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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ase 1 Study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KLN-1010, a Novel, In Vivo Gene Therapy to Generate Anti-B Cell Maturation Antigen (Anti-BCMA)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T Cells (CAR-T)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The goal of this clinical trial is to evaluate the safety, tolerability, and recommended Phase 2 Dose (RP2D) of KLN-1010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or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100 项与 Kelonia Therapeutics, Inc. 相关的临床结果
0 项与 Kelonia Therapeutics, Inc. 相关的专利(医药)
从vein-to-vein到off-the-shelf,
in vivo CAR-T时代到来
自2017年全球首款CAR-T产品Kymriah获批以来,细胞疗法彻底改写了血液肿瘤的治疗格局,同时人们也寄希望于CAR-T技术能在未来彻底解决肿瘤问题。然而,这种“活的药物”在生产、定价等各个环节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质粒到病毒到细胞的复杂的生产工艺,长达数周的 “vein-to-vein” 时间,个性化的细胞制备,共同构筑了细胞治疗产品的高昂的生产成本以及百万人民币和动辄数十万美元的售价,使得CAR-T细胞产品的应用始终没能全面打开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最前沿有效的治疗技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n vivo CAR-T(体内CAR-T)技术应运而生,它描绘了一幅颠覆性的图景:将复杂的细胞工程实验室“微缩”并直接注入患者体内,实现T细胞的原位改造,使得原来体外的所有生产制备环节在患者体内完成,这不仅意味着治疗流程的极大简化,更预示着一种真正“货架可及”(off-the-shelf)的新的体内细胞疗法时代的到来。
更让人振奋的是,in vivo CAR-T补齐了传统ex vivo CAR-T的技术短板。它能在致密的肿瘤微环境动态发挥作用,且避免了淋巴耗竭预处理风险。这使其在实体瘤与自身免疫疾病这两大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上展现出的巨大潜力。从2024年到2025年,全球制药巨头(Big Pharma)纷纷通过巨额投资与并购,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布局这一前沿领域,一场围绕下一代细胞疗法的“军备竞赛”已然打响:
2024年1月:Umoja Biopharma完成C轮融资
Umoja Biopharma宣布完成1亿美元的C轮融资,以推进其独特的in vivo CAR-T平台。该公司采用基于慢病毒载体的VivoVec技术,旨在实现体内T细胞的精准改造,其资产UB-VV400已进入临床阶段。
2024年2月16日:Astellas与Kelonia达成合作
Astellas(通过其子公司Xyphos Biosciences)与Kelonia Therapeutics达成一项价值高达8亿美元的研究合作与许可协议。双方旨在结合Kelonia的iGPS™(in vivo Gene Placement System)技术与Xyphos的ACCEL™技术,共同开发用于多种癌症的in vivo CAR-T疗法。
2024年11月20日:Novartis联手Vyriad
CAR-T领域的先驱Novartis与Vyriad, Inc.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发基于慢病毒载体平台的in vivo CAR-T疗法。尽管具体合作金额未披露,但此举标志着Novartis在巩固其CAR-T领导地位的同时,积极向下一代“现货型”技术拓展。
2025年3月17日:阿斯利康收购EsoBiotec
阿斯利康(AstraZeneca)宣布以10亿美元收购比利时私营公司EsoBiotec,获得其专有的ENaBL™平台。该平台采用第三代免疫屏蔽慢病毒载体技术,用于开发in vivo CAR-T疗法,其首个靶向BCMA的候选药物ESO-T01已进入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试验。
2025年5月13日:Stylus Medicine获明星资本加持
Stylus Medicine宣布完成8500万美元的A轮融资,投资方包括礼来(Eli Lilly)、强生(Johnson &; Johnson)和中外制药(Chugai)等行业巨头。该公司致力于利用其基因组工程和染色质调控技术,开发新一代的in vivo CAR-T疗法。
2025年6月30日:AbbVie重金押注LNP路线
AbbVie宣布以高达2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Capstan Therapeutics。此次交易的核心是Capstan的靶向脂质纳米颗粒(tLNP)技术平台及其领先的anti-CD19 CAR-T候选疗法,这笔交易被视为行业对LNP技术路线在in vivo CAR-T领域潜力的重磅认可。
2025年8月21日:吉利德(Kite)收购Interius
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旗下的细胞疗法子公司Kite宣布以3.5亿美元收购Interius BioTherapeutics。Interius专注于开发创新的in vivoCAR-T平台,此次收购进一步加强了Kite在细胞治疗领域的领导地位,并标志着其正式进军in vivo赛道。
这些动辄数亿的资本动作,不仅是对in vivo CAR-T临床价值的认可,更预示着其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转折点已然到来。
递送路线之争:闪电战VS持久战
当前,in vivo CAR-T的核心在于如何高效、安全地将CAR基因递送至体内的T细胞。主流策略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以脂质纳米颗粒(LNP)为载体的非病毒路径,和以慢病毒(Lentivirus)为代表的病毒载体路径。
要实现体内T细胞的精准改造,递送载体是整个技术的命脉。目前,行业使用的技术路线可分为五种,包括:
对于各个技术路线的详细探讨大家可以参考原文:Yan-Ruide Li,et al.In vivo CAR engineering for immunotherapy,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https://doi.org/10.1038/s41577-025-01174-1.
目前行业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两大技术路线上:LNP和慢病毒载体(Lentiviral Vector, LV)。对这两条路线的深入分析,是理解in vivo CAR-T未来走向的关键。尽管没有一篇文献中的表格能完美囊括所有维度的对比,但综合多篇前沿综述,我们可以勾勒出两种技术路线的核心差异:
LNP-mRNA路线:
• 优势:生产相对快速、非病毒整合(理论上无插入突变风险)、免疫原性可能较低。
• 劣势:表达瞬时,可能需要重复给药;转导效率相对较低;在体内环境中靶向T细胞的特异性和效率仍是重大挑战。
慢病毒载体 (LV) 路线:
• 优势:稳定整合基因组,实现CAR的持久表达,为长期疗效提供基础;转导效率高,技术平台相对成熟。
• 劣势:存在潜在的插入突变风险(尽管在ex vivo疗法中已通过质控手段有效管理);生产工艺相对复杂;可能引发针对病毒载体的免疫反应。
可以说,如果说LNP-mRNA是一场旨在快速控制战局的闪电战,那么慢病毒载体则是一场着眼于长治久安的持久战。两者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有场景适配的博弈,而这场博弈的胜负,正藏在不同疾病治疗的核心需求里:
TONACEA
01
肿瘤治疗:持久为王,但安全不能让步
无论是白血病这类液体瘤,还是胰腺癌这类实体瘤,“清除肿瘤 + 防止复发” 都是核心目标,但不同场景下,对 “持久” 与 “安全” 的权重取舍截然不同。
LNP-mRNA优点:
• 安全性高:特别适合靶点有“on-target, off-tumor”(靶点在正常组织也有低表达)毒性的情况。由于CAR表达是瞬时的,即使出现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神经毒性,毒性也是可逆和可控的。
• 快速部署:可用于侵袭性极强的肿瘤,需要立即控制病情时。
• 可重复给药:可以根据病情需要,进行多个疗程的治疗,以维持或重新激活抗肿瘤效应。
LNP-mRNA缺点:
• 持久性不足:CAR-T细胞的持续存在是清除肿瘤和防止复发的关键。mRNA的瞬时特性可能导致抗肿瘤效果不持久,肿瘤容易复发。
• T细胞记忆无法形成:难以形成记忆性CAR-T细胞,导致缺乏长期的免疫监视。
慢病毒载体优点:
• 持久性强:能建立长期、甚至终身的CAR-T细胞群体,提供持续的肿瘤杀伤和防止复发,这是当前体外CAR-T疗法成功的基础。
• 可形成记忆细胞:改造后的T细胞可以分化成记忆性T细胞,提供长期的免疫保护。
慢病毒载体缺点:
• 安全性风险:整合突变风险虽然在改进后已降低,但理论上始终存在。一旦发生严重CRS,无法通过停止CAR表达来快速缓解。
• 制造和成本:体内生产慢病毒载体的成本和质量控制是一大挑战。
结论:对于肿瘤治疗,慢病毒载体在持久性方面的优势目前看来更为关键。但LNP-mRNA在安全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如实体瘤,靶点毒性大)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和探索方向。
从上文提到的7笔交易中,除了Stylus和Captan外,其余均采用了慢病毒载体的技术路线,特别是最近的在细胞治疗领域最早获得成功的吉利德科学旗下的细胞疗法子公司Kite的选择,更加推高了行业对in vivo慢病毒载体技术路线的认可。
TONACEA
02
自身免疫病:可控比永久更重要
治疗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这类自身免疫病,核心逻辑不是清除,而是调节。既要压制过度活跃的免疫系统,又不能把正常免疫功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留下长期隐患。这时候,LNP和慢病毒的差距,就成了适配与不适配的区别。
LNP-mRNA优点:
• 可调控性:自身免疫疾病可能需要间歇性或可调节的治疗。LNP允许按需给药(例如在疾病活动期给药),在缓解期停止,模拟“药物”的给药模式,而非永久性改变免疫系统。
• 安全性:避免了对基因组永久修改所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对于需要长期治疗的年轻患者尤为重要。
LNP-mRNA缺点:可能需要频繁给药以维持疗效,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慢病毒载体优点:
• “一劳永逸”:一次治疗,可能实现长期的疾病缓解甚至治愈,极大提高患者依从性。
• 持续调节:能够持续表达CAR(例如靶向自身反应性B细胞的CAAR),提供不间断的免疫抑制。
慢病毒载体缺点:
• 过度抑制风险:永久存在的抑制性CAR-T细胞可能导致广泛的免疫抑制,增加感染和肿瘤风险。
• 不可逆性:如果治疗策略需要调整(如出现新靶点或不良反应),无法撤回已改造的细胞。
结论:对于自身免疫病,LNP-mRNA的可调控性和安全性优势可能更大。将治疗作为一种“可控药物”而非“永久性细胞改造”更具吸引力。
看不见的战场:In Vivo CAR-T的真正瓶颈----CMC
In vivoCAR-T将治疗的复杂性从医院端前移到了药品生产端。无论选择哪种递送载体,其CMC的成熟度、可扩展性和成本,都将直接决定该技术能否真正从实验室走向广阔市场。
载体生产困局:从实验室到量产的生死线
• LNP-mRNA面临的工业化挑战与技术突破
LNP的制备需精确控制脂质自组装过程。实验室采用的主流方法是微流控法。实验室级微流控芯片能精准控制LNP与mRNA混合,实现90%以上的包封率。然而,当放大至GMP生产时,设备物理尺寸大大限制流速(单通道每小时仅能处理数升溶液),且芯片易因脂质沉淀堵塞,导致批次间产量波动超30%。辉瑞研究还发现,大规模混合过程中空气夹带会导致LNP结构重排,使mRNA包封率下降30%以上。
传统的乙醇注入法虽适合工业化,是CDMO企业的主流选择。但混合速率、pH 值、脂质比例等参数的微小波动会导致粒径分布拓宽,包封率骤降20%以上。后续的稀释、超滤步骤更增加工艺复杂性,每多一步操作就多 3% 的活性损失风险。
LNP脆弱的脂质双层结构更是提高了规模化生产的难度。在抗体偶联等靶向修饰场景中,需精确控制抗体密度(过高引发吞噬,过低影响靶向)。但在量产时,偶联效率批次差异常超15%,导致LNP的结构被剪切力破坏,影响精准递送。
蓬勃生物目前通过搭建“表面偶联法+后插入法”的通用可放大平台,可以突破LNP规模化生产的偶联工艺核心难题,为LNP载体CAR-T的商业化提供了关键技术基础。但仍需在临床验证、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和CAR-T特异性优化上进一步发力,才能完全支撑体内CAR-T从临床向商业化的落地。
• 慢病毒载体的规模化生产的工艺难点与技术突破
慢病毒载体(LVV)的规模化生产质量,其目前面临纯度、一致性与规模三大核心瓶颈。
高纯度要求
由于LVV需直接注射进入人体循环系统,其纯度必须达到“体内安全级”。生产中残留的杂质(如未消化质粒、宿主细胞蛋白、细胞碎片以及缺陷病毒颗粒)难以通过纯化完全去除。这些杂质不仅可能引起非特异性免疫反应,还可能导致脱靶效应或载体功能异常,严重威胁治疗安全性。
严格的批次一致性需求
In vivo给药要求LVV在不同批次间具备高度一致的病毒滴度、转导效率和靶向能力。传统瞬转工艺由于质粒转染效率的随机性和表达时间的不稳定性,导致关键质量属性(CQAs)波动显著,直接影响疗效的可预测性与监管合规性。
大规模生产的可行性挑战
In vivo CAR-T面向更广泛的患者群体,要求LVV生产实现工业级放大。然而,瞬转工艺在规模放大过程中常面临病毒功能性滴度下降、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等问题。例如,从10L反应器放大至100L时,有效滴度下降可达45%以上,难以稳定供应临床及商业化需求。
目前主流的多质粒瞬时转染技术因其“非整合、临时性”的本质,在应对上述挑战时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 纯度方面:转染后大量残留质粒、转染试剂及细胞降解产物与病毒颗粒物理性质相近,使得下游纯化难以彻底分离;
• 一致性方面:质粒的摄取和表达水平受细胞状态和操作参数影响显著,导致不同生产批次间质量属性差异显著;
• 规模放大方面:瞬转不仅依赖大量GMP级质粒,其产率与可扩展性也远低于工业化要求,无法支撑未来商业化应用。
为从根本上解决LVV生产的瓶颈,深研生物正积极探索稳定细胞系构建技术。该策略通过将病毒元件稳定整合至宿主细胞基因组,实现可控、高效的病毒颗粒生产。
稳定整合与诱导表达完成纯度要求:利用转座子系统或同源重组技术,将 gag/pol、rev、包膜蛋白及靶向分子等元件稳定整合至细胞基因组中,并采用诱导型启动子实现“先扩增、后生产”的分离控制,显著提高完整病毒颗粒的比例,降低缺陷颗粒生成。
高性能克隆筛选与建库满足一致性要求:通过高通量自动化平台(如深研生物的EuBioX系统)对数千个候选克隆进行筛选,评估其单克隆性、病毒滴度、转导效率等指标,最终建立主细胞库(MCB),从而保证生产源头的一致性和标准化。
工艺兼容性与规模化潜力:稳定细胞系在贴壁或悬浮培养中均可实现高密度生长,且产量较瞬转提升显著(部分数据显示提高达20倍)。其与下游纯化工艺兼容性良好,易于放大至cGMP级别,满足从临床研究到商业供应的大规模生产需求。
综上,稳定细胞系平台不仅从源头提升了LVV的安全性、一致性与可扩展性,也为in vivo CAR-T疗法的临床转化和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未来,该方向的持续优化与创新将是推动in vivo CAR-T慢病毒递送路线商业化成功的关键。
• 谁将定义In Vivo CAR-T的工业标准?
In vivo CAR-T无疑是细胞治疗领域最激动人心的前沿方向之一,它承载着将“天价”疗法平民化的希望。在这场通往未来的竞赛中,递送载体的选择是决定技术路线成败的第一个关键分岔口。LNP以其灵活性和在其他领域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关注,慢病毒载体凭借其无可比拟的持久表达潜力,似乎更贴近CAR-T疗法追求长期控制乃至治愈的初衷。
(图源:松禾资本)
当EsoBiotec、Umoja等先行者已将in vivo CAR-T疗法推向临床,初步验证了其可行性时 ,一个更为严峻的工业化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当前实验室中大量使用的精细工艺,能否支撑起未来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一“实验室”的生产模式,其固有的高成本与批次间的不稳定性,正成为悬在这些创新疗法商业化道路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因此,行业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从“疗效”转向“制造”。这些走在最前沿的公司,将如何跨越从临床样品制备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鸿沟?最终,能够定义行业标准的,或许正是那些率先破解了这一制造难题,协助创新疗法稳稳放入“货架”的企业。
【转载声明】本文转载自“生物工艺与技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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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页2025 WCLC摘要集免费领取!摘要:传统的 CAR-T 细胞疗法在血液肿瘤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存在制备复杂、成本高昂、需体外培养等局限。近年来,体内 CAR-T 细胞疗法成为研究热点,它通过基因治疗工具直接在体内对免疫细胞进行重编程,具有更快、更好、更便宜的优势。本文将从体内 CAR-T 疗法的优势、所使用的载体技术(慢病毒载体和脂质纳米颗粒载体)、临床研究进展、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拓展方向等方面,全面解析这一新兴疗法,展现其在癌症和自身免疫病治疗领域的巨大潜力。
一、体内 CAR-T 疗法:突破传统 CAR-T 的局限
CAR-T 细胞疗法,即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疗法,是一种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改造患者自身免疫细胞来攻击癌细胞的治疗方法。传统的 CAR-T 疗法需要从患者体内采集免疫细胞,在实验室中进行培养、改造,使其表达嵌合抗原受体(CAR),然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这种体外 CAR-T 疗法虽然在部分血液癌症治疗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疗效,甚至让一些患者实现了长期缓解,但也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
首先,体外 CAR-T 疗法的制备过程非常繁琐。从采集患者细胞到完成改造并回输,往往需要数周时间,这对于病情进展迅速的患者来说,可能会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其次,这种疗法的成本极高。复杂的制备流程、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使得每剂 CAR-T 疗法的价格高达数十万美元,许多患者难以承受。此外,患者在接受 CAR-T 细胞回输前,通常需要接受大剂量的化疗来清除体内现有的免疫细胞,为改造后的细胞 “腾出空间”,这种淋巴清除过程会严重破坏患者的免疫系统,增加感染等并发症的风险。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体内 CAR-T 疗法。与体外 CAR-T 疗法不同,体内 CAR-T 疗法是通过基因治疗工具,直接在患者体内对免疫细胞进行重编程,使其表达 CAR。Interius BioTherapeutics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菲尔・约翰逊(Phil Johnson)表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更快、更好、更便宜。”
体内 CAR-T 疗法使用现成的重编程 cassette,这使得其制备时间比传统的体外 CAR-T 疗法缩短了数周。据估计,每剂体内 CAR-T 疗法的生产成本可能低至 5000 美元,仅为体外 CAR-T 疗法成本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体内 CAR-T 疗法不需要进行淋巴清除,患者的免疫系统能够保持完整,这不仅降低了感染风险,还可能让改造后的免疫细胞更具活性。因为体内改造的免疫细胞不像体外培养的细胞那样容易 “疲惫”,理论上它们可能成为更高效的癌症 “战士”。二、载体技术:体内 CAR-T 疗法的 “运输工具”
体内 CAR-T 疗法的成功,离不开高效、安全的基因治疗载体。这些载体就像 “运输工具”,负责将 CAR 的编码基因选择性地传递给特定的免疫细胞亚群。目前,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两种类型的载体:慢病毒载体和脂质纳米颗粒(LNP)载体。(一)慢病毒载体:实现永久基因改造
慢病毒载体是一种经过工程改造的病毒载体,能够将外源基因整合到宿主细胞的基因组中,实现基因的永久表达。早在体外 CAR-T 疗法进入临床之前,研究人员就开始致力于改造慢病毒载体,以实现免疫细胞的体内重编程。
保罗・埃利希研究所(Paul-Ehrlich-Institut)的分子生物技术和基因治疗研究组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布赫霍尔茨(Christian Buchholz)是该领域的早期探索者之一。20 年前,他受到一项研究的启发:2005 年,有研究团队报告称,当一种能杀死癌症的麻疹病毒表面覆盖单链抗体片段时,它能够靶向癌细胞。布赫霍尔茨由此想到,是否可以采用类似的策略,通过改造慢病毒,使其表达基于抗体的细胞靶向部分和麻疹病毒糖蛋白,从而将慢病毒载体导入特定的细胞类型。
2008 年,布赫霍尔茨团队报告称,表面经过改造的靶向 CD20 的慢病毒载体能够优先被 B 细胞摄取。2012 年,他们在小鼠模型中证实,靶向 CD8 的慢病毒载体能够进入 T 细胞。2018 年,该团队进一步发现,一种靶向 CD8 且携带 CD19-CAR 的慢病毒载体能够在小鼠体内转导 T 细胞,并清除 B 细胞。
多家生物技术公司纷纷采用这种策略,并进行了一些优化。每家公司都选择了自己偏好的细胞靶向部分(一种基于抗体的结合剂,决定了靶向的细胞亚群),同时,糖蛋白作为进入靶细胞的 “钥匙” 也很重要,此外还有治疗性的 CAR payload,它能使经过重新训练的 T 细胞找到恶性肿瘤细胞。
Interius 公司的团队选择在载体中嵌入抗 CD7 抗体片段,以靶向 CD7 + 细胞,这样可以同时靶向 T 细胞和 NK 细胞。约翰逊表示:“我们正在创造一种更多样化的效应细胞群体。”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 CAR-T 研究人员劳拉・埃夫金(Laura Evgin)认为:“我们知道 CAR-NK 细胞非常有效,所以看看这一决定在临床中会有怎样的结果将会很有趣。”
Umoja 公司则采用了一种多结构域的解决方案来高效靶向不同的 T 细胞亚群。该公司的载体早期版本仅使用针对经典 CD3 T 细胞标志物的抗体片段,与体外 CAR-T 产品的细胞类型非常接近,但重编程效率仅为 10%-15%。Umoja 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大卫・丰塔纳(David Fontana)表示:“坦率地说,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对其进行改造。” 通过将 CD3 抗体片段与 CD80 和 CD58 的共刺激结构域融合,该团队最终成功将载体的重编程效率提高到了 50% 左右。丰塔纳解释道:“我们正在尽可能地模拟抗原呈递细胞和 T 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认为这对我们的研究很重要。”
在糖蛋白方面,布赫霍尔茨已经证明,经过麻疹病毒改造的载体具有 “近乎绝对” 的选择性,几乎没有组织外编辑。而 Interius 和 Umoja 公司则在其载体上使用了其他病毒家族的糖蛋白,这些糖蛋白通过不同的机制进入靶细胞。布赫霍尔茨警告说,这可能会增加组织外编辑的风险。
但 Kelonia Therapeutics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凯文・弗里德曼(Kevin Friedman)反驳称,在考虑特异性可能的损失时,还必须同时考虑效力和可制造性。如果其他糖蛋白能提供更高的重编程率或更少的非功能性颗粒,那么就可以使用更低的剂量,这可能会改善产品的整体安全性和有效性。他补充道:“要想有效,你确实需要具备这三个支柱 —— 特异性、效力和制造能力。”
CAR 的效力还取决于所使用的 CAR 以及它所针对的 B 细胞标志物。所有常见的血液学靶点 ——CD19、CD20、CD22 和 BCMA 都在考虑范围内。
除了细胞靶向部分,研究人员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优化 CAR,试验 CAR 的身体和尾部的不同结构域如何影响其杀细胞活性。对于 Interius 公司来说,体外产品中使用的 CAR 的特性可能也非常适合体内慢病毒 CAR-T。因此,他们采用了一种经过验证的结构,包括 CD8 铰链结构域、CD8 跨膜结构域、4-1BB 共刺激信号结构域和 CD3ζ 信号尾部。约翰逊说:“这是一种非常成熟、公认且有效的 CAR 结构。”
Umoja 公司在其主要项目中也选择了经过验证的 CAR。但该公司在慢病毒载体中增加了另一个 “武器”,即向靶向 T 细胞转导第二种名为雷帕霉素激活细胞因子受体(RACR)的蛋白质。小分子雷帕霉素会激活这种人工 RACR 受体,进而向重编程细胞传递 IL-15。丰塔纳说:“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地证明,这不仅能延长这些 T 细胞的寿命,还能在小鼠体内产生更多的工程化 CAR。”
临床前数据显示,这些候选药物进展顺利。Interius 公司报告称,单次输注其主要产品就能在小鼠和猕猴体内清除 B 细胞。Umoja 公司同样表明,在没有 RACR 的情况下,其重编程细胞能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体内驱动 B 细胞清除。
埃夫金对这两组数据都表示:“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他们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在体内以相对较高的效率产生这些细胞,而且这些细胞功能极强,能够在小鼠模型和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中清除 B 细胞。” 她补充道,慢病毒重编程器不需要达到极高的体内转导水平,因为经过重新训练的 T 细胞随后会受到抗原刺激的冲击,从而驱动它们的扩增。
布赫霍尔茨也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说:“重编程在大型动物模型中起作用是个好消息,这很有希望。但当然,非人灵长类动物并不是患病的患者。”(二)脂质纳米颗粒(LNP)载体:实现瞬时基因表达
并非所有人都看好慢病毒重编程技术。2017 年,就在布赫霍尔茨证明慢病毒载体能够在小鼠体内驱动 B 细胞清除的几个月前,另一个研究团队报告了使用基于纳米颗粒的载体取得的类似突破。基于 mRNA 的新冠疫苗的成功随后提高了脂质纳米颗粒系统的知名度,Capstan 和 Orbital 等生物技术公司也纷纷加入了体内 CAR-T 的研究行列。
Capstan 公司的首席科学官阿德里安・博特(Adrian Bot)认为,负载 mRNA 的 LNP 的一大优势是其可调性。他解释说,这些治疗候选药物只是暂时地重新训练 T 细胞,使其短暂表达能够杀死 B 细胞的 CAR,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剂量和重复给药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疗效,同时将长期安全问题降至最低。此外,LNP 的制造比慢病毒载体更容易。
埃夫金曾与 NanoVation 公司合作研究使用 LNP 生成体内 CAR-T,她表示:“在成本和复杂性方面,制造 LNP 和 mRNA 比制造整个病毒要容易得多。”
尽管如此,LNP 仍需要针对体内重编程进行优化。新冠疫苗中使用的 LNP 载体在设计上具有反应原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其携带的 mRNA payload 编码的病毒抗原的免疫反应。但可重复给药的重编程治疗药物需要避开免疫系统的 “雷达”。博特说:“我们没有选择非常具有免疫原性且在体内持续时间长的‘特氟龙颗粒’,而是采用了‘雪花型’设计,这样除非颗粒通过受体介导的方式被迅速摄取,否则它就会分解。这是理想的特性。”
为了将这些 LNP 靶向 T 细胞,Capstan 公司将抗 CD8 抗体与载体结合。博特补充说,其目标是不影响 CD4+T 细胞。CD8+T 细胞具有杀伤细胞的作用,而 CD4 + 辅助性 T 细胞通常会增强炎症活动,CD4 + 调节性 T 细胞则会抑制炎症活动。博特表示,重编程 CD4 + 细胞可能会使治疗效果复杂化,或许还会加剧与 CAR-T 相关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我们想要避开这些细胞。我们希望避免不必要地利用 CD4+T 细胞。”
Capstan 公司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彻底改造 CAR 结构的主体和尾部。博特解释说,体外和慢病毒体内应用中使用的 CAR 是为了优化工程化细胞的长期持久性而设计的,但瞬时重编程器需要的是快速起效。“为此开发 CAR 是我们的一项关键工作。”
该公司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供更多关于其主要候选药物的组成及其在临床前模型中的活性的细节。博特说:“这将成为我们将该项目推进到临床的强大跳板。”
Capstan 公司将从自身免疫性疾病开始研究。如果免疫重置能够治愈狼疮,那么可能就不需要体外和慢病毒 CAR 产品的长期效果。而且,由于基于 mRNA 的产品不会整合到基因组中,它们引发癌症的可能性也应该更低。埃夫金说:“从安全性角度来看,LNP 更令人放心。”
但这可能需要权衡。在血液癌症中,体外 CAR-T 细胞在输注后可以持续存在数年,这些长寿细胞可能在抗癌反应的持久性方面发挥作用。瞬时 CAR-T 会有同样的持久性吗?埃夫金说:“比较慢病毒方法和 mRNA 方法在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适应症中的效果,试图确定在哪些情况下我们需要 CAR 的长期持续存在,哪些情况下需要短暂的 CAR 表达来介导治疗效果,这将非常有趣。”
她补充说,虽然早期的体外 CAR-T 研究大多是由学术团体推进的,但这一次是生物技术公司引领着进入临床的步伐。因此,研究界迫切需要更多的公开数据,以确定如何以及在何处最好地推进这些技术。三、临床研究进展:从动物实验迈向人体试验
经过多年的设计和规划调整,多种体内 CAR-T 候选药物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临床阶段(见表 1)。Capstan 公司的首席科学官阿德里安・博特(Adrian Bot)表示:“到 2026 年,我们将会学到很多东西。到那时,将会有六项试验得出结果。这将非常令人兴奋。” 他补充说,这些结果可能会改变 CAR-T 的分类方式,将其从细胞疗法转变为基因疗法。“疗法类别之间的界限在我们眼前变得模糊。”
表 1 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临床的体内 CAR 免疫细胞
(一)癌症领域的探索
为了获得人体数据,多家公司正在开展 I 期癌症试验的患者招募工作。
他们面临着竞争激烈的血液癌症治疗领域。体外 CAR-T 疗法不仅疗效显著,而且肿瘤学家对于那些对首次 CAR-T 治疗反应不佳的患者,几乎没有兴趣重复使用相同的治疗策略。约翰逊说:“我们的顾问 —— 这些都是执业医生 —— 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在 CD19 CAR-T 治疗后复发的患者,我们不会用另一种 CAR19 CAR-T 产品进行再治疗。”
因此,他的团队将其主要项目瞄准了 CD20,这是 B 细胞和 B 细胞癌症的另一个经典标志物。该试验目前正在招募患者。
Umoja 公司对 CD19 靶向体内 CAR-T 的前景更为乐观,其主要产品正在推进用于 CAR-T 初治和 CAR-T 暴露的血液癌症患者。但为了解决再治疗问题,该公司也在推进 CD22 靶向体内 CAR-T。
Umoja 公司的两种主要重编程 cassette 都携带 RACR 基因,这为测试这些疗法在有或没有雷帕霉素增强情况下的效果提供了机会。丰塔纳说:“对于有部分反应的患者,我们有几种选择:我们可以给他们重新注射重编程载体,或者我们可以给他们雷帕霉素,刺激这些细胞杀死肿瘤。这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竞争对手没有的杠杆。”
由于 I 期试验主要关注安全性,研究人员正在密切关注一些潜在的问题。
对布赫霍尔茨来说,一个关键问题是细胞靶向的选择性。他说:“临床中最大的问题将是,这些载体的选择性是否得以保持?”
药物开发商和监管机构必须密切关注组织外重编程。在诺华公司现已获批的体外 CAR-T 疗法 tisagenlecleucel(Kymriah)的一项临床试验中,由于制造失误,CAR 被意外转导到白血病 B 细胞中。这产生了一个对 CAR-T 具有抗性的白血病克隆,并导致患者死亡,这是组织外重编程的最糟糕结果。
组织内重编程也可能导致癌症。去年 11 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开始调查体外 CAR-T 是否会增加癌症风险,原因是担心 CAR payload 整合到 T 细胞基因组中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引发癌症。随后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体外 CAR-T 的担忧,但并未完全消除这种担忧。
埃夫金补充说:“体外疗法和体内疗法的相关风险需要独立评估。”
布赫霍尔茨补充说,如果体内 CAR-T 能引发继发性癌症,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会显现。
更直接的是,研究人员将关注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CRS 是一种全身性免疫过度反应,ICANS 是一系列神经副作用,也源于 CAR-T 治疗中炎症细胞因子的过多产生。特别是 CRS,是 CAR-T 细胞疗法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所有 FDA 批准的体外 CAR-T 都有黑框警告提及这一点。但医学界已经建立了标准化的协议来控制这些风险。埃夫金说:“有很多临床经验和许多工具可用于管理这类毒性。”
布赫霍尔茨补充说,还需要考虑体内 CAR-T 的免疫原性。接受体外 CAR-T 治疗的患者在治疗前会进行淋巴清除,因此他们的免疫系统对工程化细胞及其携带的嵌合蛋白的反应能力有限。相比之下,体内 CAR-T 不能与淋巴清除结合使用,因为这会耗尽需要改造的细胞。但他警告说,功能完整的免疫系统可能会排斥载体或其编码的 CAR。
布赫霍尔茨说:“我对这些试验的开展感到非常兴奋,但也存在担忧,我们将拭目以待。”
也可能会有早期的疗效迹象。丰塔纳说:“B 细胞清除的程度和深度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二)自身免疫病领域的潜力
除了癌症试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应用也紧随其后。这方面的希望基于初步证据,即体外 CAR-T 对 B 细胞的杀伤可以诱导狼疮的免疫重置和可能的治愈。虽然体外 CAR-T 的高成本、淋巴清除方案和副作用在肿瘤学领域是一种负担,但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来说,这些问题更为严重。因此,Interius 公司优先考虑在 2025 年将 CD19 靶向体内 CAR-T 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临床研究。Umoja 公司及其合作伙伴信达生物也计划明年在中国开始测试 CD22 靶向候选体内 CAR-T 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丰塔纳说:“我们对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感到非常兴奋,无论是对我们还是整个体内领域来说都是如此。”四、挑战与展望(一)面临的挑战
尽管体内 CAR-T 疗法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但在推向临床应用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是安全性问题。如前所述,载体的靶向性是关键,如果载体不能准确地将 CAR 基因传递到目标免疫细胞,可能会导致其他细胞被改造,引发严重的副作用,甚至可能诱发癌症。此外,免疫原性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患者的免疫系统可能会识别并攻击载体或改造后的细胞,影响治疗效果。
其次是有效性的持久性。对于癌症治疗来说,体外 CAR-T 细胞可以在患者体内长期存在,持续发挥抗癌作用。而采用 LNP 载体的体内 CAR-T 疗法通常是瞬时表达的,其抗癌效果的持久性还有待验证。在血液癌症中,长期的抗癌反应对于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体内 CAR-T 疗法的持久性。
另外,给药方案的优化也是一个挑战。如何确定最佳的给药剂量和给药频率,以在保证疗效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副作用,需要大量的临床研究来探索。(二)未来展望
除了 T 细胞,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最终希望慢病毒和 LNP 载体都能用于重编程更多类型的免疫细胞。特别是 LNP,已经非常适合重编程髓系细胞,这些细胞无需任何细胞靶向部分就能摄取这些载体。Myeloid Therapeutics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格茨(Daniel Getts)说,即使 LNP 上装有 T 细胞靶向抗体,很大一部分载体通常最终也会进入髓系细胞。“我们可以靶向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甚至中性粒细胞。我们可以让这些细胞充分发挥作用。”
因此,Orna 公司采用了 “泛 CAR” 策略。该公司表示,其主要 LNP 在没有任何细胞靶向部分的情况下,能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高效重编程 T 细胞、NK 细胞和巨噬细胞。该公司已将这些 LNP 优先用于各种液体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适应症。
对格茨来说,这忽略了 CAR-T 疗法的一个更大局限性:在实体瘤中缺乏活性。这种不足部分可能是因为研究人员难以找到没有组织外风险的癌症相关抗原。但格茨怀疑,真正的问题是 T 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的穿透能力差且存活率低。他说,CAR 髓系细胞是答案。髓系细胞不仅会被趋化因子直接吸引到肿瘤内部,而且它们能在那里轻松存活 —— 吞噬肿瘤细胞、激活炎症通路,并在肿瘤中招募和训练其他免疫细胞。
Myeloid Therapeutics 公司已有两种体内 CAR 产品进入临床,针对表达 TROP2 或 GPC3 的实体瘤细胞。Carisma 公司及其合作伙伴 Moderna 也优先开发了一种基于 LNP 的 GPC3 CAR 巨噬细胞重编程 cassette,用于肝癌治疗。
Carisma 公司的首席科学官迈克尔・克利钦斯基(Michael Klichinsky)说:“毫无疑问,这里存在巨大的生物学风险。” 研究人员尚未证明 CAR 巨噬细胞的疗效或可批准性。但实体瘤占癌症负担的 90%,这使得体内重编程剂在这些情况下具有活性的可能性更具吸引力。他补充说:“我们正在解决一个真正未被满足的需求。”
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推进,体内 CAR-T 疗法有望在癌症和自身免疫病治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未来,通过进一步优化载体技术、提高靶向性和有效性、降低副作用,体内 CAR-T 疗法可能会成为一种更便捷、更经济、更安全的治疗选择,为更多患者带来希望。同时,跨学科的合作将至关重要,科研人员、医生、企业和监管机构需要共同努力,推动这一新兴疗法的发展,使其尽快造福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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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 疗法自2017年首批获批以来,一直被视为肿瘤免疫治疗的“明星选手”。然而,高昂的价格、复杂的生产工艺、受限的适用范围,也让它的普及之路充满挑战。
2025年,一个新赛道迅速升温——In vivo CAR-T(体内CAR-T)。它试图让CAR-T疗法从“定制款”走向“通用款”,大幅降低成本,让更多患者受益。🔹 01 体外 vs. 体内:一场模式革新
Ex vivo CAR-T:先采集患者T细胞 → 实验室里完成改造和扩增 → 回输体内。流程长、费用高。
In vivo CAR-T:直接把“基因指令”送入患者体内,让T细胞就地升级为“战斗兵”。
👉 优势:生产更快、价格更低、可及性更广。👉 挑战:递送效率、安全性和脱靶风险亟待突破。
体内外CAR-T对比(体外CAR-T细胞疗法:首先从患者体内分离T细胞,而后再进行基因重编程,经扩增至治疗剂量后回输患者体内。体内CAR-T疗法:利用递送载体(包括聚合物纳米颗粒及慢病毒、腺相关病毒等病毒载体)封装CAR表达质粒,通过靶向递送对免疫T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从而激活抗肿瘤免疫应答。)🔹 02 载体之争:慢病毒 vs. LNP
体内CAR-T的关键,在于如何把CAR基因“快准稳”地送进T细胞。目前主流路线分为:
1️⃣ 慢病毒载体
病毒载体仍是目前体外制备CAR-T最主要的方式之一。过去十年间已有多种病毒载体被用于基因递送,包括慢病毒载体(LV)、腺病毒载体(AAV)及逆转录病毒载体。其中,慢病毒由于其高效的转染能力和稳定的基因转移特性,已成为制备CAR-T细胞最广泛使用的转基因载体。此外,慢病毒也是美国FDA批准的首个CD19靶向CAR-T细胞疗法Tisagenlecleucel所选用的载体,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其在人体应用中的良好安全性。AAV 是一种小型单链 DNA 病毒,由其介导的基因治疗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包括神经系统疾病、眼部疾病等各领域。当前,采用病毒载体路线的体内CAR-T临床/前管线大多采用慢病毒载体。
优势:已有丰富的CAR-T临床和CMC经验。
技术亮点:通过在病毒表面装配抗体,提高T细胞靶向性。
代表公司:Interius、Umoja、EsoBiotec。
2️⃣ 脂质纳米颗粒(LNP)
脂质纳米颗粒(LNPs)凭借显著优势成为当前最为广泛的非病毒载体系统,LNP是由功能性脂质、聚乙二醇修饰的脂质、饱和磷脂和胆固醇构成的稳定纳米颗粒,具有结构明确、易于放大、可进行靶向设计、毒性小和递送效率高等优点。LNPs已经在siRNA、mRNA疫苗等领域取得临床突破。延伸至体内CAR-T领域,可直接将靶向抗体修饰于LNPs表面,LNPs包裹着mRNA将其运往特定的T细胞并对T细胞进行基因修饰,使其成为有功能的CAR-T细胞。"LNPs+mRNA”的优势在于开发周期短、可实现个性化的mRNA设计、基因毒性小等优势。此外,由于mRNA的瞬时表达特性,也使得灵活用药成为了可能。当前也出现了一批布局"LNPs+mRNA”在体内制备CAR-T的企业。
优势:安全性更优(瞬时表达,不整合进基因组)、可重复给药、生产成本低。
技术亮点:在LNP表面偶联抗体,靶向CD8或CD5等T细胞标志。
代表公司:Capstan、嘉晨西海、云顶新耀。🔹 03 技术挑战:布满减速带
尽管体内CAR-T疗法展现出诸多优势,但其产业化进程仍有一定挑战:
1. 递送系统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在技术层面,体内CAR-T疗法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如何安全且有效地将CAR转基因递送到体内的目标T细胞中。病毒载体虽然递送效率较高,但靶向能力有限,可能转导非目标细胞,带来脱靶风险;而纳米载体虽然靶向性更强、安全性更优,但生物稳定性差,在到达目标细胞前可能被降解,并且纳米载体的转染效率也有限。如何确保足够数量的目标细胞被成功改造,同时避免脱靶效应,是技术突破的关键。
2. 个体差异与疗效一致性:在临床应用层面,通用型体内CAR-T疗法受患者个体差异影响,这也增加了给药剂量精准控制的难度。此外,患者肿瘤微环境的异质性、免疫状态的差异以及T细胞亚群的分布都会影响体内转导效率。如何根据患者特征设计个体化的递送方案,同时保持产品疗效的一致性,是临床转化的重要问题。
3. 生产工艺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在生产层面,体内CAR-T疗法虽然简化了治疗流程,但其递送系统的生产本身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慢病毒载体的生产需要严格的细胞培养和质粒制备条件,而LNP的制备对脂质成分的纯度和稳定性要求极高。如何将这些工艺规模化和标准化,同时保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是产业化的重要瓶颈。
面对这些挑战,行业内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技术层面,通过改进载体设计提高靶向性,如慢病毒载体结合T细胞靶向配体或化学偶联抗体来特异性靶向T细胞;临床层面,采用更精确的成像技术监测体内CAR-T细胞生成,设计更科学的临床试验方案。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推动体内CAR-T疗法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实践,真正造福广大肿瘤患者。
🔹 04 全球资本抢滩:大公司出手
艾伯维(AbbVie):
2025年6月,21亿美元收购 Capstan Therapeutics(LNP路线)。
2024年,14.4亿美元拿下 Umoja Biopharma(病毒路线)。
阿斯利康(AstraZeneca):
2025年7月,10亿美元收购 EsoBiotec。
安斯泰来(Astellas):
投资 Kelonia,提前布局。
👉 资本下注说明:不管哪条技术路线胜出,巨头都要提前占位。
🔹 05 国外前沿案例
Capstan Therapeutics
平台:mRNA-LNP
2025年6月,CPTX2309(anti-CD19 in vivo CAR-T)进入I期临床,用于自身免疫病。
创始团队:Carl June、Drew Weissman。
EsoBiotec
平台:第三代慢病毒(ENaBL)
2025年7月,《Lancet》发表IIT数据:4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2例CR,2例PR。
被阿斯利康收购。
Interius Bio
平台:慢病毒
2024年7月,在澳洲获批INT2104临床,靶向B细胞恶性肿瘤。
Umoja Biopharma
平台:VivoVec
2024年8月获FDA IND,开展血液肿瘤I期临床。
🔹 06 国内的脚步
普瑞金×EsoBiotec:武汉同济医院IIT,MM患者获益。
济因生物:首例DLBCL患者治疗后完全缓解(CR)。
嘉晨西海:2025年3月完成基于mRNA-LNP的首次临床给药。
传奇生物:CD19×CD20双靶点 in vivo CAR-T 正在招募。
星锐医药、云顶新耀:布局mRNA-LNP和tLNP平台。🔹 07 未来展望
短期:多家公司I期临床启动,疗效与安全性初步验证。
中期:资本继续涌入,监管框架逐步完善。
长期:如果递送与安全难题解决,In vivo CAR-T有望成为普及型细胞疗法。
✨ 一句话总结:体内CAR-T是“高风险 + 高潜力”的未来疗法,或将重塑细胞治疗版图。
🔗 阅读小结In vivo CAR-T不再是实验室的幻想,而是全球资本与科研合力推动的新现实。从美国到中国,从病毒载体到LNP,2025年或许就是体内CAR-T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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