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iglipron

250家药企，近一半会在前两轮筛掉，即便跑到临床III期，窗口一旦关闭，前面烧掉的钱也回不来——GLP-1这条赛道的淘汰，不是缓慢的出清，而是同一套逻辑反复执行四遍。 2026年3月20日，司美格鲁肽在中国的核心化合物专利正式到期，直接把国内GLP-1赛道的玩家数量从百余家推向近250家。但数量暴涨的同时，淘汰的筛子已经在转了。 业界预测最终活下来的不超过20家，这背后不是随口说的行业直觉，而是一条从触发起点到终局的完整淘汰链，每一步都有明确的事实支撑。 淘汰的起点，专利悬崖逼出了拥挤 引发药企集体冲向GLP-1的，不是某个新靶点突破，而是一堵墙塌了。 司美格鲁肽专利到期的信号其实很早就开始释放。2025年12月底，诺和诺德率先在四川、云南等省级药品采购平台大幅下调司美格鲁肽挂网价，降幅接近50%。 紧接着2026年1月1日，礼来替尔泊肽降糖版纳入了国家医保，月治疗费用最低被压到了324元，较上市初期降幅超过80%。动作密集又果断——这不是偶然的价格调整，是两大原研巨头在专利到期前主动重新划定了赛道的地板价。 但真正让所有人同时冲向起跑线的，是2026年3月20日。丁香园Insight、多家券商医药行业分析均把这天定为GLP-1赛道从“早期小范围探索”转向“全行业扎堆布局”的唯一时间分界点。 从这天算起，公开信息显示国内提交司美格鲁肽仿制药上市申请的企业很快就超过10家，仿制药处于III期临床阶段的也超过10家，而据PharmCube统计，到2026年9月，中国已经有近250家公司在做GLP-1相关药物研发。 人齐了，筛子就落下来了。 四张过滤网，每一次都在重复同一套规则 第一轮淘汰的是早期研发阶段不达标的管线。标准很直白：没有差异化分子设计、临床前进度落后、或者早期安全性数据出问题。辉瑞的lotiglipron和danuglipron先后因为肝酶升高、受试者停药率超过50%被砍掉，安进今年也关闭了AMG786和AMG513两款尚处I期的GLP-1管线。 通化东宝更直白，在2026年半年报中主动终止了口服GLP-1新药THDBH110，公告给出的理由是“与同类产品相比开发进度偏慢，未形成明确临床获益优势或差异化定位”，这个项目累计投进去5844.87万元，全额计提减值。 多款口服小分子GLP-1药物研发进展汇总 第二轮是临床II期安全性或疗效不达预期。辉瑞的danuglipron就是典型——出现药物诱导性肝损伤病例后直接终止。Terns Pharmaceuticals的TERN-601在II期临床中，11.9%的受试者因不良反应停药，肝酶升高风险随之暴露，最终研发被叫停。 罗氏今年二季度也终止了GLP-1/GIP双激动剂CT-868的开发，尽管II期拿到了积极数据，但未达到公司内部评估的最优标准。这一轮的淘汰强度更大，进一步压缩了玩家数量。 第三轮才是最残酷的——III期竞争窗口关闭。根据南方周末绿色研究中心的半年报统计，截至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GLP-1在研管线已达131条，其中24条递交了上市申请，进入III期临床的管线多达47条。这47条里面，很多是已上市产品在拓展新适应症，而非新人上桌。 真正留给后来者的窗口极窄：诺和诺德和礼来已经占据全球GLP-1减重市场90%以上份额，后来者要挤进去，不是靠仿制，也不是跟风双靶点，而是得拿出一套对方没覆盖的东西。跑不出来临床差异化数据的，窗口一关，直接出局。这一环，是整个链条上淘汰最多的一步。 GLP-1及双三靶类药物管线阶段分布统计 最后一关是商业化的全面出清。同质化产品集体撞上价格战，产能投下去、成本收不回来。PD-1赛道已经演过一遍：大批企业入局，最终稳定存活的只是少数。GLP-1现在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 丽珠医药新建产线设计年产能高达4000万支，华东医药投下2.02亿元扩建多肽原料药车间，仿制药产能还没完全释放，定价预期已经被原研药的价格下调压在了一个极窄的区间里。 产品上市就面临“上市即边缘化”的风险，在这个环节还能撑住的，将是少数具备明确竞争优势的企业。 整条传导链从2026年3月专利到期算起，预计走完所有环节需要约2到2.5年，到2028年前后完成全面出清。目前只是走完了早期研发和II期临床两个前置淘汰阶段，真正的硬仗还没到。 能不能活下来，不在于跟不跟得上，在于绕不绕得开 赛道拥挤到这种程度，已经有一批企业选择不按通用淘汰规则走，而是直接绕路。 恒瑞医药是所有绕路者里策略最系统的一个。 它没有参与注射GLP-1的红海，而是直接切入口服小分子（HRS-7535），同时布局了慢性肾脏病这个全球尚无口服GLP-1获批的适应症，还把“高血压合并超重/肥胖”的III期临床做到了国内唯一，形成了降糖、减重、降压“一药三吃”的差异化矩阵。 恒瑞HRS-7535药品研发详情公开页面 管线海外权益已经授权给美国Kailera，恒瑞自己操盘国内市场。 华东医药的打法是进细分共病赛道。旗下HDM1005注射液获监管批准用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合并肥胖或超重人群，没有去跟司美格鲁肽或替尔泊肽在通用减重适应症上正面拼疗效数据。 甘李药业则靠长效制剂的差异化起跳：博凡格鲁肽采用每两周给药一次的设计，绕开了每周注射的同质化竞争，同时依托胰岛素基本盘的海外渠道，3款胰岛素已在欧盟获批上市，全球化布局为GLP-1管线提供了区域对冲。 BioLife的路径更偏技术壁垒——其首创的泡腾口服肽递送技术获得了美国专利，覆盖全部GLP-1类别，保护期至2042年，走通了口服给药的另一条技术路线。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不在于研发投入有多重，而在于它们的策略不是“做得更好”，而是“不在同一个维度上竞争”。 沙利文的预测也支持赛道主体容量随市场扩容而提升的逻辑，预计2030年中国GLP-1药物年复合增长率达40.6%，但问题在于，目前已经有47条管线进入III期临床，这个数字本身就意味着竞争的激烈程度超出了预期。 最终，能活下来的，大概率不是最会做仿制药的，也不是最先递交上市申请的，而是在2027年III期窗口彻底关闭之前，拿出一套别人没法简单复制的临床组合或商业化网络的。这个规则现在已经在兑现了。

在医药领域，MNC从来不缺钱，也不缺科学家。 它们拥有全球顶尖的研发团队、庞大的临床资源、成熟的商业化体系以及数以百亿计的研发预算。 但医药行业有一个残酷的规律： 越是庞大的公司，越难押中下一代技术。 因为真正颠覆行业的技术，往往诞生在大公司最不擅长的地方——一个看起来不成熟的平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Biotech、一条尚未被验证的技术路线，或者一个当时看起来“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治疗领域。 等到数据已经足够漂亮、市场已经足够巨大时，MNC往往又不得不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重新买回曾经擦肩而过的机会。 曾经离风口那么近，却没有在最正确的时间押下筹码。 以下，盘点MNC在创新药历史上的十大意难平。1、艾伯维的TCE 如果说过去几年肿瘤药最确定的技术趋势之一是什么？ TCE（T-cell engager）一定算其中之一。 而艾伯维，其实很早就看到了双抗的可能性。 2007年，时任雅培科学家吴辰冰团队开发出了DVD-Ig（Dual-Variable Domain Immunoglobulin）双特异性抗体平台。2013年雅培拆分后，这套平台也成为艾伯维早期双抗布局的重要技术基础。 艾伯维曾经围绕这一平台推进过多个双抗项目，包括IL-1α/IL-1β、TNF/IL-17以及VEGF/DLL4等方向。 问题在于： 平台很早，真正的技术路线却未必正确。 DVD-Ig复杂的结构设计带来了分子量、PK以及成药性方面的挑战，一批项目最终未能走向商业化。 更尴尬的是，当CD3 TCE逐渐成为血液瘤领域的超级风口时，艾伯维早期自研平台并没有形成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临床产品。 于是，艾伯维开始从“自己做”转向“外面买”。 2020年，艾伯维与Genmab达成合作，引进DuoBody平台，并共同开发Epcoritamab（Epkinly）。 2023年，Epcoritamab获FDA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DLBCL，艾伯维终于在CD20×CD3双抗赛道站稳脚跟。 随后，艾伯维又通过Teneo获得了BCMA×CD3双抗ABBV-383。 从“自研平台”到“合作开发”，再到“大举BD”，艾伯维最终还是回到了TCE赛道。 但最大的意难平在于： 艾伯维不是没看到TCE，而是看得太早，却没有把最正确的技术路线坚持到最后。2、诺华的CAR-T 如果评选过去十几年MNC最接近“改写医学史”的一次下注，诺华的CAR-T绝对名列前茅。 2012年，诺华与宾夕法尼亚大学Carl June教授团队建立合作，获得CTL019相关权益。 这是一次极具前瞻性的下注。 2017年，Kymriah（tisagenlecleucel）获FDA批准，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CAR-T疗法。 诺华甚至一度站在了细胞治疗商业化的最前沿。 但问题很快出现： CAR-T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药”。 它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化的生产体系。 采血、细胞运输、病毒载体转导、体外培养、质检、回输……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患者最终接受治疗。 诺华也为此搭建了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CAR-T生产网络。公司后来披露，其Kymriah商业化生产网络覆盖多个大洲。NNovartis+1 但商业化的现实并没有像传统重磅药物一样美好。 高昂的治疗费用、复杂的供应链、漫长的“vein-to-vein”周期，以及不同产品之间的疗效和生产效率差异，都成为CAR-T大规模商业化的巨大挑战。 更重要的是： 诺华虽然最早把CAR-T带进了商业世界，却没有成为整个细胞治疗时代最大的赢家。 后来，市场逐渐从第一代自体CAR-T走向更高效的生产模式、更短的制造周期，以及异体CAR-T、体内CAR-T等下一代技术。 诺华依然拥有深厚的细胞治疗积累，但最初那个“我们可能定义整个细胞治疗时代”的想象，并没有完全兑现。 所以诺华CAR-T最大的意难平不是： “我们没有CAR-T。” 而是： “我们明明是第一个，却没有一直保持第一。”3、罗氏的ADC 2013年，Kadcyla（T-DM1）获批。 对于罗氏来说，这是ADC历史上的里程碑。 HER2抗体、DM1毒素、可控的DAR值…… Kadcyla的成功证明了ADC可以成为实体瘤治疗的重要武器。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成功有时候是创新最大的敌人。 当第一三共开始推进DS-8201（Enhertu）时，其核心设计理念与传统ADC已经明显不同： 更高的DAR、更强的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载荷、更强的旁观者效应，以及更加优秀的payload设计。 而Enhertu后来在HER2阳性乳腺癌等领域展现出的临床数据，证明ADC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技术世代。 2022年之后，Enhertu在多个关键研究中的表现不断扩大其相对于Kadcyla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 Enhertu把HER2从“HER2阳性”进一步带向了HER2-low。 一个新的患者群体被打开。 一个原本并不被传统HER2药物充分覆盖的市场，突然变成了ADC时代最大的战场之一。 罗氏不是没有ADC。 恰恰相反，罗氏拥有最早一批商业化ADC的经验。 但它的意难平就在于： 它太早证明了ADC能成功，却没有及时意识到下一代ADC已经不是同一种技术。 后来，罗氏开始通过BD和合作重新补课。 从MediLink到Innovent，再到更多下一代ADC合作，罗氏正在努力重新夺回ADC赛道的话语权。羅羅氏醫藥 只是这个故事告诉所有MNC： 上一代技术的王者，未必天然拥有下一代技术的船票。4、赛诺菲的mRNA 新冠疫情把mRNA从一个相对小众的技术路线，直接推到了全球医药行业的聚光灯下。 但在疫情爆发之前，赛诺菲并不是完全没有mRNA布局。 2018年，赛诺菲就已经与Translate Bio建立mRNA疫苗合作。 2020年，双方进一步扩大合作，并推进COVID-19 mRNA疫苗项目。 所以赛诺菲真正的意难平，并不是： “我们完全没看到mRNA。” 而是： “我们看到了，却没有跑赢。” 疫情初期，赛诺菲同时押注传统重组蛋白疫苗路线和mRNA路线。 而辉瑞/BioNTech、Moderna凭借成熟的mRNA平台迅速推进临床。 等到赛诺菲的mRNA候选产品进入临床时，疫苗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2021年，赛诺菲与Translate Bio启动mRNA疫苗Phase 1/2临床试验。 但此时，全球第一批mRNA疫苗已经上市。 赛诺菲最终没有成为COVID-19 mRNA疫苗的头部玩家。 随后，赛诺菲进一步收购Translate Bio，以约32亿美元的股权价值将mRNA平台收入囊中。 这场战役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在于： 赛诺菲不是没有技术，也不是没有钱，更不是没有合作对象。 只是当技术真正爆发时，它没有比竞争对手更快。 而在疫情这种极端环境下： 快一步，就是一个时代；慢一步，就是另一个时代。5、辉瑞的GLP-1 如果说MNC历史上最经典的“曾经拥有机会，却亲手放下”，辉瑞的GLP-1故事很可能排在前列。 GLP-1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概念。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科学家就已经开始探索GLP-1在糖尿病治疗中的潜力。 辉瑞当年也曾参与相关研究。 但在那个时代，GLP-1更像是一个需要长期注射、市场空间有限的糖尿病治疗概念。 没有人想到： 二十多年以后，它会成为全球医药史上最大的商业风口之一。 诺和诺德和礼来后来通过长期研发，把GLP-1从降糖药一步步推进成了全球爆款减重药。 而辉瑞真正重新杀回这个赛道时，已经晚了。 辉瑞随后尝试通过口服小分子GLP-1弯道超车，但Lotiglipron因为肝毒性信号终止，Danuglipron也在耐受性和剂型开发方面经历重大挑战。 最终，辉瑞开始重新依赖外部BD。 2025年，辉瑞宣布收购Metsera。 交易最终于2025年11月完成，交易价值约70亿美元，并附带最高约20.65美元/股的或有价值权。Metsera带来了包括MET-097i在内的一系列临床阶段肥胖症候选药物。輝輝瑞+1 这一次，辉瑞终于决定： 不再错过GLP-1。 但如果回到三十年前，谁又能想到： 当年一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肠促胰素通路， 后来会成为全球药企争夺最疯狂的赛道？ 这可能是辉瑞最经典的一场： “我本来可以更早。”6、默沙东的ADC 如果说罗氏是ADC第一代王者，那么默沙东则是一个典型的： “看懂了以后，直接用钱买门票。” 默沙东并不是ADC领域的传统先行者。 真正让其大举进入ADC核心赛道的，是与第一三共的合作。 2023年，默沙东与第一三共达成全球合作，围绕三款DXd ADC展开共同开发和商业化。 这笔交易的规模非常夸张： 40亿美元首付款，未来潜在付款最高可达220亿美元。 MMerck.com 为什么愿意付这么多钱？ 因为默沙东知道： ADC已经从一个“热门技术”，变成了肿瘤药研发的基础设施。 尤其是DXd平台的成功，让ADC不再只是一个靶向递送毒素的传统概念，而成为可以不断更换靶点、payload和linker的技术平台。 所以默沙东的意难平，不完全是“错过ADC”。 而是： 等到确认这条路一定对的时候，最好的资产已经贵到买不起了。 但这也是MNC最典型的生存逻辑： 自己没有押中？ 那就花钱买。 别人花十年研发出来的技术，MNC最后可能只需要一张支票。 只是这张支票，越来越贵。7、GSK的肿瘤免疫 过去十多年，肿瘤药最大的技术革命之一，就是免疫治疗。 PD-1、PD-L1、CTLA-4…… 一批原本属于Biotech和学术界的概念，最终改变了全球肿瘤治疗格局。 但GSK在这一轮浪潮中的表现，一度并不突出。 相比默沙东Keytruda、BMS Opdivo建立起来的免疫治疗帝国，GSK更长时间的核心优势仍然集中在疫苗、呼吸以及免疫炎症等领域。 后来，GSK通过收购Tesaro获得Zejula以及PD-1抗体dostarlimab等资产，并逐渐重新强化肿瘤业务。 这笔约51亿美元的交易，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典型的“补课”。 因为对于一家拥有全球规模的MNC而言，最难受的从来不是： “我们没有这个产品。” 而是： “我们有研发能力，但这个市场已经被别人教育完了。” 当Keytruda、Opdivo已经建立医生认知、患者认知和商业壁垒时，再进入免疫治疗赛道，打法自然完全不同。 GSK最终选择的是： 不和已经形成绝对优势的玩家硬拼，而是通过外部并购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也是MNC经常面对的选择： 错过第一曲线之后，究竟是继续追赶，还是寻找第二曲线？8、辉瑞的新冠疫苗——其实也有一个更大的“意难平” 辉瑞的新冠疫苗后来成为全球最成功的药品之一。 但如果把时间线拉回2020年，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 辉瑞并没有自己从零搭建完整的mRNA平台。 它选择的是： BioNTech。 这当然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合作。 辉瑞负责全球临床、注册、生产和商业化能力，BioNTech提供核心mRNA技术。 最终，Comirnaty成为全球最成功的COVID-19疫苗之一。 但这件事反过来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真正的颠覆性技术，很多时候并不诞生于MNC内部。 MNC真正强大的地方，是当它意识到机会以后，可以用全球临床、CMC、注册、供应链和商业化能力，把一个Biotech技术迅速放大。 这其实也是一种“意难平”： 不是错过产品， 而是： 为什么最关键的技术创新，往往不在自己家里？ 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十年MNC越来越依赖BD。 因为今天的Big Pharma，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创新放大器”。 创新可能来自Biotech。 但商业化、全球化和规模化，最终还是MNC的主场。9、MNC与RNAi：诺华曾经离“下一个平台”那么近 RNAi曾经也是医药行业最受期待的下一代平台之一。 理论上，只要找到合适的siRNA，就可以通过RNA干扰机制精准关闭某个致病基因。 这听起来非常美。 但RNAi真正商业化的道路异常漫长。 诺华曾经与Alnylam建立过重要合作，围绕RNAi药物开发展开布局。 然而随着合作关系变化，诺华最终退出了部分RNAi资产。 后来，Alnylam逐渐建立起自己的RNAi商业帝国。 从Patisiran到Givosiran、Lumasiran，再到后来一系列产品，RNAi终于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项实验室技术。 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MNC并不是不知道RNAi有价值。 真正的问题是： 在平台技术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究竟应该继续投入十年， 还是及时止损？ 这是所有MNC都会遇到的灵魂拷问。 因为如果坚持了十年却失败： 大家会说你战略失误。 但如果你放弃了，十年后技术成熟： 大家又会说： “你当年为什么不坚持？” 所以所谓意难平，本质上是： 没有任何一家MNC能够准确知道，今天看起来像“未来”的技术，到底是真的未来，还是下一个失败的技术泡沫。10、最意难平的，其实是MNC自己 如果把过去二十年的医药创新史重新看一遍，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 mRNA来自Biotech。 CAR-T来自学术界和Biotech。 ADC的下一代技术来自Biotech。 GLP-1真正做大的，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糖尿病公司。 TCE的突破，也离不开Biotech平台公司。 RNAi同样如此。 而MNC通常是在技术已经被证明之后： 通过合作、授权、并购，把它们收入囊中。 所以MNC最大的意难平，可能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项目。 而是： 为什么我们有最多的钱、最多的人、最多的临床资源，却经常不是最早发现下一个时代的人？ 答案可能很简单。 因为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优势。 但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诅咒”。 一个拥有几百亿美元销售额的MNC，很难像一家只有几十个人的Biotech一样，孤注一掷地押注一个十年后才可能兑现的平台。 MNC需要考虑季度业绩。 需要考虑研发回报率。 需要考虑管线风险。 需要考虑商业化确定性。 需要考虑全球市场。 更需要考虑： 如果我赌错了，董事会会不会让我负责？ 所以，MNC经常会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代技术看不上。 等第一代技术证明成功： 第二代技术又已经被别人拿走。 等到终于决定重仓： 价格已经翻了十倍。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幕又一幕熟悉的故事： 自己研发失败——合作。 合作不够快——授权。 授权太贵——并购。 并购之后——整合。 整合之后——再赌下一代。 这就是医药行业最残酷，也最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没有任何一家MNC可以永远站在风口上。 今天的王者，可能错过明天的技术。 今天被认为“太早”的技术，十年后可能变成千亿美元市场。 而那些曾经擦肩而过的项目，最终都会变成一句： “如果当年……” 这大概就是MNC真正的十大意难平。 不是因为它们没有钱。 不是因为它们没有人才。 而是因为： 在医药创新这场长达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赌局里，最难的从来不是下注。 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下注。 以及更难的： 什么时候应该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