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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2024-12-31 新华每日电讯 年终报道 本报记者董雪 袁全 　　科技界有个关于“纸”和“钱”的形象比喻：投入资金支持研发是“钱变纸”，研发成果走入市场则是“纸变钱”。通俗来说，这个“纸变钱”的过程就是成果转化，通过把知识变成产品和服务，最终在市场上实现商业回报。 “纸变钱”是好事，但真正做起来才会知道，有多少障碍需要突破，多少难题需要解决，多少短板需要补足。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上海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为“星期日工程师”正名，到鼓励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投身创业浪潮，再到建设体系化的成果转化生态，绑在科技成果身上的细绳子在改革中被一根根解开。 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不转化是最大损失。小到芯片，大到飞机，重要如药品，美味如大闸蟹，日常如护肤品，前沿如人工智能模型……越来越多科技成果“落地生金”的故事正在上演。 让科技成果走入生活 β-地中海贫血，一种先天性遗传性疾病，患者自两三岁起便需定期接受输血治疗，中重度患者更因长期贫血和铁过载而面临生命威胁。 今年4月，张江科学城孕育的创新技术为患者带来了希望：正序生物基因编辑药物CS-101注射液的临床试验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在前期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中，CS-101注射液表现不俗，首位治愈患者已持续摆脱输血依赖超过一年。治疗后10周，患者总血红蛋白浓度稳定至130 g/L以上，并回归正常生活。 正序生物，这家与上海科技大学仅一路之隔的创新型企业，是该校2016年至2023年间孵化的46家企业之一，2020年由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基因编辑中心主任陈佳创立。他所研发的碱基编辑疗法，被誉为基因编辑领域的“神奇改错笔”，在保持DNA双链完整性的同时，校正错误碱基，避免了染色体异常等安全风险，使得基因编辑技术从“开胸手术”转变为“微创手术”。 放眼张江科学城，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李政道研究所等大院大所集聚。在这些“源头活水”的滋养下，张江正向着国际一流科学城加速迈进，今年前三季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产值增速分别达到27.7%、13.3%和5.5%。 与张江科学城遥相呼应，浦江西畔的“大零号湾”紧紧围绕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致力于打造世界级“科创湾区”。 轻点鼠标就能得到改造蛋白质的方案，不仅节省了过往靠人员经验和大量实验“大海捞针”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还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在位于“大零号湾”的初创企业途深智合，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引领传统产业的变革。 “最近，我们成功将一款药物所需酶的催化专一性能力提升了70%，已实现规模化生产。”途深智合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和数学科学研究院副教授王宇光介绍，结合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公司开发的大模型支持自然语言对话，能改造或全新设计各类蛋白质，包括酶、抗体和多肽等。 成果转化的生态一旦形成，将孕育出无数惊喜，尤其是那些由跨界合作激发的创新火花。从途深智合步行10分钟，就能来到其合作伙伴、另一家上海交通大学科研人员创办的企业光玥生物，两家企业分别擅长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互相赋能。 光玥生物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特别研究员倪俊介绍，光玥生物利用基因编辑等合成生物技术改造光合微生物蓝藻，规模化生产特定物质。以天然活性抗氧化成分白藜芦醇（抗衰老护肤品里的常见分子）为例，葡萄等植物中的白藜芦醇含量通常不足万分之一，而使用蓝藻细胞每生产一吨白藜芦醇，生产周期可以相应缩短为1/240，节约土地72750亩，生产成本降低50%到70%。 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的过程充满神奇，科研人员从高校走向产业的过程同样令人振奋，正如王宇光在公司命名时留下的深意——“路途深远，知智相合”。数据显示，在“大零号湾”集聚的4000余家硬科技企业中，交大系“教师圈”“校友圈”“朋友圈”科创企业占比已高达60%。 张江科学城和“大零号湾”作为上海科技创新的东西“两翼”，是成果转化如火如荼的真实写照。从上海日前举办的2024年度“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奖”来看，41个获奖优秀项目涉及高校18所、科研院所14个，涵盖电子信息、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时尚消费等众多领域，包括精准治癌的国产质子治疗装置、守住老百姓“米袋子”的杂交粳稻、青少年小下颌畸形矫形器、制药废水末端治理技术、智能乒乓球机器人，等等。 来自上海市科委的数据表明，技术市场规模保持高增长态势，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规模不断扩大。2023年，上海达成技术合同50824项，成交金额4850.21亿元，相比2020年增长167%，较2016年增长4.9倍；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事业单位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超过180亿元，同比增长26.6%，其中以许可、转让、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金额超过50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让科研人员敢闯会创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一项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或成功企业，其挑战性往往远超于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生物医药领域就有著名的“双十定律”来形容研发之难：成功研发出一款新药通常需要超过10年时间，投入成本约10亿美元。 深入探究他们将论文“写”在工厂、医院、农田的过程可以发现，规范的机制和良好的氛围发挥了关键作用。 ——规范的机制让科研人员敢闯。 科研人员怎样才能使用职务科技成果？收益如何分配？怎样才能做到既合规，又不影响转化效率？上海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出了答案，2023年推出的《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进一步将这些经验制度化，通过试点的方式解决影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吴寿仁介绍，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三点： 一是职务成果赋权改革，即将原本属于高校院所的成果，以多种形式把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团队，这样既大大减少了成果转化的掣肘，也将科研人员从被动变为主动，可以更加灵活地开展融资等活动。 二是对职务科技成果进行单列管理，此前与其他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一套管理办法，对科技成果这种有时效性、不确定性的特殊资产来说并不适合。单列管理不仅适应客观规律，也避免高校院所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升值而不敢作为。 三是以尽职免责为原则，鼓励科研人员敢闯敢干。 记者采访了解到，职务成果赋权改革是这套机制的基础。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批量探索以“完全赋权”模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许文平介绍，学校将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教师团队，不再直接持股，收益可递延至创业成功后支付。此外，对于该模式推出前的成果转化，学校通过作价投资、完成人实施、合规整改等方式，已形成“阳光”科创企业175家。 上海科技大学则以全球独家许可的方式将专利成果授权给企业使用，企业按照首付款加上以“里程碑”费的方式向学校支付许可费，学校将收到的许可费按一定比例奖励给科研人员。 陈佳介绍，在企业的天使轮融资完成时，按照企业与学校签订的专利许可协议向学校支付许可费，后续进入临床一期、二期、三期等一系列重要节点时，企业会依次向学校支付约定的研发里程碑费用。学校收到这些费用后会按比例分配给学校、学院和科研团队。 “早期成果的价值往往不容易评估，分期付费降低了产业界和投资界受让科技成果的风险和门槛，让原创性和不确定性的成果尽快为市场所认识。”上海科技大学科技发展处处长王绛说。 ——良好的氛围让科研人员会创。 所有评委都来自投资界和产业界，每年获奖的项目约四成能拿到投融资——上海科技大学的创新创业大会在业界颇具影响力。 王绛介绍，从2018年首届举办时只有校内团队参加，到如今约半数团队来自校外且其中不乏国际团队，创新创业大会帮助创新团队为业界所认识，为许多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关键助力。早在2019年，陈佳团队的“新型碱基编辑工具治疗遗传性疾病”项目也参加了大会并拿到4000万元人民币A轮融资。 组织跨学科、跨学院联合创新研发，成立创新团队开展有组织科研，与企业、医院、机构等联合，以产品为导向开展研发；组织技术转移专员队伍，开展技术披露、技术培育、项目遴选，并通过资金平台、信息平台、服务平台，推动科研成果走出“最初一公里”；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和“转化门诊”方式，帮助科研人员搭建专业团队，找到适合的转化路径和产业应用场景……在上海的许多高校院所，有得转、愿意转、积极转、帮助转的氛围正在形成，进而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精神。 成果转化改革创新“三部曲”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科技成果转化的星火燎原之势背后，是40余年接续不辍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吴寿仁告诉记者，《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举措是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改革创新“三部曲”的延续。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因乡镇企业对技术有极大需求，上海出现了一批“星期日工程师”。每逢周日傍晚的车站或码头，可以看到这些来自大专院校、研究所、国有企业的工程师从周边地区兼职回来。然而，他们虽然让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流动起来，却也引发了“私接业务、牟取私利”的争议。 如同科技领域的“小岗村”，“星期日工程师”第一次打破了技术转化的禁区。1983年，国家明确“星期日工程师”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科研人员从事8小时以外的第二职业成为合法行为。 改革的号角一旦吹响，创新的浪潮便势不可挡。1985年，《国务院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印发，明确技术可以有偿转让。很快出台的技术合同法则开启了技术合同的认定，明确研发人员可以提取奖酬金。这一轮改革放活了科研机构和人才，直接促进当时的民营企业发展，还诞生了一批民营科研机构。 第二个标志性政策是上海著名的“科技18条”。“1998年，上海出台《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并在1999年、2000年、2004年连续做了三次修订，这在当时开创了政策快速迭代的‘先河’。”吴寿仁说。 这是涵盖财税、金融、人才等多方面的18条组合政策，其特点是将重心放在企业端，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将成果转化到企业。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复旦微电子、置信电气、杉杉科技等一批科技企业伴随“科技18条”成长起来。 长江国弘研究总监殷伟回忆，当时成果转化初现苗头，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已能在企业担任顾问或参与横向课题研究，但邀请他们共同创业仍颇具挑战，高校院所对此也持相对保守态度。到了2012年左右，随着高校院所的实验设备和课题研究逐渐与产业需求同步，部分科研人员开始探索创业之路。尽管如此，他们大多保持低调且不愿意自己牵头，担心一旦被校内圈子知晓或者参与的公司创业失败，会被贴上“异想天开、不务正业”的标签。 真正的“破冰”，源于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改革创新的“三部曲”。 2014年，上海率先实施了关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三权下放”，即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到高校和科研院所；2015年，上海“科技22条”进一步明确“三权下放”，奖酬金可以提高到70%，并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也列为人才政策的重要内容；2017年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将促进和规范科技成果转化上升到法规范畴，并在2017年、2021年和2024年先后出台三轮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在2023年推出《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此外，上海在建设技术转移生态方面也采取了系列举措，例如在1993年成立上海技术交易所，2015年成立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2020年上海技术交易所正式开市，2023年提出培育高质量孵化器，2024年成立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等。 成果转化的热潮很快兴起。殷伟指出，刚开始的几年更像是一个“交学费”的成长过程，由于缺乏专业化的机构支持，市场上夹杂了一些泡沫。但现在，他认为这是成果转化的黄金时期，无论是高校院所的激励措施，还是政府、产业界和金融领域的支持与合作，都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 以他所在的投资机构为例，提供的不仅是资金支持，还包括人才推荐、创业指导以及下游客户引荐等多元化服务，帮助科研人员把最稀缺的精力聚焦在核心技术研发、产品定义和市场需求上。 建设技术转移生态进行时 政策出台可能迅速见效，但想要营造一个体系化的生态，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2024年10月《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4-2027年）》印发，这是2017年、2021年后的第三轮三年行动方案，也是上海最新的成果转化政策。 上海市科委科技成果转化与孵化器建设处处长张励介绍，新一轮行动方案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坚持树立“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不转化是最大损失”的理念，力求进一步提高成果转化效率。 受访专家分析，该方案的重点是形成体系化实施、场景化驱动、要素融合发展的技术转移生态，并将其细分为六大方向实施具体行动。与前两轮相比，突出深化改革与政策落地、强化场景驱动与要素融合、深化价值认同与生态共育，加大部门协同与政策供给。 ——成果转化改革攻坚。针对科研事业单位高质量成果供给不足、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不畅、政策落地不到位等问题，坚持改革创新，加强共识、应转尽转，推动重点领域持续产出高质量成果，畅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 ——企业创新加速。针对企业创新活力不足、产学研合作规模有待扩大、企业对创新要素配置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坚持需求导向，加速以需带供、以转带孵、以转促投，支持企业深度参与成果转化、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资本赋能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质量的成果转化载体。 ——技术转移伙伴赋能。针对技术转移机构规模不大、能力不强、与创新主体联结不紧密等问题，对标国际、基于国情，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服务能级，“守护”科研人员成果转化、孵化，大力发展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平台、加速打造创业孵化服务体系。 ——技术经理人专精培育。针对技术经理人队伍政策体系不健全、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坚持价值导向，推动形成技术经理人培育、使用、集聚、激励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加速专业化、职业化、规模化，深化实施技术经理人引育工程、加强优秀技术经理人政策激励、建立技术经理人职业化发展通道。 ——技术要素市场联通。针对链接国际国内技术要素市场节点作用发挥不够、能级有待提升等问题，坚持全球视野，加快国际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技术交易规模拓展，建设专业化技术与知识产权交易场所、培育长三角一体化技术要素市场、建设全球技术交易服务网络。 ——转化生态协同共建。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遵循转化规律，强化政策引导，在组织实施方面加速全局性、全要素力量协同，形成更大合力、优化管理与服务、加强氛围营造。 每一次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都是对创新精神的致敬，每一次“纸变钱”的飞跃都是对改革探索的回报。改革永远在路上，每一步都是新的起点。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征途上，上海正全力以赴，砥砺前行。 　　科技界有个关于“纸”和“钱”的形象比喻：投入资金支持研发是“钱变纸”，研发成果走入市场则是“纸变钱”。通俗来说，这个“纸变钱”的过程就是成果转化，通过把知识变成产品和服务，最终在市场上实现商业回报。 “纸变钱”是好事，但真正做起来才会知道，有多少障碍需要突破，多少难题需要解决，多少短板需要补足。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上海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为“星期日工程师”正名，到鼓励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投身创业浪潮，再到建设体系化的成果转化生态，绑在科技成果身上的细绳子在改革中被一根根解开。 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不转化是最大损失。小到芯片，大到飞机，重要如药品，美味如大闸蟹，日常如护肤品，前沿如人工智能模型……越来越多科技成果“落地生金”的故事正在上演。 让科技成果走入生活 β-地中海贫血，一种先天性遗传性疾病，患者自两三岁起便需定期接受输血治疗，中重度患者更因长期贫血和铁过载而面临生命威胁。 今年4月，张江科学城孕育的创新技术为患者带来了希望：正序生物基因编辑药物CS-101注射液的临床试验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在前期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中，CS-101注射液表现不俗，首位治愈患者已持续摆脱输血依赖超过一年。治疗后10周，患者总血红蛋白浓度稳定至130 g/L以上，并回归正常生活。 正序生物，这家与上海科技大学仅一路之隔的创新型企业，是该校2016年至2023年间孵化的46家企业之一，2020年由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基因编辑中心主任陈佳创立。他所研发的碱基编辑疗法，被誉为基因编辑领域的“神奇改错笔”，在保持DNA双链完整性的同时，校正错误碱基，避免了染色体异常等安全风险，使得基因编辑技术从“开胸手术”转变为“微创手术”。 放眼张江科学城，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李政道研究所等大院大所集聚。在这些“源头活水”的滋养下，张江正向着国际一流科学城加速迈进，今年前三季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产值增速分别达到27.7%、13.3%和5.5%。 与张江科学城遥相呼应，浦江西畔的“大零号湾”紧紧围绕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致力于打造世界级“科创湾区”。 轻点鼠标就能得到改造蛋白质的方案，不仅节省了过往靠人员经验和大量实验“大海捞针”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还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在位于“大零号湾”的初创企业途深智合，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引领传统产业的变革。 “最近，我们成功将一款药物所需酶的催化专一性能力提升了70%，已实现规模化生产。”途深智合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和数学科学研究院副教授王宇光介绍，结合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公司开发的大模型支持自然语言对话，能改造或全新设计各类蛋白质，包括酶、抗体和多肽等。 成果转化的生态一旦形成，将孕育出无数惊喜，尤其是那些由跨界合作激发的创新火花。从途深智合步行10分钟，就能来到其合作伙伴、另一家上海交通大学科研人员创办的企业光玥生物，两家企业分别擅长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互相赋能。 光玥生物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特别研究员倪俊介绍，光玥生物利用基因编辑等合成生物技术改造光合微生物蓝藻，规模化生产特定物质。以天然活性抗氧化成分白藜芦醇（抗衰老护肤品里的常见分子）为例，葡萄等植物中的白藜芦醇含量通常不足万分之一，而使用蓝藻细胞每生产一吨白藜芦醇，生产周期可以相应缩短为1/240，节约土地72750亩，生产成本降低50%到70%。 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的过程充满神奇，科研人员从高校走向产业的过程同样令人振奋，正如王宇光在公司命名时留下的深意——“路途深远，知智相合”。数据显示，在“大零号湾”集聚的4000余家硬科技企业中，交大系“教师圈”“校友圈”“朋友圈”科创企业占比已高达60%。 张江科学城和“大零号湾”作为上海科技创新的东西“两翼”，是成果转化如火如荼的真实写照。从上海日前举办的2024年度“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奖”来看，41个获奖优秀项目涉及高校18所、科研院所14个，涵盖电子信息、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时尚消费等众多领域，包括精准治癌的国产质子治疗装置、守住老百姓“米袋子”的杂交粳稻、青少年小下颌畸形矫形器、制药废水末端治理技术、智能乒乓球机器人，等等。 来自上海市科委的数据表明，技术市场规模保持高增长态势，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规模不断扩大。2023年，上海达成技术合同50824项，成交金额4850.21亿元，相比2020年增长167%，较2016年增长4.9倍；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事业单位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超过180亿元，同比增长26.6%，其中以许可、转让、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金额超过50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让科研人员敢闯会创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一项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或成功企业，其挑战性往往远超于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生物医药领域就有著名的“双十定律”来形容研发之难：成功研发出一款新药通常需要超过10年时间，投入成本约10亿美元。 深入探究他们将论文“写”在工厂、医院、农田的过程可以发现，规范的机制和良好的氛围发挥了关键作用。 ——规范的机制让科研人员敢闯。 科研人员怎样才能使用职务科技成果？收益如何分配？怎样才能做到既合规，又不影响转化效率？上海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出了答案，2023年推出的《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进一步将这些经验制度化，通过试点的方式解决影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吴寿仁介绍，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三点： 一是职务成果赋权改革，即将原本属于高校院所的成果，以多种形式把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团队，这样既大大减少了成果转化的掣肘，也将科研人员从被动变为主动，可以更加灵活地开展融资等活动。 二是对职务科技成果进行单列管理，此前与其他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一套管理办法，对科技成果这种有时效性、不确定性的特殊资产来说并不适合。单列管理不仅适应客观规律，也避免高校院所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升值而不敢作为。 三是以尽职免责为原则，鼓励科研人员敢闯敢干。 记者采访了解到，职务成果赋权改革是这套机制的基础。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批量探索以“完全赋权”模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许文平介绍，学校将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教师团队，不再直接持股，收益可递延至创业成功后支付。此外，对于该模式推出前的成果转化，学校通过作价投资、完成人实施、合规整改等方式，已形成“阳光”科创企业175家。 上海科技大学则以全球独家许可的方式将专利成果授权给企业使用，企业按照首付款加上以“里程碑”费的方式向学校支付许可费，学校将收到的许可费按一定比例奖励给科研人员。 陈佳介绍，在企业的天使轮融资完成时，按照企业与学校签订的专利许可协议向学校支付许可费，后续进入临床一期、二期、三期等一系列重要节点时，企业会依次向学校支付约定的研发里程碑费用。学校收到这些费用后会按比例分配给学校、学院和科研团队。 “早期成果的价值往往不容易评估，分期付费降低了产业界和投资界受让科技成果的风险和门槛，让原创性和不确定性的成果尽快为市场所认识。”上海科技大学科技发展处处长王绛说。 ——良好的氛围让科研人员会创。 所有评委都来自投资界和产业界，每年获奖的项目约四成能拿到投融资——上海科技大学的创新创业大会在业界颇具影响力。 王绛介绍，从2018年首届举办时只有校内团队参加，到如今约半数团队来自校外且其中不乏国际团队，创新创业大会帮助创新团队为业界所认识，为许多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关键助力。早在2019年，陈佳团队的“新型碱基编辑工具治疗遗传性疾病”项目也参加了大会并拿到4000万元人民币A轮融资。 组织跨学科、跨学院联合创新研发，成立创新团队开展有组织科研，与企业、医院、机构等联合，以产品为导向开展研发；组织技术转移专员队伍，开展技术披露、技术培育、项目遴选，并通过资金平台、信息平台、服务平台，推动科研成果走出“最初一公里”；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和“转化门诊”方式，帮助科研人员搭建专业团队，找到适合的转化路径和产业应用场景……在上海的许多高校院所，有得转、愿意转、积极转、帮助转的氛围正在形成，进而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精神。 成果转化改革创新“三部曲”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科技成果转化的星火燎原之势背后，是40余年接续不辍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吴寿仁告诉记者，《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举措是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改革创新“三部曲”的延续。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因乡镇企业对技术有极大需求，上海出现了一批“星期日工程师”。每逢周日傍晚的车站或码头，可以看到这些来自大专院校、研究所、国有企业的工程师从周边地区兼职回来。然而，他们虽然让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流动起来，却也引发了“私接业务、牟取私利”的争议。 如同科技领域的“小岗村”，“星期日工程师”第一次打破了技术转化的禁区。1983年，国家明确“星期日工程师”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科研人员从事8小时以外的第二职业成为合法行为。 改革的号角一旦吹响，创新的浪潮便势不可挡。1985年，《国务院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印发，明确技术可以有偿转让。很快出台的技术合同法则开启了技术合同的认定，明确研发人员可以提取奖酬金。这一轮改革放活了科研机构和人才，直接促进当时的民营企业发展，还诞生了一批民营科研机构。 第二个标志性政策是上海著名的“科技18条”。“1998年，上海出台《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并在1999年、2000年、2004年连续做了三次修订，这在当时开创了政策快速迭代的‘先河’。”吴寿仁说。 这是涵盖财税、金融、人才等多方面的18条组合政策，其特点是将重心放在企业端，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将成果转化到企业。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复旦微电子、置信电气、杉杉科技等一批科技企业伴随“科技18条”成长起来。 长江国弘研究总监殷伟回忆，当时成果转化初现苗头，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已能在企业担任顾问或参与横向课题研究，但邀请他们共同创业仍颇具挑战，高校院所对此也持相对保守态度。到了2012年左右，随着高校院所的实验设备和课题研究逐渐与产业需求同步，部分科研人员开始探索创业之路。尽管如此，他们大多保持低调且不愿意自己牵头，担心一旦被校内圈子知晓或者参与的公司创业失败，会被贴上“异想天开、不务正业”的标签。 真正的“破冰”，源于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改革创新的“三部曲”。 2014年，上海率先实施了关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三权下放”，即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到高校和科研院所；2015年，上海“科技22条”进一步明确“三权下放”，奖酬金可以提高到70%，并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也列为人才政策的重要内容；2017年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将促进和规范科技成果转化上升到法规范畴，并在2017年、2021年和2024年先后出台三轮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在2023年推出《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此外，上海在建设技术转移生态方面也采取了系列举措，例如在1993年成立上海技术交易所，2015年成立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2020年上海技术交易所正式开市，2023年提出培育高质量孵化器，2024年成立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等。 成果转化的热潮很快兴起。殷伟指出，刚开始的几年更像是一个“交学费”的成长过程，由于缺乏专业化的机构支持，市场上夹杂了一些泡沫。但现在，他认为这是成果转化的黄金时期，无论是高校院所的激励措施，还是政府、产业界和金融领域的支持与合作，都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 以他所在的投资机构为例，提供的不仅是资金支持，还包括人才推荐、创业指导以及下游客户引荐等多元化服务，帮助科研人员把最稀缺的精力聚焦在核心技术研发、产品定义和市场需求上。 建设技术转移生态进行时 政策出台可能迅速见效，但想要营造一个体系化的生态，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2024年10月《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4-2027年）》印发，这是2017年、2021年后的第三轮三年行动方案，也是上海最新的成果转化政策。 上海市科委科技成果转化与孵化器建设处处长张励介绍，新一轮行动方案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坚持树立“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不转化是最大损失”的理念，力求进一步提高成果转化效率。 受访专家分析，该方案的重点是形成体系化实施、场景化驱动、要素融合发展的技术转移生态，并将其细分为六大方向实施具体行动。与前两轮相比，突出深化改革与政策落地、强化场景驱动与要素融合、深化价值认同与生态共育，加大部门协同与政策供给。 ——成果转化改革攻坚。针对科研事业单位高质量成果供给不足、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不畅、政策落地不到位等问题，坚持改革创新，加强共识、应转尽转，推动重点领域持续产出高质量成果，畅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 ——企业创新加速。针对企业创新活力不足、产学研合作规模有待扩大、企业对创新要素配置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坚持需求导向，加速以需带供、以转带孵、以转促投，支持企业深度参与成果转化、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资本赋能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质量的成果转化载体。 ——技术转移伙伴赋能。针对技术转移机构规模不大、能力不强、与创新主体联结不紧密等问题，对标国际、基于国情，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服务能级，“守护”科研人员成果转化、孵化，大力发展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平台、加速打造创业孵化服务体系。 ——技术经理人专精培育。针对技术经理人队伍政策体系不健全、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坚持价值导向，推动形成技术经理人培育、使用、集聚、激励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加速专业化、职业化、规模化，深化实施技术经理人引育工程、加强优秀技术经理人政策激励、建立技术经理人职业化发展通道。 ——技术要素市场联通。针对链接国际国内技术要素市场节点作用发挥不够、能级有待提升等问题，坚持全球视野，加快国际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技术交易规模拓展，建设专业化技术与知识产权交易场所、培育长三角一体化技术要素市场、建设全球技术交易服务网络。 ——转化生态协同共建。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遵循转化规律，强化政策引导，在组织实施方面加速全局性、全要素力量协同，形成更大合力、优化管理与服务、加强氛围营造。 每一次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都是对创新精神的致敬，每一次“纸变钱”的飞跃都是对改革探索的回报。改革永远在路上，每一步都是新的起点。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征途上，上海正全力以赴，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