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ringing medical advances from the lab to the clinic. （👆，征战罕见病，我们一起努力。） 根据卫健委公布的罕见病目录（共两批，207种），美国Healsan恒祥医学科技将持续对所有罕见病进行解读和大数据分析，以其能够为从事罕见病研究的生物制药公司、医生科学家及患者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对于罕见病患者来说，最难的就是第一时间找到合适的医生确诊和治疗；本专辑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到对罕见病有研究的医生及医院的信息。 （点击👆，获取研究罕见病的医生信息） 导语 有些罕见病像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高苯丙氨酸血症更像一条安静上涨的河。孩子出生时可能看起来完全正常，吃、睡、哭都没有明显异常，但血液里的苯丙氨酸正在一点点升高。如果没人发现，几个月后，它可能悄悄伤害大脑，留下发育迟缓、智力损害、癫痫、行为异常和皮肤毛发颜色变浅等问题。可它又是少数特别值得早筛的病：只要尽早发现、尽早控制苯丙氨酸，很多严重后果本来可以被挡在门外。中国已把高苯丙氨酸血症和苯丙酮尿症都纳入第一批罕见病目录，PKU 也早已成为新生儿疾病筛查规定病种；这意味着它不是“等症状出来再说”的病，而是一个从出生后那滴足跟血开始，就必须被公共卫生系统接住的病。一、这不是“忌口病”，而是一条氨基酸代谢通路出了错 高苯丙氨酸血症（HPA）是一组以血苯丙氨酸升高为核心的遗传代谢病。中国《罕见病诊疗指南》摘录写得很清楚：它主要由苯丙氨酸羟化酶 PAH 缺乏，或其辅酶四氢生物蝶呤 BH4 缺乏导致；当血 Phe ＞120 μmol/L 且 Phe/Tyr 比值＞2.0，就统称为 HPA。最重、最典型的一端就是苯丙酮尿症（PKU）：PAH 基因变异让身体无法把苯丙氨酸正常转化为酪氨酸，苯丙氨酸在血液和脑内蓄积，最终伤害正在发育的大脑。全球数据差异很大，一项遗传流行病学研究估算 PKU 全球约有 45 万患者，出生患病率约 1/23,930，从意大利约 1/4,500 到日本约 1/125,000 差别明显；中国临床实践指南则提示，中国人群 HPA 平均发病率约 1/11,000，其中大部分为 PKU，少部分为 BH4 缺乏症。换句话说，它罕见，但并不遥远；它复杂，但不是无从下手。 二、研究高苯丙氨酸血症（HPA）的大数据分析（2026) 我们针对高苯丙氨酸血症（HPA）做了基于SCI论文的大数据分析报告，通过分析SCI论文，找到高苯丙氨酸血症（HPA）临床科研中的中国专家。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该报告只是提供了针对特定疾病的临床科研水平突出的医生，欲进一步确定该医生的临床水平，请结合该医生所在医院同事、或者其他医院小同行的评价。 另外，该报告仅限于使用的检索词范围内，具有局限性；且排序与临床水平无关。 特别声明： 本期为第一版，仅作抛砖引玉用；如果您发现推文有疏漏或者任何错误，请随时与文末的科研助手联系，我们会在第二版中更新。 检索数据库：Medline 检索工具：Healsan™大数据 检索及分析机构：Healsan LLC（美国恒祥医学科技） 检索词： (((((((((((((((((((Phenylketonurias[MeSH Terms]) OR (hyperphenylalaninemia[Title/Abstract])) OR (hyperphenylalaninaemia[Title/Abstract])) OR (phenylketonuria[Title/Abstract])) OR (classic phenylketonuria[Title/Abstract])) OR (classical phenylketonuria[Title/Abstract])) OR (mild hyperphenylalaninemia[Title/Abstract])) OR (non-PKU hyperphenylalaninemia[Title/Abstract])) OR (PAH deficiency[Title/Abstract])) OR (phenylalanine hydroxylase deficiency[Title/Abstract])) OR (BH4 deficiency[Title/Abstract])) OR (tetrahydrobiopterin deficiency[Title/Abstract])) OR (dihydropteridine reductase deficiency[Title/Abstract])) OR (QDPR deficiency[Title/Abstract])) OR (PTS deficiency[Title/Abstract])) OR (DNAJC12 deficiency[Title/Abstract])) OR (PCBD1 deficiency[Title/Abstract])) NOT (critical illness[Title]) NOT (sepsis[Title]) NOT (liver failure[Title]) NOT (hepatic failure[Title]) NOT (tyrosinemia[Title]) NOT (animal model[Title])) AND (("2021/01/01"[Date - Publication] : "3000"[Date - Publication])) 从2021/01/01开始截止目前，全球共发表高苯丙氨酸血症（HPA）研究论文1180篇，其中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为153篇。 我们对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发表的论文（包括合作论文）进行了大数据分析。 （SCI论文的时间） 研究最活跃的中国医院 如果按照发表的SCI论文累计影响因子的次序，在该领域发表SCI论文累计影响因子最高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发表了4篇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其他位居前列的医院依次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统计。备注：只统计第一作者的论文所在单位；即，论文检索下载后，每篇论文只保留第一作者的单位，然后统计每个单位的论文数。当同一单位有不同拼写时，PubMed会按照两个不同单位处理。) 最活跃的中国医学专家 如果按照发表的SCI论文累计影响因子的次序，在该疾病研究中发表SCI论文累计影响因子最高的中国医生是： Wen, Yang 单位：农产品质量安全危害因子与风险防控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 肖英平（Xiao, Yingping） 单位：农产品质量安全危害因子与风险防控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 刘记（Liu, Ji） 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恶性肿瘤临床研究中心。 陈昊彬（Chen, Haobin） 单位：中南大学湘雅基础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芙蓉实验室。 李大力（Li, Dali） 单位：上海市基因编辑与细胞治疗前沿科学基地；上海市调控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尹树明（Yin, Shuming） 单位：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南方医科大学；上海市基因编辑与细胞治疗前沿科学基地；上海市调控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马旭（Ma, Xu） 单位：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中心。 杨兆勇（Yang, Zhaoyong） 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抗生素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 蒋伟（Jiang, Wei） 单位：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广东省催化重点实验室；南方科技大学化学系。 黄轩（Huang, Xuan） 单位：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广东省催化重点实验室；南方科技大学化学系。 （该领域最活跃的研究者。备注：只统计第一作者和最后一位作者署名发表的论文数。 如果作者的名字有不同拼写时，会被PubMed当成不同作者。如张三丰的拼写可能会有：Zhang,Sanfeng、Zhang,San-feng、或者Zhang,San Feng等不同拼写方式；部分期刊可能只会写Zhang,S，PubMed检索平台就会按照不同作者处理。） 中国专注该疾病的医生学术圈如下所示。 （中国医生科学家及其学术网） 三、中国的关键不是“有没有机构”，而是能不能把筛查、特食、医保和家庭支持接起来 在中国，高苯丙氨酸血症的政策底座已经比较清晰：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高苯丙氨酸血症列第49种，苯丙酮尿症列第90种；国家层面的罕见病诊疗指南也纳入了 HPA 的诊断和治疗路径。真正落到家庭身上，最相关的政府部门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及各地卫健委，负责新生儿筛查、诊疗规范和协作网络；国家药监局及药审中心，关系到 BH4、酶替代、新型口服药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注册审评；国家医保局及地方医保部门，则决定特医食品、门诊随访和长期治疗能不能负担得起。公益端，中国已经有更贴近 PKU/HPA 家庭的组织：北京大爱天使苯丙酮尿症罕见病关爱中心（PKU联盟）公开介绍其致力于 PKU 科普、资助贫困家庭和推动救助政策完善；病痛挑战基金会页面也显示该中心登记 PKU 家庭已达 45,000 余家。除此之外，中国罕见病联盟、病痛挑战基金会、蔻德罕见病中心 CORD也在患者调研、政策倡导、患者组织支持和信息服务中发挥作用。 四、这条赛道正在从“低苯丙氨酸饮食”走向“药物、酶替代和基因编辑” HPA/PKU 的治疗像三层台阶。第一层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低苯丙氨酸饮食、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长期血 Phe 监测。第二层是已上市药物：BioMarin 的 Kuvan（sapropterin） 是 BH4 类 PAH 激活剂，用于 BH4 反应性 PKU 的 HPA，并需配合限 Phe 饮食；BioMarin 的 Palynziq（pegvaliase） 则是酶替代疗法，FDA 2026 年又批准其扩展至 12 岁及以上青少年 PKU 患者。第三层是新一代疗法：PTC Therapeutics 的 Sephience（sepiapterin） 已在 2025 年获 FDA 批准，用于 1 月龄及以上、sepiapterin 反应性 PKU 患者的 HPA；Beam Therapeutics 2026 年公布 BEAM-304，计划用肝靶向碱基编辑纠正 PAH 变异；而早年备受关注的 Synlogic 工程菌项目 SYNB1934 已在 III 期失败后停止，Homology Medicines 的 HMI-102 基因治疗也显示这条路并不容易。产业图景因此很真实：不是所有“高科技疗法”都会成功，但治疗逻辑正在从“少吃一点”走向“让身体重新处理苯丙氨酸”。结尾｜一滴足跟血背后，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分岔口 高苯丙氨酸血症最值得被反复讲，是因为它把“筛查”两个字的意义讲得非常具体：早一天知道，孩子的人生轨迹可能就完全不同。它不像某些病那样一出生就轰轰烈烈地发作，反而常常安静、隐蔽、容易被低估；可一旦错过窗口，大脑发育的损伤又很难重来。今天，中国已经有新生儿筛查、罕见病目录、诊疗指南、患者组织和越来越多治疗选择。下一步真正要补上的，是让每个家庭都知道筛查结果不能拖、特食不是“可有可无”、血 Phe 监测不是形式、成年患者和备孕女性也不能被管理体系遗忘。对 HPA 来说，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或许是：它罕见，但它可以被早早发现；它麻烦，但它值得被长期认真对待。 声明： A, 本报告为PubMed检索平台仅以检索式报告的结果进行的可视化报告。 B, 大数据分析无任何排名意义。 C，本推文很可能存在谬误；也请各位同仁多多指正，以促进我们提供越来越高质量的推文。 D，如果您是从事该疾病临床诊治的医生，并希望更多人知道您，请把您的姓名、单位、出诊时间、及挂号方式发给科研助手；我们会集中收集后统一发布。请联系微信号Healsan E，本文仅为学术交流，不构成任何临床建议。 本公众号由美国Healsan (恒祥医学科技)运营。投稿及商务联系微信号：healsan 提供特惠码：MELT99，可以获得优惠。 美国Healsan专长于Healsan医学大数据分析（Healsan™）、及基于大数据的Hanson临床科研服务（HansonCR™）和医学编辑服务（MedEditing™）。主要为医生科学家、生物制药公司和医院科研处等提供文献计量分析和SCI论文润色、编辑、选刊等服务，成为诸多机构的“临床科研外挂”。 网址： https://healsan.com/ （👆，征战罕见病，我们在行动！） ▼ Healsan医路成长更多免费资源： （点击👆图片，进入自己感兴趣的专辑。或点击“资源”，浏览本公众号所有资源）

引言：市场增长背后的科研需求 近年来，中国生物科研试剂市场持续增长。据行业研究机构分析，国内生物科研试剂市场规模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而全球市场规模同样保持增长态势。然而，科研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采购分散、周期长、成本控制难等问题依然存在。 抗体、重组蛋白等核心试剂的进口依赖度较高，部分高纯度跨膜蛋白产品订购周期较长、价格相对较高。这种供需状况为具备技术突破能力的企业创造了发展机遇。 纳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标识 纳克生物科技：创新驱动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杭州纳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NanokareBio）成立于2024年，是一家聚焦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型生物科技企业。公司以"科技赋能生命，创新引领未来"为使命，构建了自主研发、品牌代理与技术服务三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展的商业模式。 核心技术：跨膜蛋白表达纯化 跨膜蛋白是细胞信号转导、物质运输和免疫识别的关键执行者，也是药物开发的重要靶点。然而，其疏水跨膜区在表达过程中易形成包涵体，提取和纯化技术门槛较高。 纳克生物在跨膜蛋白表达纯化领域积累了成熟案例，建立了自主的核心技术体系。通过优化表达宿主、膜蛋白提取方法和纯化工艺，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高纯度、高活性的跨膜蛋白产品，为国内科研和药物研发提供技术支持。 三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展 自主研发板块聚焦生命科学核心试剂，打造了涵盖抗体、蛋白、试剂盒、分子克隆、细胞培养等的自主品牌产品线，为国内科研提供了可靠的"中国制造"选择。 品牌代理板块整合了国内外行业知名品牌，搭建了一站式生物产品采购平台。平台提供数万种实验室试剂及耗材，全面覆盖科研与工业需求，有效降低了用户的采购时间和沟通成本。 技术服务板块是纳克生物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公司提供蛋白表达纯化、抗体定制、基因编辑和稳转细胞株构建等个性化产品开发服务，同时提供全流程实验室技术服务。这种"产品+服务"的复合模式，能够为客户提供从实验设计到结果分析的支持。 纳克生物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示意图 市场痛点与解决方案 痛点一：采购分散与供应链不稳定 传统的科研试剂采购往往需要面对多个供应商，每个供应商的订单处理流程、发货时间和售后支持各不相同。纳克生物的一站式采购平台通过整合上游资源，实现了统一采购入口、统一物流配送和统一售后服务。 痛点二：技术门槛与专业支持不足 对于许多科研团队而言，复杂的实验技术和专业设备是制约研究进展的重要因素。纳克生物的技术服务团队不仅提供产品，更重要的是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实验方案优化建议，帮助客户缩短研发周期，提高实验成功率。 痛点三：成本控制与预算限制 在科研经费有限的背景下，如何用合理的预算获得高质量的试剂和服务成为关键。纳克生物通过规模化采购和本地化生产，为客户提供了更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高价值、高难度的蛋白产品领域，公司的价格优势较为明显。 服务模式创新 定制化产品开发服务 纳克生物的技术服务团队能够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从基因合成、载体构建到蛋白表达、纯化、验证的全流程定制服务。这种服务模式适合需要特定蛋白或抗体的研究项目，以及药物靶点验证等工业级应用。 技术咨询与实验支持 公司建立了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为客户提供从实验设计到结果分析的全程咨询服务。这种深度的技术合作模式，不仅帮助客户解决了具体的技术问题，也为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应用案例和技术数据。 供应链优化与库存管理 针对实验室常见的库存管理难题，纳克生物提供试剂耗材的库存优化建议和定期补充服务，帮助客户减少资金占用，提高实验室运行效率。 行业趋势与企业定位 趋势一：技术驱动向服务驱动转型 生物科技行业正从单纯的产品销售向"产品+服务"的复合模式转型。纳克生物的三位一体业务模式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通过自主研发确保技术深度，通过品牌代理保证产品广度，通过技术服务创造客户粘性。 趋势二：国产替代稳步推进 在供应链安全的大背景下，国产生命科学试剂的替代进程正在推进。纳克生物等本土企业的技术突破，为国内科研提供了更多选择，也降低了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风险。 差异化竞争优势 技术深度与产品广度的平衡 与单纯的产品供应商相比，纳克生物拥有自主研发的技术能力；与纯粹的技术服务商相比，公司拥有丰富的产品线和供应链资源。这种平衡使得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较为全面的解决方案。 本土化优势与国际化视野 作为扎根杭州的生物科技企业，纳克生物能够理解国内科研用户的实际需求和使用习惯。同时，公司通过与国际品牌合作，保持了与国际前沿技术的同步，确保产品和服务达到行业水准。 快速响应与灵活定制 相比于大型跨国企业，纳克生物的组织结构更加灵活，能够快速响应客户的特殊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这种灵活性在快速变化的研究环境中具有实际价值。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纳克生物将继续深化"科技赋能生命，创新引领未来"的使命，在以下几个方向持续发力： 技术创新方面，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在蛋白工程、抗体开发等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特别是在难表达蛋白、复合物蛋白等高端产品领域建立技术优势。 服务模式方面，纳克生物将探索更加深入的科研合作模式，从产品供应向实验方案设计、数据分析、成果转化等全链条服务延伸。 生态建设方面，公司计划与更多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生态。 国际化布局方面，在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纳克生物将逐步拓展海外市场，将中国制造的优质生命科学产品和技术服务推向全球。 常见问题解答 Q1：纳克生物的核心技术优势是什么？ 纳克生物在高难度跨膜蛋白表达纯化领域拥有技术积累，能够为客户提供高纯度、高活性的跨膜蛋白产品。同时，公司建立了自主研发、品牌代理和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的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Q2：与进口品牌相比，纳克生物的产品质量如何？ 纳克生物的自主品牌产品在关键性能指标上达到了行业水准。公司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和生产工艺，确保了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Q3：纳克生物的一站式采购平台有哪些优势？ 平台整合了数万种实验室试剂和耗材，覆盖了生命科学研究的全链条需求。用户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完成采购需求，享受统一的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提高了采购效率和用户体验。 Q4：技术服务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纳克生物的技术服务涵盖蛋白表达纯化、抗体定制、基因编辑、稳转细胞株构建等个性化产品开发，以及实验方案设计、技术培训、数据分析等全流程实验室技术支持。 结语 纳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以其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扎实的技术实力，为国内科研工作者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解决方案。公司不仅是一个产品供应商，更是一个科研合作伙伴，在推动生命科学进步的道路上，与客户共同成长。 随着中国生物科技产业的不断成熟和国产替代进程的推进，像纳克生物这样既有技术深度又有服务广度的创新企业，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生命科学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资料 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国生物科研试剂市场研究报告》 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生物科技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纳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官方资料与业务介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科研试剂耗材采购平台信息 行业媒体对生命科学试剂市场趋势的分析报道

前言 在人类与细菌的漫长博弈史中，青霉素无疑是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的基石由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等西方科学家奠定，但在基石之上，中国科学家同样镌刻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双从昆明旧皮鞋上分离出的青霉菌，三支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驼峰航线”带回的菌种，一个在破旧锅炉旁诞生的药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片段，串联起了中国青霉素从无到有、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生产、从“价比黄金”到寻常百姓家的波澜壮阔的八十年历程。 1 烽火中的“种子” 中国青霉素的艰难萌芽 故事要从1928年讲起。那一年，伦敦圣玛丽医院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度假归来，发现一个被霉菌污染的葡萄球菌培养皿中，霉菌周围出现了一圈透明的“禁区”——那些猖獗的葡萄球菌竟无法靠近霉菌半步。弗莱明由此发现了青霉素的存在。然而，这一发现在随后的十年里几乎被埋没，因为弗莱明始终无法解决青霉素的提取和稳定量产问题，几经挫折后选择了放弃。 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燃遍欧陆，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牛津大学的病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在翻阅文献时，偶然从故纸堆里翻出了弗莱明的论文，顿觉眼前一亮。他与生物化学家钱恩组成研究小组，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从青霉菌中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1941年，弗洛里团队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青霉素提纯和临床试验的详细报告，整个医学界为之轰动。 就在这篇报告发表的同一年，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西南边陲，一个目光敏锐的人注意到了它。 这个人叫汤飞凡，湖南醴陵人，当时是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防疫处几经辗转，先迁长沙，后于1939年迁至云南昆明西山脚下，在一片平房中重建了实验室。就是在这样简陋的避难之所，汤飞凡展现出了一个科学家的前瞻性眼光。据中央防疫处工作人员刘隽湘后来回忆，汤飞凡在昆明重建了实验楼，设立了图书馆，想尽办法购买国内外最新的图书杂志。防疫处每周五举行读书报告会，无论职位高低，轮流做主讲，报告自己的原始工作、分享学界进展。1941年秋天的一个周五读书会上，魏曦技正报告了弗洛里等人在《柳叶刀》上发表的关于青霉素的研究。汤飞凡听后立刻意识到这种新药的巨大潜力，当即决定：中国人要自己生产青霉素，他深知这种药物“既无毒质，且具有充分杀菌功能，对于抗战必有莫大贡献”。 汤飞凡的这个决定，需要怎样的远见和勇气？要知道，彼时中国正陷入抗战最艰难的阶段，昆明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不过是一座旧锅炉和几间简陋的平房，仪器设备严重不足，而青霉素的提取技术被美英视为重要的军事秘密和商业机密，相关论文从未涉及具体生产方法。即便如此，汤飞凡没有退缩。他调动全处职工及其家属，从早到晚四处寻找“绿毛”——也就是青霉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一双发霉的旧皮鞋，被血库检验技师樊庆笙注意到，从上面分离出了青霉菌菌株。但鲜为人知的是，并非所有青霉都能提取青霉素，青霉家族庞大，只有其中的点青霉和黄青霉等少数种类能够产生有效成分，高产的菌株更是难寻。昆明防疫处上上下下找遍了烂水果、发霉的蔬菜、旧衣物和旧皮鞋，一次又一次分离、培养，终于分离出了符合条件的青霉菌菌株。 有了“种子”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青霉菌看似普通，实则极为“娇气”。它对温度有特殊要求，必须在24摄氏度的恒温室中才能生长；它对通气有要求，只能生长在液体表面，必须用扁玻璃瓶或大底三角瓶来培育；它对营养有要求，需要添加玉米汁和云南的棕色蔗糖等特殊培养基。然而即便如此，这批最初的青霉素浓度仍然偏低。1943年，汤飞凡借去印度访问之机，带回了10株国外青霉素菌株，进一步丰富了试验材料。 1944年，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带着关键的“种子”归来了。 他叫樊庆笙，金陵大学毕业生，后赴美国深造。1944年，正在美国学习微生物学的樊庆笙参与了美国青霉素的研发工作，回国时，他带回了三支装有青霉素菌种的试管。这三支试管，承载的是中国青霉素的“基因”。 从美国回到中国的路程，其艰险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为了避免日本潜艇的袭击，樊庆笙只能绕道新西兰及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进入印度洋，历经五个月才到达印度孟买。之后换乘火车经加尔各答到达利多，再搭乘美军运输飞机，沿着当时全世界最危险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这条航线因高山险峻和日军拦截而随时有机毁人亡的风险。历经半年多的颠簸，1944年6月，樊庆笙终于带着这三支试管抵达昆明。这段经历，被后人称作“跨越驼峰航线的青霉素”，成为烽火岁月中科学报国的传奇故事。 回到昆明后，樊庆笙加入了朱既明领导的青霉素研究室，与汤飞凡、朱既明等人并肩作战。1944年9月5日，在樊庆笙的协助下，中央防疫处技士朱既明、黄有为利用简陋的自制设备，研发出少量青霉素冻干品，送往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鉴定，临床试验结果令人满意。同年年底，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面世。彼时，全世界只有七个国家能够自主研制青霉素，中国赫然在列。但受当时条件所限，大批量生产青霉素的愿望未能实现，产量极为有限，无法在临床治疗中发挥实质性作用。但这支研究队伍的组建和经验的积累，为中国日后抗生素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不可估量的基础。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防疫处在北京天坛原址开始重建。利用美国医药援华会赠送的小型设备，建成了一个青霉素制造室，由刚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回国的童村博士负责。1948年，樊庆笙提议将“盘尼西林”改名为“青霉素”——根据分类学特征，这种霉株形态上泛青黄色，故取其“青”；英文词尾“-in”在生物学上常译为“素”，合而为“青霉素”。这个名字既保留了科学分类特征，又符合中文命名规范，一直沿用至今。 但此时的中国，内战尚未结束，政局动荡，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之路依然遥远。童村面临的难题是原料依赖进口——发酵青霉素需要玉米浆和乳糖，这两种原料在国内都极度稀缺。中央防疫处生产的少量产品，仍是不易保存的冻干品，而美国已经开始生产较为成熟的结晶型青霉素。 2 新中国初建 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成立的华东人民制药公司接收了之前已停建的青霉素厂，并进行新址恢复筹建工作，技术方面仍由童村负责。筹建工厂时，军代表史毓民等人几经比较，最后选定靠近番禺路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美商马迪汽车修理厂原址作为厂址，挂牌成立青霉素实验厂筹建处。厂房面积仅有2500平方米，主要设备只有两台由旧罐整修而成的发酵罐。这支抗生素探索队初期只有12名成员，其中技术人员8名，而他们的任务是——研制出中国自己的青霉素。 1949年6月的一个夜晚，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专程敲开了童村家的门，两人彻夜长谈，商议打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发展中国自主抗生素事业，决定先从实验室试制青霉素入手，童村欣然接受重任，牵头筹备相关工作。 试验人员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原料的替代问题。当时玉米浆这种培养基中的关键成分依赖进口，而国际封锁下根本买不到。童村和他的同事们根据国外文献资料，尝试用棉籽饼代替玉米浆。但棉籽饼的处理工艺极为繁复，难以应用于实际生产。此时，刚回国不久、在西北农学院任教的张为申教授解决了这个难题。张为申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生化硕士及博士学位，导师是二战期间青霉素研究项目中起主导作用的W·H·彼得森教授。利用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张为申很快完成了用棉籽饼粉直接代替玉米浆的研究。这个突破不仅解决了原料国产化的问题，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霉素发酵工业奠定了基础，也为青霉素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关键支撑。 另一个“卡脖子”的难题是乳糖。在当时的国际共识中，青霉素培养基中不可或缺的乳糖被认为是无法替代的。1956年，在北京卫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青霉素室的张为申成功利用白玉米粉代替了乳糖，终于使青霉素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1950年3月，经陈毅市长批准，上海青霉素实验所正式建立，童村主持领导青霉素研究工作，团队因地制宜、土法上马，很快制造出中国首台“青霉素发酵罐”。1951年4月，在建国不到两年、经济百废待兴的艰难时刻，上海成功试产了第一支国产青霉素针剂，这一支青霉素，标志着中国抗生素研发从零到一的突破，为后续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 1953年5月1日，劳动节。上海筹备厂的职工们敲锣打鼓，庆祝国产青霉素正式投产。不久后，该厂被正式命名为“国营上海第三制药厂”，抗生素的生产被列入了156项苏联援建项目当中。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被誉为我国“抗生素的摇篮”，此后先后研制生产30多个药物品种，产品远销24个国家和地区，1991年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当年生产的青霉素总产量不到600公斤，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但它结束了中国长期依赖进口盘尼西林的时代，是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的里程碑。 然而，一座上海第三制药厂显然不够。中国的抗生素工业需要更大的布局。1953年，华北制药厂的筹建工作在石家庄尘埃落定。1958年，华药正式投产，选育出我国第一株青霉素、链霉素菌种，开创了我国大规模生产抗生素的历史。据时任华北制药厂101车间实习主任、后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谋甲回忆：“工艺试验很顺利，可试车遇到了很多问题，发酵罐从进到出整个过程中，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直到青霉素成功产出，喜出望外的是第一罐就达到了1800个单位，原本的设计单位是1500个单位，苏联专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华药由此被誉为“共和国医药工业长子”、“新中国制药工业摇篮”。 这背后离不开人才储备的支撑。1955年，新中国第一个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在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前身）诞生，开创了中国自己培养抗生素制造工程技术人才的先河。该校马誉澂教授不仅参与研发新中国第一支青霉素，还培养出中国首批副博士研究生，这一专业被誉为“中国抗生素制造人才培养的摇篮”。马誉澂、童村、樊庆笙、汤飞凡、张为申……这些名字，共同构成了中国青霉素研发的“群英谱”。 与此同时，1950年代另一个紧迫的背景是朝鲜战争。战争中，大部分伤员都是四肢伤，但受细菌感染的概率高达90%。当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时，他们并没有像对手那样配备着足够的青霉素。国产青霉素的研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载着保家卫国的使命。1951年6月停战谈判开始时，上海的青霉素筹备工厂已突破原料难题，成功试产青霉素，为前线提供了一定的医疗支撑。正是这种来自前线和民生的双重紧迫感，驱使着中国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 3 改革开放 从仿制到创新的历史跨越 如果说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中国青霉素工业从无到有的奠基时期，那么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则是中国青霉素产业从追赶到赶超的跨越时期。 1980年代以前，中国青霉素企业以仿制为主，技术积累相对薄弱。改革开放为这个行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1982年，齐鲁制药成功研制出新产品氨苄青霉素钠，被批准为定点生产企业。1987年，齐鲁制药与山东医学院联合成功开发国家二类抗癌新药卡铂，填补国内空白，在全国迅速引发一场“卡铂热”。到1990年，公司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跻身济南市工业企业20强。齐鲁制药的崛起，只是中国制药企业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加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药产业取得的巨大成绩，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对人民健康保障的大力投入。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青霉素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的步伐明显加快。华北制药、齐鲁制药、哈药股份、鲁抗医药、石药集团等企业开始形成产业集群，中国青霉素工业盐的产量迅速增长，从90年代初占世界总产量的约三分之一，逐步增加到目前的90%以上，行业集中度较高，CR5约为90%，石药集团等“五大家族”是行业核心力量，也是主要出口大户。 在技术层面，半合成青霉素的研发和产业化实现了质的飞跃。青霉素G通过化学修饰，可以衍生出氨苄青霉素、阿莫西林、苯唑青霉素等一系列半合成青霉素，这些新品种在抗菌谱、耐酶性和口服吸收等方面各有优势。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从最初的仿制逐步走向自主研发，在发酵工艺、提取精制、结晶技术等关键环节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1980年代以后，世界青霉素生产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显著的成本优势和持续的技术进步，逐步取代欧美日等国，成为全球青霉素类原料药和中间体的核心供应国。目前中国青霉素工业盐产能已达10万吨/年，而每年全球市场总需求量也只有5—6万吨。产能过剩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推动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 中国青霉素产业能够实现从依赖进口到全球主导的历史性跨越，背后有几个关键驱动力。首先是发酵技术的进步：产黄青霉菌菌种经过多轮诱变选育，发酵单位从最初的每毫升几十个单位提高到数万甚至数十万单位；其次是提取精制工艺的优化，从传统的溶媒萃取到膜分离、大孔树脂吸附等新技术的应用，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再次是中国在玉米、大豆等发酵原料方面的天然优势，使青霉素的生产成本具有全球竞争力。此外，抗生素制造工程人才的持续培养——从1955年华东化工学院开设首个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至今，中国已培养出数万名抗生素领域的专业人才，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人才梯队。 4 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青霉素 挑战与机遇并存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青霉素产业已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青霉素行业市场规模为282.43亿元，同比增长4.45%；2025年市场规模约为294.99亿元。2025年全球青霉素原料药API市场规模大约为16.96亿美元。中国已形成从原料供应、生产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完整成熟产业链，在全球中间体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印度作为另一个青霉素生产大国，受PLI（生产挂钩激励）计划推动，企业在青霉素板块新增了产能。但中国企业在青霉素发酵领域仍具备显著的成本优势和话语权。目前中国企业正加快向国际市场直接出口，未来中印两国青霉素产业链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而中国在技术和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有望在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出口数据来看，中国青霉素类原料药及中间体的出口经历了从稳步增长到市场回调的完整周期。2016—2021年间，中国阿莫西林原料药出口金额稳定在2.8亿美元左右，出口量维持在1.2万吨水平。近十年数据显示，中国在这一领域稳坐全球头把交椅。与此同时，中国青霉素行业正处于结构性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在政策端，国家通过覆盖全链条的严格监管体系（如GMP）与促进合理用药的综合措施，引导行业向规范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在市场端，受益于基层医疗覆盖扩大与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需求，市场保持刚性增长，需求结构正向“预防—治疗—康复”全周期延伸。在技术端，生物工程、酶法合成等先进工艺的广泛应用，正推动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生产效率与环保水平不断提升。 当前青霉素行业的主要挑战来自产能过剩和环保压力。中国青霉素工业盐产能已达10万吨/年，而全球年需求量仅有5—6万吨，这种供需失衡迫使企业通过技术升级降低单位成本，例如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优化菌种。与此同时，抗生素发酵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和废渣，对企业的环保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国家“反内卷”和去产能的政策背景下，短期内三大抗生素中间体难以出现大规模新增产能。 中国青霉素行业已形成了若干龙头企业格局。华北制药、石药集团、鲁抗医药、哈药股份、科伦药业、川宁生物、联邦制药等企业构成了产业的中坚力量，其中石药集团青霉素工业盐产能达18000吨，居于行业首位。科伦药业通过旗下川宁生物在新疆伊犁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抗生素发酵基地之一，利用当地丰富的玉米资源和优惠的能源成本，构建了显著的竞争优势。联邦制药则在6-APA和阿莫西林等品种上占据了全球市场的较大份额。这些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共同塑造了中国青霉素产业的竞争格局。 5 未来之路 耐药性危机与中国抗生素的原创突围 青霉素从发现至今已近百年，使用越久，问题也越突出。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甚至滥用，细菌的耐药性问题日益严峻。世界卫生组织已多次警告，抗生素耐药性（AMR）是对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传统抗生素靶点如细胞壁合成酶、拓扑异构酶等因长期使用已普遍面临耐药压力，开发作用于全新靶点、且不易诱发耐药突变的抗生素，成为当前抗感染领域亟待突破的关键难题。 耐药性危机的背后，是人类与细菌的“军备竞赛”。细菌通过基因突变、质粒传递等方式，能够迅速进化出对抗生素的防御机制。例如，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能够水解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等β-内酰胺类抗生素，使这些药物失去作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碳青霉烯的鲍曼不动杆菌（CRAB）等“超级细菌”的出现，更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这场与耐药菌的竞赛中，中国的科研力量正在奋起直追。2025年2月，一项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的重磅研究，为破解抗生素耐药性困境带来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国药科大学王宗强教授团队领衔的研究，发现了一种名为Paenimicin的新型广谱抗生素。该抗生素采用不依赖于传统细菌培养的“合成-生物信息学天然产物”方法，其最大的突破在于采用了前所未有的双重靶点结合机制，对抗包括WHO优先清单在内的多种“超级细菌”时，展现出强大的杀菌活性，且在长达30天的连续传代耐药性诱导实验中，未发现任何对Paenimicin产生稳定耐药性的细菌。这标志着我国在新型抗生素原创研发领域取得了从0到1的重大突破。 此外，2025年4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与广州艾奇西新药研究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化学1类抗革兰氏阴性耐药菌感染药物IMBZ18g，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开展I期临床试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冰团队则从细菌的天敌“噬菌体”入手，创新性地开发出一类可精准靶向细菌类核相关蛋白HU的小分子候选药物——肉桂羟肟酸衍生物（CHADs），为解决全球抗生素耐药问题提供了全新策略。健康元药业也在研发一款不直接杀菌的“抗生素保镖”，能够保护现有抗生素不被细菌破坏，恢复其威力。 更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科研团队在抗生素研发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已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这些新型药物的研发，标志着中国在抗生素领域正从过去以仿制为主的“跟随者”，逐步转变为具有原创能力的“引领者”。当然，从实验室发现到临床应用，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这些突破无疑为中国乃至全球应对耐药菌感染带来了新的希望。 尾声 回望中国青霉素八十余年的发展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药物的演变，更是一部中国科学家的奋斗史。 从1941年汤飞凡在昆明西山脚下简陋的实验室里看到《柳叶刀》上那篇关于青霉素的报告时的慧眼识珠，到1944年樊庆笙穿越战火和死亡航线、历时半年多带回三支青霉素菌种的九死一生；从1944年底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在昆明面世的欣喜，到1953年上海第三制药厂在破旧厂房中敲锣打鼓庆祝投产的激动；从1958年华北制药厂第一罐青霉素突破1800单位的惊喜，到今天中国青霉素产量占全球90%以上的辉煌——每一个节点背后，都是几代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工人的心血与汗水。 南京农业大学的校史馆里，至今珍藏着一支青霉素菌种，那是樊庆笙教授当年带回的珍贵遗产。这支菌种安静地躺在试管中，仿佛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诉说着八十年前那段跨越战火的传奇。而它的故事远未结束——今天，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在向新型抗生素的研发发起新的冲锋，从Paenimicin到IMBZ18g，从噬菌体疗法到AI驱动的药物设计，中国力量正在全球抗生素研发的前沿阵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正如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董维春教授所说：“正是由于樊庆笙先生不畏艰辛，胸怀家国民众，投身青霉素的研制，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能够研制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之一，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青霉素之父’。”而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这种不畏艰辛、胸怀家国的精神，早已融入中国青霉素乃至整个中国医药工业的血脉之中，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 金陵图书馆. 国产青霉素走过的艰辛历程[EB/OL]. 202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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