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Yat-Sen University

第十二届广州消化道疾病周今年10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立足大湾区之滨，今年11月，作为“中山大学医科办学1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第十二届广州消化道疾病周即将在羊城开幕，这一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学术活动伴随着中山六院一路成长，在大会主席汪建平、兰平、胡品津等国内知名医者的心血浇灌下，已经走进第十二个年头。六大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真知灼见的交流和资源整合。为推动消化道疾病诊疗水平整体提升，面向大众普及权威医学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本届大会期间，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联合广州日报健康有约，邀请七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从医者第一视角、临床真实案例切入，全方位解读消化道疾病领域前沿进展；依托权威媒体融媒矩阵，为大众科普健康新知，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共同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本期专访，中山六院副院长——邓艳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同样是结直肠癌，有的患者担心化疗的不良反应，有的在“能否保肛”之间艰难抉择，也有人因发现肿瘤转移而焦虑。面对这些不同的难题，医生不仅要思考如何控制肿瘤，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如何让患者的生命既有长度，更有质量？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副院长、肿瘤科学科带头人邓艳红教授。从医二十余载，她带领团队通过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合理组合，让不少患者的肿瘤降期退缩，为外科手术争取到空间。“面对进展期、晚期肿瘤，我们同样要有战胜的信心。”她坦言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内耗的人，习惯以积极乐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在她的感染下，不少患者也慢慢学会换一种眼光看待疾病——这份心态对治疗同样重要。肿瘤科团队从普通内科到肿瘤专科：找到自己的方向多次登上国际舞台、发出中国肿瘤科医生声音的邓艳红，医路起点其实是普通内科。二十多年前，肿瘤内科尚处起步阶段，可用药物不多，实体瘤治疗选择有限。但临床中越来越多消化道肿瘤术后患者面临的后续治疗与随访难题，让她把方向定在了这里，这是顺势而为，也是医者责任感使然。“手术只是治疗手段，治好肿瘤才是我们的目标。”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她开展临床研究的出发点。面对局部进展期结直肠癌，是否每个人都应该使用相同的术前治疗方案？能否在保证肿瘤控制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治疗损伤？这些源自病床旁的问题，逐渐成为团队持续攻关的方向。邓艳红教授与学生讨论病例从FOWARC到PICC：用研究拓宽治疗选择立足中国人群特征，邓艳红选择用前瞻性临床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团队在全球率先证明术前化疗作为结直肠癌治疗新模式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相关研究分别于2015年、2018年、2022年、2023年获得全球肿瘤学顶级会议ASCO口头报告机会，是肠癌第一个登上ASCO国际舞台的中国研究。其中，她牵头开展的FOWARC研究，围绕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治疗策略展开探索。以往这类患者常规接受术前放化疗，而放疗容易带来盆腔慢性纤维化，损伤排尿、性功能、生育及肛门功能。该研究历经长期随访，为经过严格评估的部分患者选择不含放疗的新辅助化疗方案提供了循证依据，让“控制肿瘤”与“保护盆腔器官功能”能兼顾；团队还依靠磁共振动态评估，每两个疗程复查一次，实时调整方案。邓艳红教授参加学术会议精准治疗的另一项探索来自PICC系列研究。针对错配修复缺陷或微卫星高度不稳定（dMMR/MSI-H）这一特定分子亚型的局部进展期结直肠癌，团队探索了新辅助免疫单药治疗及联合策略。2026年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的随机Ⅱ期PICC-2研究显示，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塞来昔布组的病理完全缓解率为89%，高于单药组的69%。“部分晚期肠癌患者由于对药物应答良好，实现了临床治愈，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邓艳红说。从FOWARC到OPTICAL，再到PICC，这一系列研究并非追求某个更高的数字，而是不断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临床决策建立在更充分的证据之上。从保命到保功能：把生活质量写进治疗目标对直肠癌患者而言，“能不能保住肛门”往往是确诊后最关心的问题。但保肛不仅意味着保留解剖结构，还关系到排便功能、日常生活和心理感受。她始终强调，不能以牺牲肿瘤根治效果为代价追求保肛，然而随着诊疗的发展，让保命和保肛两个看起来互斥的目标能同时达到。“以前大家总觉得，保命和保肛只能二选一。现在随着新辅助治疗的发展，两者可以同步实现，鱼和熊掌兼得。”她解释，药物能缩小肿瘤、清除微小转移病灶，既降低复发风险，也为保肛创造条件，特别好的疗效下肿瘤完全消失，不需要手术了。目前中山六院肠癌患者整体保肛率已超过90%，低位直肠癌保肛水平走在国内前列。当然，对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特定患者，非手术管理也值得研究，但需结合肿瘤部位、分子特征、治疗反应及随访条件审慎评估。邓艳红教授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保肛还要保功能。”在她看来，医学进步的意义不只体现在检查报告上，更体现在患者能否正常工作、生活、照顾家人，能否回归到生病前的生活轨迹中。从单一治疗到全程管理：为肝转移患者寻找更多转机结直肠癌肝转移是另一道临床难题。放在过去，一旦查出肝转移，很多患者基本失去根治机会；而初诊时病灶难以切除，并不意味着所有机会都已消失——通过系统治疗、局部治疗和多学科评估，一些患者有望实现转化治疗，获得长期疾病控制。2025年，中山六院成立华南首家胃肠肿瘤肝转移中心，以肿瘤内科为牵头单位，汇聚胃肠外科、肝胆外科、影像科、介入科、超声科、病理科、放疗科、核医学科等九个学科，由邓艳红担任中心主任。规范化多学科诊疗落地之后，原本只有两到三成肝转移患者有机会接受手术，如今这一比例提升到70%；过去七成肝转移患者术后会复发，现在其中一半能够长期生存，整体约35%的肝转移患者有望实现临床治愈。胃肠肿瘤肝转移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在她看来，多学科诊疗（MDT）不是把几位专家召集起来开一次会，而是贯穿诊断、药物治疗、局部治疗及随访的全过程。已接受手术的患者，团队会结合手术情况与病灶特征评估复发风险，配合影像复查、MRD微小残留病灶检测，再结合基因分型定制术后巩固方案，以三个月一次的频率规范随访——手术完成并非终点，而是长期管理的起点。从治疗疾病到关怀患者：医者的责任与温度临床研究可以用数字描述疗效，却很难完整呈现一位患者重新走进日常生活的意义。邓艳红一直记得一位年轻患者，经历手术和复发后接受持续综合治疗，多年过去恢复了完全正常的生活状态，与家人相伴。这样的经历让她更加确信，肿瘤治疗需要医学判断，也需要理解患者的恐惧与期待，共情能力是医者应该有的基本素质，尤其是肿瘤内科医生。“医生一句笃定的鼓励，有时候胜过很长时间的心理疏导。”门诊里她常常看得很晚、问诊节奏放得很慢，愿意留出时间接住患者的焦虑；也常告诉病人，医学进步很快，再坚持半年到一年，或许就会等到新的突破。她还曾尝试搭建病友互助平台，让患者彼此陪伴，并募集帮扶基金，去资助MSI-H这类疗效很好、却担忧免疫治疗费用难以负担的患者。对她来说，“不抛弃、不放弃”不是口号，而是坚持专业判断、耐心沟通和持续陪伴。邓艳红教授门诊中让防治理念走出诊室：把科学知识带给更多人在长期科普和基层交流中，邓艳红发现，公众对结直肠癌仍有不少认识误区：有人因害怕肠镜而不愿筛查；有人出现便血，习惯性归因于痔疮；还有人认为化疗已经“过时”，只愿接受靶向药或免疫治疗。“肠癌早期基本没有典型症状，就算出现腹泻、便秘、腹部不舒服，也很容易被忽略。”她提醒，一般风险人群可从45岁左右开始关注筛查，有家族史或明确遗传风险者应由医生制定更早、更个体化的筛查计划；出现持续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异常应及时就医，不应以常规筛查替代诊断。针对不少人对肠镜的恐惧，她介绍，如今可先从粪便隐血、粪便DNA甲基化检测等无创手段完成初筛，阳性者再进一步接受肠镜检查。邓艳红教授下乡义诊化疗、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也并非彼此“新旧替代”的关系。“对肠癌来说，化疗是治疗的基石，靶向、免疫属于锦上添花。没有化疗作基础，再好的新药也很难稳定发挥作用。”她介绍，经过二十多年的药物迭代，止吐、护发等支持治疗进步很大，很多患者化疗期间不良反应轻微，可以正常上班、生活，影视剧里那种痛苦不堪的画面早已不是常态。面向未来：让“中国方案”走得更远这份努力也获得了国内外认可。对于被业界称作结直肠癌“中国方案”领航者的评价，邓艳红说，认可主要来自两块工作：一是在MSI-H亚型肠癌上，走出不同于国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免疫联合方案，与国际同步并收获国际认可；二是优化多个化疗药物组合的“鸡尾酒三药方案”，显著提高肝转移患者的转化手术率，这套方案已写成国内专家共识，在全国推广。邓艳红教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放眼未来，她判断肠癌领域三大治疗手段都将有所突破，可能集中在几个方向：多组学、三代测序等新技术助力更早、更精准的诊断；人工智能赋能影像与放疗，让靶区照射更精准、更好保护正常组织；精准分型指导下的免疫联合治疗，会是进展最快的赛道。从一线诊疗中发现问题，到用临床研究寻找答案；从推动精准治疗，到探索器官功能保护与多学科全程管理，邓艳红与团队持续拓宽着结直肠癌治疗的边界。对患者而言，治疗的目标不止于活得更久，更在于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话邓艳红访谈者：肿瘤内科发展日新月异，对年轻后辈医生，您有什么寄语？邓艳红：三个词“热爱、勇气和同理心”，要有干一行爱一行的热情，敢于挑战困难的勇气，和关爱患者的医者父母心，一定能做一个好的肿瘤内科医生。第十二届广州消化道疾病周所展示的，既是医学技术与科研成果的进步，也是一代代医务工作者对患者需求的持续回应。对邓艳红而言，治疗的目标始终不止于让患者活得更久，更在于让他们尽可能有尊严、有质量地生活。记者：周洁莹、李津责任编辑：刘山青初审：张源泉审核：乐虞莹终审：李文敏

大 医他用二十年，把食管癌一年的药费从50万降到4.5万 记肿瘤内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瑞华 中国发病率前五的恶性肿瘤里，有三个长在消化道上——食管、胃、肠。这三样，正是徐瑞华攻了一辈子的方向。2025年11月，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评他的成果，很多人会列出一串论文和奖项；但有一个数字更能说明他做了什么：他推动的国产药，把一位食管癌患者每年的治疗费，从50万元压到了4.5万元。 从丰城到广州 01 1967年2月，徐瑞华生在江西丰城。1983年，他考进江西医学院，1988年毕业，进了附属医院当医生。一个县城出来的年轻人，按部就班的轨迹。 1991年，他南下广州，考入中山医科大学读硕士，之后继续读了博士。2000年博士毕业时，他已经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干了六年。 2002年，他去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全球肿瘤学的最高殿堂之一。三年后，他回来了，回到中大肿瘤医院。这三年他看清了一件事：中国患者用的是全球最贵的药，却常常吃不上最好的方案。国产药跟不上，进口药吃不起，中间那道坎，得有人去填。 先啃最硬的骨头 02 他选的方向是消化道肿瘤——中国最高发、又最难治的一类。直肠癌晚期患者，传统治疗要放化疗、开刀，很多人还要永久挂人工肛。他的团队做出了新辅助免疫根治方案：先用免疫药物，完全缓解率做到75%——也就是说，一部分患者不用开刀、不用放化疗、不用挂人工肛，肿瘤直接消失了。这个方案，全球没有先例。 食管癌上，他首创的中国免疫联合方案，有效率做到72%，全球最高，如今是全世界应用最广的食管癌治疗方案。晚期肠癌，他的团队把五年生存率做到40%以上——这个数字，和美国最好的安德森癌症中心持平。部分晚期转移的患者，实现了治愈。 "治愈"，是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对一个肿瘤内科医生来说，这两个字以前是不敢说的。 真正的较劲，在价格上 03 但徐瑞华心里清楚，方案再好，吃不起就是零。 以前，PD-1这类免疫药物是进口药的天下，一年药费几十万，多数家庭扛不住。他牵头做国产创新药的临床研究，一项一项推着它们过审、上市。国产PD-1联合方案最终拿到了欧美的批准——这是中国生物单抗头一次走进欧美指南。 结果是实实在在的：食管癌患者每年的治疗费用，从50万元降到4.5万元。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原本要卖房卖地才吃得起的家庭。 他推动的研究成果，已推广应用到全国30个省份的100多家医院，累计授权专利31项。间接产生的经济价值，超过百亿元。 世界级的同行，替他投了票 04 科学界的认可，往往不说在嘴上，写在清单里。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第一完成人） 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3 次（2015/2018/2024） 成果写入国际指南 85 部 NEJM / JAMA / Cell 等顶刊论文 210 余篇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连续 3 年 2025年，Cell创刊50周年，全球科学界评"科学50人"，名单里出现了他的名字。同期，他受邀在Cell上撰写中国肿瘤临床研究的专题述评——让国际同行通过一个中国医生的视角，重新看中国。 何梁何利科技奖、谈家桢临床医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全国创新争先奖——这条荣誉链上，前两位获奖者的名字里有钱学森、袁隆平、吴孟超、钟南山。他如今和他们排在了一起。 现在，他管着一座"癌防大厦" 05 徐瑞华现在的头衔有很多：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附属肿瘤医院院长、肿瘤研究所所长、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理事长。 这座中心在国内肿瘤学界是什么位置，可以从一件事看明白：他牵头编写的《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结直肠癌诊疗指南》《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原发性胃癌诊疗指南》等规范，是全国医生的案头书。他还主编着国产肿瘤学期刊Cancer Communications——影响因子24.9，亚洲肿瘤学期刊里的最高分。中国肿瘤学的话语权，得有自己的阵地。这是他坚持了多年的事。 从医三十七年，他带出来的学生和团队，如今分布在肿瘤内科的各个战场上。院士这个头衔，在他看来不是终点——选上院士那年，他58岁。他说过，他的目标是"实现治愈"，这件事还远没有做完。 从丰城的县城少年，到MD安德森的访问学者，再到把中国方案写进欧美指南的院士—— 他这一辈子做的事，说到底只有一件：让中国癌症患者，用得上、也用得起世界上最好的药。 50万降到4.5万，是药价的落差，也是一个人二十年较劲的成果。在这条路上，他大概还没打算停下来。 — 共 勉 —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官网院士介绍、中山大学官网、中国工程院2025年院士增选名单、广州日报《中国工程院新晋院士徐瑞华：为消化道肿瘤治疗难题"解题"》、光明网《徐瑞华教授荣获2023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百度百科等公开资料。文中数据引自上述来源，发布前建议以最新官方信息为准。

编者按 鼻咽癌是我国华南地区高发的"广东癌"。一线GP方案联合PD-1已成为标准，但当复发/转移性患者在免疫和含铂化疗失败后，后线仍主要依靠吉西他滨、多西他赛等单药化疗，客观缓解率仅10%~30%，中位PFS约3~4个月，长期缺乏标准方案。抗体偶联药物（ADC）被寄予厚望：它像"生物导弹"，把高活性载荷精准递送到肿瘤细胞，还能通过旁观者效应杀伤邻近的异质性肿瘤细胞。B7-H3（CD276）正是这样一个理想靶点——它在正常组织中表达很低，却在鼻咽癌等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然而，此前针对B7-H3的单抗与双抗在临床研究中均未取得突破，这个靶点一度被认为"难成药"。 2026 ESMO年会上，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张力教授、洪少东教授团队牵头的TAISHAN-301研究在优选口头报告专场，以LBA形式公布结果：我国自主研发的B7-H3 ADC依康坦博妥塔单抗（Tam-Peli/YL201），在重度经治复发/转移性鼻咽癌中，将BICR评估的确认ORR从化疗组的25.8%提升至50.8%（OR 2.9，单侧P<0.0001），近乎翻倍，成为全球首个在鼻咽癌后线取得III期阳性的B7-H3 ADC。会后，肿瘤瞭望现场专访了报告者洪少东教授，就研究结果、免疫经治人群中的起效机制，以及与已获批EGFR×HER3 ADC的差异化定位，洪教授一一作答。 Q 请您介绍一下本次TAISHAN-301研究的主要结果。 洪少东 教授 本次我们在ESMO大会上作为优选口头报告，汇报了全球首个B7-H3 ADC用于鼻咽癌后线治疗的III期临床研究结果。这个药叫依康坦博妥塔单抗（Tam-Peli），研发代号YL201，是靶向B7-H3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偶联药物。 在前期I期临床中，我们发现了两个很有潜力的优势人群——一个是小细胞肺癌，另一个就是鼻咽癌。其中鼻咽癌最具特色：它是我国高发、被称为"广东癌"的瘤种，高发于华南和东南亚地区。 在治疗格局上，鼻咽癌一线是含铂化疗联合免疫；二线目前主要优选单药化疗。而经过含铂化疗和二线化疗之后，患者的治疗选择就非常有限了，基本只能用吉西他滨、多西他赛、卡培他滨、长春瑞滨等单药化疗，有效率普遍在10%~30%左右，PFS大约也就三四个月。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需求。 正是基于前期的疗效和安全性探索，我们开展了这项YL201对比研究者选择单药化疗的III期研究，共同主要终点是盲态独立中心审查（BICR）评估的确认ORR和总生存期（OS）。研究共随机入组431例患者（试验组215例、对照组216例）；本次大会报道的是预先计划的期中分析，分析人群为前254例完成随机化的患者（试验组126例、对照组128例），数据截止时中位随访约5个月。 数据很清晰：对照组确认ORR为25.8%，而我们试验组——这款B7-H3 ADC——达到50.8%，约为对照组的2倍（OR 2.9，单侧P<0.0001）。这意味着B7-H3 ADC在三线及以上鼻咽癌治疗中，取得了既有临床意义、又有统计学意义的疗效提升。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还是期中分析，OS终点尚未到达，PFS也暂时还不成熟；但基于目前观察到的更强效的ORR和更高的疾病控制率（DCR，93.7% vs. 75.8%）与更长的缓解持续时间（7.9个月 vs. 6.4个月），我们认为它足以支持B7-H3 ADC成为三线及以上鼻咽癌治疗的一个潜在新选择。国家药监局也会基于ORR这一主要终点，评估它能否获得附条件批准上市。 Q 入组的是经多线治疗的复发/转移性鼻咽癌患者，其中是否绝大多数已经用过PD-1单抗联合化疗？在免疫经治人群中，B7-H3 ADC仍然有效的机制是什么？B7-H3表达水平或既往免疫疗效，会不会影响它的获益？ 洪少东 教授 这一点可以非常明确：入组的前提就是所有患者都经过免疫治疗和含铂化疗——也就是说，100%的患者都是免疫经治、含铂化疗经治，并且至少经历过二线化疗失败。这是一个真正"重度经治"的人群。 为什么在这群人里它仍然有效？要从B7-H3说起。B7-H3属于B7免疫超家族成员，兼具免疫调节与促肿瘤作用，而鼻咽癌在流行区是与病毒感染相关的，基本属于"热肿瘤"，B7-H3呈广谱、较高表达，所以一线患者能够从免疫联合化疗中获益。但问题在于，一旦患者对免疫和含铂化疗都耐药之后，就缺少更明确、可靶向的靶点了。 而ADC的优势正在这里：它可以基于一个可内吞、在肿瘤上高表达的靶点，去进行靶向杀伤，同时调控肿瘤微环境。 关于大家关心的"B7-H3表达水平是否预测疗效"——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表达与疗效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当然，本次III期的完整表达-疗效关系分析还在进行中，但从前期I期数据看，二者关联并不大。核心原因在于ADC的旁观者效应：被内吞、靶向结合了B7-H3阳性癌细胞之后，释放出的载荷能够穿透细胞膜，扩散到周围那些不表达B7-H3的肿瘤细胞上，把它们一并杀伤。 这一点在临床上非常有价值——它意味着未来我们很可能不需要、也不必依赖检测B7-H3表达水平，来筛选哪些患者能从这个药中获益，适用人群可以更宽。 Q 在鼻咽癌后线，GP+PD-1已是一线标准，而EGFR×HER3双抗ADC（iza-bren）在后线也显示了ORR优势。Tam-Peli作为B7-H3 ADC，差异化优势在哪里？它将如何改变R/M鼻咽癌的后线治疗格局？ 洪少东 教授 我们知道，鼻咽癌后线首个获批的ADC，其实是EGFR/HER3 ADC——也就是iza-bren（2026年6月获附条件批准，用于PD-(L)1抑制剂和至少二线化疗失败的R/M NPC），它同样是由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者张力教授牵头开展并获批的。iza-bren是一个EGFR×HER3双抗ADC，药物抗体比（DAR）为8，骨髓毒性是它的标志性特征，深度缓解也是它的标志性特征。在同样的人群设计下，它也取得了约为传统化疗2倍的ORR（PANKU-NPC01：54.6% vs. 27.0%），并且已经报道了PFS的显著改善（中位PFS 8.38个月 vs. 4.34个月）。 本次汇报的Tam-Peli这款B7-H3 ADC，与它相比，差异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给药模式更便捷。它是每三周给药一次（Q3W），不需要像某些ADC那样在每三周内安排患者两次返院，这对患者管理和用药依从性的提升很有帮助。 第二，骨髓毒性负担相对较低。本研究中，Tam-Peli组≥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49.3%，与化疗组（51.7%）相当，≥3级中性粒细胞减少为27.0%，两组均未观察到间质性肺病；与之相比，iza-bren的骨髓抑制更为突出。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两项研究各自报告数据之间的比较，并非头对头结论，解读需谨慎。这意味着在临床上，无论是骨髓毒性的一级、二级预防管理，还是骨髓抑制相关并发症的处理上，它都更易于管理。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一个重要的边界：Tam-Peli和iza-bren都是各自独立地、与标准单药化疗做头对头比较的，目前两者之间没有、也无法直接比较疗效和安全性上的优劣。 我个人的判断是，在未来的后线治疗格局中，这两个药物都可能成为同类患者的可选方案之一。临床医生未来更需要做的，是结合两个药不同的毒性谱、用药管理特点，去为患者做个体化的选择——而不是简单地排一个"谁更好"。 小结 从"难成药"的B7-H3靶点，到全球首个III期阳性，TAISHAN-301为那些已经用完免疫和化疗、几乎无药可用的复发/转移性鼻咽癌患者，打开了一扇新的门。而ORR接近翻倍、有望无需依赖B7-H3表达筛选、给药便捷、骨髓毒性相对可控这几个特征叠加，让这扇门后站着的，是一个真正可及、可用的后线选择。 当然，OS与PFS的成熟数据仍需等待随访，这款药物能否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改写后线格局，还需要时间给出最终答案。 专家简历 Expert Resume 洪少东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研究员，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青委会 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CACA）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 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创新药临床与转化研究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 广东省保健协会免疫治疗分会 副主任委员 广州抗癌协会肿瘤微环境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第四届“人民好医生-金山茶花计划”肺癌领域特聘专家 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会研究基金会评审专家 《Lung Cancer》杂志副编辑 中山大学青年拔尖科研人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临床医学科学家 获得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一等奖（2019，2021）、广东医学科技奖一等奖（首届）、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ASCO抗癌基金奖、IASLC国际导师项目奖 以第一/通讯作者身份在Nature Medicine、Annals of Oncology、JCO、JAMA Oncology、JTO、Nature Communications、JAMA Network Open、JITC等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 通讯作者文章被第一作者论文被NCCN指南收录为1A类证据、“F1000 Prime”强烈推荐以及UpToDate临床顾问引用 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州市科技菁英“领航” 项目等 担任JCO、JTO、Cell Reports Medicine、BMC medicine、Lung Cancer等多个杂志审稿人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