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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河北医科大学王于方副教授，霍长虹教授团队发表于《Materials Today Bio》的研究论文。文章投稿于去年12月8日，今年2月21日返修，2月24日接收（历时两个多月），3月3日见刊，排期2026年4月。        摘    要：溃疡性结肠炎（UC）因现有治疗方法疗效有限且安全性负担较大，给临床管理带来了重大挑战。本研究开发了一种仅由槲皮素（QU）和小檗碱（BBR）组成的无载体超分子纳米组装体（QB），在纳米尺度上重塑了这些天然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特征。光谱表征和分子动力学模拟揭示，QU和BBR主要通过氢键和π-π堆积协同自组装成稳定的纳米粒，具有高度负表面电荷和优异的胶体稳定性。体外和体内实验表明，QB显著降低了BBR的细胞毒性，将其治疗剂量窗口扩大了约16倍，同时在LPS刺激的巨噬细胞和DSS诱导的UC小鼠中增强了抗炎、抗氧化和上皮屏障修复效果。体内荧光成像和组织分布显示，口服QB选择性蓄积在炎症结肠和脾脏中，表明其具有双重局部肠道和全身免疫调节能力。转录组学和肠道微生物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QB协调下调炎症相关信号通路，上调代谢和抗氧化模块，并恢复微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稳态。与QU或BBR单药治疗以及5-氨基水杨酸相比，QB在缓解结肠炎症状和组织损伤方面表现出优异的总体疗效，且具有出色的生物相容性，为基于天然小分子自组装的安全性重塑、多维度精准干预UC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平台。 1. 引   言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局限于结肠黏膜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肠病，其特征为持续性炎症浸润、黏膜糜烂和上皮屏障破坏，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负担。目前的临床治疗主要依赖5-氨基水杨酸（5-ASA）、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然而，这些方案通常伴随着有限的缓解率、长期给药时显著的不良反应以及高昂的治疗成本。相当一部分患者仍需接受结肠切除术，这突显出现有药物疗法无法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之间达到最佳平衡。因此，开发结合了高安全性、强效疗效和良好患者依从性的口服治疗策略，仍是UC领域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        在UC的发病过程中，持续的免疫激活、被破坏的氧化还原稳态以及肠上皮屏障的损伤紧密交织，共同驱动疾病进展。过量的活性氧（ROS）会诱导脂质过氧化和DNA损伤，放大炎症级联反应，而紧密连接蛋白和黏液层的损伤则损害了屏障完整性，使管腔抗原能够渗入黏膜并维持免疫细胞浸润。近期研究表明，针对单一炎症介质或单一抗氧化靶点的干预措施不足以维持长期缓解；相反，更有效的策略需要整合抗炎、抗氧化和黏膜修复作用，通过全面的微环境调控来恢复黏膜稳态。天然小分子凭借其多靶点药理特性和良好的安全性特征，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希望的候选者。        槲皮素（QU）和小檗碱（BBR）是两种具有充分文献记载的抗炎、抗氧化和黏膜保护活性的代表性天然小分子药物。QU广泛存在于各种水果和蔬菜中，通过清除ROS、调节谷胱甘肽系统以及抑制多种促炎介质的表达来发挥保护作用。BBR来源于黄连等传统药材，可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和上皮屏障，同时抑制包括TNF-α和IL-6在内的炎症因子及其相关信号通路，被认为适用于肠道炎症性疾病的长期管理。与许多合成小分子相比，QU和BBR源于天然来源，毒性相对较低，并已有一定程度的临床应用。然而，这两种化合物在物理化学特性和安全性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成药性障碍。QU是一种典型的“砖粉”化合物，水溶性极低且晶格能高，导致溶出度差，给口服给药带来了经典挑战。BBR是一种季铵生物碱和典型的亲脂性阳离子，容易沿跨膜电化学梯度在带负电荷的细胞器（如线粒体）中积累，这会破坏线粒体功能并引发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因此，实现有效抗炎活性所需的剂量非常接近诱导细胞毒性的剂量，导致在细胞和动物研究中治疗指数低，安全窗口窄。另一个挑战源于它们的结构互补性：QU和BBR分别代表阴离子型多酚和阳离子型生物碱。设计一个统一、稳定且可控的纳米实体，仅通过分子间非共价作用整合这两种分子，不依赖表面活性剂或聚合物载体，同时减轻它们固有的缺陷，仍然是开发无载体纳米药物的核心未满足需求。       纳米生物技术的进步为天然小分子的递送和组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与传统的“药物 + 载体”模式相比，无载体自组装系统使用活性药物本身作为结构单元，这显著提高了载药量，避免了大量惰性辅料带来的免疫原性和长期毒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生产和质量控制。然而，大多数现有的无载体策略侧重于改善溶解性和组织蓄积，对治疗窗口狭窄这一根本问题的关注有限。特别是对于那些兼具强效药理活性和严格剂量限制的天然小分子，如何在纳米尺度上同时实现疗效增强和安全性重塑，仍缺乏系统的研究。       在此背景下，本文开发了一种基于QU和BBR的无载体超分子自组装策略，构建了一个全天然的共组装纳米结构（QB）。首先通过整合光谱分析、X射线衍射、热重分析和分子动力学模拟，阐明了QU和BBR之间的非共价相互作用以及形成稳定纳米结构的物理化学基础。然后，使用活化的巨噬细胞炎症模型，系统评估了QB的细胞相容性以及抗炎和抗氧化活性，特别关注自组装是否拓宽了BBR的安全剂量范围并重塑了各组分的安全性-有效性关系。随后，在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UC小鼠模型中，将QB的治疗效果与单个药物和参考治疗进行了比较，并结合转录组学和肠道微生物群分析，剖析了QB对肠道炎症、氧化应激、黏膜修复和微生物稳态的多维调节作用。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超分子无载体纳米平台，不仅提高天然小分子的成药性，而且在纳米尺度上重塑安全性-有效性景观，从而为UC和其他慢性炎症性疾病提供一种具有转化潜力的多靶点微环境干预策略。2. 结   果2.1. QB的制备和形态表征        QB通过简单的纳米沉淀法制备。简而言之，将QU和BBR的溶液混合，在搅拌下逐滴加入PBS中，然后进行透析（图1A）。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显示形成了直径约为200-240 nm的均匀球形颗粒（图1B）。为了定量评估粒径分布和均匀性，从不同放大倍数的FESEM显微照片中测量了150个随机选择颗粒的直径（图S1A-C）。得到的直方图（图S1D）显示平均直径为227.7 ± 36.3 nm（中位数：226.0 nm），变异系数为15.97%，表明QB的粒径分布相对狭窄且均匀。动态光散射（DLS）测量进一步显示平均水合动力学直径为230.2 ± 4.7 nm，多分散性指数（PDI）较低（PDI = 0.189 ± 0.003），这与FESEM得到的粒径分布一致，表明这是一个窄分布的胶体系统（图1C）。一致地，QB显示出约-42 mV的强负zeta电位（图1D），这支持了其优异的分散性，并表明组装的纳米结构在水性介质中表现为阴离子实体而非阳离子实体。在水和PBS中，粒径和PDI在14天内基本保持不变，证实了QB优异的胶体稳定性（图1G；图S2A）。此外，在4°C下长期储存一个月，粒径、PDI和zeta电位变化极小，表明QB具有良好的储存稳定性（图S2B和C）。 图S1. QB的形态与粒径分布。A–C) 不同放大倍数下QB的代表性SEM图像。比例尺：10 μm (A)、2 μm (B) 和 250 nm (C)。D) 基于从多个随机选取视野中收集的150个颗粒绘制的粒径分布直方图。平均粒径为227.7 ± 36.3 nm，中位粒径为226.0 nm，变异系数为 15.97%。       为了评估与口服给药相关的胃肠稳定性和释放行为，进一步检测了QB在模拟胃液（SGF，pH 1.2）和肠液（SIF，pH 6.8）中的胶体稳定性和药物释放曲线。在无酶和含酶条件下（图S3）的DLS测量表明，QB保持了胶体稳定性；具体来说，它在SGF中2 h内仅表现出轻微的尺寸波动（PDI < 0.3），而在SIF中，粒径和PDI在长达4 h内几乎保持不变。与这种结构完整性一致，累积释放试验（图S4）显示，与游离BBR相比，QB表现出明显更慢、更持久的释放。与游离BBR的快速突释（2 h内>70%）形成鲜明对比，QB在初始2 h的SGF中显著抑制了早期突释，并在24 h内保持低累积释放（<30%）；在SIF中，QB在整个24 h内表现出持续的释放。这些发现表明，QB在模拟胃肠条件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缓释特性，支持其口服递送的可行性。 图S3. QB在模拟胃肠条件下的稳定性。DLS分析显示QB在模拟胃液 (SGF) 和模拟肠液 (SIF) 中，于无酶和含酶条件下的粒径和PDI。A) SGF（无酶）；B) SGF（含酶）；C) SIF（含酶）；D) SIF（无酶）。 图S4. 在模拟胃肠条件下BBR和QB的体外释放曲线。游离BBR和QB在37°C下，于无酶模拟胃液 (SGF, pH 1.2) 和模拟肠液 (SIF, pH 6.8) 中的累积释放曲线。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QB的自组装过程和结构稳定性，在水溶液中进行了全原子分子动力学（MD）模拟。如图1E所示，QU和BBR分子在大约20 ns时迅速形成纳米聚集体，并在100 ns时演变成一个稳定的球形簇。图S2F展示了模拟盒内100 ns时QU:BBR（1:1）体系与水分子在100 ns时的聚集状态。在自组装过程中，QB的回转半径（Rg）逐渐减小，最终稳定在2.1 nm（图S2D），表明形成了致密且稳定的纳米粒。均方根偏差（RMSD）在50 ns后稳定在3.3 nm（图1F），进一步证实了组装系统的结构稳定性。同时，溶剂可及表面积（SASA）稳步下降，并达到108.0 nm²的稳定值（图S2E），这与堆积密度增加和溶剂暴露减少一致。 图S2. A) QB在PBS中于室温下储存14天的稳定性。B) 在4°C下储存一个月期间，通过粒径和PDI表征的QB储存稳定性。C) 在为期一个月的储存期间，QB在4°C下的Zeta电位稳定性。D) 模拟期间QB体系随时间变化的Rg曲线。E) QB体系随时间的SASA演变。F) 分子动力学模拟显示QU和BBR在水中100 ns内的自组装过程。 图1. QB的表征。A) QB制备过程示意图。B) QB的FESEM图像。C) QB的DLS粒径分布图。D) QB的Zeta电位。E) 0-100 ns模拟时间内QB结构的MD快照。F) RMSD曲线，显示模拟过程中的结构演变。G) QB水溶液在室温下储存14天的稳定性。2.2. QB的自组装机制        为了进一步研究QB的组装机制，使用分子对接和光谱表征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通过200-500 nm范围内的紫外-可见（UV-vis）光谱法证实了QB的形成（图2A）。QU在205、256和371 nm处显示出特征吸收峰，而BBR在231、266和348 nm处显示出峰。QB的UV-vis光谱显示出相似的吸收特征，最大值在205、263和352 nm处，表明两种组分以结合形式共存。类似地，荧光发射光谱（图2B）显示，与BBR（从538 nm到532 nm）相比，QB发生了明显的蓝移。这种现象表明QU和BBR分子之间存在有效相互作用，导致更紧密的分子间堆积和发色团微环境的改变。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揭示，QU和BBR的自组装主要由多位点氢键和π-π堆积相互作用驱动（图2C）。与游离QU相比，ν(O-H)伸缩带从3300 cm⁻¹红移至3243 cm⁻¹并显著变宽。同时，ν(C=O)带从1634 cm⁻¹轻微移至1629 cm⁻¹。在1200-1000 cm⁻¹区域的几个C-O伸缩振动受到显著扰动（例如，1183 → 1158 cm⁻¹，1104 → 1070 cm⁻¹），这与酚羟基和甲氧基氧原子参与多位点氢键网络一致。此外，在芳香骨架区域（例如，从1600到1617 cm⁻¹）观察到振动频率的重新分布，以及面外C-H弯曲模式（900-750 cm⁻¹）的显著位移，这两者都支持紧密的面对面π-π堆积的发生。       使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轨道阱高分辨质谱（UHPLC-Q-HRMS）进一步分析了QB的分子组成（图2D）。在ESI负离子模式下，检测到一个显著的离子峰，m/z为637.5218，这与1:1 QU-BBR组装体的理论m/z值637.1584非常接近。此外，观察到m/z 301.0348和336.1257的信号，对应于QU（m/z 302.0427）和BBR（m/z 336.1230）的碎片离子。这些结果表明，在组装单元中，QU和BBR以1:1的摩尔比结合形成稳定的超分子结构。       通过粉末X射线衍射（XRD）探测了QB的分子堆积（图2E）。结晶态BBR和QU在2θ = 8.2-41.2°范围内显示出多个尖锐的衍射峰，而QB纳米粒仅在24-27°中心处显示出一个宽泛、无特征的非晶晕，没有任何新的衍射信号。为了量化非晶化程度，采用峰-晕解卷积计算相对结晶度指数（Xc，表S1）。分析显示，物理混合物（PM）保持了13.89%的相对结晶度指数，而QB表现出较低的Xc，为7.99%。这种降低的结晶度表明部分非晶化，这通常会削弱晶格约束并可以加速QU和BBR的溶出。非晶晕对应的平均π-π堆积距离约为3.2-3.5 Å，支持QB的结构稳定性主要由π-π相互作用而非形成新的共晶或盐来控制。相比之下，PM显示出QU和BBR特征衍射峰的简单叠加，这排除了通过机械混合产生新晶相的可能。        热重（TG）和导数热重（DTG）分析进一步证实了QB的非晶共组装特性（图2G）。BBR表现出多步分解（DTG峰位于约95、183、210和294°C），而QU显示主要的高温降解事件（主峰位于339°C）。PM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这些特征热事件（例如，83和289°C处的峰），没有引入任何新的热事件。相比之下，QB在低温（50.6°C）下表现出最小的重量损失，在中温范围（191.4°C）有一个弱的DTG峰，以及在281.9°C中心处有一个宽化的多步分解过程，伴随着397.3°C处的次级高温峰。热降解参数的定量评估（表S2）进一步证实了QB独特的热行为，这不同于PM。与PM表现出179.91°C的5%质量损失温度（T₅%）不同，QB显示出增强的早期热稳定性，T₅%延迟至198.68°C。此外，与PM（56.98%）相比，QB在500°C时产生的残留质量显著更高（70.68%）。这种特定的热曲线——以升高的稳定性指数、峰宽化和高温肩峰为特征——支持从长程结晶有序向短程有序非晶超分子网络的转变。总之，这些特征反映了一个更复杂和渐进的逐步降解过程，强调了独特非晶超分子结构的稳健性。        为了用独立的、基于扰动的验证来加强机制解释，使用竞争性破坏策略系统地质疑了QB分散体，并监测了DLS衍生的粒径和PDI变化作为评估指标（图S5）。结果表明，用氯化钠（NaCl）增加离子强度或添加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硫酸钠（SDS）仅诱导了粒径和分散性的有限波动，分散体整体保持稳定。相比之下，氢键竞争剂尿素以及用四氢呋喃（THF）和N,N-二甲基甲酰胺（DMF）进行的有机共溶剂扰动显著损害了胶体稳定性，导致尺寸分布重构、颗粒群增大和PDI显著增加，表明发生了实质性的重组/聚集以及向高度多分散状态的转变。总之，这些系统级的竞争性扰动结果表明，QB的稳定性并非主要由简单的静电屏蔽或表面活性剂敏感的疏水缔合控制，而是依赖于氢键网络和芳香堆积相关相互作用提供的协同维持。为了直接在原子水平上定位相应的相互作用位点，接下来进行了质子核磁共振（¹H NMR）分析。 图S5. 阐明QB自组装主要非共价驱动力的竞争性破坏实验。A) QB与0、50、150、300和500 mM NaCl孵育后的水合粒径和PDI。B) QB与0、0.5、1、2和5 mM SDS孵育后的水合粒径和PDI。C) QB与0、1、2、5和10% (v/v) THF孵育后的水合粒径和PDI。D) QB与0、1、2、5和10% (v/v) DMF孵育后的水合粒径和PDI。E) QB与0、0.5、1和2 M尿素孵育后的水合粒径和 PDI。F) QB与4 M尿素孵育后的代表性DLS粒径分布图，显示在13.5和91.3 nm处出现双峰 (PDI = 0.648)。        在¹H NMR谱中，相对于其单个组分，QB观察到了显著的扰动，从而能够直接分配相互作用界面。QU的A环质子（H-6， H-8）表现出显著的上场位移（Δδ ≈ 0.05 ppm）和变宽，表明该环参与了分子间接触。QU的B环质子（H-2， H-5， H-6）也显示出可测量的上场位移（Δδ ≈ 0.02-0.03 ppm），证实了该区域的参与。至关重要的是，QB光谱中QU的所有五个不同的羟基质子信号变得无法区分，这为它们参与氢键提供了直接证据，与FT-IR ν(O-H)红移一致（图2I-表S3）。对于BBR，关键的异喹啉质子（H-6， H-8， H-11， H-12， H-13）向上场位移，H-6/H-8显著变宽，9-OCH₃信号显示出明显的衰减和变宽，共同将该区域确定为主要相互作用位点（图2I-表S4）。这些位点特异性的扰动共同证实，自组装主要由π-π堆积和氢键驱动，通过以两种分子的芳香系统为中心的相互作用进行。积分分析证实了组装体内QU和BBR之间的摩尔比为1:1（图S6），与HRMS数据一致。 图S6. QB的¹H NMR谱图。       如MD模拟所示（图2F），系统的静电和范德华相互作用能在前20 ns内迅速下降，然后稳定下来。能量分解揭示，范德华相互作用（≈ -2500 kJ/mol）明显强于静电贡献（≈ -1280 kJ/mol），表明组装过程主要由形状互补性和π-π堆积控制，而非简单的电荷中和。这一计算结果与光谱证据（FT-IR和¹H NMR）高度一致，后者提供了氢键和芳香堆积（π-π相互作用）作为关键特异作用力的直接光谱证据。与芳香体系的π-π堆积相关的、以分散力为主导的范德华相互作用贡献，以及稳定的氢键网络，为QB的高结构稳健性提供了热力学依据，即使在高离子强度条件下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基于电荷的组装体在离子强度筛选后通常会失去完整性并容易解离，而像QB这样主要通过氢键和π-π堆积稳定的组装体在富离子条件下表现出更高的结构稳健性，支持其适用于口服给药和局部胃肠道递送。 图2. QB的自组装机制。A) QU、BBR和QB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B) QU、BBR和QB的荧光发射光谱。C) QU、BBR和QB的FTIR光谱。D) QB及其组分的质谱。E) QU、BBR、PM和QB的XRD图谱。F) MD模拟能量曲线，显示库仑和范德华相互作用。G) QU、BBR、PM和QB的TGA曲线。H) QU和BBR之间的分子相互作用模式。I) QU、BBR和QB的NMR光谱。2.3. QB在结肠和脾脏中的富集       有效靶向炎症结肠病变是UC成功药物干预的关键先决条件。为了研究QB在UC小鼠中的靶向能力，将近红外荧光染料IR780加载到QB系统中，构建了QB@IR780复合物。使用体内成像系统（IVIS）监测QB的体内生物分布（图3A）。将IR780标记的QB口服给药至UC小鼠后，探针显示出特征性的时间和位点选择性蓄积曲线。在DSS诱导的UC小鼠中，结肠区域的局灶性荧光在大约3 h出现，在6-12 h内逐渐增加，然后进入相对稳定的平台期。在相同的给药和成像条件下，在24 h仍可检测到清晰的结肠荧光信号，表明QB在炎症结肠中延长滞留。相比之下，接受游离IR780的UC小鼠在早期时间点主要显示弥散的腹部荧光，随后信号快速衰减，在24 h时在结肠几乎检测不到信号，反映出缺乏对炎症结肠的特异性归巢。接受QB@IR780的健康小鼠在24 h时的结肠荧光几乎与背景无法区分，表明在完整肠黏膜上的非特异性蓄积极小。24 h时的离体成像进一步证实了这些趋势：DSS + QB组的结肠组织显示出最强的荧光（图3B），与基于感兴趣区域（ROI）的定量分析一致（图3D），两者均证明了QB在炎症结肠中显著的选择性富集。值得注意的是，在DSS + QB组的脾脏中也观察到相对较强的荧光信号（图3C），定量分析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脾脏摄取显著增加（图3E）。为了研究这种脾脏富集的功能性后果，对脾脏匀浆中的免疫因子进行定量（图S7）。QB治疗显著增加了抗炎细胞因子IL-10，同时减少了促炎介质（TNF-α、IL6和IL-1β），提供了抗炎转变的直接蛋白质水平证据。这些蛋白质变化与结肠转录组数据集中观察到的免疫调节趋势一致。结合脾脏H&E染色中观察到的良好生物安全性特征（图S17），这些发现支持脾脏中QB的富集与全身免疫稳态重塑相关，而不仅仅是被动的生物分布。总体而言，IVIS体内追踪、离体组织成像和转录组学分析在空间和功能水平上提供了相互印证的证据：QB在炎症结肠中表现出高度选择性蓄积，同时在脾脏中伴随着协调的免疫调节反应，从而为其后续的多靶点治疗效果奠定了坚实的生物分布基础。 图S7. QB 调节脾脏免疫微环境。通过ELISA对脾脏组织匀浆中关键免疫细胞因子进行定量分析。A) 抗炎细胞因子IL-10的水平。B–D) 促炎细胞因子TNF-α (B)、IL-6 (C) 和IL-1β (D) 的水平。        这种体内分布模式与QB的表面物理化学性质一致。在生理条件下，健康肠道管腔被富含MUC2的黏液层覆盖，黏液上的唾液酸和硫酸根基团赋予黏膜整体带负电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约-42 mV zeta电位的QB在通过健康肠段时会受到来自黏液层的静电排斥，这限制了其在完整黏膜上的长时间粘附，与在健康对照组中观察到的极低的非特异性滞留一致。在DSS诱导的结肠炎中，黏膜屏障的破坏改变了局部蛋白质组成和表面电荷分布，先前的UC研究反复报道了各种阳离子蛋白和肽在炎症界面的富集，产生了特征性的“局部电荷重组”。基于这些先前的工作以及本研究中观察到的结肠荧光积累超过四倍的差异，一个一致的模型是，QB稳定的负表面有利于其穿越正常黏液屏障，在健康组织中停留时间最短，同时有利于在电荷环境重组的炎症部位实现更高的局部富集。在这种情况下，QB强负表面电位（-42 mV）与在带正电的溃疡界面形成稳定的、表面粘附的药物储库一致，该储库在病变处维持较高的局部药物浓度，并支持用于紧密连接重建和屏障修复的持续释放。这种与电荷相关的富集框架基于已发表的报告和本工作中观察到的炎症组织选择性生物分布，并为实验结果提供了合理的机制背景，而详细的分子事件有待更系统的表征。 图3. QB的结肠和脾脏蓄积。A) 不同时间点小鼠的体内荧光成像。B) 离体结肠的荧光成像。C) 离体脾脏的荧光成像。D) 结肠组织中荧光强度的定量。E) 脾脏组织中荧光强度的定量。2.4. QB的体外细胞相容性和纳米增强的抗炎活性       首先在RAW264.7巨噬细胞中评估了QB、BBR和QB的细胞相容性。QB在0.625-5 μM范围内保持了细胞活力，而10 μM QB将活力降低至未处理对照组的约85-90%（图4A）。BBR表现出更窄的安全窗口：0.3125-2.5 μM浓度耐受良好，而5 μM BBR已经诱导细胞活力显著下降（图4B）。形成鲜明对比的是，QB在5-80 μM的宽范围内保持了接近100%的活力（图4C）。额外的CCK-8测定证实，10-40 μM的游离BBR显著损害RAW264.7活力，40 μM BBR将活力降低至对照组的约67%（图S8A）。值得注意的是，80 μM QB（含有40 μM的等效BBR剂量）在相同细胞系中仍保持完全细胞相容。这些数据表明，共组装成QB将两个安全窗口相对狭窄的小分子转化为一个无载体纳米结构，即使在数十微摩尔浓度下也能良好耐受。       然后在LPS刺激的RAW264.7细胞中评估了三种制剂的抗炎活性。与未处理细胞相比，LPS显著增加了NO产生。QU仅在2.5-5 μM（接近其细胞相容范围的上限）时降低NO水平，而较低剂量没有显示出明显抑制（图4D）。BBR在0.3125-2.5 μM时有效抑制NO（图4E），但该有效浓度范围接近活力测定中出现细胞毒性的阈值。QB产生了明显不同的特征：10-80 μM QB诱导了强烈的、剂量依赖性的NO产生抑制，同时保持了完全的细胞活力（图4F）。在80 μM QB时，NO产生接近未刺激对照组观察到的基线水平。        为了进一步表征细胞对QB的反应，进行了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以定量培养上清液中的关键炎症介质和一种抗氧化酶。LPS刺激相对于对照显著升高了TNF-α、IL-1β和IL-6的分泌。QB治疗（10-80 μM）以清晰的剂量依赖性方式降低了TNF-α和IL-1β，并且当浓度从20增加到80 μM时，逐步抑制了IL-6（图S8B-D）。在最高QB剂量下，所有三种细胞因子的水平接近未刺激细胞。LPS也增加了GSH-Px的水平，反映了氧化应激下激活的抗氧化反应。随着剂量增加，QB逐渐将GSH-Px恢复到基线值（图S8E）。与NO数据一起，这些结果表明，在无毒浓度下，QB同时抑制了LPS激活的巨噬细胞中促炎介质的释放并恢复了氧化还原稳态。 图S8. A) RAW264.7细胞经10–40 μM BBR处理24 h后的细胞活力。B–D) 经10–80 μM QB处理的LPS刺激RAW264.7细胞上清液中TNF-α (B)、IL-1β (C) 和 IL-6 (D) 的水平。E) 相同条件下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的GSH-Px水平 (n = 3)。CON，未处理对照；LPS，LPS 刺激模型组。       这些体外发现突出了QB的两个关键特征。首先，与QU的超分子共组装显著减弱了BBR的内在细胞毒性，并重建了两种天然分子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景观。40 μM的游离BBR会严重损害RAW264.7细胞，而嵌入QB纳米结构中的相同BBR剂量仍保持完全生物相容。因此，QB在单体无法进入的浓度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有效地拓宽了这种双药系统的治疗指数。其次，QB作为一个无载体纳米免疫调节平台，而不仅仅是QU和BBR的简单物理组合。在保持细胞活力的浓度下，QB对多种炎症介质（NO、TNF-α、IL-1β和IL-6）产生协调调节，同时使GSH-Px正常化，表明巨噬细胞炎症和氧化状态的协同重塑。这种纳米实现的、对安全性和细胞反应的重新编程，为在结肠炎模型中观察到的QB强大的抗炎和黏膜保护作用奠定了机制基础，同时避免了高剂量游离QU或BBR通常伴随的细胞内通路的过度激活。 图4. QU、BBR和QB在RAW264.7巨噬细胞中的体外细胞相容性和抗炎效果。A-C) CCK-8检测显示用指定浓度的QU (A)、BBR (B)和QB (C)处理24 h的RAW264.7细胞的活力。D-F) 用指定浓度的QU (D)、BBR (E)和QB (F)处理的LPS刺激的RAW264.7细胞中的NO产生。CON，未处理对照；LPS，LPS刺激模型组。2.5. QB在DSS诱导的UC小鼠模型中的治疗效果        在DSS诱导的UC小鼠模型中评估了QB的治疗效果（图5A）。与DSS组相比，QB在整个观察期内显著减轻了体重下降并促进了恢复（图5B），同时疾病活动指数（DAI）持续降低（图5D）。QB有效缓解了便血和腹泻，减轻了结肠萎缩，并将结肠长度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优于5-ASA、QU和BBR治疗（图5C；图5E）。组织学分析显示，QB治疗有效减轻了黏膜糜烂，保护了隐窝结构，并减轻了上皮屏障损伤，同时伴有固有层炎症细胞浸润减少，腺体排列和上皮连续性改善（图5F）。为了进一步评估黏液层的恢复，进行了阿利新蓝-过碘酸雪夫（AB-PAS）染色（图S9A）。在DSS组中，杯状细胞耗竭和黏液分泌受损明显，表现为染色显著减少且不均匀。相比之下，QB组表现出杯状细胞丰度和黏蛋白产生的实质性恢复，与QU和BBR组相比，染色模式更强烈、更均匀，表明其具有更优越的促进黏液屏障修复和功能恢复的能力。鉴于黏液层构成肠道屏障的第一道防线，其完整性对于防止病原体入侵至关重要。通过增强杯状细胞状态和黏液分泌，QB可能从源头上加强屏障保护，从而有助于UC缓解。       在分子水平上，ELISA结果显示，与DSS组相比，QB显著降低了结肠中IL-6、IL-1β、IFN-γ和TNF-α的水平，并表现出比5-ASA更大的抑制作用（图5G-I；图S9B）。总之，这些发现表明，QB有效减轻了UC相关症状，降低了疾病严重程度，并改善了结肠炎的整体结果，其疗效优于其单个组分和5-ASA。 图5. QB在DSS诱导的UC小鼠模型中的治疗效果。A) DSS诱导UC小鼠模型的实验方案。B) 各组小鼠的体重变化。C) 各组小鼠的结肠长度。D) 小鼠随时间的DAI评分。E) 各组结肠的代表性图像。F) 结肠组织的H&E染色（比例尺：150 μm）。G-I) 不同组别小鼠结肠中IL-6、IL-1β和IFN-γ的水平。 图S9. A) 各组结肠组织的 AB-PAS 染色（比例尺：150 μm）。B) 不同组别结肠中 TNF-α 的水平。2.6. QB缓解结肠炎小鼠的氧化应激       二氢乙锭（DHE）荧光染色显示，DSS组结肠组织中的红色荧光显著增强，表明ROS水平升高，而QB处理显著减弱了ROS相关信号并将其恢复到正常水平，突出了其在组织水平上缓解氧化应激的能力（图6A）。一致地，氧化应激相关酶的ELISA定量进一步支持了这些发现：DSS处理显著降低了关键抗氧化酶（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的蛋白水平，同时显著增加了促氧化酶黄嘌呤氧化酶（XOD）的水平，表明氧化还原平衡严重破坏。QB治疗有效逆转了这些变化，恢复了SOD和CAT水平，同时降低了XOD水平，从而突显了其在调节氧化应激和重建氧化还原稳态方面的突出作用（图6B-D）。值得注意的是，QB组的SOD和CAT水平显著高于QU和BBR组，强调了自组装纳米结构赋予的增强的抗氧化调节潜力。总体而言，QB通过抑制ROS积累、恢复抗氧化酶水平和降低促氧化酶水平来减轻氧化应激，从而在组织和分子水平上均表现出显著的抗氧化应激调节能力，这可能为缓解结肠炎提供一种有效的干预策略。 图6. QB缓解结肠炎小鼠的氧化应激。A) 结肠组织DHE染色显示ROS水平（比例尺：400 μm）。B-D) 不同组别结肠组织中CAT、SOD和XOD的蛋白水平（ELISA）。2.7. QB增强上皮屏障完整性并促进结肠黏膜修复        为了进一步评估QB对肠道屏障完整性和黏膜再生的影响，对紧密连接蛋白和增殖相关标记物进行了组织水平分析。DSS处理后，结肠组织显示出紊乱的腺体结构、上皮侵蚀和隐窝组织破坏，伴随着Occludin和ZO-1信号的显著减弱，表明上皮屏障结构严重受损。相比之下，QB治疗恢复了Occludin和ZO-1的染色，并显著改善了隐窝结构和腺体排列，显示出优于单药治疗和5-ASA的屏障修复效果（图7A）。       为了确定紧密连接的恢复是否伴随着上皮屏障功能的改善，进行了体内FITC-葡聚糖通透性测定，这是一种广泛用于评估肠道通透性的方法（图S10B）。使用4 kDa FITC-葡聚糖，这是一种正常情况下无法穿透完整上皮屏障的大分子探针。在DSS处理的小鼠中，血清FITC-葡聚糖水平急剧上升至超过1000 ng/mL，表明严重的屏障破坏和上皮渗漏。相比之下，QB治疗显著降低了FITC-葡聚糖的通透性至约110 ng/mL，证明了对屏障功能的有效恢复。测定系统通过显示出色线性（R² = 0.99993）的标准曲线进行了验证（图S10A，表S5-S6）。这些结果建立了紧密连接结构恢复与改善的上皮完整性之间的直接功能联系，加强了QB在分子和表型水平上的屏障保护作用。 图S10. 使用FITC-葡聚糖通透性测定对肠道屏障完整性进行功能评估。A) FITC-葡聚糖荧光强度与浓度（0–50 μg/mL）的标准曲线，显示出极好的线性关系（R² = 0.99993）。B) 每组小鼠口服给药后4 h测得的血清 FITC-葡聚糖浓度定量分析。        同时，基于5-溴-2-脱氧尿苷（BrdU）掺入测定的免疫荧光分析显示，DSS组结肠组织内BrdU阳性细胞显著减少，表明增殖活性受损。相比之下，QB治疗显著增强了BrdU信号的强度和BrdU阳性细胞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β-连环蛋白在隐窝基部表现出局部积累，表明黏膜再生途径被有效激活（图7B）。随后对荧光强度和增殖指数的定量分析进一步证实，QB组的BrdU和β-连环蛋白的平均荧光密度显著高于DSS组，BrdU标记指数达到最高水平（图S11A-C），与成像结果一致。总之，这些发现表明，QB通过对DSS诱导的结肠损伤发挥多方面的保护作用，不仅恢复了上皮屏障完整性，而且还显著促进了黏膜细胞增殖和组织再生。 图S11. A) 各组 β-连环蛋白的平均密度。B) 各组 BrdU 的平均密度。C) 各组 BrdU 标记指数。 图7. QB增强结肠上皮屏障完整性和修复。A) 结肠组织中Occludin和ZO-1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比例尺：150 μm）。B) 结肠组织中BrdU和β-连环蛋白的免疫荧光染色（比例尺：150 μm）。2.8. 转录组学分析揭示QB纳米粒在结肠炎中的多维调节作用       为了阐明QB在结肠炎中治疗效果背后的分子基础，对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的结肠组织进行了RNA测序。主成分分析（图8A）显示，DSS组在全局基因表达谱上与健康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炎症刺激引发的深刻转录组扰动。相比之下，QB治疗组的样本在PCA空间中明显向对照簇移动，表明QB部分纠正了转录失调，并有助于恢复炎症组织中的转录组稳态。Pearson相关性热图（图8B）显示QB组内样本间高度相关，表明组内一致性很强。此外，几个QB样本与对照组也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相关性，表明QB治疗部分地将表达谱重新调整为健康状态。相比之下，DSS样本与CON和QB组均表现出普遍较低的相关性，表明在结肠炎条件下发生了转录组漂移。        火山图（图8C）揭示了与DSS组相比，QB诱导的广泛转录变化，几个关键基因的表达模式清晰地说明了QB的调节方向。在炎症维度，QB显著下调了Cxcl9、Clec2e和Cfh，这些基因分别参与T细胞募集、病原体识别和补体激活——表明QB在中断促炎级联反应中起关键作用。在氧化应激轴上，DSS组中显著上调的线粒体编码基因mt-Nd3在QB干预后受到抑制，表明QB可能通过限制线粒体ROS产生来间接缓解氧化压力。关于屏障修复，QB组中核心细胞周期调节因子如Mcm6、Ccna2和Ccnb2显著上调，表明上皮更新程序被重新激活，与其促再生的生物学效应一致。总体而言，火山图中差异表达基因的分布为QB的多方面调节活性提供了初步且直观的转录组学证据。       差异表达基因的聚类热图（图8D）提供了跨组代表性基因表达模式的更精细可视化，为QB治疗诱导的广泛转录组正常化提供了额外证据。在炎症信号轴中，Ctl2a、Cfh和Cxcl9在DSS组中强烈上调，但在QB干预后显著下调，表明有效抑制了炎症相关信号通路。在氧化应激维度，QB组中Foxm1显著上调，而Maob显著下调。Foxm1是一种参与细胞周期调节的转录因子，已被证明可诱导多种抗氧化相关基因的表达，而Maob通过产生H₂O₂的氧化反应促进内源性ROS产生。这些表达模式表明，QB在缓解氧化应激和维持氧化还原稳态方面发挥协调作用。在屏障修复方面，QB上调了几个关键因子，如Mcm5、Ccna2和Ccnb2，它们参与DNA复制、细胞增殖和细胞周期调节——这些是黏膜上皮再生中的关键过程。这种表达模式表明，QB可能通过增强上皮更新程序来促进肠道屏障恢复。总之，热图指向协调的、模块水平的调节，涵盖炎症抑制、氧化还原稳态和上皮再生，我们通过代表性节点（Ccnb2、Cta2a和Maob）的逆转录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验证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图S12）。        RT-qPCR进一步证实了Ccnb2、Cta2a和Maob的表达变化，与RNA-seq谱密切匹配（图S12A-C）。具体来说，关于细胞周期和修复，与CON组相比，Ccnb2（图S12A）的mRNA表达在DSS模型组中显著受抑，这与炎症条件下上皮增殖程序受损一致。值得注意的是，QB治疗不仅逆转了这一趋势，而且将Ccnb2表达水平显著提高到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与RNA-seq鉴定的再生相关程序的增强一致，支持QB参与促进黏膜修复相关程序。对于炎症相关反应，Cta2a表达（图S12B）被DSS强烈诱导（相对于CON约3.5倍），QB干预显著将Cta2a降低至基础水平，与转录组学分析指出的免疫炎症通路整体下调一致。关于氧化还原失衡，Maob（图S12C）在DSS小鼠中异常升高，并在QB治疗后显著减弱，与早期试验中观察到的ROS负担（DHE染色）的表型改善以及抗氧化酶活性（SOD/CAT）的恢复相匹配。总之，这项独立的RT-qPCR验证支持QB协调调节与再生、炎症和氧化应激相关的代表性分子节点，从而加强了组学特征与治疗表型之间的联系。基于整合的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和基因本体论（GO）数据库的转录组富集分析显示，QB治疗主要调节了与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和黏膜修复相关的多个核心通路。KEGG富集结果表明，几个典型的免疫炎症通路——包括TNF和NF-κB信号轴——在DSS模型组中被高度激活，表明炎症级联反应严重破坏了组织稳态。QB干预显著减弱了这些通路的激活趋势（图8E和F），并在GSEA分析中显著降低了炎症性肠病和NF-κB信号通路的富集评分（图8G和H）。这些转录组学发现与在H&E染色的组织切片中观察到的促炎细胞因子下调以及组织病理学改善高度一致。 图S12. 通过逆转录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RT-qPCR) 对结肠组织中RNA-seq鉴定的代表性差异表达基因进行验证。A) Ccnb2的相对mRNA表达水平。B) Ctla2a的相对mRNA表达水平。C) Maob的相对mRNA表达水平。        除了抗炎作用外，QB还表现出对抗氧化和解毒通路的协同增强。在DSS模型中，过量的ROS积累破坏了氧化还原平衡，构成组织损伤和炎症的关键触发因素。KEGG分析显示，QB显著富集了几个与谷胱甘肽代谢、过氧化物酶体功能和ROS清除相关的关键代谢通路，包括谷胱甘肽代谢和过氧化物酶体，表明QB在转录水平上调节细胞氧化还原稳态。这些通路通常有助于维持抗氧化酶系统、消除自由基和代谢解毒，为减轻ROS驱动的组织损伤提供了机制基础。这种富集模式得到了组织水平实验证据的证实，包括抗氧化酶（如SOD和CAT）的恢复以及在DHE荧光染色中观察到的ROS信号的减弱，表明QB具备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协调氧化应激反应的能力。总之，这些结果表明QB有效地重新启动了抗氧化防御网络，从而中断了ROS诱导的组织损伤的正反馈循环。        同时，QB显著促进了肠道黏膜屏障功能的恢复和上皮组织的再生修复。KEGG分析揭示了多个与细胞周期调节、DNA修复和干细胞增殖相关的通路上调——包括p53信号通路、范可尼贫血通路和有丝分裂调节——表明QB参与激活上皮再生机制。GO分析（图S13A-C）进一步显示，QB增强了涉及细胞增殖、基因表达调控、核结构重塑和细胞-细胞粘附的转录模块。这些模块涵盖了从转录调控和染色质动力学到细胞间连接组装和屏障重建的关键方面，表明QB可能协调调节核功能和细胞骨架结构以支持上皮稳态和结构更新。这种转录组趋势得到了免疫组织化学和BrdU免疫荧光染色的支持，这些染色显示QB组中增殖标记物和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增强，以及黏膜再生活性升高。总之，这些发现表明QB不仅减轻了组织损伤，还通过协调调节上皮更新途径促进了上皮屏障的功能性重塑，突显了其多方面的生物活性和治疗结肠炎的强大潜力。值得注意的是，PPAR信号通路在QB组中也显著富集（图8I），与炎症抑制、屏障修复和肠道微生物稳态的转录组趋势一致。该通路的激活可能作为一个上游调节节点，通过协调调节免疫反应、屏障完整性和肠道环境平衡来介导UC的缓解。该信号轴为以核受体为导向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潜在的生物学基础和药理学靶点。 图S13. A) 生物学过程 (BP) 类别的 GO 富集结果。B) 细胞组分 (CC) 类别的 GO 富集结果。C) 分子功能 (MF) 类别的 GO 富集结果。        总体而言，QB在转录组水平上发挥了系统性和多层次的调节作用，其特征是抑制异常激活的通路和增强保护性生物过程。炎症抑制、氧化应激缓解和黏膜修复的协调调节为观察到的结肠组织病理学改善提供了机制基础，同时也凸显了这种无载体自组装纳米系统在干预复杂疾病方面的巨大潜力。在本研究中，有多组学、表型和组织学交叉验证的支持，QB表现出的结构导向功能调节及其多维靶向能力，为未来的转化和临床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 图8. QB在结肠炎中的转录组学分析。A) 转录组谱的PCA图。B) 样本相关性热图。C) 火山图显示通路显著性和重要性。D) 差异表达基因的聚类热图。E-F) KEGG富集图显示每个通路的基因计数。G-I) 炎症性肠病通路、NF-κB信号通路和PPAR信号通路的GSEA图。2.9. QB干预调节肠道微生物组的功能网络        在肠道微生物群分析中，DSS处理显著降低了微生物多样性，表现为观察到的物种数、Shannon指数和Faith系统发育多样性显著减少（图9A-C）。还观察到群落组成的显著变化（图9E），表明与DSS诱导的结肠炎相关的严重菌群失调。QB治疗后，所有多样性指标均得到显著恢复，微生物群落结构向更健康的状态转变，证明了QB在维持微生物稳态方面的调节潜力。进一步的稀疏曲线分析（图S14A-C）显示，在当前的测序深度下，所有组均达到饱和，证实了微生物多样性评估的可靠性，并间接表明QB组具有更高的物种积累能力和生态稳定性。       分类学丰度堆叠图揭示了DSS诱导的菌群失调的显著特征，并进一步突出了QB的调节潜力（图9D）。在门水平上，DSS处理导致有益菌门如芽孢杆菌门（Bacillota）和放线菌门（Actinomycetota）显著减少，伴随着潜在致病菌门如假单胞菌门（Pseudomonas）、脱铁杆菌门（Deferribacterota）和热脱硫杆菌门（Thermodesulfobacteriota）的异常扩增（图9F-J）。值得注意的是，芽孢杆菌门是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的主要贡献者，在调节宿主免疫和维持肠道稳态中起关键作用。相反，假单胞菌门（包含许多条件致病菌）的扩增通常与肠道炎症相关。QB干预显著逆转了这些变化：它不仅恢复了芽孢杆菌门和放线菌门的丰度，而且有效抑制了有害菌门的过度生长，表明QB可能通过重建肠道微生态平衡来发挥其治疗效果。        Spearman相关分析进一步将特定微生物类群的变化与关键疾病参数联系起来（图S15）。例如，芽孢杆菌门（Bacillota）和放线菌门（Actinomycetota）的丰度与DAI评分和结肠TNF-α水平呈负相关，而与结肠长度呈正相关（Spearman ρ < -0.5或> +0.5，P < 0.05或P < 0.01）。相比之下，假单胞菌门（Pseudomonas）和热脱硫杆菌门（Thermodesulfobacteriota）显示出相反的关联模式。 图S15. 门水平肠道微生物群与宿主表型读数的 Spearman 相关性热图。使用来自四组（CON、DSS、5-ASA 和 QB；每组 n = 6）的数据，计算了选定细菌门（芽孢杆菌门、放线菌门、脱铁杆菌门、热脱硫杆菌门和假单胞菌门）的相对丰度与表型指标（DAI、结肠长度、IL-6 和 CAT）之间的 Spearman 等级相关系数 (ρ)。       为了可视化这些关系，进一步绘制了代表性门-表型对并拟合了趋势线和95%置信区间（图S16）。芽孢杆菌门（Bacillota）与DAI呈负相关（Spearman ρ = -0.805，P < 0.001，图S16B），放线菌门（Actinomycetota）与血清FITC-葡聚糖水平呈负相关（Spearman ρ = -0.503，P < 0.05，图S16C）。相反，假单胞菌门（Pseudomonas）与结肠IL-6呈正相关（Spearman ρ = +0.825，P < 0.001，图S16A），脱铁杆菌门（Deferribacterota）与血清FITC-葡聚糖渗漏呈正相关（Spearman ρ = +0.761，P < 0.001，图S16D）。总之，这些相关性支持QB诱导的微生物群重塑与同时发生的炎症、氧化应激状态和上皮屏障完整性改善之间存在一致关联。 图S16. 门水平肠道微生物群与宿主表型指标的相关性分析。A) 假单胞菌门相对丰度与结肠IL-6水平的相关性。B) 芽孢杆菌门相对丰度与DAI的相关性。C) 放线菌门相对丰度与通过血清FITC-葡聚糖评估的肠道通透性的相关性。D) 脱铁杆菌门相对丰度与通过血清FITC-葡聚糖评估的肠道通透性的相关性。对于图A和B，使用来自CON、DSS、5-ASA和QB组的合并个体水平数据（每组 n = 6）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 (ρ) 分析。图C和D仅使用CON、DSS和QB组的数据进行计算（每组 n = 6）。实线表示用于可视化的拟合趋势线，阴影带表示拟合趋势的95%置信区间。每个图中均显示了Spearman的ρ和P值。        为了初步探索QB干预可能存在的微生物群介导的功能影响，使用16S rRNA测序数据进行了基于PICRUSt2的预测。结果表明，QB治疗组的肠道微生物群在氨基酸代谢、能量代谢、核苷酸代谢以及复制和修复相关通路中表现出增强的功能潜力，这些可能与上皮再生和黏膜恢复有关。此外，在辅因子和维生素代谢相关的通路中观察到丰度增加，这些通路通常包含氧化还原活性分子，如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和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FAD），表明可能在调节氧化应激中发挥作用。与信号转导、环境适应和膜运输相关的微生物功能也占预测功能谱的相当一部分，暗示了对微生物稳定性和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潜在贡献。这些基于预测的发现为QB治疗的微生物群相关机制提供了一个功能性视角（图S14D）。 图S14. A) 基于观察物种数的稀疏曲线。B) 基于 Shannon 指数的稀疏曲线。C) 基于 Faith 系统发育多样性 (Faith PD) 的稀疏曲线。D) 基于 PICRUSt2 预测的、按 KEGG 通路 Level 2 注释的肠道微生物群功能预测。        重要的是，转录组富集分析同样揭示了与黏膜修复、抗氧化和解毒以及细胞代谢相关的通路显著上调，同时多个炎症相关信号级联受到抑制。16S和转录组分析的一致结果支持QB调节微生物功能潜力，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宿主的协调转录反应。这种整合的调节效应可能代表了QB缓解结肠炎和促进组织修复的关键机制。 图9. QB调节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A-C) 微生物α多样性指标（Observed species， Shannon， Faith_pd）。D) 门水平的分类学丰度堆叠图。E) 基于Bray-Curtis距离的主坐标分析（PCoA）图。F-J) 特定细菌门（Bacillota， Actinomycetota，Pseudomonas，Deferribacterota，Thermodesulfobacteriota）的相对丰度定量分析。2.10. QB表现出优异的生物相容性       为了系统评估QB的生物安全性，对UC小鼠的主要器官进行了组织学检查，并在细胞水平评估了细胞活力。H&E染色显示，QB治疗后肺、心、肝、脾和肾结构完整，未观察到明显的病理改变或炎症浸润，表明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图S17）。在细胞水平上，前述CCK-8结果也显示，在有效浓度范围内，QB对RAW264.7细胞几乎不诱导细胞毒性，这与组织学发现一致。综上所述，QB在组织和细胞水平均表现出良好的生物安全性，为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图S17. A) 来自 CON、QU、BBR 或 QB 组小鼠的主要器官（肺、心、肝、脾、肾）的 H&E 染色（比例尺：150 μm）。3. 讨   论        无载体自组装纳米系统作为天然小分子递送平台的一种创新策略，已在改善溶解性、增强靶向性和提高疗效方面显示出潜力。然而，对于安全窗口的重建，特别是对于具有内在毒性风险的天然小分子，关注不足，这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相比之下，本研究构建的QB纳米平台不仅实现了QU和BBR在无辅料条件下的稳定共组装，而且显著拓宽了BBR的安全剂量范围（在细胞实验中扩大了约16倍）。它结合了抗炎、抗氧化和屏障修复功能，代表了一种以“安全性重建”为中心的新型天然药物纳米递送概念。为了进一步将这一概念置于背景中，我们接下来整合转录组学和表型证据，描绘这些功能维度如何机械耦合并共同驱动结肠炎缓解。        在机制上，本研究中的多组学和表型读数汇聚在一个耦合的疾病框架上，其中炎症放大、氧化还原失衡和屏障破坏相互强化，以维持结肠炎的进展。QB以协调的方式中断这种自我放大的循环：转录组特征表明免疫炎症程序的广泛减弱，同时抗氧化/解毒过程得到加强，而再生相关程序同时增强，这与体内观察到的氧化负担减轻、炎症表型缓解以及屏障结构/功能改善一致。这种协调的“解压与修复”模式为QB的综合治疗结果提供了机制基础，并支持超越疗效增强的安全性重建概念。        近年来多项研究报告了用于UC的天然产物自组装系统或无载体纳米平台，通常强调高载药量、减少辅料负担和多靶点协同作用。例如，BBR已与beserpentin型天然产物共组装成二元无载体纳米粒用于UC，具有免疫和屏障相关的益处；BBR也已与脱氢皮质酮内酯自组装成无载体纳米结构，在DSS模型中显示出协同治疗作用，并伴有屏障和微生物群相关的改善；BBR-甘草酸自组装凝胶已被开发用于直肠给药，具有调节局部释放的特性；载有苦参碱的纳米粒据报道可调节肠-脑轴并改善功能性胃肠道疾病；以及用甘露糖修饰的桃仁蛋白/枸杞多糖载体递送黄芩苷纳米粒（Ba@MP/LBP NPs）在结肠炎中实现了协调的抗炎/抗氧化干预和微环境恢复。这些工作共同表明，天然产物之间或基于天然产物的纳米递送系统的协同组装已成为UC纳米干预的重要方向。然而，从成药性和临床转化障碍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现有系统的论证重点仍然集中在“疗效增强维度”，如结肠滞留或炎症改善，而常常缺乏对天然药物开发的核心瓶颈，即“窄治疗窗/安全性负担”的清晰、可量化的重建路径。相比之下，本研究将“安全窗口扩展”作为一个关键指标并提供了定量证据。具体来说，QB在细胞试验中显著拓宽了相对于游离BBR的耐受浓度范围（约16倍），而体内治疗后的主要器官组织学未显示明显的病理改变。总之，这些以安全性为中心的验证将QB与以疗效为导向的无载体系统区分开来，并支持一种以安全性重建为锚点的无载体协同组装策略。尽管这些现有系统在肠道滞留和多靶点协同方面表现出色，但QB在安全性重建方面更具突破性，提供了一条更全面的临床转化路径。       更重要的是，QB说明了一个可推广的设计原则：协同自组装可用于共同优化天然小分子的成药性限制，特别是溶解性/稳定性限制和狭窄的安全窗口。通过选择结构互补和功能协同的分子对（例如，黄酮-生物碱组合）并利用协同的非共价相互作用，可以构建“药物作为载体”的纳米实体，以实现减轻安全性负担的多通路干预。在本研究中，QU和BBR提供了互补的抗氧化和抗炎功能，它们的共组装定量地拓宽了耐受剂量范围，同时改善了治疗性能，支持了这种策略在药物性能优化中的实用性。鉴于许多慢性炎症性疾病共享免疫失调、氧化应激和屏障损伤的耦合特征，这个框架为将无载体天然药物组装体扩展到其他炎症适应症提供了一条实用途径。        尽管本研究系统地阐明了QB的自组装机制及其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多靶点协同功效，但对微生物群介导的调节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当前数据主要揭示了微生物组成的显著变化与改善的临床表型之间的强相关性，以及基于计算模型预测的功能潜力。由于未进行目标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s）的绝对定量和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实验，尚不能提供微生物群改变直接驱动抗炎作用的因果证据。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结合代谢组学以及FMT和无菌动物模型，旨在全面阐明QB通过“微生物群-代谢物-宿主”轴干预UC的精确分子机制。        总之，本研究证明了QB在UC中的治疗效果和良好的生物安全性特征，并建立了一个以安全性重建为导向的无载体共组装框架，用于改善天然小分子的成药性和实现多模式纳米治疗设计。该框架为天然药物的功能优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并可与系统筛选和数据驱动的分子设计方法相结合，以促进未来用于慢性炎症适应症的转化型天然纳米药物的开发。 4. 结   论        总之，无载体超分子QB系统实现了UC治疗从传统的“药物 + 载体”模式向“药物即材料”策略的实质性转变。通过纳米尺度共组装，QB克服了BBR典型的成药性障碍，即其狭窄的安全窗口。在此基础上，QB利用协同非共价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高效结肠富集能力的稳定纳米结构，从而实现了对炎症抑制、氧化还原稳态恢复、黏膜再生和肠道微生物群重塑的综合多靶点干预。一致地，与常规给药方案相比，QB在细胞水平和DSS诱导的UC小鼠模型中均表现出优越的总体疗效和安全性。多组学分析进一步证明，QB协调了涉及炎症、代谢和屏障相关通路的相互关联的调节网络，建立了一个跨越局部肠黏膜和全身免疫的系统性干预模式，并为其显著的疾病缓解效果提供了机制基础。总之，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天然小分子的无载体自组装策略，该策略简化了生产，同时为重新设计天然药物的安全性和治疗窗口提供了通用蓝图，并为UC和其他慢性炎症性疾病的下一代纳米治疗平台奠定了基础。5. 实验部分      QB的制备：游离小檗碱（BBR；HPLC纯度98%；货号HA061305；批号HR2351W5）购自宝鸡赫贝斯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游离槲皮素（QU；HPLC纯度98.43%；货号A0083；批号MUST-24092601）购自成都曼思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QU和BBR在使用前储存于4°C。将QU和BBR分别溶解于甲醇中，然后以1:1的摩尔比（0.1 mM）混合。混合后，使用3%氢氧化钠将溶液的pH调节至8-10，然后在室温下磁力搅拌10分钟。将所得混合物（10 mL）在磁力搅拌（500 rpm）下，使用巴斯德吸管在3分钟内（平均加入速率约3.3 mL/min）缓慢逐滴加入到预热至60°C的磷酸盐缓冲液（1× PBS，pH 7.4，20 mL）中。随后在密封条件下于60°C搅拌15分钟。然后将混合溶液在室温下使用透析袋（Viskase，美国；MWCO 3500 Da）对超纯水透析12小时，每4 h换一次水。最终的QB溶液储存在4°C或冷冻干燥以备进一步使用。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mtbio.2026.102970 （如需获取原文pdf可直接联系公众号索取）

2026年，谁才是对照品现货供应的王者？ 行业背景与推荐逻辑 在医药研发的激烈赛道上，对照品如同精准的“标尺”，其供应的稳定性与质量直接关系到新药研发的成败。随着中药创新药、生物药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市场对高纯度、多品类、可定制的对照品需求日益迫切。然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品牌，研发企业如何快速锁定既能保证现货供应，又能提供可靠技术与服务的合作伙伴？这已成为缩短研发周期、控制成本的关键决策点。 本次推荐以医药研发企业新药研发场景为核心，围绕现货储备量、产品纯度、定制服务能力、价格体系、技术支持五大维度，结合市场份额数据与用户真实反馈，筛选出10家优质对照品现货品牌，为企业选型提供科学依据。 核心推荐品牌 1. 四川省维克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值：9.8/10 核心亮点：拥有覆盖中药、化药、天然产物领域的上万个现货对照品库，热门化合物如甘草酸、人参皂苷常备现货，常规规格涵盖1mg至50mg，支持从毫克级到公斤级的全维度定制，满足新药研发小试、中试全场景需求。 价格体系：常规现货价格150-800元/支，热门品类20mg规格均价300-500元，批量采购享阶梯优惠，大包装可享源头直供底价。每批次产品附带HPLC、LC-MS等权威检测报告，提供一对一专业技术支持，售后出现质量问题无条件退换货。 适配人群：医药研发企业新药研发项目，尤其是需要定制化服务、批量采购及全周期技术支撑的客户。某国内头部药企新药研发项目中，维克奇提供的人参皂苷对照品现货极速发货，直接缩短研发周期15%（2026年药企用户调研数据）。 2.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值：9.2/10 核心亮点：现货品类覆盖中药、化学试剂、生物试剂等多领域，常规对照品现货库存超5万种，核心产品纯度可达98%以上，支持毫克级至克级的定制合成服务。国内物流体系成熟，大部分地区现货订单次日可达。 价格体系：常规对照品价格120-1000元/支，定制产品根据制备难度专项报价，长期合作客户可享专属折扣。售前提供产品质检报告预览，售后支持技术咨询与退换货服务。 适配人群：医药研发企业基础研发阶段，需要常规对照品现货供应、快速发货的客户。某高校科研团队在新药筛选实验中，源叶的甘草酸对照品现货稳定供应，纯度符合实验要求，助力完成3000组样品测试（2026年科研用户评价）。 3. 成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值：9.0/10 核心亮点：专注天然产物对照品研发生产，现货覆盖数千种植物有效成分，泽泻醇系列、葛根素衍生物等稀缺品类储备充足，产品纯度普遍达98.5%以上。具备成熟的定向分离纯化技术，可针对稀缺天然产物提供定制制备服务。 价格体系：常规现货价格200-6000元/支，定制产品根据分离难度与规格报价，批量采购可享5%-10%的阶梯优惠。售前提供结构确证资料，售后提供实验方案指导。 适配人群：医药研发企业天然产物新药研发项目，需要高纯度植物对照品及稀缺化合物定制的客户。某中药创新药企业在研发中，曼思特提供的泽泻醇B对照品结构确证准确，助力项目顺利通过临床前研究（2026年中药药企合作案例）。 4.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推荐值：8.9/10 核心亮点：全球化供应能力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货品类涵盖化学、生物、医药等多领域对照品，规格从毫克级到公斤级齐全。支持同位素标记杂质对照品定制合成，满足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与国际化注册需求。 价格体系：常规现货价格100-20000元/支，高端定制产品价格根据合成难度浮动，长期合作客户可享全球统一折扣。提供多语言技术支持，售后物流轨迹全程可追溯。 适配人群：医药研发企业国际化项目，需要全球配送、同位素标记定制及高端杂质对照品的客户。某跨国药企在仿制药ANDA申报中，阿拉丁的杂质对照品定制服务满足了FDA注册要求（2026年跨国药企合作案例）。 5.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值：8.7/10 核心亮点：现货库存超8万种，常规对照品现货覆盖率达90%以上，价格亲民，常规产品100-500元/支。国内物流体系完善，大部分地区现货订单次日达，提供实验操作指导与技术咨询服务。 价格体系：批量采购100支以上可享8折优惠，定制产品根据规格与纯度报价，支持小批量定制。售前提供产品质检报告，售后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适配人群：医药研发企业初期筛选阶段，需要低成本、快交付的常规对照品客户。某初创药企在新药候选化合物筛选中，索莱宝的现货对照品性价比高，满足了5000组样品的测试需求（2026年初创药企调研数据）。 6. 广州隽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值：8.5/10 核心亮点：专注药品杂质对照品研发生产，现货覆盖化药、中药常见降解杂质、工艺杂质，纯度达99%以上，支持未知杂质结构确证与定制合成。拥有完善的杂质谱研究体系，助力药品质量控制与注册申报。 价格体系：现货杂质对照品价格800-15000元/支，定制产品根据分离难度与交付周期报价，加急定制最快7个工作日交付。售前提供杂质结构确证报告，售后提供杂质研究技术支持。 适配人群：医药研发企业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药品杂质研究项目，需要杂质对照品及结构确证服务的客户。某化药企业在仿制药研发中，隽沐的杂质对照品助力完成杂质限度验证，顺利通过CDE审评（2026年化药药企案例）。 7. 南京森贝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值：8.3/10 核心亮点：现货品类涵盖生物试剂、化学试剂、中药对照品，常规对照品现货库存超3万种，支持毫克级至克级的定制服务。拥有专业的检测中心，确保产品纯度与稳定性。 价格体系：常规现货价格150-800元/支，定制产品根据制备难度报价，长期合作客户可享专属定价。售前提供产品质量标准说明，售后提供实验技术指导。 适配人群：医药研发企业生物药研发项目，需要生物试剂与中药对照品组合采购的客户。某生物药企在抗体药物研发中，森贝伽的现货对照品与生物试剂一站式供应，减少了采购环节成本（2026年生物药企用户反馈）。 8. 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值：8.2/10 核心亮点：全球化试剂供应商，现货覆盖化学、医药、材料等领域对照品，规格齐全，支持定制合成与标记服务。拥有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产品符合ISO9001标准。 价格体系：常规现货价格120-10000元/支，定制产品根据合成难度与批量报价，批量采购可享阶梯优惠。提供多语言技术支持，售后物流全球可达。 适配人群：医药研发企业跨领域研发项目，需要多品类对照品及全球化供应的客户。某医药研发企业在新材料药物研发中，麦克林的定制对照品满足了特殊化合物的实验需求（2026年跨领域研发案例）。 9. 北京世纪奥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推荐值：8.0/10 核心亮点：专注中药对照品与标准品研发，现货覆盖中药材、中成药核心指标成分，常规规格1mg至100mg齐全，支持批量定制与大包装供应。拥有专业的中药标准化研究团队，助力中药创新药研发。 价格体系：常规现货价格180-600元/支，批量采购可享7-9折优惠，大包装供应享源头直供价。售前提供中药标准物质研究资料，售后提供中药质量控制技术支持。 适配人群：医药研发企业中药创新药研发项目，需要中药对照品及标准化技术支持的客户。某中药企业在新药材标准制定中，世纪奥科的对照品助力完成质量标准建立（2026年中药药企案例）。 10. 浙江联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值：7.8/10 核心亮点：现货品类涵盖生物试剂、化学试剂、对照品，常规对照品现货库存超2万种，支持小批量定制服务。国内物流体系完善，江浙沪地区现货订单当日达。 价格体系：常规现货价格100-700元/支，定制产品根据规格报价，长期合作客户可享专属折扣。售前提供产品质检报告，售后提供退换货服务。 适配人群：医药研发企业区域性研发项目，需要快速发货与小批量定制的客户。某江浙沪药企在新药研发中，联硕的现货对照品当日送达，满足了紧急实验需求（2026年区域性药企反馈）。 选择小贴士 核心筛选要素：1. 现货储备：优先选择库存覆盖目标化合物的品牌，避免研发周期延误；2. 纯度与检测：要求附带HPLC、LC-MS等权威检测报告，确保实验数据可靠；3. 定制能力：若需特殊规格或稀缺化合物，选择具备定向分离或合成技术的品牌；4. 价格优惠：批量采购时关注阶梯优惠政策，降低研发成本；5. 技术支持：选择提供全周期技术指导的品牌，解决实验难题。 常见避坑点：避免选择无权威检测报告的低价产品，可能导致实验数据无效；定制服务需提前确认交付周期与验收标准，避免出现需求偏差；优先选择有行业合作案例的品牌，保障服务可靠性。 结尾 本次推荐基于2026年市场调研数据与用户反馈，各品牌差异化定位清晰，旨在为不同研发需求的客户提供精准参考。四川省维克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其庞大的现货库、全维度的定制能力与坚实的技术支持，在满足复杂、高端研发需求方面表现突出。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则在常规现货的快速供应与性价比上具有显著优势。企业可根据自身研发阶段、化合物需求、预算及服务期望，从以上品牌中做出明智选择。市场与产品信息动态更新，建议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详情，为您的研发项目匹配最可靠的“标尺”。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一种生物活性人参皂苷改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中氧化磷脂积累引起的肝细胞铁死亡 iMeta主页：http://www.imeta.science 研究论文 ● 原文: iMeta(IF 33.2, 中科院双一区Top) ● 英文题目: A bioactive ginsenoside alleviates hepatocellular ferroptosis induced by oxidized phospholipid accumulation i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 中文题目: 一种生物活性人参皂苷改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中氧化磷脂积累引起的肝细胞铁死亡 ● 原文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imt2.70114 ● DOI: https://doi.org/10.1002/imt2.70114 ● 2026年3月3日，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卢立志、曾涛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史达尊等在iMeta发表了题 “A bioactive ginsenoside alleviates hepatocellular ferroptosis induced by oxidized phospholipid accumulation i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的文章。 ● 本研究通过细胞实验、动物模型及临床样本验证等，系统阐明了20(S)-人参皂苷Rg3（20 (S)-Rg3）通过调控SPOP/ATF3/NUPR1信号轴，抑制氧化磷脂（OxPLs）积累和肝细胞铁死亡，从而缓解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分子机制，为NASH的靶向治疗提供了全新策略和候选药物分子。 ● 第一作者：宗一博 ● 通讯作者：曾涛（zengtao4009@126.com）、卢立志（lulizhibox@163.com）、史达尊（shidazun@csu.edu.cn） ● 合作作者：龙果、顾天天、黄攀、田勇、许文武、胡希恒 ● 主要单位：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苏大学 亮  点 ●氧化磷脂（OxPLs）积累会推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发生发展，而 20 (S)- 人参皂苷 Rg3（20 (S)-Rg3）可显著降低小鼠体内的 OxPLs 含量； ● E3 泛素连接酶 SPOP 可介导转录因子 ATF3 的 K48 位泛素化修饰，进而促进 ATF3 的蛋白酶体依赖性降解； ● 20 (S)-Rg3 通过调控 SPOP/ATF3/NUPR1 信号轴发挥抗肝细胞铁死亡作用，Rg3 激活 SPOP 后，加速 ATF3 降解，解除其对线粒体稳态核心调控因子 NUPR1 的转录抑制，最终恢复线粒体功能、减少脂质过氧化，改善铁死亡。 摘  要 氧化磷脂（OxPLs）积累与铁死亡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疾病中扮演关键角色，但两者在NASH中的因果关联及调控机制仍不清楚。我们的前期研究结果表明20 (S) -人参皂苷 Rg3（20 (S)-Rg3）可有效改善笼养应激诱导的蛋鸭肝脏氧化损伤以及炎症，为了探究调控机制，我们进一步开展了小鼠实验。本研究中活性人参皂苷20(S)-Rg3可显著缓解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NASH症状，包括改善血脂紊乱、肝脏炎症、纤维化及胰岛素抵抗。机制上，Rg3可结合并激活E3泛素连接酶SPOP，促进转录因子ATF3的K48位泛素化降解；染色质免疫沉淀测序（ChIP-seq）以及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证实ATF3可结合Nupr1启动子区域并抑制其转录，而Nupr1作为线粒体稳态的核心调控因子，其表达下调会加剧线粒体氧化应激和铁死亡。Rg3通过降解ATF3解除对Nupr1的转录抑制，恢复线粒体功能，减少OxPLs积累和脂质过氧化，最终抑制肝细胞铁死亡。临床样本分析显示，肝硬化患者肝组织中SPOP和Nupr1表达下调，ATF3和OxPLs水平升高，提示该信号轴与人类肝脏疾病密切相关。综上，本研究揭示了Spop-Atf3-Nupr1轴在NASH铁死亡中的关键调控作用，证实Rg3是靶向该通路的潜在治疗药物，同时为NASH的诊断提供了OxPLs这一无创生物标志物。 视频解读 Bilibili：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xXUB5EVe/ Youtube：https://youtu.be/8E6DZibxhqc 中文翻译、PPT、中/英文视频解读等扩展资料下载 请访问期刊官网：http://www.imeta.science/ 全文解读 引  言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已成为慢性肝病的主要病因，但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药物，阐明其发病机制并寻找有效治疗药物迫在眉睫。人参皂苷Rg3已被报道具有肝脏保护作用，但Rg3改善NASH的具体功能及分子机制尚未明确。 氧化磷脂（OxPLs）作为生物活性脂质介质，在代谢疾病中具有促炎和促动脉粥样硬化的特性，可通过调控细胞信号通路和转录程序诱导细胞应激和死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氧化应激可通过OxPLs积累促进铁死亡。已有研究表明在多种NASH小鼠模型和患者的肝脏组织及循环中，OxPLs水平显著升高，但由于OxPLs主要来源于非酶促脂质过氧化，目前缺乏有效的中和策略，其在NASH疾病进程中的具体作用与致病机制仍不明确。 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的调控性细胞死亡，可由磷脂过氧化驱动，其特征为铁积累和脂质过氧化物形成。已有研究表明铁死亡参与NASH的病理过程，但OxPLs积累与铁死亡之间的调控网络有待进一步的探究。本研究推测，20(S)-人参皂苷Rg3可能通过调控OxPLs代谢和铁死亡相关通路发挥NASH保护作用。为验证这一假设，我们通过高脂饮食诱导的NASH小鼠模型、OxPAPC诱导的肝细胞铁死亡模型，结合临床样本分析，系统探究了Rg3的作用及分子机制，旨在为NASH的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候选药物。 结  果 高剂量Rg3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NASH 为评估Rg3的治疗潜力，我们通过给小鼠喂食高脂饮食24周建立NASH模型（图1A）。高剂量Rg3显著降低小鼠体重、肝脏重量及肝体比，同时改善血脂紊乱，表现为小鼠肝脏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非酯化脂肪酸（NEFA）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降低（图1B、C、S1A-E）。高剂量Rg3还降低了血浆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乳酸脱氢酶（LDH）水平（图1D），提示其对肝脏损伤的保护作用。组织病理学分析证实，Rg3显著减少肝细胞气球样变、脂肪变性和纤维化（图1E、S1F-I）。高剂量Rg3通过抑制肝脏组织和血浆中的关键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6、IL-1β）发挥抗炎作用（图S1J-O）。鉴于NASH与全身代谢紊乱密切相关，我们进一步评估了整体葡萄糖稳态，发现高剂量Rg3显著改善小鼠的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敏感性（图1F-I）。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后续机制探究均采用高剂量Rg3（以下简称Rg3）。 Rg3缓解铁死亡并上调肝脏SPOP表达 转录组和蛋白组学分析结果一致表明，铁死亡是高脂饮食诱导NASH中富集的重要致病通路之一，而Rg3处理可显著抑制该通路（图1J、S2A-C）。Rg3改善了高脂饮食导致的肝脏氧化损伤，表现为过氧化氢酶（CAT）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增加，谷胱甘肽（GSH）水平和GSH/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比值升高，丙二醛（MDA）和GSSG水平降低（图S2D-I）。Rg3显著减轻高脂饮食小鼠的肝脏铁沉积（图1K、L、S2J）。值得注意的是，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纤维化小鼠和肝硬化患者肝脏中的总OxPAPC（氧化磷脂的混合物）水平均显著升高（图1M、S2K）。靶向HPLC-MS脂质组学进一步显示，Rg3处理后多种OxPLs含量降低（图1N、S2L）。同时，Rg3显著降低肝脏中脂质过氧化和铁死亡的经典标志物4-羟基壬烯醛（4-HNE）水平，并减轻高脂饮食诱导的线粒体损伤（图S2M-N）。整合多组学数据后，我们将E3泛素连接酶SPOP鉴定为关键候选分子（图1O）。SPOP已被证实通过抑制Tlr4/Nf-κb通路发挥抗炎作用，并在肝细胞癌中作为肿瘤抑制因子，但在铁死亡中的作用尚不明确。结果显示Rg3显著上调了高脂饮食小鼠肝脏中Spop在mRNA和蛋白水平的表达（图1P、S2O、P），提示SPOP可能是Rg3抑制铁死亡的关键调控因子。 图1. 高剂量人参皂苷Rg3可改善高脂饮食（HFD）诱导的小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并上调肝脏中Spop基因的表达 (A) Rg3干预策略示意图：用于HFD诱导的NASH小鼠模型。(B) 对照组与Rg3处理组小鼠的体重、肝脏重量及肝重/体重比值（LW/BW）；n = 8。(C) 肝脏中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及非酯化脂肪酸（NEFA）水平；n = 8。(D) 血浆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及乳酸脱氢酶（LDH）活性；n = 8。(E) 肝组织切片代表性苏木精-伊红（H&E）、油红O（ORO）、天狼星红（PSR）及IV型胶原（CIV）染色结果。(F, G) 小鼠腹腔注射葡萄糖耐量试验（IPGTT）及其曲线下面积（AUC）；n = 6。(H, I) 小鼠腹腔注射胰岛素耐量试验（IPITT）及其曲线下面积（AUC）；n = 6。(J) 小鼠肝脏蛋白质组学数据的KEGG通路富集分析；n = 4。(K) 普鲁士蓝（Perls’ Prussian blue）染色显示肝组织铁沉积的代表性图像；n = 6。(L) 小鼠肝脏铁含量定量分析；n = 8。(M) 肝脏氧化型磷脂酰胆碱（OxPAPC）水平；n = 8。(N) 基于HPLC-MS/MS氧化脂质组学检测的肝脏组织中氧化磷脂（OxPLs）物种相对丰度变化热图；n = 5。(O) 差异表达基因（左图：HFD/Rg3 vs. HFD）与差异表达蛋白（右图：HFD/Rg3 vs. HFD）火山图。(P) 肝组织中SPOP蛋白的代表性Western blot图及定量分析。(Q) Rg3与SPOP蛋白的微量热泳动（MST）结合测定结果。(R) BODIPY 581/591染色的AML12细胞中脂质过氧化水平的代表性共聚焦显微镜图像及定量分析；n = 3。(S) 流式细胞术检测AML12细胞中线粒体超氧阴离子（MitoSOX）水平；n = 3。(T) 示意图：Rg3通过上调Spop表达抑制肝细胞脂质过氧化诱导的铁死的作用机制模型。数据以均值 ± 标准误（SEM）表示；*p < 0.05，**p < 0.01。 SPOP介导Rg3对AML12细胞铁死亡的保护作用 多组学分析一致表明，我们采用OxPAPC处理AML12肝细胞建立体外模型。OxPAPC暴露抑制AML12细胞中SPOP的表达，而Rg3共处理可有效逆转这一效应（图S3A、B）。OxPAPC诱导的细胞死亡可被铁死亡抑制剂Ferrostatin-1（Fer-1）挽救（图S3C），证实铁死亡是重要的死亡机制。 微量热泳动技术（MST）显示Rg3与SPOP具有高亲和力结合（Kd = 12.5 nM），分子对接模拟鉴定了关键相互作用残基（图1Q、S3D-F），提示Rg3与SPOP可能存在直接结合。 功能上，沉默Spop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Rg3对OxPLs诱导的细胞死亡的保护作用（图S3G）。BODIPY 581/591 C11染色显示，Spop敲低显著削弱了Rg3介导的脂质过氧化抑制（图1R）。Rg3可恢复OxPAPC暴露后细胞内GSH水平、GSH/GSSG比值、SOD和CAT活性，同时减少MDA积累，而这些抗氧化效应在Spop沉默后均受损（图S4A-E）。此外，Spop敲低阻止了Rg3诱导的抗铁死亡酶GPX4的上调（图S4F），并消除了Rg3介导的OxPAPC处理肝细胞中NADPH水平的恢复（图S4G）。进一步研究发现，Spop缺失消除了Rg3对多种线粒体参数的保护作用（图1S、S4H-J）。 综上，这些发现表明SPOP既是Rg3的潜在直接分子靶点，也是其在肝细胞中抗铁死亡活性关键的介导因子（图1T）。 SPOP通过促进ATF3泛素化降解抑制铁死亡 为鉴定SPOP的下游效应因子，我们对AML12细胞中SPOP相互作用蛋白进行了免疫沉淀-质谱（IP-MS）分析。KEGG分析显示铁死亡相关通路显著富集，整合IP-MS结果与体内肝脏蛋白质组学数据，鉴定出ATF3是SPOP相互作用蛋白（图2A、B）。虽然ATF3已被证实与肝脏脂肪变性和葡萄糖代谢紊乱相关，但其在代谢性肝病中的作用仍存在争议。我们的结果显示，Rg3处理减少了OxPAPC诱导的ATF3蛋白积累（图2C），且ATF3敲低可部分恢复OxPAPC处理后的GPX4表达（图S5A）。 我们通过GST pull-down实验、Co-IP和分子对接分析证实了SPOP与ATF3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Rg3处理显著增加了细胞中SPOP与其底物ATF3的结合量（图2D、E、S5B、C）。重要的是，SPOP通过K48位泛素化促进ATF3的蛋白酶体依赖性降解（图2F-I、S6A、B）。功能上，SPOP过表达可有效抵消AML12细胞中ATF3驱动的铁死亡反应（图S6C-F）。 图2. Rg3通过Spop/Atf3/Nupr1轴缓解肝细胞铁死亡 (A)免疫沉淀-质谱（IP-MS）的KEGG通路富集分析。(B) Venn图（中部）展示IP-MS鉴定的差异表达蛋白（左侧）与肝脏蛋白质组学差异蛋白（右侧）的交集，其中ATF3被标记为关键SPOP互作候选蛋白。(C) AML12细胞经溶剂对照、OxPAPC或OxPAPC + Rg3处理后ATF3蛋白表达的代表性Western blot及定量结果。(D) 分子对接模拟结果：预测SPOP–ATF3蛋白复合物结构及其关键结合残基。(E) GST pull-down实验：证实GST标签SPOP与His标签ATF3之间存在直接相互作用。(F) Western blot检测OxPAPC（24 h）处理下，添加溶剂对照、氯喹（CQ，10 μM，自噬抑制剂）或MG132（10 μM，蛋白酶体抑制剂）时AML12细胞中ATF3蛋白的稳定性。(G) ATF3共免疫沉淀（Co-IP）后Western blot检测泛素化修饰，证实AML12细胞中ATF3发生泛素化。(H) 在过表达Spop并共转染HA标签泛素质粒的细胞中，以抗ATF3抗体进行IP后，用抗HA连接特异性抗体进行WB检测。(I) 示意图：SPOP介导ATF3的K48连接型泛素化修饰及随后的蛋白酶体降解过程。(J) ChIP-seq代表性峰图：显示OxPAPC单独处理（EG）或联合Rg3处理（TG）的AML12细胞中ATF3在Nupr1基因位点的结合情况。(K)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在293T细胞中共转染Atf3表达质粒或空载体对照，检测Nupr1启动子活性；相对荧光素酶活性以Renilla荧光素酶为内参标准化；n = 3。(L) 电泳迁移率变动实验（EMSA）：验证ATF3蛋白可直接结合Nupr1启动子区域。(M) ATF3介导Nupr1转录抑制的分子机制模型。(N) 实验设计示意图：在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小鼠模型中，采用肝特异性AAV8-shSpop敲低Spop及AAV8-Nupr1过表达Nupr1，并给予Rg3干预。(O) CCL₄处理小鼠肝脏中还原型谷胱甘肽（GSH）水平；n = 6。(P) CCL4模型小鼠肝脏铁含量；n = 6。(Q) CCL4模型小鼠肝脏OxPAPC水平；n = 6。(R) BODIPY 581/591 C11染色的CCL4模型小鼠原代肝细胞中脂质过氧化水平的流式细胞术分析；n = 3。(S) Seahorse XF分析仪检测CCL4模型小鼠原代肝细胞线粒体生物能量学特征：基础及序贯加入寡霉素、FCCP、鱼藤酮/抗霉素A后的耗氧率（OCR）（左图），以及最大呼吸能力量化（右图）；n = 3。(T) CCL₄模型小鼠肝组织切片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表达的代表性免疫荧光图像及定量；n = 6。(U) 总结模型图：Rg3通过Spop–Atf3–Nupr1轴抑制铁死亡，从而发挥抗NASH保护作用的分子机制全景图。数据以均值 ± SEM表示；p < 0.05，* p < 0.01. Nupr1是ATF3调控肝细胞铁死亡的关键靶点 为阐明ATF3调控的转录程序，我们对OxPAPC处理及OxPAPC联合Rg3处理的AML12细胞进行了ATF3染色质免疫沉淀测序（ChIP-seq）（图S7、S8A）。ATF3结合基因在铁死亡和氧化应激相关通路中显著富集（图S8B、C）。通过将ChIP-seq数据与通路注释相交，我们筛选出4个与氧化应激和铁死亡相关的ATF3结合基因，且Atf3敲低可恢复Nupr1和Slc7a11的基因和蛋白表达（图2J、S8D、9）。 鉴于已有研究表明ATF3可调控Slc7a11，且Nupr1作为铁死亡的关键抑制因子和氧化还原稳态的调控因子，我们将Nupr1作为候选下游效应因子。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和电泳迁移率变动分析（EMSA）证实，ATF3可作为Nupr1的转录抑制因子（图2K-M）。值得注意的是，对肝硬化和铁过载患者肝脏组织的分析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TF3表达升高，SPOP和NUPR1表达下调（图S10）。 Nupr1过表达改善Spop敲低导致的Rg3抗铁死亡功能受损 为确定Nupr1是否在Spop下游介导Rg3依赖的铁死亡抑制作用，我们在AML12和BRL3A肝细胞中探究了其功能。结果显示Nupr1的重新表达挽救了Spop敲低诱导的Rg3抗氧化效应丧失（图S11A-J）。类似地，Spop敲低显著削弱了Rg3减轻OxPAPC诱导的线粒体损伤的能力，而Nupr1过表达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这一效应（图S11K、L）。Seahorse能量代谢分析显示，Rg3恢复了OxPAPC抑制的耗氧率（OCR），这些效应被Spop敲低消除，且在Nupr1过表达后显著恢复（图S11M、N）。在蛋白水平上，Spop沉默减弱了Rg3介导的促铁死亡酶ACSL4的抑制和抗铁死亡蛋白GPX4的诱导，而Nupr1可部分改善（图S11O、P）。 Nupr1过表达改善小鼠肝脏中Spop敲低导致的Rg3抗铁死亡效应削弱 为在体内验证Nupr1在Spop下游的功能作用，我们通过腺病毒递送实现肝脏特异性Spop敲低和Nupr1过表达，随后使用四氯化碳（CCl4）建立肝纤维化模型，并通过尾静脉注射OxPAPC诱导肝细胞铁死亡（图2N、S12A、B、13A）。Spop敲低显著减弱了Rg3的肝脏保护作用（包括增强抗氧化能力和减少铁沉积），而Nupr1过表达可显著恢复这些作用（图2O、P、S12C-E、13B-E、14A-D）。类似地，沉默Spop抑制了Rg3限制肝脏OxPAPC积累的能力，而过表达Nupr1可有效挽救这一效应（图2Q、S12F、13F、14C）。流式细胞术分析进一步证实，Nupr1过表达逆转了Spop敲低导致的Rg3介导的肝脏脂质过氧化抑制丧失（图2R、S13G）。OCR检测显示，Nupr1减轻了Spop敲低诱导的线粒体损伤（图2S、S12G、H、13H）。在蛋白水平上，Spop敲低减少了Rg3介导的ACSL4和F4/80抑制以及GPX4诱导，而这些效应在Nupr1过表达后部分恢复（图2T、S12I-K、13I、14E、F）。 结  论 本研究系统阐明了Rg3通过抑制OxPLs积累和肝细胞铁死亡缓解NASH的分子机制，揭示了Spop-Atf3-Nupr1轴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调控作用。Rg3通过激活SPOP促进ATF3泛素化降解，解除对Nupr1的转录抑制，恢复线粒体稳态，减少脂质过氧化，最终抑制铁死亡。临床样本分析显示，OxPLs水平在NASH患者中显著升高，可作为潜在无创生物标志物。 这些发现为NASH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证实Rg3是靶向Spop-Atf3-Nupr1轴的潜在治疗药物，同时为NASH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 方  法 动物实验设计 第一组动物实验（图1A）：6周龄雄性C57BL/6J小鼠饲养在无特定病原体条件下，温度控制在22-24℃，12小时光照/黑暗周期。小鼠随机分为四组：对照组（CON），喂食标准饲料并每日灌胃溶剂（0.5%羧甲基纤维素，CMC）；高脂饮食组（HFD），喂食高脂饮食（60%千卡来自脂肪；Research Diets, D12492）24周诱导肝脏脂肪变性和纤维化，后期每日额外灌胃溶剂；HFD+低剂量Rg3组（HFD/Rg3-L），喂食上述高脂饮食并后期每日额外灌胃Rg3（20 mg/kg体重/天）6周；HFD+高剂量Rg3组（HFD/Rg3-H），喂食上述高脂饮食并后期每日额外灌胃Rg3（40 mg/kg体重/天）6周。 第二组动物实验（图2N、S13A）：在整个实验期间，通过胃内灌胃给予小鼠Rg3（40 mg/kg体重/天）。通过单次尾静脉注射编码靶向SPOP的shRNA的AAV8血清型（AAV8-shSPOP；每只小鼠1×10¹¹病毒基因组（vg）；shRNA序列见表S1）实现肝脏特异性SPOP敲低（SPOP KD）。在Rg3治疗第6周，通过单次尾静脉注射AAV8-NUPR1（每只小鼠1×10¹¹ vg）诱导肝脏NUPR1过表达。AAV8-shSPOP和AAV8-NUPR1均由上海吉玛有限公司设计和生产。 为诱导肝铁死亡和肝纤维化，建立OxPAPC和CCL4诱导模型。对于OxPAPC模型，小鼠每两天尾静脉注射一次OxPAPC（4 mg/kg体重），持续3周。对于纤维化模型，每周三次向小鼠腹腔注射10%（v/v）CCL4（橄榄油），剂量为每10 g体重50 μL，持续4周。实验结束时，处死小鼠，收集肝脏组织和血液样本用于后续分析。所有动物实验程序均经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动物伦理委员会批准（24ZALAS21）。 人类样本 人类肝脏组织样本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所有涉及人类样本的程序均经湘雅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人类组织样本伦理批准号：2025040650）。 20(S)-人参皂苷Rg3（Rg3）的制备与给药 Rg3（纯度>98%，成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给药前溶解于0.5% CMC溶剂中。按指定剂量每日通过胃内灌胃给药6周。对于体外实验，Rg3溶解于二甲基亚砜中制备高浓度储备液。 细胞培养 AML12细胞在添加10%胎牛血清（FBS）、胰岛素-转铁蛋白-硒、地塞米松和抗生素的DMEM/F12培养基中，在37℃、5% CO₂条件下培养。为分离原代小鼠肝细胞，麻醉小鼠后，先用含EGTA的缓冲液原位灌流肝脏，然后用IV型胶原酶消化。将消化后的肝脏切碎，通过细胞筛（70-100 μm）过滤，离心（50×g，5分钟）纯化肝细胞。细胞重悬于添加10% FBS、胰岛素、地塞米松、青霉素/链霉素和L-谷氨酰胺的Williams’E培养基中，在37℃、5% CO₂条件下培养。接种后4-6小时更换培养基以去除非贴壁细胞。 生化检测 使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小鼠血浆中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乳酸脱氢酶（LDH）、非酯化脂肪酸（NEFA）、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按照ELISA试剂盒（88-7013-22；88-7324-22；88-7064-22，Invitrogen，美国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说明书测定小鼠血浆和肝脏中IL-1β、IL-10和TNFα水平。使用ELISA试剂盒（LM-OxLDL-Mu，上海联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制造商说明书测定血浆OxLDL水平。 苏木精-伊红（H&E）和油红O（ORO）染色 新鲜肝脏组织样本在室温下用10%福尔马林固定24小时。切成4-5 μm厚的切片并进行H&E染色。染色后，将切片脱水、透明并封片用于观察。对于ORO染色，将冷冻肝脏切片浸入ORO染色液中10-15分钟，然后用苏木精复染。随后将切片脱水、透明并封片。使用显微镜（Olympus BX41）观察脂滴。 免疫荧光（IF）和免疫组织化学（IHC）染色 对于IF染色，将石蜡包埋的组织切片脱蜡和水化，然后在柠檬酸盐缓冲液中进行抗原修复。切片用0.1% Triton X-100透化，用5% BSA封闭，然后在4℃下与针对GPX4、ACSL4和F4/80的一抗孵育过夜。洗涤后，切片在黑暗中与Alexa Fluor偶联的二抗孵育1小时，并用DAPI复染细胞核。对于IHC染色，脱蜡和水化后的切片进行抗原修复和内源性过氧化物酶封闭，然后在4℃下与针对4-HNE的一抗孵育过夜。随后将切片与HRP偶联的二抗孵育。用DAB底物显色，苏木精复染。用显微镜（Olympus BX41）拍摄图像，并通过ImageJ软件定量阳性染色。一抗信息见表S1。 透射电子显微镜 将新鲜小鼠肝脏组织切成1 mm³的小块，或通过离心收集细胞样本，用2.5%戊二醛固定4小时，然后用1%四氧化锇后固定1-2小时。样本用梯度乙醇脱水，包埋在环氧树脂中聚合。使用超薄切片机制备超薄切片（~70 nm），安装在铜网上，用醋酸铀和柠檬酸铅染色。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检查切片，并对超微结构特征进行成像和分析。 线粒体DNA拷贝数测定 使用DNA提取试剂盒（货号4403319，Thermo Fisher Scientific）按照制造商方案从小鼠肝脏组织中分离总DNA。通过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用线粒体基因组特异性引物定量线粒体DNA（mtDNA）含量。 蛋白质印迹 使用含蛋白酶抑制剂的RIPA裂解缓冲液裂解细胞或组织以提取总蛋白，收集上清液用于蛋白质浓度测定。提取的蛋白质通过SDS-PAGE分离，然后转移到PVDF膜上。膜在4℃下与针对指定靶蛋白的特异性一抗孵育过夜，然后在室温下与HRP偶联的二抗孵育2小时。使用成像系统可视化蛋白条带。一抗信息见表S1。 微量热泳动 对于微量热泳动技术（MST）实验，使用Monolith NT.115仪器（NanoTemper Technologies）测量平衡解离常数（Kd）值。简要地，使用HIS标签红色通道（MO-L018）对SPOP蛋白进行荧光标记，将Rg3稀释至所需浓度（范围从200 μM到0.0061 μM），并与0.1 μM荧光标记的SPOP蛋白孵育15分钟。将样本加载到NanoTemper玻璃毛细管（MO-K025）中，在40%发光二极管功率下进行微量热泳动。通过NanoTemper软件使用质量作用方程从重复读数计算Kd值。每个实验至少进行三次。 免疫共沉淀（Co-IP）和GST pull-down 对于Co-IP，用RIPA缓冲液裂解细胞以提取总蛋白。将澄清的裂解液在4℃下与指定的一抗或对照IgG孵育过夜以形成免疫复合物。然后加入Protein A/G琼脂糖珠，将混合物再孵育2小时以捕获抗体-蛋白复合物。用洗涤缓冲液洗涤珠子以去除非特异性结合的蛋白质。最后，洗脱结合的蛋白质并通过SDS-PAGE分离，通过蛋白质印迹分析。所有实验中均包含IgG对照以评估非特异性结合。 对于GST-pull down实验，将纯化的GST-SPOP融合蛋白固定在谷胱甘肽琼脂糖珠上，通过洗涤去除未结合的蛋白质。然后将珠子与含有指定靶蛋白的裂解液孵育以形成蛋白质-蛋白质复合物。经过广泛洗涤去除非特异性相互作用物后，使用洗脱缓冲液洗脱结合的蛋白质，通过SDS-PAGE分离，并通过蛋白质印迹分析。单独的GST蛋白用作阴性对照。 细胞线粒体耗氧率（OCR） 将细胞以1×10⁴/孔接种在Seahorse XFe 96孔板中。处理后，将培养基更换为不含缓冲液的Seahorse XF培养基（pH 7.4），含有10 mM葡萄糖、1 mM丙酮酸钠和2 mM GlutaMAX，然后在37℃、无CO₂条件下孵育1小时。依次注射化合物（终浓度：1 μM寡霉素、0.5 μM FCCP、0.5 μM鱼藤酮/抗霉素A）以评估基础呼吸、最大呼吸和非线粒体耗氧。使用XFe分析仪记录OCR值，并通过Seahorse Wave软件进行分析。 流式细胞术分析 收集细胞，用PBS洗涤，并用MitoSOX Red或BODIPY™ 581/591 C11染色（37℃，30分钟，黑暗中）。未染色的细胞用作阴性对照。用PBS洗涤两次后，重悬细胞并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使用FlowJo软件定量荧光强度，并将数据归一化至阴性对照。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测定 将NUPR1启动子片段亚克隆到pGL3-Basic载体中以生成萤火虫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构建体。将人胚肾293T细胞接种在24孔板中，使用Lipofectamine 3000将报告质粒、ATF3过表达质粒或空载体（阴性对照）与pRL-TK海肾荧光素酶质粒（内参）共转染。转染48小时后，使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系统测量荧光素酶活性。相对荧光素酶活性计算为萤火虫荧光素酶活性与海肾荧光素酶活性的比值。 RNA测序 RNA测序由上海欧易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简要地，从小鼠肝脏组织中提取总RNA，使用Qubit 4.0进行浓度测量，使用Agilent Bioanalyzer进行片段大小分布和完整性评估。将测序文库标准化后，在Illumina NovaSeq 6000平台上以双端模式（PE150）测序，每个样本生成10-20百万条读数以确保低丰度转录本的覆盖。使用FastQC评估原始数据质量，使用Trimmomatic过滤低质量读数/接头。通过HISAT2或STAR将清洁读数比对到参考基因组。使用StringTie或Salmon定量基因/转录本表达水平（FPKM或TPM）。使用DESeq2或edgeR鉴定差异表达基因，通过调整p值（或错误发现率，FDR）< 0.05确定显著性。使用clusterProfiler或DAVID对显著基因集进行功能富集分析（GO和KEGG通路），q值< 0.05的通路被认为显著富集。 蛋白质组学分析 使用数据非依赖采集（DIA）工作流程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简要地，从肝脏组织中提取的蛋白质用胰蛋白酶消化、脱盐，并通过反相超高效液相色谱（UHPLC，Thermo Vanquish Neo系统）使用50 cm Low-Load µPAC™ Neo HPLC柱分离。流动相A（0.1%甲酸水溶液）和B（0.1%甲酸在80%乙腈中）以2.2 μL/min的流速进行8分钟线性梯度洗脱。在DIA模式下操作Orbitrap Astral质谱仪进行肽段分析：全MS扫描（380-980 m/z，分辨率：240,000，AGC：500%，注射时间：5 ms）和DIA MS/MS扫描（150-2000 m/z，隔离窗口：2 m/z，AGC：500%，注射时间：3 ms），碰撞能量为25%，循环时间为0.6秒。全MS和DIA光谱分别以轮廓模式和质心模式记录。使用MaxQuant或Spectronaut（UniProt数据库）处理原始数据，前体质量公差为±10 ppm，胰蛋白酶/P特异性（≤2个漏切位点）。基于倍数变化≥1.5和调整p值< 0.05鉴定差异表达蛋白质。然后使用DAVID和STRING对这些蛋白质进行功能富集分析，Benjamini-Hochberg调整p值< 0.05的富集术语被认为显著。 免疫沉淀-质谱（IP-MS）分析 对于IP-MS分析，在OxPAPC暴露前，用氯喹和MG132预处理AML12细胞6小时，然后提取蛋白质。将细胞裂解液与偶联到Protein A/G琼脂糖珠的抗SPOP抗体孵育以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作为阴性对照，使用同型匹配的IgG进行平行免疫沉淀。使用珠子分离免疫复合物，并通过广泛洗涤去除非特异性结合的蛋白质。洗脱结合的蛋白质并进行LC-MS/MS分析以进行蛋白质鉴定和定量。使用MaxQuant或类似平台处理数据以确定每种蛋白质的无标记定量（LFQ）强度。为鉴定高可信度相互作用蛋白质，对SPOP-IP和IgG-IP重复样品之间的LFQ强度进行双样本t检验。使用Benjamini-Hochberg方法调整所得p值。如果蛋白质满足FDR < 0.05和倍数富集> 2的标准，则被认为是相互作用蛋白。 基于LC-MS/MS的氧化脂质组学分析 将组织样本在750 μL氯仿：甲醇：超纯水（3:6:1）（v/v/v）中匀浆，在4℃下轻轻振荡（1500 rpm）孵育1小时。通过加入350 μL去离子水和250 μL氯仿诱导相分离，然后离心。将含有脂质的下层有机相收集到干净的管中。为最大化脂质回收率，通过向剩余水相中加入450 μL氯仿重复提取一次。合并有机提取物，使用SpeedVac在OH模式下真空干燥。脂质组学分析在LipidALL Technologies使用ExionLC-AD—Sciex QTRAP 6500 PLUS进行。通过正相（NP）HPLC使用TUP-HB硅胶柱（内径150 mm×2.1 mm，3 μm）实现氧化磷脂类别的分离。设置多反应监测（MRM）转变用于各种氧化磷脂的比较分析。通过参考加标的内标定量各个脂质种类。DMPC和DMPE购自Avanti Polar Lipids。然后使用Benjamini-Hochberg程序调整所得p值。FDR < 0.05的脂质被认为显著改变。 染色质免疫沉淀测序（ChIP-seq）分析 用1%甲醛固定细胞以交联DNA-蛋白质复合物，然后用甘氨酸淬灭。裂解细胞，通过超声破碎染色质至平均大小为200-500 bp。将破碎的染色质在4℃下与ATF3特异性抗体和Protein A/G磁珠（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孵育过夜。平行进行同型匹配的IgG免疫沉淀作为背景对照。洗涤后，洗脱复合物并逆转交联。纯化DNA，制备测序文库并进行测序。对原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接头修剪，并比对到参考基因组（mm10，Bowtie2）。通过将ATF3 ChIP-seq数据与IgG对照数据进行比较，使用MACS2进行峰调用，并使用FDR阈值< 0.05鉴定显著峰。随后对显著峰集进行基序分析（MEME Suite）和可视化（Integrative Genomics Viewer，IGV）。 数据统计分析 所有定量数据均以均值 ± 标准误（mean ± SEM） 表示，其中n代表生物学重复数。采用 GraphPad Prism 9 软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市，GraphPad 公司）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学生氏 t 检验（Student's t-test）；三组及以上独立样本间的比较，适当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并经Tukey 多重比较检验 进行后续分析。对于重复测量数据，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MM） 分析，模型分析后再通过Tukey 多重比较检验 进行组间配对的事后比较。所有检验中，p值＜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代码和数据可用性： 本研究所使用的原始测序数据已存储在国家生物信息中心（CNCB/BIG）数据库中（登录号：CRA024779 和 CRA024780）。质谱蛋白质组学数据已保存至 ProteomeXchange 联盟的 iProX 存储库（项目编号：IPX001516700，密码：cpxN）。主要数据和代码已上传至 GitHub。组学数据分析通过OE生物云平台（https://cloud.oebiotech.com）完成。补充材料可从 iMeta Science (http://www.imeta.science/) 获取。 引文格式： Yibo Zong, Guo Long, Tiantian Gu, Pan Huang, Yong Tian, Wenwu Xu, Xiheng Hu, et al. 2026. “A Bioactive Ginsenoside Alleviates Hepatocellular Ferroptosis Induced by Oxidized Phospholipid Accumulation i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iMeta 5: e70114.  https://doi.org/10.1002/imt2.70114. B1 作者简介 结  论 总体而言，1999年以来美国绝经后女性RA死亡率显著下降，提示治疗进步与医疗服务改善已带来实质性获益。然而，不同种族/族裔、地区及年龄群体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通过更精准的公共卫生策略与医疗公平干预，改善高风险人群的诊疗可及性与健康结局。 宗一博（第一作者） ●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博后。 ● 主要研究方向为应激生物学和动物福利，脂质代谢和免疫调控。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子课题，以第一在iMeta、antioxidants、poultry science等杂志上发表SCI论文5篇。 结  论 总体而言，1999年以来美国绝经后女性RA死亡率显著下降，提示治疗进步与医疗服务改善已带来实质性获益。然而，不同种族/族裔、地区及年龄群体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通过更精准的公共卫生策略与医疗公平干预，改善高风险人群的诊疗可及性与健康结局。 史达尊（通讯作者）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会青年委员。 ● 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耐药机制及天然产物提取物的临床应用、新型抗肿瘤药物研发等。主持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2项，以第一/通讯作者在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Gynecologic Oncology、laboratory investigation等行业高影响力杂志上发表原创性SCI论文16篇。 结  论 总体而言，1999年以来美国绝经后女性RA死亡率显著下降，提示治疗进步与医疗服务改善已带来实质性获益。然而，不同种族/族裔、地区及年龄群体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通过更精准的公共卫生策略与医疗公平干预，改善高风险人群的诊疗可及性与健康结局。 卢立志（通讯作者） ●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家禽重要性状遗传机理解析、育种新技术研发、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配套技术。浙江省特级专家，神农领军英才，浙江省万人计划杰出人才，浙江省农业科技突出贡献者。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重点研发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以第一/通讯作者在iMeta、Genome Biology、Journal of Nanobiotechnology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主持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曾涛（通讯作者） ●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家禽重要性状遗传机制解析、天然提取物生物学功能及在家禽生产应用等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和青年）、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10余项。以第一/通讯作者在iMeta、Communications Biology、Food Chemistry等期刊发表SCI论文30余篇，参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共同主办单位 更多推荐 （▼ 点击跳转） 高引文章 ▸▸▸▸ iMeta | 引用20000+，海普洛斯陈实富发布新版fastp，更快更好地处理FASTQ数据 高引文章 ▸▸▸▸ iMeta | 兰大张东组：使用PhyloSuite进行分子系统发育及系统发育树的统计分析 高引文章▸▸▸▸ iMeta | 唐海宝/张兴坦-用于比较基因组学分析的多功能分析套件JCVI iMeta封面 1卷1期 1卷2期 1卷3期 1卷4期 2卷1期 2卷2期 2卷3期 2卷4期 3卷1期 3卷2期 3卷3期 3卷4期 3卷5期 3卷6期 4卷1期 4卷2期 4卷3期 4卷4期 4卷5期 4卷6期 iMetaOmics封面 1卷1期 1卷2期 2卷1期 2卷2期 2卷3期 2卷4期 iMetaMed封面 1卷1期 1卷2期 期刊简介 “iMeta” 是由威立、宏科学和本领域数千名华人科学家合作出版的开放获取期刊，主编由中科院微生物所刘双江研究员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傅静远教授担任。目的是发表所有领域高影响力的研究、方法和综述，重点关注微生物组、生物信息、大数据和多组学等前沿交叉学科。目标是发表前10%(IF > 20)的高影响力论文。期刊特色包括中英双语图文、双语视频、可重复分析、图片打磨、60万用户的社交媒体宣传等。2022年2月正式创刊！相继被Google Scholar、PubMed、SCIE、ESI、DOAJ、Scopus等数据库收录！2025年6月影响因子33.2，中科院分区生物学1区Top，位列全球SCI期刊前千分之三(65/22249)，微生物学科2/163，仅低于Nature Reviews，学科研究类期刊全球第一，中国大陆5/585！ “iMetaOmics” 是“iMeta” 子刊，主编由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赵方庆研究员和香港中文大学于君教授担任，目标是成为影响因子大于10的高水平综合期刊，欢迎投稿！ "iMetaMed"  是“iMeta” 子刊，专注于医学、健康和生物技术领域，目标是成为影响因子大于15的医学综合类期刊，欢迎投稿！ iMeta主页： http://www.imeta.science 姊妹刊iMetaOmics主页： http://www.imeta.science/imetaomics/ 出版社iMeta主页：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2770596x 出版社iMetaOmics主页：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29969514 出版社iMetaMed主页：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3066988x iMeta投稿： https://wiley.atyponrex.com/journal/IMT2 iMetaOmics投稿： https://wiley.atyponrex.com/journal/IMO2 iMetaMed投稿： https://wiley.atyponrex.com/submission/dashboard?siteName=IMM3 邮箱： office@imeta.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