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rtaucipir F-18

专家笔谈 作者：卢桦,  褚敏,  武力勇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 引用文本：卢桦, 褚敏, 武力勇. 额颞叶痴呆的临床研究进展及展望[J]. 罕见病研究, 2026, 5(2): 143-151. DOI: 10.12376/j.issn.2097-0501.2026.02.004 额颞叶痴呆(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是一组以额叶和(或)颞叶为主要受累部位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早发性痴呆的重要病因之一。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其发病率与患病率分别约为2.28/10万和9.17/10万[1]。由于其临床表型具有高度异质性，且与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精神障碍及运动系统变性病存在广泛的重叠现象，FTD的准确生前诊断与病理分型长期面临挑战。在治疗方面，迄今尚无获批的疾病修饰疗法，临床管理仍以对症干预为主，且疗效有限。在此背景下，本文梳理了FTD在临床表型谱系、遗传学、分子病理、生物标志物、神经影像学及治疗策略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旨在为构建该病的精准诊断框架及本土化诊疗体系提供参考。  1  临床表型谱系 FTD是一组在临床表型、遗传背景及分子病理上均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疾病。FTD临床主要分为行为变异型FTD(behavioral variant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bvFTD)、语义变异型原发性进行性失语(semantic variant 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 svPPA)和非流利变异型原发性进行性失语(non-fluent variant 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 nfvPPA)三种亚型。bvFTD是FTD最常见的亚型，约占总病例的50%~70%，以脱抑制、淡漠、失同理心、刻板行为、口欲亢进及执行功能受损为主要表现[2]。bvFTD存在以淡漠/意志减退或以脱抑制/冲动为主导的两类表型，二者在神经影像学模式和病程演变速率上存在差异，以淡漠/意志减退为主导的表型往往提示更广泛的脑萎缩及更快的疾病进展。原发性进行性失语(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 PPA)是在FTD谱系中以语言障碍为核心表现的综合征，包括svPPA和nfvPPA[3]；此外，词汇缺失型PPA(logopenic variant 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 lvPPA)因其病理基础多为AD，通常不纳入FTD核心谱系。FTD常与肌萎缩侧索硬化(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PSP)及皮质基底节综合征(corticobasal syndrome, CBS)等运动系统疾病发生临床与病理重叠，形成重叠综合征，此类综合征往往临床进展更快、预后更差[4]。  2  遗传学特征 FTD是与遗传因素关联最为紧密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约30%~50%的患者有阳性家族史[5]。目前已鉴定出至少17个与疾病相关的致病基因，其中9号染色体开放阅读框72基因(chromosome 9 open reading frame 72, C9orf72)、微管相关蛋白Tau基因(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tau gene, MAPT)和颗粒蛋白前体基因(progranulin, GRN)的占比最高[5-7]。 FTD遗传谱系具有显著的人群差异。既往中国人群研究显示，MAPT和GRN是中国家族性FTD患者最常见的致病基因，TANK结合激酶1基因(TANK-binding kinase 1 gene, TBK1)、TAR DNA结合蛋白基因(TAR DNA-binding protein gene, TARDBP)、视神经蛋白基因(optineurin gene, OPTN)、含卷曲螺旋-螺旋-卷曲螺旋-螺旋结构域10基因(coiled-coil-helix-coiled-coil-helix domain containing 10 gene, CHCHD10)和含缬酪肽蛋白基因(valosin-containing protein gene, VCP)等基因变异的检出率亦相对较高[8-9]。与之相对，在西方人群中最为常见的C9orf72扩增突变在中国FTD患者中检出率极低(＜2%)[8-10]。然而，近期一项中国大样本队列研究显示，经全基因组测序筛查及重复序列引物聚合酶链式反应验证后，C9orf72突变检出率达5.2%，是该队列中最常见的单一致病突变[11]。上述结果表明，检测策略的差异可能显著影响遗传流行病学评估结果。 鉴于FTD明确的遗传学基础，遗传学筛查在临床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尤其适用于发病年龄早和(或)具有痴呆家族史的患者。中国人群与西方人群，以及国内不同研究队列间所观察到的遗传谱系差异提示，亟待开展全国性、大样本的多中心队列研究，构建基于中国人群的遗传数据库。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牵头的“中国额颞叶痴呆基因组学多中心研究(Chinese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Genomics Study，CHIFGENS)”，现已联合国内60余家分中心，累计完成600余例FTD患者的遗传学检测；阶段性数据显示，MAPT、GRN和TBK1为中国人群中最常见的致病基因(具体研究结果尚未正式发表)。  3  病理异质性 额颞叶变性(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 FTLD)是FTD的病理基础，其本身也呈现出高度的分子病理异质性。依据致病蛋白的不同，FTLD主要分为tau蛋白相关FTLD(FTLD-tau)、TAR DNA结合蛋白43(TDP-43)相关FTLD(FTLD-TDP)及肉瘤融合蛋白(fused in sarcoma protein, FUS)相关FTLD(FTLD-FUS)三大病理类型，其形成的包涵体在形态、解剖分布及受累细胞类型上各具特征[12]。值得注意的是，FTLD病理类型与FTD临床表型之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FTLD-tau约占总病例的35%~45%，通常与MAPT基因突变相关，表现为Tau蛋白的异常磷酸化及聚集。根据异构体组成，可进一步细分为3R tau、4R tau及二者混合沉积型。其中，3R tau以Pick病(Pick′s disease, PiD)为代表，多对应典型的bvFTD或svPPA，而4R tau涵盖PSP和皮质基底节变性(corticobasal degeneration, CBD)，其帕金森样运动表现更为显著[12]。 FTLD-TDP是FTLD最常见的病理类型，约占总病例的45%~50%，与GRN、C9orf72、VCP和TARDBP等基因突变密切相关。基于TDP-43包涵体的形态学特征及解剖分布，目前国际通用的Mackenzie标准将其分为A~E 5种亚型：A型常与GRN突变相关，临床表型多为bvFTD或nfvPPA；B型与C9orf72扩增突变相关，是额颞叶痴呆-运动神经元病(frontotemporal dementia-motor neuron disease, FTD-MND)连续疾病谱的病理基础[13]，近期研究显示，B型病理具有显著的皮质-皮质下扩散特征，解释了其运动症状的早期出现；C型通常为散发病例，高度特异性地对应svPPA，表现为显著的颞叶前部受累[14]；D型常与VCP突变相关，临床常合并运动系统受累；E型为较新定义的罕见亚型，病理表现为广泛分布的包涵体，患者在临床上常呈现出异常迅速的病程进展[15]。 FTLD-FUS则较为罕见(＜10%)，与FUS蛋白沉积关联，见于少数散发患者及携带FUS基因突变的病例[16]。 额颞叶痴呆各临床亚型致病基因、病理类型及临床与影像学特征见表 1。 表  1  额颞叶痴呆各临床亚型致病基因、病理类型及临床与影像学特征*  4  生物标志物 4.1 非特异性标志物 神经丝轻链(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NfL)作为反映轴索损伤程度的通用生物标志物，在FTD的疾病活动度评估与病程监测中具有重要价值。血浆NfL水平在FTD患者中显著高于AD患者及健康对照者，并与认知损害程度及影像学显示的脑萎缩程度高度相关[18]。原发性精神障碍患者的NfL水平通常处于正常范围，而bvFTD患者则显著升高，这一差异使NfL成为排除精神疾病、确立神经变性基础的重要工具[19]。此外，在无症状的基因突变携带者中，血浆NfL水平在临床症状出现前数年即开始升高，表明其可作为FTD早期筛查的标志物[20]。在FTD鉴别诊断中，AD的核心标志物可用于排除AD：181位点磷酸化Tau蛋白(phosphorylated tau181, p-tau181)和217位点磷酸化Tau蛋白(phosphorylated tau217, p-tau217)水平在AD中呈高度特异性升高，而在FTD中通常保持正常或仅出现轻度改变[21-22]。 4.2 病理相关标志物 FTLD具有高度复杂的病理异质性，开发具有病理特异性的活体生物标志物，对于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分层、精准干预策略的制定及疗效监测均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方法多依赖体液中游离病理蛋白的定量检测，在疾病早期病程中对低水平病理蛋白的灵敏度往往不足。随着对蛋白错误折叠机制研究的深入，以种子扩增分析(seed amplification assays, SAAs)为代表的新型检测方法，为FTD患者生前的精准病理诊断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4.2.1 经典标志物 在MAPT突变相关FTLD中，Tau蛋白是核心致病底物，但既往研究认为，磷酸化Tau蛋白(phos-phory lated tau, p-tau)难以准确反映FTD特异性的Tau病理改变[23]。虽然部分FTD患者脑脊液或血浆总tau(total tau, t-tau)水平升高，但由于其在多种Tau蛋白病中存在广泛交叉，尚无法作为FTLD-tau病理型的特异性诊断标志物。目前，FTLD-tau的生前病理预测仍高度依赖于基因检测[24]。 相比之下，前颗粒蛋白(progranulin, PGRN)在GRN突变相关的FTLD中表现出较好的诊断特异性。Ghidoni等[25]首次发现，GRN突变携带者的血浆PGRN水平显著降低，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接近100%；此后，另一项独立队列研究在血浆和脑脊液中重复验证了这一结论[26]。近期一项纳入7000余例受试者的系统评价进一步证实，外周血PGRN水平可作为识别致病性GRN突变的可靠表型标志物[27]。在临床转化层面，PGRN不仅是早期筛查的工具，更是GRN靶向药物疗效评估的关键指标，可用于监测药物的靶向参与程度。二肽重复序列(poly-glycine-proline, poly-GP)是C9orf72基因突变的特异性产物，由异常重复序列经过非典型翻译产生。研究证实，poly-GP在C9orf72突变携带者的脑脊液中具有极高的检出率，由于poly-GP在无症状阶段即可被检测到，其可作为监测无症状携带者疾病转归及评估疾病进展的标志物；并且，poly-GP水平的下降被视为评估转录水平沉默效果的重要指标，展现出在未来精准干预中的巨大应用潜力[28]。 4.2.2 SAAs SAAs主要由实时震动诱导转化(real-time quaking- induced conversion, RT-QuIC)与蛋白质错误折叠循环扩增(protein misfolding cyclic amplification, PMCA)两大技术体系构成。继RT-QuIC技术成功实现朊蛋白病及帕金森病诊断的临床转化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生物标志物检测正从传统的蛋白浓度水平检测转向对蛋白错误折叠种子活性检测。该技术通过在体外对病理蛋白进行扩增，可实现对微量病理“种子”的指数级放大，从而显著提高检测灵敏度。 在Tau蛋白病领域，RT-QuIC已能在脑脊液中检测Tau蛋白种子活性，最新的突破不再局限于脑脊液，而转向了更易获取的外周组织。Wang等[29]利用RT-QuIC技术对死后病理证实的Tau蛋白病患者(包括AD、PSP、CBD及PiD)的皮肤组织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该技术能以较高的敏感性(75%~80%)和特异性(95%~100%)有效区分Tau蛋白病与非Tau蛋白病对照组；更具临床意义的是，不同Tau蛋白病理亚型在扩增动力学曲线上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提示皮肤RT-QuIC具有辅助鉴别3R tau与4R tau两种病理亚型的潜力。然而，该研究主要基于尸检确诊的病例，且晚期病例占比较高，其在早期活体患者中的诊断效能仍有待大规模临床队列的进一步验证。 在TDP-43蛋白领域，已有研究在FTD和ALS患者的脑脊液及嗅黏膜中检测到种子活性，且嗅黏膜样本在特定队列中的敏感性高于脑脊液；然而，由于TDP-43缺乏典型的淀粉样折叠结构，其病理聚集体倾向于形成无定形结构，导致其扩增动力学相对不稳定[30-33]。目前SAAs技术主要应用于淀粉样蛋白属性较强的病理类型；而对于FTLD-FUS病理亚型，由于FUS蛋白聚集主要依赖液-液相分离机制而非纤维化，目前尚无有效的检测手段。  5  神经影像学 影像学检查包括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是FTD临床诊断的重要辅助手段，不仅可用于与AD、路易体痴呆、原发性精神障碍等疾病进行鉴别，还能辅助临床分型、病理分型及病情进展评估。FTD的不同亚型呈现出各自特征性的脑区萎缩模式，bvFTD常表现为额叶、颞叶及前扣带回的不对称萎缩，并伴相应区域的代谢减低[34]；svPPA以优势半球颞极萎缩为主要特征，典型征象为“刀切征”，同时可见对应脑区的代谢降低；nfvPPA则主要表现为左额叶后部及岛叶的不对称萎缩及低代谢[3](表 1)。 分子影像学是实现FTD患者生前病理诊断及临床试验精准入组的重要手段。根据示踪剂靶点的不同，目前临床应用及研究主要集中在18F-氟代脱氧葡萄糖PET(18F-fluorodeoxyglucose PET, 18F-FDG PET)、Tau蛋白靶向PET(Tau PET)及其他新型分子靶点PET。18F-FDG PET能够反映脑组织局部葡萄糖代谢水平，凭借其对突触功能障碍的超高敏感性，已成为FTD早期筛查及鉴别诊断的关键影像手段。Magrath Guimet等[35]的临床研究表明，即使在结构性MRI尚无明显异常的前驱期，局部脑区的代谢减低也能为诊断提供重要依据。 Tau蛋白异常聚集是FTLD-tau的核心病理特征，Tau PET能在体反映Tau蛋白的异常沉积情况。然而，第一代Tau示踪剂(如18F-AV-1451)在FTD中表现欠佳，原因在于其对非AD型Tau病理(尤其是4R tau)的亲和力较低，且在基底节区存在显著的脱靶结合[35-36]。近年来，第二代示踪剂(如18F-MK-6240) 在遗传性FTD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Levy等[37]在MAPT突变携带者中的研究发现，18F-MK-6240的摄取模式与突变类型高度一致，并可在症状前阶段检测到Tau蛋白聚集。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一项大规模队列研究表明，18F-florzolotau(18F-APN-1607或18F-PM-PBB3)PET成像能够呈现不同Tau蛋白病特异性的空间分布模式，并在区分各类Tau蛋白病时表现出较高的诊断准确性[38]。 除Tau蛋白之外，其他病理蛋白靶向PET亦是FTD分子影像学研究的重要方向。FTLD-TDP是FTLD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但目前尚无成熟可用于临床的TDP-43 PET示踪剂。研发核心难点在于：TDP-43蛋白构象多样、包涵体密度较低，且该蛋白在细胞内的定位对示踪剂跨膜能力要求较高；相较于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Aβ)及Tau蛋白，TDP-43蛋白更难以被小分子示踪剂稳定结合。近期，Vokali等[39]成功开发了18F-ACI-19278和18F-ACI-19626，这两种示踪剂能特异性结合TDP-43聚集体，并具备适用于人脑PET成像的良好药物动力学特征，展现出成为TDP-43 PET示踪剂的潜力。  6  治疗策略 6.1 循证对症治疗 目前FTD的临床管理仍以对症治疗为核心，旨在改善患者行为异常、维持功能状态并减轻照护负担，其中非药物干预是FTD管理的基础。研究表明，bvFTD患者可通过培养兴趣爱好、规律体育锻炼并减少环境刺激，明显改善情绪不稳与冲动行为；PPA患者则可通过针对性的语言训练，有效提升言语流畅度与日常沟通能力[40-41]。上述干预的实施高度依赖家庭及社会长期、持续的支持。 精神行为症状是FTD临床管理的重难点。多项小样本随机试验及系统评价显示，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如氟伏沙明、舍曲林和帕罗西汀，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冲动、强迫、贪食及情绪不稳等症状[42]。然而，这些研究多为短期、小样本设计，缺乏对疾病进展的循证证据。在FTD中应谨慎使用抗精神病药物，虽然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喹硫平、奥氮平)可用于控制激越或攻击行为，但其更易诱发锥体外系反应，并增加高龄患者的死亡风险[40]。认知改善药物在FTD中缺乏循证支持，AD常用的胆碱酯酶抑制剂在FTD中往往无效，甚至可能加重bvFTD患者的脱抑制行为，故临床不推荐常规使用[42-43]。关于美金刚的研究结果亦存在矛盾：尽管部分研究提示其可能对行为症状有益[44]，但大型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显示，美金刚在改善FTD认知功能与临床综合评价方面并无统计学显著性[45]。 综上所述，现有对症治疗仅针对患者行为与情绪的外在表现，无法干预神经退行性病理过程。真正改善预后的关键，仍有待于以分子病理为靶点的基因治疗与免疫治疗的突破。 6.2 疾病修饰治疗(disease-modifying therapies, DMTs) 随着对FTLD分子病理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DMTs逐渐成为基础研究与临床探索的核心方向。目前DMTs策略主要围绕病理蛋白的功能缺失或异常表达进行干预。 针对GRN突变相关FTLD，PGRN功能缺失是致病机制的核心环节，恢复PGRN水平不仅可改善神经炎症及溶酶体功能缺陷，还可能延缓神经退行性进程[46]。基于此，载体介导的基因补偿疗法及提升PGRN水平的单克隆抗体latozinemab(AL001)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近期Ⅰ/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腺相关病毒载体介导的基因置换疗法在安全性可控的前提下，可显著提升血浆及脑脊液PGRN水平，为临床转化提供了初步证据[47]。 C9orf72重复扩增相关FTLD的干预主要依托反义寡核苷酸(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 ASOs)技术。ASOs可靶向结合重复扩增RNA，减少致病性poly-GP的表达。WVE-004等候选药物已在体外实验及动物模型中被证实可有效降低C9orf72病理产物，目前正处于早期临床评估阶段[48]。 降低Tau蛋白策略在AD队列中展现出的积极结果为FTD带来了曙光。MAPT靶向ASOs药物BIIB080在AD随机对照试验中证实，可呈剂量依赖性地降低脑脊液t-tau及p-tau181水平，并延缓相关影像学进展[49]。在主动免疫治疗和被动单克隆抗体治疗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在AD及非AD Tau蛋白病中完成早期临床试验，ADAMANT试验数据显示，AADvac1可诱导特异性抗Tau蛋白抗体产生，并在部分亚组中展现出改善Tau蛋白病理负荷及认知标志物的潜力[50-51]。尽管FTD的特异性数据仍有限，但上述策略仍为未来精准干预提供了可行路径。 靶向TDP-43蛋白的干预研究目前仍处于临床前阶段，其研究进展主要聚焦于分子靶点筛选、抗聚集小分子研发及基因沉默等策略。鉴于该病理构象的复杂性，实现生前TDP-43播种活性的动态监测及开发特异性示踪剂，将是确立干预时间窗、客观评估疗效的关键前提。 6.3 神经调控 神经调控技术通过物理刺激干预神经网络活动，有望成为FTD治疗的重要补充。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通过高频磁场诱导去极化电流，兼具较高的空间分辨率与良好的安全性。研究证实，将刺激位点精准定位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可显著改善PPA患者的语言流利度及执行功能[52-53]。然而，TMS设备昂贵且穿透深度有限，对于FTD中常受累的额叶-边缘系统环路难以实现直接有效的调控。相比之下，经颅电刺激(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ES)包括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与经颅交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alternating current stimula-tion, tACS)，具有成本低、便携性强等优势。低强度tDCS(＜2 mA)通过调节静息膜电位以提升皮层兴奋性与血流量，在改善bvFTD患者的行为异常方面显示出初步疗效[54-55]。近期研究进一步发现，40 Hz γ节律tACS可产生非特异性的全脑调节效应，有效调节受损的抑制性中间神经元活动，并通过促进小胶质细胞激活，增强Aβ蛋白和Tau蛋白的清除并减轻炎症反应[56]。这一基于神经免疫调节的新机制为延缓FTD神经退行性进程提供了巨大潜力。 针对传统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在作用深度与空间可及性方面的固有局限，光生物调节(photobiomodulation)与时间干涉(temporal interference)刺激为新兴神经调控技术，二者通过精确靶向特定脑区，实现对深部神经环路的调控，从而提升解剖针对性。光生物调节利用近红外光良好的颅骨穿透性，可直接调节眶额叶皮层等深部靶点的神经元代谢活动，目前正积极探索其在改善FTD情感障碍中的应用价值。时间干涉刺激技术则通过两组高频电流在深部组织产生的包络电场，实现了无需激活浅层皮层即可精准靶向海马、纹状体等深部环路的功能调控。这种非侵入性深部脑刺激技术有望成为FTD神经环路精准修复的工具 [57]。  7  展望 未来FTD的研究重心将逐步转向以分子病理为核心的早期诊断与精准干预，推动FTD生前病理分型是实现真正DMTs的前提。随着SAAs技术的成熟应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诊断范式将由传统的蛋白浓度测定，进一步拓展至对病理蛋白错误折叠构象及播种活性的直接检测。未来亟需优化反应条件与标准化流程，以实现对Tau、TDP-43及FUS等关键致病蛋白种子活性的可靠识别。同时，通过整合新型体液标志物及特异性分子影像技术，构建多模态生前病理分型框架。 随着针对MAPT、GRN及C9orf72基因的ASOs药物及单克隆抗体陆续进入关键临床试验阶段，FTD治疗正从对症治疗迈向病因阻断。未来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利用高灵敏度生物标志物精准界定无症状携带者的干预时间窗，从而实现治疗节点前移；同时，探索基于神经免疫调节、蛋白稳态维持及神经环路修复的联合治疗策略。此外，我国人群在遗传背景及环境暴露因素上与欧美人群存在明显差异，“CHIFGENS”等研究平台，将有助于阐明人群差异下的致病机制，并为本土化精准诊疗与新药研发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Urso D, Giannoni-Luza S, Brayne C,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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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关 注 引用本文：高菲，李钰莹，成伟华. 阿尔茨海默病与帕金森病PET示踪剂临床转化研究进展[J].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 2026, 25(7): 713-721. DOI: 10.3760/cma.j.cn115354-20260104-00001. 作者：高菲1    李钰莹2    成伟华1 作者单位：1国家原子能机构核技术(放射性药物工程转化)研发中心，中核集团放射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北京师范大学放射性药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摘    要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示踪剂具有高灵敏度和可定量等优势，能够在临床症状出现前发现与阿尔茨海默病(AD)、帕金森病(PD)相关的分子病理改变，为疾病早期诊断、鉴别诊断及疾病修饰治疗提供重要时间窗。近年来，除氟[18F]脱氧葡萄糖-PET反映脑葡萄糖代谢改变外，通过靶向β-淀粉样蛋白、tau蛋白、α-突触核蛋白等病理蛋白以及多巴胺能系统和神经炎症相关靶点的PET示踪剂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推动AD和PD分子影像从定性显像逐步向疾病早期微量病理负荷定量评估的转变，并在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价中展现出重要价值。本文围绕AD和PD相关PET靶点，系统梳理代表性示踪剂的临床转化现状及其局限性，以期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诊断、疗效评估及新型PET示踪剂开发提供参考。 前    言 神经退行性疾病(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NDDs)是一类以神经元进行性损伤及突触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慢性疾病。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其疾病负担持续上升[1]。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与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为两种代表性NDDs，二者普遍起病隐匿、早期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且个体间疾病异质性突出。 AD病理改变涉及β-淀粉样蛋白(amyloid-β，Aβ)斑块沉积、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及神经原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s，NFTs)形成，同时伴随乙酰胆碱能系统损伤、神经炎症、氧化应激以及金属代谢稳态失衡等多重病理过程。近年来，针对Aβ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如阿杜卡单抗[2]、仑卡奈单抗[3]以及多奈单抗[4]等，在临床试验及临床转化中取得重要进展，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上市；其中，仑卡奈单抗[5]和多奈单抗[6]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上市。上述Aβ靶向治疗药物的获批及应用，使AD诊疗由症状导向转为病理靶点驱动，强调了早期诊断和适宜治疗人群筛选的重要性。 PD病理特征则主要包括α-突触核蛋白(α-synuclein，α-syn)聚集、线粒体功能障碍、多巴胺能神经元凋亡和神经炎症等[7]。目前，与AD更强调治疗干预窗口前移不同，PD急需解决的是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困难的问题。PD早期临床症状常与多系统萎缩(multiple system atrophy，MSA)、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PSP)以及原发性震颤(essential tremor，ET)等疾病存在重叠，传统临床诊断方式在早期识别及与非典型帕金森综合征的鉴别方面存在明显局限[8]。随着PD治疗策略从传统多巴胺能向以α-syn为靶点的疾病修饰疗法转变，进一步凸显了早期精准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性[9]。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可利用特异性放射性分子探针，无创、在体并高灵敏度地可视化特定病理生理过程，实时定量评估病理蛋白沉积，神经递质系统功能、神经炎症及脑代谢改变等。相较于主要反映脑萎缩等相对晚期结构改变的传统影像手段，PET能够在细胞和分子水平揭示疾病相关功能异常与病理负荷变化，是实现NDDs“分子活检”的重要技术手段。在AD领域，Aβ、tau及神经炎症等PET显像有助于其病理确认、疾病分期和疾病修饰治疗的疗效监测[1]；在PD领域，靶向多巴胺能系统、α-syn及神经炎症等的PET示踪剂则有望提高其早期诊断和和非典型帕金森综合征的鉴别诊断能力，并为疾病进展评估和新型治疗策略开发提供客观依据[7]。本文系统梳理近年来AD与PD领域PET示踪剂的研究进展，总结相关PET示踪剂的临床转化现状、应用价值及现存挑战，以期为NDDs的精准分期、鉴别诊断、疗效评价及新型PET示踪剂开发提供参考。 一、靶向AD和PD相关靶点的PET示踪剂 围绕AD与PD的核心病理改变及相关功能异常，PET分子影像已形成覆盖糖代谢改变、病理蛋白沉积、多巴胺能系统、突触完整性和神经炎症等多种疾病相关病理标记物的示踪剂体系，包括靶向Aβ、tau蛋白、α-syn、多巴胺能系统、突触囊泡蛋白2A(synaptic vesicle glycoprotein 2A，SV2A)以及转运蛋白(translocator protein，TSPO)等代表性PET示踪剂。与AD和PD相关的主要PET靶点及代表性示踪剂见图1，代表性示踪剂的基本信息和临床转化应用见表1。 1. 糖代谢类PET示踪剂：氟[18F]脱氧葡萄糖([18F]fluorodeoxyglucose，[18F]FDG)作为临床最常用的PET示踪剂，被誉为“世纪分子”，可通过定量细胞内葡萄糖代谢水平来反映组织器官的功能状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与评估[10-11]。其中，[18F]FDG PET能反映NDDs特征性代谢模式，AD患者的典型表现为双侧颞、顶、额叶葡萄糖代谢下降，该检查诊断AD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可达76%和82%[10]。 2. Aβ靶向PET示踪剂：AD核心病理特征为脑内Aβ于疾病早期即发生异常沉积；当Aβ沉积负荷随病程进展累积至饱和水平后，其沉积量不再随临床症状恶化而进一步升高[12]。其常见的亚型为Aβ40或Aβ42。与健康个体相比，AD患者体内Aβ产生和清除的平衡被打破，使得大量的Aβ在脑内聚集，形成富含β-折叠结构的聚集体，从而产生神经毒性[13]。11C-匹兹堡化合物B([11C]PiB)是由Klunk等[14]合成并报道的首个应用于人体的Aβ-PET显像剂。它对各种形态的Aβ斑块具有高亲和力和特异性[15]。有研究表明，[11C]PiB皮层保留指数与尸检所测的Aβ负荷密切相关(r=0.78)，且在脑内的非特异性滞留较低，表现出良好的灵敏度和准确性[16]。因此，凭借诊断准确性，[11C]PiB目前已成为临床检测Aβ的“金标准”。然而，11C核素约20 min的短半衰期使其仅能作为医院制剂使用，无法商业化推广。相比之下，具有合适半衰期的18F(t1/2=109.8 min)更适于商业化生产与临床推广。与此同时，18F还具有较低的衰变能、成熟的制备工艺、良好的生物兼容性及丰富的标记方法，使其成为当前应用最广泛的正电子核素[17]。 基于[11C]PiB结构优化获得的18F标记探针氟[18F]美他酚([18F]Flutemetamol)，通过在苯环N-甲氨基邻位引入18F制备，其对Aβ的结合亲和力较高，抑制常数(Ki)值为0.74 nmol/L，略优于[11C]PiB(Ki=1 nmol/L)，但由于脂溶性较高，仍存在脑内非特异性摄取量偏高的问题。氟[18F]贝他苯([18F]Florbetaben)为二苯乙烯类衍生物，对确诊AD患者的脑匀浆中Aβ具有较高的亲和力(Ki=6.7 nmol/L)，能够较好区分AD患者与健康对照者，但其在脑白质中的非特异性摄取高[18]。为降低探针脂溶性，研究者进一步发展出苯乙烯基吡啶类衍生物氟[18F]妥西吡([18F]Florbetapir)，但该探针同样存在脑白质中的非特异性摄取量较高的问题。目前，[18F]Florbetaben(FDA：2014年3月[18]，NMPA：2023年9月[19])、[18F]Florbetapir(FDA：2012年4月[20]，NMPA：2025年6月[21])和[18F]Flutemetamol(FDA：2013年10月[22])已获FDA或NMPA批准。在最新发表的1万余例大样本队列中，对这3种Aβ-PET显像剂的临床视觉阅片结果与定量结果一致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18F]Flutemetamol与[18F]Florbetaben的一致率分别为89.0%和87.9%，高于[18F]Florbetapir的85.4%[23]。这一结果提示，尽管上述3种显像剂已实现临床转化并广泛应用，但在低负荷或边界性Aβ沉积的识别中仍可能存在视觉判读与定量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反映出其检测敏感度仍有提升空间。为进一步降低脂溶性，提高Aβ检测灵敏度，Li等[24]在二苯乙烯结构上通过引入2个N原子，形成二芳基双腙衍生物，设计合成了新一代Aβ-PET显像剂氟[18F]贝他嗪([18F]Florbetazine)；该示踪剂对Aβ纤维具有高结合亲和力(Ki=10.1 nmol/L)，在AD患者脑切片中具有较高结合能力。Wu等[25]进一步证实[18F]Florbetazine在各脑区对Aβ的摄取模式与金标准[11C]PiB高度一致，且[18F]Florbetazine可在15 min内实现AD患者与健康对照者100%的鉴别，具有灰/白对比高于1.3的显像优势。目前，[18F]Florbetazine在我国处于III期临床试验阶段，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β-PET示踪剂。同样为了降低白质摄取的新型示踪剂还有[18F]Flutafuranol，亦称[18F]AZD4694或[18F]NAV4694，其作为一种苯并呋喃骨架的Aβ-PET示踪剂，具有与金标准[11C]PiB相似的化学结构，但对Aβ纤维亲和力更高[解离常数(Kd)≈2.3 nmol/L]，且脑白质中的非特异性结合低，灰/白信号比优于传统探针，头对头临床试验显示其脑内分布与[11C]PiB高度一致，可100%区分AD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目前[18F]Flutafuranol在美国及欧洲开展III期临床研究，有望成为新一代Aβ-PET示踪剂[26]。 3. tau蛋白靶向PET示踪剂：AD的另一核心病理特征是过度磷酸化的tau蛋白在神经元内聚集成NFTs[27]；其负荷随疾病进展而递增并饱和，且与临床症状呈现良好的相关性，因此，活体监测脑内tau蛋白水平可作为评估AD严重程度和进展速度的关键指标[28]。tau蛋白缠结病理特征为含亲水性侧链环绕的楔形口袋，对带电荷或氢键供体/受体基团结合倾向。2020年5月，氟[18F]妥西吡([18F]Flortaucipir，亦称[18F]-AV-1451)成为首个获FDA批准的tau-PET示踪剂[29]。Flortaucipir属咔唑类衍生物，与tau双螺旋丝(PHF)结合，并且与PHF的Kd值为0.57 nmol/L，可用于评估认知功能受损成人患者脑内NFTs的密度和分布。然而其在脑内存在明显的脱靶结合问题，可能干扰图像阅读，限制了其在非AD tau蛋白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在对额颞叶痴呆患者的研究中，首次联合应用[18F]FDG、[11C]PiB和[18F]AV1451进行PET显像，分别评估糖代谢、Aβ和tau蛋白沉积，全面揭示了不同脑区的代谢状态和病理改变，为额颞叶痴呆与AD的鉴别诊断提供了影像学依据[30]。然而，该研究中18F-AV1451探针同样表现出明显的非特异性结合，且存在对不同tau蛋白亚型亲和力不足等局限性，影响临床适用性[30]。 为克服上述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化学结构优化，在提升对病理性tau蛋白选择性的同时降低与非靶蛋白的结合能力，设计合成新一代示踪剂，包括[18F]MK-6240、[18F]GTP1、[18F]izaFlortaucipir([18F]PI-2620)以及[18F]RO948。其中，[18F]MK-6240为氮杂吲哚衍生物，作为新一代tau-PET示踪剂的杰出代表，与NFTs中PHF具有高亲和力(Kd≈0.2 nmol/L)[31]。尸检放射自显影显示，其与tau蛋白缠结结合模式与Flortaucipir高度一致，表现出对tau沉积较高的特异性和选择性[32-33]。在一项纳入不同认知状态的受试者的前瞻性研究中，同时联合[18F]Flutemetamol、[18F]Flortaucipir PET显像和磁共振成像，对受试者Aβ、tau蛋白和脑部结构改变进行多模态评估后发现，tau蛋白沉积是认知功能下降的最敏感指标，优于Aβ和脑结构改变，而Aβ累积则特异性地与记忆延迟相关[34]。上述结果表明，多靶点、多模态影像可从不同层面揭示疾病状态，对AD的早期诊断和分期发挥关键作用。此外，氟[18F]唑洛妥([18F]Florzolotau)在中国已完成用于AD诊断的III期临床试验；其在4R tau蛋白疾病诊断方面也有一定优势，可推动非AD型tau蛋白疾病结合通路的早期诊断与精准分型[35]。 [18F]PI-2620探针通过调整分子骨架的刚性和平面性，凭借其独特的硫代喹啉并吡咯核心结构，在保留对AD相关3R/4R tau蛋白高亲和力的同时，显著降低对单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MAO)的亲和力，有效避免了脱靶结合；同时[18F]PI-2620在非AD tau蛋白病中也展现出巨大潜力，能在PSP患者脑中特异性显影，并有效区分PSP与PD[36]。[18F]PI-2620与[18F]DOPA联用，可有效实现PD中各亚型的分型鉴别[36]。[18F]GTP1与[18F]RO948作为咔唑类衍生物，可通过降低酸解离常数、增加极性表面区(polar surface area，PSA)及刚性桥环设计，进一步缩短PET扫描时间至30 min，并减少基底节中的非特异性滞留，为tau蛋白病的早期筛查、纵向随访和疗效评估提供了更高灵敏度、更优信噪比和更低辐射暴露的影像学工具[37]。 4. 多巴胺能系统PET示踪剂：在PD的病理进程中，位于黑质－纹状体通路突触前膜的多巴胺转运体(dopamine transporter，DAT)是其最早、最显著的分子损伤位点。[99mTc]TRODAT-1是首个用于DAT显像的99mTc标记显像剂，制备简单、易得，可以获得较好的图像分辨率，但血脑屏障通过率低、特异性低等缺点限制了其广泛应用[38]。为提升显像性能，目前多种高选择性DAT-PET显像剂已成功开发。在评估多巴胺能系统的放射性示踪剂中，托烷衍生物构成了一类重要的核医学显像剂。以碘[123I]氟潘([123I]FP-CIT，DaTSCAN)为代表的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示踪剂已获FDA批准，用于评估黑质纹状体通路的完整性，可在出现运动症状前3~5年检测到DAT密度降低，用于鉴别PD与特发性震颤、帕金森综合征[39]。以[123I]FP-CIT为先导化合物经18F标记获得的[18F]FP-CIT以及由[11C]PE2I衍生而来的[18F]FE-PE2I均可用于PD的早期诊断[40-41]。[18F]FP-CIT已被证明是评估PD患者DAT密度的有效工具，但缺点是在反映PD患者运动及认知症状严重程度方面存在一定局限[42]。相比之下，[18F]FE-PE2I对DAT具有更高的选择性和亲和力，且对5-羟色胺转运体的亲和力低，因此在PET成像中展现出更优的靶与非靶比和更好的图像对比度。Delva等[43]利用[18F]FE-PE2I-PET成像，对壳核尾部至嘴部的DAT密度进行精准量化，实现了对PD进展的客观评估。Kerstens等[44]在一项验证性研究中发现，PD患者中DAT密度与国际帕金森与运动障碍学会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MDS‑UPDRS)-III评分呈显著负相关(r=－0.47，P<0.05)。这一特性使得[18F]FE-PE2I可作为临床试验的替代终点，用于评估疾病修饰疗法与神经保护治疗策略对多巴胺能系统的影响。 多巴胺合成与代谢示踪剂可直接靶向多巴胺能神经元的胞内生化过程，为评估其功能活性提供分子水平证据。以[18F]FDOPA为代表的PET示踪剂可反映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末梢对左旋多巴类似物的摄取、脱羧及储存能力，已在欧洲和美国上市[45]，用于帕金森综合征相关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功能评估。与主要反映DAT完整性的[123I]ioflupane不同，[18F]FDOPA可从多巴胺合成与储存功能层面揭示黑质-纹状体通路的受损状态。因此，[18F]FDOPA PET与[123I]ioflupane显像可从不同环节互补评估多巴胺能系统功能，为PD及相关帕金森综合征的病情评估和鉴别诊断提供影像学依据。目前，[18F]FDOPA在中国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阶段，未来若获批上市，可进一步丰富PD及相关帕金森综合征的分子影像评价体系[46]。 多巴胺D2/D3受体主要分布于纹状体等脑区的突触后膜，是调控运动、情感和精神活动的关键靶点。以[11C]RAC为代表的苯甲酰胺类D2/D3受体PET显像剂，凭借高受体选择性(Ki=1.2 nmol/L)及适中的动力学特性，已成为科研和临床中评估纹状体受体功能的“金标准”[47]。而[11C]FLB457则因其极高的亲和力，能够实现对纹状体外低密度受体的有效显像。尽管二者结合可为全脑多巴胺能系统的多层次评估提供有力工具，但是11C核素较短的半衰期限制其广泛应用[48]。在此背景下，[18F]Fallypride作为新一代高亲和力苯甲酰胺类D2/D3受体探针展现出独特优势：它不仅能够清晰显示纹状体等高密度区域的受体分布，还可有效探测大脑皮质等低密度区域，从而实现对全脑D2/D3受体的全面可视化。Huhtala等[49]进一步优化了[18F]Fallypride的合成方法，实现高产率、高摩尔活度制备，并使用该方法检测到亨廷顿病患者脑内D2/D3受体密度显著下降，确定了[18F]Fallypride作为定量评估工具的临床价值。此外，该探针有高对比度成像特性，能够对精神分裂症患者D2受体功能受损进行可视化评估，为临床病理机制研究与药物疗效评估提供新的窗口与研究路径[50]。 囊泡单胺转运体(VMAT2)显像剂可直接定量评估脑中多巴胺能神经末梢的完整性，是诊断PD等突触核蛋白病最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其密度直接反映了存活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数量。在二氢丁苯那嗪衍生物这类显像剂中，[11C]DTBZ最为经典，其18F标记的类似物[18F]FP-DTBZ具有更适宜的半衰期，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51]。多巴胺D2/D3受体的[18F]Fallypride与靶向VMAT2的[18F]FP-DTBZ联用，为突触前多巴胺能终端功能评估提供了多维度、特异性的手段，有助于更全面评估PD进展。另外，Zhao等[52]采用固相合成法实现了D6-[18F]FP-DTBZ的自动化合成，首次在人体中评估了其安全性、生物分布与辐射剂量学特征。该研究在健康受试者中将D6-[18F]FP-DTBZ与[18F]FP-(+)-DTBZ进行头对头比较，结果显示氘代后的DTBZ核素探针(D6-[18F]FP-DTBZ)在VMAT2高密度区域(尾状核、壳核和伏隔核)中摄取量明显高于未氘代的DTBZ核素探针([18F]FP-(+)-DTBZ)，总体摄取量的标准摄取值比值高出约15%[52]；同时，在PD患者中行D6-[18F]FP-DTBZ显像发现，随着PD患者纹状体中VMAT2减少，摄取量显著降低，尤其是在壳核部位，体现出其诊断PD的潜力[52]。 5. α-syn靶向示踪剂：α-syn在PD患者脑内的异常聚集，始于其前体原纤维暴露的含特异性负电荷簇的C端疏水腔(尺寸8~12 Å)，该结构促进了α-syn病理性聚集的起始与扩展，最终在神经元胞体与突起中分别形成路易小体(Lewy body，LB)或路易突起(LN)[53]。值得注意的是，α-syn的病理性聚集同样见于路易体痴呆(DLB)和MSA等疾病中[54]。α-syn聚集时会形成与Aβ和tau蛋白类似的β-折叠结构，部分tau蛋白显像剂(如[18F]BF227、[11C]PBB3和[18F]Florzolotau)曾被尝试用于α-syn显像，但因其选择性不足而应用受限。 近年来，随着分子结构的持续优化，一批更具前景的α-syn特异性显像剂不断涌现。研究表明，吡唑并吡咯烷酮衍生物[18F]ACI-12589通过非平面螺旋构象、叔胺基团在生理pH下质子化以及易于形成氢键等优势，对α-syn聚集体表现出高选择性。放射自显影结果显示：[18F]ACI-12589在PD患者中的信号强度与健康受试者相比高出2~3倍，在MSA患者中的信号强度高出30倍，可明显区分MSA患者与健康受试者，为帕金森综合征疾病分类提供了强有力的潜在工具[55]。此外，Goto等[56]设计合成苯并咪唑吡啶酮衍生物[18F]SPAL-T-06和[18F]C05-05，系统评估了其在健康人体内全身生物分布、安全性和辐射剂量学，结果显示这两种探针在脑内均呈现较低的背景摄取；其中，[18F]SPAL-T-06可在MSA患者中实现对α-syn沉积部位的高对比度成像，而[18F]C05-05也被证实能有效检测PD和DLB患者脑内的α-syn沉积。 6. 突触密度靶向PET示踪剂：突触丢失是AD和PD共同的关键病理生理特征，且突触损耗往往早于神经元凋亡及明显的脑萎缩，是导致认知障碍和运动功能减退的最直接原因。位于突触囊泡膜上的SV2A作为反映活体突触密度的核心生物标志物，已成为评估AD和PD病情进展的新靶点。研究者们开发了一系列新型靶向SV2A的PET放射性示踪剂，包括[11C]UCB-J[57]、[18F]UCB-J[58]、[18F]UCB-H、[18F]SDM8[59]和[18F]SynVesT-2[60]等。 18F标记的[18F]UCB-J探针的药代动力学和成像特性与[11C]UCB-J相似，代谢率适中，脑摄取率高，特异性结合度强，图像质量进一步提高，有助于人体内SV2A表达和突触密度的成像与定量分析[58]。[18F]UCB-H是较早开发的SV2A示踪剂之一，在AD小鼠模型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中表现出较高的脑摄取，与SV2A脑内分布相匹配，但特异性低，限制了其在NDDs中的应用[61]。与[11C]UCB-J相比，[18F]SDM8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和人脑部表现出良好的成像特性，脑部摄取量高、适宜的动力学特征及特异性结合，显示出靶向SV2A的潜力，有望成为SV2A的优良放射性示踪剂[61]。[18F]SynVesT-2在非人灵长类及首次人体研究中均显示出快速动力学特性：注射后约10 min脑内放射性达峰，特异性高、非特异性摄取量低，对MCI和AD患者认知功能评估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其临床转化正在推进中[61]。 7. TSPO靶向PET示踪剂：TSPO主要在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中显著上调，是中枢神经系统免疫反应的核心生物标志物。通过PET对TSPO进行定量检测，能够实时追踪神经炎症活动，为揭示NDDs中的神经炎症与其他病理改变间的关联机制提供关键信息。尽管[11C]PK11195作为首个TSPO靶向PET示踪剂具有开创意义，但由于脑内渗透率低、非特异性结合高及血浆蛋白结合率高等问题，其临床应用受限[62]。 为克服第一代示踪剂的局限，多种新型配体已被开发并在AD和PD中开展评估。Yang等[63]首次在人体内评估了苯并二氮卓类衍生物[18F]GE180，并通过与Aβ显像剂[18F]Florbetapir进行对比，发现其脑内摄取虽与AD病理负荷相关，但因亲和力有限，其临床转化面临挑战。[18F]DPA-714是一种吡唑并嘧啶乙酰胺类TSPO示踪剂，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和特异性，已用于多种神经炎症研究。López-Picón等[64]在AD小鼠模型中发现[18F]DPA-714展现出更快的清除速率，使其具有较[11C]PBR28更清晰的脑内摄取。这也揭示了开发理想神经炎症显像剂时所面临的核心挑战，即靶向性、特异性与清除率三者之间的平衡。Ye等[65]的研究也拓展了[18F]DPA-714在PD领域的早期诊断价值：在经6‑羟基多巴胺诱导1周的PD大鼠模型中，[18F]DPA-714 PET-MRI成像提示TSPO信号显著上升，且该强度与运动缺损程度呈正相关(r=0.434，P<0.05)，表明[18F]DPA-714能灵敏地检测由早期小胶质细胞激活引发的神经炎症，为PD的病理进程监测提供了新视角。 二、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围绕Aβ、tau蛋白、α-syn、多巴胺能系统、SV2A和TSPO等靶点开发的PET示踪剂，已逐步实现对特定病理过程无创、定量和可视化评估，为NDDs的早期识别、鉴别诊断、病理分型及疗效监测提供了重要的分子影像依据。然而，单一靶点显像往往难以全面反映疾病全貌，未来PET分子影像的发展方向应从单靶点检测逐步转向多靶点、多维度的综合评估：(1)在AD中，基于Aβ、tau蛋白和FDG联合的“A/T/N”显像有助于同时评估多种病理改变与疾病进展风险，并提高对MCI向AD转化的风险分层能力。(2)在PD中，DAT、VMAT2及多巴胺D2/D3受体等靶点的综合评价，从而有利于实现从突触前神经元完整性、囊泡储存能力到突触后受体状态等不同层面反映黑质－纹状体多巴胺能通路功能变化，有望实现鉴别诊断及病理分型。(3)随着中国放射性药品注册监管体系和临床转化环境的不断完善，以[18F]Florbetazine和[18F]Florzolotau为代表的国内原研或中国主导临床转化的PET探针的临床应用正在推进，为NDDs的早期筛查和精准诊断提供了新的工具。 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多组学和系统生物学等技术的交叉融合，靶向既有靶点和新发现靶点的示踪剂将得到持续开发，分子影像技术和定量分析方法进一步发展，从而实现对NDDs病理异质性和疾病进程的可视化。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中，也将延伸至患者分层、疗效监测、疾病进展预测、新药研发和伴随诊断等方面。通过推动“机制探索→靶点发现→探针设计→开发筛选→临床验证→精准诊疗”的转化链条，PET分子影像将为AD和PD等NDDs的个体化管理提供更加可靠的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略 官网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欢迎关注！ 排版：周穗莉 校对：凌桂芳 审核：王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