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hon University

面对本土市场的增长停滞与创新瓶颈，日本制药巨头正撕去“保守”标签，以激进的海外并购开启战略转型，从第一三共的ADC出海到大冢制药的全球扫货，折射出行业从“内源生长”到“全球整合”的生存逻辑转变。 这条路径为中国药企敲响警钟：在创新全球化的浪潮中，仅固守国内市场或依赖仿制红利已不足以构建长久竞争力。日本的经验昭示，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以开放姿态融入全球创新链——在强化自主研发的同时，主动扫描并整合海外前沿技术，通过合作与并购将全球创新资源转化为自身增长的引擎。 长期以来，日本制药巨头一直是一个较为低调、专注于本土的行业，但如今它们正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世界其他地区以寻求交易。 日本制药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避免其美国同行那种引人注目的并购交易，而是选择低调创新。但这一趋势突然发生了逆转——第一三共蓬勃发展的抗体药物偶联物业务使其首次坐上了买家的位置。 但Jefferies驻东京的分析师Stephen Barker在接受BioSpace采访时表示，并非只有第一三共如此。在日本各地，制药公司正变得越来越活跃。泰尔茂在8月收购了英国器官移植公司OrganOx，而按收入计日本最大的制药公司大冢制药则在全球范围内物色资产，包括以高达10亿美元收购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自身免疫和罕见病公司Jnana Therapeutics。大冢制药还在9月与瑞典生物技术公司Cantargia签署了一项潜在的6.13亿美元的炎症和免疫学交易。 Barker说，这种"收购外部资产的习惯"（典型的美资公司做法）"已经蔓延到日本药企"。 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Barker及其同事强调了日本制药企业收购资产和整个公司（尤其是在海外）的速度正在加快。这些日本药企正在评估美国和欧洲的初创公司，这些初创公司在日本制药业优先发展的领域拥有成熟的研发管线，主要是肿瘤学领域，但也侧重于神经系统疾病。 卡迪夫大学的历史学家Maki Umemura曾广泛撰写日本制药业历史，在回忆一次美国研究之旅时，她反思了日本制药业对并购新产生的兴趣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我和波士顿的一些人聊过，他们认为自己是生物技术产业的中心，这没错。但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神奇子弹" 到目前为止，日本制药企业更倾向于内部增长，并且主要专注于日本市场销售。像现代世界许多大公司一样，日本制药工业是在二战后起步的。而美国制药业的现代巨头们则是通过不懈的商业拓展迅速发展起来的。 Barker说："美国大公司是通过彼此合并，然后不断收购而发展起来的。" Umemura说，日本制药业早期主要以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实力而闻名。 "日本公司以抗生素闻名，它们曾被认为是'神奇子弹'，"她说。日本是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第三个实现青霉素自给自足的国家，而且日本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青霉素之后的第一种新型抗生素和第一种抗真菌分子。 Umemura表示，日本的大学一直拥有科研能力，但日本经济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培育像礼来或辉瑞那样规模的制药巨头。 "日本制药业面临融资困难，"她说，"就是缺乏金融资本。" 但一些特定事件给这个行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Umemura说，在山中伸弥因其在创造诱导多能干细胞方面的贡献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后，日本出现了"非凡的国家驱动力"来推动生物技术，特别是在涉及使用iPSC的再生医学等领域。 Barker说，最近的一次鞭策是2024年1月东京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布一份交易价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公司名单——意味着股票交易价格低于公司资产价值——这是一种"点名羞辱"计划，旨在敦促公司提升其估值，为经济注入更多资本。 与此同时，第一三共一直通过大规模合作，不那么低调地为自己赢得了声誉。迄今为止最富有成果的是与阿斯利康的合作，这段关系始于2019年的抗体药物偶联物Enhertu。最初该合作可为第一三共带来高达85亿美元的付款和里程碑收入，双方在2020年又加倍投入，为下一个独立的ADC增加了60亿美元的潜在价值。这催生了Datroway，该ADC于今年1月获得FDA批准用于某些类型的乳腺癌。 第一三共没有继续与阿斯利康加深合作，而是在2023年以一项22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震惊业界，与默克合作开发和商业化另外三种ADC。今年5月，由于未能改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总生存期，合作伙伴撤回了其中一种资产patritumab deruxtecan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但这只是在FDA拒绝了先前的申请之后。几个月后的9月，该合作在另一项资产ifinatamab deruxtecan上取得了II期试验的成功，该药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中引发了48.2% 的客观缓解率。 按市值计算最大的日本制药公司武田，这些年来比其日本同行更为积极主动，通过业务拓展积累了一系列资产。这包括2018年以620亿美元巨资收购夏尔，这一交易规模巨大且出人意料。 但该公司与第一三共和其他更多土生土长的日本生物制药公司有些不同，它寻求日本以外的收入。Umemura和Barker都指出，武田的高管层中大量聘用非日本籍人士，并且其身份可能更偏向于一家全球性公司，而非日本公司。 尽管如此，武田仍是近期较为活跃的日本本土公司之一，仅在过去一个月就花费了超过120亿美元。这正值武田进行大规模的研发重组之际，该公司砍掉了其整个细胞治疗管线——这个产品组合耗资至少10亿美元建立，而且鉴于其许多投资的规模从未披露，实际金额可能更高。 东方与西方 随着日本制药企业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增长，武田不再是特例。Barker说："传统的日本市场已经停滞了一段时间，并且未来没有增长前景，因此公司对在日本以外的市场增长更感兴趣。" 根据Jefferies的数据，日本医疗保健企业的交易数量已从2022年的仅2笔增加到今年迄今为止的9笔——尽管2025年这些交易的价值仅为38亿美元，而2022年为52亿美元。 "积极的收购方，如大冢制药和泰尔茂，提高了他们收购外部资产的速度，而盐野义制药、小野药品和协和麒麟也已开始购买大量资产，"Jefferies的分析师补充道。 这些公司正变得越来越积极进取。第一三共已承诺通过外部资产加强其免疫肿瘤管线，同时在似乎无穷无尽的适应症中扩展与阿斯利康合作的Enhertu。 日本制药公司已经在美国找到了一些"猎物"，例如安斯泰来在2023年以59亿美元收购位于新泽西的眼科药物制造商Iveric Bio；小野药品在2024年以24亿美元收购位于波士顿的肿瘤专科公司Deciphera Pharmaceuticals；或者大冢制药在2024年收购位于波士顿的生物技术公司Jnana Therapeutics。 虽然安斯泰来和小野药品的收购伴随着后期资产或已获批的药物，但收购Jnana的交易显示了对早期公司的并购胃口。在那笔交易中，大冢制药获得了一种治疗苯丙酮尿症的I期分子，以及Jnana与罗氏和Neurocrine就免疫介导疾病的临床前工作签署的现有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Jefferies的说法，其他可能被关注的公司包括总部位于美国的Immunocore（该公司拥有处于开发后期的肿瘤资产管线），以及西班牙生物技术公司Oryzon Genomics（拥有针对肿瘤和神经精神疾病的中期候选药物管线）。 但是，正如Barker所说，日本制药企业并不仅仅只看向美国来寻找新资产。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他说。大冢制药今年3月就去了瑞士，以高达7.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ADC制造商Araris Biotech。与此同时，住友制药在2022年以17亿美元收购了总部位于巴塞尔、专注于肿瘤和女性健康的Myovant Sciences。 "技术超级大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落，"Barker说，"我不知道日本是只看东方还是西方，他们寻找的是技术所在的地方，那里可以提供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信息来源：https://www.biospace.com — END — 关于仕揽 Talent One 仕揽（Talent One）是一家专注于生命科学领域中高端人才招聘及一站式人力资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致力于成为创业者、科学家和高管们值得信赖的伙伴。我们的团队成员充满激情和经验丰富，曾成功为国内多家知名药企寻聘C-level高管和搭建创始管理团队，擅长为制药公司输入药物早期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开发、药政事务、CMC开发、生产质量、BD/投资、市场销售等方向的高品质、高价值人才。未来，仕揽（T1）将坚定以客户为中心，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医疗大健康行业贡献一份力量招聘

日本在诱导多能干细胞（iPS 细胞）前沿研究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类细胞有望推动革命性新药研发，并为不治之症提供新疗法。近期，日本共同社等媒体专访了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与应用中心（CiRA）副主任江藤浩二，探讨该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诱导多能干细胞极具前景的研究方向 2006 年，京都大学山中伸弥教授发表论文，宣布成功培育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 细胞）。这一干细胞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带来了巨大的治疗潜力。iPS 细胞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能够分化为其他任何细胞类型，这与受精卵分裂形成多细胞生物体内各种器官的过程类似，这一过程被称为细胞分化。 在分化过程中，未成熟细胞会表达特定基因以实现不同的特殊功能（如心肌细胞或肝细胞），同时关闭所有其他潜在基因的表达。“细胞的功能一旦确定，就很少会转变为其他类型，” 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与应用中心副主任江藤浩二解释道，“但借助 iPS 细胞技术，我们可以将普通的特化细胞恢复到能够分化为任何其他细胞类型的状态。” 例如，科学家通过导入少量特定基因，本质上可以对皮肤细胞或血细胞进行重编程，使其获得分化为心肌细胞、神经细胞或其他细胞的能力，这一特性被称为多能性。 山中伸弥教授（图片：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 除了可重编程的特性，iPS 细胞还具有几乎可以无限增殖的独特能力。山中伸弥强调，iPS 细胞在伤口愈合治疗和再生医学领域具有巨大潜力。2012 年，他因这一发现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再生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胚胎干细胞（ES 细胞）的潜力研究。1981 年，科学家成功从小鼠胚胎中培育出 ES 细胞；1998 年，人类 ES 细胞培育也取得了突破。 然而，江藤指出，尽管人类受精卵具有增殖和分化能力，但使用受精卵会引发伦理争议，而 iPS 细胞可从患者自身组织中获取，不存在这一问题。他还强调了这一特性带来的实际优势：“在移植过程中，身体对新器官的免疫排斥风险会降低，这也是全球研究人员急于利用的一点。” 再生医学的斐然成就 江藤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成为再生医学领域的世界领导者，离不开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有八项主要项目正在推进，利用 iPS 细胞分化为视网膜细胞、心肌细胞、血小板和免疫细胞等，” 他表示，“相关研究持续取得进展，比其他医疗先进国家领先数年。” 视网膜再生专家高桥政代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高桥政代现任医疗初创企业 Vision Care 总裁，她曾领导神户理化学研究所（Riken）的团队，成功利用 iPS 细胞培育出视网膜细胞片，有望用于治疗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色素性视网膜炎等遗传性眼病。 “高桥医生是全球该领域的先行者，” 江藤赞叹道。潜在疗法需经过多个阶段的临床试验才能获得批准，这一过程即使不需要十年，也可能耗时数年。但高桥正通过日本的 “先进医疗制度” 申请批准，力求让她的疗法更快推向市场。“这一举措为患者获取有前景的医疗技术提供了便利。” 高桥政代的丈夫、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与应用中心主任高桥淳，在帕金森病治疗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他已完成 7 名患者的医师主导临床试验，并正致力于让其疗法实现普及。 在心脏病学领域，大阪大学泽芳树教授利用 iPS 细胞制造出世界上首个心肌细胞片，并将其移植到患有严重心脏病的患者心脏中。与此同时，庆应义塾大学福田惠一教授正在开展一项研究，评估利用 iPS 细胞制成的 “心肌球” 治疗心力衰竭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一疗法具有革命性意义。 江藤的团队也在开发新医疗疗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正在研究大量生产血小板的方法，血小板在止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 年，他领导了一项临床试验，将 iPS 细胞衍生的血小板输注给稀有血型患者。“这些 iPS 细胞来自患者自身组织，试验结果令人鼓舞，我们计划在 2027 年左右启动下一阶段临床试验，研发人类 iPS 细胞来源的功能性血小板。” 癌症治疗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与应用中心的金子伸正在利用 iPS 细胞的特性开展免疫疗法研究，通过重编程称为 T 淋巴细胞的白细胞，使其能够靶向攻击癌细胞。他的团队将嵌合抗原受体（CAR）基因导入 iPS 细胞，成功大量培育出经过改造、能够特异性识别特定癌症类型的强效 CAR-T 细胞。这项技术减少了对定制化疗法的依赖，为开发标准化疗法开辟了道路，有望惠及更多患者。临床级细胞驱动创新 除了治疗方法的进步，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与应用中心还通过其 “iPS 细胞库项目” 为再生医学研究提供更广泛的支持，该项目旨在提供用于临床的 iPS 细胞。从患者自身组织中制备 iPS 细胞（称为自体细胞）需要数月时间，而该项目使用健康捐赠者的细胞，为日本及海外的研究人员和医疗机构提供稳定的高质量 iPS 细胞供应。 江藤强调了该项目的重要性：“共享细胞库能够让研究更快、更高效地推进。”2020 年，该细胞库项目从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与应用中心移交至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与应用中心基金会，这是一个由山中伸弥担任主席的公益财团法人。“该组织在加强和推动再生医学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iPS细胞研究财团制造并提供临床和研究用的iPS细胞快速发展的领域 尽管日本已成为 iPS 细胞研究的全球领导者，但江藤警告称，随着其他国家竞相缩小差距，保持这一地位将面临挑战。“欧洲、美国和中国的研究人员正在取得重大进展，” 他说，“例如，美国生物制药公司 Fate Therapeutics 正在对其开发的 iPS 细胞衍生免疫疗法进行临床试验。” 他指出，在美国庞大的风险投资市场，企业能够吸引愿意投入巨额资金将新技术推向市场的投资者，而在中国，大规模研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23 年，中国研究人员报告称成功利用 iPS 细胞再生心肌组织。随着其他国家的进步，日本来之不易的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 日本国内 iPS 细胞研究严重依赖政府资金，这使得保持领先地位变得更加困难。2024 财年，立法者仅为干细胞和基因治疗相关的再生医学研究拨款约 200 亿日元，与许多国家在这些技术上的投资相比，这一数额微不足道。在研究人员流动性和促进产学研合作方面，日本也落后于欧洲和美国。为了保持领先地位，日本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其现有策略，包括利用私人资金、促进与海外机构的联合研究以及重新评估其专利策略。需要共同努力 江藤表示，日本要保持领先地位，不仅需要顶尖的研究人员和充足的项目资金。“研究要取得成果，需要一支由知识产权专家、公关人员、设备维护技术人员和筹款经理组成的团队协同努力。” 然而，他强调，日本大学通常没有预算全职聘用这样一支专业团队，因此必须依靠校友和其他人士的捐赠来支付相关服务费用。 “要将 iPS 细胞相关研究发展成为能够向全球出口技术的成熟医疗产业，需要公众的理解和积极支持，” 江藤表示，“作为研究人员，我们有责任以清晰、开放的方式解释我们的工作，共同铺平前进的道路。” iPS 细胞研究对人类健康的潜在贡献是巨大的。然而，日本要保持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需要为项目提供更多资金，并且需要社会各界的更大认同和支持。培养公众兴趣并鼓励个人采取行动支持该领域，对于 iPS 细胞研究进入下一阶段至关重要。 （原文为日文，由 Team Pascal 的大越丰采访撰写，Power News 编辑。横幅照片：江藤浩二在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与应用中心的办公室，由该中心提供。） 【干细胞与外泌体】公众号编辑：钱复丽 \ 栏目主编：王正 \ 文字编辑：杨乐东。免责声明：本平台上的所有声明均不表示为医疗声明或建议。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或疑虑，请咨询您的医生或医疗保健提供者。原创文章非经授权，请勿转载

摘要：长期以来，日本制药行业始终以 “低调创新、聚焦本土” 的形象示人，与美国同行热衷的大额并购形成鲜明对比。但近年来这一格局彻底反转 —— 武田、第一三共、大塚等日本药企巨头纷纷将目光投向全球，掀起了一场针对美欧生物科技公司的并购热潮。从诺贝尔奖引发的产业热潮，到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政策倒逼，多重因素推动着日本药企打破传统壁垒。它们瞄准肿瘤学、神经系统疾病等核心领域，通过收购成熟管线、早期资产甚至整家公司，试图在全球医药市场抢占一席之地。这场跨越东西的产业变革，不仅改写了日本药企的发展轨迹，也正在重塑全球医药并购的竞争格局。 一、颠覆传统：日本药企从 “本土深耕” 到 “全球扫货” 提到日本制药业，很多人会想到 “精准研发、低调稳健” 的标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药企确实走着和美国同行截然不同的路 —— 它们很少搞轰动业界的大额并购（M&A），更倾向于靠内部研发慢慢成长，市场重心也主要放在日本本土。 但这两年，日本药企彻底 “换了画风”。就像东京杰富瑞（Jefferies）分析师斯蒂芬・巴克（Stephen Barker）观察到的：“那种美国公司特有的‘收购外部资产’的习惯，已经蔓延到了日本药企圈。” 这场转型的 “排头兵” 之一就是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凭借蓬勃发展的抗体偶联药物（ADC）业务，它第一次从 “研发者” 变成了 “收购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质资产。 不止第一三共，整个日本制药行业都在变得活跃。2025 年 8 月，泰尔茂（Terumo）收购了英国器官移植公司 OrganOx；作为日本营收最高的药企，大塚制药（Otsuka）更是在全球 “撒网”—— 以超过 10 亿美元的价格拿下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罕见病公司 Jnana Therapeutics，还在 9 月与瑞典生物科技公司 Cantargia 达成了一项价值 6.13 亿美元的炎症和免疫学领域合作。 就连一直走 “国际化路线” 的武田制药（Takeda）也没停下脚步。作为日本市值最高的药企，武田早已通过并购扩张 ——2018 年以 620 亿美元收购夏尔（Shire）的交易震惊业界。而在 2025 年，它更是动作频频，仅一个月就花费超过 120 亿美元用于并购，还对研发管线进行了大调整，砍掉了总投入至少 10 亿美元的细胞疗法业务，转而聚焦更有潜力的领域。二、历史基因：日本药企的 “本土根基” 与 “先天短板” 日本制药业的 “本土执念”，其实源于它的发展历史。和许多现代大型企业一样，日本制药业是在二战后起步的。早期的日本药企，凭借在特定领域的优势站稳了脚跟 ——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抗生素领域，它们被称为对抗疾病的 “魔法子弹”（magic bullet）。 当时，日本是继美国、英国之后第三个实现青霉素自给自足的国家，日本大学的研究团队还发现了青霉素之后第一个新型抗生素，以及第一个抗真菌分子。卡迪夫大学历史学家牧梅村（Maki Umemura）深耕日本制药业历史多年，她坦言：“日本大学一直具备强大的科研能力，但日本经济当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培育出礼来（Eli Lilly）或辉瑞（Pfizer）那样规模的巨型药企。” 资金短缺，是日本药企长期面临的 “先天短板”。“日本制药业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牧梅村解释道，“这里没有足够的金融资本支持企业大规模扩张。” 而美国药企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 —— 正如巴克所说：“大型美国药企通过相互合并，然后不断收购其他公司，才达到了今天的规模。” 这种 “并购驱动” 的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被日本药企采纳。 所以，日本药企早期选择 “本土深耕”，既是历史背景下的选择，也是受限于资源的无奈之举。它们专注于日本国内市场，靠精细化研发和本地化运营立足，但也因此错过了全球市场扩张的早期机遇。三、转折推手：三大因素点燃日本药企的 “并购热情” 是什么让日本药企突然打破传统，开始热衷于跨国并购？这背后离不开三大关键因素的共同推动，既有内部的产业觉醒，也有外部的政策倒逼。 第一个重要推手，是 2012 年的诺贝尔奖带来的 “科研热潮”。当年，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因成功培育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事件在日本引发了 “全国性的生物技术热潮”。牧梅村回忆道，当时日本在再生医学等与 iPSCs 相关的领域投入巨大，整个社会对生物技术的关注度和支持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日本药企后来的国际化转型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的 “政策倒逼”。2024 年 1 月，东京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一份 “破净企业名单”—— 列出那些股价低于账面价值（即股票交易价格低于公司资产价值）的企业，用这种 “点名批评” 的方式，倒逼企业提升估值、为经济注入更多资本。这一政策让日本药企意识到，仅靠内部研发和本土市场，很难提升企业价值，必须寻找新的增长路径，而跨国并购成为了最佳选择。 第三个因素，是本土市场的 “增长瓶颈”。“日本传统市场已经停滞了一段时间，未来也没有增长前景，” 巴克直言，“所以企业更倾向于在日本以外的市场寻求增长。” 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增速放缓，本土医药市场的蛋糕已经很难做大，而美国、欧洲等海外市场拥有更大的需求、更多的创新资源，自然成为日本药企的 “必争之地”。 此外，部分日本药企通过前期合作积累了 “出海经验”，也为并购打下了基础。比如第一三共与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合作就极具代表性 ——2019 年，双方围绕抗体偶联药物 Enhertu 展开合作，第一三共最多可获得 85 亿美元的付款和里程碑收入；2020 年，双方又加码合作，为另一款 ADC 药物追加了 60 亿美元的潜在资金，这款药物后来获批上市，成为第一三共的 “摇钱树”。有了这次成功合作的铺垫，第一三共在 2023 年大胆出手，与默克（Merck）达成 220 亿美元的合作，共同开发和商业化三款 ADC 药物，虽然其中一款药物因临床试验未达预期撤回申请，但另一款药物在非小细胞肺癌的 II 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了 48.3% 的客观缓解率，让市场看到了潜力。四、全球布局：日本药企的 “并购地图” 与 “核心目标” 如今的日本药企，早已不局限于 “家门口” 的市场，而是开启了 “全球扫货” 模式。它们的并购地图覆盖欧美主要市场，目标明确 —— 聚焦高潜力治疗领域，精准捕捉优质资产。 从地域来看，美国是日本药企并购的 “主战场”。2023 年，安斯泰来（Astellas）以 59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新泽西州的眼科药物公司 Iveric Bio；2024 年，小野制药（Ono）以 24 亿美元拿下美国波士顿的肿瘤学专业公司 Deciphera Pharmaceuticals；大塚制药 2024 年收购的 Jnana Therapeutics，同样位于波士顿。这些交易中，既有拥有晚期管线或已获批药物的成熟公司，也有处于早期阶段的创新企业 —— 比如 Jnana Therapeutics 当时仅拥有一款治疗苯丙酮尿症的 I 期分子，还有与罗氏（Roche）、Neurocrine 在免疫介导疾病临床前研究的合作，即便如此，大塚依然果断出手，可见其对早期创新资产的重视。 除了美国，欧洲也是日本药企的重要目标地。2025 年 3 月，大塚制药以高达 7.4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瑞士 ADC 制造商 Araris Biotech；2022 年，住友制药（Sumitomo）以 17 亿美元收购了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专注于肿瘤学和女性健康的 Myovant Sciences。杰富瑞的分析师还透露，日本药企正在关注更多欧洲资产，比如西班牙生物科技公司 Oryzon Genomics，其在肿瘤学和神经精神疾病领域拥有中期管线，极具收购潜力。 在治疗领域的选择上，日本药企的目标非常集中。它们主要瞄准日本制药业重点布局的领域 ——肿瘤学（oncology）是核心，同时也重视神经系统疾病（nervous system disorders）、自身免疫性疾病、罕见病等领域。比如杰富瑞提到的潜在收购目标 Immunocore，就是一家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拥有处于晚期阶段的肿瘤学资产管线，正好契合日本药企的需求。 “它们不是只盯着美国，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 巴克总结道，“技术强国的地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日本药企不会只看东方或西方，而是哪里有可用的技术、能提供良好的合作机会，它们就去哪里。”五、未来展望：日本药企的 “全球野心” 与 “挑战” 日本药企的跨国并购热潮，已经成为全球医药行业不可忽视的趋势。数据显示，日本医疗健康企业的并购交易数量，从 2022 年的仅 2 笔，增长到 2025 年的 9 笔（截至文章发布时）。虽然 2025 年的交易总价值为 38 亿美元，低于 2022 年的 52 亿美元，但交易频率的大幅提升，足以说明日本药企的 “并购热情” 正在持续升温。 越来越多的日本药企加入了 “全球买家” 行列。除了已经活跃的武田、第一三共、大塚、泰尔茂，盐野义（Shionogi）、小野制药（Ono）、协和麒麟（Kyowa Kirin）等也开始出手收购重要资产。第一三共更是明确表示，将通过外部资产来加强其免疫肿瘤学管线，同时继续拓展与阿斯利康合作的 Enhertu 的适应症，试图在 ADC 领域打造 “垄断优势”。 但日本药企的 “全球野心”，也面临着不少挑战。首先是文化整合的问题 —— 比如武田制药之所以能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高管团队中有大量非日本籍人士，更像一家 “全球公司” 而非 “日本公司”。对于其他深耕本土多年的日本药企来说，如何整合海外公司的文化、管理模式，是并购后必须面对的难题。 其次是研发风险。医药行业的研发本就充满不确定性，跨国并购更是将这种风险放大。比如第一三共与默克合作的 ADC 药物 patritumab deruxtecan，就因未能改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总生存期，在 FDA 拒绝其前期申请后，双方撤回了生物制剂许可申请。如何筛选真正有潜力的资产、规避研发失败的风险，是日本药企需要持续学习的课题。 不过，无论挑战如何，日本药企的 “出海并购” 之路已经不可逆转。从 “本土创新” 到 “全球整合”，这场转型不仅让日本药企获得了更多的研发资源、市场空间，也让全球医药行业看到了亚洲药企的崛起。正如牧梅村在一次美国调研中感受到的：“波士顿的从业者认为他们是生物科技行业的中心，这在当下是事实，但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未来，随着日本药企在全球并购市场的持续发力，全球医药行业的竞争格局或将被重新改写。而对于患者来说，这场跨国并购热潮或许能加速更多创新药物的研发和上市，为疾病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 这也是医药行业并购最本质的意义所在。 参考来源：https://www.biospace.com/business/japanese-pharmas-looking-beyond-borders-for-m-a-to-us-eu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不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