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胸腔积液/腹水(MPE/MA)作为晚期实体瘤的常见并发症,因肿瘤细胞广泛浸润、微环境呈强免疫抑制与高血管生成特性,现有治疗手段(如穿刺引流、全身化疗)疗效有限且易复发,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与生存期。近期华西医院和上海医药集团生物治疗技术有限公司在2025WCLC发表《VEGFR1/PD-L1 CAR-T cell treatment in solid tumor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研究,研究显示,靶向VEGFR1/PD-L1双靶向CAR-T细胞疗法,在实体瘤合并MPE/MA患者中展现出优异的安全性与显著疗效。
一、疗法设计:双靶向策略破解MPE/MA微环境困境
MPE/MA的核心治疗难点在于其特殊微环境—既存在PD-L1介导的免疫抑制,又因VEGFR1高表达驱动血管异常增生,为肿瘤细胞提供生存“温床”。
1.双靶点选择:覆盖肿瘤细胞与微环境特征
VEGFR1靶向肿瘤细胞:IHC检测显示,VEGFR1在肺癌、乳腺癌来源的MPE及胃癌、卵巢癌来源的MA中广泛高表达,尤其在肺癌MPE的播散肿瘤细胞中表达强度显著升高,成为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标识”;
PD-L1靶向免疫抑制信号:前期研究证实,PD-L1在MPE/MA的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表面均有表达,通过与T细胞表面PD-1结合传递抑制信号,导致传统CAR-T细胞功能耗竭。本研究创新性引入PD-L1嵌合转换受体(PD-L1.CSR,PD-L1.BB),将PD-L1的抑制信号转化为4-1BB共刺激信号,既解除免疫抑制,又为CAR-T细胞提供额外活化信号,增强其在肿瘤微环境中的存活与增殖能力。
整体上,一方面VEGFR1靶向结构域精准识别并结合肿瘤细胞表面VEGFR1,通过CD3ζ信号激活CAR-T细胞的细胞毒性,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另一方面,PD-L1结合结构域通过信号转换机制,将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信号转化为活化信号,同时抑制血管生成相关通路,双重阻断肿瘤细胞的生存与扩散,形成“直接杀瘤+微环境重塑”的协同效应。
2.作用机制:“杀伤-调控”双重效应
在肺癌胸膜转移小鼠模型(A549VEGFR1-PD-L1)中,VEGFR1/PD-L1CAR-T细胞的疗效显著优于单靶向CAR-T及未转导T细胞(UTD),治疗第14天,VEGFR1/PD-L1C AR-T组小鼠的胸膜肿瘤负荷较UTD组降低80%以上,且胸腔积液量显著减少.机制验证显示,该CAR-T细胞可有效浸润至胸膜转移灶,同时降低微环境中VEGF浓度与PD-L1表达水平。
三、临床数据:高安全性与显著疗效的双重验证
基于临床前证据开展I期临床试验(NCT04684459)采用“3+3”剂量递增设计,纳入9例实体瘤合并MPE/MA患者(含6例非小细胞肺癌(NSCLC)合并MPE患者),通过局部输注自体VEGFR1/PD-L1CAR-T细胞,系统评估其安全性与疗效。
安全性方面,所有患者均接受单剂量局部输注,且未进行预处理淋巴耗竭,极大降低了治疗相关风险,所有不良事件(AE)均为1-2级,无DLT发生。最常见细胞因子(IL-6、IL-10、IFN-γ)轻度升高(44.4%)、C反应蛋白(CRP)升高(44.4%)及低热(33.3%),无严重CRS或神经毒性发生,且不良反应可通过对症治疗快速缓解。
疗效方面,6例NSCLC合并MPE患者中,胸腹水控制率达100%,其中3例实现部分缓解(PR),治疗后胸腔积液量持续减少,无需再行穿刺引流,CT影像学显示胸膜转移灶缩小或稳定。代表性病例显示,接受2×10⁶CAR⁺T细胞/kg治疗的晚期肺腺癌患者(Pt.006),MPE缓解持续17个月以上;接受5×10⁶CAR⁺T细胞/kg治疗的患者(Pt.009),胸腹水缓解达11个月,且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目前正在剂量扩展研究中。
四、总结思考
VEGFR1/PD-L1双靶向CAR-T细胞疗法通过精准设计,成功破解了MPE/MA微环境的免疫抑制与血管生成难题,其临床数据证实了“局部输注+双靶向”策略的可行性与优越性。该疗法成功解决传统CAR-T“靶向单一、易受微环境抑制”的问题;而且局部给药模式大幅降低全身毒性。
未来需进一步探索该疗法对原发肿瘤的控制效果,评估其“控制并发症+抑制原发灶”的双重价值。
《VEGFR1/PD-L1 CAR-T cell treatment in solid tumor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WCLC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