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M5A

组蛋白赖氨酸去甲基化酶 (KDM) 被发现已有二十年。近期，这篇Cell 综述总结了 KDM 领域的关键进展。１.　背景介绍在真核细胞中，DNA 缠绕组蛋白形成核小体，并压缩成染色质结构。每个核小体由组蛋白 H2A、H2B、H3 和 H4 的两个拷贝组成，并被 146 个 DNA 碱基对包裹。核小体结构高度动态，能够解开并暴露其周围的 DNA，同时严格调控其通道。此外，组蛋白的翻译后化学改变可以改变 DNA-组蛋白、和组蛋白-组蛋白相互作用，或改变染色质的组织和压缩，从而为组蛋白引入一定程度的可塑性，影响众多DNA 的进程。组蛋白具有多种与转录、复制、基因组稳定性和修复等核过程相关的化学修饰。赖氨酸甲基化就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翻译后修饰 (PTM)，它会影响组蛋白及其尾部。2000 年，在人类和小鼠中发现了第一个保守的组蛋白赖氨酸甲基转移酶 (KMT)，该酶可对组蛋白 3 赖氨酸 9 三甲基化 (H3K9me3) 进行修饰，即 SUV39H1 (KMT1A)（图 1）。此后，在过去 25 年中，又发现了许多其他 KMT。图 1 KMT 发现时间表。此前，关于组蛋白甲基化是否可逆存在巨大的争论。20 世纪 70 年代的初步研究表明，组蛋白甲基化是静态的，因为大部分组蛋白和甲基化组蛋白（赖氨酸和精氨酸）的周转率相当。然而，同年的独立研究发现组蛋白甲基化的周转率较低，这表明组蛋白甲基化可能是可逆的。尽管如此，组蛋白甲基化不可逆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施扬院士团队于 2004 年发表的一项开创性发现提供了赖氨酸脱甲基酶 1A (LSD1/KDM1A) 进行酶促去甲基化的直接证据（ 图 1，PMID－15620353）。LSD1/KDM1A 含有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依赖性 (FAD) 胺氧化酶结构域，能够对组蛋白 H3K4me1/2 进行去甲基化（ 图 2和3）。最终导致了 2006 年发现含有 Jumonji-C 结构域 (JmjC) 的 KDM 超家族（ 图 1）。该酶家族利用 Fe(II)、O2和 α-酮戊二酸 (α-KG)，与 LSD1 不同，这可以进行三去甲基化（ 图 2 ）。图2. KDM 家族活性及相关组蛋白赖氨酸底物示意图 图3. KDM 酶结构域２.　KDM 酶分类目前已知的 KDM 有两类：(1) FAD 依赖性胺氧化酶，(2)含 JmjC 结构域的酶（ 图 2 和图 3 ）。２.１FAD 依赖性胺氧化酶：LSD/KDM1LSD1/KDM1A是第一个被鉴定的组蛋白去甲基化酶，属于 FAD 依赖性胺氧化酶超家族（ 图 2 ）。LSD1 包含 3 个主要结构域：(1) N 端 swi3p/Rsc8p/Moira（SWIRM，小 α 螺旋结构域），对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至关重要；(2) C 端胺氧化酶样结构域 (AOD)，与 FAD 依赖性氧化酶具有 20% 的序列相似性；以及 (3) Tower 结构域，处于 AOD 之间（ 图 3 ）。LSD1 特异性催化单甲基化和二甲基化 H3K4 的去甲基化，但不催化三甲基化 H3K4 的去甲基化（ 图 2 ）。LSD1 在被确认为去甲基化酶之前，曾在多种辅阻遏物复合物中被发现。在 CtBP复合物中鉴定出 LSD1 后，施扬院士实验室首次证明 LSD1 特异性催化单甲基化和二甲基化（但不催化三甲基化）组蛋白 3 赖氨酸 4 (H3K4me1 和 H3K4me2) 的去甲基化（ 图 2）。随后，研究强调了辅阻遏物复合物中相关蛋白对 LSD1 活性和功能的重要性（ 图 4）。图 4 KDM 相互作用图。LSD2/KDM1B（AOF1）是 FAD 依赖性 AOD 脱甲基酶蛋白家族的第二个成员，与 LSD1 的序列相似性不到 31%。然而，除了催化 AOD 之外，这两种酶都含有负责蛋白质相互作用的 SWIRM 结构域。从结构上讲，KDM1B 和 KDM1A 的 AOD 中含有保守的组氨酸残基，这是其脱甲基酶活性所必需的。区别是 KDM1B 不包含 Tower 结构域，但包含 N 端锌指 (ZF-CW) 结构域。ZF-CW 和 SWIRM 结构域对于 KDM1B 的脱甲基酶活性都至关重要，而 KDM1A 只需要 AOD（ 图 3 ）。２.２JmjC 酶家族LSD1/KDM1A 的发现的一个重要理解是利用氧化作用生成羰基，从而释放甲醛，从而引起去甲基化（ 图 2 ）。多个研究小组推测，此类反应可能发生在赖氨酸残基上，而与甲基化程度无关。在发现 KDM1A 后不久，人们发现了一个独立的、进化上保守的酶家族，该家族能够去甲基化甲基化组蛋白（ 图 1）。该酶家族含有 JmjC 结构域，负责甲基化赖氨酸的氧化和去甲基化。JmjC 酶不需要像 KDM1A 那样的质子化氮，因此可以去除所有甲基化水平（me1-3）。 JmjC 结构域利用三种关键辅助因子——分子氧、Fe(II) 和 α-KG——对赖氨酸残基的氧化催化去甲基化至关重要。２.３含 JmjC 结构域的酶亚家族JmjC 主要分为两类：仅包含 JmjC 结构域的家族和包含 JmjN-JmjC 结构域的家族。含 JmjC 结构域第一个被发现的 JmjC KDM 是哺乳动物 KDM2 亚家族。KDM2A 和 KDM2B 含有催化 JmjC 结构域、锌指 (ZF-CXXC) DNA 结合结构域、植物同源结构域 (PHD) 指和一个 F 盒结构域，随后是几个富含亮氨酸的重复序列 (LRR)（ 图 3）。KDM2 最初被描述为 E3 泛素连接酶，因为它们的结构包含 Skp1 结合 F 盒，随后是 LRR（FBXL），因此它们的别名是 FBXL10 (KDM2B) 和 FBXL11 (KDM2A)。KDM2A 优先去甲基化 H3K36me1/2，而 KDM2B 则去甲基化 H3K36me2，并进一步报道其对 H3K4me34445和 H3K79 残基具有活性。KDM2 ZF-CXXC 结合域可识别并结合未甲基化的 CpG 岛 (CGI)，这些 CGI 约占哺乳动物基因启动子的 2/3。KDM2A 特异性结合核小体之间的核小体外连接体 CpG 位点，并含有异染色质蛋白 1 (HP1) 结合基序，该基序通过 HP1 相互作用将 KDM2 家族与 H3K9me3 结合连接起来。在哺乳动物中，KDM3 家族由 3 个成员组成：KDM3A、KDM3B 和 KDM3C，都需要 ZF-CXXC 和 JmjC 结构域进行 H3K9me1/2 去甲基化。这些 H3K9 甲基化状态与基因调控、染色质定位、基因组组织和稳定性相关。另一个含有 JmjC 的亚家族是负责 H3K27me2/3 去甲基化的 KDM6 酶。该家族有三个成员。KDM6A 包含一个 JmjC 结构域和 6 个三十四肽重复 (TPR) 结构域，负责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KDM6A 与其他家族成员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活性更多地依赖于 O2浓度。然而，它与典型的缺氧诱导因子 1α (HIF-1α) 反应无关。与 KDM6A 和 KDM6C 不同，KDM6B含有 JmjC 结构域，但缺少 TPR 结构域。KDM6C 含有 TPR 结构域。KDM6C 最初被认为缺乏去甲基化酶活性；然而，由于 JmjC 结构域的细微序列多样性，观察到了极低的去甲基化酶活性。最新发现的含 JmjC 的亚家族是 KDM7 酶，它也含有 PHD 结构域。在人类中，这组酶包括 KDM7A/KIAA1718、PHF2 和 PHF8。已知这三种酶通过其 PHD 结合 H3K4me3，并且似乎可以去甲基化 H3K9/27me1/2 和 H4K20me1。结构研究揭示了两种相关去甲基化酶 PHF8 和 KIAA1718 选择性去甲基化 K9me 而非 K27me 的机制。该亚家族迄今为止研究最少，需要进一步研究。含有 JmjN-C 结构域KDM4 亚家族是第一个发现的能够对组蛋白上的三甲基赖氨酸进行去甲基化的含有 JmjN 和 JmjC 的去甲基酶。JmjN 结构域对于酶活性至关重要，但其本身没有催化活性。单独的 JmjC 结构域也不具有此类 KDM 的活性，这表明相邻的 JmjN 结构域具有独特作用。该家族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去甲基化酶活性，这意味着去甲基化的位点和程度不同。具体而言，KDM4A/C 似乎优先对 H3K9me3/2 和 H3K36me3/2 进行去甲基化，而 KDM4B 对 H3K9me3 的去甲基化最有效，一些报道表明 H3K36me3 去甲基化也发挥了作用。KDM4D 的限制性更强，因为它似乎只能去除 H3K9me3/2。X 射线晶体学研究发现了甲基结合口袋中影响去甲基化位点和程度的特定氨基酸。例如，当使 KDM4A JmjC 氨基酸与 KDM4D 匹配时，KDM4A 和 KDM4D 之间的去甲基化程度相当。除了 KDM4 可以去除 H3K9me3 和 H3K36me3 之外，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KDM4A–C（而不是 D）可以将 H3K14me3 去甲基化为 H3K14me2。KDM4A-C 含有DTD 和两个 PHD 结构域，而 KDM4D 是一种更短的蛋白质，仅含有 JmjN-C 结构域。KDM4A-C 中的 DTD 和 PHD 结构域对于底物识别很重要，但并非酶活性所必需的。然而，这些结构域似乎对于将酶靶向到特定的赖氨酸甲基化状态和基因组位置至关重要。例如，KDM4A DTD 识别 H3K4me3 和 H4K20me2/3 残基，研究表明，DTD 的适度改变会影响 H3K4 与 H4K20 甲基化结合。还有另外两个 KDM4 家族成员 KDM4E 和 KDM4F，它们被认为是假基因。然而，KDM4E 具有酶活性。因此，需要更深入的评估。另一个含有 JmjN-C 的亚家族是 KDM5 酶，其对 H3K4me3/2 去甲基化具有特异性。哺乳动物中有四种不同的 KDM5 成员：KDM5AB/C/D。所有成员都包含相似的结构域，包括 JmjN、JmjC、ARID 和 ZF-C5HC2 结构域，以及两个 (KDM5C/D) 或三个 (KDM5A/B) PHD 结构域。在过去的 20 年中，已发现约 20 种 KDM。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组蛋白中还存在许多其他甲基化的赖氨酸，但尚未发现相关的去甲基化酶。例如，H3K79 甲基化是一种进化上保守的组蛋白修饰。３.　相互作用蛋白和复合物：在基因调控中的作用尽管许多 KDM 在体外作为单一实体具有催化活性，但KDM 会结合辅因子并与蛋白质复合物相互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活性、靶向性和功能（ 图 4 ）。增强子的调控增强子是刺激附近或远处基因表达的顺式调控元件。它们具有不同的赖氨酸甲基化状态（即特定的赖氨酸残基和甲基化程度），这些状态与增强子功能的激活或抑制有关，这表明 KDM 在其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 H3K4me1 是公认的启动和活性增强子的 H3K4 标记，但H3K4me3 与增强子的过度活跃状态有关，并受 RACK7/KDM5C 复合物的负向调控。此外，通过改善甲基化程度来控制抑制性染色质结构域的程度也可能显著影响增强子功能，并在 KDM 的转录调控中添加一个关键层。H3K4me3 和 H3K27me3 在转录基因调控中具有相互作用。事实上，在混合谱系白血病 (MLL) 中，KDM6A 与 H3K4 甲基化蛋白相关。在胰腺肿瘤中，KDM6A的缺失导致 MLL3/MLL4(KMT2C/D) 结合中断，尤其是在超级增强子处，从而激活MYC和RUNX3等致癌基因。图 5 KDMs 的核和细胞质功能总结。KDM 相互作用蛋白和转录调控LSD1/KDM1A 与多种阻遏物复合物（如 CoREST 和 NuRD）结合（ 图 4 和5）。研究表明，LSD1 与转录因子（如 SNAI1、SCRT1、GFI1 和 GFI1B）中 Snail/Gfi-1 (SNAG) 结构域的 N 端序列具有高亲和力结合（ 图 4）。SNAG 结构域对组蛋白 H3 尾部的分子模拟促进了与 LSD1 的相互作用，而 CoREST 增强了该复合物与核小体的相互作用。CoREST/LSD1 复合物的另一个成员是 BHC80，它对于维持 LSD1 介导的去甲基化至关重要（ 图 4）。与 LSD1 一样，LSD2 也具有可促进功能的相互作用伙伴（ 图 4 ）。例如，LSD2 与 NPAC（一种细胞因子样核因子，GLYR1 或 NP60）相互作用，NPAC 是一种多结构域蛋白，包含 N 端 Pro-Trp-Trp-Pro (PWWP) 结构域和保守的 C 端脱氢酶结构域（ 图 4 ）。多项研究表明，LSD2 和 NPAC 都位于标记活跃转录基因体的 H3K36me3 富含区域内，并且它们的相互作用是 LSD2 介导核小体底物去甲基化所必需的。LSD2 主要结合转录活性基因的基因内区域，通过去除基因内 H3K4me1/2 在转录延伸中起关键作用。这些相互作用通常协调复合物的募集和赖氨酸残基的去除，以充分发挥其活性并促进其他残基的正确修饰。然而，有时并不需要酶的去甲基化酶活性来发挥这些作用，例如在 KDM6/SWI/SNF 和 PRC2/JARID2 相互作用中，其功能的重点在于募集能力，而不是酶活性。未来，尤其需要思考如何靶向复合物或其与单个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界面，以便在疾病背景下利用 KDM。４．　细胞核和细胞质的作用除了在调控转录方面的“经典作用”外，KDM 还发挥着多种非经典细胞作用。例如，KDM 通过组蛋白和非组蛋白控制影响细胞周期和逆转录 (RT)。此外，许多 KDM 通过转录依赖性和非转录依赖性机制参与 DNA 损伤修复 (DDR)（ 图 5 ）。该领域的主要焦点是 KDM 在细胞核内发挥作用。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KDM 能够对细胞质内的细胞机制产生重大影响，例如蛋白质翻译和降解（后文讨论）。细胞周期控制：转录依赖性细胞分裂和相关的细胞周期控制受到保守机制的严格调控，包括组蛋白甲基化。例如，早期研究发现 KDM2B 在以去甲基化酶依赖性方式抑制细胞周期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研究表明，KDM2B 会负向调节转录因子 c-Jun 的表达。KDM2B 的敲除会导致异常的细胞周期进程，这与 c-Jun 依赖性转录增强有关。相关研究表明，KDM2B 抑制核糖体 RNA (rRNA) 基因的转录，而这取决于 KDM2B 的催化活性（ 图 5）。在分化过程中，KDM5A 与 Rb 相关转录因子 E2F4 协同抑制这些靶标，共同作用减缓细胞周期进程。进一步研究发现，LSD1 的敲除会增加 LSD1-E2F1 靶基因处的 H3K9me2，从而抑制其转录并引发 G1/S 停滞。虽然基因座处的 H3K4me2 没有变化，但 H3K4me2 读取器 PHF8 的共同消耗挽救了这些效应。细胞周期控制：独立于转录虽然 KDMs 领域主要关注的是其转录影响，但它们在细胞周期中也发挥着多种独立于转录调控的作用。例如，LSD1 过表达会增加 Rb 的磷酸化，进而增加 E2F 的转录活性，促进细胞周期进程。LSD1 还通过其 Lys442 残基的去甲基化，促进 RB 调节剂肌球蛋白磷酸酶靶亚基 1 (MYPT1)的不稳定，从而增加 MYPT1 的周转率。因此，KDM1A 可以在基因水平或直接蛋白质调控水平上影响 Rb-E2F 基因网络。总的来说，在整个基因组中调节适当的组蛋白修饰及其甲基化程度以维持适当的 DNA 复制的重要性。DDR：转录依赖性KDM 还可以通过直接转录调控影响 DDR（DNA 损伤修复，DNA damage repair）。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H3K27me3 去甲基酶 KDM6A/B 直接调节 DDR 相关基因的表达。KDM6 酶受基因毒性应激调控，而 KDM6 缺乏则通过功能丧失的癌症相关突变来损害 DNA 双链断裂 (DSB) 修复。H3K9 甲基化也可以抑制 DDR 基因的表达，KDM3A 通过去除 H3K9me2/1 并募集转录因子 c-Myc 来激活 DDR 基因的表达。H3K9 去甲基酶 PHF2 也是 DSB 修复的调节器，因为 PHF2 催化活性的消耗或抑制会抑制BRCA1和CtIP这两个对 DDR 至关重要的基因的表达（ 图 5）。DDR：独立于转录DDR 涉及由外部或内部应激源引起的 DNA 损伤的检测、信号传导和修复，并且在整个细胞周期中受到 KDM 的高度调控（ 图 5 ）。 例如，清除 H3K4 甲基化对于正确的 DNA 修复至关重要，例如非同源末端连接 (NHEJ)。此外，H3K4 去甲基化酶 KDM1A/LSD1 被募集到 DSB 位点，从而募集 DDR 蛋白 53BP1。敲除 LSD1 会抑制 53BP1 和 BRCA1 复合物的形成。KDM5A/B 去除 H3K4me3 对于正确的 DSB 修复至关重要。KDM5A/B 会在 DNA 损伤位点聚集并去甲基化 H3K4me3 标记。这种去甲基化是募集染色质重塑蛋白 ZMYND8 和 NuRD 复合物以及 DDR 蛋白 Ku70 和 BRCA1 所必需的，以促进有效的 DNA 修复。虽然 KDM4A 会抑制 DDR，但其他去甲基化酶的存在对于充分的 NHEJ 和同源性定向修复 (HDR) 是必需的。例如，KDM3C/JMJD1C 被募集到 DSB，并且是下游 BRCA1 募集所必需的。H3K9me3 去甲基化酶 KDM4D 也是 DSB 修复所必需的，它被聚（ADP-核糖）聚合酶 1 (PARP1) 进行聚 ADP 核糖基化（PARylated）。KDM4D 的 PARylation 使其能够募集到 DSB 位点，通过增加 ATM 与染色质的结合促进 DNA 损伤早期标志物的磷酸化。KDM4A/D 的矛盾作用及其在 DDR 中的作用可能是由于它们的表达模式、蛋白质结构、酶底物及其相关蛋白质复合物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剪接调控RNA 剪接是转录过程中剪接体从前 mRNA 中移除内含子并将外显子剪接回去的过程。虽然 RNA 剪接和组蛋白甲基化控制看似无关，但有证据表明组蛋白修饰酶可能在调节选择性剪接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H3K36me3 在外显子上高度富集，而在内含子中则被耗尽，充当剪接位点之间的边界标记。其他组蛋白标记也在外显子和/或内含子中富集。H3K9me3 可被异染色质蛋白 HP1γ 识别和结合，它促进全基因组范围内许多基因中选择性外显子的插入。细胞质蛋白调控人们对细胞核内 KDM 的功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然而，在细胞质中也观察到了许多 KDM。例如，KDM4 家族在蛋白质合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其细胞质丰度与癌症预后不良相关（ 图 5）。KDM4A 直接与翻译机制相互作用，并以催化依赖性和非催化性的方式影响翻译起始因子在多核糖体部分中的分布，这表明需要活性和蛋白质本身。此外，KDM4A 的消耗会导致蛋白质合成减少（ 图 5）。另一项观察表明，抑制或敲除 KDM4A 可使细胞对雷帕霉素靶标 (mTOR) 抑制剂敏感，这是一种抑制翻译起始和蛋白质合成的重要治疗策略。在 KDM5A 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效果。KDM4A 还通过与 RNA Pol I 和 H3K9 去甲基化的相互作用来促进核糖体 DNA (rDNA) 的转录，表明 KDM4A 在调节蛋白质翻译方面具有细胞核和细胞质作用（ 图 5 ）。LSD1 通常位于细胞核中，但在药物干预后可被隔离在细胞质中。LSD1 为何或如何被隔离在那里，以及它在药物干预后在细胞质中发挥的作用大多尚不清楚。５．　代谢和 KDM代谢：对 KDM 的影响KDM 辅因子是已知代谢物；因此，两类 KDM 的活性都会受到代谢改变的影响（ 图 6 ）。LSD1 的活性通常与 FAD 代谢物的细胞可用性紧密相关。例如，LSD1 严格调控脂肪细胞中与能量消耗相关的基因转录。在没有 FAD 的情况下，由于 LSD1 活性受到抑制，低能量可用性基因标记被激活，从而导致参与降低能量消耗的基因激活。相反，研究也表明，FAD 的细胞内浓度增加会增强 LSD1 活性，从而导致下游转录效应。使用 FAD 的前体核黄素（维生素 B2）治疗足以增加 FAD 水平并激活 LSD1，导致靶基因的 H3K4me2 水平降低。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叶酸与 LSD1 相关并增强其活性。这项观察结果表明其他辅助因子也可能在 KDM 中发挥作用，但该领域需要在机制上以及在发育和疾病的背景下进行进一步评估。图 6 KDM 受代谢影响与含有 FAD 的 KDM 相反，JmjC 脱甲基酶是铁 (Fe(II)) 和 2-氧代戊二酸/α-KG 依赖性的双加氧酶（ 图 6 ）。JmjC 酶的活性会因代谢中断而改变，例如代谢副产物琥珀酸和富马酸的积累。由于琥珀酸和富马酸与 α-KG 的序列和结构高度相似，它们竞争性地与 α-KG 结合位点结合，从而抑制 JmjC 酶的活性。琥珀酸和富马酸分别是琥珀酸脱氢酶 (SDH) 和富马酸水合酶 (FH) 的底物。这些酶的突变在癌症中很常见，并导致琥珀酸和富马酸的积累，导致 α-KG 依赖性加氧酶（包括含 JmjC 的 KDM）的整体抑制。异柠檬酸脱氢酶 (IDH) 是三羧酸 (TCA) 循环中的关键酶，可催化异柠檬酸氧化脱羧为 α-KG。在癌症中经常发现 IDH 基因的激活新形态突变，突变的 IDH 会将 α-KG 转化为 2-HG（ 图 6 ）。 由于其与 α-KG 的结构相似性，2-HG 可以通过在活性位点占据与 α-KG 相同的结合口袋，充当含 JmjC 酶的竞争性抑制剂。 这会导致染色质修饰和肿瘤转化的全基因组变化，并损害肿瘤分化。 2-HG 对 KDM 的影响并不具有普遍性，但似乎具有优先影响顺序，这意味着普遍抑制可能不是这种致癌代谢物的结果。未来的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关系。除了代谢辅因子外，金属也会影响 JmjC 酶。缺氧已被证实会抑制某些 KDM 的活性，而其他 KDM 则保持稳定，并且某些 KDM 的转录表达更高（ 图 6 ）。低氧曾被认为会阻碍 Fe(II) 状态并抑制酶；然而，它们似乎有不同的方式应对缺氧的影响。最近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JmjC 酶是细胞内铁的关键传感器。长期缺铁 (ID) 导致全基因组组蛋白甲基化水平升高，包括 H3K9、H3K27、H3K4 和 H3K36，这与雷帕霉素复合物 1 (mTORC1) 活性的抑制同时发生。具体来说，H3K9me2 在所有标记中的丰度增幅最大，特别是在增强子区域，而强制过表达 KDM3B 足以挽救 mTORC1 活性。这些研究共同表明，染色质修饰会根据多种代谢副产物和辅因子进行敏感且动态的调控，这表明它们在人类生物学和代谢疾病中至关重要。６．　发育与 KDM自发现以来，KDM 已被证明与哺乳动物的多种发育作用有关。早期发育：含义和功能KDM1A/LSD1 在早期发育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 Lsd1−/−小鼠在原肠胚形成之前就会死亡。Lsd1−/−小鼠 ESC (mESC) 产生的小鼠具有严重的生长缺陷，并且分化不良会导致细胞死亡。LSD1 是 mESC 分化所必需的，因为 LSD1 会抑制参与干细胞维持的增强子（ 图 7A）。然而，据报道，LSD1 通过沉默双价标记(silencing bivalently marked ,甲基化)的发育基因对人类 ESC (hESC) 的维持至关重要（ 图 7B）。在这种情况下，LSD1 敲除可导致分化增强，内胚层和中胚层谱系标记物的表达增加。虽然观察到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使用 mESC 和 hESC 造成的，但这强调了在研究发育调控时需要使用最优的模型系统（ 图 7 A 和 7B）。图 7 KDM 与早期发育体细胞可被哺乳动物卵母细胞重编程为全能状态，从而可通过体细胞核移植 (SCNT) 进行克隆。然而，很大比例的克隆胚胎在早期发育阶段停滞。供体细胞基因组中的 H3K9 甲基化是 SCNT 的主要障碍，导致发育失败。强大的 H3K9 去甲基化酶 KDM4D 的诱导可恢复 SCNT 中的转录重编程，从而改善胚胎发育和克隆（ 图 7C）。SCNT 期间 KDM4D 的诱导增加有助于更高级的结构重组，从而改善重编程，与 KDM6B 观察到的机制类似。H3K9me3 会阻碍 SCNT 后的胚胎发育，而 KDM4A 过表达可改善 SCNT。此外，KDM4A 可去甲基化 H3K9me3 区域，并维持卵母细胞中对正常植入前发育和受精后合子基因组激活 (ZGA) 至关重要的基因上的 H3K4me3（ 图 7D）。因此，KDM4 酶可通过调节分化过程中的基因表达并整体抑制 H3K9me3 水平，有助于改善克隆胚胎的发育以及抑制性突触后电流 (iPSC) 的产生。Polycomb 相关发育程序KDM2B 对于将 PRC1.1 复合物募集到 mESC 和 hESC 中早期谱系特异性基因的 CGI 至关重要（ 图 7 E）。mESC 中的 KDM2B 敲除通过表达这些早期谱系特异性基因诱导早期分化，这与 PRC1 水平无关。这一观察结果在乳腺癌干细胞模型中得到了重现，因为KDM2B−/−肿瘤细胞会发生分化。缺乏 KDM2B ZF-CXXC 结构域（PRC1.1 靶向 DNA 所必需的）的小鼠在胚胎期致死，这表明 KDM2B 非催化活性在早期发育中的重要性（ 图 3和7E）。PRC1.1/KDM2B 复合物还通过抑制造血发育相关基因的转录在造血系统发育中发挥类似作用。这些研究强调了 KDM2B 与 Polycomb 复合物的偶联，以及它如何通过将 Polycomb 蛋白靶向 CGI 并抑制发育调控基因，在维持 ESC 的多能状态方面发挥关键的脱甲基酶独立作用。与它们在发育中的作用一致，KDM2 酶的过表达增强了 Yamanaka 因子产生的 iPSC。除了 KDM2 和 JARID2 之外，KDM5B 也是 Polycomb 相关发育的重要调节因子。早期研究表明，KDM5B 与 mESC 中的 Polycomb 靶基因相关。PRC2 募集 KDM5B 到发育基因上，以去除活性 H3K4me3 标记，同时放置抑制性 H3K27me3 标记，从而在 mESC 分化过程中协调有效的转录抑制。PRC2 和 KDM5B 之间的这种协调相互作用对于 mESC 神经分化至关重要（ 图 7 F）。 ７．　疾病与关键代谢调控 (KDM)：从遗传学到治疗学自发现以来，KDM 与多种疾病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挖掘其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力。事实上，目前已知的每一种 KDM 都与癌症或其他疾病有关（ 图 8 ）。本文重点关注受 KDM 失调影响的两个主要疾病领域的相关发现：神经系统相关病变和癌症。图 8 KDM 与癌症和神经系统疾病神经发育病理学KDM 中的各种基因改变与神经系统疾病有关。例如，患有 X 连锁智力障碍 (XLID) 的患者携带KDM5C/SMCX突变，这会降低或完全消除酶活性（ 图 8）。斑马鱼模型证明 KDM5C 在整个发育过程中都具有活性，KDM5C 主要作用于神经元特异性基因，以维持其在干细胞和非神经细胞中的沉默。与 KDM5C 一样，KDM5B 也与神经调节和疾病有关（ 图 8 ）。KDM5B 在发育迟缓和智力障碍的个体中失调。在患有自闭症和其他疾病（包括智力障碍）的患者中也发现了几种 KDM5B 的剪接变体。与 KDM5B/C 不同，KDM5A 的神经元特异性功能很少受到关注。与 KDM5 家族一样，KDM6A/UTX 也在神经发育过程中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 图 8 ）。衰老与 ADKDM 在细胞衰老和衰老相关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病 (AD)）中的作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例如，早期研究表明，秀丽隐杆线虫 ( C. elegans)的衰老过程中 H3K27me3 水平会降低。当utx-1（KDM6A 同源物）被敲除时，这些水平会恢复，寿命也会延长。敲除T26A5.5（KDM2B 同源物）和lsd-1（LSD1 同源物）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寿命延长，而敲除rbr-2（KDM5A 同源物）则会缩短寿命。LSD1 是神经元正常发育和维持所必需的，LSD1 的减少或缺失会导致小鼠严重的认知障碍。然而，与基因耗竭相反，药物抑制 LSD1 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改善 AD 相关症状并提供一种极有前景的 AD 治疗方法（ 图 8 ）。究人员证明，ORY-2001（商品名 Vafidemstat）是一种强效且口服生物利用度高的化合物，可缓解小鼠的认知障碍并减少神经炎症。因此，Vafidemstat 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正在接受 AD 临床评估 (NCT03867253) 的 LSD1 抑制剂，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也在研发中。癌症细胞的表观遗传重编程如今被认为是癌症的一个标志。组蛋白异常去甲基化已被证明与多种癌症的发病机制有关。LSD1 贡献和试验LSD1 已成为 AML 中的可行靶点，因为它经常过表达（ 图 8 ）。LSD1 抑制和/或下调可在体外诱导 AML 细胞分化并减轻肿瘤负担。早期临床试验数据表明，LSD1 抑制剂 ORY-1001 可诱导MLL易位 AML 患者的形态母细胞分化和分化综合征。LSD1 抑制剂通过破坏 LSD1/CoREST 复合物与染色质上的转录抑制因子 GFI1 的物理关联来促进MLL易位 AML 细胞的分化。这种关联对于 GFI1 的抑制活性至关重要，而 GFI1 会促进白血病形成。LSD1 抑制会使 GFI1 失活，从而促进增强子组蛋白乙酰化并与白血病细胞分化相关。LSD1 抑制剂tranylcypromine 使 AML 细胞对全反式维甲酸 (ATRA) 敏感，并且可能恢复了部分骨髓增生异常 (MDS) 和 AML 患者对 ATRA 的反应性。另一种 LSD1 抑制剂 Bomedemstat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授予的用于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 (ET) 和骨髓纤维化 (MF) 的孤儿药及快速通道资格认定，以及用于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 的孤儿药资格认定。Bomedemstat 目前正在进行单独治疗以及与骨髓增生性肿瘤（例如 ET、MF 和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PV)）的联合治疗评估。由于 LSD1/KDM1A 经常过表达，因此它在实体恶性肿瘤中也至关重要（ 图 8 ）。尤文氏肉瘤 (EWS) 是一种高度依赖融合癌蛋白 EWS/ETS 驱动的异常转录的肿瘤类型。LSD1 与 EWS/ETS 相互作用，作为肿瘤抑制基因的关键转录阻遏物，因此代表了 EWS 中一个有希望的治疗靶点。后续研究评估了可逆、非竞争性 LSD1 抑制剂 HCI2509 (SP-2509) 在 ES 细胞和异种移植模型中的疗效。SP-2509 显著逆转了由 EWS/ETS 驱动的改变的转录谱，导致细胞凋亡的诱导，破坏了肿瘤发生，并在多种 EWS 异种移植模型中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疗效。这类研究促成了 LSD1 抑制剂治疗实体瘤（如 EWS 和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试验。在 NCT03895684 中，LSD1 抑制剂 seclidemstat 在晚期肉瘤患者中表现出活性，且安全性可控。然而，在 NCT02034123 中，强效选择性 LSD1 抑制剂 GSK2879552 对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疾病控制效果不佳，并导致毒性率高，导致研究终止。弥漫性内在性脑桥神经胶质瘤 (DIPG) 是无法治愈的儿童高级别神经胶质瘤，其特征是 H3 组蛋白尾部突变 (H3.1/3.3-K27M)。CRISPR 筛选发现，敲除 LSD1 可使 DIPG 细胞对 HDAC 抑制剂敏感。使用 HDAC 和 LSD1 的双功能抑制剂可有效抑制异种移植模型中的 DIPG 生长。将 KDM 抑制剂与免疫检查点阻断相结合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并且根据最近的研究，可能是产生最大临床影响的途径。LSD1 抑制产生的 dsRNA 应激可产生强大的抗肿瘤 T 细胞免疫，使难治性肿瘤对抗 PD1 疗法产生反应（ 图 8）。利用 LSD1/KDM1A 抑制剂和免疫检查点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例如，NCT05597306 和 NCT06357182）。JmjC 贡献和试验KDM2A 高表达与增殖增加相关，且在多种癌症中均有观察到，包括胃癌、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 图 8 ）。最近的 CRISPR 筛选发现，KDM2A 对依赖替代延长端粒 (ALT) 机制维持永生的肿瘤具有选择性必需性，占所有人类癌症的 10%。KDM2A 的 H3K36 去甲基化酶活性对 ALT 依赖性肿瘤维持至关重要。与 KDM2A 类似，KDM2B 也通过抑制 rRNA 基因表现出抗增殖作用。研究表明，KDM2B 是一种肿瘤抑制因子，因为它在胶质母细胞瘤中下调，缺乏Kdm2bZF-CXXC 结构域的小鼠以 NOTCH1 通路依赖性方式患上致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图 3和8）。 KDM2B 通过其 LRR 与 SWI/SNF 染色质重塑复合物 Brg1的核心亚基结合，以去甲基化酶非依赖的方式促进 IL-6 启动子对染色质的可及性（ 图 4）。除了细胞因子信号转导外，KDM2 家族还参与调节与癌症相关的 Wnt/β-catenin 通路。KDM2 家族成员通过核 β-catenin 去甲基化来抑制 Wnt/β-catenin 通路，从而导致其降解。KDM3A 的致癌作用在结直肠癌 (CRC) 的背景下得到最多研究，在结直肠癌中，KDM3A 在 mRNA 和蛋白质水平上均高表达，并与生存率降低和转移率降低相关（ 图 8 ）。在 CRC 异种移植模型中敲低 KDM3A 会导致生长、侵袭和转移受到抑制。一种可能的机制是 KDM3A 与癌蛋白 β-catenin 之间的相互作用，KDM3A 可激活 β-catenin 靶基因，包括MYC。KDM4 酶在各种癌症中过度表达和扩增，并在驱动肿瘤生长中发挥多种作用（ 图 8 ）。迄今为止，KDM4 抑制剂 TACH101 是唯一在癌症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的 JmjC 脱甲基酶抑制剂。TACH101 由 Tachyon Therapeutics 开发，是一种强效的 KDM4A-D 选择性抑制剂（ 图 1）。目前正处于 I 期试验（NCT05076552）阶段，TACH101 在阻断多种肿瘤类型的动物异种移植模型中增殖和减少肿瘤生长方面表现出色，最高可达 100%。KDM4 酶还控制先天免疫反应。 KDM4 抑制剂 QC6352 可导致复制应激诱导的胞浆 DNA 积累，并激活 GMP-AMP 合酶 (cGAS)-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 (STING) 通路。QC6352 与PD1 阻断剂联合使用可激活抗肿瘤免疫，增强鳞状细胞癌 (SCC) 中肿瘤对抗 PD1 的应答。KDM5 酶会促进细胞转录组异质性。KDM5A 在多种癌症中一小部分耐药细胞中高表达，从而导致染色质状态改变。在黑色素瘤中，一小部分对肿瘤持续生长和增殖至关重要的细胞含有高表达的 KDM5B（KDM5B HI ）并显示出较慢的循环速率（ 图 8）。KDM5B hi细胞表现出显著的自我更新能力，而体内敲低 KDM5B 可阻止转移进展。KDM5 家族是唯一已知的能够去除 H3K4me3 的酶，它们还与促进癌症的染色体不稳定性及耐药性密切相关。首个基于 JmjC 去甲基化酶的临床试验于 2016 年启动，研究 KDM5 抑制剂 GS-5801 对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虽然 KDM5 疗法在慢性乙型肝炎中的应用尚未成功。KDM6 家族在调节转录中的作用会影响细胞周期、增殖和凋亡，这使得该家族成为各种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KDM6A 在各种癌症中都被认为是致癌基因和肿瘤抑制因子，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乳腺癌和肝癌，KDM6A 的功能与双重作用相关（ 图 8）。例如， 体外 KDM6A 下调或缺失与结直肠癌和胰腺癌中的肿瘤抑制功能有关。在 AML 中，KDM6A/B 的缺失会损害 AML 细胞的 DDR 通路，使其对 PARP 抑制剂疗法敏感。相比之下，KDM6B 在多种肿瘤类型中经常上调，例如 AML、宫颈癌和前列腺癌（ 图 8）。KDM7 酶家族的致癌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KDM7B/PHF8 在多种癌症类型中的过表达（ 图 8 ）。KDM7A/KDM7C 也被认为是黑色素瘤、结直肠癌和肝癌3等实体瘤的抑癌基因。KDM7C 的下调在 CRC 中具有保护作用，而 KDM7A 的过表达在黑色素瘤中具有保护作用。８．　未来展望自 20 年前首次发现 KDM1A/LSD1 以来，在组蛋白去甲基化（KDM）这一新兴领域中，相继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疾病的理解，并为治疗干预提供了新的途径。尽管最初的发现发表于 2004 年 12 月，但 LSD1、KDM4 和 KDM5 仍然是目前临床试验中仅有的 KDM 靶点。这可能是因为去甲基化酶抑制剂难以转化为临床应用，因为酶结构域在家族内和家族间固有的结构相似性，以及缺乏合适的癌症分层工具。虽然人们正在努力开发酶特异性抑制剂，但本文总结的结果表明，靶向酶结构域可能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这些研究共同表明，靶向 KDM 中影响与其复合物结合或读取/对接基因组能力的关键结构域，以产生最佳治疗效果可能更容易，也可能更有效。参考文献：10.1016/j.cell.2025.02.023                                                                                          声明：发表/转载本文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公众号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据此内容作出的任何判断，后果自负。若有侵权，告知必删！长按关注本公众号   粉丝群/投稿/授权/广告等请联系公众号助手 觉得本文好看，请点这里↓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 引用本文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学分会.淋巴上皮癌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J］. 中国癌症防治杂志, 2025, 17(1): 1-10. 作者：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学分会 【摘要】淋巴上皮癌（lymphoepithelioma carcinoma，LEC）是一种罕见的上皮源性恶性肿瘤，与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密切相关。LEC组织学上类似低分化或未分化型鼻咽癌，癌巢周围见大量淋巴及浆细胞浸润。由于LEC发病率低，临床实践中尚缺乏对其临床特征、病理学特点、诊断及治疗方法的规范化指南，限制了对该疾病精准诊治的系统实施与应用研究。为了提供更加明确、规范的诊疗依据，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学分会组织了临床、病理、分子检测和生物信息分析等领域专家，综合国内外LEC临床相关的重要文献、共识、指南及临床实践经验，共同制定了本共识，期望为临床医生提供LEC的诊疗指导意见，规范LEC的诊疗流程，提高疗效并改善预后。 【关键词】 淋巴上皮癌；病理；诊断；治疗；专家共识 Volume17 Number 1 February 2025   淋巴上皮癌（lymphoepithelioma carcinoma，LEC）既往被称为淋巴上皮瘤样癌（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LELC），2004版WHO胸部肿瘤分类将LEC归类为大细胞癌，在2015版WHO胸部肿瘤分类中，LELC被归类为“其他和未分类癌”，2021版WHO胸部肿瘤分类将LELC更名为LEC，归类于鳞状细胞癌分类目录下，ICD-O编码为8082/3。LEC可原发于全身多个系统及器官，其中以肺、胃、涎腺等较为多见，肝脏、胸腺、膀胱、宫颈及中耳等器官亦有少量报道。LEC具有独特的病理学特征，常与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相关。LEC具有高度异质性，不同患者在病因、发病机制和临床病理特点及分子病理特征方面均存在差异。LEC预后相对优于原发部位的其他恶性肿瘤，深入了解LEC流行病学、影像学、临床及及分子病理特征，有助于LEC诊断，降低误诊及漏诊率，提高疗效。然而，目前尚缺乏LEC的标准化诊治指南，临床上多按照原发部位其他癌种的治疗策略进行诊疗，标准化诊治指南的空缺为临床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为此，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学分会组织领域内相关专家，综合国内外LEC临床相关的重要文献、共识指南及临床实践经验等制定本共识，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指导。 本专家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平台（http：//www.guidelines-registry.cn）注册，编号为PREPARE-2025CN055。专家组成员来自全国13个省、2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共59名成员。证据来源于PubMed、Medline、Cochrane Library、Clinical Trials.gov、EM-BASE等英文数据库及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等中文数据库，英文检索词：“lymphoepithelioma carcinoma”OR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OR “epstein-barr virus”；中文检索词：“淋巴上皮癌”或“淋巴上皮瘤样癌”或“EB病毒”。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24 年12 月31日。首选国内外公开发表的 Meta 分析、系统性综述和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若无则纳入病例报道、队列研究等。通过对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并结合临床医师经验，初步拟定专家共识。本专家共识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及定义参考牛津循证医学中心证据等级（表1）。对初拟的推荐建议进行专家函询，投票设置同意、不确定、不同意3个选项，专家可对每条推荐建议提出修改意见。每次调查结束后，根据专家的反馈意见对推荐建议进行修改或增补。推荐等级根据专家投票分为强推荐、推荐和未达成共识 3个级别，若投票同意率（即选择“同意”的专家人数比例）≥70%则认为该条推荐建议达成共识，同意率>90%为强推荐，同意率为70%~90%为推荐，否则为未达成共识。 01 LEC的流行病学 LEC可在任何年龄段发病，不同研究中位发病年龄不一致，男性LEC的发病率高于女性，而且不同原发部位的LEC中位发病年龄、性别分布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人群中上消化道、头颈部及呼吸系统LEC中位发病年龄为44~59岁，且好发于涎腺以及肺部等。来自德国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膀胱LEC中位发病年龄较大，为62~75岁。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癌（primary pulmonary lymphoepithelioma carcinoma，PPLEC）好发于亚裔中年（51~55岁）患者，多数为非吸烟者，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欧洲PPLEC患者的发病中位年龄高于亚洲人群，中位诊断年龄为65（范围：15~86）岁，男性占 58.1%，白人患者占 64.4%。消化系统LEC较为罕见，常见于近端胃，胃窦部偶发，胃LEC主要发生于中老年男性，男女比例接近2∶1，发病年龄 55~58 岁。胃LEC分为两种亚型，即EBV阳性型和高度微卫星不稳定（high-altitude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H）型，约80%原发性胃LEC与EBV感染有关。膀胱LEC在膀胱恶性上皮性肿瘤中占比为0.3%~1.3%，男性多见，男女比例为10∶3，发病年龄一般为44~90岁，平均年龄为69岁。EBV感染是LEC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同原发部位LEC患者的EBV感染情况不同。原发于直接暴露在外界环境的器官（如涎腺、肺）的LEC患者EBV感染较多，其EBER原位杂交检测多为阳性；而原发于内部器官的患者与EBV感染并不显著相关。可见，EBV在LEC的发生机制中并不是一个必要因素。EBV阳性率还与种族和地区发病有关，亚裔PPLEC患者EBV多为阳性，西方患者阴性居多。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1】 LEC好发于中老年人群，不同部位LEC发病年龄不同，PPLEC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胃及膀胱LEC男性发病率较高。EBV感染是LEC的重要致瘤因素，上呼吸道及消化道LEC与EBV感染密切相关。（证据级别：5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02 LEC的临床表现 LEC的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查结果通常并不具有特异性，往往与该部位其他肿瘤症状相似。PPLEC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咯血、乏力及颈部淋巴结肿大，也可见体重减轻、盗汗、关节痛和发热等非特异性症状。胃LEC患者就诊时常表现为腹痛、腹胀、呕血、黑便、吞咽不适等消化道症状，与普通胃腺癌相比症状无明显差异，但与胃腺癌多位于胃窦部不同的是，胃LEC原发灶位置多发生于近端胃。在直肠中，患者可能因腹泻而进行结肠镜检查时偶然发现LEC。早期宫颈LEC通常无特殊表现，部分患者表现为接触性出血或绝经后阴道出血，与宫颈鳞癌相似。发生于腮腺或下颌下腺的LEC患者通常以头颈部无痛性肿块就诊。泌尿系统LEC较为罕见，多见于膀胱，也可发生肾盂、输尿管及尿道等部位，患者多因间歇性无痛肉眼血尿而就诊，少数患者伴有腰痛症状。肝脏LEC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无特异性，多因腹部超声提示肝脏占位就诊，部分患者可有乙型肝炎病史，少有淋巴/血行转移或微血管侵犯。中耳LEC患者十分罕见，通常会出现耳鸣或耳道流水或流脓、耳闷塞感、耳痛、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等症状，这些症状往往掩盖了肿瘤的存在。眼部LEC主要表现为单眼发病，通常为单发肿瘤，位于球结膜或角结膜缘，肿瘤呈红色，肿瘤最大径在4~20 mm之间，镜下观察可能发现肿瘤呈未分化癌巢。唾液LEC常见于腮腺和下颌下腺，表现为局部包块，活动度差，并伴有疼痛，影像学上肿瘤可能呈现实性、囊性或浸润性生长模式。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2】 LEC症状无特异性，多表现为与原发部位其他肿瘤相似的临床表现，难以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鉴别诊断。（证据级别：4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03 LEC的影像学 CT、MRI、超声检查、PET-CT等放射学检查对 LEC 的定位诊断、临床分期、治疗反应评估、随访监测非常重要，必要时也可根据病灶累及部位选择内镜等检查。 胸部平扫或增强CT是PPLEC主要的影像学检查手段。PPLEC患者的影像学常表现为中央型肿块，肿块易包绕支气管，多靠近纵隔，肿瘤边界清楚，分叶征明显，纵隔及肺门淋巴结多见肿大，易包绕血管及支气管，“血管包埋征”是其CT影像特征之一，增强后多呈均匀强化或明显均匀强化，常伴有阻塞性肺炎（41.5%），胸腔积液（12.2%）及钙化（4.9%）相对少见，少数病例有肺部空洞。肝脏LEC一般采用MRI等影像学检查手段，肿瘤呈结节样或类圆形，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强化方式多样，表现无特异性。增强扫描时肝 LEC 可呈现多种强化表现，但动脉期病灶以非环状显著强化最为多见，环状强化次之，无明显强化表现最少；延迟期病灶信号以相对等或高信号为主，相对低信号者最少见。肝脏原发LEC与肝细胞癌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重叠性，需仔细判断。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3】 LEC影像学无特异性，多为相应解剖部位肿瘤影像学表现，如PPLEC影像学多表现为中央型肿块，易包绕血管，肝LEC 影像学多表现为圆形或类圆形大肿块。（证据级别：5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04 LEC的病理组织学及免疫表型特征 4.1 病理样本的类型 病理样本的类型包括以下方面：⑴手术切除样本；⑵空芯针穿刺活检样本；⑶内镜活检样本；⑷内镜指引下的刷检、针吸和脱落细胞学样本。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细胞学样本无法提供组织结构的全貌，可能会给诊断带来一定挑战。 4.2 组织学特征 LEC镜下形态具有特征性，大部分肿瘤由低-未分化的肿瘤细胞和显著的淋巴细胞间质组成，类似鼻咽部非角化性癌，有些肿瘤仅在部分或局灶区域保留显著的淋巴间质，少数病例缺乏显著的淋巴细胞间质。早期肿瘤边界相对清晰，呈合体细胞样、片状或小巢状生长方式。消化系统（如胃、肝脏）LEC可表现为巢状分化不良管腔样结构。瘤细胞呈多边形，具有大的空泡状核和嗜酸性核仁，胞浆丰富，核分裂像多少不等。伴随非肿瘤性的淋巴间质反应，包含成熟的淋巴细胞和浆细胞，可见淋巴滤泡形成，坏死不常见。胃部LEC上皮成分可以是合体状低-未分化癌，也可以是分化性的管状癌，部分LEC间质淋巴组织少，纤维成分多，此时小活检或穿刺组织诊断有一定的挑战，需要借助EBER检测明确诊断。肝脏LEC主要为EBV相关的胆管细胞癌，少数呈肝细胞癌分化（EBV阴性）。膀胱LEC根据病理成分可分为单纯型（LEC为唯一成分）、优势型（LEC成分>50%）及混合型（合并有其他类型的癌，如尿路上皮癌，且LEC成分<50%）。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4】 LEC形态学具有特征性，丰富的淋巴间质背景中散在分布差分化的上皮性肿瘤细胞是其重要的形态特征，但该特征在部分病例并不明显甚至缺乏。对于头颈部、上呼吸道及消化道LEC，当形态学不典型时进行EBER检测有助于辅助诊断。（证据级别：4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4.3 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特征 LEC表达CK pan、EMA等广谱上皮标记。涎腺、肺、宫颈LEC常呈现鳞状细胞癌分化，表达p40、p63。胃、肝的LEC常为低分化腺癌，膀胱LEC呈尿路上皮分化，表达CK7和其他低分子CK。PPLEC中Ki-67增殖指数较高，PD-L1表达上调，同时存在TP53突变。LEC间质及癌巢内淋巴细胞包含T细胞多个亚群和B淋巴细胞，显示不同比例CD4、CD8、CD3及CD20阳性。 不同部位LEC发生的遗传背景、环境因素以及肿瘤与周围组织的相互作用不同，其分子改变也有所差异。目前PPLEC变异谱研究数据相对丰富，而其余部位的LEC研究数据仍有限。除TP53和CDKN2A外，PPLEC的基因谱与非小细胞肺癌的变异谱存在很大差异，经典肺癌驱动基因突变率低，但常见CISH和PTPRD突变。CISH蛋白通过细胞因子信号抑制子（suppressors of cytokine signaling，SOCS）家族抑制JAK/STAT信号，而PTPRD通过STAT3去磷酸化消弱JAK/STAT通路，提示JAK/STAT信号通路存在异常调控。 晚期PPLEC存在广泛基因组拷贝数变异，包括染色扩增如1p32.1（MDM4）、6p21.32 （DAXX）、7p11.2（EGFR）、9p24.1（CD274/PD-L1、JAK2）、11q13.3（CCND1、FGF3、FGF4、FGF19）、11q13.2（RPS6KB2）、12q13-q15（CDK4、MDM2）和17q21.2 （STAT3）等，其中11q13.3扩增是最常见的分子事件。染色体拷贝数缺失主要包括3p21.31-p25.3（BAP1、VHL）、5q12.3-q14.1、5q22.2 （APC）、 9p21.3（CDKN2A、CDKN2B、MATP）、11q23.3（KMT2A）、13q14.2（RB1）、14q11.2（SUPT16H、CHD8）、14q32.32（TRAF3）、16q12.1（CYLD）和17p13.1（TP53）等。除CDKN2A/B、和MATP基因外，染色体9p21.3纯合缺失常导致一群I型干扰素相关基因失活，包括IFNA1、IFNA2、 IFNA4、IFNA5、 IFNA6、 IFNA7、 IFNA8、 IFNA10、IFNA13、IFNA14、 IFNA16、 IFNA17、IFNA21等。因此，携带9p21.3缺失的PPLEC中，淋巴细胞浸润减少，预后不良。类似的是，14q和16q的缺失亦导致NF-κB 通路的多个负调节因子失活-，包括TRAF3（14q32.3）、NFKBIA（14q13）、NLRC5（16q13）和CYLD（16q12.1）等，这些基因的变异频率分别高达80%、52%、52%和48%，提示NF-κB通路过度激活在PPLEC中极为常见。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PPLEC存在表观遗传调控相关基因突变，如BAP1、BCORL1、CREBBP、KDM5A、KDM6A 、BCOR、CHD1、CHD4、CTCF、CUL3、KMT2A、MEN1、PBRM1等，这些表观遗传调控相关基因功能异常将改变肿瘤细胞基因表达水平。 胃LEC属于TCGA胃癌分子分型中的EBV阳性型胃癌，分子改变主要表现为EBV-CpG岛过甲基化，PD-L1/2、JAK2和ERBB2过表达，PIK3CA、ARID1A、BCOR突变，CDKN2A缺失，但罕见TP53突变。膀胱LEC中高肿瘤突变负荷和PD-L1的上调表达是其显著的分子特征。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5】 LEC常伴随PD-L1/2基因上调表达，但整体上缺乏特异性分子特征。PPLEC可出现11q13.3扩增、NF-κB通路激活及表观遗传调控基因改变等相应的分子通路改变。（证据级别：3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05 诊断及鉴别诊断 不同部位LEC尚缺乏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其影像学检查通常也无明显特异性。对于LEC累及的部位，选择增强CT检查或MRI检查有助于诊断。CT检查可以发现占位性病变，明确肿瘤的大小、形态、边界，还能观察肿瘤是否侵犯周围组织和器官以及肿瘤对颅骨、眼眶等结构有无侵蚀等。MRI检查对软组织分辨力高，有助于更准确地显示肿瘤的范围、与血管和神经的关系等，在评估肿瘤浸润深度和周围软组织受累情况时作用明显。PET-CT检查可帮助进一步明确LEC分期。 病理诊断目前是LEC的金标准。典型的LEC主要由低分化上皮样细胞及丰富的淋巴细胞间质组成，诊断并不困难，但不典型患者与其他低分化细胞癌难以鉴别，需要进行EBER检测辅助诊断。LEC通常表达上皮标志物，如细胞角蛋白（CK），包括CK5/6、CK8/18等。大多数PPLEC患者的CK5/6和P63阳性，而TTF-1、CK7和CD56阴性，其组织病理学特征与未分化鼻咽癌相似，需与转移性鼻咽癌、低分化肺鳞癌、肺淋巴瘤等进行鉴别。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6】 LEC的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无特异性，诊断主要依靠病理学。PPLEC的诊断需要与转移性鼻咽癌、淋巴瘤、黑色素瘤以及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相鉴别。我国PPLEC患者EBV几乎均为阳性。（证据级别：5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06 LEC的治疗 LEC可发生于全身各类脏器组织中，目前暂无特定的分期系统，可采用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最新分期系统，与相应部位的其他种类肿瘤相同。本共识主要依据LEC相关文献、LEC临床实践经验以及专家组意见，总结了LEC治疗原则：早期LEC患者，外科手术治疗是首选的治疗方法，对于不可手术或需术后辅助治疗的患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系统性全身治疗，包括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及局部治疗（如放疗等）。临床上应根据LEC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免疫组织化学结果进行诊断，并在明确分期后进行个体化治疗。 6.1 外科治疗 早期PPLEC患者以手术治疗为主，该类患者单纯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率较低，但Ⅲa期患者推荐行新辅助或术后辅助化疗。LEI等纳入了72例Ⅱ~ⅢB 期PPLEC患者，其中24例在围手术期接受PD-1/PD-L1抑制剂联合化疗治疗 （IO-化疗组），48例接受单纯化疗（化疗组），结果发现IO-化疗组获得主要病理缓解的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化疗组（54.2% vs 12.5%，P<0.001），病理完全缓解率也高于化疗组（33.3% vs 4.2%，P=0.002）；IO-化疗组未达到中位 PFS，化疗组为 35.0个月（P=0.031）。 对于Ⅰ和Ⅱ期胃LEC患者，手术切除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对于病灶局限于T1a、病灶<2 cm、分化良好的早期胃 LEC，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是一种安全且有效的治疗手段。无法进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的早期胃LEC患者需进行外科手术治疗，切除范围依据肿瘤部位和患者一般情况决定，包括近端胃癌根治术、远端胃癌根治术及全胃切除的根治术。 膀胱LEC患者的手术方式包括经尿道肿瘤切除术、膀胱部分切除术、全膀胱根治术。单纯型或优势型膀胱LEC患者的预后较好，考虑患者的生存质量，主张采用经尿道肿瘤切除术，辅助以顺铂为基础的化疗及放疗，尽量避免根治性膀胱切除术；而对于混合型膀胱LEC，其治疗则取决于合并的恶性肿瘤类型的分化程度和临床分期，从而考虑是否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联合辅助治疗。 宫颈LEC少见，其治疗策略多参照宫颈鳞癌，以外科手术切除为主，根据肿瘤浸润情况辅以术后放化疗等。一项研究纳入了8例分期为Ⅰa1~Ⅰb3期的宫颈LEC病例，均行手术治疗，随访38~50个月，无复发及死亡病例，预后优于宫颈其他恶性肿瘤。 对于其他罕见LEC，如中耳LEC、肝脏LEC以及胸腺LEC等，临床治疗主要根据疾病分期以及结合发病部位，早期患者多以手术治疗为主，中晚期患者采用放疗以及化疗等综合治疗。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7】 适宜手术的LEC患者应首选外科手术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根据术后TNM分期、病理、切缘等因素决定后续是否行辅助放疗、化疗。（证据级别：4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6.2 系统治疗 6.2.1   化疗   PPLEC术后辅助治疗及晚期姑息治疗一般采用联合化疗模式。PPLEC组织病理学特征与未分化鼻咽癌相似，以铂类为基础联合其他化疗方案成为首选，紫杉醇、吉西他滨、氟尿嘧啶、培美曲塞、多西他赛联合铂类药物等治疗PPLEC均有报道且表现出一定疗效。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59例转移性PPLEC患者，发现吉西他滨联合顺铂组（GP，n=21）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培美曲塞联合顺铂组（AP，n=38），表现为GP方案显著改善ORR（76.19% vs 23.68%，P<0.001）和PFS（8.80个月 vs 6.53个月，P=0.009），而且在多变量分析中，GP方案与改善PFS（P=0.024）和总体反应（P=0.001）显著相关。另一项研究纳入127 例PPLEC患者，一线化疗方案包括GP方案（n=19） 、紫杉烷类联合铂类方案（TP，n=70）和AP方案（n=38），3种方案的ORR分别为63.2%、30.0%和21.1%，中位 PFS分别为8.8个月、7.9个月和6.4 个月，与其余两种方案相比，GP方案ORR最高（P=0.005），中位 PFS也显著延长（P=0.031）。 胃LEC患者术后辅助化疗选择替吉奥联合奥沙利铂或5-氟尿嘧啶、亚叶酸钙联合奥沙利铂均可以获得较长的DFS。SHAO等报道1例晚期胃LEC患者在接受包括替吉奥联合奥沙利铂方案治疗2周期后疗效评估达到PR。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8】 LEC 的化疗方案建议参照其原发部位的常见病理类型肿瘤方案，选择合适方案进行化疗，其中PPLEC化疗方案主要参照非小细胞肺癌，吉西他滨联合铂类方案可作为首选。（证据级别：4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6.2.2   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在LEC中的报道有限，目前主要聚焦在PPLEC，其他部位LEC的免疫治疗相关研究较少或未见报道。PPLEC患者中PD-L1表达率高，PD-1/PD-L1抑制剂治疗PPLEC在既往研究报道中已初显疗效。一项研究纳入 27 例晚期或复发转移的PPLEC患者，根据主治医生的判断，患者接受了化疗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治疗，结果ICIs组的PFS较化疗组延长（15.0 个月 vs 7.9 个月，P=0.005），ICIs 组的1年PFS率明显升高（40.0% vs 5.9%，P=0.047）。即使PD-L1表达阴性，PPLEC患者也可以从ICIs治疗中获益。EBV阳性胃癌以胃LEC为主，EBV阳性的胃癌患者常有PD-L1高表达，提示该类患者可能适合ICIs治疗。KUBOTA等发现患者接受PD-1抑制剂治疗后，EBV阳性进展期胃癌患者的ORR为33%，但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9】 PPLEC患者PD-L1常阳性表达，大多可从免疫治疗中获益。但其疗效可能不仅取决于PD-L1表达水平，还与肿瘤微环境中免疫效应细胞浸润情况有关，因为部分低表达或不表达PD-L1患者仍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其他部位LEC患者的免疫治疗尚缺乏研究。（证据级别：5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6.2.3   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在LEC中的报道主要为PPLEC，其他部位LEC的靶向治疗相关研究极少。PPLEC中EGFR突变率较低，CHANG等报道46 例PPLEC中EGFR突变率为17.4%（8/46）。YIN等回顾了PPLEC 患者的遗传谱，发现EGFR突变率仅为2.9%，其中多数EGFR突变为非经典突变，ALK融合变异率仅为2.1%。靶向治疗在具有驱动基因突变的 PPLEC 患者中反应有限，多数患者在短期内出现疾病进展。一项回顾性研究共纳入21例PPLEC患者，其中6例EGFR突变患者使用厄洛替尼和吉非替尼作为姑息性治疗，结果发现，3例患者没有表现出治疗反应，1 例患者病情稳定 6 个月，2 例患者病情稳定 3 个月。另一项研究中，1例PPLEC患者在检测到-EGFR外显子-19 缺失阳性后接受了厄洛替尼治疗，另1例-ALK-阳性患者接受克唑替尼治疗，2例患者均在1个月后出现疾病进展。胃LEC患者 PIK3CA突变率（65.0%）较高，针对PI3K/AKT通路的靶向药物对这类患者可能有潜在价值。其他罕见部位LEC患者目前暂无靶向治疗相关临床研究或病例报道。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10】 PPLEC患者中经典肺癌驱动基因突变率较低，有条件的患者可考虑二代测序以选择合适的靶向药物，但效果欠佳。其他部位LEC的靶向治疗尚缺乏研究证据。（证据级别：4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6.3 放射治疗 LEC的放射治疗尚缺乏充分研究和明确方案推荐，现有研究大多以报道PPLEC为主。多项研究表明，PPLEC对放射治疗的敏感性较高。姑息性胸部放疗序贯化疗可改善PPLEC患者的OS，诱导化疗后再放疗的方案也得到推荐。HOU等的一项针对Ⅲ~N2 期PPLEC患者的研究为胸部放疗的有效性再添新证据。该研究将103例-Ⅲ~N2 期患者分为G1根治性放化疗组、G2根治性手术+辅助放化疗组、G3根治性手术+辅助化疗组，生存分析表明G1组和G2组的PFS及OS无显著差异，但两组的PFS均明显优于G3组（P<0.001；P=0.039），OS较G3组也有所改善（P=0.081，P=0.092）。该研究结果表明放疗在Ⅲ~N2期PPLEC患者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有研究显示，对于Ⅰ~Ⅱ期患者，辅助放疗的效果仍不明确；对于Ⅲ期患者，辅助放疗可以获得更长的DFS，但对OS 影响不大。《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4版）》推荐根治性放射治疗临床肿瘤灶的放射剂量为60~70 Gy。 部分罕见LEC患者在治疗上可选择放射治疗作为辅助治疗手段，预后较好。SHOJI等报告了1例93岁的左侧眼睑LEC女性患者，接受手术切除后进行了左上眼睑重建和辅助放疗（总剂量为60 Gy），随访1年未见复发临床证据。另1例无远处转移的原发性眼睑LEC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后，共获得4年的无瘤生存期，之后患者出现单侧腮腺转移，在转移灶行手术切除并辅以术后辅助放疗后，患者再次获得1年的PFS。SALEHIAZAR 等报道了1例分期为ⅢB期的三阴性乳腺LEC患者，患者接受左乳完全切除术后序贯8周期的同步放化疗（具体剂量不详），术后10个月未见疾病复发证据。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11】 PPLEC对放射治疗敏感性较高，辅助治疗中，对Ⅰ、Ⅱ期患者的治疗作用尚未明确，Ⅲ期患者可获益，Ⅳ期行姑息治疗亦有价值，值得进一步开展临床研究探索最佳治疗方案。其余部位LEC的放射治疗尚缺乏充分研究和明确方案推荐。（证据级别：4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07 LEC的预后 LEC患者的预后通常优于该病灶所在器官的其他恶性肿瘤患者。既往研究显示，PPLEC预后总体优于肺腺癌、鳞癌和大细胞癌，患者1年、3年和5年OS率分别为85.6%、68.9%和59.5%。PPLEC的主要预后因素包括肿瘤分期、淋巴结转移、是否手术、血清乳酸脱氢酶水平和白蛋白水平、EBV-DNA拷贝数以及治疗前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有研究显示，高基线 EBV-DNA 浓度是PPLEC患者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治疗前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和乳酸脱氢酶水平是PFS和OS独立的预后因素。 胃 LEC 预后优于普通胃癌，可能与机体对肿瘤的免疫反应、肿瘤细胞浸润受限、淋巴细胞浸润程度密切相关。但由于胃LEC发病率较低，其预后还需进行大样本研究证实。IEZZONI 等报道了33例胸腺LEC患者，发现其平均生存期仅有16个月，近年来随着治疗水平的提高，中位生存时间提高36个月。发生于儿童的胸腺LEC恶性程度更高，多数儿童在发病后1.0~1.5年内死亡。分期为早期的胸腺LEC患者，接受根治性切除术，术后给予辅助放化疗可带来更好的预后。既往研究报道了4例胸腺LEC患者，其中1例接受根治性切除术及辅助放化疗后，DFS达73.5个月。根治性同步放化疗可能是局部中耳LEC可行的治疗选择，尤其对于不能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既往1例中耳LEC患者在进行中耳改良根治术后辅以多西他赛+奈达铂+氟尿嘧啶方案化疗及根治性放疗（计划放疗剂量为60 Gy/30 F），DFS达17个月。 肝LEC较为罕见，AOSASA等报道了1例肝LEC伴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接受肝脏部分切除术及肝门淋巴结清扫术，术后20个月未见肿瘤复发，同时总结了先前报道的16例肝脏LEC，中位随访时间范围为2 ~ 96个月。晚期肝LEC患者手术治疗效果较差，易在短期内复发。但是，既往报道1例术后局部复发肝LEC患者，单纯再次手术亦可取得较好的效果，术后9个月未见复发。宫颈LEC具有分期早、淋巴结转移率低等特点，预后优于其他类型的宫颈癌。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专家共识12】 LEC患者的预后通常优于该病灶所在器官的其他恶性肿瘤患者。PPLEC患者中血清EBV-DNA高拷贝提示预后不良，胃LEC预后较好。（证据级别：4级；推荐等级：强推荐） 08 小结 LEC 预后优于同原发部位其他恶性肿瘤，目前缺乏标准化诊治方案。本共识在编写过程中，始终秉承“兼顾证据和临床经验，力求全面系统”的原则，旨在推动我国LEC的规范诊疗，以期为患者带来更多获益。纳入LEC患者进行大样本、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将有利于加深对 LEC的认知，以便在未来提出针对该疾病更精准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相信在未来随着越来越多临床医师、病理医师、影像医师和肿瘤生物学专家更深入和广泛地了解LEC，LEC诊断及治疗水平会逐步提高，让更多LEC患者获益。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利益冲突：专家组所有成员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编写专家组成员］ 编写专家组学术顾问 邢金良  空军军医大学 聂勇战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毛伟敏  浙江省肿瘤医院 编写专家组组长 卢红阳  浙江省肿瘤医院（组长） 苏   丹  浙江省肿瘤医院（副组长） 陆元志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组长） 魏   嘉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副组长） 申   鹏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副组长） 赵   征  陕西省肿瘤医院（副组长） 执笔专家 李美慧  绍兴第二医院 龚佳黎  宁波市第二医院 尹文娟  浙江省肿瘤医院 余   昶  浙江省肿瘤医院 樊   滢  丽水市中心医院 编写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治宇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董   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段建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高   静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谷建钟  浙江省中医院 郭凌川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韩荣波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何   朗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五人民医院 黄小兵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总医院 纪   蓉  绍兴第二医院 贾永峰  内蒙古医科大学 江海涛  浙江省肿瘤医院 蒋   喆  陕西省肿瘤医院 柯立霞  北大荒集团总医院 李   荣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李伟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李文斌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廖前进  湖南省人民医院 刘兆喆  北部战区总医院 马秀敏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辇伟奇  重庆市中医院 潘月芬  湖州市中心医院 彭   敏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钱素英  宁波市第二医院 秦文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曲秀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海川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谭煌英  中日友好医院 王   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王   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王   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树滨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王   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吴宏成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肖   莉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谢艳茹  丽水市中心医院 闫金松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杨   军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   丽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杨   柳  浙江省人民医院 叶   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红梅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张   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赵   红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郑华川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End （来源：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编者按：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是调控表观遗传学改变的组蛋白修饰酶，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以及耐药密切相关。HDAC抑制剂（HDACi）可靶向性调控表观遗传学特征，从而控制肿瘤细胞增殖、调节肿瘤细胞周期及修复DNA损伤，是当前调控表观遗传学抗肿瘤治疗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国指南推荐的HR+/HER2-晚期乳腺癌内分泌耐药后的重要治疗选择。本文特邀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清媛教授为我们分析当前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治疗现状，从而进一步梳理HR+/HER2-晚期乳腺癌内分泌耐药后的可选治疗方案。 HR+晚期乳腺癌 一线CDK4/6i＋ET进展后如何“续航” HR+乳腺癌是最常见的乳腺癌分子亚型，约占总体乳腺癌的70%，在患者数量上代表了最为广泛的临床治疗需求。针对晚期HR+乳腺癌，目前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CDK4/6i＋ET）已经成为标准一线治疗，可使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延长至2年以上，中位总生存期（OS）延长至5年以上[1]。 然而，CDK4/6i＋ET治疗进展后的患者，目前尚无治疗标准，不同治疗方案均有一定的局限性：（1）对于化疗，仅能带来3-4个月的PFS，而且化疗毒副作用大、治疗耐受性差[2-4]。（2）对于CDK4/6i跨线治疗，虽然部分研究结果提示有一定程度的获益，但总体上的证据有限，需谨慎选择[5]。目前获阳性结果的3期研究仅有一项（postMONARCH研究），且CDK4/6i跨线组与对照组的PFS仅有0.7个月的微弱改善（6.0 vs 5.3个月，HR 0.73；P=0.02）[6]。（3）另一大类的后线治疗是基于生物标志物选择的靶向治疗或新型内分泌治疗，但这些治疗仅限于PI3K/AKT/mTOR通路（PAM通路）、ESR1、BRCA等突变人群中，而且目前临床实践中的基因检测仍存在标准不统一、可及性不足、经济负担大等挑战。 因此，临床亟需为CDK4/6i＋ET失败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续航”的治疗方案，既要关注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要关注其可及性、可负担性和便捷性。 表观遗传调控 抗肿瘤新药研发的“热门赛道” 有别于基因突变，表观遗传是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机体通过DNA甲基化、乙酰化、染色质重构、非编码RNA等机制，引起可遗传的基因表达变化或表型改变；某些基因突变也可导致表观调控异常。对中国乳腺癌中常见突变基因和肿瘤突变负荷（TMB）特征的研究[7]显示，我国乳腺癌患者存在KMT2C、ARID1A、KAT6A、CREBBP、KDM5A等众多表观遗传因子的异常，针对表观遗传调控的抗肿瘤治疗策略蕴藏着较大的潜力。 2004年，FDA正式批准了全球第一款表观遗传学抗肿瘤药物阿扎胞苷（Azacitidine），用于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此后的二十年间，随着抗肿瘤表观遗传学研究不断深入而涌现了多种新型靶点药物，较为常见的作用蛋白主要集中在DNA甲基转移酶（DNMT）、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异柠檬酸脱氢酶（IDH）、Zeste 增强子同源物（EZH）[8]。其中，乳腺癌的表观遗传抗肿瘤药物研究最为丰富，一项对美国临床试验注册网站ClinicalTrials.gov进行乳腺癌表观遗传学试验的横断面研究显示，在涉及22种表观遗传学抗肿瘤药物的100个临床试验中，有38个是针对乳腺癌的临床试验，其中HDACi是被研究最多的体外药物，占总数的45.45%[9]。 HDAC抑制剂 延缓内分泌耐药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是一类影响肿瘤表观遗传学改变的关键修饰酶，参与肿瘤细胞生长与表达调控等诸多过程，是目前乳腺癌表观遗传学抗肿瘤药物设计中最常见的靶点之一[10]。组蛋白乙酰化和去乙酰化的失衡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一项基于300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的组织芯片研究发现，有42.3%～73.0%的患者高表达HDAC1、HDAC2、HDAC4或HDAC6，且HDAC1和HDAC6与HR+乳腺癌较长的OS相关[11]；另一项分析24例乳腺癌的研究显示，有75%的癌组织HDAC1 mRNA水平高于癌旁组织[12]。 除了广泛存在的HDAC表达以外，HDAC还与多种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模式息息相关，在CDK4/6i的细胞周期特异性耐药机制中也存在广泛的联系。例如，p21表达缺失是CDK4/6i的耐药机制之一，HDAC抑制剂（HDACi）可直接激活p21或通过激活p53而上调p21表达，进而诱导乳腺癌多药耐药细胞周期阻滞和细胞凋亡，从而逆转CDK4/6i耐药[13-15]。此外，HDACi还可以上调PTEN水平，从而抑制PAM信号通路所导致的内分泌或CDK4/6i耐药[16]。 △HDACi逆转CDK4/6i耐药机制示意图（图源[13]） 由此可见，HDAC广泛参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和细胞周期治疗的相关耐药机制，抑制HDAC是延缓内分泌治疗和CDK4/6i耐药的重要策略。 恩替司他落地 为乳腺癌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恩替司他于2024年4月获中国NMPA批准联合AI用于经内分泌治疗复发或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HR+/HER2-乳腺癌患者治疗，标志着恩替司他正式进入中国临床实践。 恩替司他的获批主要基于中国3期临床试验（EOC103A3101）[17]所取得的积极结果。该研究入组经内分泌（辅助或解救）治疗复发或进展的局晚期或转移性HR+/HER2-乳腺癌患者，随机接受恩替司他或安慰剂联合依西美坦治疗。研究结果显示达到主要终点，恩替司他组经独立评审中心（IRC）评估的中位无进展期（PFS）相较于对照组延长近1倍，风险显著降低24%（6.32 vs 3.72个月，HR 0.76，95%CI：0.58～0.98，P=0.046），各个亚组的获益趋势保持一致。在经CDK4/6i治疗的患者中，恩替司他组的PFS事件风险显著降低43%（HR 0.57），经解救化疗的患者PFS事件风险则降低29%（HR 0.71）。在次要终点方面，恩替司他的总生存期（OS）长达38.39个月，是目前HDACi同类3期研究中取得的最长OS，相较于对照组的死亡风险降低17%（HR 0.83）。 △EOC103A3101研究：IRC评估的PFS K-M曲线 在安全性方面，恩替司他常见的≥3级血液学不良事件为中性粒细胞减少症（43.8%）、血小板减少症（8.5%）和白细胞减少症（6.4%），这些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在数值上低于既往HDACi报道的发生率[18]；此外，恩替司他最常见≥3级非血液学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是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升高（2.6%）。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恩替司他的平均消除半衰期长达61.9小时[19]，采用的1周1次口服方案，这是目前乳腺癌抗肿瘤治疗药物中首个应用于临床的口服周疗方案，用药间隔的延长可以大大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总之，表观遗传学普遍存在于乳腺癌患者中，对肿瘤的发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精准调控表观遗传学的治疗策略已经成为乳腺癌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新热点。恩替司他作为原创的HDAC抑制剂，是精准调控表观遗传学抗肿瘤治疗的典型代表。3期临床试验已经证实其可以为患者带来显著的PFS获益以及超过38个月的OS，且血液学毒性较既往HDACi更低。此外，恩替司他为乳腺癌首个周疗口服的新型靶向治疗方案，用药方便。这些药物优势使得恩替司他可以极大的丰富临床治疗选择。 张清媛 教授 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肿瘤学国家重点专科带头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滑动查看） [1]Guo X, Zhou Y, Zhang K, et al. First-line CDK4/6 inhibitor-based combinations for HR+/HER2- advanced breast cancer: A Bayesian network meta-analysis. J Evid Based Med. 2024;17(1):106-118. doi:10.1111/jebm.12571 [2]Kaufman PA, Awada A, Twelves C, et al. Phase III open-label randomized study of eribulin mesylate versus capecitabine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reviously treated with an anthracycline and a taxane. J Clin Oncol. 2015;33(6):594-601. doi:10.1200/JCO.2013.52.4892 [3]Li Y, Li W, Gong C, et al. A multicenter analysis of treatment patterns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subsequent therapies after progression on palbociclib in HR+/HER2-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her Adv Med Oncol. 2021;13:17588359211022890. Published 2021 Jun 11. doi:10.1177/17588359211022890 [4]Ingrand I, Defossez G, Lafay-Chebassier C, et al. Serious adverse effects occurring after chemotherapy: A general cancer registry-based incidence survey. Br J Clin Pharmacol. 2020;86(4):711-722. doi:10.1111/bcp.14159 [5]Kalinsky K, et al. A randomized, phase II trial of fulvestrant or exemestane with or without ribociclib after progression on anti-estrogen therapy plus cyclin-dependent kinase 4/6 inhibition (CDK 4/6i) in patients (pts) with unresectable or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HR+), HER2-nega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MBC): MAINTAIN trial.2022 ASCO abstract LBA 1004 [6]Kevin Kalinsky, et al.postMONARCH: A phase 3 study of abemaciclib plus fulvestrant versus placebo plus fulvestrant in patients with HR+, HER2-,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following progression on a CDK4 & 6 inhibitor and endocrine therapy.J Clin Oncol 42, 2024 (suppl 17; abstr LBA1001) [7]Xiao W, Zhang G, Chen B,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Frequently Mutated Cancer Genes and Tumor Mutation Burden in Chinese Breast Cancer. Front Oncol. 2021;11:618767. Published 2021 Apr 21. doi:10.3389/fonc.2021.618767 [8]Bates SE. Epigenetic Therapies for Cancer. N Engl J Med. 2020;383(7):650-663. doi:10.1056/NEJMra1805035 [9]Zewdie A, Kassie TD, Anagaw TF, et al. Advanced-stage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Ethiop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MC Womens Health. 2024;24(1):284. Published 2024 May 11. doi:10.1186/s12905-024-03133-9 [10]Garcia-Martinez L, Zhang Y, Nakata Y, Chan HL, Morey L. Epigenetic mechanisms in breast cancer therapy and resistance. Nat Commun. 2021;12(1):1786. Published 2021 Mar 19. doi:10.1038/s41467-021-22024-3 [11]Seo J, Min SK, Park HR, et al. Expression of Histone Deacetylases HDAC1, HDAC2, HDAC3, and HDAC6 in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s of the Breast. J Breast Cancer. 2014;17(4):323-331. doi:10.4048/jbc.2014.17.4.323. [12]Tang Z, Ding S, Huang H, et al. HDAC1 trigger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s via upregulation of interleukin-8. Biol Chem. 2017;398(12):1347-1356. doi:10.1515/hsz-2017-0155. [13]Pandey K, An HJ, Kim SK, et al.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resistance to CDK4/6 inhibitors in breast cancer: A review. Int J Cancer. 2019;145(5):1179-1188. doi:10.1002/ijc.32020. [14]Cao L, Zhao S, Yang Q, et al. Chidamide Combined With Doxorubicin Induced p53-Driven Cell Cycle Arrest and Cell Apoptosis Reverse Multidrug Resistance of Breast Cancer. Front Oncol. 2021;11:614458. Published 2021 Mar 2. doi:10.3389/fonc.2021.614458 [15]Ito A, Kawaguchi Y, Lai CH, et al. MDM2-HDAC1-mediated deacetylation of p53 is required for its degradation. EMBO J. 2002;21(22):6236-6245. doi:10.1093/emboj/cdf616 [16]Chen SY, Zheng XW, Cai JX, et al.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reverses multidrug resistance by attenuating the nucleophosmin level through PI3K/Akt pathway in breast cancer. Int J Oncol. 2016;49(1):294-304. doi:10.3892/ijo.2016.3528 [17]Xu B, Zhang Q, Hu X, et al. Entinostat, a class I selective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plus exemestane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Acta Pharm Sin B. 2023;13(5):2250-2258. doi:10.1016/j.apsb.2023.02.001 [18]Jiang Z, Li W, Hu X, et al. Tucidinostat plus exemestane for postmenopausal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breast cancer (ACE):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19;20(6):806-815. doi:10.1016/S1470-2045(19)30164-0 [19]Ryan QC, Headlee D, Acharya M, et al. Phase I and pharmacokinetic study of MS-275, a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nd refractory solid tumors or lymphoma. J Clin Oncol. 2005;23(17):3912-3922. doi:10.1200/JCO.2005.02.188 [20]Kummar S, Gutierrez M, Gardner ER, et al. Phase I trial of MS-275, a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administered weekly in refractory solid tumors and lymphoid malignancies. Clin Cancer Res. 2007;13(18 Pt 1):5411-5417. doi:10.1158/1078-0432.CCR-07-0791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