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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场大会的高光，到全球患者真正用得上、用得起这些药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方向，已经清晰。 2026年9月，第27届世界肺癌大会（WCLC）召开。这是全球肺癌领域规格最高的学术竞技场，来自全球的逾7000名胸科肿瘤专家、两千余篇摘要同台较量。 而今年最显眼的一股力量，来自中国。大会期间共有64项中国研究入选口头汇报，数量刷新历史；多项中国药物研究入选分量最重的最新突破摘要（LBA），其中两项中国B7-H3 ADC研究以LBA身份入选主席论坛重磅专场，是全场少数拥有III期注册数据的小细胞肺癌研究。 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并非零散的单点突围，而是成体系地同时面向肺癌治疗的几个根本命题，并有望重塑未来格局： 在复发小细胞肺癌这块近30年无人撼动的领域，两款来自中国的ADC均在中位随访约一年的期中分析中，把二线总生存期较拓扑替康延长了约4至8个月，有望重新划定二线治疗的疗效上限；并进一步向一线联合方案冲锋，推动系统性替代化疗的可能。 在占肺癌约85%的非小细胞肺癌一线，中国双抗第一次用头对头III期研究，击败了年销售额超300亿美元的“K药”，这意味着以PD-1/VEGF双抗为代表的第二代免疫治疗，将集体登上舞台。 在EGFR三代药耐药、曾经不可成药的KRAS等靶向治疗领域，中国创新药正快速补齐“耐药之后怎么办”的短板，把治疗的边界持续向前推。 此外，这些带来亮眼数据的相关管线，大都已经与罗氏、GSK、艾伯维、BMS等MNC开展过合作，“中国创新、全球兑现”的产业价值链分工，已经基本实现。 四条信息叠加，结论已经显现：在肺癌这个全球肿瘤药规模最大、竞争最激烈的市场里，中国创新药的身份，正在从答题的人，变成参与撰写标准的人。 中国ADC的突围 小细胞肺癌（SCLC）是肺癌里最凶险的一种，约占全部肺癌的15%，具有进展快、易转移、易复发的疾病特征。一线含铂化疗之后，大多数患者会在一年内复发。而复发之后的二线标准治疗为拓扑替康等化疗，历史数据客观缓解率多在10%左右，中位总生存期通常不足一年，且毒性明显。 破局者2024年才出现，即安进的DLL3×CD3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Tarlatamab（塔拉妥单抗），在既往经治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III期DeLLphi-304研究中，将中位总生存期延长至13.6个月（对照组8.3个月），该药此前已获FDA加速批准用于后线治疗。 而仅仅两年后，两款中国B7-H3 ADC，几乎是组团式地把这条线又往上抬了一大截。 以翰森制药的HS-20093（瑞康立伏妥塔单抗）为例，III期ARTEMIS-008研究入组461人，ORR58.3%，中位总生存期18.5个月HR=0.46。此外，无论按铂敏感性、脑转移史、免疫经治状态等预设亚组观察，获益趋势均与整体一致。 更微妙的是安全性上的互补。Tarlatamab疗效确切，但作为T细胞衔接器，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发生率较高（DeLLphi-304报告中约半数，多为低级别且集中于首次给药），并伴有一定神经毒性，早期给药和监测负担较重。 两款ADC的主要毒性为骨髓抑制和间质性肺病，其中宜联生物的ILD报告率4.9%、≥3级仅0.9%。从机制看，ADC与TCE机制不同、毒性谱不重叠，未来可能成为搭档。但不管如何，二线小细胞肺癌治疗，在2026年这个秋天，终于迎来了新选手。 值得注意的是，安进同步将TCE疗法向前线维持拓展，与B7-H3 ADC形成不同机制、不同治疗线数的竞争格局。就在今年世界肺癌大会开幕前4天，安进宣布塔拉妥单抗（Tarlatamab）联合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一线维持治疗的Ⅲ期DeLLphi-305研究，在预设中期分析中达到总生存期主要终点。 如果说二线单药的III期临床达到主要终点，证明了中国B7-H3 ADC的实力，那么向一线、向联合方案拓展，则体现出中国创新药玩家更大的“野心”，跟胃癌的逻辑一样——去化疗。 化疗是过去几十年肿瘤治疗的基本盘。众所周知，化疗有效，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患者在呕吐、脱发、骨髓抑制里熬日子。这意味着，谁能在一线就用更精准的药物把化疗替换掉，谁就能重新定义治疗范式。 在这次肺癌大会上，已经有潜力选手跑出了数据。 宜联生物的B7-H3 ADC YL201联合斯鲁利单抗一线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I期研究中，41例初治患者的确认ORR为85.4%，中位PFS 12.9个月，12个月OS率80.3%（OS数据尚未成熟），≥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38.8%；基于此，一线联合III期研究TAISHAN-304已于2026年8月启动并完成首例入组。 映恩生物的DB-1311联合BioNTech/BMS在研PD-L1×VEGF双抗pumitamig，在小细胞肺癌一线患者中的ORR高达92.3%，整体人群70.4%。值得留意的是，在既往接受过DLL3靶向治疗后进展的患者中，ORR仍达到87.5%。这意味着，ADC可能成为TCE耐药后的解决方案，两类明星药物之间的序贯链条，似乎已经隐约成形。这也是全球首个读出数据的二代IO+ADC在肺癌中的研究。 当然，早期数据远未到可以下结论的时候。不过，产业界正将B7-H3 ADC从二线单药，向一线联合免疫、探索替代化疗的方向推进，但能否走通仍依赖III期验证。 此外，在围手术期，君实生物的PD-1/VEGF双抗JS207联合化疗，用于不可切除III期非小细胞肺癌新辅助治疗，42名患者的ORR为66.7%，手术转化率59.5%，术后病理完全缓解率（pCR）达到50%。 被挑战的K药以及被期待的HARMONi-7 众所周知，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即“K药”，常年盘踞全球处方药销售额第一梯队，2025年销售额已超300亿美元，其在驱动基因阴性、PD-L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一线单药治疗中，拥有多年无人撼动的统治力。 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单抗，III期HARMONi-2研究直接以K药为对照，一线治疗PD-L1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两年前的肺癌大会，它已经公布了ORR和PFS的优效；而这一次，总生存期，一锤定音：中位总生存期30.8个月，对K药组的22.6个月，HR=0.73。 在肿瘤药的市场格局中，“头对头打赢药王”是极少数药物才有资格讲的故事。依沃西讲成了。但依沃西单抗的意义不止于一款药，它更像一声发令枪，让以PD-1/VEGF双抗为代表的双特异性抗体联合方案，以及ADC联合免疫等新机制组合，在本次WCLC上集中亮相： 荣昌生物开发的PD-1/VEGF双抗RC148联合化疗、维立志博的PD-L1/4-1BB双抗LBL-024联合化疗、石药集团的EGFR ADC SYS6010联合恩朗苏拜单抗。此外，百济神州、君实生物等也带来了OX40、LAG-3、PD-1/VEGF等多个新机制组合。 这意味着，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正从免疫单药、免疫联合化疗，向双抗联合化疗、ADC联合免疫等多机制方向推进。 接下来产业界最关注的将是HARMONi-7研究，这是依沃西单药头对头挑战K药、针对PD-L1高表达人群的全球III期，目前正在招募受试者。HARMONi-2是中国数据，HARMONi-7旨在欧美与东亚多区域验证HARMONi-2在中国人群中看到的单药头对头优势能否在全球重复。 中国创新、全球兑现的大舞台 今年的世界肺癌大会，可以说是中国创新药境外BD交易的大型“验货场”。 康方生物研发的依沃西单抗，海外市场由美国Summit Therapeutics主导开发，最新消息是阿斯利康以20亿美元战略入股Summit，拟获得后者约12%股份，双方将围绕依沃西单抗与Sone-Ve（CLDN18.2 ADC）联合开展胃肠道肿瘤临床开发，并探索依沃西单抗与阿斯利康肿瘤产品线的更广泛联合。 翰森制药的HS-20093合作方是GSK，GSK已于2025年8月抢先启动二线小细胞肺癌的全球III期EMBOLD-SCLC-301，预计明年读出关键数据； 宜联生物的YL201海外权益在罗氏手中；荣昌生物的RC148与艾伯维联合开发；映恩生物的DB-1311的合作方是BioNTech；而在B7-H3 ADC上的全球III期竞速，尤其意味深长。 中国III期先成、然后由MNC接力做海外验证与商业化，这条“中国发现、全球兑现”的新分工链条，正在小细胞肺癌领域被完整地跑通。这意味着中国创新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正从“成本中心”和“快速跟随者”，上移到“创新策源地”。 除了免疫和ADC，KRAS靶点在此次肺癌大会上也是产业界关注重点。 KRAS这个曾经不可成药的靶点，近两年随着G12C抑制剂的成功，如今正沿两条路径推进： 第一条，KRAS G12C向一线联合前移。翰森HS-10370联合阿得贝利单抗及化疗，一线治疗KRAS G12C突变非鳞非小细胞肺癌。 第二条，是KRAS G12D加快后线验证。G12D约占KRAS突变的15%，患者众多却长期无药。劲方医药GFH375在探索经治KRAS G12D突变患者中的疗效。 至此，肺癌三大版图，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在同一场大会上，被中国创新药同时推进。 这种多路径、成建制式的创新密度，是以往任何一届都不曾有过的。 不过，鲜花与掌声，也同样伴随着挑战。 首先是早期数据不等于最终答案，PFS阳性不等于OS必然获益。 在肿瘤药的研发历史上，小样本惊艳、大III期翻车的案例比比皆是，越是漂亮的早期数字，越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大样本来检验。 第二，联合方案带来疗效的同时，毒性也在叠加。疗效升级的同时，患者的耐受性、医生的管理难度、以及治疗的可持续性，都在被同步推高。ADC特有的间质性肺病、二代IO的VEGF相关毒性，都需要在真实世界中继续观察。 第三，共突变与人群富集，决定了获益的天花板。没有一种靶向药对所有患者都有效，精准识别获益人群，既是科学问题，也是这款药最终商业价值的分水岭。 第四，也是最现实的，就是内卷与商业化。当同靶点、同机制药物扎堆，未来谁能在医保谈判、海外注册和商业化执行中真正跑出来，仍有巨大不确定性。临床成功只是拿到了入场券，从“好药”到“好生意”，中间还隔着准入、支付、销售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重重关卡。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药企出现在全球学术大会上，身份更多是学习者，跟随跨国大药企主导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别人划定的赛道上争取一个位置。而2026年从上半年的AACR、ASCO，到下半年的世界肺癌大会、ESMO，中国创新药企带来的临床数据已经参与到未来全球标准的制定中。 当然，从一场大会的高光，到全球患者真正用得上、用得起这些药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方向，已经清晰。 在肿瘤治疗领域，这个全球科技竞争最激烈的高地之一，一个国家制药工业的真正崛起，从来不是靠某一款“神药”，而是靠这种成体系、多路径、可持续的创新密度，以及被全球同行用数据投票认可的话语权。 2026年，中国创新药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开始。 注：本文临床数据均来自WCLC2026大会披露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并参考东方证券《多路径突破，国产创新重塑新标准——WCLC2026重点国产研究梳理》（2026-09-21）、西南证券《中国之声闪耀2026WCLC》（2026-09）整理。 文中跨研究比较均为非头对头比较，早期临床数据不代表最终结果。 本文仅作行业分析，不构成投资建议。 一审| 石宛佳 二审| 李芳晨 三审| 李静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