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映恩生物宣布与罗氏旗下Genentech达成全球合作。映恩将获得4500万美元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开发、注册和商业化里程碑,以及分层销售提成。10亿美元级BD已经不算罕见,映恩这笔交易仍有一个不同点:签约时,双方没有对外披露具体靶点和候选药。按照协议,Genentech提出肿瘤靶点,映恩使用DUPAC新型载荷平台完成ADC发现和临床前开发,并负责全球Ⅰa期研究。Ⅰa期之后,Genentech接手后续临床和商业化。
罗氏此前已经两次与宜联生物合作:2024年引进临床前阶段的c-MET ADC YL211;2026年1月,又以5.7亿美元首付款及近期里程碑引进已进入Ⅲ期的B7-H3 ADC YL201。如今再与映恩开展平台合作,合作起点已经从临床资产提前到靶点和载荷选择阶段。
三笔交易放在一起看,罗氏在中国的合作对象已从单个ADC延伸到能够持续产生候选药的平台。而且,不仅是罗氏,其他多家MNC企业纷纷与中国药企进行研发合作,蔚然成风。
罗氏拓展研发管线至ADC
罗氏曾凭借赫赛汀、阿瓦斯汀和美罗华建立全球肿瘤业务优势,也很早进入ADC和肿瘤免疫治疗。Kadcyla和Polivy均出自罗氏体系,Tecentriq也是较早上市的PD-L1抗体。
但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这一轮竞争中,行业主导权最终落到默沙东手中。2024年,Keytruda销售额达到295亿美元;Tecentriq虽然覆盖多个适应症,却没有形成相同的销售规模和联合治疗生态。
ADC市场随后进入由Enhertu、Trodelvy等产品推动的新阶段。更高药物抗体比、可裂解连接子、旁观者效应和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载荷,明显扩大了ADC在实体瘤中的应用。第一三共、阿斯利康、吉利德等公司由此建立先发优势。
罗氏原有抗体研发、诊断和全球临床体系仍然完整,但要快速补充新靶点、新载荷和新一代连接技术,只靠内部研发速度不够。宜联和映恩由此进入其全球ADC布局。三笔交易,对应三个研发阶段
2024年签约时,YL211仍处于临床前至IND阶段。宜联获得5000万美元首付款及近期里程碑,并与罗氏共同推进Ⅰ期。此后YL211获得美国IND许可并进入全球Ⅰ期,已经出现在罗氏研发管线中。YL201的情况完全不同。签约时,该项目已在小细胞肺癌和鼻咽癌中开展两项Ⅲ期研究,并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宜联保留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权益,罗氏获得其他地区的开发和商业化权。对应的首付款及近期里程碑达到5.7亿美元。映恩此次合作处在更早阶段。公告没有披露项目数量、靶点和候选药,4500万美元仅为首付款。Genentech获得合作ADC的全球独家权益,映恩负责将项目推进至全球Ⅰa期。
因此,宜联的5.7亿美元与映恩的4500万美元不能按同一口径比较。5.7亿美元包括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背后已有临床数据、Ⅲ期进度和监管认定;4500万美元是平台合作首付款,后续价值要随候选药确定、IND获批和Ⅰ期数据逐步兑现。两组数字的差距,主要来自研发阶段、临床确定性和权益范围,并不直接代表罗氏对两家企业技术评价的高低。合作起点提前到靶点
Genentech指定靶点,映恩负责药物发现至全球Ⅰa期,合作标的由现成管线前移至早研能力。
过去几年,中国创新药出海主要以单项资产授权为主。企业先把产品推进到临床前或临床阶段,再寻找海外合作方。此次合作采取了另一种分工:Genentech提出研发需求,映恩负责ADC设计、候选药筛选、临床前研究、IND和早期人体试验。
对于Genentech,这种安排可以同时布局若干早期项目,在出现人体安全性和初步疗效信号后,再决定后续投入。映恩承担更多早期研发工作,换取首付款、里程碑和销售提成,同时减少后期全球注册与商业化支出。
类似交易的首付款通常不会达到成熟资产的水平。2024年,BioNTech取得宜联TMALIN平台用于若干自选靶点的许可选择权,首付款为2500万美元;2022年,赛诺菲提供候选抗体,由天演药业利用SAFEbody平台完成最多4个掩蔽抗体项目,首付款为1750万美元。映恩获得4500万美元首付款,说明DUPAC平台和其全球早期临床执行能力已经获得认可。由于项目数量没有披露,目前无法计算每个靶点对应的价格。中国ADC平台为何受到MNC关注?
成本和研发效率仍是合作考虑因素,但不足以解释近年来大额交易的密度。更关键的变化,是国内ADC企业已经积累了较完整的工程和临床开发能力。工程经验逐渐沉淀为平台
ADC的治疗窗由多个环节共同决定,包括靶点表达、抗体内吞、连接子稳定性、载荷机制、药物抗体比、偶联位点和旁观者效应。一个项目的经验可以继续用于下一款候选药,因此密集研发本身会形成技术积累。国内企业已经建立多种平台。映恩拥有DITAC、DIMAC、DIBAC和DUPAC;宜联的TMALIN强调肿瘤微环境激活型连接载荷;科伦博泰通过OptiDC持续产生不同靶点的ADC;启德医药则推进iLDC、iGDC酶促定点偶联技术。这些平台的成色,最终要看有多少候选药进入IND和临床,也要看合作方会不会追加项目。从候选药到Ⅰ期的衔接更快
IQVIA数据显示,中国在2025年的Ⅰ期临床活动中处于领先位置,中国企业与国际药企之间的研发交易也创下新高。国内肿瘤临床中心、患者资源、CRO/CDMO供应链和监管效率,使候选药能够较快完成CMC、毒理、IND和首次人体试验。近年来又有更多团队开始按照FDA和全球多中心标准同步开发。早期项目多、失败率高,大型药企希望尽快拿到人体安全性、药代和初步疗效数据,再把资金集中到少数项目上。由中国企业承担发现至Ⅰ期,可以加快这轮筛选。多次合作降低了执行风险
科伦博泰与默沙东的合作从单项ADC扩展到7个临床前ADC,后者为这组项目支付1.75亿美元首付款,潜在里程碑最高93亿美元。映恩先后与BioNTech、GSK和Genentech合作;宜联在YL211之后获得BioNTech多靶点平台合作,罗氏随后又引进YL201。连续合作可以验证项目管理、数据质量、CMC衔接和跨境沟通能力,也让MNC更愿意把多个项目放到同一平台上推进。DUP5、DUP9和DUP10:载荷开始换机制
目前多款主流实体瘤ADC使用DXd、SN-38等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载荷。随着这类药物进入更前线治疗,后续出现耐药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如果新ADC继续使用相近载荷,即使更换靶点,也可能遇到交叉耐药。相关研究发现,TOP1变化、药物外排增强和DNA损伤修复改变,都可能降低肿瘤对Top1载荷的敏感性。采用不同作用机制的载荷,有机会绕开其中一部分耐药。不过,抗原丢失、内吞下降和胞内转运异常造成的耐药,并不能单靠更换载荷解决。DUP5通过抑制eIF4A阻断mRNA翻译;DUP9属于海鞘素衍生物,通过结合DNA小沟并抑制转录发挥作用。两类载荷均避开Top1抑制路径。临床前研究中,DUP5和DUP9在部分对DXd类载荷不敏感的模型里仍显示活性。现阶段的数据仍来自临床前研究。DUP5和DUP9能否在人群中克服耐药,要看Ⅰ期的安全性、药代和疗效结果。新作用机制也可能带来新的毒性,治疗窗仍是关键。DUP10首次明确为NMT抑制剂载荷
映恩最新中期业绩材料披露,DUP10是一类N-肉豆蔻酰基转移酶(NMT)抑制剂载荷。NMT负责把肉豆蔻酸连接到蛋白质N端,这种修饰会影响蛋白质的膜定位和功能,并参与生长因子信号、囊泡运输、线粒体生成及肿瘤细胞代谢。NMT抑制剂此前主要按小分子药物开发,系统用药面临治疗窗挑战。把高活性的NMT抑制剂做成ADC载荷,目的在于利用抗体将其更多递送到肿瘤细胞,减少正常组织暴露。这套思路能否改善安全性,仍需临床数据验证。NMTi-ADC已经得到MNC关注。2026年7月,诺华宣布以11亿美元首付款、最高4亿美元里程碑收购Myricx Bio,获得其NMTi-ADC平台,以及B7-H3和HER2两项临床前项目。诺华在公告中明确提到,希望用新型载荷应对TOPO-1 ADC的局限和耐药。
国内的宜联、恒瑞等企业也已提交NMTi-ADC相关专利申请。专利布局说明研发方向正在升温,但与确定候选药、申报IND和获得人体数据仍是几件不同的事。DUP10机制公开后,DUPAC的载荷范围进一步明确:DUP5作用于mRNA翻译,DUP9干预DNA转录,DUP10抑制蛋白质肉豆蔻酰化,三者都与主流Top1载荷错开。总结与展望
罗氏与宜联、映恩的三笔交易,覆盖早研平台、临床前项目和Ⅲ期资产。恒瑞、信达、石药、科伦博泰等企业也采用了相近模式:中国Biotech开始参与MNC的药物发现和全球Ⅰ期开发,合作由单项管线授权逐步前移至早研阶段。
映恩获得4500万美元首付款,证明DUPAC已进入Genentech的研发体系,但项目数量、候选药及权益安排尚未披露。后续需关注首个候选药和IND进度,以及DUP5、DUP9、DUP10能否获得区别于Top1载荷的治疗窗。
对国内平台型企业而言,签约只是开始。早研交付能否换来合作方追加项目、更高首付款、区域权益和利润分成,才决定中国ADC平台最终能够保留多少价值。
注:本文仅作产业信息分析,不构成投资或医疗建议;交易信息截至2026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