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Yat-Sen University

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6月28日消息，27日，该院与南方医科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阮健骢先生与南方医科大学校长马骊教授共同见证了此次签约。该消息显示，马骊教授已任南方医科大学校长。另据一名权威人士透露，该消息属实。图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南方医科大学官网资料显示，马骊是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升任校长前，她担任该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负责本专科生教育、八年制教育、留学生教育、继续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她分管教务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通识教育部、教学发展中心。联系检验与生物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皮肤病医院。马骊教授。图源：南方医科大学马骊本科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前身）临床医学专业，后在该校深造，攻读免疫学硕士、免疫学博士。在硕士研究生期间，马骊参加了国家Ⅱ类新药——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研发。她发明了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重组蛋白提取纯化新工艺，有效解决了基因工程产品生产的瓶颈问题。利用这项专利技术，课题组仅用一年时间就开发出新药，实现了1200万元的成果转让，成为广东省内研究、异地转让并成功推动承让企业挂牌上市的第一个生物技术药。这一成果也获得了2000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博士时期，马骊首次建立了以酵母双杂交系统为基础的受体功能域研究新技术体系，研究成果获得2002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也是广东省当年度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唯一的一等奖项目。马骊是第一完成人。据报道，当时，实验室条件极其简陋，没有独立的实验台和座位，设备也运转不开，她就在工作人员下班以后，利用晚上的时间继续做实验、看文献。有一次，马骊持续高烧半个月，剧烈的咳嗽让她难以入睡，即便如此，她仍然坚持实验，被大家笑称为“铁人”。2003年，马骊完成博士后训练，谢绝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多次挽留，放弃优厚的待遇，回到南方医科大学工作。30多年来，马骊一直工作在科研教学第一线，是学校生物技术专业负责人，免疫学科负责人。现今，南方医科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免疫学科则是ESI全球前1%学科。但在2005年，生物技术系暨分子免疫学研究所初建时，仅有马骊和一个刚毕业的硕士生，是无人员、无经费、无设备的“三无”单位。据南方医科大学新闻中心消息，最困难的时候，马骊也曾偷偷掉过眼泪，但是，心底那份不服输、坚强、向上的意志和信念让她没有轻言放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该系具备了承担《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生物技术概论》《免疫学进展》《生物技术综合实验》等多门课程教学任务的能力，并积极进行了教学模式的探索，取得不俗成绩。科研领域，马骊教授从事结核感染免疫研究。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课题52项；在Cell Mol Immunol、Sci Adv、Mol Ther、EMBO J、Sci Signal、JCI Insight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79篇。教学方面，她坚守教学一线31年，年均授课318学时，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一完成人）、二等奖等。有学生说，“听她的课，既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享受。”由于一系列成绩，马骊教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等。2月25日，马骊当选广东省妇联兼职副主席在2025年南方医科大学招生宣传视频中，马骊教授喊话高考生：“选择医学，就是选择承担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责任……如果你渴望成为点亮生命的火炬手，渴望以专业力量增进人类福祉，南方医科大学将为你们搭建博学、大爱、精益、专深的成长舞台……”南方医科大学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创建于1951年，1979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2004年8月整体移交广东省，更名为南方医科大学，是广东省首批5所省属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中唯一的医学院校，全国首批“部委省”共建医科高校。该校拥有5个国家重点及培育学科、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0个广东省重点学科、1个广州市重点学科；14个学科入围ESI全球前1%，其中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毒理学入围全球前0.5‰。截至2025年3月，南方医科大学拥有直属附属医院8家，合作共建医院9家，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3所，展开床位数超过23000张，年诊疗服务约2600万人次。在“医学界”出品的“2025年中国医学院校综合实力排行榜”中，南方医科大学位居第12名，华南地区仅次于中山大学医学部。此前，南方医科大学校长由黎孟枫教授担任。他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2005年受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任中山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2006年8月任中山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18年9月任南方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19年5月任党委副书记、校长。 喜欢我们文章的朋友点个“在看”和“赞”吧，不然微信推送规则改变，有可能每天都会错过我们哦~免责声明“汇聚南药”公众号所转载文章来源于其他公众号平台，主要目的在于分享行业相关知识，传递当前最新资讯。图片、文章版权均属于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在留言栏及时告知，我们会在24小时内删除相关信息。信息来源：BioMadAdv  医学界往期推荐本平台不对转载文章的观点负责，文章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暗示的保证。

近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张力、方文峰教授团队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The BMJ）发表肺癌领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TROP2 ADC的突破性研究成果（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该研究本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公布关键数据后，时隔一周全文以快速通道模式（FAST TRACK）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The BMJ）。值得关注的是，这是研究团队继今年4月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发表芦康沙妥珠单抗治疗经治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I/II期研究结果后，短短两个月内第二次登顶国际顶级期刊。两项研究分别从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精准治疗与临床诊疗策略创新维度，展现了中国肿瘤研究团队在全球学术舞台的引领力，持续产出的高质量成果更标志着中国学者正以卓越的创新智慧与科研实力，深度改写肿瘤领域的国际研究格局。精准锁定EGFR突变人群破解TROP2 ADC疗效密码肺癌是全球因癌症死亡人数最多的癌种，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肺癌病例的80~85%。对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尽管靶向EGFR突变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带来了显著的初始疗效，但大多数患者最终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疾病进展。当患者接受EGFR-TKI和铂类化疗后疾病持续进展时，治疗选择变得极其有限，传统化疗药物疗效不佳且副作用较大，临床面临着巨大的未满足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全球抗肿瘤治疗研发团队纷纷将目光投向了TROP2——一种在多种实体瘤肿瘤细胞表面高表达的跨膜糖蛋白。芦康沙妥珠单抗作为一款新型TROP2靶向抗体偶联药物（ADC），其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了自研偶联技术、全新的细胞毒性有效载荷以及高药物抗体比（DAR）值，确保了药物在血液循环中的稳定性，并能精准递送有效载荷至肿瘤细胞内部，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害。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张力团队开创性地发现EGFR突变可显著增强芦康沙妥珠单抗的内吞作用和抗肿瘤活性。这一机制上的突破，指导OptiTROP-Lung03研究精准聚焦于EGFR突变NSCLC患者，避免了此前同类药物在未筛选患者群体中III期试验的阴性结果，为试验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国研究团队在研究方案设计上的智慧。疗效与安全性双重突破 成果两度被顶刊发表OptiTROP-Lung03研究是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随机对照II期临床试验，旨在比较芦康沙妥珠单抗与多西他赛在既往接受过EGFR-TKI和铂类化疗失败的晚期EGFR突变NSCLC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2025年4月10日，芦康沙妥珠单抗治疗经治晚期NSCLC的突破性成果率先在线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医学》，揭示了芦康沙妥珠单抗在EGFR突变型NSCLC患者中卓越的抗肿瘤活性。紧随其后，2025年6月5日，OptiTROP-Lung03研究的更新结果重磅发布于《英国医学杂志》。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盲法独立评审委员会（BIRC）评估，芦康沙妥珠单抗组的客观缓解率（ORR）高达45%，而多西他赛组仅为16%，差异达29%（P<0.001）。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方面，芦康沙妥珠单抗组为6.9个月，多西他赛组仅为2.8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显著降低70%（HR 0.30，P<0.001）。在总生存期（OS）方面，芦康沙妥珠单抗组和多西他赛组均未达到中位总生存时间，但芦康沙妥珠单抗组已显示出显著的OS改善，死亡风险降低51%（HR 0.49，P=0.007），经交叉校正后OS优势更为显著（HR 0.36），死亡风险降低64%。盲法独立评审委员会（左）和研究者（右）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总生存期（左）和经RPSFT模型校正后的总生存期（右）在安全性方面，最新数据显示，芦康沙妥珠单抗表现出良好的耐受性，≥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和严重的TRAE发生率低于多西他赛，为患者提供了更安全的治疗选择。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芦康沙妥珠单抗组未观察到间质性肺病的发生，同时也未发生治疗相关的停药或死亡。这一结果不仅验证了该药物的安全性优势，更为临床治疗方案的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为晚期肿瘤患者的长期治疗管理带来新的希望。全球首个肺癌TROP2 ADC在中国获批上市基于OptiTROP-Lung03研究的积极结果，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已于2025年3月4日批准芦康沙妥珠单抗上市，用于治疗经EGFR-TKI和含铂化疗治疗后进展的EGFR基因突变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这一批准使得芦康沙妥珠单抗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用于肺癌的TROP2 ADC，确立了其在该治疗领域的标准地位，标志着肺癌治疗进入全新的精准靶向化疗时代。芦康沙妥珠单抗的成功，不仅为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了亟需的高效低毒治疗新选择，更以其独特的作用机制与临床优势，为全球抗肿瘤药物研发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方案。目前，多项针对EGFR突变NSCLC的III期临床试验正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进，旨在进一步验证芦康沙妥珠单抗在更广泛患者人群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力图为肺癌全程管理开辟全新路径。新闻发布会合影这一突破性进展，既是全球肿瘤学界共同努力的智慧结晶，更是中国研究团队从临床需求出发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集中彰显。相信随着更多研究的开展，芦康沙妥珠单抗有望在肺癌治疗领域实现更多适应症的突破，为晚期肺癌患者带来更大的生存获益和更好的生活质量，持续推动肺癌诊疗向“精准化、个体化、长生存”的目标迈进。研究者简介通讯作者 张力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主任导师、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肺癌首席专家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临床研究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会精准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第一作者、共同通讯作者 方文峰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PI、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青年人才广东省特支计划百千万工程青年拔尖人才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鼻咽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抗癌协会鼻咽癌专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精准医学与分子诊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文转载自：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说明：本文仅用于披露截止发文之日科伦博泰最新进展，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交流，并非产品推广广告，亦不构成投资建议。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引用本文：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2025年版)[J/CD]. 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 2025, 11(3):28-37．1共识更新背景肝癌作为一种严重危害我国民众生命健康的恶性肿瘤，其发病与死亡情况令人担忧，根据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原发性肝癌新发病例高达36.77万例，我国肝癌发病人数占全球病例的42.5%，居各种癌症新发病例数第4位（肺、结直肠、甲状腺、肝），发病率居第5位（肺、女性乳腺、甲状腺、结直肠、肝），因原发性肝癌死亡人数31.65万，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均居第2位（肺、肝）[1]。我国大多数肝癌患者伴有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及其引起的肝硬化背景，诊断时多为中晚期，预后差，5年总生存率不足15%[2]。近年来，肝癌的治疗手段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肝癌的外科治疗、介入治疗、消融治疗、放射治疗（简称放疗）等传统治疗手段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靶向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在肝癌治疗中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对传统的局部治疗手段及其联合治疗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肝癌综合治疗新策略的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多学科综合治疗（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模式逐渐受到重视，并在各级医院逐渐推广和执行，肝癌的综合治疗需要不同学科的医务工作者共同参与和努力。为推动我国肝癌MDT模式的规范化和高质量发展，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于2020年组织全国肝癌领域的知名专家共同撰写了《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该共识在《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多学科诊疗团队的建立和不同分期肝癌的综合治疗策略，为规范我国肝癌诊疗行为、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进步，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3]。《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在肝癌的筛查、诊断、分期、治疗及随访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的更新和改进，反映了肝癌诊治领域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诊疗策略。为更好地普及和推广《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的肝癌诊治策略，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组织全国肝癌领域不同专业的知名专家根据《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5年版）》的更新内容对共识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完善，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国肝癌MDT的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肝癌综合治疗之路，为更多肝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2肝癌多学科诊疗团队的构建2.1 建立肝癌MDT模式的必要性恶性肿瘤的MDT模式已成为全球肿瘤治疗的标杆，被众多国家纳入医院医疗体系的核心构成。在我国，一些肿瘤医院同样将MDT模式视为医疗常规，并将其融入医疗制度与质量管理体系中。对于肝癌而言，建立MDT体系是实施MDT的基石，随着近年来的推广，该模式在国内已逐渐获得认可。鉴于以下缘由，肝癌的治疗相比其他恶性肿瘤，更需借助MDT模式的力量。2.1.1 肝癌疾病本身的复杂性我国多数肝癌患者经历了从慢性肝炎至肝硬化的漫长过程，这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的复杂演变。肝癌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早期诊断率低，病情发展迅速。在肝炎、肝硬化背景下，肝癌呈现出多中心起源、血供丰富、易侵犯肝内脉管系统、易转移及高度异质性等恶性特征，导致多数患者确诊时已错过早期根治时机。此外，肝炎、肝硬化程度、肝功能状况及门静脉高压等因素也限制了肝癌治疗方法的选择，进而影响疗效。肝癌患者大多“一人三病”，面对肝癌复杂的病因、不典型的症状、高度的恶性行为、慢性肝损伤背景及众多的预后影响因素，单一治疗手段难以满足进一步提升疗效的需求，亟需通过多学科诊疗团队合作，探索最佳治疗策略。2.1.2 肝癌治疗方法的多样化肝癌治疗方法众多，包括外科手术（肝切除、肝移植）、血管性介入治疗（肝动脉栓塞化疗、肝动脉灌注化疗、肝动脉内放射栓塞治疗等）、局部消融治疗（射频消融、微波消融、冷冻消融、不可逆电穿孔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生物治疗、化疗、放疗及中医中药治疗等。这些方法各具优势与局限，适应证有所重叠，且掌握于不同学科。因此，需通过MDT模式，在多学科间选择最适合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突破治疗瓶颈，提高疗效。2.1.3 肝癌治疗体制现状肝癌的多种治疗方法常分散于不同科室，科室设置与学科重点因医院而异，不同学科掌握的治疗适应证存在差异，且多数医院尚未建立有效的跨学科合作机制。目前，收治肝癌的科室包括肝胆外科、肿瘤外科、普通外科、移植科、介入放射科、介入超声科、肿瘤内科、肝病内科、消化内科、传染科、放疗科、生物治疗科及中医科等。肝癌的治疗个体差异大，在单一学科独立治疗的模式下，存在治疗手段单一反复应用、过度治疗等弊端，不利于提高肝癌的总体疗效。2.1.4 我国肝癌MDT发展现状2014年我国第一部肝癌MDT专家共识《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建立——广东专家共识（1）》[4]和《肝癌多学科联合治疗策略与方法——广东专家共识（2）》发表[5]，之后《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24年版）》[3]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6]均对肝癌MDT模式加以强调。尽管肝癌MDT模式逐渐得到认可与推广，但受地区医疗资源与经济条件差异的影响，我国肝癌MDT仍存在发展不均衡、规范化与规模化建设滞后等问题，亟需同质化、规范化发展。2.2 肝癌MDT模式的建立与运行2.2.1 参加科室、人员组成及运行方式肝癌多学科诊疗团队应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肝胆外科（含器官移植科）、介入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诊断科、病理科（包括分子病理检测）、肝病内科、生物治疗科等科室。必要时，可邀请感染科、中医科、核医学科、胸外科等相关学科及麻醉、营养、护理专家参与。多学科诊疗团队成员需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立处理学科问题的能力及前沿知识，建议由高年资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组成。肝癌MDT应以固定时间、地点、人员的多学科会诊形式进行，由首席专家全程负责，并配备教学演示系统。MDT的具体运行方式可根据医院的自身条件个体化实施，目前常见的运行模式如下。①单病种多学科模式：围绕肝癌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室/中心，能开展肝癌治疗的大部分治疗手段（如外科手术切除、介入治疗、消融治疗、系统性药物治疗等），或肝癌患者由单一科室/中心管理（如肝胆外科/肝病中心等）并开展部分肝癌治疗手段，其他科室以会诊手术/治疗的形式参与肝癌的MDT治疗。②多学科合作模式：肝癌患者分布在不同的学科/科室，由专门的MDT首席专家负责召集相关学科的专家开展MDT讨论，定期（如每周）对全部或者初诊初治/疑难肝癌病例进行MDT讨论，拟定治疗方案后，肝癌患者转入相应科室进行治疗。2.2.2 主要服务对象根据各中心情况，MDT服务对象可包括所有肝癌患者、初诊初治肝癌患者、复杂或难以明确诊断的患者及治疗后需更改治疗方案的患者。建议优先讨论规范/指南推荐的首选治疗效果不佳或不适宜执行者、前期治疗效果不佳或需多学科联合治疗者、潜在可转化手术病例的阶段性评估者、参加探索性临床研究者及主管医生认为需要讨论的患者。2.2.3 具体MDT实施流程与运行管理各科室应指定临床秘书负责协调MDT工作，收集患者资料并提前发送给讨论专家。主管医生汇报病史、影像学资料及讨论目的，影像诊断科专家解读影像学资料，病理科专家解读病理资料并确定临床分期。各学科专家围绕治疗方案进行讨论，形成统一推荐方案，由主管医生记录并实施。治疗结束后，主管医生应反馈治疗过程、疗效及随访情况。MDT应由医疗行政主管部门与指定负责人共同管理，并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定期总结与改进。基层医院可通过“医联体”“远程医疗”“线上MDT”等方式实施。MDT的建立与会诊制度形成了肝癌多学科联合治疗体系，旨在避免单一学科治疗的局限。MDT运行应遵循“三要三不要”原则：要以患者为中心、要以疗效为目的、要以循证医学为依据；不要以一技之长决定治疗方案、不要过多依赖单一治疗、不要以经济利益决定治疗方案。通过MDT，为肝癌患者提供多学科一站式医疗服务，实现“以患者为中心，提高生存率，改善生存质量”的治疗目标。2.3 肝癌MDT的原则肝癌的总体治疗目标是延长患者总生存时间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肝癌MDT在总体的临床实施上应遵循以下原则。2.3.1 分期治疗的原则《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3]中的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将患者细分为7个不同的期别，以此作为指导临床治疗策略合理选择的重要依据。2.3.2 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并重的原则肝癌的局部治疗手段主要包括手术、血管性介入治疗、局部消融疗法及放疗等[7]，而系统性治疗则涵盖靶向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化疗、抗病毒治疗及保肝治疗等。在临床实践中，应全面考量局部与系统治疗方案的合理序贯与联合应用。对于合并病毒性肝炎的肝癌患者，应强调全程的抗病毒和护肝治疗策略。2.3.3 循证医学的原则所有治疗方法，包括药物的临床应用，都有其对应的适应证，对肝癌患者的治疗决策应建立在坚实的循证医学基础之上。鉴于近年来肝癌创新药物的快速发展，建议通过开展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探索肝癌MDT治疗的新模式与新方案，避免“新技术、新方法、新药物”应用的盲目性。2.3.4 遵循规范和个体化相结合的原则遵循指南和规范制定治疗方案，能充分发挥不同学科治疗手段的综合优势，提升肝癌治疗的整体水平。然而，鉴于肝癌的高度异质性，通过对患者个体化生物学特性的深入研究，基于肿瘤异质性差异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将成为肝癌MDT治疗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2.3.5 兼顾生存率和生存质量的原则在制订肝癌MDT治疗方案时，应兼顾延长患者生存期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对于晚期肝癌患者，应重视姑息治疗与对症支持治疗，避免过度追求肿瘤治疗效果而牺牲患者的生存质量。同时，应密切关注并妥善处理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提升患者的耐受性。2.3.6 中西医结合的原则中医中药在改善患者症状、缓解其他治疗的不良反应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中医中药应作为肝癌MDT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传统医学的积极作用。3各临床分期肝细胞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在《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3]中， 对CNLC分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包括CNLC Ⅰa、Ⅰb、Ⅱa、Ⅱb、Ⅲa、Ⅲb、Ⅳ期（图1）。该分期方案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与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综合考虑了患者的整体状况、肝肿瘤的特性以及肝功能的情况。与国外的巴塞罗那临床分期等相比，CNLC分期更细致，且在治疗策略的选择及其先后顺序上展现出肝癌MDT方案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同时，《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也为肝癌的转化治疗及MDT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治疗策略（图2）。基于CNLC分期，该共识为规范、系统的肝癌MDT治疗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指导。3.1 CNLC Ⅰa期肝癌3.1.1 CNLC Ⅰa期的定义体力活动状态（performance status，PS）评分0～2分，肝功能为Child-Pugh A/B级，单个肿瘤且肿瘤最大径≤5 cm，无影像学血管癌栓和肝外转移。3.1.2 规范治疗推荐手术切除、消融治疗或肝移植。3.1.3 MDT共识推荐共识1：无明显禁忌证的CNLC Ⅰa期患者应首选手术切除，且外周型肝癌或肿瘤最大径≥3 cm时推荐为首选[8]。术后不推荐常规辅助治疗。共识2：若CNLC Ⅰa期患者不选择手术切除且符合消融条件，可考虑消融治疗[9-10]。且对于中央型小肝癌、肿瘤最大径≤2 cm或等待肝移植时的桥接治疗时，可优先选择消融治疗[10-12]。若肿瘤最大径≥3 cm时行消融治疗，建议同时联合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13-14]。对于消融治疗后是否行辅助治疗，尚缺乏充足的循证医学证据，可在充分知情同意和经MDT讨论后，考虑参加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共识3：不宜手术切除，且消融治疗预期疗效不佳的CNLC Ⅰa期肝癌患者，建议肝移植。共识4：二次消融不完全的CNLC Ⅰa期肝癌患者，可考虑手术切除、肝移植、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15-16]，系统性药物治疗等进行挽救治疗。3.2 CNLC Ⅰb期肝癌3.2.1 CNLC Ⅰb期的定义PS评分0～2分，肝功能为Child-Pugh A/B级，单个肿瘤、最大径＞5 cm，或2～3个肿瘤、最大径≤3 cm，无影像学可见血管癌栓及肝外转移。3.2.2 规范治疗推荐手术切除、TACE、消融（可联合TACE）或肝移植。3.2.3 MDT共识推荐共识1：肝功能Child-Pugh A级、吲哚菁绿15 min滞留率＜30%的CNLC Ⅰb期肝癌患者首选手术切除。符合以下情况应首选手术切除：①单发肿瘤，有假包膜形成或周围界限清楚，剩余肝脏体积占标准肝脏体积的30%以上（无肝硬化患者）。②多发性肿瘤＞40%（肝硬化患者），肿瘤数目＜3个，且局限于肝脏一段或一叶。共识2：对于初始可切除者但具有高危复发风险因素者[如多发肿瘤、最大径＞5 cm、术前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水平较高以及术前血清HBV DNA高载量等]，在患者充分知情同意并进行MDT讨论的情况下，可建议参加术前新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共识3：对于合并术后高危复发因素的患者，可定期复查、术后行1～2次辅助性TACE或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17-18]，或参加术后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共识4：对于初始评估为无法手术切除但潜在可切除的CNLC Ⅰb期患者，转化治疗侧重点为有功能的FLR转化，推荐行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ALPPS），或先行TACE、HAIC、门静脉栓塞等转化治疗，再阶段性评估患者是否具备手术切除条件、选择最佳的手术切除时机、确保手术的必要性和安全性等。共识5：对于初始评估为无法手术切除且为潜在不可切除，或者不选择手术切除的CNLC Ⅰb期肝癌患者，经MDT会诊，可采用TACE/HAIC治疗，必要时可联合消融治疗或放疗以及重新考虑手术切除[19]；若肿瘤未局限在同侧半肝或同一段肝，可手术切除结合术中局部消融治疗。共识6：对于不选择手术切除的2～3个肿瘤、最大径≤3 cm的CNLC Ⅰb期肝癌患者可行消融治疗，根据消融情况再考虑补充其他治疗如TACE或放疗。共识7：肝移植适用于2～3个肿瘤、最大径≤3 cm、肝功能Child-Pugh B级的CNLC Ⅰb期肝癌患者，或其他治疗效果不佳的挽救性治疗。3.3 CNLC Ⅱa期肝癌3.3.1 CNLC Ⅱa期的定义PS评分0～2分，肝功能为Child-Pugh A/B级，2～3个肿瘤、最大径＞3 cm，无影像学可见血管癌栓和肝外转移。3.3.2 规范治疗推荐手术切除、TACE、手术切除＋消融/TACE＋消融、肝移植。3.3.3 MDT共识推荐共识1：无明显禁忌证的可切除的CNLC Ⅱa期肝癌患者均应考虑手术切除作为其首选治疗[20-21]；若肿瘤未局限在同侧半肝或同一段肝，可手术切除结合术中局部消融治疗[22-23]。共识2：对于初始可切除者同时合并高危复发风险因素者（如多发肿瘤、最大径＞5 cm、术前AFP水平较高以及术前血清HBV DNA高载量等），在患者充分知情同意并进行MDT讨论的情况下，可考虑新辅助治疗（如HAIC、放疗）或参加术前新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以降低术后复发转移风险。共识3：对于合并术后高危复发因素的患者，如肿瘤直径＞5 cm和/或伴有微血管侵犯者，可定期复查或者术后行1～2次辅助性TACE或HAIC[17-18]，或参加术后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共识4：对于初始无法手术切除但为潜在可切除的CNLC Ⅱa期肝癌患者，需明确转化治疗侧重点为有功能的FLR转化或肿瘤学转化，制订合适的转化治疗方案，阶段性评估患者是否具备手术切除条件、选择最佳的手术切除时机、确保手术的必要性和安全性。共识5：对于因肿瘤巨大且剩余肝脏体积较小而不可切除的CNLC Ⅱa期患者，推荐行ALPPS，或先行TACE、HAIC、门静脉栓塞等治疗，争取成功转化后再行手术治疗[24]。共识6：对于初始无法手术切除且为潜在不可切除，或不选择手术切除的CNLC Ⅱa期肝癌患者可行TACE治疗，且当肿瘤最大径≤7 cm时可联合消融治疗，或TACE/HAIC联合系统治疗或放疗。共识7：不宜或不选择手术切除，且经TACE或联合消融治疗效果不佳的CNLC Ⅱa期肝癌患者，尤其是肝功能为Child-Pugh B级者，可选择肝移植。3.4 CNLC Ⅱb期肝癌3.4.1 CNLC Ⅱb期的定义PS评分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肿瘤数目≥4个、不论最大径，无影像学可见血管癌栓和肝外转移。3.4.2 规范治疗推荐TACE、手术切除、系统抗肿瘤治疗。3.4.3 MDT共识推荐共识1：TACE是公认的不可手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最常用治疗方法[3,25]，最近有研究发现，相比TACE，HAIC有更好的客观缓解率和生存率，并能获得较高的手术切除转化率，可考虑选择；应根据肿瘤的数目、位置、供血情况等，合理选择或联合应用TACE、HAIC等介入治疗手段。共识2：TACE/HAIC治疗后经影像学评估，在经过MDT讨论的基础上，可联合手术切除、局部消融或放疗[13,26]。共识3：初始为可手术切除的CNLC Ⅱb期肝癌患者，在充分知情同意和MDT讨论之后，建议先行TACE/HAIC或联合靶向免疫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转化治疗后再考虑手术切除；如肿瘤未局限在同侧半肝或同一段肝，或可同时行术中射频消融术处理切除范围外的病灶。共识4：初始为不能手术切除但为潜在可切除的CNLC Ⅱb期肝癌患者，建议先积极转化治疗，转化方案建议采用TACE/HAIC治疗联合靶免治疗，定期评估转化效果，积极寻求手术切除机会。共识5：手术切除后辅助治疗。CNLC Ⅱb期肝癌患者肝切除术后存在术后高危复发因素，可定期复查或行1～2次辅助性TACE/HAIC治疗[17-18]，或术后进行辅助性免疫治疗/靶免治疗或其联合治疗；或参加术后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共识6：TACE/HAIC疗效欠佳或不能耐受TACE/HAIC治疗的患者，可先行靶免治疗，再根据情况行TACE/HAIC[27]，或TACE/HAIC后联合靶免治疗。共识7：弥漫性肝癌或不选择TACE或手术治疗的患者应以系统治疗为主要治疗手段，依据患者全身状况、治疗目标、安全性及可及性等制订合适的一线治疗方案。3.5 CNLC Ⅲa期肝癌3.5.1 CNLC Ⅲa期的定义PS评分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不论最大径和肿瘤数目，有影像学血管癌栓而无肝外转移。3.5.2 规范治疗推荐TACE或联合系统治疗、系统治疗、手术切除、放疗。3.5.3 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的分型PVTT的中国分型标准推荐采用程氏分型[28]，其依据PVTT侵犯门静脉范围分为：Ⅰ型，癌栓侵犯肝叶或肝段的门静脉分支；Ⅱ型，癌栓侵犯至门静脉左支或右支；Ⅲ型，癌栓侵犯至门静脉主干；Ⅳ型，癌栓侵犯至肠系膜上静脉。3.5.4 MDT共识推荐共识1：因原发灶多发等不宜/不能行肝切除术的PVTT Ⅰ/Ⅱ型患者可行TACE[29]/HAIC[30]治疗；若肝门区侧支循环良好，PVTT Ⅲ/Ⅳ型患者亦可选择TACE/HAIC治疗。共识2：初始为可手术切除的CNLC Ⅲa期肝癌患者，建议先行介入治疗（TACE/HAIC）和/或联合系统治疗作为新辅助治疗后再考虑手术切除。共识3：初始为不能手术切除但为潜在可切除的CNLC Ⅲa期肝癌患者，建议先积极进行转化治疗，转化方案建议采用介入治疗（TACE/HAIC）联合系统治疗，或者系统治疗，对于高肿瘤负荷患者（巨大肝癌或合并门静脉癌栓），建议HAIC基础上联合靶向治疗和/或免疫治疗提高转化率；定期评估转化效果，积极寻求手术切除机会。共识4：初始为不可手术切除且为潜在不可切除的、不愿意选择手术切除的CNLC Ⅲa期肝癌患者，推荐采取系统治疗为主，结合局部治疗的方案：①系统治疗（方案详见3.6.3）可作为CNLC Ⅲa期肝癌患者全程治疗的基础方法，贯穿治疗的全程，并与其他局部治疗方法如肝切除术、TACE/HAIC、放疗等方法联用；②介入治疗（TACE/HAIC）与其他治疗方法联用，如手术切除、放疗和系统治疗等[31]。共识5：手术切除后辅助治疗推荐行1～2次辅助性TACE/HAIC，或术后参与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共识6：针对门静脉癌栓或原发病灶的放疗，多采用外放疗，部分门静脉可选择粒子植入内放疗[32-33]。3.6 CNLC Ⅲb期肝癌3.6.1 CNLC Ⅲb期的定义PS评分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不论最大径和肿瘤数目，不论有无影像学血管癌栓，但有肝外转移。3.6.2 规范治疗推荐系统治疗、TACE、放疗。3.6.3 MDT共识推荐共识1：对于肝功能Child-Pugh A级或评分≤7分的B级患者。一线治疗推荐[3,6]：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体；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类似物；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多纳非尼；仑伐替尼；替雷利珠单抗；索拉非尼；奥沙利铂为主的系统化疗；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替西木单抗（STRIDE方案）等，临床上应用的还有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替雷利珠单抗等。二线治疗推荐瑞戈非尼、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替雷利珠单抗和卡瑞利珠单抗等）、阿帕替尼、雷莫西尤单抗等。对于肝功能Child-Pugh评分＞7分的B级患者，推荐最佳支持治疗和姑息治疗，可选择性应用具有肝癌适应证的现代中药制剂阿可拉定（淫羊藿素）软胶囊等或传统中医辨证论治。共识2：Ⅲb期患者系统治疗需要贯穿治疗的全程。定期评估肿瘤控制情况，及时处理药物治疗不良反应，出现疾病进展时及时更换系统抗肿瘤药物，或联合局部治疗处理新发病灶。共识3：肿瘤负荷以肝内病灶为主，或者系统治疗后肝外病灶控制良好的患者，适当联合局部治疗（包括手术切除、局部消融、TACE/HAIC、放疗）有利于减少肿瘤负荷，减缓肿瘤进展，缓解症状及延长患者生存期。共识4：对于肝癌合并骨转移、脑转移、淋巴结转移、肾上腺转移、肺寡转移、腹膜和胸膜转移等患者，可在系统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外放疗或粒子植入治疗[34]。共识5：对于肝功能Child-Pugh评分＞7分的B级患者，建议在肿瘤治疗前先尝试将肝功能恢复至Child-Pugh B7级后，再行系统治疗等。3.7 CNLC Ⅳ期肝癌3.7.1 CNLC Ⅳ期的定义PS评分3～4分，或肝功能Child-Pugh C级，不论最大径和肿瘤数目，不论有无影像学血管癌栓，不论有无肝外转移。3.7.2 规范治疗推荐对症支持治疗、肝移植、舒缓疗护。3.7.3 MDT共识推荐共识1：保肝及抗病毒治疗。经过感染科、消化内科等相关专业科室参与的MDT讨论，制订完善的护肝治疗策略，合理应用护肝药物，如抗炎、降酶、抗氧化、利胆、解毒和肝细胞膜修复保护作用的药物，积极纠正低蛋白血症并合理应用利尿剂改善外周水肿，并改善凝血功能。合并HBV感染特别是病毒载量高的患者，推荐口服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35]。共识2：对症支持治疗。经过感染科、消化内科、中医科、疼痛科和营养科等科室参与MDT讨论并制订对症支持治疗方案。常见的对症治疗有疼痛管理、处理腹水、营养支持、中医中药治疗等[36-38]，并给予患者心理疏导，以缓解患者的消极心理，积极采取对症治疗措施，尽可能减缓患者的痛苦[39]。共识3：符合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标准（单个最大径≤6.5 cm；肿瘤数目≤3个，其中最大径≤4.5 cm，且最大径总和≤8.0 cm；无大血管侵犯者）的CNLC Ⅳ期肝癌，可推荐进行肝移植术[40]。4 结 语 MDT诊疗模式是恶性肿瘤治疗的总趋势，我国肝癌的MDT模式正在临床应用中不断普及和完善。《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2025年版）》以《中国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为依据，结合肝癌多学科治疗的最新进展，尤其是我国学者近年来的临床实践成果编写而成，重点详述各期别肝癌如何进行MDT和如何建立管理肝癌的MDT。希望通过MDT模式的推广应用为患者提供高效、全面的综合治疗，并获得最佳疗效；通过多学科的共同交流促进各自学科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开展更深入的肝癌临床与应用基础研究；MDT的执行过程为临床一线提供再教育培训平台，也有利于规范临床行为、保障医疗安全。《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2025年版）》的制订是基于现有的临床证据，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临床研究的深入开展，共识的内容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更新。《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2025年版)》编写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樊  嘉   李  强   周  俭主任委员：陈敏山  孙惠川副主任委员：任正刚  刘连新  刘秀峰  周伟平  郭荣平黄志勇  程树群  匡   铭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宽生  王   葵  王   鲁  王文涛  王立明韦   玮  毛一雷  尹   涛  尹震宇  史颖弘白雪莉  毕新宇  吕国悦  任正刚  华向东向邦德  刘景丰  孙倍成  李   汛  李   涛杨家印  邱宗祥  何科基  沈   锋  宋天强张   宇  张   倜  张丹图  张必翔  陈拥军邵江华  周乐杜  郑桐森  赵   磊  郝纯毅荚卫东  徐   立  高   杰  高   强  郭文治黄志勇  梁   萍  梁   霄  梁廷波  彭   涛戴朝六执笔专家：李斌奎  张耀军  李   坚  饶建华  贾昌俊黄   涛参考文献[1] ZHENG R, ZHANG S, ZENG H,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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