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2Rβ

来源：同写意 在全球首款CAR-T细胞产品Kymriah上市刚好七年的今天，CAR系列疗法依然一刻不停地频繁变革。 光CAR-T就已更迭到第五代——通用型CAR-T，试图突破个体限制，实现规模化生产和治疗，使用BBIR CAR或SUPRA CAR等方式降低成本；CAR-NK，还在验证阶段，但已有创新者率先探索CAR-NKT的可行性；CAR-M，巨噬细胞也在近两年正式加入CAR疗法行列，有效性和安全性仍有待在临床治疗中验证。 在每个月好几场的行业大会中，上述疗法或多或少均有探讨，不算太新鲜。但实验室里悄悄发生的变化，正以更惊人的速度改变人类战胜癌症的征途。 7月30日，Nature Biotechnology的一篇论文描述，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创造了一种CAR-Enhancer（简称CAR-E）疗法，可以根除肿瘤细胞并增强CAR-T细胞的记忆。该研究成果或将解决CAR-T疗法使用后癌症复发的问题。 具体作用机制是，通过增强CAR-T细胞的活跃度，延长在体内的持续时间，使它们能够保持战斗模式，直到所有肿瘤细胞都被消除（如果癌症复发，它们就重新发挥作用）。这种技术被命名为CAR-E，在一些患者来源的癌细胞系实验和其他研究中，CAR-E确实联合CAR-T成功根除了所有肿瘤细胞。 那么，这种CAR-E如何设计与开发？对CAR-T有怎样的作用？是否还有其他增强方案？下文将详细探讨。 1 CAR-E对CAR-T的作用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种融合蛋白，该融合蛋白由人BCMA蛋白胞外结构域与低亲和力突变人IL-2二聚体（称为“mutIL-2”）融合而成。 mutIL-2分子包含两个取代（H16A和F42A），可降低其对人IL-2Rβ的亲和力（3倍；K型D~610 nM）和IL-2Rα（CD25）（110倍；K型D~1200 nM）（见下图）。因此，BCMA-mutIL-2融合蛋白通过抗原与CAR特异性结合，优先将低亲和力的IL-2分子递送至CAR-T细胞表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正常T细胞、调节性T细胞或全身毒性的影响。 图a CAR-E治疗平台示意图。左图：CAR-E的总体设计。右图：开发的BCMA-mutIL-2 CAR-E的结构。 图b BCMA-mutIL-2 CAR-E与BCMA CAR-T细胞结合，具有高特异性和亲和力。 为改善药代动力学和增强稳定性，研究者在抗原和mutIL-2分子之间整合了人免疫球蛋白G1（IgG1）的CH3结构域（大小约为14kDa）。 该研究中，研究者评估了BCMA CAR-E对BCMA CAR-T细胞的功能影响。 结果表明，CAR-T细胞上CD69的表达呈剂量依赖性和选择性增加，而对非转导的T细胞没有观察到影响。此外，与VHH-mutIL-2、BCMA-CH3或其组合相比，BCMA CAR-E处理导致CD69表达显著增加，这表明观察到的效果仅在低亲和力IL-2分子与抗原融合时才明显。 同时，BCMA CAR-E不抑制CAR-T细胞的杀伤效果。研究者在不同浓度的BCMA CAR-E存在下，使用CAR-T细胞和患者来源的BCMA OPM2癌细胞进行了杀伤试验。结果表明，即使在CAR-E的最高测试浓度（100 nM）下，也不会抑制杀伤效果。 综上，BCMA CAR-E通过顺式递送低亲和力IL-2对靶向CAR-T细胞产生影响，其作用由抗原与CAR结合介导。 紧接着，该研究通过MM异种移植小鼠模型，探究CAR-E治疗对CAR-T细胞体内持久性的影响。CAR-E治疗不仅增强了CAR-T细胞的持久性，而且还改善了肿瘤细胞的消除。 在接受BCMA CAR-T细胞治疗的患者中，复发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可以看到，这一研究将增强分子递送给CAR-T细胞，由BCMA胞外域与低亲和力IL-2融合的BCMA CAR-E增强了BCMA CAR-T细胞的活性和持久性。 CAR-E可以指导CAR-T细胞发育具有不同表型的记忆细胞，并不依靠肿瘤细胞的存在实现这一作用。CAR-E导致产生一系列不同的记忆亚型，包括干细胞记忆群体。这种多样性可能是观察到的CAR-T细胞长期持续存在的原因，这些CAR-T细胞在再刺激时保留了重新扩增的能力。CAR-E的这种能力可能归因于其作用机制，同时参与IL-2R和CAR（4-1BB–CD3ζ）内域。 该研究通过多种方式证明CAR-E选择性地增强了CAR-T细胞的功能和持久性。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治疗选择，使得产业应用层面可以优化剂量和治疗计划。 2 引导变革的增强子 在该研究之前，解决复发问题的研究许多都集中在重新设计CAR-T细胞本身，例如引入或消除基因使细胞保持更长时间的活性，但仍未出现有效的临床证明。 Dana-Farber的研究员们没有试图改变CAR-T细胞的内部运作，而是开发了一种从外部起作用的方法——将一种分子输送到细胞面前，延长细胞的寿命并促使它们形成记忆。 实验发现，CAR-E疗法不仅能够促使CAR-T细胞增殖，而且能够产生具有不同特性的不同类型的CAR-T细胞。 “它不仅产生了大多数患者已经拥有的效应T细胞，而且还产生了干细胞样记忆T细胞，中央记忆T细胞，效应记忆T细胞——对癌症产生有效免疫反应所需的T细胞种类的完整库，”Dana-Farber的Mohammad Rashidian解释道，在骨髓瘤细胞的实验室培养和该疾病的动物模型中，CAR-E疗法实现了肿瘤细胞的完全清除。 研究者还发现，该疗法产生的长效CAR-T细胞可以通过重新给予CAR-E来重新刺激。这表明，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的患者可以通过额外剂量的CAR-E治疗得到有效治疗。 此外，CAR-E还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患者可以用比目前更少的CAR-T细胞数量进行治疗。目前，使CAR-T细胞繁殖成数亿个的做法，往往耗时、昂贵，需要大量资源，且患者需要等待数周才能接受细胞注射。大剂量往往容易造成CAR-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副作用之一——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过度激进的免疫反应会导致发烧、恶心、心跳加快、神经系统问题或其他问题。 Rashidian博士认为，使用CAR-E，可以完全跳过CAR-T细胞扩增过程，简单地制造CAR-T细胞并将其注入患者体内，然后用CAR-E治疗。 目前，CAR-E疗法临床试验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安全性并确定最佳剂量和给药时间周期。最初，他们预计CAR-E治疗将在患者输注CAR-T细胞后大约一个月开始，每周一次，持续三到四周。 可以看出，这种疗法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轻松地整合到目前已接受CAR-T细胞疗法的患者的护理中，对于解决CAR-T细胞耗竭问题也是一种解决方案。或许我们能尽快在临床试验中看见CAR-E的身影。 3 增强CAR-T的6种策略 在CAR-E出现之前，增强CAR-T效果一直是科研界的热门话题。公认的策略是将CAR-T细胞与其他现有疗法相结合，开发能增强CAR-T疗效、减轻毒性、扩大治疗范围的联合疗法。 被誉为“CAR-T之父”的Carl June，今年7月25日在Cancer Cell发布了一篇综述，详细介绍了在临床试验阶段的CAR-T联合治疗策略。其中增强CAR-T疗效的联用方案如下： 01 靶向免疫检查点的抗体 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与CAR-T疗法结合，提高TME内CAR-T细胞的寿命和功效。目前，在B细胞淋巴瘤等血液癌中，CAR-T细胞与ICI联合的临床试验展现了高反应率和可控的毒性水平。但应用时机对于治疗效果来说至关重要，有试验表明，在CAR-T细胞输注前启动抗PD-L1抗体疗法，整体的治疗效果不佳。 02 肿瘤靶向抗体及BiTE 这一策略的核心思路在于双靶向或多靶向，意图将靶向CD20（或CD3/CD20）的抗体与靶向CD19/BCMA的获批CAR-T产品相结合，有效地根除肿瘤细胞并降低抗原逃逸风险。目前，利妥昔单抗与CAR-T联合使用的多项临床实验正在开展，展现出初步的良好结果。 03 小分子药物 已有小分子药物获批用于治疗血液癌症和实体瘤，其中一些与CAR-T联合使用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比如，伊布替尼与CAR-T联合使用的临床试验初步结果表明，这种联合方法对TP53突变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收益明显。靶向蛋白质降解剂来那度胺（lenalidomide）和CAR-T的联合疗法在最近的临床试验中显示，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耐受性良好，总体反应率达到100%。 04 癌症疫苗 癌症疫苗可以激活免疫系统以对抗癌细胞，在与CAR-T联用时，有可能增强CAR-T细胞的活化、增殖和持久性。在最近的一项I/II期临床试验中，利用RNA疫苗增强CAR-T细胞的策略展现出良好的初步结果——21名实体瘤患者的疾病控制率为67%，表现出使用癌症疫苗增强CAR-T细胞持久性的潜力。 05 溶瘤病毒 溶瘤病毒能够在肿瘤细胞中选择性复制，同时保留健康细胞。将溶瘤病毒与CAR-T联合使用时，临床前研究已经显示出克服肿瘤免疫抑制的潜力。目前，临床试验正在评估这种组合方法在实体瘤中的疗效。 06 放射性疗法 放射性治疗广泛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肿瘤、非侵入性以及消除肿瘤细胞。在一项针对复发性或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的CAR-T疗法II期临床试验中，在CAR-T细胞治疗之前接受放疗的患者实现了100%的反应率。这一结果表明，放射性治疗可以作为CAR-T治疗前的减瘤和桥接方案，以及复发后治疗的选择。 此外，该论文还介绍了细胞因子在增强CAR-T疗效中的潜力。CAR-T细胞经过改造可以表达细胞因子，提高疗效和持久性。分泌IL-12、IL-15、IL-18、IL-21等细胞因子的CAR-T细胞临床试验目前已在进行中。 然而，上述这些联用方案和本文开头介绍的CAR-E增强子方案，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降低毒性，并找到最佳的给药方案。 参考资料： 1.A Novel Way to Prevent Relapse After CAR-T Therapy to Treat Cancer；Cancer Health 2.Rakhshandehroo, T., Mantri, S.R., Moravej, H. et al. A CAR enhancer increases the activity and persistence of CAR T cells. Nat Biotechnol (2024).  3.Ugur Uslu et al., CAR T cell combination therapies to treat cancer. Cancer Cell (2024).

关键提要： 在2024年的管线更新中，信达删除了多款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管线，保留了CTLA-4抑制剂用于结肠癌辅助疗法。 关于下一代IO疗法，侧重于：PD-1的迭代升级与TCE疗法。双抗成为信达主要表达方式。 信达锚定既往接受过IO疗法的人群，作为新疗法的疗效门槛。I期研究中，双抗IBI363表现出泛肿瘤活性，TCE IBI389在冷肿瘤胰腺导管癌中疗效及安全性良好。 在新药开发的这条路上，风向何尝不是瞬息万变。 回顾信达一年间的肿瘤管线变化，我们不难发现其在新药管线布局方面，迎合了当下的热潮——以ADC+IO作为肿瘤领域的驱动与方向。 与此同时，亦可看到在IO领域内，信达大幅度缩减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大幅度比例。在今年8月的管线更新中，昔日TIGIT-IBI939、LAG3-IBI110、CD47-IBI188，以及包含这些靶点的双抗，已不复再见。 从2014年全球范围内首款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获批，到2018年国产PD-(L)1抑制剂奔涌，过去10年是当之无愧是PD-(L)1靶点的黄金年代。以帕博利珠单抗来说，迄今为止已获得FDA批准适应症40个，涉及至少16种癌症类型。 这种广泛的抗肿瘤效果，革新了诸多癌种治疗格局。而PD-(L)1抑制剂的意义不仅在此，还在于拓宽免疫治疗领域，人们前所未有般将目光投注于IO疗法。 然而约70%的患者对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不敏感，留下了突破口。联合疗法成为一种重要的解决策略，包括：1）与IO疗法联用；2）与抗血管生成药物联用；3）与免疫刺激剂联用；4）与ADC联用。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探索另外的免疫检查点。 CTLA-4是最早上市的免疫检查点，可追溯至2011年的伊匹木单抗获批上市。但受限于irAE问题，该药物上市后反应平平。 直到2015年，BMS将伊匹木单抗与PD-1纳武利尤单抗联用，这对双免疫组合将黑色素瘤患者的10年生存率提高至43%。此后，伊匹木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又相继斩获了肾细胞癌、结直肠癌、NSCLC等多项适应症。 CTLA-4也是信达保留的在研免疫检查点管线，在研适应症为结肠癌新辅助疗法。今年3月，信达已经完成了III期患者的首次给药（CTLA-4 IBI310+ PD-1信迪利单抗）。 信达针对的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或错配修复蛋白缺陷（MSI-H/dMMR）结肠癌患者，这类患者仅占转移性结肠癌的5%，且已被免疫疗法覆盖——伊匹木单抗+纳武利尤单抗的联用组合可用于任何治疗线的患者使用，但属于2B级推荐（由于毒性不推荐密集使用，NCCN 2024.v4），其他可用免疫疗法还有帕博利珠单抗，多塔利单抗。 但信达的组合侧重于可手术切除的MSI-H/dMMR患者，这类患者占局限性结肠癌中的10%-15%。这是第1个差异化，在较大的市场避开同类竞争。 此外，目前新辅助化疗的pCR仅为5%，而IBI310+信迪利单抗组合在Ib期研究中获得了高达80%的pCR率（vs 信迪利单抗单药47.7%）。这是第2个差异化，相比化疗和PD-1单药的疗效优势，增加获批可能性。 LAG-3是继上述两者之后第3款成功用于肿瘤治疗的免疫检查点途径。但它的上市也和PD-1紧密绑定——2022年，BMS宣布其LAG-3单抗Relatlimab+纳武利尤单抗的联合疗法Opdualag获批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治疗。信达对该靶点的研究领域包括鳞状NSCLC、胃癌还有肝癌的一线治疗。 信达对LAG-3的策略仍然是与PD-1联用。以鳞状NSCLC来说，在Ib研究中，接受IBI110+信迪利单抗治疗的20名患者中，ORR达到80%。对于NSCLC来说，当前无论是鳞癌或非鳞癌，都有免疫疗法的覆盖。 或许用TIGIT的例子来描述NSCLC的挑战艰难更为恰当。 罗氏的TIGIT单抗tiragolumab+PD-L1单抗Tecentriq组合，2020年时在一项针对PD-(L)1阳性1L NSCLC的II期CITYSCAPE研究中，将ORR提升至66%（vs Tecentriq单药24%），获益主要来自于PD-L1高表达（TPS≥50%）人群。 凭借该研究，tiragolumab成为首个获得FDA突破性疗法指定的TIGIT药物。在后续的针对未经治的PD-L1高表达患者的III期SKYSCRAPER-01研究中，罗氏的联用组合获得中位OS 22.9个月（vs Tecentriq单药 16.7个月）的成绩。 但今年7月，帕博利珠单抗打断了罗氏在NSCLC的高歌——tiragolumab组合+化疗在OS和PFS获益上并不如帕博利珠单抗+化疗（SOC）。 对于信达来说，LAG-3在NSCLC上的表现出的肿瘤缓解，能否转化为强有力的OS获益，还是个未知数。 LAG-3尚且如此，至今仍未有成功药物上市的TIGIT，以及安全性疑云围绕的CD47，更是在长长隧道中攀爬不可知的光明。同样都是未知，何不选择一个更加明确的道路？ 信达顺应的第2个时代潮流，是双抗。 与其横向探索与PD-1联用的药物，信达更关注纵向的PD-1迭代。而这，也是当下寻求再现PD-(L)1抑制剂辉煌的一个思路：在已知免疫疗法有效的领域开展头对头研究；PD-(L)1抑制剂能够联用的药物，理论上也都可以尝试联用。 在这方面，康方生物的动作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AK104是一款PD-1/CTLA-4双抗。2022年6月获NMPA批准上市，单药用于复发/转移性宫颈癌的2/3线治疗，2023年该药销售额已达到13.58亿元。 今年以来，AK104迎来了大适应症的收获期：1）AK104+含铂化疗联合/不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一线治疗持续、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2）AK104+XELOX用于一线治疗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胃/胃食管连接癌；上述两项适应症均已获CDE受理。 康方值得关注的还有一款PD-1/VEGF双抗AK112。今年5月，AK112联合化疗获批用于治疗具有EGFR突变的经EGFR-TKI治疗的晚期非鳞NSCLC。在刚过去的9月，康方生物公布了AK112头对头帕博利珠单抗治疗一线NSCLC患者的III期数据，显示AK112将中位PFS相比对照组延长了了5.32个月。 回过头来看，信达也布局了下一代PD-1，为PD-1/IL-2α-bias双抗IBI363。 IBI363设计的特点在于IL-2。IL-2是迄今为止扩增T细胞最强的白介素，但由于半衰期短需要高剂量和频繁给药而带来严重全身毒性问题，限制其临床应用。 IL-2的功能性受体有两种存在形式：IL-2Rβ/γ二聚体（中等亲和力）和IL-2Rα/β/γ三聚体（高亲和力）。前者主要在静息CD8+ T细胞和NK细胞上表达，促进抗肿瘤作用；后者主要在Treg和活化T细胞上表达，Treg会诱导免疫抑制。 一般开发路径都是采用IL-2Rβ/γ偏向、not-α的策略，即强化抗肿瘤，减轻免疫抑制，但实际疗效不佳。信达剑走偏锋，采用α偏向，原因是肿瘤特异性T细胞上调PD-1和IL-2Rα表达，而PD-1结合臂可以同时实现对PD-1的阻断和IL-2的靶向递送。 在肿瘤中，偏向大量扩增CD8+ T细胞；在血液中，偏向扩增Treg细胞，使得IBI363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早期临床中，IBI363能够达到3mg/kg这样高剂量的给药，并且在既往IO疗法失败患者中，有效性能达到以前PD-1在IO-naive人群中的基本水平。 9月WCLC大会上，信达报告了IBI363在NSCLC中的I期数据。该项研究中，纳入了134例患者，其中95.5%曾接受过PD-(L)1免疫治疗。 125名患者中，总体ORR为20.8%，DCR为74.4%；其中3mg/kg Q3W组的至少随访12周18名患者中，ORR和DCR分别达到50%和88.9%。消息振奋人心，支持IBI363的进一步开发。 与IBI363并驱的另一抓手是TCE疗法。 TCE是一种特殊的双抗，一端连接肿瘤相关抗原，另一端连接T细胞的CD3表位，激活T细胞。 从历史上看，TCE并不是抗肿瘤新药。自2014年CD19 × CD3 TCE疗法Blinatumomab上市以来，后续获批的7款TCE双抗均针对血液瘤。而随着CAR-T疗法的涌现，TCE在血癌的市场正遭受强烈冲击。 而在今年，TCE迎来了转折点。 5月16日，安进的DLL3/CD3双抗Tarlatamab获得FDA加速批准上市，用于治疗含铂化疗期间或之后发生疾病进展的广泛期SCLC。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首个靶向实体瘤的TCE抗体。 在更早时候，信达敏锐地嗅到IO领域内的这一趋势。如今，CLDN18.2/CD3双抗IBI389已公布了其在胃和胰腺癌领域的初步临床结果。 胰腺导管腺癌（PDAC）占胰腺癌的90%以上。是最致命的肿瘤之一，由于诊断和治疗反应有限，患者的平均5年生存率不到10%。 PDAC存在很大异质性，不仅在患者之间，也单个原发性肿瘤内。此外，独特的TME环境也是PDAC的特征之一：成纤维细胞、癌症细胞和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冷的TME。 目前，晚期PDAC的主要一线治疗方法仍然是化疗，诸如PD-(L)1、CTL-4的免疫检查点阻断，对大多数PDAC患者都没有作用。但在PDAC中，近60%患者报告CLDN18.2表达阳性，成为一个可能的切口。 IBI389的I期研究中，纳入了64 名CLDN18.2 阳性PDAC患者，他们接受过的既往治疗中位数为2。有效性数据显示：在可评估的23例患者中，ORR为30.4%，DCR为69.6%。对于PDAC，2线的ORR基本在10%-20%。 安全性方面，几乎所有患者都发生了TRAE，其中35名（54.7%）患者程度≥3级。对于特别关注的CRS，发生率为51.6%，且严重程度均≤2级。 CNS全名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基本上是T细胞疗法的常见副作用，比如CAR-T；双抗Tarlatamab的获批也带有CRS和神经毒性的黑框警告。在严重情况下，CRS会产生致命风险，但如果能及时识别和管理CRS的症状，多数患者的器官功能障碍是可预防和可逆的。 以小见大，从信达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窥探出肿瘤免疫的新趋势走向。 在PD-1不断创造里程碑的一刻起，大家一直在讨论谁会是“下一个PD-1”，而随着开发的加速，这一未来将逐渐明了。 参考资料： IBI363临床前研究；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8-023-00612-0 IBI363非小细胞肺癌I期数据：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innovent-delivers-oral-presentation-on-phase-1-clinical-data-of-ibi363-first-in-class-pd-1il-2-bias-bispecific-antibody-fusion-protein-in-advanced-non-small-cell-lung-cancer-at-the-2024-wclc-302243870.html#:~:text=First-in-class%20PD-1/IL-2%CE%B1-bias%20bispecific%20antibody%20IBI363%20in%20patients%20with%20advanced%20non-small IBI389 I期PDAC研究： https://ascopubs.org/doi/10.1200/JCO.2024.42.16_suppl.4011 免责声明 “药渡Daily”公众号所转载该篇文章来源于其他公众号平台，主要目的在于分享行业相关知识，传递当前最新资讯。图片、文章版权均属于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告知，我们会在24小时内删除相关信息。

欢迎关注凯莱英药闻 2024年10月23日，Aulos Bioscience（“Aulos”）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 36 届 EORTC-NCI-AACR 分子靶点和癌症治疗研讨会上，分享了其主要候选药物 AU-007 的 1/2 期临床试验中2 期扩展队列的部分临床研究数据。 AU-007是一款新型的白细胞介素 2 (IL-2)治疗抗体，是第一个利用人工智能设计的进入人体临床试验的人类 IgG1 单克隆抗体，具有同类最佳的治疗潜力；公司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展示新的 2 期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数据，特别是在黑色素瘤和肾细胞癌方面。 关于最新研究数据 本次研讨会上，主要披露了AU-007的药效学、药代动力学、安全性和临床疗效的数据，结果显示： 使用该药物后调节性T细胞（Treg）减少；在不同剂量水平、肿瘤类型和治疗线的患者中，外周血Treg计数的下降与更长的无进展生存（PFS）相关。 随着皮下给药剂量的增加，观察到干扰素-γ(IFN-γ)和效应T细胞（Teffs）的增加。 在安全性上，低剂量时毒性可控，在评估的所有剂量水平下均无血管泄漏综合征或肺水肿。 药代动力学数据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它具有中和抗药物抗体（ADA）的活性，半衰期大约超过15天。 关于AU-007 AU-007 由 Biolojic Design 创建，对IL-2的CD25结合部分具有高度选择性。 不同于其它IL-2治疗药物，AU-007通过阻止外源性或由T细胞分泌的IL-2与T细胞上的三聚体受体结合，同时仍允许IL-2结合并扩增T细胞和NK细胞。这可以防止由其他基于IL-2的治疗引起的负反馈回路，并使免疫系统偏向于激活而不是抑制。 此外，AU-007 还可阻止 IL-2与嗜酸性粒细胞、血管和肺内皮上的含 CD25 受体结合，从而显著减少与高剂量 IL-2 治疗相关的血管渗漏综合征和肺水肿。 根据2024年5月披露其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的研究显示： 一名接受抗 PD-1 治疗后病情进展的鼻咽癌患者出现确认的部分缓解（减少 32%）； 非小细胞肺癌、膀胱癌、头颈癌、结直肠癌 (CRC) 和肾癌患者的肿瘤出现萎缩； 一名接受抗 CTLA-4 + 抗PD-1 治疗后病情进展的黑色素瘤患者，靶肿瘤减少了 48%； 一名微卫星稳定性 CRC 患者在第一个周期治疗后肿瘤萎缩了 26%； 患者血清 Treg 和嗜酸性粒细胞减少，而 NK 和 CD8 细胞计数呈上升趋势。 所有药物相关不良事件 (AE) 均为1 级或 2 级。最常见的药物相关不良事件是发热（18%）、疲劳（16%）、恶心（14%）、淋巴细胞减少（8%）和发冷（6%）。两名患者出现一过性 2 级药物相关严重不良反应：发热和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两名患者均继续治疗。 此外，公司于2024年5月与默克的瑞士子公司Ares Trading签署了一项新的合作与供应协议；根据协议条款，默克将向Aulos免费提供Bavencio（PD-L1抗体），用于在Aulos的AU-007治疗实体瘤癌症的1/2期临床试验的额外2期队列中，评估Bavencio与AU-007和低剂量皮下注射醛固酮的联合用药情况。公司称，Bavencio可与AU-007产生独特的机理协同作用，通过称为ADCC的过程调动自然杀伤细胞杀伤肿瘤细胞，同时还能干扰抑制效应T细胞的PD-L1/PD-1检查点，有望创造出一种强大的联合治疗方案，可根除多种癌症类型的肿瘤细胞。 关于IL-2药物 IL-2也称为T 细胞生长因子，是一种主要由活化的T 细胞，尤其是CD4+T 辅助细胞产生的多功能细胞因子，IL-2 通过与不同细胞上IL-2 受体的结合，在免疫反应中介导多重作用：1）IL-2 具有免疫系统刺激作用，可以刺激T 细胞和天然杀伤（NK）细胞增殖和分化；2）IL-2 能够促进免疫抑制性CD4+CD25+调节性T 细胞（Treg）的维持，在患者中引起由激活的Treg 细胞导致的免疫抑制。 功能性IL-2 受体（IL-2R）的3 种亚基具有不同的亲和力和信号传导功能。其中，IL-2Rα又称为CD25， IL-2Rβ 又称为CD122，IL-2Rγ 又称为CD132。IL-2Rβ/γ异源二聚体复合物具备中等亲和力（ Kd=1nmol/L ）， IL-2α/β/γ 异源三聚体复合物具备最高亲和力（Kd=10pmol/L），以上复合物主要启动JAK/STAT5、PI3K/Akt/mTOR 和MAPK 三种信号通路，在细胞生长、存活、分化和免疫中起着关键角色。 目前，IL-2 药物开发历程不断进阶，主要的开发类型包括：1）免疫调节剂，例如重组IL-2、突变IL-2、受体偏向性IL-2 和靶向CD-25 抗体被开发出来调节IL-2 信号；2）递送细胞毒素，例如抗CD25 RIC，抗CD25 IT 及ADC 药物。 在交易上，早在2018 年，BMS 以36.5 亿美元拿下Nektar 的偏向性IL-2 候选药物的部分权益；2019 年赛诺菲以25 亿美元收购Synthrox，其中核心资产包括重组IL-2 THOR-707；2020-2023 年，国内外陆续有多家企业针对IL2 药物进行交易。尽管各家开发思路不同，但是针对IL-2偏向剂，企业开发思路多为降低IL-2Rα结合力，目前临床数据并不乐观。 关于Aulos Aulos是一家免疫肿瘤学公司，致力于通过一流的IL-2疗法引导患者的免疫系统杀死肿瘤细胞，从而彻底改变癌症患者的治疗。该公司由Biolojic Design和Apple Tree Partners (ATP)创立，由人工智能、抗体开发和癌症免疫疗法领域的先驱领导。 参考资料 1、公司官网 2、国联证券 3、智药邦 感谢关注、转发，转载授权、加行业交流群，请加管理员微信号“hxsjjf1618”。 “在看”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