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一个被宣判「死路」四十年的靶点
在肿瘤分子靶向治疗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靶点像 KRAS 一样,经历了如此漫长而充满挫败的等待。
KRAS 是人类癌症中最早被确认的癌基因之一。1982 年,Weinberg、Barbacid、Cooper 等实验室几乎同时证明,人类肿瘤中普遍存在的 RAS 基因突变,是一类能够驱动细胞恶性转化的「激活型」病变。此后四十年间,EGFR、ALK、ROS1、BRAF 等一批驱动基因相继被药物攻克,肿瘤精准治疗迎来黄金时代;唯独 KRAS,始终游离在「可成药」的版图之外。
原因并不神秘,而是源自这个蛋白自身的理化属性。KRAS 属于小 GTP 酶(small GTPase)家族,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球状蛋白,表面异常光滑,几乎没有可供小分子稳定结合的深口袋(deep pocket)。更要命的是,它与自然界中含量充沛的 GTP/GDP 之间存在皮摩尔级(picomolar)的亲和力——这意味着任何试图「抢占」它核苷酸结合位点的竞争性抑制剂,都必须与细胞内浓度高达数百微摩尔的 GTP 正面抗衡,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KRAS 不可成药」(KRAS is undruggable)逐渐成为一种教条,被写进了一代又一代药物化学教材。然而,2013 年一篇发表在《Nature》上的论文,彻底改写了这个结论。这一改写的方式,本身也极具启发性——它没有选择「正面强攻」,而是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后门」。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KRAS 为什么长期难以成药?共价抑制剂是如何攻破这个堡垒的?而这场突破,又为肿瘤药物研发带来了哪些超越 KRAS 本身的方法论启示?
二、KRAS 的分子生物学:一个「分子开关」为何如此难以捉摸
要理解 KRAS 抑制剂的设计逻辑,必须先回到 KRAS 作为「分子开关」的生化本质。
2.1 结构:光滑的表面与「开关」的灵动
KRAS 蛋白由 188–189 个氨基酸组成,其 N 端为保守的催化结构域(G 结构域,约 1–166 位残基),C 端为高度可变的超变区(hypervariable region, HVR),负责通过脂质修饰将蛋白锚定在细胞膜内侧。G 结构域由六条 β 折叠与五股 α 螺旋构成,这是典型的 α/β 核苷酸结合蛋白折叠方式。
G 结构域上有两段高度柔性的区域——switch I(第 30–38 位残基)与 switch II(第 59–76 位残基)。正是这两个「开关」区域的构象变化,决定了 KRAS 与下游效应蛋白(如 RAF、PI3K)能否结合。在 GTP 结合态(活化态),switch I 的 Thr35 与 switch II 的 Gly60 会与 γ-磷酸形成氢键,使两个开关进入「紧凑」的活性构象;当 GTP 水解为 GDP 并释放磷酸后,这两个区域松弛,蛋白回到失活构象。
这种「负载弹簧」(loaded-spring)式的构象切换,赋予 KRAS 信号传导的高效与灵活,却也埋下了药物设计的困难:switch 区域的动态性,意味着很多时候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的」药物结合口袋供小分子识别。
2.2 信号传导:一个枢纽性的「开关」
在生理状态下,KRAS 的活性受到两类蛋白的精密调控。鸟苷酸交换因子(guanine nucleotide exchange factor, GEF,如 SOS1)催化 KRAS 释放 GDP、结合 GTP,从而「开启」开关;GTP 酶激活蛋白(GTPase-activating protein, GAP,如 p120GAP 与 neurofibromin/NF1)则加速 KRAS 自身极缓慢的 GTP 水解,从而「关闭」开关。
活化的 KRAS-GTP 招募并激活下游多条信号通路,其中最重要的是 RAF–MEK–ERK(MAPK)级联与 PI3K–AKT–mTOR 通路。前者主导细胞增殖与分化,后者主导细胞存活与代谢。这一枢纽位置解释了 KRAS 突变的强致癌潜能:一旦 KRAS 持续激活,下游多条通路将不受上游生长因子信号约束地持续运转。
2.3 突变的致癌机制:为什么「开关」关不上了
肿瘤中最常见的 KRAS 突变集中在三个热点残基——G12、G13 与 Q61。三者在机制上殊途同归,都导致 KRAS 无法正常「关闭」:
- G12 与 G13 突变:这两个甘氨酸位于 P-loop 内。甘氨酸侧链最小,替换成任何大侧链氨基酸后,都会在空间上阻碍 GAP 的「精氨酸指」(arginine finger)进入 GTP 酶活性位点,从而阻断 GAP 介导的水解加速。结果是 KRAS 无法被有效失活,GTP 结合态占比升高。
- Q61 突变:谷氨酰胺 61 直接参与 GTP 水解的催化机制。其突变同时废除 KRAS 自身(intrinsic)与 GAP 介导的 GTP 水解。
Westover 团队的生化分析进一步揭示,不同的 KRAS 突变体在水解速率、RAF 亲和力、核苷酸交换速率上存在细微但重要的差异,这提示「KRAS 突变」并非一个均质的实体,而是一组机制各异的病变,未来可能需要「突变特异」的治疗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KRAS 突变存在明显的「组织偏好性」。在非小细胞肺癌中,最常见的 KRAS 突变是 G12C(甘氨酸→半胱氨酸);而在胰腺癌与结直肠癌中,G12D 则更为常见。这一差异为后文所述的「首个 KRAS 抑制剂为何是 G12C 抑制剂」埋下了伏笔——因为 G12C 引入了那个可供共价修饰的半胱氨酸,而 G12D 则没有,这也注定 G12C 会成为“第一个被攻克”的 KRAS 突变。
三、为什么 KRAS 长期「不可成药」
在 2013 年之前,KRAS 直接抑制的药物研发为何屡战屡败,可以归结为三个根本性的、彼此叠加的困难。
第一,缺少可成药的口袋。 小分子药物通常需要结合到蛋白表面一个有一定深度、疏水性良好的「口袋」中,以获得足够的亲和力与选择性。KRAS 表面光滑,除核苷酸结合位点外缺乏这样的口袋。早期通过核磁共振(NMR)片段筛选等手段,虽在 switch I/II 之间发现过一个较浅的表面「沟槽」,但该区域的动态性与低亲和力,使基于它的抑制剂始终难以达到药物所需的活性。
第二,核苷酸的「不可撼动」。 KRAS 对 GTP/GDP 的亲和力在皮摩尔级(Kd 约 20 pM),而细胞内 GTP 浓度高达数百微摩尔。这意味着即便设计出核苷酸竞争性抑制剂,也难以在生理条件下与内源 GTP 争夺结合位点。相比之下,激酶抑制剂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ATP 与激酶的结合亲和力仅为微摩尔级,且 ATP 结构为抑制剂提供了天然的改造模板——这两条 KRAS 都不具备。
第三,靶点「动态性」带来的理解障碍。 传统观念认为 KRAS 突变体处于「持续激活」的状态,因而针对「失活态(GDP 结合态)」的药物被认为无效。这使得早期药物设计陷入了「只能靶向活化态、但活化态又无口袋」的两难。这一错误成见,直到后来才被实验推翻。
在直接抑制屡屡受挫的情况下,研究者一度转向「间接」策略:抑制 KRAS 的膜定位(法尼基转移酶抑制剂)、靶向上游调控(SOS1/SHP2 抑制剂)或下游效应(RAF/MEK/ERK 抑制剂)。这些策略在 KRAS 驱动的肿瘤中几乎全军覆没,原因各异——法尼基转移酶抑制剂在 KRAS 上会被替代性香叶基香叶基化所绕过;单纯抑制下游通路则会因反馈性再激活而失效。四十年的失败,让「undruggable」这个标签显得愈发牢固。
四、破局:发现 switch-II 口袋与共价策略
转机来自一个「方法论的转变」,而非单纯的技术进步。
4.1 Shokat 实验室的原创工作(Nature 2013)
2013 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Kevan Shokat 实验室在《Nature》上发表了里程碑式的工作。他们放弃了「设计一个高亲和力可逆抑制剂」的传统思路,转而思考:能否利用 KRAS G12C 突变所特有的、那个额外的半胱氨酸残基,实现「共价、突变特异」的结合?
他们的策略是基于「二硫键片段筛选」(disulfide tethering)技术。具体而言,研究者针对 KRAS G12C 蛋白,筛选了一个包含 480 个「含二硫键」片段的化合物库。带有活泼巯基的片段会与突变引入的半胱氨酸(Cys12)通过可逆的二硫键形成「受约束」的共价复合物,从而放大那些原本结合很弱的片段信号,使原本难以检测的浅口袋结合得以被捕获。
这项工作带来了两个关键发现:
其一,发现了一个此前未知的变构口袋。通过共晶结构,Shokat 团队证明这些片段结合的并非核苷酸口袋,而是 switch-II 下方一个全新的、在 KRAS-GDP 态中才诱导出现的变构位点,他们将其命名为 switch-II 口袋(S-IIP)。这个口袋在 KRAS 的众多已报道结构中都不存在,是一个「诱导型」「隐匿型」(cryptic)的结合位点。
其二,确立了「突变特异、失活态锁定」的作用机制。这些化合物依据的是突变半胱氨酸进行结合,因此不影响野生型 KRAS;同时,它们只在 GDP 结合态(失活态)时才能进入 S-IIP。一旦共价结合,化合物会同时打乱 switch I 与 switch II,使 KRAS 的核苷酸偏好由「倾向 GTP」逆转为「倾向 GDP」,并阻断其与 SOS 的核苷酸交换以及与 RAF 的效应蛋白相互作用。
更具方法论意义的是,这项工作纠正了「KRAS 突变体持续激活」的旧观念。随后 Lito 等在《Science》上的工作证明,KRAS G12C 在癌细胞中是「动态循环」的——它并非锁定在 GTP 态,而是在 GTP 与 GDP 态之间不断摆动。恰恰是这种动态循环,使得「锁定失活态」的策略成为可能:药物持续「抓捕」并固定处于 GDP 态的 KRAS,随着循环进行,越来越多的 KRAS 被「困」在失活态。这一机制被称为「捕获机制」(trapping mechanism)。
4.2 从工具化合物到临床候选:化学的艰难接力
Shokat 实验室最初发现的化合物(如 compound 12)尚不具备药物所需的活性与代谢性质。一场跨越多家机构的「化学接力」由此展开。
Wellspring Biosciences(由 Shokat 等创办)在 compound 12 的基础上,通过结构导向设计,先后开发出 ARS-853 与 ARS-1620。ARS-853 是首个具有细胞活性的 KRAS G12C 抑制剂;ARS-1620 则进一步改善了代谢稳定性与口服生物利用度,成为首个在体内(in vivo)表现出抗肿瘤活性的 G12C 抑制剂。值得强调的一个机理细节是:Hansen 等后来证明,这类共价抑制剂的活性主要并非来自高可逆亲和力,而是由 KRAS 自身「催化」了 Cys12 与丙烯酰胺弹头(acrylamide warhead)之间的共价反应——即一种「反应性驱动」(reactivity-driven)的机制。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何如此浅而动态的口袋仍能被高效抑制剂靶向。
随后,安进(Amgen)借鉴 ARS-1620 的骨架,借助其与 Carmot Therapeutics 合作的片段演化平台,发现了 AMG 510(sotorasib);Mirati 与 Array BioPharma 合作,通过四氢吡啶并嘧啶系列的结构优化,发现了 MRTX849(adagrasib)。这两个分子最终率先走完临床,成为首批获批的 KRAS G12C 抑制剂。
从结构上看,AMG 510 的关键突破在于其异丙基-甲基吡啶侧链诱导 His95 发生了「翻转」(alternative orientation),从而开辟出一个此前未被利用的隐匿性表面沟槽,增强了 van der Waals 相互作用与亲和力;而 MRTX849 则通过氰甲基取代基「置换」了 Gly10 附近的一分子结合水,以及与 His95、Glu62、Lys16 形成的多位点相互作用,实现了亚微摩尔级的结合与「动力学捕获」。
五、临床验证:从「能否成药」到「疗效几何」
首个 KRAS G12C 抑制剂的临床数据,既带来了希望,也冷静地揭示了局限。
Sotorasib(AMG 510) 的 CodeBreaK100 研究是最早的关键证据。在 I/II 期剂量爬坡与扩展队列中,129 例既往治疗失败的 KRAS G12C 突变晚期实体瘤患者接受了治疗。在 NSCLC 亚组中,sotorasib 表现出 32.2% 的确认客观缓解率(ORR)与 88.1% 的疾病控制率(DCR),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 6.3 个月。后续 II 期注册队列(126 例 NSCLC)报告 ORR 为 37.1%,DCR 80.6%,mPFS 6.8 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11.1 个月。
基于这些数据,FDA 于 2021 年 5 月加速批准 sotorasib,用于既往至少一线系统治疗失败、携带 KRAS G12C 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NSCLC——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批的直接靶向 KRAS 癌蛋白的药物。
Adagrasib(MRTX849) 的 KRYSTAL-1 研究紧随其后。其 II 期注册队列纳入 116 例既往接受过含铂化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 KRAS G12C 突变 NSCLC 患者,报告 ORR 42.9%,中位 DoR 8.5 个月,mPFS 6.5 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约 11.7–12.6 个月。与 sotorasib 相比,adagrasib 较长的半衰期(约 23 小时,vs sotorasib 约 5 小时)被认为可能带来更持久的靶点占据。FDA 于 2022 年 12 月加速批准 adagrasib。
然而,III 期确证性研究给出了一个清醒的答案。 CodeBreaK200 将 sotorasib 与多西他赛(docetaxel)对比,用于既往治疗失败的 KRAS G12C NSCLC,结果显示 sotorasib 虽显著改善 PFS(5.6 个月 vs 4.5 个月,HR 0.66,P=0.0017)并提高 ORR(28.1% vs 13.2%),但并未带来总生存(OS)的获益。KRYSTAL-12 的 adagrasib vs docetaxel 提供了类似的结果。这两个 III 期结果揭示了 KRAS G12C 抑制剂单药的真实处境:它是对比传统化疗的「有限进步」,而非像 EGFR/ALK 抑制剂那样在癌基因驱动肿瘤中的「革命性」疗效。
这一「PFS 获益但 OS 不获益」的现象,与此前 EGFR、ALK 抑制剂在 NSCLC 中取得的 OS 获益形成鲜明对比,提示 KRAS 抑制剂的疗效天花板受限于耐药与肿瘤异质性。
六、耐药的机制:理解局限,也指向未来
KRAS G12C 抑制剂单药疗效受限的根源,在于迅速而多样的耐药机制。
第一类:获得性基因突变。 在 sotorasib/adagrasib 治疗后,可检测到 KRAS 自身的二次突变(如 G12C 之外的 Y96D/C、R68S、H95D/Q/R 等),这些突变改变了 S-IIP 附近残基,直接削弱药物结合;也可出现 RTK(如 EGFR、MET)、SHP2、KRAS 上下游通路成员的旁路激活突变。
第二类:共突变背景(co-mutation)的决定性影响。 这是 KRAS 抑制剂区别于 EGFR/ALK 抑制剂的重要特征。KRAS 突变 NSCLC 往往同时携带 KEAP1、STK11、TP53 等共突变。KRYSTAL-1 的转化分析显示,KEAP1 突变与 STK11 突变是 adagrasib 疗效变差、早期进展的强预测因子:KEAP1 突变者的 PFS 为 4.1 个月 vs 9.9 个月(HR 2.7),OS 5.4 个月 vs 19.0 个月(HR 3.6);KEAP1/STK11 双野生型、NRF2 低信号的患者则获得显著更长的 PFS(16.9 个月)与 OS。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KRAS G12C 抑制剂的疗效高度依赖「共突变背景」,提示未来需将共突变纳入患者分层与治疗决策。
第三类:新生 KRAS 的「逃逸」。 由于共价抑制剂只结合 GDP 态的 KRAS,新合成的 KRAS G12C 若处于 GTP 结合态,则可暂时「逃脱」药物抑制。这一机制催生了靶向活化态(KRAS-ON)的新一代抑制剂研发。
耐药的复杂性,反过来推动了两个方向的延伸:一是从「G12C 单药」走向「联合治疗」(联合 SHP2、EGFR、MEK、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二是从「G12C」走向更广谱的「G12D、pan-KRAS、pan-RAS」策略。
七、从 G12C 到更广阔的未来
G12C 的突破只是起点。KRAS 突变的「谱系」远不止 G12C 一种,而 G12C 抑制剂的经验,正在被系统性地迁移到更多突变型与更广谱的策略上。
G12D 时代。 G12D 是胰腺癌、结直肠癌中最常见的 KRAS 突变,但天冬氨酸(D)缺乏 G12C 中那种可供共价修饰的活性巯基,因此不能简单复制「共价弹头」策略。Mirati 通过优化非共价相互作用,开发出 MRTX1133——首个高效、选择性的非共价 KRAS G12D 抑制剂,其与 Asp12 形成盐桥、并在 S-IIP 中实现皮摩尔级的可逆结合。尽管 MRTX1133 的临床开发后来被终止,但它证明了「无共价锚点也能高效靶向 KRAS」的可能性,为后续 G12D 抑制剂的开发奠定了化学基础。
分子胶与「三元复合物」策略。 Revolution Medicines 另辟蹊径,开发了「三元复合物抑制剂」(tri-complex inhibitor)。这类分子并非直接结合 KRAS 的 S-IIP,而是先结合亲环素 A(cyclophilin A, CypA),重塑其表面,进而借助 CypA 与 KRAS 的静电互补性,与「活化态」(RAS-ON)的 KRAS 形成三元复合物。代表性分子 RMC-6236(pan-RAS)已在胰腺癌、NSCLC 等携带多种 RAS 突变的肿瘤中展示出令人鼓舞的早期疗效,其 II 期数据(胰腺癌 mPFS 8.8 个月、NSCLC mPFS 9.8 个月)为「广谱 RAS 抑制」提供了临床层面的概念验证。
从 OFF 到 ON、从特异到广谱。 当前 KRAS 靶向药物的研发正沿两条轴扩展:一是从靶向失活态(OFF)走向同时或专门靶向活化态(ON);二是从 G12C 单点特异走向 pan-KRAS 甚至 pan-RAS。新一代分子(如 BBO-8520、FMC-376 等)试图实现「ON/OFF 双态」抑制,以期克服单态抑制带来的逃逸。此外,PROTAC 降解策略(如靶向 KRAS G12D 的 ASP3082)也开始进入临床,试图以「事件驱动」的降解取代「占位驱动」的抑制,从根上清除 KRAS 蛋白。
7.1 临床启示:检测、分层与「共突变」意识
对于正在学习或即将进入临床的医学生与药师,KRAS 靶向治疗提供了几个值得特别留意的临床要点:
第一,用药前必须进行精准的「分子检测」。 KRAS G12C 抑制剂是高度「突变特异」的——它只对 G12C 这一个特定突变有效,对 G12D、G12V、G13D 等其它 KRAS 突变无效。因此,「先检测、确认是 G12C,再用药」是硬性前提。这也是「精准医学」最直接的一个体现。
第二,警惕「共突变」对疗效的深刻影响。 不同于 EGFR/ALK 抑制剂,KRAS G12C 抑制剂的疗效高度依赖「共突变背景」:KEAP1、STK11 突变是疗效变差、早期进展的强预测因子。这意味着,仅凭「KRAS G12C 阳性」还不足以预测疗效,临床上需「关注整个基因谱」。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在用药前建立更现实的疗效预期。
第三,做好「PFS 获益≠OS 获益」的预期管理。 KRAS G12C 抑制剂虽相比化疗改善了 PFS,但 III 期研究并未带来明确的 OS 获益——这与 EGFR/ALK 抑制剂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冷静的现实」,应反映在与患者沟通与治疗决策之中。
第四,耐药机制预示了「联合」的方向。 由于 KRAS 抑制剂的耐药常常通过「旁路激活」(SHP2、EGFR、MET)或「新生 KRAS 逃逸」发生,未来更有希望的可能是联合策略(联合 SHP2/EGFR/MEK 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而非单药孤军奋战。
八、结语:一个靶点的启示
首先,它证明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命题:「不可成药」往往是「尚未找到正确策略」的阶段性结论,而非靶点的永恒属性。 KRAS 之所以长期无解,不是因为「无法抑制」,而是因为「用错了范式」——企图用「高亲和力可逆结合」去攻克一个「光滑、动态、与高浓度底物强结合」的靶点。共价变构、诱导型口袋、突变特异这些策略组合的引入,才让不可能变为可能。
其次,它展示了「机制理解」如何反过来指导「药物设计」。KRAS 的「动态循环」机制、Cys12 附近的隐匿口袋、反应驱动的共价机制——每一个被深挖的机制细节,都直接转化为一个可操作的设计自由度。
最后,它提醒我们对早期成功的冷静审视。KRAS G12C 抑制剂获批带来的兴奋,被 III 期研究「OS 不获益」的结果部分冲淡。这提示:一个靶点的「可成药」与「临床价值」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前者是起点,后者需要靠克服耐药、优化联合、精准分层来兑现。
对于正在学习肿瘤药理学的医学生与药师而言,KRAS 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思维框架:从靶点的分子生物学,到「为什么难」,再到「如何破局」,以及「破局之后还要面对什么」。理解这条完整链条,比记住几个药名和几个 ORR 数字,更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Ostrem JM, Peters U, Sos ML, Wells JA, Shokat KM. K-Ras(G12C) inhibitors allosterically control GTP affinity and effector interactions. Nature. 2013;503(7477):548–551. doi:10.1038/nature12796.
2. Canon J, Rex K, Saiki AY, et al. The clinical KRAS(G12C) inhibitor AMG 510 drives anti-tumour immunity. Nature. 2019;575(7781):217–223. doi:10.1038/s41586-019-1694-1.
3. Lanman BA, Allen JR, Allen JG, et al. Discovery of a covalent inhibitor of KRAS G12C (AMG 510) for the treatment of solid tumors. J Med Chem. 2020;63(1):52–65. doi:10.1021/acs.jmedchem.9b01180.
4. Fell JB, Fischer JP, Baer BR,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clinical development candidate MRTX849, a covalent KRAS G12C inhibitor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J Med Chem. 2020;63(13):6679–6693. doi:10.1021/acs.jmedchem.9b02052.
5. Patricelli MP, Janes MR, Li LS, et al. Selective inhibition of oncogenic KRAS output with small molecules targeting the inactive state. Cancer Discov. 2016;6(3):316–329. doi:10.1158/2159-8290.CD-15-1105.
6. Janes MR, Zhang J, Li LS, et al. Targeting KRAS mutant cancers with a covalent G12C-specific inhibitor. Cell. 2018;172(3):578–589. doi:10.1016/j.cell.2018.01.006.
7. Lito P, Solomon M, Li LS, Hansen R, Rosen N. Allele-specific inhibitors inactivate mutant KRAS G12C by a trapping mechanism. Science. 2016;351(6273):604–608. doi:10.1126/science.aad6204.
8. Skoulidis F, Li BT, Dy GK, et al. Sotorasib for lung cancers with KRAS p.G12C mutation. N Engl J Med. 2021;384(25):2371–2381.
9. Jänne PA, Riely GJ, Gadgeel SM, et al. Adagrasib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harboring a KRAS G12C mutation. N Engl J Med. 2022;387(2):120–131.
10. de Langen AJ, Johnson ML, Mazieres J, et al. Sotorasib versus docetaxel for previously treat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with KRAS G12C mutation (CodeBreaK200). Lancet. 2023;401(10378):733–746.
11. Negrao MV, et al. Impact of co-mutations and transcriptional signatures in NSCLC patients treated with adagrasib in KRYSTAL-1. Clin Cancer Res. 2025;31(6):1069–1081. doi:10.1158/1078-0432.CCR-24-2310.
12. Wang X, Allen S, Blake JF,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MRTX1133, a noncovalent, potent, and selective KRAS G12D inhibitor. J Med Chem. 2022;65(4):3123–3133. doi:10.1021/acs.jmedchem.1c01688.
13. Hansen R, Peters U, Babbar A, et al. The reactivity-driven biochemical mechanism of covalent KRAS G12C inhibitors. Nat Struct Mol Biol. 2018;25(6):454–462.
14. Moore AR, Rosenberg SC, McCormick F, Malek S. RAS-targeted therapies: is the undruggable drugged? Nat Rev Drug Discov. 2020;19(8):533–552.
15. Goebel L, Müller MP, Goody RS, Rauh D. KRasG12C inhibitors in clinical trials: a shor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SC Med Chem. 2020;11(7):760–770.
策划制作:药说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