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ginterferon Beta-1a

编者按：多发性硬化（MS）是一种进展性、终身性的自身免疫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二十世纪90年代，能够在缓解期有效控制病情进展的免疫调节药物问世，是多发性硬化治疗领域的重要突破。此后，多种作用机制各异的免疫调节疗法相继出现。近十多年来，更多创新疗法不断涌现，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作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和重要贡献者，药明康德在过去25年发展历程中，见证了多款多发性硬化创新疗法从实验室到临床的突破历程，更通过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助力全球合作伙伴加速多款多发性硬化创新疗法的研发进程、造福病患。 目前，在全球约有300万多发性硬化患者，该疾病至今仍无法治愈。这个病好发于29~39岁的青壮年，女性更为多见。患者的免疫系统会攻击保护神经纤维的髓鞘，导致神经髓鞘不断损伤与脱落。这一过程逐步导致大脑、脊髓以及视神经功能障碍，进而引起身体机能下降，以及认知功能逐渐减退。 根据临床病程，多发性硬化分四种类型：复发缓解型（RRMS）、继发进展型（SPMS）、原发进展型（PPMS）和进展复发型（PRMS），其中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最为常见，表现为疾病周期性复发和缓解，但缓解往往不完全，不少患者仍残留部分神经功能障碍。随着病程延长，RRMS可能逐步进展为更严重的SPMS。进入SPMS阶段后，患者神经功能障碍持续加重且不再缓解，残疾程度不断累积，最终可能导致失明、丧失自理能力甚至死亡等严重后果。 图片来源：123RF 免疫调节注射疗法开启“疾病修正治疗” 二十世纪50年代，糖皮质激素（如可的松）被应用于多发性硬化症复发的治疗，能在急性期减轻发作症状、缩短病程，但其作用主要限于短期缓解，无法改变疾病的长期进展。 至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科学界逐渐意识到，异常的自身免疫反应在多发性硬化恶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开始积极探索具免疫调节功能的疗法。 数年后，重组人干扰素-β-1b（IFN-β-1b）在临床试验中证实证明能有效延缓RRMS自然病程，使患者在2年内的年复发次数减少34%。该药物于1993年7月获FDA批准上市（商品名：Betaseron），用于RRMS门诊患者，以减少临床恶化的频率。此后，同类药物IFN-β-1a（商品名：Rebif）于2002年获FDA批准用于RRMS患者，除减少复发外，还能明显延缓残疾进展。2014年，其升级版——聚乙二醇化干扰素-β-1a（peginterferon-β-1a，商品名：Plegridy）获FDA批准上市，通过聚乙二醇化延缓药物半衰期，在保持疗效的同时降低给药频率，提升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在干扰素类药物之外，1996年获FDA批准用于RRMS的格拉替雷（glatiramer，商品名：Copaxone）也是早期获批的注射疗法之一。这款药物是由4种氨基酸组成的多肽类混合物，这些肽被认为能竞争性地抑制免疫细胞和髓磷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发挥免疫调节效果。 这些早期注射疗法的成功，让多发性硬化告别了只能缓解症状的时代，进入了可通过 “疾病修正治疗”控制病情进展的新阶段。直到今天，它们仍是多发性硬化治疗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物制剂类靶向疗法改写更多患者命运 然而另一个现实是：约三分之二的患者仅能达到中等疗效（即让年复发率降低约30%）。另有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几乎没有应答。为提升疗效并惠及更多患者，科学界持续推进药物研发，催生了一系列靶向疗法。 其中，由Athena Neuroscience、Elan公司与渤健共同开发的natalizumab（一款针对α4β1整合素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是首个获批用于MS的生物制剂类靶向疗法。2004年，natalizumab获FDA批准上市（商品名：Tysabri），用于RRMS患者的治疗。FDA指出，在医疗需求高度未满足的该疾病领域，这款全新机制的药物与当时已有的药物相比具有显著优势。2006年，长期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与安慰剂组相比，natalizumab治疗2年，残疾持续进展风险降低42%-54%，年复发率降低68%。 2014年，另一款靶向CD52的单抗药物——阿仑珠单抗（alemtuzumab，商品名Lemtrada）获FDA批准扩展用于RRMS治疗。该药此前已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领域应用十余年，由拜耳与赛诺菲旗下健赞（Genzyme）共同开发。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初步临床试验显示，经过长达3年的治疗，与接受传统免疫调节药物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阿仑珠单抗治疗的患者年复发率降低了74%，持续残疾累积风险降低了71%，残疾评分也得到改善。2014年，阿仑珠单抗获FDA批准用于RRMS患者。 从2016年起，更多单克隆抗体靶向疗法陆续获FDA批准用于多发性硬化，包括靶向B细胞表面CD20抗原的奥瑞利珠单抗（ocrelizumab，商品名：Ocrevus）、奥法妥木单抗（ofatumumab，商品名：Kesimpta）以及ublituximab（商品名：Briumvi）。其中，奥瑞利珠单抗是FDA批准针对PPMS患者的首个创新疗法。PPMS约占MS的10%，疾病进展更快且持续加重、严重程度更高，生活质量更差。长期随访研究显示，接受奥瑞利珠单抗治疗11年后，在复发性MS患者中，80%的患者无残疾进展，多达92%的人仍能独立行走、不需要包括轮椅在内的各种助行器；即使是更严重的PPMS患者，也有33%的患者无残疾进展、80%的人无需依赖轮椅。此外，这款药物只需半年输注1次，有助于提高治疗依从性。 小分子疗法引领MS口服靶向治疗时代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得FDA上市的MS疗法都需要注射治疗。因此，科学家们也在寻找用药更便捷的小分子口服药物，由此诞生了作用机制各异的小分子疗法，包括达伐吡啶（dalfampridine，商品名：Ampyra）、特立氟胺（teriflunomide，商品名：Aubagio）、富马酸二甲酯（dimethyl fumarate，商品名：Tecfidera）及其升级版本富马酸地洛西美（diroximel fumarate，商品名：Vumerity），还有以芬戈莫德（fingolimod，商品名：Gilenya）为代表的多款神经鞘氨醇-1-磷酸（S1P）受体调节剂类口服靶向疗法。 2010年1月，达伐吡啶获FDA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款MS口服疗法。这是一款钾离子通道阻滞剂，可恢复脱髓鞘神经纤维的信号传导，从而改善MS患者的运动功能障碍，尤其是步行障碍。 特立氟胺是类风湿关节炎“老药”来氟米特的活性代谢物，通过阻断嘧啶的合成途径、可逆性抑制二氢乳清酸脱氢酶，进而抑制活化的T、B淋巴细胞增殖，同时保留保护性免疫应答；富马酸二甲酯和富马酸地洛西美则是通过激活Nrf2通路、发挥免疫调节和细胞保护作用，后者具有更好的胃肠道耐受性。 除上述药物外，当前MS领域其他小分子口服疗法多属S1P受体调节剂类别，具有靶点明确、疗效突出的特点。2010年9月，芬戈莫德获FDA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个可降低MS复发频率的口服疗法。作为一款S1P受体调节剂，它通过与淋巴细胞表面的S1P受体结合、使其保留于淋巴结而发挥作用。长期临床试验表明，使用芬戈莫德治疗10年后，46%的患者无复发，96%和68%的患者的扩展残疾功能量表（EDSS）评分分别维持在7分和4分以下（得分越低，说明残疾进展的程度越轻）。 图片来源：123RF 此后，芬戈莫德的升级产品、第二代选择性S1P受体调节剂西尼莫德（siponimod）开始向MS中相对更严重的类型——SPMS发起挑战。该类型通常由RRMS多次复发后演变而来，既往疾病修正治疗效果有限，预后较差。 西尼莫德对S1P受体中的特定亚型S1P1、S1P5具高选择性，通过与二者的结合，它既能阻止淋巴细胞进入中枢神经系统、降低炎症反应，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促进髓鞘再生，起到神经修复作用。在临床试验中，即使在患病近16年的SPMS患者中，这款药物仍能显著降低3个月、6个月后的确认残疾进展风险，并将年复发率降低了55%。2019年，西尼莫德获FDA批准上市（商品名：Mayzent），用于治疗复发型多发性硬化（RMS）成年患者，包括活跃的SPMS、RRMS和临床孤立综合征（CIS）。 2020年至2021年间，另有两款第二代选择性S1P受体调节剂类口服疗法获FDA批准用于复发型MS患者，分别是奥扎莫德（ozanimod，商品名：Zeposia）与Ponesimod（商品名：Ponvory），进一步丰富了该类药物选择。 研发探索仍在继续 过去25年间，FDA已累计批准了至少15款治疗多发性硬化的新疗法。作为一体化新药研发生产赋能平台，药明康德有幸参与其中多项疗法的研发进程，助力合作伙伴将创新治疗方案带给全球患者。 尽管多发性硬化的治疗在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但由于该疾病具有高度异质性，且受到血脑屏障的生理限制，现有疗法在实现长期疾病控制与有效神经保护方面仍面临挑战。因此，全球医药产业持续投入研发，致力于为患者带来更安全、有效、便利的治疗选择。当前，近80款针对多发性硬化的新疗法正处于积极的临床研究中，其中数款疗法已进入3期临床阶段，涵盖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CD40L靶向单抗、CD19靶向双抗等创新机制。 在多发性硬化治疗探索的漫长征程中，正是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以及广大患者与家庭的信任与支持，推动了一款又一款突破性疗法的诞生，实现了治疗效果质的飞跃。在此，我们向所有迎难而上、致力于攻克多发性硬化的科研与医疗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药明康德也期待与业界伙伴继续携手同行，共同见证更多创新疗法的问世，造福更多病患。 免责声明：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文中观点不代表药明康德立场，亦不代表药明康德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本文也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版权说明：欢迎个人转发至朋友圈，谢绝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以任何形式转载至其他平台。转载授权请在「医药观澜」微信公众号回复“转载”，获取转载须知。

第一部分：渤健整体介绍——商业模式与成功逻辑 一、 公司概览 渤健（Biogen Inc.）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其核心使命是“为患有严重神经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们带来变革性疗法”。作为生物技术产业的先驱之一，渤健专注于神经科学领域，其主要产品线覆盖多发性硬化症（MS）、脊髓性肌萎缩症（SMA）、阿尔茨海默病（AD）等极具挑战性的疾病。 二、 商业模式解析 渤健的商业模式是典型的“研发驱动型”生物技术模式，其核心链条可以概括为：前沿科学发现 → 高风险高投入的研发 → 精准的临床开发与监管博弈 → 专业化的市场推广与商业化 → 利润再投资于新研发。 价值主张： 解决未满足的医疗需求： 渤健瞄准的均是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群体刚性，支付意愿和能力较强。 创新疗法： 提供基于尖端生物技术（如反义寡核苷酸、单克隆抗体等）的靶向治疗，而非传统的小分子药物。 改善患者生活： 其药物旨在延缓疾病进展、改善症状，甚至改变疾病进程，为患者和家庭带来希望。 关键业务与收入来源： 多发性硬化症（MS）产品线： 这是渤健的“现金牛”和基石。包括Tysabri、Tecfidera、Avonex、Plegridy等，曾是全球MS领域的霸主。 脊髓性肌萎缩症（SMA）产品线： Spinraza是其与Ionis合作开发的全球首个SMA治疗药物，是又一“重磅炸弹”，虽然面临诺华基因疗法Zolgensma和罗氏口服药Evrysdi的竞争，但仍是重要收入支柱。 阿尔茨海默病（AD）产品线： Aduhelm是近20年来首个获批的AD新药，尽管饱受争议，但代表了公司在最前沿阵地的布局。 核心产品组合： 合作与授权收入： 通过与Ionis、Sage Therapeutics等公司的合作，获得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 核心资源与能力： 深厚的神经科学专长： 近半个世纪的积累，使其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生物学机理有独到理解。 强大的研发平台： 尤其在反义寡核苷酸（与Ionis合作）和单克隆抗体技术方面拥有领先优势。 成熟的临床开发与注册团队： 擅长设计并执行复杂的神经系统疾病临床试验，并与美国FDA等监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 专业的神经科医生营销体系： 建立了覆盖全球顶尖医院和专家的高效商业化网络。 三、 成功逻辑 渤健的成功，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 科学上的先见与专注（“神经科学旗帜”）： 在大多数药企因失败率高而远离神经科学时，渤健选择了坚守。这种长期主义的专注，使其积累了无与伦比的科学知识、专家网络和临床经验，构建了极高的行业壁垒。 “重磅炸弹”药物的成功打造与生命周期管理（“现金牛引擎”）： Tecfidera和Spinraza的成功，为公司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巨额收入。这些利润为公司提供了“犯错的资本”，使其能够持续投入像阿尔茨海默病这样高风险、长周期的研发项目。同时，公司通过推出新剂型、新配方、进行新的临床研究等方式，尽力延长这些核心产品的市场独占期。 开放的合作与精准的BD（“外部创新触角”）： 渤健深知自身研发的局限性，因此积极通过业务发展（Business Development）拓展外部创新。最经典的案例是与Ionis合作开发Spinraza，以及收购Tysabri的合作伙伴Biogen Idec（后完全整合）。这种“自主研发+外部引进”的双轮驱动模式，是其持续获得创新管线的重要保障。 第二部分：成长阶段——一部波澜壮阔的进化史 渤健的成长并非线性，而是充满了战略转折和周期性震荡。 阶段一：学术创业与早期探索（1978年 – 1990年代初期） 描述： 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Walter Gilbert与几位科学家和风险投资家共同创立了Biogen。它是首批将重组DNA技术商业化的公司之一。早期，公司像一家“科研项目库”，同时研究干扰素、乙肝疫苗等多个方向。 分析： 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驱动”初创期。公司缺乏明确的战略焦点，更像一个由顶尖科学家主导的实验室。虽然成功推出了重组α干扰素（用于治疗毛细胞白血病），并授权了乙肝疫苗技术，但并未形成核心优势。Walter Gilbert作为科学家CEO，其管理风格与商业运营存在脱节，导致公司早期发展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 阶段二：战略聚焦与MS帝国的崛起（1990年代中期 – 2010年代初期） 描述： 这是渤健确立其行业地位的关键时期。在James C. Mullen等职业经理人的领导下，公司做出了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聚焦神经科学，尤其是多发性硬化症（MS）。1996年，首个MS治疗药物Avonex获批，一举获得巨大成功，成为公司首个“重磅炸弹”。此后，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和收购，陆续推出了Tysabri（尽管因PML风险一度退市后又谨慎重返）和Tecfidera。Tecfidera凭借口服的便利性和优异的疗效，在2010年代初期上市后迅速成为全球最畅销的MS药物，年销售额峰值超过40亿美元。 分析： 这一阶段的成功源于 “战略聚焦”和“商业化能力” 的结合。公司从科学导向转向市场与科学双重导向。通过构建丰富的MS产品矩阵（注射剂、口服药），满足了不同患者群体的需求，建立了强大的市场护城河。与Elan合作开发Tysabri，尽管经历了重大安全危机，但也展现了公司在危机管理和风险共担方面的能力。此时，渤健已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成功转型为一家拥有强大盈利能力的综合性生物制药企业。 阶段三：多元化扩张与SMA的突破（2010年代中期 – 2020年） 描述： 在MS领域取得绝对领导地位后，渤健开始寻求新的增长点，以应对未来MS药物的专利悬崖。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与Ionis合作开发的Spinraza获批，用于治疗SMA。Spinraza的成功，不仅开辟了全新的治疗领域，也证明了渤健在神经科学领域的技术迁移能力。同时，公司开始大举进军阿尔茨海默病这一“终极战场”，投入巨资开发针对β-淀粉样蛋白（Aβ）的单克隆抗体药物Aducanumab（即后来的Aduhelm）。 分析： 这是渤健的 “第二曲线”探索期。公司利用MS业务产生的充沛现金流，大胆投资于更具前瞻性和颠覆性的领域。与Ionis的合作，是开放式创新的典范，弥补了其在反义寡核苷酸技术上的短板。然而，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押注也预示着公司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争议。此时的渤健，战略上更加激进，试图复制在MS领域的成功，但面对的疾病复杂性和监管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 阶段四：阿尔茨海默病的赌局与战略重整（2021年 – 至今） 描述： 2021年，Aduhelm在FDA的争议性批准，将渤健推向了风口浪尖。尽管获得了历史性的批准，但由于疗效证据不足、定价过高以及潜在安全问题，该药物遭到了医学界的广泛质疑和医保（CMS）的严格报销限制，商业上遭遇惨败。此举导致公司CEO Michel Vounatsos离职，市值大幅缩水。随后，新任CEO Christopher A. Viehbacher启动了深刻的战略重整：大幅削减成本、重组研发部门、终止Aduhelm的进一步开发、并将资源集中于更有潜力的管线（如另一款AD药物Leqembi，与卫材合作）和核心业务。 分析： 这是渤健的 “危机与转型期”。Aduhelm事件暴露了公司在面对极端科学不确定性时，在临床开发策略、监管沟通和商业化准备上的失误。新任CEO带来的是一股“节流”与“聚焦”的务实之风。公司正在从一场豪赌中冷静下来，回归商业本质，强调运营效率、财务纪律和可执行的战略。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止血”、“重建信心”并“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第三部分：重大事件及其影响 Avonex获批（1996年）： 这是渤健的“立司之本”。它不仅带来了稳定且巨大的现金流，更重要的是验证了其“聚焦神经科学”战略的正确性，并建立了公司在MS领域的品牌和信誉。 Tysabri的PML安全事件（2005年）与重返市场： 这是一次生死考验。事件导致Tysabri自愿撤市，公司声誉和股价受损。但渤健通过与监管机构合作，建立了严格的风险评估与减灾计划（REMS），使其得以安全重返市场。这一事件锤炼了公司的危机管理能力，并彰显了对患者安全负责的态度，从长远看，反而增强了医生和患者的信任。 Tecfidera上市（2013年）及其专利挑战： Tecfidera的巨大成功将渤健推向了巅峰，但也埋下了隐患。公司过度依赖单一产品，当面临仿制药专利挑战时，其收入根基被动摇，直接导致了后续的增长焦虑和战略冒进。 Spinraza获批（2016年）： 这是完美的“第二曲线”开局。它不仅带来了新的巨额收入，更重要的是证明了渤健有能力在MS之外的神经科学领域复制成功，极大地提振了投资者信心。 Aduhelm获批与商业惨败（2021年）： 这是渤健发展史上的“滑铁卢”。它是一次科学、商业和公关的复合型失败。其影响是深远的：巨额研发投入无法收回、公司声誉受损、领导层更迭、并促使整个行业重新反思阿尔茨海默病的研发策略和监管标准。它迫使渤健进入了一个痛苦的战略收缩期。 第四部分：领导力传承——舵手们的抉择 James C. Mullen (1998-2010):  “战略建筑师”。 他最大的功绩是明确了聚焦神经科学的战略方向，并成功将Avonex商业化。他具备将科学发现转化为商业成功的强大执行力，为渤健的帝国奠定了基础。其领导力特点是战略清晰、结果导向**。 George A. Scangos (2010-2016):  “产品大师与联盟构建者”。 在他任内，Tecfidera成功上市，并与Ionis建立了关键合作关系，带来了Spinraza。他善于管理产品生命周期和构建外部联盟。其领导力特点是善于合作、精于管线布局**。 Michel Vounatsos (2017-2022): “豪赌者”。 他押注于阿尔茨海默病，主导了Aduhelm的研发与上市。面对Aduhelm的争议，他试图通过游说和定价策略强行推动商业化，但未能化解医学界的根本性质疑。其领导力体现了敢于冒险的魄力，但在危机沟通和战略灵活性**上有所欠缺。 Christopher A. Viehbacher (2022-至今):  “重整旗鼓的复兴专家”。 作为一位曾成功领导赛诺菲的资深职业经理人，他上任后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格。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成本削减、剥离非核心资产、重塑公司文化，强调财务纪律和运营效率。他的领导力特点是务实、果断、以财务健康为优先**，其任务是带领渤健走出低谷，为下一个增长周期积蓄力量。 面对挑战的应对与领导力展现： 在Tysabri危机中，Mullen和Scangos展现了危机领导力：快速反应、透明沟通、以患者安全为先，并与监管机构合作寻找解决方案。在Aduhelm危机中，Vounatsos的应对则显得被动和僵化。而Viehbacher当前面对的挑战是“战略重整”，他展现的是变革型领导力，通过强硬但必要的改革，重塑组织，恢复投资者信心。 第五部分：AI时代的蓝图与未来成就 面对AI浪潮，渤健已开始积极布局，其发展规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赋能药物研发全链条： 靶点发现： 利用AI分析庞大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临床数据，识别新的神经疾病靶点。 化合物筛选与设计： 应用AI预测小分子和生物药的特性，加速先导化合物的优化。 临床试验优化： 利用AI识别更可能对药物产生应答的患者群体（生物标志物），提高临床试验成功率和新药审批效率。例如，在AD药物开发中，AI可以帮助筛选出大脑中Aβ沉积更符合要求的受试者。 挖掘真实世界证据（RWE）： 通过与AI公司合作，分析电子病历、医学影像、可穿戴设备数据等，了解疾病自然史、药物在真实世界的疗效和安全性，为临床决策和监管提交提供支持。 提升运营效率： 在生产、供应链管理和市场分析中引入AI，降低成本，提升响应速度。 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 短期： 利用AI提高现有研发管线的成功率，特别是在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等领域，加速下一个“Leqembi”的出现。 中期： 可能实现“精准神经病学”，即根据患者的基因、生物标志物和临床特征，为其提供高度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组合。 长期愿景： 借助AI，渤健有望攻克更多被认为“不可成药”的神经疾病靶点，甚至实现部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干预和预防，真正改变人类大脑健康的未来图景。 第六部分：对初创企业的借鉴与启示 渤健近半个世纪的浮沉，为初创企业，尤其是生物科技领域的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战略聚焦是生存与壮大的基石： 初创企业资源有限，必须找到一个足够深入且自己有优势的细分领域，深耕下去，才能建立壁垒。渤健因聚焦MS而成功，也因在AD上过度分散资源而陷入困境。 平衡科学理想与商业现实： 纯粹的科学家思维难以驾驭复杂的商业世界，而纯粹的商人则可能扼杀创新。成功的生物科技公司需要既懂科学又懂管理的“双语”领袖，或建立一个能够平衡二者的领导团队。 开放式创新是加速器： 不要试图所有创新都靠自己。通过合作、授权、收购等方式，整合全球最优秀的科学技术，可以大大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自身风险。Spinraza就是最佳例证。 风险管理的艺术： 生物医药本质上是高风险的。企业必须建立成熟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管线多元化、为临床试验失败准备预案、以及拥有应对突发安全事件的危机公关能力。 现金为王，为“冬天”做准备： 即使在顺境中，也要保持财务纪律，储备足够的现金以应对不可避免的研发失败和行业周期性低谷。Tecfidera带来的丰厚利润让渤健有了冒险的资本，但也可能使其一度忽视了成本控制。 拥抱技术变革： 在AI等颠覆性技术来临之时，传统巨头若不能积极拥抱，就有被颠覆的危险。初创企业更应将自己打造成“科技公司”，而不仅仅是“制药公司”，利用最新工具实现弯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