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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杀手:人口老龄化是当今全球关注的重要课题,人类虽寿命远超祖辈,解锁了更广阔的人生维度,却需直面高龄引发的退行性疾病。这类病症悄然作祟,暗藏隐患。骨质疏松症及其引发的脆性骨折,尤其是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OVCF)便是典型代表,长寿背后的“隐形杀手”。
数据警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14.0489亿人,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亿人,比上年增加1307万人,占23.0%,其中65岁以上人口2.2365亿人,比上年增加342万人,占15.9%,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著[1]。我国50岁及以上人群椎体骨折发病率从2013年85.21/10万上升至2017年152.13/10万,涨幅1.79倍,椎体骨折发病率持续大幅增长。据推测,仅我国每年实际新增的OVCF就可能超过500万例。
OVCF多为低能量损伤所致,发病隐匿,未诊率高,患者即使去医院看病,也是因为咳嗽疼痛就诊,拍摄的是全胸正侧位X线片,报道的漏诊率最高为82.57%[2],CT检查主要为横断位,也相当容易漏诊,报道的漏诊率最高为86.8%[3]。低就诊率、高漏诊率,导致仅少部分OVCF患者的骨质疏松得到诊断和治疗[4,5]。对来自全球19个国家地区的医疗数据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05-2018年间411.5万例50岁以上髋部骨折的患者,1年的死亡率为14.4—28.3%[6]。美国2005—2009年Medicare数据库统计了103.9万例65岁以上脊柱骨折患者,其中采用非手术治疗的82.2万例患者4年死亡率高达49.4%。美国2005—2014年Medicare数据库统计了207.8万例65岁以上的脊柱骨折患者,其中采用非手术治疗的169.9万例患者10年死亡率高达85.1%,甚至超过了很多种癌症的死亡率[7-10]。
研究表明,髋部骨折后死亡风险增加大于6倍,而脊柱骨折后死亡风险增加大于9倍[11],发生一次椎体骨折后再发椎体骨折的风险是未发生过骨折病人的6-12倍。另有研究显示,在242.1万例OVCF患者中,采用PKP或PVP手术治疗的患者较非手术治疗患者的1个月死亡风险下降71%[12]。对207.8万例OVCF患者的统计结果显示,与非手术治疗相比,在第1年PKP能够降低55%的死亡风险,PVP能够降低30%,在第2年PKP能够降低37%的死亡风险,PVP能够降低20%,在第5年PKP能够降低26%的死亡风险,PVP能够降低12%,在第8年PKP能够降低24%的死亡风险,PVP能够降低9%,在第10年PKP能够降低24%的死亡风险,PVP能够降低8%[9]。
形势严峻: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形势特别严峻,主要集中在以下五点:一是老年人口总量稳居全球第一;二是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三是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滑;四是“未富先老”困境凸显;五是养老负荷过重,当今如果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后,平均有12位长辈的情况下,长辈一旦骨折卧床,晚辈乃至整个家庭往往处于工作与尽孝难以分身的窘境。因此,我国的老龄化形势异常严峻,甚至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局。
核心特征:OVCF呈发病率高、未诊率高、死亡率高、知晓率低的“三高一低”鲜明特质。不同于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疾病,其发病机制、危害及诊疗等方面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均远远不够,亟待研究。结合我国人口现状,OVCF的预防、诊疗与宣教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工作任重而道远。
潜在危害:OVCF发病后,患者活动受限,易致肌肉萎缩、骨量下降,再骨折风险骤升,陷入“骨折—卧床—骨量丢失—再骨折—反复骨折”的恶性循环。很多患者因卧床并发症离世,“躺平就等于死亡”绝非危言耸听。
破局之道:积极贯彻国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核心理念,以“健康骨骼”专项行动为依托,落实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一级预防,践行OVCF早筛、早诊、早干预理念,推动防控重心下沉、防线前移,普及疾病知识。OVCF微创治疗可快速止痛、恢复功能,阻断恶性循环,为骨质疏松综合治疗赢得时间,降低并发症和死亡率,已为临床首选。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90年率先提出健康老龄化理念。2021年,联合国大会确立2021—2030年为“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并将肌肉骨骼健康纳入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核心评价指标。我国作为全球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65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2亿,老龄化态势愈发严峻。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受骨量减少或骨质疏松症困扰的人群将达5.33亿,其基数庞大、波及范围广,潜在危害深远。当今世界OVCF已成为全球医疗健康领域的重大挑战,为积极响应“健康骨骼”专项行动,倡导OVCF早诊早治,重心下沉,关口前移,普及认知,防治未病,OVCF微创治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可实现快速止痛、改善功能、打断恶性循环,为骨质疏松的综合治疗赢得时间,显著降低并发症和死亡率,目前已经成为治疗OVCF的首选。
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KP)作为重要的治疗手段,其临床应用与研究持续深化。全球对PKP与OVCF的研究关注度逐年攀升,中国在该领域的学术贡献位居世界前列。当前研究焦点已从对手术安全性的优化、骨水泥分布与体积的精准调控以及并发症和风险的预测防控等方向的探索,逐步扩展到骨水泥材料研究、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相关新技术等方向[13]。这些进展为制定循证诊疗策略、指导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
OVCF领域的相关研究发展日新月异,感谢骨科在线的邀请,感谢同行精彩绝伦、意义非凡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结合2025年度最新的文献,盘点总结OVCF领域相关的新技术、新理念,为广大同行、医疗人员以及人民群众提供学习和参考。由于学术研究百花齐放,本文难免存在疏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领域
相关的论文检索
在Web of Science、Pubmed、Scopus数据库中,以“osteoporosis”“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F”“OVCF”“nonunion”“Kümmell”等关键词进行检索,2025年共发表相关SCI论文9872篇。经过人工筛选后,2025年共发表OVCF领域相关论文665篇,其中Lancet,BMJ,N Engl J Med,JAMA,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Nat Rev Rheumatol,J Bone Joint Surg Am,Spine J等中科院一区论文35篇,二区论文125篇。据统计,2025年OVCF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依次是: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十位的机构依次是: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徐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罗马大学,和歌山县立医科大学,大阪公立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东京大学。
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
相关指南共识新理念
2025年,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相关领域成果颇丰,全年累计发布18部指南或专家共识,内容贯穿疾病诊疗全流程,覆盖预防、诊断、治疗、修复四大核心板块,涉及手术治疗、药物治疗、康复治疗、中西医结合诊疗、疼痛管理及风险管理等多个维度,为临床医师、科研人员及相关从业者提供了兼具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最新参考依据。
1、把握早期筛查窗口和规范干预是骨修复和预后改善的核心前提
2025年多部指南与共识均将急性OVCF的早期筛查和干预列为Ⅰ级推荐策略,明确提出骨修复的疗效与干预时机呈显著正相关,越早启动规范治疗,患者的康复速度、功能恢复程度及并发症防控效果越优[14-19]。
2025年Lancet杂志强调在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接受和依从性方面存在诸多障碍,最为关键的是在医疗系统中识别出患有脆性骨折的患者。骨折联络服务的建立旨在识别并为患有脆性骨折的患者提供护理,以降低后续骨折风险[19]。JAMA杂志也进一步强调了在脆性骨折发生后,患者应通过多学科方法接受疼痛控制、康复和支持治疗,同时将相关内容整合进电子医疗记录系统或开发决策辅助工具等措施,这将提高人们对骨质疏松症及其治疗的认识[20]。
急性期OVCF可采用椎体强化术治疗,不仅能快速缓解疼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更能从根源上规避长期卧床引发的深静脉血栓、肺部感染、压疮等致命性并发症;反之,若缺乏及时临床干预,患者不仅要承受持续加重的疼痛,更要面临骨不愈合导致的反复骨折、脊柱后凸畸形引发的心肺功能受限等一系列后遗症,陷入“骨折—卧床—骨量丢失—再骨折—反复骨折”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高死亡率,“躺平就等于死亡”绝非危言耸听。
2、成骨先行,序贯治疗,尽早启动规范化抗骨质疏松治疗并建立长期随访评估监测机制
骨质疏松是椎体再骨折的重要危险因素,骨密度与椎体再骨折发生风险呈负相关,椎体强化术治疗虽能有效缓解椎体再骨折急性疼痛,但无法干预骨质疏松的进程,而抗骨质疏松治疗可显著降低椎体再骨折风险。需要规范化抗骨质疏松治疗管理机制,并重视基础支持治疗[15,16]。2025年,BMJ杂志再次强调了对高风险患者开始采用强效促骨形成剂的序贯疗法的重要性[21]。秉承“成骨先行,序贯治疗”的方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首选骨形成促进剂(如特立帕肽或阿巴洛肽)或兼具骨形成促进与吸收抑制双重作用药物(如罗莫佐单抗),后续需序贯骨吸收抑制剂(如双膦酸盐或地舒单抗)治疗以维持骨量增益。Lancet杂志建议骨质疏松症的诊疗需遵循“筛查—评估—干预—监测”的全程管理模式[19],需建立系统化随访与评估体系以长期规范化抗骨质疏松治疗管理模式,严格评估治疗药物禁忌证、监测药物不良反应,对患者进行骨折风险分层管理,为骨质疏松的综合治疗赢得时间[14,18]。
3、针对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需规范全流程诊疗管理
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最终会导致患者顽固性疼痛、椎体塌陷、进行性加重的后凸畸形和神经功能障碍,极大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其治疗目标主要是缓解疼痛、避免骨质疏松症加重、预防脊柱后凸畸形及脊髓神经损伤,并强调规范化的抗骨质疏松症治疗作为整体治疗方案的基础。
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随时间推移无法自愈,常成为慢性背痛和功能障碍的根源,因此建议尽早手术干预。相关指南和专家共识已将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列为椎体强化术的适应证,手术治疗方式包括微创椎体强化术、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及开放手术,并规范化制定不同手术方案的术后康复治疗策略[16]。
4、落实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一级预防,强化非药物干预预防骨质疏松症及骨质疏松性骨折理念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也将卫生健康体系工作重心由“以疾病为中心”转为“以健康为中心”,突出“预防为主”,并将“健康骨骼”列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明确要求加强全生命周期骨骼健康管理,因此贯彻落实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一级预防是当下符合我国国情的迫切需求。在合理膳食、健康睡眠的前提下,运动或体育锻炼可改善骨量和骨密度,抗阻负重运动能促使肌肉牵拉骨质,使成骨细胞活跃。因此,运动被WHO推荐为非药物性骨质疏松症预防和治疗的物理疗法。规律的负重运动、抗阻运动和平衡训练是降低跌倒和骨折风险的关键,骨质疏松症和肌肉减少症指南均强调此类运动的重要性,BMJ杂志建议该类患者每周进行2次下肢为主的抗阻训练,根据最大重复次数或自觉疲劳程度逐步增加强度[21]。阻力训练结合蛋白摄入可改善老年人步态速度、肌肉力量,同时阻力训练、心身锻炼(太极拳、瑜伽和舞蹈)、广场舞、健步走、游泳等运动均可改善骨密度。建议骨质疏松症及骨量减低患者在家中或有监督的机构中进行锻炼,可减少跌倒的发生[15,22]。
新理念
1、大数据相关新理念
本年度大数据盘点主要聚焦于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相关的评估,包括J Bone Joint Surg Am和 Osteoporos Int等权威杂志,研究涵盖唑来膦酸和地舒单抗等药物。研究评估主要针对地舒单抗治疗男性骨质疏松患者评估、脆性骨折后续再骨折的药物预防作用、合理停用地舒单抗的策略,以及PKP和PVP疗效循证医学的对比评价,凸显了针对不同群体实行合理规范的抗骨质疏松治疗的重要性。
目前临床上鲜有用于男性骨质疏松患者的药物在降低骨折风险方面的直接证据。为评估地舒单抗在降低男性骨质疏松患者骨折风险方面的实际效果,中国台湾学者进行了一项真实世界研究,发表于Osteoporos Int杂志[23]。该研究纳入了中国台湾地区50岁及以上,使用地舒单抗治疗的13797名男性骨质疏松患者,统计每6个月注射60mg地舒单抗治疗的患者(正在治疗组)与在一次治疗后便终止治疗的患者(终止治疗组)骨折发生率。研究显示,正在治疗组相较终止治疗组,患者的椎体骨折发生率低32%,髋部骨折发生率低36%。该研究为地舒单抗能够降低男性骨质疏松患者的骨折发生率提供了重要证据。
骨质疏松性椎体和髋部脆性骨折后续再骨折的评估和预防、治疗尤为重要。为此台湾学者进行了一项大样本真实世界研究,发表于Arch Osteoporos杂志[24]。该研究纳入了23331名患者,旨在评估坚持使用抗骨吸收药物在降低既往脊柱或髋部骨折的老年人再骨折风险方面的有效性,分为治疗组(接受抗骨吸收药物治疗)和对照组(未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显示出更低的再骨折风险趋势。这项全国性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年龄较大的曾患脊柱或髋部骨折的患者若能持续使用抗骨吸收药物(地舒单抗或唑来膦酸),其再次骨折的风险可能会降低。研究结果强调了在初次骨折后尽快开始这些治疗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高危患者,如老年人、女性以及合并症较少的患者中更应如此。
已有研究报道了在停用地舒单抗后出现椎体再骨折的情况,这凸显了进一步研究这一现象的必要性。根据TriNetX美国合作网络的数据,中国台湾的学者在Eur J Endocrinol杂志发表研究,选取2018-2021年间50岁及以上的27080例骨质疏松症患者,研究地舒单抗停药后的影响[25]。结果表明,相对唑来膦酸,地舒单抗在停药后椎体骨折的风险增加了1.479倍,且这种风险主要在前两年内累积,总体全因死亡率也增加了1.588倍。因此,只有在出现严重并发症或益处不再显著的情况下,才应考虑停用地舒单抗。这强调了在停用地舒单抗时必须谨慎处理,并强调了研究后续疗法以减轻严重并发症的重要性,尤其是长期使用的情况。
纳入高质量研究的荟萃分析为临床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循证医学支持,来自黎巴嫩和罗德岛洲的研究人员在J Bone Joint Surg Am杂志发表的荟萃分析,纳入了11项随机对照试验共1190例患者,对比PKP与PVP在OVCF治疗中的效果[26]。结果显示,与PVP相比,PKP在改善术后局部后凸角度、降低邻近节段椎体骨折风险方面更具优势,而在术后疼痛缓解和骨水泥渗漏发生率方面无显著差异,研究者建议对术前存在严重后凸畸形的患者优先选择PKP。
2. 椎体骨折不愈合
椎体骨折不愈合是近十多年来的研究热点,进展日新月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诊疗水平的进步,从其概念最初萌芽形成,到Kümmell病和椎体骨折不愈合,人们对该类疾病的认识逐渐具体和清晰,但在其命名和诊疗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议,因此需要澄清和明确其概念,更加重要的是认识其机制,明确诊断从而更好地指导治疗。
早在1891年德国汉堡医生Kümmell报道了一种未被深入认识的疾病,后来称之为Kümmell病。随后,1924年Lancet杂志以及1931年N Engl J Med杂志相继对该病进行了报道,并根据其发展与转归的过程描述为三期:I期,直接或间接暴力导致脊柱疼痛,可伴或不伴暂时的神经受累症状;II期,这一期患者处于相对舒适状态并重新开始工作生活。I期和II期的持续时间取决于损伤的性质和类型。有些患者始终无法完全摆脱疼痛,但在休息数天后,可勉强能够胜任有限的工作,另一部分患者在休息数天后,仍难以胜任有限的工作。由于损伤的性质、范围以及个体差异,这一舒适期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固定规则可循;III期,数周或数月甚至两三年后后凸畸形加重伴局部疼痛再现,疼痛可局限于脊柱,也可放射到肢体。以现在的眼光回溯过去,Kümmell的报道早于伦琴发现X射线的1895年,当时仅从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的角度分析疾病,实际上Kümmell病I期相当于发生了急性脊柱损伤;II期相当于脊柱损伤引起的疼痛部分缓解;III期表现为后凸畸形加重伴疼痛再现,这可能是由脊柱再骨折、骨折不愈合或者骨折愈合后存在的后凸畸形等原因引起的疼痛。因此,Kümmell病和椎体骨折不愈合的概念是不同的,Kümmell病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尊重Kümmell病原意的角度,使用它泛指椎体骨折不愈合是欠妥的。
另外,从教科书的定义来看,骨折不愈合指经过治疗,骨折超过一般愈合时间,且经再度延迟治疗,仍达不到骨性愈合。根据X线平片,骨折不愈合表现分为萎缩性或肥大性不愈合,前者骨折断端无骨痂,断端分离、萎缩,说明骨折血运差,无骨再生,骨髓腔被致密硬化的骨质所封闭,临床上骨折处有假关节活动,后者骨折端膨大、硬化,呈象足样,说明曾有骨再生,但由于断端缺乏稳定性,新生骨痂难以跨过骨折线。
椎体骨折不愈合包括老年人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也包括强直性脊柱炎、DISH病(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以及年轻人创伤性椎体骨折不愈合等。椎体骨折不愈合也分为萎缩性和肥大性,而老年人群由于骨折愈合能力减弱,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引起的骨折不愈合往往是萎缩性的,而肥大性椎体骨折不愈合则多见于强直性脊柱炎、DISH病等。因此,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患者由于骨新陈代谢能力差,往往表现为骨折端吸收,椎体内形成裂隙、空腔,最终椎体失去支撑,只能长期卧床。而卧床、活动减少,很可能会陷入“骨折—卧床—骨量丢失—再骨折—反复骨折”的恶性循环中,许多患者最终因肺炎、褥疮、泌尿系统感染、血栓栓塞、全身机能衰退等长期卧床的并发症而走完人生道路,4年死亡率高达50%。因此,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应尽早接受手术治疗。
根据文献报道,70-80%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患者采用微创椎体强化术(PVP或PKP)治疗,因其能够快速稳定骨折,缓解疼痛,纠正后凸畸形,使老年患者能够尽早下地活动,打断“骨折—卧床—骨量丢失—再骨折—反复骨折”的恶性循环,患者4年死亡风险降低55%。然而,特别要注意的是,椎体强化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与普通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同,骨水泥渗漏风险高,甚至发生骨水泥整体脱出,导致手术失败。因此,微创强化术中注入的骨水泥需充分填充裂隙,防止术后复位的丢失,同时注入的骨水泥需在裂隙周围的松质骨内形成锚合。另外,骨不愈合椎体内裂隙周缘常形成一个硬化带或被纤维组织包绕,骨水泥常难以弥散到周围正常松质骨内,容易形成团块状分布,骨水泥与伤椎之间存在微动,导致伤椎再骨折。通过术前CT可以评估椎体内裂隙的空间分布特征,将工作通道准确置入到裂隙内,然后采用专用刮匙在裂隙周壁制造出粗糙面。如果椎体前壁或侧壁存在缺损,可以采用“封堵锚合”技术治疗,首次调制骨水泥,用小剂量团状中晚期骨水泥封堵椎体前壁或侧壁的缺损区,待骨水泥接近凝固时,再次调制骨水泥,将拉丝后期骨水泥继续推注入椎体,使骨水泥与周围松质骨牢固锚合。
由此可见,椎体骨折不愈合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尤其是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尽管研究进展很快,但对其认识还远远不够,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为了规范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已形成的理念和诊治原则,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联合天津市天津医院、山西白求恩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国内多家知名医疗机构在2025年制定了《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临床诊疗指南》。该指南是我国第一部聚焦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不愈合诊治的临床指南,为这类疾病的规范诊治提供中国经验[16]。
风险预测新技术
本年度OVCF风险预测研究的核心集中于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深度应用,以及影像学评估体系的优化升级。通过整合多维度临床数据与影像特征,相关研究实现了对邻近椎体再骨折、新发椎体骨折、骨水泥渗漏、术后腰骶部疼痛等关键并发症的精准预测,为术前风险分层、个性化治疗方案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针对磁共振VBQ(椎体骨质量)评分及椎旁肌特征方向的深入探索,进一步丰富了风险评估的体系。
1、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传统风险预测模型多依赖小样本量的逻辑回归分析,存在验证不足、临床适用性有限等问题。苏州大学附属第一、第二医院研究团队在Eur Spine J发表研究,利用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建立预测模型,评估PKP后相邻椎体再骨折的风险因素以及各种临床特征对术后结果的影响[27]。该研究共纳入3942位接受PKP手术的患者,研究结果表明,椎体前缘高度恢复率、骨密度以及骨质疏松治疗对再骨折风险有显著影响。Balanced Bagging模型在识别高风险患者方面表现卓越,为个性化治疗和早期干预提供了有效工具,可有效降低二次骨折风险。
针对PKP术后新发椎体压缩骨折这一常见并发症,浙江省人民医院研究团队在Sci Rep发表研究,通过分析340例单节段OVCF患者临床数据后发现,术前椎间盘高度和椎体前缘高度恢复率是新发椎体压缩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这两项指标构建的预测模型操作简便,可有效评估老年患者术后风险,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28]。
深度学习在从医学图像中自动提取特征方面表现出色,然而目前尚缺乏能够根据术前图像预测骨水泥渗漏的模型。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研究团队在Spine杂志发表研究,创新性地开发了基于术前CT的深度学习模型,用于预测PKP术中骨水泥渗漏亚型,并通过多中心数据验证模型效能[29]。研究共纳入了901例患者,结果表明,该模型在准确性、可靠性、通用性和可解释性方面均达到满意水平,预测准确率显著优于非专家的脊柱外科医生,为术前手术方案优化、渗漏风险防控提供了重要指导,展现了深度学习在个性化评估中的巨大潜力。
PKP术后腰骶部疼痛和残余背痛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研究团队在Pain Physician杂志发表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随机森林模型,可有效预测OVCF患者PKP术后是否会经历远端腰骶部疼痛,为该类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30]。
2、影像学分析
椎体骨质量(VBQ)评分作为评估骨质量的重要影像学指标,其在骨折风险预测中的价值备受关注。Spine杂志发表研究,对绝经后女性腰椎磁共振成像VBQ评分及双能X射线吸收测定法(DXA)T值进行5年随访,评估其对椎体骨折的预测价值[31]。结果显示,VBQ评分与骨密度相关,且可独立于骨密度预测骨折风险,为绝经后女性骨折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评估维度,研究者建议将基于磁共振成像的VBQ评分作为骨质量评估的补充方法,以优化骨折风险分层管理策略。
在成人脊柱畸形中,对椎旁肌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但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其研究结果可应用于OVCF。来自北医三院的团队在Spine J发表研究指出,多裂肌退变与脊柱后凸畸形的OVCF患者的生存质量、矢状位参数及术后并发症显著相关。在手术策略中应纳入椎旁肌肉的病理变化,并在术后采取椎旁肌肉康复措施,以改善OVCF患者的临床结局[32]。
治疗新技术
本年度OVCF治疗新技术主要分为对以往技术的改良精进以及探索新术式的应用,同时盘点总结具有代表性的药物治疗方案。通过经皮骨填充网容器、5G远程机器人辅助技术等研究,进一步探究更加合理、安全、高效、节约的治疗方案。通过探索国产新药纳鲁索拜单抗、研究地舒单抗联合罗莫佐单抗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等,进一步探究更加合理、规范、可行的抗骨质疏松治疗方案。
1、手术治疗技术的研究进展
尽管PKP技术通过使用球囊扩张来控制椎体内的压力,但由于骨水泥分散的不确定性,其渗漏风险仍然很大。为验证骨填充网容器(BFC)在降低骨水泥渗漏风险方面的优势,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学者在Injury杂志发表了荟萃分析[33],该研究纳入13项临床对照试验共1025名患者,比较BFC与传统PKP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在术后疼痛缓解、后凸畸形矫正及生活质量改善方面疗效相当,但BFC显著缩短了手术时间,降低了骨水泥渗漏发生率。
5G技术与手术机器人的结合开启了远程医疗的新篇章。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者开展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对比5G远程机器人辅助(RRA)与传统机器人辅助(CRA)PKP治疗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的疗效与安全性[34]。结果表明,在治疗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的PKP手术中采用5G远程机器人辅助技术,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疼痛、恢复椎体高度、改善局部脊柱侧弯,并且能确保手术安全。
2、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研究进展
唑来膦酸可预防骨折,但其能否预防早期绝经后妇女椎体骨折的发生尚不清晰。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团队在N Engl J Med杂志发表重要研究[35],该研究进行了一项为期10年的前瞻性、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共纳入1054位早期绝经后妇女,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在唑来膦酸-唑来膦酸组,唑来膦酸-安慰剂组,和安慰剂-安慰剂组。分别在基线、5年和10年拍摄脊柱X线片,主要终点指标是椎体骨折。研究表明,每5年接受一次唑来膦酸治疗可使早期绝经后妇女新发椎体骨折风险下降44%,每10年接受一次唑来膦酸治疗可使早期绝经后妇女新发椎体骨折风险下降41%。这说明低频输注唑来膦酸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早期绝经后妇女新发椎体骨折的风险,为早期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预防提供了证据。
长期使用地舒单抗转为使用甲状旁腺激素类似物或罗莫佐单抗可能会使患者面临“反弹”现象的风险。在使用地舒单抗期间出现骨折的患者中,将罗莫佐单抗添加到地舒单抗中一起使用可能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为探究地舒单抗与罗莫佐单抗联合使用在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中的效果,意大利维罗纳大学的学者进行了一项为期36个月的回顾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研究,发表于Arthritis Rheumatol杂志[36]。该研究显示持续使用地舒单抗治疗并未削弱罗莫佐单抗的合成刺激作用,这表明其骨形成活性具有持续性。对于地舒单抗治疗无效的患者,加入罗莫佐单抗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治疗选择。
地舒单抗作为首个IgG2亚型抗RANKL单抗,虽疗效显著,但存在潜在局限性,如IgG2亚型可能形成免疫复合物,增加免疫原性与输液反应风险,长期使用可能引发低钙血症等不良反应。Narlumosbart(纳鲁索拜单抗)是中国开发的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IgG4亚型全人源抗RANKL单克隆抗体,它与地舒单抗的Fab部分相同,但Fc结尾部分从免疫球蛋白G2(IgG2)改成了IgG4。这种结构上的修改据推测不仅能提高同质性和稳定性,还能相对于IgG2提升安全性。在Lancet子刊EClinicalMedicine杂志上,一项由中国境内23家医疗机构,207位绝经后妇女参与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和活性对照的II期临床试验表明,以6个月为间隔、通过皮下注射的方式给药的Narlumosbart,在12个月的治疗期内,能够降低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女性的骨吸收,并提高骨密度。这些效果优于使用安慰剂所观察到的效果,且与地舒单抗的效果相当。60mg的Narlumosbart在12个月时相对于基线显示出腰椎骨密度的最大提升,同时完全抑制了骨吸收生物标志物。这些发现支持进一步对Narlumosbart作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潜在治疗选择的前瞻性及长期评估[37]。
结语
2025年度OVCF领域研究成果丰硕,新技术与新理念的突破为临床诊疗注入新活力。新技术层面,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驱动的风险预测模型、优化的影像学评估体系精准赋能术前风险分层及骨填充网容器、5G远程机器人辅助等新术式,提升了手术安全性与有效性,同时在药物治疗领域的深耕细作进一步探索了新药研发以及传统药物合理规范的应用边界。新理念方面,大数据以及荟萃分析构建的循证决策体系和针对椎体骨折不愈合的个体化诊疗策略,完善了疾病全周期管理逻辑,凸显了本领域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广大病患市场需求的急迫性。未来需持续推动技术转化与多学科融合,以精准医疗为导向,深入贯彻落实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一级预防,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助力OVCF诊疗体系的迭代升级,为骨质疏松的综合治疗赢得时间。
谨再次向各位同道学者致以诚挚谢意。诸位深耕不辍所结出的累累硕果,正是源于大家凝心聚力的无私付出与精研覃思的学术探索,方才持续推动着科学事业的精进发展,为万千病患及社会大众带来福祉与希望,也契合国家发展的需求。本次盘点未能涵盖数据库中所有出类拔萃的研究成果,在叙述上也可能存在欠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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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达玮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主要从事脊柱外科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以第一/通讯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及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以项目主要参与者参与国自然重点项目一项、面上项目一项。
张凯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以第一/通讯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十余篇,主持苏大附一院博习培育计划项目一项。授权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多项,以主要完成人获得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二等奖、苏州市医学新技术引进特等奖、苏州市医学科技奖青年科技奖。
钮俊杰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导。主要从事脊柱外科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省市级课题2项。近年来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2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苏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担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微创外科学组青年委员,江苏省免疫学会组织修复与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委,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兼常委,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骨质疏松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苏州市医学会骨科学分会秘书等。
杨惠林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导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大外科主任,苏州大学骨科研究所所长。
国家重点学科及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带头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六、七届),首届国家杰出医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卫生部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名医(卓越建树)、中国医师奖获得者。
现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微创外科学组组长,中国康复医学会骨质疏松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脊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国际脊柱创新发展学会(ISASS)国际主席,亚太分会(ISASS-AP)主席,亚太微创脊柱外科学会(PASMISS)主席(第十九届)。IJSS Deputy Editor,JOT杂志副主编及《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中华骨科杂志》等20余种期刊副主编、常务编委、编委等。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5项,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连续多年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作者:宋达玮 张凯 钮俊杰 杨惠林
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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