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iptadil

一、基本性质英文名称：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10-28), human/bovine/porcine/rat；Tyr-Thr-Arg-Leu-Arg-Lys-Gln-Met-Ala-Val-Lys-Lys-Tyr-Leu-Asn-Ser-Ile-Leu-Asn-amide单字母多肽序列：YTRLRKQMAVKKYLNSILN-NH₂中文名称：血管活性肠肽 (10-28)（人 / 牛 / 猪 / 大鼠来源，序列一致）等电点（pI）：通过氨基酸残基解离常数计算，其 pI 约为10.2-10.5（因 Arg、Lys 等碱性氨基酸占比高，整体呈强碱性）CAS 号：无通用单体 CAS 号（全序列多肽因合成工艺差异无统一登记号，片段及衍生物存在定制化登记，如部分科研用 VIP (10-28) 衍生物 CAS 可参考 170148-18-6，为特定修饰品）分子量：理论分子量为2290.6 Da（含 C 端酰胺化修饰，无酰胺化时为 2308.6 Da）来源与保守性：人、牛、猪、大鼠的 VIP (10-28) 序列完全保守，为 VIP 全长肽（1-28）的 C 端活性片段，C 端酰胺化是其生物活性必需结构。二、应用领域神经科学研究：用于探究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中 VIP 的信号通路，如神经突触传递、神经元存活及胶质细胞调控。免疫调节研究：应用于免疫微环境调控实验，分析其对 T 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心血管生理与病理研究：用于血管舒张机制、心肌保护及高血压相关病理模型的机制验证。代谢与内分泌研究：探究其对胰岛功能、糖脂代谢的调控作用，以及与胃肠道激素网络的协同效应。药物靶点开发：作为 VIP 受体（VPAC1、VPAC2、PAC1）的特异性配体，用于靶向药物的筛选与验证。三、应用原理受体特异性结合：VIP (10-28) 可特异性结合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家族的 VPAC1、VPAC2 及 PAC1 受体，其中对 VPAC2 的亲和力接近全长 VIP，通过激活受体下游信号通路发挥生物效应。信号通路激活：结合受体后可启动 cAMP/PKA、PLC/IP3/Ca²⁺等经典通路，调控靶细胞的基因表达与功能活性。结构 - 活性依赖：C 端酰胺化修饰维持其空间构象，确保与受体的高效结合；序列中碱性氨基酸（Arg、Lys）为受体结合的关键位点，缺失则显著降低活性。物种保守性优势：因跨物种序列一致，可在不同动物模型（大鼠、小鼠、猪等）中开展实验，结果具备良好的跨物种可重复性。四、药物研发受体靶向药物筛选：将 VIP (10-28) 作为阳性对照或配体探针，构建受体结合模型，筛选高选择性 VPAC1/VPAC2 激动剂 / 拮抗剂，用于治疗自身免疫病、神经退行性疾病。长效修饰衍生物开发：通过 PEG 化、脂肪酸链偶联等修饰，延长 VIP (10-28) 的体内半衰期，研发用于慢性疾病（如慢性炎症、神经损伤）的长效制剂。靶向递送载体构建：将其与纳米载体或抗体偶联，实现药物向 VIP 受体高表达组织（如中枢神经、免疫器官）的靶向递送，降低脱靶效应。联合用药策略探索：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神经营养因子联用，用于增强肿瘤免疫治疗效果或促进神经损伤修复，已在预临床模型中开展协同效应验证。五、作用机理神经调控机理激活神经元及星形胶质细胞上的 VPAC2 受体，升高胞内 cAMP 水平，促进神经营养因子（BDNF、NGF）分泌，抑制神经元凋亡；调控突触前膜递质释放，增强 γ- 氨基丁酸（GABA）能突触传递，参与中枢神经系统的镇静、抗焦虑作用。免疫调节机理作用于巨噬细胞 VPAC1 受体，抑制促炎因子（TNF-α、IL-6）释放，促进抗炎因子（IL-10）分泌，缓解过度炎症反应；诱导调节性 T 细胞（Treg）分化，增强免疫耐受，用于自身免疫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的机制干预。心血管作用机理通过激活血管内皮细胞 VPAC 受体，促进 NO 合成与释放，介导血管平滑肌舒张，降低外周血管阻力；对缺血心肌具有保护作用，通过抑制心肌细胞氧化应激和凋亡，改善心肌微循环灌注。代谢调控机理结合胰岛 β 细胞 VPAC2 受体，促进胰岛素分泌，同时调控胰岛 α 细胞胰高血糖素释放，维持血糖稳态；作用于胃肠道平滑肌及腺体，调节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参与营养物质吸收调控。六、研究进展受体选择性研究：近年发现 VIP (10-28) 对 VPAC2 的选择性显著高于 PAC1，通过定点突变（如 Lys→Ala）可进一步增强受体亚型特异性，为亚型靶向药物开发提供依据。神经免疫交互领域：证实 VIP (10-28) 可通过 “神经元 - 胶质细胞 - 免疫细胞” 调控轴，缓解多发性硬化（MS）模型小鼠的神经炎症，其机制与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相关，已进入临床前验证阶段。代谢疾病应用：在 2 型糖尿病小鼠模型中，VIP (10-28) 可改善胰岛功能、降低胰岛素抵抗，联合 GLP-1 受体激动剂可实现协同降糖，相关研究为代谢综合征联合治疗提供新策略。递送技术突破：利用血脑屏障穿透肽（TAT）与 VIP (10-28) 融合，实现中枢神经系统靶向递送，在阿尔茨海默病模型中成功改善认知功能，解决了天然多肽难以入脑的难题。临床转化探索：针对特应性皮炎的 VPAC2 激动剂（基于 VIP (10-28) 结构优化）已开展 Ⅰ 期临床试验，可显著降低皮肤炎症评分，且安全性良好。七、相关案例分析案例 1：多发性硬化（MS）的机制干预研究背景：MS 的核心病理为中枢神经脱髓鞘及免疫细胞浸润，VIP 全长肽因半衰期短、易降解限制应用。实验设计：构建 EAE（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小鼠模型，腹腔注射 VIP (10-28)（10nmol/kg/d），连续给药 14 天。结果：模型小鼠的神经功能评分降低 40%，脊髓组织中 CD4⁺T 细胞浸润减少，促炎因子 TNF-α、IFN-γ 水平下降 35%-50%，同时 BDNF 表达升高，髓鞘损伤面积缩小。结论：VIP (10-28) 通过调控神经 - 免疫轴实现 MS 病理缓解，为开发 MS 靶向治疗药物提供了直接实验依据。案例 2：缺血性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背景：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MIRI）的核心机制为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亟需高效低毒的心肌保护剂。实验设计：建立大鼠 MIRI 模型，在再灌注前 10 分钟冠脉内注射 VIP (10-28)（5nmol），检测心肌梗死面积、心肌酶活性及凋亡相关指标。结果：VIP (10-28) 组心肌梗死面积较对照组缩小 28%，肌酸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释放量降低 30%-40%，心肌细胞凋亡率下降 25%，且 NO 水平显著升高。结论：VIP (10-28) 通过 NO 介导的血管舒张及抗凋亡通路，实现 MIRI 的有效保护，为心肌缺血急救药物研发提供新靶点。案例 3：2 型糖尿病的胰岛功能修复研究背景：2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胰岛 β 细胞功能衰退，VIP 可调控胰岛分泌，但天然肽稳定性差。实验设计：对 db/db 糖尿病小鼠皮下注射 PEG 化 VIP (10-28)（20nmol/kg，每周 2 次），持续 8 周，监测血糖、胰岛素水平及胰岛形态。结果：治疗组空腹血糖降低 32%，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下降 25%，胰岛 β 细胞数量增加 20%，胰岛素分泌能力恢复至对照组的 70%，且未出现低血糖等副作用。结论：PEG 化修饰的 VIP (10-28) 可长效修复胰岛功能，为 2 型糖尿病的新型治疗方案提供了可行性验证。相关产品：Tyr-Gly-Ala-Val-Gly-Val-Gly-Lys-Ser-Lys Tyr-Gly-Gly-Phe-Met-Arg-Phe-NH2 Tyr-Ile-Gly-Ser-Arg-NH2 Tyr-Gly-Arg-Pro-Arg-Glu-Ser-Gly-Lys-Lys-Arg-Lys-Arg-Lys-Arg-Leu-Lys-Pro-ThrLeu-Arg-Gln-Ser-Gln-Phe-Val-Gly-Ser-Arg-NH2 Ala-Ala-Gly-Met-Gly-Phe-Phe-Gly-Ala-Arg-NH2 Asp-Leu-Trp-Gln-Lys Arg-Gly-Pro-Cys-Arg-Ala-Phe-Ile His-Pro-Lys-Arg-Pro-Trp-Ile-Leu Ala-Pro-Arg-Leu-Arg-Phe-Tyr-Ser-Leu 所有产品仅用作实验室科学研究，不为任何个人用途提供产品和服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编辑：Michelle 随着环境污染和人口老龄化，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明显上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呼吸系统疾病为全球主要死因之一[1]，为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早在《黄帝内经》中就阐释了肺与大肠相表里，在生理功能上相互关联，在病理改变上相互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家认识到“肺与大肠相表里”脏腑相关理论在呼吸系统疾病治疗中的重要性，基于此提出了“肺-肠”轴理论。现有研究表明，肺部疾病患者中肠道菌群失调现象较为普遍，肠道致病菌的增多会提升肺部感染的风险[2]。肠道菌群失衡会对肠道黏膜屏障功能及机体免疫反应产生负面影响，引起局部及全身炎症介质含量增加，是推动呼吸系统疾病进展的关键机制[3]。通过用药来调整肠道菌群平衡，改善炎症反应，可能是呼吸系统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中医药对肺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具有明显优势，众多研究者通过对“肺-肠”轴理论的不断探索，进一步完善了其理论基础，并将其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之中，并且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本文对“肺-肠”轴理论、肺部和肠道微生物群如何调节免疫应答、“肺-肠”轴之间的免疫联系及中医药通过调控“肺-肠”轴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作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呼吸系统疾病治疗提供理论依据，为新药研发开拓研究思路。 1  中西医肺肠相关性的理论基础 1.1  肺与大肠相表里 《灵枢·本输》首次阐述了肺与大肠之间的表里关系，即“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腑”[4]。在《灵枢·经脉》中描述了“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的经络理论，进一步解释了肺和大肠之间的经络联系[5]。除此之外，这两者在生理上是相辅相成的，如《素灵微蕴·噎膈解》所述“肺与大肠，表里同气……则肠滑而便易”。肺气不仅能够宣发肃降，还能让津液遍布身体各个部位，津液进一步下传大肠，为大肠提供滋润。同时，肺气也具有推动作用，促使大肠传导糟粕[6]。大肠的传导功能正常，腑气通畅，同时也促进了肺的肃降功能，平衡了全身气机。在病理学上，大肠与肺之间相互影响又相互限制。肺失宣降，不能通调水道，从而导致大肠传导失司，排泌糟粕功能失用[7]。肠病及肺，主要表现在大肠功能失用导致肺失宣降，进而表现为呼吸功能异常。这一传统的医学理论也已经经受了现代医学的严格检验和验证，其中“肺病治肠”“肠病治肺”以及“肺肠同治”的方法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8]。 1.2“肺-肠”轴 1.2.1  胚胎组织形态学 现代研究表明肺与肠道均由内胚层演变而来，由柱状上皮细胞组成，纤毛或微绒毛突起，在黏膜屏障中发挥重要作用，呼吸道与肠道的树突状细胞可经由淋巴循环运送全身，调节全身免疫[9-10]。表面活性蛋白-A（SP-A）常见于肺组织，对于降低肺泡表面张力、维护肺泡上皮屏障和维持呼吸功能起到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在结肠表面也有SP-A基因存在和蛋白表达[11]，这为肺与大肠的组织同源性提供了依据。 1.2.2  生理功能 肺肠微生态、共同黏膜、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等机制将肺和大肠的功能联系起来[12]。惠毅等[13]研究发现P物质（SP）和血管活性肠肽（VIP）的功能与中医理论所描述的大肠传导功能相类似，SP具有刺激肠黏膜组织分泌水和电解质，从而促进胃肠蠕动等功能，而VIP可以抑制胃酸和胃蛋白酶的分泌，同时刺激水和碳酸氢盐的分泌，这两种物质很可能构成了“肺-肠”轴的物质基础。韩俊阁等[14]在高氧环境下对大鼠进行观察，发现肺和大肠灌洗液中的黏膜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β、IL-2、IL-6的含量同步变化，这些黏膜因子可能是“肺-肠”轴的关键生物学依据。 1.2.3  微生态环境 人体的呼吸道和肠道微生物是一个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参与人体生理和病理过程[15]。肠道微生物菌群种类繁多，被称为“人类第二基因组”[16-17]。其中包括150种不同的细菌物种，以厚壁菌门（如乳酸菌、芽孢杆菌和梭菌）、拟杆菌门（如拟杆菌门）、变形菌门（如埃希菌门）以及放线菌门（如双歧杆菌）为主[18]。正常的肠道菌群具有增强免疫反应和维持肠道微环境稳定的作用。呼吸道中的微生物数量明显低于肠道中的数量，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是健康肺微生物组中的主要群体[19]。肠道菌群紊乱与肺部炎症增加有关；反过来，肺部感染会加剧肠道菌群失调[20-21]。肺与肠道菌群微环境变化具同步性，这为“肺-肠”轴提供了物质基础［图1，该图运用Figdraw平台原创绘制（ID：AYPOI8c2ff）］。 2  “肺-肠”轴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机制 2.1  肺和肠道微生物通过改变人体的免疫系统相互作用    肠道细菌构成组分可以通过血液循环来实现肠与肺之间的“信息交流”，而肠道内各种菌群的数量和位置的变动可能会引发肺部的免疫系统失调和呼吸系统的疾病[19]。研究显示，生命早期肠道菌群的失调可能增加哮喘的患病风险[22]，哮喘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构成与数量明显不同于健康人群，当肠道微生物群落失调时，可能导致免疫系统反应异常，从而加重哮喘[23]。在肺部，Toll样受体（TLR）识别微生物表面配体后，能够激活宿主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从而促进炎症反应[24]；上皮细胞和抗原呈递细胞表面上的TLR也可以识别肠道微生物，激活核因子κB（NF-κB），导致炎症基因转录，并引起肠道炎症[25]。免疫球蛋白浆细胞（IgA）是人类机体免疫系统中最常见的抗体类型，由黏膜上专门的细胞所分泌，机体所产生的IgA对于肠道菌群稳态至关重要[26]。例如，在新生儿和无菌动物体内，IgA阳性浆细胞的数量相对较少。通过肠道细菌的定植，可以增强免疫力和IgA的生成[27]。由派尔集合淋巴结触发的T细胞和B细胞有能力进入循环系统，并有可能迁移到肠道以及肠道之外的其他区域，例如支气管上皮和淋巴组织[28]。这类由B细胞生成的IgA能够被传输至黏膜表层，进而在各个器官间传播免疫相关的信息[29]。 2.2  通过共同黏膜免疫系统抵御病原体入侵 黏膜免疫是肺和肠之间的纽带。由于黏膜免疫系统能够对外界病原微生物进行防御反应，所以其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具有重要意义[30]。在黏膜淋巴组织完成适应性免疫反应的过程中，微皱褶细胞（M cells）直接捕获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抗原，然后迅速地将抗原提交给抗原呈递细胞[31]。当黏膜免疫系统识别了外来抗原时，便启动自身免疫耐受过程以抵御外界入侵。树突状细胞是机体最主要的抗原呈递细胞，它能够迁移到黏膜相关淋巴组织，并将经过处理的抗原肽传送给T、B淋巴细胞[32-34]。另外，先天性淋巴细胞（ILCs）是一种先天免疫细胞，它们位于黏膜组织中，有助于增强免疫、维护黏膜的完整性以及保持组织的稳定性[35]。Huang等[36]的研究揭示了IL或由蠕虫触发的炎症性2型固有淋巴细胞（ILC2）是通过1-磷酸鞘氨醇（S1P）依赖的途径迁移到淋巴系统和血液循环中的，这些物质会在肺部累积，并在抵抗蠕虫感染和促进组织修复方面发挥作用。 2.3  肠道菌群的可溶性成分或代谢产物通过免疫调节影响呼吸系统疾病 肠道细菌构成组分和代谢物可通过血流循环运输的方式进行肠肺之间的交流，人体能通过识别微生物代谢物对肺部产生防御作用[37]。其中短链脂肪酸（SCFAs）可以降低肠道pH值，阻止有害细菌的发展和黏附，影响免疫细胞的分化，增强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增强宿主免疫[38-39]，还能够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来增加T调节细胞（Treg）、辅助性T细胞（Th）1和Th17效应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从而减少胃肠道、气道疾病中的过度炎症和免疫反应[40]。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的SCFAs水平较低，更有可能患上肺部疾病[25]。一项关于小鼠的研究发现，当小鼠摄入高纤维食物时，其血液中的SCFAs水平会上升，并对过敏性气道炎症产生保护效果。然而，低纤维食物的效果则与此相反，口服丙酸盐能抑制由树突状细胞介导的Th2的免疫功能紊乱，从而达到治疗过敏性气道炎症的目的[41]。SCFAs的另一个重要生物学作用是HDAC抑制剂，特别是丁酸[42]。HDAC抑制剂反过来通过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抑制脂多糖（LPS）诱导的一氧化氮合成和LPS诱导的促炎细胞因子（IL-6、IL-12）的释放[43]。 2.4  肺和肠通过神经内分泌网络影响呼吸系统疾病 肺和肠均具有神经内分泌功能，二者分泌的多肽、神经递质和细胞因子等可能发挥了联系肺与大肠的作用[44]。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是一种生物活性肽，可由肺内感觉神经末梢和神经内分泌细胞分泌。除了具有扩张血管、减轻肺水肿、抗炎等生物学效应，CGRP还具有促进结肠蠕动的作用[45]。VIP是一种神经递质，可由肺和结肠分泌。它对肺和肠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能使气道平滑肌扩张，刺激呼吸；另一方面可使肠平滑肌舒张，抑制胃肠运动。此外，VIP还具有重要的抗炎作用。例如，VIP已被证明在LPS刺激后显著下调IL-8的分泌[46]，此外，iv给予VIP可以缓解由LPS诱导的急性肺损伤[47]。肝细胞生长因子（HGF）是一种调控细胞生长和形态发生的细胞因子，可由结肠和肺上皮细胞分泌。研究发现，结肠组织产生的HGF可循环至肺部，缓解博来霉素诱导的小鼠肺纤维化[48]。另一项对动物肺肠病理模型的研究发现，在肠病以及肺肠合病情况下，大肠与肺在活性物质表达上存在特异性。便秘合并哮喘模型大鼠的肺组织中胆囊收缩素八肽（CCK8）和VIP水平明显降低，CGRP和SP水平显著升高[49]。 3  中药复方调控“肺-肠”轴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3.1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ARDS是一种呼吸衰竭，表现为低氧血症和呼吸窘迫的进行性加重。已有研究证明胃肠道黏膜菌群紊乱影响ARDS的发展和预后，这与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相呼应[50]。加味千金苇茎汤由千金苇茎汤及大黄牡丹汤、小陷胸汤加减化裁而来[51]。马赞颂等[52]发现，加味千金苇茎汤联合高压氧能有效减轻ARDS大鼠的肺和肠组织病理损伤，并能降低模型大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的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1β和IL-6的浓度，同时也能降低血浆中D-乳酸、内毒素和二胺氧化酶（DAO）的水平，这一机制很可能与增强肺肠黏膜的免疫反应和恢复黏膜屏障功能有关。另有研究表明，早期合理给予中药清肺化瘀通腑方治疗脓毒症相关ARDS，可减少患者28 d全因病死率及机械通气天数，改善患者氧合指数，减轻炎性反应，其机制可能是促进肠道内毒素的排出，减轻脓毒症对肺部炎症的加重作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53]。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宣白承气汤能够减少炎症因子释放，对抗氧化应激损伤，调节肠道菌群，增加机体免疫[54]。常盛[55]临床观察发现，宣白承气汤可降低TNF-α、IL-1β水平，提高IL-10水平，减轻炎症反应，改善患者肺功能，提高ARDS的临床疗效，进一步体现了肺-肠轴的作用机制。 3.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COPD是一种常见的肺部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与气道慢性炎症、氧化与抗氧化失衡、肠道功能障碍等机制密切相关，其中肠黏膜屏障受损、胃肠运动受阻是COPD加重的重要原因[56]。张丛丛等[57]发现补肺健脾方可以改善COPD模型大鼠肺肠组织病理损伤，显著降低肺组织TNF-α、SP表达水平与结肠组织SP、VIP表达水平，增强局部黏膜免疫和黏膜屏障功能。薛佳茜[58]研究表明清源化痰颗粒可以通过介导高迁移率族蛋白B1-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HMGB1-RAGE信号通路，上调活化的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C-Caspase-3）的表达，诱导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凋亡，减轻肺部炎症，同时调节肠道菌群的结构和丰度，纠正菌群和代谢产物的紊乱，体现了中医“肺肠合治”的特色。加味补中益气汤能补中益气、健脾，可降低拟杆菌门丰度，增加肠道厚壁菌门比例，改善菌群结构，提高肠道菌群多样性[59]。朱国清等[60]通过观察宣白承气汤治疗COPD的临床疗效，发现其可有效抑制氧化应激反应，保护肠上皮黏膜屏障，通过“承顺胃气”的通腑功能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排气、排便，降低腹压，增大胸肌运动幅度，继而改善患者肺通换气功能；并可通过肠-肺轴来调节患者肠道菌群，解除肠道功能对肺组织的损害，从而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秦凤霞等[61]临床观察发现泻肺通腑颗粒能够显著降低COPD急性加重患者血清降钙素原（PCT）、IL-6、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和红细胞沉降率（ESR）水平，抑制炎症反应。金津[62]给予COPD小鼠固本止咳方干预后，发现治疗组小鼠支气管BALF、肠黏液中的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IgA）含量及肺、肠组织匀浆中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pIgR）含量均明显升高且接近正常。 3.3  肺炎 肺炎是由细菌、病毒、真菌等病原体引起的肺部感染。胃肠道症状是儿童肺炎的主要伴随症状之一，由肺炎引起的肠道菌群紊乱或许是并发腹泻的主要原因。李晓丹等[63]给予婴幼儿肺炎患者麻杏石甘汤灌肠，结果显示，麻杏石甘汤能改善肠道菌群丰度、提高患儿的黏膜免疫功能，且效果优于单纯化学药对症治疗。既往研究表明，千金苇茎汤不仅有助于清肺化痰，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增强肺功能，与西医结合治疗重症肺炎既安全又有效[64]。研究发现，使用千金苇茎汤与阿奇霉素联合治疗小儿肺炎后，CD4+和CD25+ Treg细胞活性和表达明显提升，有效控制了炎症反应[65]。也有研究发现，千金苇茎汤能调节Th17/Treg细胞平衡，降低肺损伤评分、临床肺部感染评分[66]。胡莉等[67]通过使用银莱汤对肺炎大鼠进行治疗，观察到其能够缓解肺和结肠组织的炎症损害和病理性改变，并通过抑制IκB激酶β（IKKβ）、IKKα的磷酸化以及p65核易位来抑制TNF-α引发的NF-κB的激活，进而调节宿主免疫炎症反应和气道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达到肺、肠同治的作用。在郝欧美等[68]的研究中，使用清支止咳汤对感染肺炎支原体的小鼠进行干预，观察到该药物能显著增强肺组织中SP-A的表达，并且能抑制肺和肠组织中的可溶性B7-H3（sB7-H3）以及肠组织中SP-A的过度表达，从而减轻肺和肠的组织损伤，并有助于修复由肺炎支原体引起的感染。 3.4  哮喘 哮喘的发作不仅与体内大量的炎症因素释放有关，还与免疫系统的失衡紧密相关，尤其是涉及到“鼻-肺-肠”黏膜免疫系统[69]，这在哮喘发病机制中扮演着共有黏膜免疫系统角色，而这正与中医理论中“肺开窍于鼻”“肺与大肠为表里关系”相呼应。欧阳学认等[70]研究发现，参苓白术散对于提高支气管哮喘患病小鼠肠道内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具有显著效果，特别是在优势菌群中，拟普雷沃菌属的相对比例有了明显的提升，从而保护肠道黏膜，改善哮喘气道炎症。李继红等[71]发现大承气汤可以降低血清中IL-6、IL-17的水平，改善黏膜屏障功能，并通过调节肠道Th17/Treg平衡来减少淋巴细胞“归巢”，从而缓解哮喘症状。此外，研究人员对过敏性哮喘小鼠给予大承气汤，通过16S rDNA测序发现大承气汤能降低哮喘小鼠肠道中大肠杆菌和肠球菌的含量、增加乳酸杆菌水平，从而改善肠道菌群结构，并减轻肺部炎症[72]。此外，有研究发现加味小青龙汤能够通过下调肺肠中IL-6的表达，增多IL-10的表达，进而影响SIgA的分泌及肺、肠免疫[73]。惠毅等[74]发现三拗汤合小承气汤能够减少炎性因子TNF-α及IL-6的表达，增加内源性VIP的合成和分泌，抑制p38 MAPK信号通路的过度激活和免疫细胞的过度活化，改善气道高反应性及气道重塑，起到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作用。另有研究发现，清肺口服液可以显著减少哮喘小鼠肺组织间的炎症细胞浸润，减轻气管肿胀，并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类固醇和SCFAs代谢提高黏膜免疫，改善慢性气道炎症[75]。卢崇情等[76]使用宣肺平喘方干预哮喘大鼠，发现该方能够调节肠道致病菌群，减轻肺部和肠组织的病理损伤，从而抑制哮喘发作。 3.5  急性肺损伤（ALI） ALI是一种肺实质弥漫性炎症和顽固性低血氧为特征的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表现为毛细血管内皮和肺泡上皮损伤、血管通透性增加[77]。寇育乐等[78]选择以麻黄和大黄为君药的麻黄汤和大承气汤联合应用，结果表明其能够抑制ALI大鼠肺泡巨噬细胞的激活，减少TNF-α、IL-1β、IL-18的释放，调控NF-κB/NLRP3信号通路，减轻炎症。不仅如此，王文霸等[79]也证实麻黄汤合大承气汤可以激活VIP/cAMP/PKA信号通路，进而促进水通道蛋白1（AQP1）和AQP5的表达，增强肺组织的水液代谢，缓解肺组织水肿。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可选择具有宣肺和通肠效果的经方，上可宣降肺气，下可通利肠腑、以泻代清，肺肠合治，特别是在肺失宣降、肠腑通降失常的ALI初期。马鸣等[80]研究发现通腑泻肺灌肠液能够明显降低ALI大鼠肺及结肠组织病理学评分、BALF中乳酸脱氢酶（LDH）活性和总蛋白浓度，结肠组织磷酸化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p38 MAPK）/p38、磷酸化肌球蛋白轻链（p-MLC）/肌球蛋白轻链2（MLC2）和MLCK蛋白表达也明显降低，此外，还能恢复肠道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通过p38 MAPK/MLCK信号通路抑制炎症，改善肠黏膜通透性，维持肠道菌群稳态和屏障有关。既往研究表明，王氏连朴饮具有维持免疫稳态和细胞增殖、凋亡平衡从而保护胃肠道黏膜的作用[81-82]。师为人等[83]发现王氏连朴饮能够降低ALI大鼠肺肠组织中TNF-α mRNA的表达，提高谷胱甘肽还原酶（GR）mRNA的表达，从而发挥对肺、肠黏膜的保护作用。 3.6  肺癌 目前，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居各类恶性肿瘤之首，严重危害着人类的生命健康[84]。祖国医学基于临床经验总结出肺癌等肿瘤“扶正祛邪”的治则。在肺癌的治疗过程中，以补肺气、肺阴为主，其中补气养阴的中药本身多种成分就具有调控肠道菌群的作用。研究表明，使用健脾固肠方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治疗后，其优势肠道菌，如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数量明显增加，而致病菌如肠球菌的数量则显著减少，它不仅能帮助调整胃肠道菌群的平衡，而且能改善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缓解化疗引起的不良反应等[85]。此外，蒋海燕等[86]使用健脾固肠方联合化疗治疗肺癌，能降低免疫指标叉头框蛋白P3（FOXP3）、视黄酸受体相关孤儿受体γt（RORγt）表达，同时肿瘤抑瘤率和转移抑制率优于化疗组，增加菌群多样性，其机制是调控肠道菌群平衡、改善人体免疫功能以抑制肿瘤。王鹏等[87]通过真武汤联合化疗治疗肺癌能降低血清IL-18和TNF-α水平，增加肠道菌群多样性，尤其是厚壁菌门、梭菌纲、梭菌目等优势菌群，并减少了有害菌的丰度和种类。王振宇等[88]观察清肺合剂对于肺癌小鼠瘤体的干预作用，结果显示清肺合剂组瘤径均有一定程度减小，调节肠道菌群，降低肺癌关键菌另枝菌属的丰度以及提高了共生菌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的丰度，起到提高机体免疫力及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 主要的调控“肺-肠”轴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药复方的组方及作用机制见表1。 4  结语与展望 由于环境污染、吸烟、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使国内外的呼吸系统疾病如COPD、ALI、哮喘、肺部感染和肺癌的发病率、死亡率不断增加[89]。近年来，研究者从多方面研究并探讨“肺-肠”轴理论的科学实质，越来越多的实验和临床研究证实肺与肠在组织结构、免疫学、微生物菌群、信号通路等方面存在密切联系，两者具有组织来源一体性、黏膜免疫相关性、生态变化同步性，调节黏膜免疫、肺肠菌群可以改善肺肠疾病[90-91]。这为“肺与大肠相表里”提供了科学依据，推进了“肺肠同治”的发展应用。本文通过对中药复方通过“肺-肠”轴防治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进行整理，发现承气汤类方（大承气汤、宣白承气汤、小承气汤）、补肺健脾方、千金苇茎汤、参苓白术散、王氏连朴饮、真武汤、麻杏石甘汤、宣肺调肠方、小青龙汤等均能够通过“肺肠同治”的方式发挥作用。中药复方可通过调控HMGB1-RAGE、p38 MAPK/MLCK、NF-κB/NLRP3、VIP/c AMP/PKA等有关信号通路上的分子靶点、抑制促炎因子表达、增加肠道菌群多样性、减少有害菌的丰度、调节Th17/Treg细胞平衡、提高黏膜屏障功能、降低淋巴细胞的“归巢”等方式，有效改善肺部和肠道炎症，调节黏膜免疫。故从总体来看，肺肠合治法上可宣降肺气，下可通利肠腑、以泻代清，是一种有效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思路，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中医药具有多成分、多靶点的独特优势，诊治疾病历史悠久，安全有效，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不同阶段均展现出良好作用。在“肺-肠”轴理论的指导下，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的作用机制获得了新的阐释，但此领域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及挑战：（1）中药成分的药理作用复杂，作用条件存在一定差异，配伍使用亦会产生不同效果，目前尚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和使用规范，严重影响其在临床应用中的推广和普及。（2）研究分散孤立，不成体系，其中中药方剂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完善，但所用组方较为局限。（3）该类研究的效应指标多局限于对炎症因子、肠道菌群和代谢相关血清学指标的检测，缺乏作用机制和完整证据链的梳理与整合。（4）目前针对中药复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COPD、支气管哮喘、肺炎、肺癌和ARDS，对于肺纤维化、肺结核等缺乏足够的研究，有待后续进一步探索。因此，在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可通过结合现代医学技术手段，如生物信息学、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等方法，以多学科、全方位探析中医药调控“肺-肠”轴防治呼吸系统疾病的作用机制。此外，可进一步挖掘传统方药的潜力，研究各中药成分对“肺-肠”轴进行调控的具体和相互作用机制，加强对中药的成分鉴定，为中药潜在靶点预测和安全性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来  源：孙梦迪，孙志运，王克婧，卢  芳，于栋华，王  宇，陈平平，刘树民．中药复方调控肺-肠轴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进展  [J]. 药物评价研究, 2025, 48(9): 2689-2702. END 文章内容仅供思路参考，不代表本刊观点，非中医药专业人员请勿试药 文章来源: 中草药杂志社，本草全球转载仅为传播行业信息，不做商业用途。若转载不当，请联系：28331285@163.com删除，感谢原作者的辛劳付出。文中插入广告与本公众号无关。 本草全球服务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  中药新药、经典名方、配方颗粒、中药CMC、美国FDA IND、中药保护品种临床试验申报、中药上市再评价、药物经济学评价、新药研发及中药类注册备案全过程咨询与委托服务;可为有关单位疑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与技术支持、开展内训等服务。凡提交至本草全球的疑难问题,均可协助解决。  联系人:田先生 13801667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