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an Corp. Plc

编者按：多发性硬化（MS）是一种致残性自身免疫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数据，全球MS患者超过了180万。过去十多年间，多款疗法获监管机构批准治疗MS，极大改善了患者的生存状况。同时，全球目前还有一系列针对MS的研发管线正在持续推进，旨在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作为全球医药创新的赋能者，药明康德一直以来依托“一体化、端到端”的CRDMO赋能平台，助力全球合作伙伴，推进包括MS在内各类疾病的创新疗法开发，加速造福病患。 多发性硬化（MS）是一种终身进展的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免疫病，迄今还没有治愈手段。该病多见于中青年群体，女性患病率更高。MS的核心病理是免疫系统错误攻击包裹神经纤维的髓鞘，使其不断受损、脱落，进而影响大脑、脊髓及视神经的正常传导功能。MS会导致患者的行动能力与认知功能逐渐下降。 根据病程特点，多发性硬化可分为四种类型：复发缓解型（RRMS）、继发进展型（SPMS）、原发进展型（PPMS）和进展复发型（PRMS）。其中RRMS最为常见，疾病常呈周期性复发与缓解，但每次缓解可能并不完全，残留症状会逐渐累积。RRMS患者有约四分之一在确诊10年内进展为SPMS，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比例将更高。一旦进入SPMS阶段，症状多呈持续恶化趋势，患者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甚至面临视力丧失和生命威胁。 图片来源：123RF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科学界逐渐揭示MS的神经病学本质和其背后的免疫异常机制。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发现可的松等糖皮质激素能够缓解MS急性发作，但无法长期阻止疾病进展。 直到上世纪90年代，首批能够在缓解期控制病情的免疫调节剂问世，标志着“疾病修正疗法”时代的开启。随后，不同靶点、不同机制的疾病修正疗法相继出现，让控制MS进展成为了可能。过去十余年，更多新型疗法的不断诞生进一步改善了患者的长期预后。这篇文章也将回望近些年来多发性硬化创新疗法的发展历程。 传统免疫调节注射疗法 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异常的免疫攻击在多发性硬化病程恶化中发挥关键作用，于是开始探索各种免疫调节策略的治疗潜力。 重组人干扰素-β-1b（IFN-β-1b）首先成为突破口。临床研究显示，它能显著延缓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RRMS）的自然进展，使患者在两年内的复发次数减少约34%。1993年7月，IFN-β-1b（商品名Betaseron）获FDA批准，成为能够真正改变RRMS病程的治疗手段。2022年，同类药物干扰素-β-1a（商品名Rebif）获批，其既能降低复发频率，还可延缓持续性残疾的出现。2014年，Rebif的升级版本——聚乙二醇化干扰素-β-1a（peginterferon-β-1a，商品名Plegridy）获FDA批准，延长了体内作用时间，从而降低给药频率，提高患者的长期依从性。 图片来源：123RF 除干扰素外，格拉替雷（glatiramer，商品名Copaxone）也是早期注射型免疫调节剂之一。它由四种氨基酸构成的多肽混合物组成，能够竞争性阻断免疫细胞与髓磷脂的异常相互作用，从而发挥保护作用。该药于1996年获FDA批准，用于RRMS的长期治疗。 这些注射疗法的成功标志着MS治疗从单纯缓解症状迈向真正能够改变病程的疾病修正治疗阶段。这类传统免疫调节剂至今仍是MS治疗体系中的重要基石。 生物制剂靶向疗法问世 传统免疫调节注射疗法改变了MS的治疗格局，但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几乎无应答。为了让更多患者获益，科研界和产业界开始探索生物制剂靶向疗法。 由Athena Neuroscience、Elan与渤健合作开发的natalizumab，是首个获批用于MS治疗的生物制剂类靶向药物。它的出现，源于一次“误打误撞”的研究发现。 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斯坦曼实验室与Athena Neuroscience的泰德·耶德诺克（Ted Yednock）博士团队合作，希望了解MS的关键病理环节之一——淋巴细胞如何穿透血脑屏障。在动物实验中，他们意外发现一种“推波助澜”的分子——α4β1整合素，它能帮助淋巴细胞越过血脑屏障，引发大脑炎症。更令人惊喜的是，相应的抗体能够抑制这种异常浸润。 图片来源：123RF 意识到这项发现的突破性意义后，团队迅速调整方向，研发出针对这一靶点的人源化单抗natalizumab。凭借出色的临床数据，Tysabri（natalizumab，那他珠单抗）在2004年获FDA批准上市，用于RRMS的治疗。 长期随访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其疗效：治疗两年后，与安慰剂相比，患者的残疾持续进展风险下降42%-54%，年复发率下降68%。 2014年，另一款靶向CD52的Lemtrada（alemtuzumab，阿仑单抗）也获批用于MS治疗。这一药物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在少量患者中展现出抑制大脑新发炎症与减少复发的潜力。然而，尽管炎症减少，大多数患者仍表现出疾病进展，这一矛盾曾让研究团队困惑不已。 多年研究后，谜底终于揭晓：在MS的病程中，“炎症”与“退行性神经损伤”是相互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两条病理轨迹。MS的发作会引发炎症，同时累积神经损害；当损害达到一定程度后，即便炎症消退，退行性进展也会继续，就像滚下雪坡的雪球很难停止。因此，研究者推断：要让alemtuzumab发挥最大价值，需要尽可能在疾病早期使用。 后续的临床研究显示，接受alemtuzumab治疗三年后，患者年复发率下降74%，持续残疾累积风险下降71%，残疾评分也明显改善。最终，这款药物获得FDA批准，为RRMS患者带来了新的选择。 自2016年起，多款靶向CD20的单克隆抗体陆续获FDA批准，包括：Ocrevus（ocrelizumab，奥瑞利珠单抗）；Kesimpta（ofatumumab，奥法妥木单抗）；Briumvi（ublituximab，乌妥昔单抗）等。其中，奥瑞利珠单抗是FDA批准的首个用于PPMS的创新疗法。PPMS占MS患者的约10%，没有明显缓解期，残疾累积更快，生活质量常受严重影响。 长期随访数据显示，经过奥瑞利珠单抗治疗11年后，PPSM患者中有33%的患者无残疾进展、80%的人无需依赖轮椅（部分患者可能需要比轮椅更简单的助行器）。相比大多数MS生物制剂每月1次的用药频率，这款药物只需半年输注1次，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 小分子疗法接力治疗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批上市的MS疗法往往需要注射治疗。因此，科学家们也在寻找用药更便捷的小分子口服药物，作用机制各异的小分子疗法由此诞生。 2010年1月，达伐吡啶（dalfampridine，商品名：Ampyra）正式获FDA批准，成为首个用于MS的口服药物。它是一种钾通道阻滞剂，通过改善脱髓鞘神经纤维的信号传导，帮助患者缓解步行能力下降这一最常见的功能障碍。临床研究显示，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在服用达伐吡啶后步行速度明显提升，部分患者甚至能接近恢复正常步态。 另外，特立氟胺（teriflunomide，商品名：Aubagio）通过抑制二氢乳清酸脱氢酶来抑制活化T/B细胞的增殖，但保留正常免疫反应；富马酸二甲酯（dimethyl fumarate，商品名：Tecfidera）及其升级版本富马酸地洛西美（diroximel fumarate，商品名：Vumerity）则通过激活Nrf2通路发挥免疫调节及细胞保护作用。 其中，S1P受体调节剂因靶点明确、疗效突出而成为一类重要的小分子疗法。2010年9月，芬戈莫德（fingolimod，商品名：Gilenya）获FDA批准，成为可显著降低MS复发率的口服疗法。它通过与淋巴细胞表面的S1P受体结合，使其滞留在淋巴结，从而减轻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长期临床试验表明，使用芬戈莫德治疗10年后，46%的患者无复发。 芬戈莫德的升级产品——第二代选择性S1P受体调节剂西尼莫德（siponimod）对S1P受体中的特定亚型S1P1、S1P5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它通过与二者的结合，既能阻止淋巴细胞进入中枢神经系统、降低炎症反应，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促进髓鞘再生，起到神经修复作用。 更多新研究助力MS治疗 尽管现有疗法在治疗MS方面已显示出疗效，然而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它们在清除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浆细胞方面效果有限。而科学家正考虑借助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技术，来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今年，一项《细胞》研究证实了靶向B细胞成熟抗原的CAR-T疗法在治疗进展型多发性硬化（PMS）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据介绍，共有5名PMS患者参与了1期临床试验，他们接受了抗BCMA CAR-T细胞疗法。结果，患者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浆细胞减少。在随访时间最长为9个月的病例队列中，观察到了显著的功能改善。此外，治疗还减轻了患者脑脊液中的小胶质细胞活化。 今年的另一项《细胞》研究指出，在MS患者的神经元中，干扰素-γ（IFNγ）会诱导免疫蛋白酶体亚基PSMB8的表达，导致代谢关键酶PFKFB3积累，进而引发炎症和神经退行性病变。而抑制这两种分子，能够在小鼠中改善MS症状，从而为MS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 如今，产业界也在不断探索，致力于为患者带来更安全、有效、便利的治疗选择。过去25年间，FDA共批准了至少15款治疗MS的新疗法。当前，有近80款针对MS的新疗法正处于积极的临床研究中，其中数款疗法已进入3期临床阶段，涵盖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CD40L靶向单抗、CD19靶向双抗等。 作为全球医药创新的赋能者，药明康德在过去25年发展历程中，很荣幸为其中一些获批疗法或在研疗法提供赋能，通过“一体化、端到端”的CRDMO赋能平台，助力全球合作伙伴加速创新疗法的研发进程、从而早日造福病患。 在对抗MS的漫漫征途中，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追寻带来了一款又一款的MS疗法。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能见证更多创新疗法的问世，帮助更多患者开启生命的新篇章。 参考资料： [1] Atlas-3rd-Edition-Epidemiology-report-EN-updated-30-9-20.pdf.  Retrieved Oct 20, 2025 from https://www.msif.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Atlas-3rd-Edition-Epidemiology-report-EN-updated-30-9-20.pdf [2] History of Multiple Sclerosis | MSAA. Retrieved Oct 20, 2025 from https://mymsaa.org/ms-information/overview/history/ [3] Ransohoff, R. M., Hafler, D. A., & Lucchinetti, C. F. (2015). Multiple sclerosis—a quiet revolution. Nature Reviews Neurology, 11(3), 134-142. doi: 10.1038 / nrneurol.2015.14 [4] Lublin, F. (2005). History of modern multiple sclerosis therapy. Journal of Neurology, 252(Suppl 3), iii3-iii9. https://doi.org/10.1007/s00415-005-2010-6 [5] Treatment of Multiple Sclerosis. Retrieved Oct 20, 2025 from  https://www.nature.com/collections/whyfzwfvvr/timeline/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谢绝转载到其他平台。如有开设白名单需求，请在“学术经纬”公众号主页回复“转载”获取转载须知。其他合作需求，请联系wuxi_media@wuxiapptec.com。 免责声明：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文中观点不代表药明康德立场，亦不代表药明康德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本文也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更多推荐 点个“在看”再走吧~

魏东博士 复融生物首席执行官 魏东博士，拥有超过 25 年的创新药物转化、临床研发及公司管理经验，领导并管理十余个创新药的全球临床开发工作，兼具深厚的研发管理经验和卓越的战略运营能力。 在加入复融生物之前，魏东博士曾担任科动生物首席执行官、博雅辑因首席执行官，在博雅辑因任职期间，他带领公司成长为一家国际化的临床阶段的多平台基因疗法公司。更早之前，魏东博士曾在 BioMarin、Elan、美国强生公司、夏尔公司（后被武田公司收购）等企业领导并管理十余个创新药从 I 期至 III 期和报批的全球临床开发工作，涉及项目包括癌症、自身免疫疾病及孤儿药研发等。此外，魏东博士还曾在德勤咨询公司旧金山分部担任战略与运营高级顾问和经理，为十余家专注于健康管理和生命生物科技方面的跨国企业提供战略及运营策划服务；他还在 Chiron 和 Applied Biosystems 从事新药技术研发，并发表多篇论文及获得多项专利。魏东博士拥有北京大学遗传学学士学位、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MBA 学位。 Q1 复融生物以合成免疫学为核心技术驱动，聚焦细胞因子药物开发。在当前全球生物医药竞争格局下，您如何定义复融生物的差异化定位？公司在技术平台构建（如 Fbody®长效化、Syntokine®新型人工合成细胞因子等）中如何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并形成国际竞争力？ 答：公司的创始人应天雷教授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合成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和复旦大学交叉研究发展中心主任，一直聚焦新型免疫治疗药物的基础与转化研究。复融以攻克人类重大疾病为使命，选择的技术平台就是合成免疫学，技术的创新源头来自于创始人在此领域多年的深耕，以及有丰富国际化研发经验的团队。 公司选择聚焦以工程化的细胞因子开发创新药物。为什么选择细胞因子这个赛道？肿瘤免疫治疗近年来增长迅速，其占肿瘤治疗市场的份额预计从 2023 年的 26.5% 增长到 2030 年的 49.3%，达到近 2000 亿美元。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包括 PD(L)1 单抗和 CTLA4 单抗药物，为癌症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但大部分患者对于单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应答有限或显示抗性。众多的联合疗法正在被开发以攻克此抗性，大家熟悉的是以联合疗法或双抗整合不同的免疫疗法靶点（如 PD-1 单抗和 CTLA-4 单抗的联用）或不同的信号通路（如 PD-1/VEGF 双抗），而细胞因子，比如白介素类细胞因子，则是先天性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细胞以及非免疫细胞和组织的通讯手段。调节此类细胞因子可以有效调节免疫细胞增殖，活化以及交叉激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调节针对肿瘤的免疫反应。 细胞因子是一种蛋白质，分子量小，半衰期短，生物分布机制复杂，而免疫系统是多种免疫细胞和交叉通路之间的一个精妙的平衡，细胞因子是其中特定细胞和通路的调控开关，所以成药性挑战很大。IL-2 于上世纪 70 年代发现，1992 年第一个重组蛋白上市，副作用巨大，而迄今尚无第二款 IL-2 药物上市。IL-15 于 1994 年发现，2024 年第一款药物上市，其临床表现远没达到 IL-15 可能的潜力。复融的合成免疫平台专注这个潜力巨大而技术挑战性很高的领域，聚焦两个方面： Fbody®长效化和 Fc 工程化平台以优化细胞因子分子半衰期和生物分布。Fbody 单体可结合 FcRn 以延长小蛋白分子的半衰期，增强功能性，但不结合 Fc γ受体从而降低系统毒性。Fc 工程化则注重加上更多的导向和辅助集团，未来可以优化靶向性递送特定的细胞因子。FL115 就是基于 Fbody 的 IL-15 融合蛋白，其临床表现在多方面对比已上市的基于传统 Fc 的产品 Anktiva 提高非常显著，验证了 Fbody 的优越性。 Syntokine®新型人工合成细胞因子平台以工程化改造细胞因子。细胞因子精准调控免疫系统的平衡，任何改变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改造需要深刻了解其生物机制，建立整套活性分析系统，以及分子进化包括融合蛋白的知识积累。在 AI 和 AlphaFold 的时代，寻找最优结构一定需要有机整合「干湿试验」，正是我们的平台和团队的专精。在极具挑战性的 IL-18 领域，我们能成功开发出上百个可以不同特异性结合 IL-18 受体而完全不结合诱饵受体 IL-18BP 的分子，就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这就是复融的定位，建立差异化的平台，管线和团队，深度耕耘细胞因子领域。目前专注肿瘤免疫疗法，以后会扩展到其他适应症领域。 Q2 FL115 作为复融生物的首发管线，目前正在中美同步推进实体瘤与膀胱癌的临床试验。您如何看待 IL-15 靶点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潜力？相较于其他细胞因子（如 IL-2、IL-12），FL115 通过 Fbody®技术优化后的安全性与疗效优势如何体现在临床数据中？ 答：IL-15 自 1994 年被发现以来，一直以其激活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而受青睐，于 2007 年 NCI Workshop「最有可能治愈癌症的靶点」被评为第一名，但其半衰期短，作用机制复杂且高浓度下的脱靶导致其他细胞因子释放引起副作用，给药物研发带来了严重挑战，经过上百个项目失败后，以至于行业内对于 IL-15 药物的看法走向负面。 机制上来说，IL-15 药物的独特临床表现应该来自 3 个方面： 1. 暴露后迅速把所有淋巴细胞从血液循环系统「推入」周边组织（包括肿瘤），24-48 小时后逐渐返回直至平衡； 2. 释放免疫激活的细胞因子（如 IFN-γ）而不是过度炎症的细胞因子（如 IL-6）;  3. 显著而持续的升高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而不导致耗竭。 长期以来，IL-15 药物在这些方面都遇到不同挑战，导致临床表现欠佳。FL115 已完成多项在实体瘤和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在此 3 方面都显著优于竞争产品，展示了 Best in Class 潜力。比方说，血清中 IFN-γ 释放比 Anktiva 可高上 100 倍，而 IL-6 释放类似或者更低；长达 6 个月的观察期内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持续增长不见耗竭。有了这些数据，就不难理解 FL115 是唯一的在晚期实体瘤中单药使用展现部分缓解的 IL-15. 而且在美国的一位晚期宫颈癌患者，自 2024 年 7 月第一次输注 FL115 后，每周输注，肿瘤迄今未见进展，而且她身体已完全免疫耐受，FL115 成为她的新的常规生活的一部分了。 癌症治疗对于人体血液细胞损害严重，而身体恢复对于患者健康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红细胞生成素（提高红细胞）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提高中心粒细胞）等成为癌症辅助治疗支柱。目前没有任何上市药物可以提高淋巴细胞。最近的来自 Mayo Clinic 和 ImmunityBio 等机构的数据都指出淋巴细胞绝对数过低（低于 1000 细胞/微升）会负面影响药物疗效和患者生存。而 FL115 在国内的晚期实体瘤临床试验表明，FL115 可以把患者的淋巴细胞绝对数从~812 细胞/微升提高到~1720 细胞/微升，展现了很大的潜力。 FL115 的皮下注射的 Profile 会更加激动人心，其与 PD-1 单抗联用从机制上互补可望显著进一步提升疗效。现有的免疫疗法，包括正在开发的 IL-2 和 IL-12 分子，均是针对 T 细胞的机制。我们相信 FL115 下一步研发不光可以展现优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且可能和众多的 T 细胞靶向的免疫疗法有多种联用机制，给肿瘤免疫疗法领域带来新的突破。 Q3 复融生物近期通过授权合作实现 Fbody®平台的技术价值转化（如与甲贝生物及第三方药企的合作获得里程碑付款）。您如何平衡自主研发与对外合作的关系？在技术授权中，如何确保合作伙伴的开发能力与复融生物的临床标准对齐？ 答：战略合作是复融的核心战略之一。对于平台和早期研发，我们的策略注重在对内部团队/聚焦不稀释的前提下，团队继续深耕平台，同时与有早期研发和转化能力的合作者双赢合作，共享公司平台的价值。这个策略在公司和甲贝/第三方药企在 Fbody®平台的合作，以及和复宏汉霖在研发工程化细胞因子和单克隆抗体的融合蛋白的合作，均是这个策略的展现。 对于核心管线，我们的有一个清晰的管线策略，即用独特的工程化的治疗性细胞因子组合，刺激不同的免疫细胞亚群以治疗癌症。我们的首发 FL115 是针对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的 IL-15, 在 PCC 阶段的则是靶向性的主要针对效应 T 细胞的 IL-18 系列，以及更早期的针对初始 T 细胞的细胞因子系列。公司已建立有国际化临床转化能力的团队，推动自有的临床转化策略，在适当的时候寻求与在相关适应症有全球临床转化和商业化能力的公司合作，将产品和管线价值最大化。 Q4 复融生物明确提出「对接海外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目标。在您看来，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复融生物如何通过临床数据质量、注册策略（如 FDA/EMA 同步申报）及全球多中心试验设计构建国际信任？ 答：过去几年，中国 Biotech 的出海引人注目，已占据 MNC Deal 的 1/3 以上，成为全球生物科技生态系统的重要一员。从生物科技产业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产业可持续性发展规律的回归。上世纪 80 年代第一批生物科技公司崛起时，第一批管线几乎都走向了和大公司合作，同时达到早共享未来价值，降低现金流风险，以及增强团队能力等多重目的，后来才有了 Genentech, Chiron, Amgen, Centerco 等大型生物科技公司。中国 Biotech 正在以中国速度完成这个变化。 核心挑战则在于公司平台/管线以及公司团队的能力能否走向国际化。从平台管线来说，重要的不再是你的平台有多独特，而是你的管线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和大公司的管线策略是否吻合。这是个动态的过程，科学在进步，自己的管线在推进，竞争产品在变化，大公司的管线在调整，人员在流动，现在还加上监管系统的变化，如何在适当的时间找到适当的合作者，寻求到一个双赢的机会，是科学，也是艺术。公司的 BD 策略必须是公司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对于 BD 团队要求更高。 产品管线数据则必须满足大公司决策的要求，这个需要公司有充分的临床策略和执行力。比如我们的 FL115, 作为在百余项目失败的 IL-15 领域的又一个产品，如何在临床上能够展现是否足够的差异化？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外，药物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以及和临床前数据及机制的整合评估非常重要。同时考虑到中美的患者治疗和临床风险管理不同，而细胞因子的系统性疗法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早期我们就开展了中美同时进行的在晚期实体瘤的 I 期临床试验，进行系统化比较。有了足够数据后，下一步开发，包括 PD-1 单抗联用和皮下注射制剂，则会首先专注在国内开发，有效利用国内的优势，进一步探索最优治疗方案，包含可拓展至全球临床开发的潜力，从注册策略到临床数据质量的要求都需要和全球接轨。如何用少量的临床样本产生令人信服的数据，一定需要从科学到临床最后患者获益上的系统化思维和执行力才能达到。 Q5 您曾提到「创业是『一边造飞机，一边开飞机』」。复融生物在快速扩张期如何吸引并留住跨学科人才（如合成生物学、AI 药物设计、临床开发）？作为 CEO，您如何平衡科学家的理想主义与企业的商业化目标？ 答：复融的团队建设策略会是「小而精」的杠杆模式。在早期研发阶段，以小而精的团队，通过现在及未来和创始人团队的充分合作，持续创新，打磨自有技术平台，保持 cutting edge 的原始创新能力；而在转化的临床研发阶段，则是以小而精的团队，扎根中国强大有效的 CRO 和 CDMO 的生态环境，融入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疗系统，将运营效率和创新研发有机的结合起来。跨学科的人才进入复融后，不会有被「pigeon hole」的感觉，而是在这种「virtual capability」的环境下，可以更快更有效的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公司和人才的双赢。 早期生物科技公司基本可分为原创型和工程型。原创型公司带有非常强的创始人的「个性」：一个赛道上已经有这么多人失败了，凭什么你觉得自己会成功？创始人的专精和愿景一定是这个回答的基石。而作为一个企业，资金和人才的有限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公司的战略和执行，这二者必须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我的在美国 20 年研发和咨询的经验，以及在中国 6 年的初创经验，也给我自己在有机整合方面有了独特的心得。 Q6 当前生物医药行业面临资本寒冬与监管趋严的双重压力。您认为企业应如何调整研发策略以应对不确定性？复融生物在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如可及性定价、低碳生产）方面有哪些具体行动？ 答：资本寒冬和监管变化下，我们始终记住初衷：患者在等待，这是强生公司杨森制药创始人保罗·杨森的名言。我们的研发策略会更注重患者的未满足需求，同时注重运营执行效率，以「小而精」的团队模式在 scale 和 capital efficiency 中寻求最佳平衡点。我们在早研和临床转化上深耕细胞因子疗法，步步为营推进差异化 Profile 的呈现，提早布局以在关键时间点引进战略合作，进一步延展研发布局。 药物的定价主要取决于其健康经济学价值，需要最终的临床数据才能确定。而可及性在不同的国家挑战各异，我们对于产品的生产成本在早期确定 PCC 时就会考虑。比方说，FL115 目前的生产成本，与美国 ImmunityBio 已上市的 IL-15 产品 Anktiva 相比，低了上千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Q7 您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超过 25 年的跨学科经验（从微生物学到工商管理）。这段职业历程中，哪个决策或转折点对您塑造复融生物的愿景影响最深？未来五年，您希望复融生物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答：第一款细胞因子药物 Proleukin (重组 IL-2) 就是由 Cetus (1991 年被 Chiron 收购) 开发，于 1992 年上市。 我 1997 年加入 Chiron CSO Rusty Williams 博士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专攻肿瘤靶向疗法，赶上了 Proleukin 走下神坛的时候，对于 IL-2 的起始期待和现实尤其是严重副作用带来的挑战，留下了深刻影响。后来的经历，从在美国的早期研发到战略咨询，临床研发管理和在中国的初创公司建设，都没有改变我的初衷：以科学的突破为患者开发一款好药。30 年的科学发展，细胞因子疗法研发正在达到临界质量，而复融的愿景，以工程化细胞因子攻克人类疾病，和我的初衷完全一致。 未来五年，我期待复融能够在肿瘤免疫疗法领域展现我们独特的工程化细胞因子组合的实力。FL115 在膀胱癌的获批上市和在实体瘤上与 PD（L）1 联合用法的疗效验证了 2007 年 NCI Workshop 选择 IL-15 为最有可能治愈癌症的靶点的前瞻性。和 IL-18 以及其他工程化细胞因子一起，我们将为更多的对传统免疫疗法有抗性或不敏感的肿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关于医麦客－助力生物医药企业品牌成长 上海图翎生物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医麦客（简称：医麦客 eMedClub）于 2016 年成立，位于上海浦江临港国际科技城智慧广场，是国内生物创新药领域领军的数字化产业服务平台，覆盖生物医药工业用户超过 35 万。平台聚焦细胞治疗（CAR-T、CAR-NK、TCR-T、TIL）、基因治疗（LV、AAV、溶瘤病毒）、新型抗体药物（ADC、纳米抗体、双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MSC、iPSC）、基因编辑、合成生物、核酸药物（小核酸、mRNA、circRNA）、外泌体、新型疫苗、新型递送（LNP、VLP）等前沿生物药技术，利用敏锐的信息传播和数据挖掘实时监测到早期生物创新药新锐企业。 医麦客从新药研发、非临床评价、CMC 开发、药品注册、临床试验、商业转化等生物药全生命周期切入，通过传播策化、内容撰稿、融资顾问、行业分析、媒体访谈、产业峰会、线上课堂、Bio 优品、3D 可视化、人才咨询培训等数字化平台服务，成功帮助众多生物创新药企业和医药产业供应链提升知名度，吸引投资，整合产业上下游资源，打造产品核心力，推动企业品牌和产品精准传播。

魏东博士 复融生物首席执行官 魏东博士，拥有超过 25 年的创新药物转化、临床研发及公司管理经验，领导并管理十余个创新药的全球临床开发工作，兼具深厚的研发管理经验和卓越的战略运营能力。 在加入复融生物之前，魏东博士曾担任科动生物首席执行官、博雅辑因首席执行官，在博雅辑因任职期间，他带领公司成长为一家国际化的临床阶段的多平台基因疗法公司。更早之前，魏东博士曾在 BioMarin、Elan、美国强生公司、夏尔公司（后被武田公司收购）等企业领导并管理十余个创新药从 I 期至 III 期和报批的全球临床开发工作，涉及项目包括癌症、自身免疫疾病及孤儿药研发等。此外，魏东博士还曾在德勤咨询公司旧金山分部担任战略与运营高级顾问和经理，为十余家专注于健康管理和生命生物科技方面的跨国企业提供战略及运营策划服务；他还在 Chiron 和 Applied Biosystems 从事新药技术研发，并发表多篇论文及获得多项专利。魏东博士拥有北京大学遗传学学士学位、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MBA 学位。 Q1 复融生物以合成免疫学为核心技术驱动，聚焦细胞因子药物开发。在当前全球生物医药竞争格局下，您如何定义复融生物的差异化定位？公司在技术平台构建（如 Fbody®长效化、Syntokine®新型人工合成细胞因子等）中如何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并形成国际竞争力？ 答：公司的创始人应天雷教授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合成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和复旦大学交叉研究发展中心主任，一直聚焦新型免疫治疗药物的基础与转化研究。复融以攻克人类重大疾病为使命，选择的技术平台就是合成免疫学，技术的创新源头来自于创始人在此领域多年的深耕，以及有丰富国际化研发经验的团队。 公司选择聚焦以工程化的细胞因子开发创新药物。为什么选择细胞因子这个赛道？肿瘤免疫治疗近年来增长迅速，其占肿瘤治疗市场的份额预计从 2023 年的 26.5% 增长到 2030 年的 49.3%，达到近 2000 亿美元。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包括 PD(L)1 单抗和 CTLA4 单抗药物，为癌症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但大部分患者对于单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应答有限或显示抗性。众多的联合疗法正在被开发以攻克此抗性，大家熟悉的是以联合疗法或双抗整合不同的免疫疗法靶点（如 PD-1 单抗和 CTLA-4 单抗的联用）或不同的信号通路（如 PD-1/VEGF 双抗），而细胞因子，比如白介素类细胞因子，则是先天性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细胞以及非免疫细胞和组织的通讯手段。调节此类细胞因子可以有效调节免疫细胞增殖，活化以及交叉激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调节针对肿瘤的免疫反应。 细胞因子是一种蛋白质，分子量小，半衰期短，生物分布机制复杂，而免疫系统是多种免疫细胞和交叉通路之间的一个精妙的平衡，细胞因子是其中特定细胞和通路的调控开关，所以成药性挑战很大。IL-2 于上世纪 70 年代发现，1992 年第一个重组蛋白上市，副作用巨大，而迄今尚无第二款 IL-2 药物上市。IL-15 于 1994 年发现，2024 年第一款药物上市，其临床表现远没达到 IL-15 可能的潜力。复融的合成免疫平台专注这个潜力巨大而技术挑战性很高的领域，聚焦两个方面： Fbody®长效化和 Fc 工程化平台以优化细胞因子分子半衰期和生物分布。Fbody 单体可结合 FcRn 以延长小蛋白分子的半衰期，增强功能性，但不结合 Fc γ受体从而降低系统毒性。Fc 工程化则注重加上更多的导向和辅助集团，未来可以优化靶向性递送特定的细胞因子。FL115 就是基于 Fbody 的 IL-15 融合蛋白，其临床表现在多方面对比已上市的基于传统 Fc 的产品 Anktiva 提高非常显著，验证了 Fbody 的优越性。 Syntokine®新型人工合成细胞因子平台以工程化改造细胞因子。细胞因子精准调控免疫系统的平衡，任何改变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改造需要深刻了解其生物机制，建立整套活性分析系统，以及分子进化包括融合蛋白的知识积累。在 AI 和 AlphaFold 的时代，寻找最优结构一定需要有机整合「干湿试验」，正是我们的平台和团队的专精。在极具挑战性的 IL-18 领域，我们能成功开发出上百个可以不同特异性结合 IL-18 受体而完全不结合诱饵受体 IL-18BP 的分子，就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这就是复融的定位，建立差异化的平台，管线和团队，深度耕耘细胞因子领域。目前专注肿瘤免疫疗法，以后会扩展到其他适应症领域。 Q2 FL115 作为复融生物的首发管线，目前正在中美同步推进实体瘤与膀胱癌的临床试验。您如何看待 IL-15 靶点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潜力？相较于其他细胞因子（如 IL-2、IL-12），FL115 通过 Fbody®技术优化后的安全性与疗效优势如何体现在临床数据中？ 答：IL-15 自 1994 年被发现以来，一直以其激活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而受青睐，于 2007 年 NCI Workshop「最有可能治愈癌症的靶点」被评为第一名，但其半衰期短，作用机制复杂且高浓度下的脱靶导致其他细胞因子释放引起副作用，给药物研发带来了严重挑战，经过上百个项目失败后，以至于行业内对于 IL-15 药物的看法走向负面。 机制上来说，IL-15 药物的独特临床表现应该来自 3 个方面： 1. 暴露后迅速把所有淋巴细胞从血液循环系统「推入」周边组织（包括肿瘤），24-48 小时后逐渐返回直至平衡； 2. 释放免疫激活的细胞因子（如 IFN-γ）而不是过度炎症的细胞因子（如 IL-6）;  3. 显著而持续的升高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而不导致耗竭。 长期以来，IL-15 药物在这些方面都遇到不同挑战，导致临床表现欠佳。FL115 已完成多项在实体瘤和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在此 3 方面都显著优于竞争产品，展示了 Best in Class 潜力。比方说，血清中 IFN-γ 释放比 Anktiva 可高上 100 倍，而 IL-6 释放类似或者更低；长达 6 个月的观察期内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持续增长不见耗竭。有了这些数据，就不难理解 FL115 是唯一的在晚期实体瘤中单药使用展现部分缓解的 IL-15. 而且在美国的一位晚期宫颈癌患者，自 2024 年 7 月第一次输注 FL115 后，每周输注，肿瘤迄今未见进展，而且她身体已完全免疫耐受，FL115 成为她的新的常规生活的一部分了。 癌症治疗对于人体血液细胞损害严重，而身体恢复对于患者健康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红细胞生成素（提高红细胞）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提高中心粒细胞）等成为癌症辅助治疗支柱。目前没有任何上市药物可以提高淋巴细胞。最近的来自 Mayo Clinic 和 ImmunityBio 等机构的数据都指出淋巴细胞绝对数过低（低于 1000 细胞/微升）会负面影响药物疗效和患者生存。而 FL115 在国内的晚期实体瘤临床试验表明，FL115 可以把患者的淋巴细胞绝对数从~812 细胞/微升提高到~1720 细胞/微升，展现了很大的潜力。 FL115 的皮下注射的 Profile 会更加激动人心，其与 PD-1 单抗联用从机制上互补可望显著进一步提升疗效。现有的免疫疗法，包括正在开发的 IL-2 和 IL-12 分子，均是针对 T 细胞的机制。我们相信 FL115 下一步研发不光可以展现优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且可能和众多的 T 细胞靶向的免疫疗法有多种联用机制，给肿瘤免疫疗法领域带来新的突破。 Q3 复融生物近期通过授权合作实现 Fbody®平台的技术价值转化（如与甲贝生物及第三方药企的合作获得里程碑付款）。您如何平衡自主研发与对外合作的关系？在技术授权中，如何确保合作伙伴的开发能力与复融生物的临床标准对齐？ 答：战略合作是复融的核心战略之一。对于平台和早期研发，我们的策略注重在对内部团队/聚焦不稀释的前提下，团队继续深耕平台，同时与有早期研发和转化能力的合作者双赢合作，共享公司平台的价值。这个策略在公司和甲贝/第三方药企在 Fbody®平台的合作，以及和复宏汉霖在研发工程化细胞因子和单克隆抗体的融合蛋白的合作，均是这个策略的展现。 对于核心管线，我们的有一个清晰的管线策略，即用独特的工程化的治疗性细胞因子组合，刺激不同的免疫细胞亚群以治疗癌症。我们的首发 FL115 是针对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的 IL-15, 在 PCC 阶段的则是靶向性的主要针对效应 T 细胞的 IL-18 系列，以及更早期的针对初始 T 细胞的细胞因子系列。公司已建立有国际化临床转化能力的团队，推动自有的临床转化策略，在适当的时候寻求与在相关适应症有全球临床转化和商业化能力的公司合作，将产品和管线价值最大化。 Q4 复融生物明确提出「对接海外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目标。在您看来，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复融生物如何通过临床数据质量、注册策略（如 FDA/EMA 同步申报）及全球多中心试验设计构建国际信任？ 答：过去几年，中国 Biotech 的出海引人注目，已占据 MNC Deal 的 1/3 以上，成为全球生物科技生态系统的重要一员。从生物科技产业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产业可持续性发展规律的回归。上世纪 80 年代第一批生物科技公司崛起时，第一批管线几乎都走向了和大公司合作，同时达到早共享未来价值，降低现金流风险，以及增强团队能力等多重目的，后来才有了 Genentech, Chiron, Amgen, Centerco 等大型生物科技公司。中国 Biotech 正在以中国速度完成这个变化。 核心挑战则在于公司平台/管线以及公司团队的能力能否走向国际化。从平台管线来说，重要的不再是你的平台有多独特，而是你的管线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和大公司的管线策略是否吻合。这是个动态的过程，科学在进步，自己的管线在推进，竞争产品在变化，大公司的管线在调整，人员在流动，现在还加上监管系统的变化，如何在适当的时间找到适当的合作者，寻求到一个双赢的机会，是科学，也是艺术。公司的 BD 策略必须是公司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对于 BD 团队要求更高。 产品管线数据则必须满足大公司决策的要求，这个需要公司有充分的临床策略和执行力。比如我们的 FL115, 作为在百余项目失败的 IL-15 领域的又一个产品，如何在临床上能够展现是否足够的差异化？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外，药物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以及和临床前数据及机制的整合评估非常重要。同时考虑到中美的患者治疗和临床风险管理不同，而细胞因子的系统性疗法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早期我们就开展了中美同时进行的在晚期实体瘤的 I 期临床试验，进行系统化比较。有了足够数据后，下一步开发，包括 PD-1 单抗联用和皮下注射制剂，则会首先专注在国内开发，有效利用国内的优势，进一步探索最优治疗方案，包含可拓展至全球临床开发的潜力，从注册策略到临床数据质量的要求都需要和全球接轨。如何用少量的临床样本产生令人信服的数据，一定需要从科学到临床最后患者获益上的系统化思维和执行力才能达到。 Q5 您曾提到「创业是『一边造飞机，一边开飞机』」。复融生物在快速扩张期如何吸引并留住跨学科人才（如合成生物学、AI 药物设计、临床开发）？作为 CEO，您如何平衡科学家的理想主义与企业的商业化目标？ 答：复融的团队建设策略会是「小而精」的杠杆模式。在早期研发阶段，以小而精的团队，通过现在及未来和创始人团队的充分合作，持续创新，打磨自有技术平台，保持 cutting edge 的原始创新能力；而在转化的临床研发阶段，则是以小而精的团队，扎根中国强大有效的 CRO 和 CDMO 的生态环境，融入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疗系统，将运营效率和创新研发有机的结合起来。跨学科的人才进入复融后，不会有被「pigeon hole」的感觉，而是在这种「virtual capability」的环境下，可以更快更有效的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公司和人才的双赢。 早期生物科技公司基本可分为原创型和工程型。原创型公司带有非常强的创始人的「个性」：一个赛道上已经有这么多人失败了，凭什么你觉得自己会成功？创始人的专精和愿景一定是这个回答的基石。而作为一个企业，资金和人才的有限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公司的战略和执行，这二者必须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我的在美国 20 年研发和咨询的经验，以及在中国 6 年的初创经验，也给我自己在有机整合方面有了独特的心得。 Q6 当前生物医药行业面临资本寒冬与监管趋严的双重压力。您认为企业应如何调整研发策略以应对不确定性？复融生物在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如可及性定价、低碳生产）方面有哪些具体行动？ 答：资本寒冬和监管变化下，我们始终记住初衷：患者在等待，这是强生公司杨森制药创始人保罗·杨森的名言。我们的研发策略会更注重患者的未满足需求，同时注重运营执行效率，以「小而精」的团队模式在 scale 和 capital efficiency 中寻求最佳平衡点。我们在早研和临床转化上深耕细胞因子疗法，步步为营推进差异化 Profile 的呈现，提早布局以在关键时间点引进战略合作，进一步延展研发布局。 药物的定价主要取决于其健康经济学价值，需要最终的临床数据才能确定。而可及性在不同的国家挑战各异，我们对于产品的生产成本在早期确定 PCC 时就会考虑。比方说，FL115 目前的生产成本，与美国 ImmunityBio 已上市的 IL-15 产品 Anktiva 相比，低了上千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Q7 您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超过 25 年的跨学科经验（从微生物学到工商管理）。这段职业历程中，哪个决策或转折点对您塑造复融生物的愿景影响最深？未来五年，您希望复融生物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答：第一款细胞因子药物 Proleukin (重组 IL-2) 就是由 Cetus (1991 年被 Chiron 收购) 开发，于 1992 年上市。 我 1997 年加入 Chiron CSO Rusty Williams 博士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专攻肿瘤靶向疗法，赶上了 Proleukin 走下神坛的时候，对于 IL-2 的起始期待和现实尤其是严重副作用带来的挑战，留下了深刻影响。后来的经历，从在美国的早期研发到战略咨询，临床研发管理和在中国的初创公司建设，都没有改变我的初衷：以科学的突破为患者开发一款好药。30 年的科学发展，细胞因子疗法研发正在达到临界质量，而复融的愿景，以工程化细胞因子攻克人类疾病，和我的初衷完全一致。 未来五年，我期待复融能够在肿瘤免疫疗法领域展现我们独特的工程化细胞因子组合的实力。FL115 在膀胱癌的获批上市和在实体瘤上与 PD（L）1 联合用法的疗效验证了 2007 年 NCI Workshop 选择 IL-15 为最有可能治愈癌症的靶点的前瞻性。和 IL-18 以及其他工程化细胞因子一起，我们将为更多的对传统免疫疗法有抗性或不敏感的肿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关于医麦客－助力生物医药企业品牌成长 上海图翎生物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医麦客（简称：医麦客 eMedClub）于 2016 年成立，位于上海浦江临港国际科技城智慧广场，是国内生物创新药领域领军的数字化产业服务平台，覆盖生物医药工业用户超过 35 万。平台聚焦细胞治疗（CAR-T、CAR-NK、TCR-T、TIL）、基因治疗（LV、AAV、溶瘤病毒）、新型抗体药物（ADC、纳米抗体、双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MSC、iPSC）、基因编辑、合成生物、核酸药物（小核酸、mRNA、circRNA）、外泌体、新型疫苗、新型递送（LNP、VLP）等前沿生物药技术，利用敏锐的信息传播和数据挖掘实时监测到早期生物创新药新锐企业。 医麦客从新药研发、非临床评价、CMC 开发、药品注册、临床试验、商业转化等生物药全生命周期切入，通过传播策化、内容撰稿、融资顾问、行业分析、媒体访谈、产业峰会、线上课堂、Bio 优品、3D 可视化、人才咨询培训等数字化平台服务，成功帮助众多生物创新药企业和医药产业供应链提升知名度，吸引投资，整合产业上下游资源，打造产品核心力，推动企业品牌和产品精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