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I-01

各位专家同道好，本期CDM月评（第一百〇三期）将分享近期的门静脉高压诊疗领域6篇文献（诊断监测3篇，多学科治疗3篇）。本期特邀月评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内分泌科王华蔚博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肝病中心蒋秀华博士，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龙艺博士。 01 司美格鲁肽对高肝纤维化风险患者肝纤维化指标与心血管结局的影响：SELECT 随机试验的预设分析 Meyhöfer SM, Cariou B, Cercato C, Colhoun HM, Deanfield J, Long MT, Jeppesen OK, Lincoff AM, Lingvay I, Plutzky J, Newsome PN, Nicholls SJ, Quiroga M, Santini F, Sanyal AJ, Kahn SE; SELECT Trial Investigators. Semaglutide on liver fibrosis and heart outcomes in patients at high risk of liver fibrosis: a prespecified analysis of the SELECT randomized trial. Nat Med. 2026 Apr.  在SELECT试验中，对于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且伴肥胖、但无糖尿病的患者，与安慰剂相比，每周一次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可使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风险降低20%。近日，德国美因茨诺和诺德制药有限公司的Sebastian M Meyhöfer等人在此基础上开展预设次要分析，聚焦SELECT试验中存在显著肝纤维化风险的受试者，评估司美格鲁肽对肝脏相关指标及心血管结局的影响。相关内容发表在Nature Medicine杂志上。 研究在104周随访期间评估肝生化指标，并依据脂肪肝指数（fatty liver index, FLI）评估脂肪变风险。MACE的亚组分析基于基线FIB-4（Fibrosis-4）评分阈值进行分层：FIB-4≥1.3；年龄分层阈值：＜65岁FIB-4≥1.3或≥65岁FIB-4≥2.0；任何年龄FIB-4＞2.67。在上述三类高纤维化风险人群中，司美格鲁肽相较安慰剂的MACE风险降低幅度分别为：降低26%（HR 0.74，95%CI：0.63-0.88；P=0.0004）；降低21%（HR 0.79，95%CI：0.63-0.98；P=0.035）；降低34%（HR 0.66，95%CI：0.39-1.10；P=0.11）。与安慰剂相比，司美格鲁肽使FLI的下降幅度额外增加28%（HR 0.72，95%CI：0.71-0.73；P＜0.0001），提示脂肪肝风险相关指标获得更显著改善。 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存在显著肝纤维化风险的受试者中，司美格鲁肽同样可降低MACE风险，其效应方向与SELECT总体人群一致。 简评丨王华蔚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内分泌科 这项研究是基于SELECT研究的二次分析，在已确诊ASCVD的超重或肥胖但无糖尿病的患者中，评估2.4 mg剂量的司美格鲁肽对肝纤维化高风险人群的心血管保护效应，以及对肝脏相关指标的改善作用。研究采用FIB-4指数进行风险分层，结果显示在FIB-4≥1.3亚组中，司美格鲁肽使重大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风险显著降低26%；在高风险亚组中，司美格鲁肽治疗组MACE降幅具有较明显趋势，但因样本量受限未达统计学显著性。该研究首次在大规模心血管结局的RCT中，通过预设分析证实GLP-1受体激动剂在合并MASLD人群中降低MACE的作用与总体人群基本相当，由此为心肝共管提供了直接证据，并通过对肝脏酶学、体重变化的分析，发现司美格鲁肽可能存在独立于减重的直接肝脏保护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对该类药物作用的理解。 这项研究采用FIB-4等无创指标来评价肝纤维化并进行后续风险分层，尽管FIB-4是评价肝纤维化风险的有效工具，但其诊断准确性仍有限，在识别纤维化时可能出现分类偏移，由于缺乏肝活检这一诊断肝纤维化的金标准，因此研究中对于肝纤维化高风险及治疗后改善的评价停留于间接推断层面。研究人群方面，由于FIB-4＞2.67的高风险亚组仅有509例患者，导致该亚组统计学效力不足，无法得到更为确切的结论，仍有待开展更深入地、纳入更多肝脏疾病谱人群的RCT，以进一步明确GLP-1受体激动剂在该类人群中的治疗效应。 02 选择性靶向内皮和血管周围细胞来源的血管分泌性（angiocrine）ROCK2 可治疗肝纤维化 Hu Y, Yang B, Xiao C, Yang X, Zhang H, Yang P, Du X, Zhang G, Liang B, Bai N, Zhang D, Wu D, Luo Q, Teng Y, Chen Y, Guo Z, Zhao C, Ye T, Chai D, Qi X, Zhong W, Chen J, Dong H, Gao J, He H, Chang J, Li X, Peng L, Rafii S, Friedman SL, Yi C, Cai Y, Zhao Y, Wang H, Wang C, Cao Z, Ding BS. Selective targeting of endothelial and perivascular angiocrine ROCK2 treats liver fibrosis. Cell. 2026 Mar.  肝纤维化是多种肝病（包括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导致死亡的重要病理过程，目前真正能够有效逆转或阻断肝纤维化进展的治疗手段仍十分有限。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Bi-Sen Ding等人围绕肝纤维化的血管微环境调控机制开展了系统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Cell杂志上。 该研究发现，Rho相关卷曲螺旋激酶2（Rho-associated coiled-coil containing kinase 2, ROCK2）在纤维化肝脏的肝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s, ECs）及血管周围肝星状细胞（perivascular 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中显著上调。ROCK2异常激活可导致肝脏血管微环境（vascular niche）功能失调，并触发促纤维化的血管分泌性（angiocrine）信号通路，从而推动纤维化进展。 基于ROCK2这一具有明确机制依据的血管相关可成药靶点，该研究团队进一步开展了机制驱动的药物研发，开发出一款具有抗纤维化效力的ROCK2选择性抑制剂（TDI01），并在临床前模型及人群研究中验证其潜力。 结果显示，TDI01能够恢复异常血管表型，并在啮齿类与小型猪MASH模型中缓解或阻断肝纤维化。在人体研究方面，TDI01的Ⅰ期临床试验（ChiCTR2200058868）显示其具有良好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与安全性；进一步的扩展临床研究（ChiCTR2400082056）提示，在接受TDI01治疗后，6例肝纤维化患者中有5例呈现肝纤维化减轻趋势。 因此，本研究确立了血管来源的ROCK2作为促纤维化关键靶点，并提示：开发能选择性抑制血管分泌ROCK2的药物，有望为人类肝纤维化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简评丨龙艺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 本研究创新地提出，内皮细胞及血管周围细胞中的ROCK2是驱动肝纤维化的重要angiocrine调控节点。研究者通过人肝纤维化样本、多组学分析、单细胞测序及细胞特异性敲除模型，逐步锁定ROCK2在肝窦内皮细胞和肝星状细胞中的关键作用。与传统泛ROCK抑制策略不同，本文进一步基于ROCK2与ROCK1的结构差异，设计并筛选出高选择性ROCK2抑制剂TDI01，从而在提高疗效的同时尽量规避ROCK1相关副作用风险，为肝纤维化治疗提供了新的药物研发思路。 该研究的临床意义在于，它将肝纤维化治疗从单纯抑制胶原生成或肝星状细胞活化，推进到修复血管微环境和阻断异常angiocrine信号的新层面。选择性ROCK2抑制剂有望成为MASH相关肝纤维化及其他慢性肝病纤维化患者的潜在治疗选择，也为个体化抗纤维化治疗提供了新的循证依据。 未来研究应在更大规模、多中心和不同病因肝纤维化人群中验证TDI01的疗效与安全性，并进一步探索ROCK2抑制剂与代谢、抗炎或抗纤维化药物联合治疗的可能性。同时，结合单细胞组学、空间转录组和动态生物标志物监测，有望进一步明确适合ROCK2靶向治疗的优势人群，推动该研究成果向临床实践转化。 03 鉴定并验证 RIPK3 作为预测急性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结局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Verma N, Garg P, Kaur P, Munjal S, Vinod AP, Valsan A, Andreola F, Kumar P, Saeidinejad M, Engelmann C, De A, Premkumar M, Taneja S, Mookerjee RP, Duseja A, Jalan R. Iden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RIPK3 as a novel biomarker to predict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decompensation of cirrhosis. J Hepatol. 2026 Jan. 在发生急性失代偿（acute decompensation, AD）和慢加急性肝衰竭（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ACLF）的肝硬化患者中，随着疾病严重程度增加，非凋亡性细胞死亡形式逐渐占主导地位，并可能成为潜在治疗靶点。近日，伦敦大学学院肝脏和消化健康研究所的Nipun Verma等人，评估了多种细胞死亡标志物在预测AD/ACLF患者器官功能障碍、疾病进程及临床结局中的作用。相关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Hepatology杂志上。 研究首先建立AD患者推导队列（n=200，其中153例合并ACLF）。在基线及第7天检测血浆细胞死亡相关标志物，包括细胞角蛋白18（Cytokeratin-18；M30反映凋亡，M65反映总细胞死亡）、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3（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3, RIPK3）、混合谱系激酶结构域样蛋白（mixed-lineage kinase-like protein, MLKL，反映坏死性凋亡）以及Gasdermin-D（GasD，反映焦亡）。研究进一步构建死亡预测模型，并在3个独立验证队列中进行验证（n=106、150和100）。此外，研究还在第4个AD/ACLF队列（n=21）的肝组织活检样本中检测细胞死亡相关标志物表达。 结果显示，细胞死亡标志物水平随疾病严重程度增加而升高，其中RIPK3与疾病严重程度及多器官衰竭的关联最强，尤其与肝衰竭和肾衰竭密切相关（均P＜0.05）。较高的基线RIPK3水平与疾病进程恶化独立相关（校正OR 4.85，95%CI：2.36-9.94，P＜0.001），也与死亡风险独立相关（校正OR 4.74，95%CI：2.38-9.44，P＜0.001）。 RIPK3水平升高与疾病进展和死亡相关；相反，在病情改善并存活的患者中，RIPK3水平下降（P＜0.001）。研究建立的死亡预测模型纳入RIPK3-ULN＞2.261、CLIF-C OF评分以及白细胞增多或白细胞减少，在推导队列中显示出较高预测准确性（AUC 0.839），并在两个独立队列中获得验证（AUC分别为0.752和0.794）。RIPK3的动态变化在第三个验证队列中同样得到验证（AUC 0.796）。此外，第4个队列显示，ACLF患者肝组织内RIPK1表达升高，并与死亡相关。 因此，本研究认为，RIPK3相关细胞死亡是AD/ACLF患者发生器官衰竭和死亡的重要驱动因素。将血浆RIPK3纳入预后模型可增强风险分层能力，并可能为AD/ACLF患者个体化细胞死亡抑制治疗提供依据。 简评丨蒋秀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肝病中心 肝硬化急性失代偿（AD）及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短期死亡率高，传统评分仅反映器官功能，无法揭示核心病理机制，且肝细胞死亡类型与预后的关联、可转化的精准标志物均缺乏系统性验证。本研究同时聚焦坏死性凋亡（RIPK3/MLKL）与焦亡（GasD）两大非凋亡细胞死亡通路，通4队列大样本验证，构建机制型预后模型并提出个体化靶向治疗路径，填补了重症肝硬化从机制到精准诊疗的转化空白。 研究首次证实，血浆RIPK3是AD/ACLF疾病严重程度、多器官衰竭及30天死亡的最强预测标志物，其水平随病情加重显著升高，动态变化可准确区分好转与恶化；GasD则与肝性脑病等器官衰竭密切相关，代表焦亡通路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的RIPK3+CLIF-C OF+白细胞异常联合模型，预测30天死亡率AUC达0.839，并在三队列中稳定验证；机制上进一步确认肝脏是RIPK3与GasD的主要来源，坏死性凋亡与焦亡共同驱动AD/ACLF进展，并据此提出RIPK3高优先抗坏死、GasD高优先抗焦亡的分层治疗策略。 该研究实现从“经验支持治疗”到“精准分层+靶向干预”的跨越，将细胞死亡标志物正式引入重症肝硬化预后体系，为RIPK3抑制剂、GasD抑制剂等新药开发提供患者筛选标准。但研究以酒精病因、男性患者为主，动态监测节点较少，靶向治疗尚未进入临床验证。 未来展望：开展多病因、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将病毒性、脂肪性、自身免疫性肝硬化均纳入分析，拓展标志物适用范围；优化RIPK3、GasD动态监测节点，将基线、24h、72h、第7天整合为标准化监测流程，建立实时预后判断体系；基于RIPK3与GasD表达谱设计临床试验，分别开展抗坏死性凋亡药物、抗焦亡药物的随机对照试验，明确靶向治疗能否降低器官衰竭与死亡率。 04 酒精相关性肝硬化患者戒酒诱导肝脏再代偿的发生率及其临床意义  Hofer BS, Tonon M, Buttler L, Camões Neves J, Herms Q, Pompili E, Ignat M, Métivier S, Rodrigues SG, Gutmann D, Donate J, Lai JC, Clemente-Sánchez A, Jiménez-Masip A, Cabello J, Bouzbib C, Karbannek H, Embacher J, Sorz-Nechay T, Parandian L, Accetta A, Gagliardi R, Griemsmann M, Gratacós-Ginès J, Mandorfer M, Garcia-Tsao G, Simonetto DA, Semmler G, Zipprich A, Rudler M, Trebicka J, Genesca J, Bañares R, Yip TC, Téllez L, Tsochatzis E, Berzigotti A, Larrue H, Stefanescu H, Caraceni P, Pose E, Costa D, Maasoumy B, Piano S, Reiberger T; a study by the Baveno Cooperation: an EASL consortium. Incidence and implications of abstinence-induced recompensation in alcohol-related cirrhosis. J Hepatol. 2026 Jan.  在失代偿期酒精相关性肝硬化患者中，戒酒可促使肝脏发生再代偿（recompensation）。近日，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第三内科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系的Benedikt Silvester Hofer等人探讨了戒酒诱导再代偿的发生率、预测因素及其临床影响。相关内容发表在Journal of Hepatology杂志上。 该多中心研究纳入截至2022年12月在戒酒时已处于失代偿期酒精相关性肝硬化的患者。再代偿按照Baveno VII标准定义，包括：持续戒酒≥3个月；腹水和肝性脑病消退且无需相关治疗维持；1年内无静脉曲张出血；肝功能恢复，即Child-Pugh A级或MELD评分＜10。 结果显示，研究共纳入来自17个中心的633例患者，其中男性占71.7%，中位年龄为55岁。40.8%的患者存在叠加于肝硬化基础上的酒精相关性肝炎。基线中位MELD评分为19（IQR 13-24），戒酒时已有47.2%的患者进展为进一步失代偿。首次失代偿至戒酒的中位时间为0.2个月（IQR 0.0-7.6）。在中位随访36.3个月（IQR 19.2-63.2）期间，197例（31.1%）患者达到再代偿。再代偿的累积发生率为：1年12.3%，2年23.4%，5年33.8%。 在监督模型和机器学习模型中，早期戒酒（首次失代偿后1个月内戒酒）均可增加再代偿可能性（校正亚分布风险比[aSHR]2.042）。较高的天冬氨酸转氨酶（AST；aSHR/10 U/L 1.011）和γ-谷氨酰转移酶（GGT；aSHR/10 U/L 1.004）也与更高再代偿概率相关（均P＜0.001）。相反，存在进一步失代偿会降低再代偿可能性（aSHR 0.650，P=0.013）。 随访期间共有123例患者死亡，其中56.1%为肝脏相关死亡。在持续戒酒的再代偿患者中，无一例死于肝脏相关原因。再代偿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独立相关（校正HR[aHR]0.255，P=0.001）。此外，共有16例患者被诊断为肝细胞癌（HCC），但再代偿队列中未发生HCC。 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失代偿期酒精相关性肝硬化患者中，戒酒可使约三分之一患者实现肝脏再代偿，尤其见于早期戒酒且尚未发生进一步失代偿的患者。若能维持持续戒酒，再代偿可带来显著生存获益，并使肝脏相关死亡和HCC的残余风险降至极低水平。 简评丨蒋秀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肝病中心 失代偿期酒精性肝硬化长期被视为不可逆的终末期肝病，临床对“病因去除能否逆转疾病”缺乏大样本、高质量证据，且Baveno Ⅶ再代偿标准在酒精性肝病中的发生率、预测因素及长期预后价值均不明确。本研究依托欧洲与亚洲17个中心的大样本回顾性队列，严格遵循Baveno Ⅶ标准定义再代偿，系统探讨戒酒对肝硬化逆转的作用，填补了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后可恢复性的关键证据空白。 研究证实，严格戒酒可使约1/3失代偿期酒精性肝硬化患者实现再代偿，5年累积发生率达33.8%；早期戒酒（失代偿后1个月内）、无进一步失代偿、基线AST/GGT升高是实现再代偿的独立预测因素，且机器学习模型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指标的重要性。更具临床里程碑意义的是，实现再代偿并持续戒酒的患者无肝相关死亡、无新发肝癌，全因死亡风险显著降低74.5%，彻底打破“失代偿肝硬化不可逆、预后极差”的传统认知。 该研究直接改写临床实践：强调失代偿后尽早强制戒酒的黄金干预窗，支持将“再代偿”作为酒精性肝硬化治疗的核心硬终点，同时为肝移植候选者脱机、个体化风险分层提供高级别循证依据。但研究存在回顾性设计、戒酒依从性主要依靠自我报告、以欧美及中国香港人群为主等不足，可能影响结果普适性。 未来展望：应开展前瞻性、多中心、多国人群队列研究，纳入不同种族、不同疾病严重程度患者，验证早期戒酒策略的真实获益；引入酒精定量生物标志物，客观监测戒酒依从性，减少自我报告偏倚。 05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成人患者心代谢危险因素的纵向变化与肝硬度变化相关 Dukewich M, Wilson LA, Dodge JL, Yuan L, Hameed B, Yates KP, Loomba R, Neuschwander-Tetri BA, Mack W, Terrault N; NASH Clinical Research Network.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are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liver stiffness in adults with MASLD. J Hepatol. 2026 Feb.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MASLD）以多种心代谢危险因素（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CMRFs）为特征。优化CMRFs是MASLD管理的核心。然而，除体重减轻外，其他CMRFs的变化与肝脏相关指标变化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阐明。近日，美国南加州大学胃肠肝病科Matthew Dukewich等利用肝纤维化和肝脂肪变的无创评估指标，系统分析了这些因素之间的纵向关联。相关内容发表在Journal of Hepatology杂志上。 本研究纳入NASH Clinical Research Network（NASH CRN）前瞻性研究中的成人受试者，要求其经肝活检证实为MASLD，并至少完成两次连续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ibration-controlled transient elastography, VCTE）检查，且两次检查间隔超过1年。研究采用校正后的混合效应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CMRF参数年度变化与肝硬度测量值（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LSM）及受控衰减参数（controlled attenuation parameter, CAP）年度变化之间的关系。主要结局为LSM变化＞25%，并与参考组进行比较；参考组定义为LSM无明显变化，即变化幅度在±25%以内。次要结局包括CAP变化＞30%，以及MASH或肝纤维化组织学分级变化。 结果显示，共纳入1,417例受试者，平均年龄52岁，男性占38%，白种人占82%。除甘油三酯和HDL外，所有CMRF的年度恶化均与LSM恶化相关。例如，HbA1c每升高1%，LSM恶化风险增加17%；体重每增加5%，LSM恶化风险增加24%。相反，所有CMRF的改善均与LSM改善相关。例如，HbA1c每降低1%，LSM改善的可能性增加32%；体重每降低5%，LSM改善的可能性增加27%。在CAP变化方面，也观察到类似关联。 因此，本研究认为，CMRFs的年度变化与LSM、CAP以及肝组织学的临床相关变化均存在关联。这些发现提示，代谢共病的治疗与优化可能与MASLD疾病进展轨迹密切相关。 简评丨王华蔚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内分泌科 这是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的队列研究，系统评估了多种心脏代谢风险因素（CMRF）的年变化率与肝硬度值、肝脏组织病理学等肝脏指标变化之间的紧密关联。这项研究核心的创新性发现是：心脏代谢风险因素的纵向变化，包括改善和恶化两个方面，均与临床上有意义的肝脏指标变化相关，并在调整了其他混杂因素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例如，从肝硬度值改善的角度来看，CMRF的改善与肝脏硬度值改善显著相关，HbA1c每降低1%使肝硬度改善的机会增加32%，体重每降低5%使改善机会增加27%，且这些效应独立于体重下降。本研究的发现证实了心脏代谢风险指标与肝脏无创指标之间关联的“双向性”，CMRF的恶化或改善可以对应肝硬度值的进展与逆转，由此为“治疗心脏代谢共病可逆转肝纤维化”的临床理念提供了直接的纵向证据。 这项研究在方法学和临床意义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也存在部分局限性。首先，该研究运用了严谨的因果推断模型来控制研究过程中药物治疗带来的混杂因素，但仍无法完全排除所有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调整的相关详细数据未被纳入。研究对象方面，主要来自白种人族群和三级医院，因此研究结论推广性可能受到人种和医疗场景的限制，有待于在更加基层的人群中进行外部验证，并纳入更详尽的生活方式干预数据。另外，肝弹受控衰减参数作为脂肪肝的评价指标，在个体水平中可能会存在重复性有限的情况，可能由此干扰对肝脏脂肪变程度变化方向与CMRF变化关联之间的分析。 06 发现一种羧基富勒烯衍生物作为新型脂滴调节剂以抑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 Zou T, Wan J, Liao R, Bai L, Li X, Cheng X, Zhou J, Tang Q, Zhang Y, Zhao C, Qu W, Yang J, Zhang X, Tian T, Yao X, Cai Z, Tian S, Jiang J, Hu Y, Yang H, Zhang E, Chen Y, Yu B, Cai J, Xu H, Wang C, Zhang XJ, She ZG, Li H. Discovery of a carboxyl fullerene derivative as a new lipid droplet regulator inhibiting MASLD. Gut. 2026 Jan.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MASLD）的患病率正在迅速上升，且具有进展为肝硬化、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及其他终末期肝病的风险。尽管当前MASLD/MASH药物研发进展迅速，但可用药物仍有限，疗效、安全性及适用人群仍需进一步优化。近年来，纳米材料因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设计理化特性，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潜力不断增加。近日，赣南创新与转化医学研究院Hongliang Li等旨在鉴定并构建具有较高临床转化潜力的新型纳米颗粒，用于MASLD治疗。相关内容发表在Gut杂志上。 该研究团队在体外系统筛选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纳米颗粒，以评估其抗MASLD能力。筛选依据为这些纳米颗粒对perilipin-2（PLIN2）的调控作用；PLIN2是参与脂滴（lipid droplet, LD）形成与稳定的关键分子。随后，研究者在细胞模型和动物模型中进一步探索所筛选纳米颗粒对MASLD的具体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结果显示，研究鉴定出一种羧基富勒烯衍生物，即带有4个丙二酸基团修饰的C70富勒烯，命名为QF70，是最具潜力的MASLD治疗候选物。QF70可促进PLIN2的溶酶体降解。更重要的是，口服QF70可显著阻断饮食诱导型及瘦素缺陷诱导型MASLD的发生发展，并明显改善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研究还在非人灵长类模型中进一步验证了QF70用于MASLD相关代谢紊乱治疗的潜在临床应用价值。 因此，本研究提供了概念验证证据，支持将基于纳米颗粒的治疗剂作为靶向脂滴稳态的新型策略，用于治疗MASLD及其相关代谢性疾病。 简评丨龙艺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 本研究创新性地筛选并发现了一种羧基化C70富勒烯衍生物QF70，提出其可作为新的脂滴调控因子，通过靶向脂滴表面蛋白PLIN2改善MASLD/MASH进展。与传统小分子代谢调节剂不同，QF70并非单纯调控脂质合成或氧化通路，而是通过进入肝细胞和脂肪细胞、富集于溶酶体，并直接结合PLIN2，促进其溶酶体降解，从而削弱脂滴稳定性，减少病理性脂质积累。这一机制为脂滴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从临床和实践价值来看，该研究为MASLD/MASH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潜在方向。QF70通过调控脂滴结构蛋白而非单一代谢通路发挥作用，可能为不同代谢背景患者提供新的干预选择，也为纳米材料药物在慢性代谢性疾病中的应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未来研究应在更大样本、多中心和不同代谢表型人群中验证QF70的疗效与安全性，并进一步明确其药代动力学、组织分布和长期毒理特征。同时，QF70与现有MASH药物的联合应用、适用患者分层及临床转化路径也值得深入探索。总体而言，该研究从脂滴稳态调控角度拓展了MASLD治疗思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潜在转化意义。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声明：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