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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6年中国临床肿瘤学年度新进展学术研讨会暨 Best of CSCO 2026 China （BOC）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盛大召开。作为全国临床肿瘤学领域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学术盛会，立足国际前沿、聚焦本土临床实践，系统梳理年度肿瘤学重磅研究、技术进步与观念更新，搭建起国际、国内肿瘤学术成果交流、临床与科研深度融合的高端平台。值此会议之际，医脉通特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方维佳教授系统梳理肝细胞癌（HCC）领域年度前沿进展、解读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厘清临床诊疗优化路径与科研发展方向。 方维佳教授现场报告 医脉通：近年来，以免疫治疗为基础的系统治疗使得晚期HCC疗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能否请您为我们系统梳理一下晚期肝癌系统治疗的迭代发展历程，以及各阶段治疗模式的核心特点与临床突破？ 方维佳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非常荣幸能在本次BOC大会肝癌专场上与各位同道交流。本次专场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许丽霞教授以宏观、前瞻视角梳理HCC领域整体研究进展，北京协和医院赵海涛教授则从外科、介入学科维度，阐述了HCC局部治疗联合系统治疗取得的重大突破。我则立足肿瘤内科视角，结合内科临床实践，围绕HCC系统治疗的重大进展，系统梳理了从一线免疫联合方案到后线新型疗法的演进脉络。 回顾HCC的治疗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条"前期进展缓慢、后期突飞猛进"的发展轨迹。2007年至2017年的十年间，索拉非尼是唯一获批的一线治疗药物，晚期患者的生存获益十分有限，中位总生存期（OS）不足一年。自2017年起，HCC系统治疗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以仑伐替尼为代表的靶向治疗药物，以及以PD-1/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药物相继问世，多种新药及其联合方案为HCC患者带来了全新的治疗选择。如今，无论是在不可切除肝癌、潜在可切除肝癌，还是在转化治疗领域，系统治疗联合手术及介入治疗均已展现出显著的临床价值。即便在对照组采用索拉非尼的临床研究中，通过全程管理的优化，患者的中位OS也已延长至15个月甚至20个月以上。这一进步不仅源于一线系统治疗的突破，更得益于后线靶向与免疫治疗的序贯应用。 从系统治疗模式来看，其发展经历了从单药靶向治疗、单药免疫治疗，到靶免联合治疗、双免疫联合治疗，再到当前靶免联合化疗的迭代演进。在探讨这些系统治疗进展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多学科协作（MDT）在HCC全程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作为肿瘤内科医生，我们与外科、介入科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本届BOC会议上所呈现的诸多研究进展，正是由中国顶尖内、外科专家共同引领的临床研究推动的。目前，已有27种新药联合方案应用于HCC的治疗，经典的靶免联合方案（如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持续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重要成果，这些均是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不断深化的有力佐证。 此外，在强调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联合的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忽视抗病毒治疗、保肝利胆治疗等基础支持治疗的关键作用。这些措施是保障HCC患者接受系统治疗、实现转化治疗及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基石。 综上所述，系统治疗的持续突破、多学科协作的深度融合以及全程管理的不断优化，共同为HCC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机会、转化机会与长期生存的可能。 医脉通：BOC会议集中展示了全球肿瘤领域的年度顶尖研究成果与重大临床突破。能否请您结合本次会议热点，为我们分享今年肝癌系统治疗领域涌现出的重磅研究与突破性进展，以及这些成果对当前临床诊疗格局的革新意义？ 方维佳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肝癌患者占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部分，且多数伴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基线条件相对较差。然而，近年来中国肝癌领域的外科、介入及内科专家已跻身世界顶尖行列，并引领了多项创新性临床研究。这些研究针对不同患者群体，催生了多种创新药物联合方案，以及介入与外科手术相结合的经典治疗模式。 每年CSCO指南的更新及CSCO年会都会呈现全新研究成果，同时持续优化经典治疗方案在中国人群中的应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研究由中国专家主导设计，在护肝、抗病毒治疗以及免疫治疗对乙肝病毒感染患者的应用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从今年的进展来看，CARES-336研究为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及TACE在符合TACE治疗条件的不可切除HCC中增添了有力证据，进一步拓展了免疫治疗在中晚期HCC中的应用边界；HIMALAYA研究的6年随访数据进一步巩固了STRIDE方案（曲麦利尤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的地位；III期SINOVA研究评估了中国自主研发的抗CTLA-4抗体IBI310（伊匹木单抗N01）联合信迪利单抗一线治疗不可切除HCC的疗效，结果显示其中位OS达44.0个月。此外，在细胞治疗领域，靶向GPC3的装甲型CAR-T（Ori-C101）在经多线治疗的晚期HCC中显示出快速且持久的缓解。 展望未来，我们不仅有免疫及靶免治疗持续生存获益的好消息，更在靶免治疗中观察到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方案对伴大血管侵犯患者的良好疗效。对于一线靶免或免疫治疗进展后的二线治疗，虽然目前选择有限，但针对未接受过靶免治疗的患者，已有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国学者正持续努力，不仅在一线治疗中追求更优疗效，更致力于为一线经典靶免或免疫治疗进展后的患者，根据其个体化特征，在局部治疗加持下，提供更多临床用药选择，从全程管理角度为患者带来更多生存获益与治疗希望。 医脉通：立足当前肝癌系统治疗的研究现状与临床诊疗需求，想请您展望未来，肝癌系统治疗将朝着哪些核心方向突破发展？ 方维佳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历届CSCO学术年会、CSCO指南会及BOC会议均为重要学术交流平台，与会者可通过这些渠道学习前辈专家及中国HCC领域领军学者的观点与展望。在已有众多优质治疗选择的基础上，HCC未来应向哪些方向发展？结合秦叔逵院长，樊嘉院士、滕皋军院士，周俭院士，蔡建强院长，陈敏山教授等多位专家的展望，我认为核心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程化管理与MDT综合诊治。我们需要为不同疾病状态的患者设计个体化临床研究，综合考量肿瘤大小、数量、甲胎蛋白水平、凝血酶原时间等多项指标，实现精准分层与治疗。 第二，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从临床医生的角度，我们始终将"以疾病为链条"作为核心框架。无论是注册研究（IST）、研究者发起的研究（IIT），还是日常诊疗实践，都应在此框架下开展。 第三，加强全国协作与诊疗均质化。通过全国各大医院之间的协作，更新治疗理念，使相对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获得治疗机会。CSCO指南具有高度的可及性和落地性，通过CSCO巡讲及经验分享，将指南理解传递给广大医生和患者。 第四，借助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手段。利用电子信息化平台及AI技术，加强科普宣传与治疗理念普及，促进医患合作，为病人提供更多治疗机会，并鼓励更多患者参与临床研究。 第五，推动新药研发与个体化治疗。未来将有更多创新药物和个性化治疗理念涌现。HCC已逐步摆脱"癌中之王"的标签，我们将通过更优的研究设计，在顶级专家的顶层规划引领下，为病人带来更多治疗获益。 专家简介 - 方维佳教授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研究方向：实体瘤创新细胞治疗临床与转化研究 研究成果：主持实体瘤细胞治疗注册与 IIT 临床研究 10 余项，入组病人逾 170 例;主持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2 项，科技部重点研发子课题 2 项，2030 重大项目子课题骨干2项，浙江省重点研发 3 项，在Nature Cancer, Molecular Therapy, Cell Rep Med, J Immunother Cancer, npj Precision Onco发表论文20余篇， 2023 年 ESMO Mini Oral, 2024 年ASCO Rapid Oral 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及继教肿瘤专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肝癌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药促会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胆道肿瘤专委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放射介入专委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老年肿瘤防治专委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委会委员 浙江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医疗专委会委员 浙江省医学会肿瘤化疗与生物治疗学分会副主委 浙江省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委会副主委 浙江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专委会副主委 临床肿瘤学杂志常务编委 香港大学访问学者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 撰写：Aurora 审核：方维佳教授 排版：Liberos 执行：Aurora 医脉通是专业的在线医生平台，“感知世界医学脉搏，助力中国临床决策”是平台的使命。医脉通旗下拥有「临床指南」「用药参考」「医学文献王」「医知源」「e研通」「e脉播」等系列产品，全面满足医学工作者临床决策、获取新知及提升科研效率等方面的需求。 本平台旨在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传递更多医学信息。本平台发布的内容，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该等信息被用于了解医学信息以外的目的，本平台不承担相关责任。本平台对发布的内容，并不代表同意其描述和观点。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权利人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快处理。

提起肝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依然是： 发现晚、进展快、能用的药不多。 但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年前，再看看今天的肝癌治疗版图，会发现这条赛道已经彻底变了。 过去，晚期肝癌的系统治疗主要依赖索拉非尼等靶向药；如今，PD-1/PD-L1抗体、CTLA-4抗体、抗血管生成药物和局部介入治疗正在被重新排列组合。更前沿的GPC3 CAR-T、双特异性抗体、ADC甚至靶向放射性药物，也开始进入临床。 然而，肝癌管线并不是一路高歌猛进。 有的方案成功延长总生存期，正式成为一线治疗；有的方案虽然把肿瘤控制得更久，却没能真正让患者活得更久；还有产品临床数据并不差，却连续倒在生产和监管环节。 这可能是目前肝癌药物研发最真实的状态： 从“有没有药可用”，进入“谁能真正带来长期生存”的淘汰赛。一、第一条主线：双免疫治疗正式进入一线核心竞争区 2025年4月，美国FDA批准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细胞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这一批准来自III期CheckMate-9DW研究。研究共纳入668名此前未接受晚期系统治疗的患者，对照组采用仑伐替尼或索拉非尼。结果显示，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能够改善总生存期。 这套方案的关键，不是简单地把两个免疫药叠加在一起。 纳武利尤单抗阻断PD-1，相当于解除已经进入肿瘤区域的T细胞“刹车”；伊匹木单抗则阻断CTLA-4，更偏向在免疫反应启动阶段扩大T细胞动员。 两者联合，相当于同时解决： 免疫细胞能不能被充分激活； 激活后的免疫细胞能不能持续攻击肿瘤。 这使晚期HCC一线治疗进一步形成“三强竞争”： 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 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替西木单抗，即STRIDE方案； 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这意味着什么？ 肝癌的一线治疗已经不再只是“选哪一个靶向药”，而是需要综合考虑： 患者是否存在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或出血风险； 是否适合抗血管生成治疗； 肝功能储备情况； 自身免疫疾病史； 是否需要更高的肿瘤缓解概率； 对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耐受能力。 换句话说，未来真正重要的不是哪套方案“统一打天下”，而是找到哪一类患者最适合哪一种联合策略。二、第二条主线：免疫治疗开始向中期肝癌和TACE场景前移 对于不能手术、但肿瘤主要局限于肝脏的中期HCC患者，经动脉化疗栓塞，也就是TACE，长期以来是重要治疗方式。 但TACE存在一个明显问题： 它可以切断局部肿瘤血供、造成肿瘤坏死，却也可能诱导缺氧和血管生成信号，使残余肿瘤重新建立供血。 因此，近年来大量公司开始尝试： TACE负责局部打击，免疫治疗负责全身清除，抗血管生成药物负责阻止肿瘤重新建立血供。 这套逻辑非常漂亮，但临床结果比想象中复杂。1. EMERALD-1：无进展生存改善，但总生存没有同步改善 EMERALD-1研究评估了TACE联合度伐利尤单抗及贝伐珠单抗。 早期结果显示，三联治疗能够延长无进展生存期。公开数据中，度伐利尤单抗加贝伐珠单抗联合TACE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约为15.0个月，而单独TACE组约为8.2个月。 但在2026年更新的分析中，这种PFS改善并未转化为明确的总生存优势。 这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 肿瘤晚一点进展，不一定等于患者最终活得更久。 可能的原因包括后线治疗交叉、患者筛选不足、TACE操作差异，以及联合治疗毒性对肝功能的影响。2. LEAP-012：曾经看到PFS信号，但最终因OS不足而终止 LEAP-012研究测试帕博利珠单抗、仑伐替尼联合TACE。 该方案曾经显示出无进展生存获益，但默沙东和卫材在2025年宣布终止这项后期研究，因为中期分析提示其不太可能达到总生存期这一关键目标。3. EMERALD-3：STRIDE加TACE仍值得继续观察 2026年ASCO公布的EMERALD-3研究，将STRIDE双免疫框架与TACE进一步结合。公开信息显示，该方案在中期HCC中改善了无进展生存指标，但总生存数据以及最佳获益人群仍需继续随访。行业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 TACE联合免疫治疗并非没有前景，而是不能简单理解为“药越多越好”。 下一阶段的竞争关键可能是： 哪些患者需要一次性TACE，哪些需要重复TACE； 哪些患者属于TACE难治或TACE不适合人群； 治疗应在TACE前、同时还是之后启动； 能否通过影像、AFP、肿瘤负荷和免疫标志物筛选患者； 如何避免治疗过程中肝功能快速下降。 未来中期HCC的治疗，可能不再是“TACE对系统治疗”的二选一，而是一个更精细的动态决策过程。三、第三条主线：围手术期治疗，正在争夺“防复发”这块最大市场 早期肝癌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消融或肝移植获得根治机会。 但“能切掉”并不等于“不会回来”。 肝癌术后复发风险较高，因此，围手术期免疫治疗一直被视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目前，研究方向主要分为三类： 术前新辅助治疗，争取缩小肿瘤并提前激活免疫； 术后辅助治疗，清除微小残留病灶； 术前加术后的围手术期全程治疗。 2025年ESMO披露的CARES-009研究，评估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用于可切除HCC的围手术期治疗，是这一领域的重要III期探索之一。 但这一领域此前已经出现过“早期看起来成功，长期随访后结论动摇”的情况。 这提示行业：肝癌辅助治疗不能只看短期复发曲线 真正有说服力的结果应包括： 复发风险是否长期下降； 总生存期是否改善； 停药后获益是否持续； 是否只是把复发时间向后推迟； 哪些患者真正需要辅助治疗。 对于术后低风险患者而言，过度治疗可能带来免疫性肝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风险，却未必产生足够收益。 因此，围手术期治疗最终能否成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准分层，包括微血管侵犯、卫星结节、肿瘤大小、AFP水平、病理特征和微小残留病灶检测。四、第四条主线：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临床成功后却卡在了CMC 在中国，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已经成为晚期肝癌的重要方案之一。 其国际开发版本由卡瑞利珠单抗联合rivoceranib组成，曾基于积极的III期临床数据向美国FDA申报一线HCC适应证。 但截至2026年7月，这一组合已经第三次收到FDA完整回复函。 最新一次受挫并不是因为FDA否定了其临床有效性，而是与rivoceranib相关生产场地存在缺陷。此前的拒绝也涉及生产和现场检查问题。 这是肝癌管线中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一款药的成功，不只取决于临床数据 从研发角度看，产品获批至少要同时满足： 临床有效； 风险收益比可接受； 生产工艺稳定； 分析方法可靠； 批间一致性可证明； 生产场地符合监管要求； 全球供应链能够持续运行。 对于国内创新药出海而言，这一案例非常值得反思： 临床III期阳性，只是拿到了进入决赛的门票；CMC、检查与全球质量体系，才决定能否真正越过终点线。 因此，这条管线并不能简单定义为“药物失败”，更准确地说，是商业化和全球注册能力尚未完成最后一公里。五、第五条主线：GPC3正在成为肝癌下一代疗法的“黄金靶点” 如果要在肝癌下一代治疗中选出最热门的靶点，GPC3几乎无法绕开。 GPC3是一种胚胎发育相关蛋白，在大量HCC肿瘤组织中高表达，而在多数正常成人组织中的表达相对有限。 这使其同时适合开发： CAR-T细胞治疗； TCR-T或抗体-TCR细胞治疗； CD3双特异性抗体； ADC； 肿瘤疫苗； 靶向放射性药物。 当前GPC3管线已经不再停留在实验室，而是进入多技术路线并行竞争阶段。六、GPC3 CAR-T：实体瘤细胞治疗开始真正冲击肝癌 CAR-T在血液肿瘤中已经证明了强大效果，但在肝癌等实体瘤中面临多重困难： T细胞难以进入肿瘤内部； 肿瘤微环境具有强烈免疫抑制作用； 靶点表达不均一； T细胞容易耗竭； 存在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和脱靶毒性风险。 ECT204是目前较受关注的GPC3靶向细胞治疗之一。 它采用Eureka Therapeutics开发的ARTEMIS细胞受体平台，正在一项I/II期研究中用于晚期GPC3阳性HCC。该项目已完成I期剂量探索并确定II期推荐剂量。2026年，ECT204获得FDA再生医学先进疗法资格。 与传统CAR结构相比，ARTEMIS平台试图模拟更接近天然T细胞受体的激活方式，理论上可能降低过度激活，并改善实体瘤中的持续性和安全窗口。 不过，CAR-T能否在肝癌中取得突破，仍要回答几个关键问题： 缓解能否持续； 是否能清除大体积肿瘤； 是否需要反复输注； 如何克服GPC3阴性肿瘤细胞逃逸； 在肝硬化和肝功能受损患者中是否安全； 复杂的自体细胞生产是否具备商业化可行性。 因此，GPC3 CAR-T目前最值得期待，但还不能过早宣布已经复制了血液瘤奇迹。七、双抗、ADC和放射性药物：围绕GPC3的新一轮“武器竞赛”1. GPC3×CD3双特异性抗体 GPC3×CD3双抗的一端识别肝癌细胞，另一端抓住T细胞，将免疫细胞直接拉到肿瘤旁边。 ORY974等早期GPC3/CD3项目已经验证了这种机制具备临床可行性，但也暴露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疗效持续性和安全窗口等问题。 新一代双抗正在尝试通过降低CD3亲和力、改变给药方式、采用条件激活结构或增加共刺激信号，提高安全性和肿瘤选择性。 此外，GPC3×4-1BB双特异性抗体也受到关注。 这类分子不是直接强行激活所有T细胞，而是试图在GPC3阳性的肿瘤区域提供4-1BB共刺激信号，从而增强局部免疫反应，并减少全身免疫激活。相关产品已进入早期临床开发，并获得FDA快速通道资格。2. GPC3 ADC ADC可以被理解为“带有制导系统的化疗药”。 抗体负责寻找GPC3阳性肝癌细胞，连接子和细胞毒载荷负责在肿瘤内部释放杀伤作用。 2026年ASCO公布了GPC3 ADC MRG006A的首次人体I/II期初步研究信息；包括ZW251在内的其他GPC3 ADC也已进入临床。 ADC在HCC中的优势是生产和使用方式相对接近常规抗体药，不需要像自体CAR-T那样进行患者个体化制造。 但它同样面临挑战： HCC患者肝功能本身可能受损； ADC载荷和代谢产物可能增加肝毒性； GPC3表达存在异质性； 抗体能否充分进入实体瘤仍是问题； 不同连接子和载荷将决定治疗窗。3. 靶向放射性药物 另一个新方向是将放射性核素连接到GPC3靶向分子上。 其逻辑是让药物准确找到GPC3阳性肿瘤，再在局部释放高能粒子，直接造成DNA损伤。 与ADC相比，放射性药物产生的辐射可能对附近靶点表达较低的肿瘤细胞形成“交叉火力”，理论上更有机会应对肿瘤异质性。 但这种路线仍处于非常早期阶段，需要关注骨髓抑制、肝脏辐射剂量、放射性同位素供应和生产配送体系。八、最容易被忽视的方向：肝癌需要的不只是“更强免疫”，而是破解免疫耐药 目前肝癌免疫治疗最大的瓶颈之一，是仍有大量患者无法获得持续缓解。 原因可能包括： Wnt/β-catenin通路激活导致T细胞难以进入肿瘤；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产生免疫抑制； VEGF促进异常血管和免疫排斥； TGF-β抑制免疫细胞功能； 肿瘤抗原表达不足； 肠道菌群、肝硬化病因和基础炎症状态影响疗效。 因此，下一代免疫管线正在从“再加一个PD-1抗体”，转向更复杂的组合： PD-1联合TGF-β通路抑制； PD-1联合LAG-3、TIGIT等新检查点； 免疫治疗联合肿瘤疫苗； 双抗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 细胞治疗联合淋巴清除或局部治疗； 靶向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和髓系抑制细胞。 真正有机会胜出的产品，未必是免疫激活最强的药，而可能是最准确地解决某一种耐药机制的药。九、2026年的肝癌管线，出现了三个清晰分水岭分水岭一：从PFS竞争转向OS竞争 越来越多研究证明，改善无进展生存期并不足以保证总生存获益。 对于TACE联合和围手术期治疗，监管机构和临床医生会越来越关注： 是否真正延长生命； 是否保住肝功能； 是否影响后续治疗； 患者报告结局是否改善。分水岭二：从“所有患者一起治疗”转向生物标志物分层 目前肝癌免疫治疗仍缺少像肺癌EGFR突变那样清晰的治疗标志物。 未来需要建立更可靠的分层体系，例如： GPC3表达； AFP水平； Wnt/β-catenin状态； 免疫细胞浸润； 循环肿瘤DNA； 病毒性和非病毒性肝癌病因； 肿瘤负荷及肝功能储备。 没有精准筛选，再复杂的联合也可能只是增加成本和毒性。分水岭三：从临床数据竞争转向全链条能力竞争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rivoceranib的监管经历说明： 全球化产品不仅要有临床数据，还必须具备： 可复制的生产工艺； 稳定的质量标准； 经得起检查的生产场地； 全球临床和药物警戒体系； 足够成熟的注册策略。 这对ADC、双抗、细胞治疗和放射性药物尤其重要，因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和质量控制复杂度远高于传统小分子。十、哪些肝癌管线最值得继续盯？ 从现阶段成熟度和潜在影响来看，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四类。第一梯队：一线双免疫方案 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已经获批，未来重点是如何与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STRIDE方案进行患者分层。 这是一场已经进入临床实践的竞争。第二梯队：TACE联合系统治疗 这一方向有明确的生物学基础，也已经显示PFS信号，但OS结果并不稳定。 未来成败将取决于患者筛选和治疗节奏，而不是简单增加药物数量。第三梯队：围手术期免疫联合 市场空间巨大，但必须用长期复发和总生存数据证明价值。 短期阳性不代表最终成功。第四梯队：GPC3新药 包括CAR-T、抗体-TCR、双抗、ADC和放射性药物。 这是最有可能产生“非传统突破”的领域，但多数产品仍处于早期临床，风险和淘汰率也最高。结语：肝癌治疗的下一次突破，可能不再来自另一款普通PD-1 过去十年，免疫治疗和抗血管生成治疗已经让晚期肝癌从“药物荒漠”走向多方案竞争。 但下一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困难： 不是让更多患者短期肿瘤缩小，而是让缓解持续更久； 不是把更多药机械地叠加，而是找出真正需要联合治疗的人； 不是只在影像上延缓进展，而是延长生命、保住肝功能和生活质量。 双免疫治疗已经证明自己可以进入一线。 TACE联合正在经历PFS与OS的严峻考验。 围手术期治疗正在争夺防复发市场。 GPC3 CAR-T、双抗、ADC和放射性药物，则可能决定肝癌治疗的下一次技术跃迁。 对于患者而言，这意味着选择正在增加。 对于药企而言，这意味着竞争刚刚进入最残酷的阶段。 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真正的赢家不会是“概念最新”的管线，而会是那个同时跨过： 疗效、安全性、患者筛选、生产质量和商业化落地五道关卡的产品。 **特别说明：**本文用于疾病与药物研发信息科普，不构成诊断或用药建议。肝癌治疗需要综合肿瘤分期、肝功能、出血风险、基础肝病和既往治疗，由专业医生制定个体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