1A抗体的财务细节未公开 。 强生引进传奇生物BCMA CAR-T疗法，支付3.5亿美元首付款，传奇生物已获3亿美元里程碑付款，双方按50:50（大中华区外）、70:30（大中华区）共享成本与利润 。 诺华两次引进舶望生物心血管siRNA疗法，首次交易总额41.65亿美元，第二次获1.6亿美元首付款及最高52亿美元里程碑付款，两次合计约94亿美元 。 默克引进礼新医药PD-1/VEGF双抗LM-299，支付5.88亿美元首付款及最高27亿美元里程碑付款 。 罗氏引进宜联生物c-MET ADC YL211，支付5000万美元首付款及近期里程碑款、最高10亿美元后续里程碑付款与销售分成。 BioNTech以9.5亿美元收购普米斯生物（含8亿美元收购款及1.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此前曾以5500万美元首付款+超10亿美元里程碑付款引进其一款药物权益 。 Summit引进康方生物PD-1/VEGF双抗依沃西，支付5亿美元首付款及最高4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合计50亿美元，另加低两位数销售提成。 百利天恒将其EGFR/HER3双抗ADC以**最高84亿美元的总金额授权给BMS，并获得惊人的**8亿美元首付款； GSK引进B7-H4 ADC（HS-20089）全球独占权（不含大中华区）。翰森获得8500万美元首付款，并有资格收取最多14.8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总交易规模15.7亿美元。商业化后GSK还将支付大中华区外全球净销售额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GSK翰森B7-H3 ADC（HS-20093）全球独占权（不含大中华区）。翰森获得1.85亿美元首付款，并有资格收取最多15.2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总交易规模17.1亿美元。同样附带大中华区外全球净销售额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阿斯利康和和铂医药签署战略合作，阿斯利康将获得两项临床前免疫学项目的授权许可选择权，和铂医药将获得总计 1.75亿美元的首付款、近期里程碑付款和额外新增项目的选择权行使费， 以及最高达44亿美元的研发及商业里程碑付款 ，外加基于未来产品净销售额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另外，阿斯利康还将认购和铂医药9.15%的新发行股份。此次确立全球战略合作关系之前，和铂医药与阿斯利康已有多年的合作基础，包括2022年Claudin18.2/CD3双抗的授权（2500万美元预付款+3.25亿美元里程碑+销售分成）、2024年一款临床前单抗项目的授权（1900万美元预付款+1000万美元近期里程碑+5.75亿美元里程碑+销售分成）等。 阿斯利康以6,300 万美元首付款、最高 11.25 亿美元里程碑及低双位数全球销售提成，从康诺亚/KYM Biosciences 获得 Claudin 18.2 ADC CMG901 的大中华区外独家权益，交易总额 11.88 亿美元。 阿斯利康引进和康诺亚CLDN18.2 ADC，BMS引进四川百利的EGFR/HER3双抗ADC，mRNA明星公司BioNTech以10亿美元收购普米斯生物，以及著名的Summit引进康方生物PD-1/VEGF双抗的交易，另外还有很多很多biotech从中国引进中国创新药资产。 诺和诺德与联邦生物（联邦制药子公司）就 GLP-1/GIP/GCG 三靶点激动剂 UBT251 达成全球（不含大中华区）独家许可：联邦制药获得 2 亿美元首付款（已到账 1.8 亿美元，扣丹麦预提税后）及 最高 18 亿美元里程碑（开发-注册-销售三阶段），外加 低双位数全球净销售额分成，总潜在价值 约 20 亿美元；诺和诺德负责海外开发、生产与商业化，并计划尽快启动肥胖适应症的全球 1/2 期试验。 根据医药魔方统计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跨国药企从中国引进新药资产交易金额（803亿美元）占全球一半，交易数量占全球3成。 /05/ “合资”升级“合作” BMS出售SASS控股权，是跨国药企在华战略转型的缩影。 总体来看，这些早期进入中国的中美合资药企在中国医药市场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中国医药工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然而，随着中国医药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这些合资企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部分企业通过出售资产、调整业务布局等方式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或改变运营模式，而另一些企业则通过聚焦创新药、优化产品线等策略继续在中国市场发展。 未来，随着中国市场对创新药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本土企业研发能力的提升，中美医药合作将进入一个更加多元、灵活和深度的新阶段。中美医药合作正从早期的“制造合资”模式，转向更高层次的“创新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