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rixtamig

羊城初春，珠江之畔；万物复苏，群贤毕至。2026年2月27日至28日，第23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于广州盛大召开。作为2026年开年首场国内肺癌领域高水平学术会议，本届论坛以“历史转折关头的小细胞肺癌”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专家，围绕病理诊断、分子分型、局部与全身治疗进展层层递进，针对MRD应用、治疗时机、新型药物策略等临床关键议题展开深度思辨，在观点交锋中凝聚真知灼见，擘画未来治疗蓝图。 会议期间，《肿瘤瞭望》特邀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韩宝惠教授接受专访。围绕“历史转折关头的小细胞肺癌”这一大会主题，结合最新的临床研究进展，就小细胞肺癌（SCLC）全身治疗的变革、新型药物的临床应用前景以及未来的探索方向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韩宝惠 教授 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呼吸内科名誉主任 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国务院津贴获得者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执行委员 CSCO肿瘤血管靶向专委会主任委员 卫生部呼吸内镜培训基地主任 中国医师学会肿瘤专委会常委 中华医学生物免疫学会副会长 中华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肿瘤靶向分子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上海市医师协会呼吸内科医师分委会副会长 历史转折：从化疗时代到免疫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 韩宝惠教授指出，小细胞肺癌（SCLC）历来被视为肺癌领域的“硬骨头”。由于其高度恶性的生物学特征，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广泛期，治疗难度极大。尽管SCLC对放化疗初期敏感，但极易发生获得性耐药。在过去的单纯化疗时代，广泛期SCLC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mOS）普遍不足一年，预后极不理想。 然而，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的飞速发展，SCLC的治疗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韩宝惠教授表示，在化疗基础上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得mOS首次稳定地超过12个月，这无疑是化疗时代未能企及的里程碑。但他同时强调，相较于非小细胞肺癌（NSCLC），SCLC的远期生存仍有巨大提升空间，这迫切需要我们不断挖掘更新的治疗策略。 除了免疫治疗，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的异军突起也为SCLC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传统化疗药物亦有新突破，如芦比替定（Lurbinectedin）在维持治疗阶段的成功，极大地丰富了临床治疗选择。韩宝惠教授特别提到，以塔拉妥单抗（Tarlatamab）为代表的DLL3靶向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TCE）已在二线治疗中取得巨大成功，目前正积极向一线治疗迈进。未来，无论是ADC联合双抗、ADC联合抗血管生成、抑或双抗联合抗血管生成等组合策略，能否进一步提高无进展生存期（PFS）并转化为总生存期（OS）获益，都将是临床研究关注的焦点。 新型化疗与ADC：强化维持治疗，重视毒性管理 针对新型化疗药物与ADC药物的临床应用前景，韩宝惠教授进行了深入剖析。他首先回顾了依托泊苷联合铂类（EP方案）作为SCLC一线治疗基石长达四十余年的历史，肯定了其高达60%-70%的短期客观缓解率，但也指出了其难以克服的早期耐药问题。 在此背景下，芦比替定的出现带来了全新的治疗思路。韩宝惠教授重点解读了IMforte研究的突破性意义。该研究显示，在一线免疫联合化疗取得疾病控制后，于维持治疗阶段在阿替利珠单抗的基础上联合芦比替定，相比单药维持取得了PFS和OS的双重阳性结果。韩宝惠教授认为，这提示我们对于一线治疗后达到疾病控制的患者，仅仅“维持”可能不足，在维持阶段进行“强化治疗”或许是更优策略。这一思路对于ADC药物向更前线、特别是维持治疗阶段的探索具有极好的借鉴意义。 谈及ADC药物，韩宝惠教授指出这是当前最热门的探索方向之一。例如，靶向B7-H3的I-DXd在经治广泛期SCLC患者中展现出超过50%的客观缓解率；国产靶向DLL3的SHR-4849在早期研究中更是取得了超过70%的客观缓解率，尤其是在脑转移患者中表现突出，为这类预后极差的患者群体带来了新的希望。 韩宝惠教授总结认为，ADC药物的临床应用前景是多层次的。在后线治疗中，它们为耐药患者提供了新选择；随着研究向一线推进，它们有潜力进一步提升长期疗效。但他同时强调，必须高度重视ADC药物的毒性管理，特别是与传统的化疗和免疫治疗不同的毒性谱，如间质性肺炎等。临床实践中应做好基线评估、密切监测和及时干预，确保治疗的安全性与依从性。 双抗与靶向联合：机制互补，期待“长短结合”的协同效应 双特异性抗体是近年来药物研发的热点。韩宝惠教授指出，其核心优势在于能够实现“1+1>2”的协同效应。以PD-1/L1联合VEGF的双抗为例，其既能解除T细胞的免疫抑制，又能调节肿瘤微环境，使VEGF在局部高效富集，从而在增强疗效的同时降低了全身性副作用。 目前，SCLC领域针对不同靶点的双抗组合正在被广泛探索。除了PD-(L)1/VEGF双抗，靶向DLL3/CD3的双抗，如Obrixtamig，在联合标准治疗方案用于一线诱导治疗时也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疗效和安全性，为DLL3靶向疗法的前移提供了初步证据。 韩宝惠教授特别提到，将高效的ADC与长效的双抗进行联合是一种极具前景的策略。以正在进行的B7-H3 ADC联合PD-1/VEGF双抗的探索为例，从机制上讲，ADC药物短期疗效突出，能快速降低肿瘤负荷；而双抗则可通过重塑免疫微环境，调动机体自身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发挥长期的“拖尾效应”。这种“长短结合”的策略，有望将高效的初始缩瘤与持久的免疫监控相结合，从而最大化患者的生存获益。当然，最终的疗效与安全性仍需等待临床试验数据的验证。 下一代免疫疗法：聚焦耐药机制，探索突破之路 面对三特异性抗体、细胞疗法等“下一代”免疫疗法，韩宝惠教授首先重申了SCLC的核心挑战：短期疗效不低，但耐药迅速。他指出，化疗能高效杀灭敏感细胞，但无法清除耐药的“种子细胞”，这正是复发的根源。因此，下一代疗法的核心目标，就是针对耐药细胞和肿瘤干细胞的生物学特征，设计能够克服耐药的新策略。 尽管目前CAR-T、NK细胞疗法等探索众多，但能得出亮眼阳性信号的研究尚不多见，这凸显了SCLC耐药机制的复杂性。不过，一些积极的探索依然令人鼓舞。例如，国产的三特异性抗体ZG006，通过靶向DLL3的两个不同表位和CD3，在结构上进行了优化，其II期研究显示在重度经治患者中取得了高达66.7%的客观缓解率，甚至在DLL3低表达患者中亦观察到疗效，这为T细胞衔接器的结构优化提供了有力证据。 又如，靶向DLL3的CAR-T疗法LB2102，虽然在实体瘤中的有效率有待提高，但其I期研究中观察到的剂量依赖性疗效信号，提示通过优化剂量和工艺，细胞治疗在实体瘤领域仍有潜力可挖。 韩宝惠教授展望，下一代疗法要想取得突破，必须回归基础研究，加强对SCLC耐药后生物学特征的深入理解。只有充分阐明耐药机制和信号通路改变，才能设计出特异性靶向这些通路的药物，或通过联合用药策略来克服耐药，这方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未来探索方向：强化、优化与攻坚，迈向个体化治疗 对于如何进一步提升SCLC患者的整体生存获益，韩宝惠教授提出了“前、中、后”三个维度的系统性思考。 首先，是“关口前移”，加强一线治疗的强度。以ETER701研究为代表的“四药联合”模式，通过强化一线治疗，在第一时间最大限度杀灭肿瘤，为延长生存奠定了基础。韩宝惠教授认为，在平衡疗效与毒性的前提下，一线治疗仍有适度加强的空间。 其次，是“中段优化”，即优化维持治疗策略。对于一线治疗后取得疾病控制的患者，积极的维持治疗是延长生存的关键手段，IMforte研究的成功正是这一策略的体现。 最后，是“后线攻坚”，即针对耐药机制的精准治疗。一旦发生耐药，必须深入研究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根据不同的耐药类型，针对性地选择后线治疗策略。 韩宝惠教授总结道，展望未来，SCLC的治疗理念必然是联合治疗。联合方案将日趋多样化，如ADC联合双抗，甚至再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等。临床医生面对的是异质性极强的患者群体，有的可能适合两药联合，有的可能需要更强的多药联合。因此，未来不仅要研发出多样化的高效低毒治疗策略，更要不断探索能够指导个体化选择的生物标志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为每一位患者制定最适合的治疗方案，最终推动SCLC治疗迈向个体化与精准化的新时代。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