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定义与原理1类器官的定义与应用范围
类器官(organoid)是以干细胞、祖细胞或组织细胞为起始材料,在体外三维培养条件下自组织形成的细胞培养物。它保留来源组织的关键细胞类型与部分空间结构,并具备一定程度的功能活性。
类器官按用途划分,主要有五类。
一是发育生物学与基础研究,观察器官发生与组织分化过程(不直接涉及肿瘤)。
二是疾病建模,涵盖遗传病、感染性疾病与肿瘤(肿瘤为三类建模对象之一)。
三是药物发现与筛选(含抗肿瘤药物)。
四是药物毒性与安全性评价(含抗肿瘤药物)。
五是再生医学与移植(不直接涉及肿瘤)。
综合三组统计口径,本报告推算肿瘤相关应用占类器官全部应用的 40%-60%;其中下限取自药物发现与筛选赛道占比,上限来自肿瘤专项应用统计。肿瘤类器官也是现阶段类器官领域规模最大的应用方向。
类器官应用比例备注(数据来源)
口径一,Future Market Insights:2024 年药物发现与筛选占类器官市场规模的 41.9%,发育生物学与基础研究约占 31%;精准医疗与个性化医疗将以 20.20% 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至 2030 年。
口径二:2025 年发育生物学占 31%、再生医学 25%、个性化医疗 20%、药物毒性与有效性测试 14%、疾病病理学研究 10%。
口径三:2025 年约 63% 的类器官应用集中于肿瘤药敏检测与靶点发现,15% 用于再生医学与移植,12% 用于毒性评估与安全性筛选。
三组均来自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未经独立核实。2肿瘤类器官
肿瘤类器官通常指患者来源类器官(patient-derived organoid, PDO)。其起始材料为患者的手术或活检组织、循环肿瘤细胞或恶性积液。
肿瘤研究引入类器官,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三个此前难以兼得的条件。
一是保留供体肿瘤的基因组特征与细胞异质性。二维细胞系做不到这一点,它在长期传代中会发生克隆选择,丢失原始肿瘤的构成。
二是可在体外稳定扩增并建立生物样本库。这支持同一份样本上的多轮、多药、重复实验。人源肿瘤异种移植模型(patient-derived xenograft, PDX)做不到这一点。它的每一次实验都依赖新的荷瘤小鼠。
三是可冷冻复苏、可基因编辑、可在多孔板中培养。这带来通量与成本上的优势。
肿瘤类器官(原生 PDO)存在固有技术局限:模型本身不自带血管网络、免疫细胞及部分基质组分,因此难以完整复现体内微环境对药物应答的调控作用。该局限来源于患者来源肿瘤类器官的基础架构;尽管可通过共培养技术外源引入免疫、基质细胞,但原生模型本身不具备上述结构,相关讨论详见第六章。
图 1结肠隐窝结构示意与正常结肠、结直肠肿瘤类器官形态对比(a)结肠隐窝结构与干细胞微环境示意,隐窝底部为 Lgr5+ 干细胞区,向上依次为快速增殖的过渡放大区与分化细胞区,Wnt/R-spondin/Notch、BMP、EGF 等 niche 因子沿隐窝轴形成梯度;(b)人正常结肠类器官(左列)与结直肠癌类器官(右列)的明场(标尺 500 μm)、HE 染色(标尺 100 μm)与透射电镜(标尺 5 μm)形态对比,肿瘤类器官保留恶性细胞的细胞核形态特征。图源:Barbáchano A, et al. Cancers, 2021, 13(11): 2657(PMC8197877),CC BY 4.0。3肿瘤研究模型
当前肿瘤研究使用的疾病模型主要有三类。一是二维细胞系,二是类器官,三是 PDX。
二维细胞系建系成本最低、周期最短。但传代中会丢失肿瘤异质性。PDX 模型可保留肿瘤异质性且具备体内血管化微环境,临床相关性高;但模型构建需饲养小鼠,周期约 2 个月,单次药敏检测成本可达 10-20 万元。类器官构建周期约 2 周,单次检测费用约 1 万元,处于两者之间。
三者在研发流程中形成互补关系:二维细胞系适用于早期大规模化合物初筛;类器官承担中等通量药效与毒性评价;PDX 多用于候选分子进入动物体内试验前的结果验证。二主要历程和关键进展1肿瘤领域的进展
类器官技术自 2007 年至今约 20 年,进展较快。其在肿瘤领域的应用可分为四个阶段。
01类器官技术起源2007—2009
2007 年,Hans Clevers 团队通过谱系追踪确认,Lgr5+ 是小肠与结肠的成体干细胞标志物。这为细胞分选提供了分子靶点。2009 年,该团队将单个小鼠 Lgr5+ 小肠干细胞置于基质胶中,配合 ENR 培养体系。培养结果是具有隐窝-绒毛结构的肠道类器官。
该套培养体系后续成为绝大多数类器官体外培养的技术基础。这项工作证明了成体干细胞可在体外自组织形成器官级结构,并在长期传代中维持遗传稳定。
02进入肿瘤研究领域2011—2014
2011 年,Clevers 团队在结肠腺瘤、结肠腺癌与 Barrett 食管组织上建立了肿瘤类器官。同年,Jung 与 Sato 两个团队分别完成人结直肠类器官与人结直肠肿瘤类器官的培养。类器官技术自此进入肿瘤学。2014 年,研究人员从 6 例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样本中培养出类器官,基因特征与原灶高度一致。同一研究首次从循环肿瘤细胞中培养出类器官。
03活体生物样本库与多器官扩展2015—2019
2015 年,Clevers 团队用 CRISPR/Cas9 构建了结直肠癌类器官,并建立了来自 20 例结直肠癌患者的活体生物样本库。测序结果显示,类器官的基因变异谱与结直肠癌大规模突变分析结果高度一致。同年,Tuveson 团队建立了胰腺正常与癌变细胞的类器官体系。2017 年,Huch 团队报道了首个人原发性肝癌类器官。此后胃、肺、乳腺、膀胱、脑等组织的肿瘤类器官陆续建立。2019 年,类器官被《Science》列为年度重大突破。
04监管与产业化2021 年至今
2021 年,科技部将"基于类器官的恶性肿瘤疾病模型"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同年,药审中心在基因治疗产品的非临床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中,首次将类器官列为可替代动物模型的验证工具。
202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类器官设为独立申请代码 C1004;类器官与器官芯片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年 7 月药审中心发布"先锋计划"征求意见稿。8 月,国家医保局将两项类器官检测项目列入国家级价格项目。
图 2多代传代稳定性的乳腺癌患者来源类器官(PDO)明场显微图像A:同一转移性乳腺癌 PDO(#07)自原代(P0)至第 10 代(P10)的连续传代明场图像,长期培养中形态保持稳定(标尺 500 μm);B:六例不同患者来源乳腺癌 PDO 呈葡萄状、致密、光滑、粗糙等不同表型,可见显著的患者间异质性(标尺 100 μm)。图源:Önder CE, et al. Cancers, 2023, 15(14): 3602(PMC10377262),CC BY 4.0。2非肿瘤领域的进展
在非肿瘤领域的发展,主要包括多器官扩展与四类应用。
(1)多器官扩展
2011 年,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Sasai 团队从小鼠胚胎干细胞培养出视杯结构,2012 年完成人源版本。视杯是眼球发育过程中的胚胎结构,外层发育为视网膜色素上皮,内层发育为神经视网膜。该结果表明,视杯形成不依赖外部组织诱导。2013 年,Lancaster 与 Knoblich 建立人脑类器官,可分出前脑、中脑与后脑区域,并用其复现小头畸形的发育异常。同年,Takebe 团队将 iPSC 来源肝细胞与内皮细胞、间充质细胞共培养形成肝芽。移植至小鼠后,人源血管在 48 小时内与宿主血管连通。
此后,胃(2014)、肾(2015)、乳腺与输卵管(2015)、心脏(2021)等组织的类器官陆续建立。
(2)四类非肿瘤应用遗传病的个体化用药
2013 年,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医学中心建立毛喉素诱导肿胀检测法。CFTR 功能正常的直肠类器官遇毛喉素后吸水膨胀,囊性纤维化患者的类器官不膨胀,除非药物起效。2016 年,该团队在更大规模的患者样本中做了验证。体外药物反应与已发表的临床试验疗效数据相关,并据此为携带罕见突变的患者选药。这是类器官首个进入临床决策的个体化用药场景。感染性疾病
2016 年,人诺如病毒首次在肠道类器官中培养成功。同年,寨卡病毒感染脑类器官的实验显示,感染十天后类器官体积比未感染组小 40%,为孕期感染与小头畸形的关联提供了人体模型证据。2020 年,Clevers 团队在《Science》报告 SARS-CoV-2 可在人肠道类器官中复制。药物毒理
2015 年的肾类器官对顺铂、庆大霉素表现出剂量依赖性凋亡,并上调肾损伤标志物 KIM1。此后,iPSC 来源肝类器官被用于肝毒性筛查,可重现部分已撤市药物的肝损伤特征。再生医学
2022 年完成首例类器官移植入人体,受者为一名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使用其自身细胞培养,目前仍属个案。三国内外研究团队与成果1国外团队荷兰 Hubrecht 研究所Hans Clevers 团队
类器官技术的奠基团队。成果包括 2009 年首个肠道类器官、2011 年人结直肠癌类器官、2015 年结直肠癌活体生物样本库。后续多数类器官实验室的负责人出自该团队。美国冷泉港实验室David Tuveson 团队
2015 年建立小鼠与人胰腺正常及癌变细胞的类器官培养体系,为胰腺癌分子机制研究提供了平台。英国剑桥大学Meritxell Huch 团队
2017 年报道首个人原发性肝癌类器官,来源为三种主要肝癌亚型,可用于疾病建模与药物筛选。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等机构Gao、Chen 等
2014 年从 6 例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样本建立类器官,并首次实现循环肿瘤细胞来源的类器官培养。2国内团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章真、华国强团队
2025 年报告直肠癌类器官培养成功率超过 90%,在两组队列中预测放化疗疗效的准确率分别为 92.5% 与 93.75%。北京协和医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
该团队牵头 NCT07106528。就公开登记信息看,这是样本量规模较大的类器官指导用药随机试验。上海市抗癌协会类器官专业委员会等
2026 年发布《肿瘤类器官构建通用规范专家共识》,由中国癌症杂志刊出。共识给出了取样、消化、培养、传代与质控的量化要求,但推荐意见未按癌种细化,也未给出统一的药敏判定阈值。3科研产出情况
(1)论文方面
以 organoid 为关键词检索 PubMed,2025 年在线论文 4022 篇。中国学者发表 1525 篇,占 37.8%。其中研究性论文 1096 篇,综述 419 篇。2025 年上半年,中国学者发表 SCI 论文 811 篇。其中原创研究 592 篇,居全球第二。
地区分布集中。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地合计贡献逾七成。2025 年上海首次超过北京,居国内首位。
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如下。疾病谱方面,消化道肿瘤占 41%,肺癌占 15%,肝胆癌占 12%,神经肿瘤占 8%。模型类型方面,患者来源类器官占 78%,类器官与免疫细胞共培养占 23%,器官芯片相关研究占 15%。
备注
以上数据来自第三方机构对 PubMed 的检索统计,未经独立核实。
(2)临床研究方面
据《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相关综述,截至 2026 年 1 月,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登记类器官相关试验 94 项。ClinicalTrials.gov 登记 187 项。多数集中在肿瘤领域,非肿瘤方向涉及肠、脑、肺、肾与子宫内膜等。2018 年 9 月,全球首个多中心肺癌类器官临床试验启动。
另一组统计显示,截至 2025 年 7 月,ClinicalTrials.gov 登记类器官试验 190 项。其中干预性研究 84 项,观察性研究 106 项。观察性研究占多数,与当前临床研究以建模与药敏相关性观察为主的阶段相符。四产业化现状1企业融资情况
据第三方统计,2025 年至 2026 年,国内类器官与器官芯片领域披露融资事件超过 6 起。累计融资额超 11 亿元。创芯国际
构建覆盖类器官全生命周期的技术生态,重点布局肝类器官与神经类器官。
进展2025 年类器官业务营收突破 1 亿元;完成近亿元 B 轮融资;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机构建立合作。大橡科技
北京企业,方向为类器官芯片、AI 与自动化。
进展2025 年类器官营收 8000 万元,同比增长 60%;2026 年 2 月完成逾亿元 B 轮融资,投资方为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基金二期;已与 20 家以上三甲医院、15 家以上药企建立合作,芯片产品已服务于药企 IND 申报;2026 年 6 月牵头获批"数智化类器官与器官芯片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为联合单位。黑玉科学
方向为类器官 AI 智能一体机与配套微流控类器官芯片。
进展2025 年完成近亿元 Pre-A+ 轮融资,由红杉资本领投。丹望医疗
聚焦复合类器官系统,方向含类器官再生医学。
进展建成国内规模较大的消化道类器官模型库;其复合类器官系统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希格生科
AI 加类器官的新药研发路线。
进展首条管线获 FDA 快速通道资格;完成 8000 万元 A 轮融资。耀速科技
器官芯片与生成式 AI 耦合。
进展A+ 轮近 2 亿元,累计融资近 4 亿元。2药企布局情况
跨国药企的布局在近两年加速。辉瑞、罗氏、默沙东、赛诺菲、阿斯利康均已与类器官或器官芯片公司建立合作。
主要分为三种布局方式:自建研究院:
罗氏以 Clevers 团队为班底建立类器官研究院。据公开报道,一款抗体仅用类器官数据推进至首次人体试验,用时 2.5 年。收购生物样本库:
默克旗下 MilliporeSigma 收购 HUB Organoids,对价约 1.04 亿欧元。临床试验嵌入:
葛兰素史克收购 CELLphenomics,从约 200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样本构建类器官。
国内药企亦有实质进展。恒瑞医药利用人心器官芯片筛选的抗心衰新药 HRS-1893 获得了临床批件。
另据公开报道,赛诺菲一款补体 C1s 靶向抗体,成为首个基于类器官数据获批新适应症临床试验的药物。3市场规模评估
公开渠道的类器官市场规模数据差异显著,主要在于统计口径不一。
表 1 公开机构统计的全球及中国类器官相关市场规模对比
口径
规模
增速
来源
全球类器官芯片市场
12.8 亿美元
+47.3%
BCC Research
中国类器官芯片市场
3.1 亿美元
+52%
第三方研究机构
中国类器官和球状体市场
29.04 亿元
—
行业研究
中国类器官培养市场
48.5 亿元
+32.1%
行业研究
四份数据的差异源于统计范围不同:是否包含试剂耗材,是否包含器官芯片,是否包含服务外包等。4政策与监管环境
中国药监部门对类器官作为非临床研究数据的接受度,经历了三个关键节点。
2021 年,药审中心在基因治疗产品的非临床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中,首次将类器官列为可替代动物模型的验证工具。2024 年,肿瘤治疗性疫苗与罕见病药物研发相关指导原则进一步明确一点:类器官和器官芯片数据可以作为非临床研究数据来源。
2026 年 7 月,药审中心发布"先锋计划"征求意见稿。设计要点包括四个。药企可将新型替代方法学(New Approach Methodologies, NAMs)数据,作为注册申请的支持性证据申请加入试点。药审中心对纳入项目采取早期介入、及时沟通、全程跟踪,与方法学验证方案共同商定。经审查认可的技术方法可在特定应用场景下直接使用,无需重复验证。试点招募期为五年,不设名额上限。
国际监管方面的时间线如下:
2022 年 12 月,FDA《现代化法案 2.0》生效,动物试验不再是新药开发的唯一法定路径。2023 年,Emulate 公司的肝芯片被纳入 FDA 创新科学与技术新药途径(ISTAND)试点项目。2025 年 4 月,FDA 发布减少动物试验路线图,目标在 3-5 年内使动物试验从常规转为例外。2026 年 3 月,FDA 发布 NAMs 指南草案,确立四项验证原则。分别为使用背景、人类生物学相关性、技术表征、适用性。
需澄清的是,FDA 现行政策的准确表述是"动物试验不再是唯一法定路径",而非"类器官已获普遍接受"。并不等于自动豁免动物试验;临床试验阶段的疗效与安全性评价要求依然完整保留。五肿瘤应用场景
类器官在肿瘤领域有两类应用,客户、交付物与评价标准均不相同。
提示:药物研发用途的类器官与面向患者临床药敏检测的 PDO,二者质控标准并不完全等同。
图 3穿刺/手术样本构建肿瘤类器官(PDO)的工作流程以结直肠癌为例的 PDO 构建流程:肿瘤组织经穿刺活检或手术获取(1);剪碎为约 1 mm³ 组织块(2);经酶解或机械解离为单细胞(3);单细胞与基底膜基质(BME)混合(4);细胞-基质悬液成滴接种并覆盖肿瘤特异性培养基(5),体外自组织形成患者来源肿瘤类器官,可用于药敏筛选与分子检测。图源:van der Graaff D, et al. Cancers, 2024, 16(15): 2671(PMC11311786),CC BY 4.0。1药物研发应用
主要客户是药企与 CRO。用途包括靶点验证、化合物筛选、毒理评估,以及作为动物实验的替代或补充数据用于 IND 申报。交付物是数据包。评价标准是通量、批间一致性与监管认可度。
这一场景的商业逻辑建立在成本与周期的替代关系上。与 PDX 相比,类器官在构建周期与单次检测费用上均低约一个数量级。这是它进入药物研发流程的经济基础。
2026 年之前,类器官行业的收入主要来自这一场景。2临床药敏应用
主要客户是医院与患者。用途是为复发难治肿瘤患者筛选可能有效的药物。交付物是一份药敏报告。评价标准是建模成功率、出报告周期,以及与临床实际疗效的一致性。
有两个关键参数决定了这一场景的适用边界,且与准确率无关。
(1)建模成功率。据公开研究报道,胶质母细胞瘤为 61.0%,膀胱癌 TURBT 来源为 65.1%,直肠癌超过 90%(直肠癌数据见第三章)。前两个数字意味着,约三分之一至四成的患者样本无法建成可用模型。这些比例来自单中心或双中心研究,样本量在数十例量级,会随取材流程与癌种差异而变动。成功率受样本质量直接影响,而样本质量受制于取材流程与物流能力。
(2)报告周期。临床药敏检测周期已压缩到两周左右。以一线治疗失败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为例,标准二线化疗药物托泊替康客观缓解率仅 15%-2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3-4 个月,疾病进展以周为单位。约两周的检测报告周期意味着,部分患者可能在药敏结果回报前,就已经需要开启后线治疗,甚至丧失治疗窗口。
因此现阶段,肿瘤类器官药敏检测更适合治疗选择有限、病情条件允许等待约两周检测周期的复发难治患者,尚不适合作为一线常规检测手段。3医保价格立项
2026 年 8 月 14 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两项类器官相关项目被单独列入国家级价格项目:
项目 179肿瘤组织类器官培养费
按次计价,覆盖肿瘤组织消化分离、富集、体外培养、传代扩增、鉴定。
项目 180肿瘤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费
按次计价,覆盖模型质控、药物体外暴露、数据分析、药敏报告出具与解读。
该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纳入了两项服务的产出与价格构成。
在此之前,类器官药敏检测多依托医院特需服务或科研合作开展,没有全国统一收费编码。各地定价方式与价格水平差异较大。
立项之后,各省将依此制定具体价格。截至本文写作时,各省定价尚未发布。六挑战与瓶颈1模型架构的固有缺陷
类器官是当前架构下的体外三维培养物,其能力边界由架构决定,不属于可通过工程优化消除的缺陷。
缺失的要素有五项:血管网络、免疫系统巡航、神经连接、全身激素输入,以及血流与肌肉收缩等机械力作用。
简言之,类器官可以评估药物对肿瘤细胞本身的抑制效果,但无法模拟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过程,也不能完整反映药物全身毒性。
近年来有两项技术改进针对上述缺陷。一是血管化类器官与免疫共培养系统。引入内皮细胞与免疫细胞后,长期培养中的中心坏死问题与缺乏免疫互作的问题被部分缓解;但该类方案同时存在成本抬升、体系稳定性不足的现实障碍。二是多器官芯片互联系统。它尝试模拟肝、肠、肾之间的代谢串扰,以弥补单一器官模型无法反映全身效应的短板。这两项改进目前主要处于研究阶段,尚未进入常规 IND 数据包。2随机对照证据尚未形成
类器官领域的证据形态在 2025 年发生变化。此前所有支持性数据均来自观察性研究。
观察性研究回答的是"类器官的药敏结果能否预测患者实际疗效",即预测准确性。它无法排除选择偏倚:接受类器官指导治疗的患者,与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在基线特征上可能存在差异。
随机对照试验回答的是"用类器官指导选药,是否比常规选药带来更好的结局",即临床决策价值。这是将一项检测写入诊疗指南所需的最低证据门槛。
就公开登记信息看,样本量较大的类器官指导用药随机试验为 NCT07106528,由北京协和医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牵头:适应症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一线铂类化疗后进展设计随机、开放标签、Ⅱ/Ⅲ 期样本量128 例试验组类器官药敏指导的个性化治疗对照组标准二线化疗(托泊替康)主要终点无进展生存期次要终点总生存期、客观缓解率、缓解持续时间、≥3 级不良事件入组启动2025 年 8 月主要终点预计读出2027 年 12 月
另有一项直肠癌新辅助治疗随机试验 NCT05352165。该试验比较类器官药敏指导的新辅助治疗与标准全程新辅助治疗,观察病理完全缓解率等指标。
两项试验的关键读数均在 2027 年之后。3标准建设滞后于应用
《肿瘤类器官构建通用规范专家共识(2026 年版)》给出了取样时限、细胞存活率、基质与添加物、传代与质控的量化要求。但推荐意见未按癌种细化,也未给出统一的药敏判定阈值。这导致不同机构之间的结果可比性有限。
需要厘清药敏预测准确率的解读边界:研究报道的预测准确率是队列层面的统计结果,不能直接等价于单个患者的药物有效概率。类器官药敏结果是临床决策的补充数据点,用药决策仍需结合病理、分子分型与影像学评估。
免责声明
本文基于公开可获取信息整理,仅作行业研究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临床诊疗建议或个股推荐。文中市场规模、企业融资、临床试验统计等信息均引自第三方公开来源,本文未开展独立验证,相关数据仅供参考。参考文献1
Sato T, Vries RG, Snippert HJ, et al. Single Lgr5 stem cells build crypt-villus structures in vitro without a mesenchymal niche. Nature, 2009, 459(7244): 262-265.2
Jung P, Sato T, Merlos-Suárez A, et al. Isolation and in vitro expansion of human colonic stem cells. Nat Med, 2011, 17(10): 1225-1227.3
Sato T, Stange DE, Ferrante M, et al. Long-term expansion of epithelial organoids from human colon, adenoma, adenocarcinoma, and Barrett's epithelium. Gastroenterology, 2011, 141(5): 1762-1772.4
Gao D, Vela I, Sboner A, et al. Organoid cultures derived from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Cell, 2014, 159(1): 176-187.5
van de Wetering M, Francies HE, Francis JM, et al. Prospective derivation of a living organoid biobank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Cell, 2015, 161(4): 933-945.6
Boj SF, Hwang CI, Baker LA, et al. Organoid models of human and mouse ductal pancreatic cancer. Cell, 2015, 160(1): 324-338.7
Broutier L, Mastrogiovanni G, Verstegen MM, et al. Human primary liver cancer-derived organoid cultures for disease modeling and drug screening. Nat Med, 2017, 23(12): 1424-1435.8
上海市抗癌协会类器官专业委员会等. 肿瘤类器官构建通用规范专家共识(2026 年版). 中国癌症杂志, 2026, 36(3): 299-312.9
Organoid-guided vs Topotecan Therapy in Relapsed Extensive-Stage Small Cell Lung Cancer. ClinicalTrials.gov, NCT07106528.10
Clinical Efficacy of Organoid-Base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Advanced Rectal Cancer. ClinicalTrials.gov, NCT05352165.11
国家医保局.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2026 年 8 月 14 日.12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 新替代方法学(NAMs)"先锋计划"征求意见稿, 2026 年 7 月.13
FDA. General considerations for use of new approach methodologies in drug development, 2026 年 3 月.14
FDA. FDA Modernization Act 2.0, 2022 年 12 月.15
Eiraku M, Takata N, Ishibashi H, et al. Self-organizing optic-cup morphogenesis in three-dimensional culture. Nature, 2011, 472(7341): 51-56.16
Lancaster MA, Renner M, Martin CA, et al. Cerebral organoids model human brain development and microcephaly. Nature, 2013, 501(7467): 373-379.17
Takebe T, Sekine K, Enomura M, et al. Vascularized and functional human liver from an iPSC-derived organ bud transplant. Nature, 2013, 499(7459): 481-484.18
Takasato M, Er PX, Chiu HS, et al. Kidney organoids from human iPS cells contain multiple lineages and model human nephrogenesis. Nature, 2015, 526(7574): 564-568.19
Dekkers JF, Wiegerinck CL, de Jonge HR, et al. A functional CFTR assay using primary cystic fibrosis intestinal organoids. Nat Med, 2013, 19(7): 939-945.20
Dekkers JF, Berkers G, Kruisselbrink E, et al. Characterizing responses to CFTR-modulating drugs using rectal organoids derived from subjects with cystic fibrosis. Sci Transl Med, 2016, 8(344): 344ra84.21
Lamers MM, Beumer J, van der Vaart J, et al. SARS-CoV-2 productively infects human gut enterocytes. Science, 2020, 369(6499): 50-54.22
Organoid models: Regulations an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s. Chin Med J,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