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tridium butyricum M588(Miyarisan Pharma)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口腔健康。但实际上，很多口腔问题早已在悄悄增加。无论是儿童常见的龋齿，成年人困扰的口臭，还是中老年人高发的牙周病，其发生率都在不断上升。其中，牙周炎因患病人数众多、进展隐匿，已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口腔健康并不仅仅关乎牙齿本身。过去十多年的研究发现，口腔微生物与全身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例如，牙周炎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甚至阿尔茨海默病等慢性疾病之间，都存在一定关联。 在口腔微生物组（上）篇中，我们探讨了口腔微生物组的复杂性，口腔菌群的定植与平衡（口腔微生物组指南（上）：认识菌群定植、共生与失调，守护全身健康），接下来这篇，我们将深入了解口腔微生物组如何与多种系统性疾病相互作用，揭示其潜在机制和临床意义。通过分析口腔微生物组的失调如何影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认知衰退等健康问题，我们将为口腔健康管理提供新的视角和干预策略。 01 当口腔菌群失衡 最先出问题的口腔病 龋 齿   为什么爱吃糖会把菌斑推向致病状态  ► 龋齿的本质与成因 龋齿，俗称“蛀牙”，本质上并不是某一种细菌单独造成的结果，而是一种由微生物介导、受饮食驱动的牙体硬组织进行性破坏。它的关键，在于牙菌斑生物膜的生态平衡是否被打破。 在健康状态下，牙面菌群与宿主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但当口腔长期受到可发酵碳水化合物，尤其是蔗糖的反复冲击时，这种平衡就会开始偏移。 根据“生态学假说”，龋病并非由单一病原体引起，而是整个龈上微生物组在持续糖压力下发生生态演替的结果。 ► 生态平衡的破坏与致龋循环 糖被摄入后，菌斑中的产酸菌会迅速代谢底物，产生大量乳酸，使局部pH值下降。若这种过程反复发生，菌斑环境就会长期处于酸化状态。当pH持续低于约5.5时，对酸敏感的共生菌受到抑制，而更耐酸、也更善于产酸的菌群则被逐渐富集。于是，菌群结构开始从相对稳定的共生状态，转向更有利于致龋的失调状态。 在这一过程中，变形链球菌（Streptococcus mutans）和乳杆菌（Lactobacillus）是典型代表。它们既能产酸，又能耐受酸性环境，因此在低pH条件下更容易获得优势，并进一步强化局部酸化，形成一个自我维持的“致龋恶性循环”。 龈上牙菌斑的不同形态 Kim et al., 2020 ► 龋齿的复杂性 其中， S. mutans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产酸能力强，还因为它能够利用蔗糖合成大量胞外多糖（EPS）。 EPS作为生物膜基质，一方面促进细菌在牙面的黏附、聚集和生物膜成熟，另一方面形成物理屏障，削弱唾液的缓冲作用，使酸性产物更容易在生物膜深层积聚。结果是，牙釉质长期暴露于低pH微环境中，脱矿逐渐发生，最终形成龋损。 ► 细菌、真菌的协同作用 近年来的研究还提示，龋病并不完全是细菌。尤其在严重早期儿童龋中，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也可能参与致病过程。它与 S. mutans 之间存在明显的跨界协同： 白色念珠菌的菌丝可为 S. mutans 提供附着支架，而 S. mutans 产生的EPS又能将 C. albicans 稳定嵌入生物膜。两者共同存在时，生物膜的结构稳定性和产酸能力都会增强，从而加重牙体组织破坏。 因此，更准确地说，龋齿是口腔微生物组由共生走向失调的典型结果。当菌斑生态被持续推向一个更酸、更黏、更利于致龋菌生存的方向时，龋病就开始发生了。 牙周病 牙龈发炎、牙槽骨吸收，菌群是怎样失控的 牙周病是一类影响牙齿支持组织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牙龈炎和牙周炎。它的起点并不复杂：龈下菌斑生物膜发生失调。但问题在于，这种失调一旦越过某个阈值，后果就不简单。 牙龈炎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也是相对可逆的阶段。它通常由菌斑堆积引发，表现为牙龈红肿、出血。这个阶段，微生物组的整体变化还不算剧烈，但已经开始出现向革兰氏阴性菌倾斜的趋势。如果炎症长期得不到控制，病变就会向深部组织推进，逐渐发展为牙周炎。 ► 牙周炎的生态变化与关键病原体（牙龈卟啉单胞菌等） 牙周炎的关键变化，是生态位变了。随着牙周袋形成，龈下环境变得更加缺氧，同时龈沟液渗出增加，局部富含蛋白质、血红素和宿主组织降解产物。这种环境不再适合原本占优势的健康相关菌，反而更有利于严格厌氧、蛋白水解型细菌扩张。 因此，牙周炎是一个多物种协同驱动的失调过程。其中，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常被视为关键病原体。它能够通过牙龈蛋白酶等毒力因子破坏宿主免疫监视、操纵炎症反应，为整个致病菌群创造更有利的生存条件。 与此同时，福赛斯坦纳菌（Tannerella forsythia）和齿垢密螺旋体（Treponema denticola）也常与其共同富集，被视为重度牙周炎的核心相关菌群。 ► 牙周炎的复杂性与恶性循环 除了这些重要菌，其他厌氧菌也在其中发挥协同作用。比如，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常被称为“桥梁菌”，因为它能够连接早期和晚期定植菌，促进更复杂的生物膜形成。与此同时，Prevotella intermedia、Parvimonas micra、Filifactor alocis等菌也常参与其中，共同塑造出一个更稳定、也更具破坏性的龈下微生态。 ► 牙周炎：多样性增加 和龋病不同，牙周炎的微生物变化并不主要表现为少数菌独占优势，而常常表现为多样性增加。这提示牙周袋已经形成了一个更复杂的生态系统：营养来源更多，微环境分层更明显，不同细菌之间的协作也更强。 换句话说，牙周炎不是简单的感染加重，而是一个失调群落逐步成熟的过程。 ► 失调菌群与宿主炎症反应相互放大——造成组织破坏 这些菌群通过LPS、蛋白酶和其他代谢产物持续刺激宿主，诱导一种过度而破坏性的炎症反应。最终，胶原纤维被降解，牙槽骨发生吸收，牙齿支持组织逐渐丧失，临床上就表现为牙周袋加深、附着丧失、牙齿松动，甚至脱落。 所以，牙周病更像是口腔微生物组在龈下环境中完成了一次方向错误的重组：菌群越失调，炎症越难控制；炎症越持续，越有利于致病菌继续扩张。牙周炎的进展，正是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 口腔念珠菌病  当共生真菌变成机会致病菌  口腔念珠菌病，俗称“鹅口疮”，是最常见的口腔真菌感染，主要由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过度生长所致。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白色念珠菌本来就是口腔中的常见共生菌。问题在于什么条件下，它会从共生状态转向致病状态。 ► 这种转变通常发生在宿主防御被削弱的时候 常见诱因包括免疫力下降、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佩戴义齿以及唾液分泌减少。这些因素看似不同，但共同指向一点：它们都会改变口腔原有的微生态平衡，使原本受到限制的念珠菌获得扩张机会。 ►口腔念珠菌病的发生，同样嵌在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 抗生素的使用就是典型例子。它在抑制细菌感染的同时，也会杀灭那些原本对白色念珠菌具有抑制作用的细菌，从而为真菌过度生长腾出空间。 更复杂的是，口腔中的细菌对念珠菌并不都是拮抗的。一些细菌会与其形成协同关系。例如，口腔链球菌（Streptococcus oralis）可增强白色念珠菌的黏附、生物膜形成和对宿主组织的侵袭能力。 相反，也有一些共生菌具有保护作用。比如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能够通过产生乳酸、过氧化氢和细菌素等物质，抑制白色念珠菌的生长及其菌丝形成，在维持细菌—真菌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 ► 从致病机制看，白色念珠菌的关键是毒力状态的切换 其致病性主要依赖于几个环节： 形态转换——即从酵母型转变为更具侵袭性的菌丝型； 黏附能力增强——更容易附着于黏膜或义齿表面； 生物膜形成——提高其定植稳定性与耐受性； 分泌蛋白水解酶和毒素，尤其是Candidalysin，从而损伤上皮屏障并诱发炎症反应。 ► 白色念珠菌转为致病菌，出现白斑 当这些过程被启动后，白色念珠菌就不再只是“定植者”，而成为能够黏附、侵入并损伤上皮的机会致病者。临床上，最终表现为口腔黏膜上的典型白色斑块。 因此，口腔念珠菌病是一次真菌—细菌—宿主三者失衡。当抑制力量减弱、协同因素增强，而白色念珠菌又完成了从共生型向侵袭型的切换，疾病就发生了。 02 口腔问题为什么不只发生在口腔里 牙周袋：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炎症和细菌储源 如果说龋病和牙周病首先是口腔局部的微生态失衡，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失衡并不总停留在口腔内部。 尤其在牙周炎中，牙周袋可以被视为一个持续存在的炎症和细菌储源。在这个环境里，失调的龈下微生物群长期定植，局部炎症不断维持，牙龈上皮屏障也随之受损，甚至形成溃疡面。这样一来，口腔与全身之间原本相对清晰的边界，就变得不再稳固。 这意味着，牙周袋更像是一个持续向外释放细菌、细菌产物和炎症介质的源头。日常生活中，咀嚼、刷牙等看似普通的动作，都可能造成短暂菌血症，使口腔中的微生物或其成分进入血液循环。 因此，牙周炎的意义不能只理解为牙龈发炎或牙槽骨吸收。从全身角度看，它还代表着一种持续存在的炎症。也正因为如此，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可能存在明确的生物学通路。 细菌、毒素和炎症介质，如何从口腔影响全身 口腔微生物组失调之所以可能影响全身，主要有三条路径：细菌本身进入循环、细菌产物进入循环，以及局部炎症介质外溢。 路径一，细菌本身进入循环 牙周炎时，受损的牙龈屏障为细菌进入血流提供了直接通道。 研究已经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关节滑液，甚至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检测到牙周相关致病菌的DNA或菌体本身，如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和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这并不意味着口腔细菌必然是这些疾病的单一病因，但至少说明，它们并非始终被限制在口腔局部。 路径二，细菌产物进入循环 细菌结构成分和代谢产物的系统性作用，其中最典型的是革兰氏阴性菌外膜上的脂多糖（LPS）。 LPS进入血液后，可与宿主细胞表面的Toll样受体4（TLR4）结合，激活NF-κB等炎症信号通路，诱导TNF-α、IL-6、IL-1β等促炎细胞因子产生，从而推动或维持一种低度的全身炎症状态。 口腔源LPS驱动的代谢性内毒素血症，被认为是连接牙周炎与胰岛素抵抗、动脉粥样硬化等代谢性疾病的重要机制之一。 路径三，局部炎症介质溢出到全身循环 牙周炎病灶中会持续产生大量TNF-α、IL-6、IL-1β、PGE₂和MMPs。这些分子不仅参与局部组织破坏，也可能进入循环，对远端器官产生影响。 比如，升高的TNF-α和IL-6可干扰肝脏和脂肪组织的胰岛素信号传导，促进胰岛素抵抗；同样，这类炎症因子也会加重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与不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牙周炎并不是一个封闭在口腔里的局部事件。它更像是一个持续释放炎症信号的慢性病灶。 为什么口腔炎症和全身慢病常常互相加重 口腔与全身之间的关系，关键不只在于口腔炎症影响全身，还在于它们之间往往是双向作用。 ◐ 全身慢性病 👉 口腔 一方面，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常伴随着持续的低度系统性炎症。这种全身炎症状态会改变口腔局部环境，对口腔微生物组施加新的选择压力，促进失调发生。 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高血糖可导致中性粒细胞趋化和吞噬能力下降，削弱机体对牙菌斑细菌的清除能力；同时，AGEs积累又会过度激活巨噬细胞，放大TNF-α、IL-1β等促炎反应，使局部组织破坏更重、更难恢复。 ◑ 口腔 👉 全身慢性病 另一方面，系统性炎症还会改变龈沟液和唾液成分。牙龈血管通透性增加后，龈沟液流量上升，其中富含血清蛋白、炎症介质和宿主降解产物，为蛋白水解型牙周致病菌提供了更有利的营养条件。 对糖尿病患者而言，唾液和龈沟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升高，又进一步为糖酵解细菌提供额外底物，推动致龋菌和部分牙周相关菌扩张。 恶性循环 慢性炎症还常伴随氧化应激增强。过量活性氧不仅会损伤牙周组织，也会进一步改变微生物生存环境。结果是，原本已经失衡的口腔微生物组更容易向致病方向偏移，而失调菌群又反过来加剧牙周炎、龋病等口腔疾病的严重程度。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 全身慢病所伴随的低度炎症 → 改变口腔局部环境 → 促进口腔微生物组失调 → 加重口腔炎症 → 进一步推高全身炎症负担。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一些慢性病患者来说，口腔问题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它既是局部失衡的结果，也可能是全身炎症状态的一部分表现。 03 口腔微生物组相关的 疾病及临床研究 越来越多研究提示，口腔微生物组并不是孤立的局部生态。尽管不同疾病的证据强度并不一致，但它与代谢、免疫、炎症以及神经退行性过程之间，可能存在真实的生物学联系。  1.糖尿病   被高血糖重塑的口腔微生物组 在口腔微生物组与全身疾病的联系中，2型糖尿病（T2D）与牙周炎是目前证据较充分。 菌群为什么会失衡？因为生态位先变了 糖尿病并不会凭空制造某一种致病菌，而是先改变了菌群赖以生存的生态位。高血糖状态下，唾液和龈沟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升高，唾液pH下降，龈沟液渗出增多，局部血清蛋白和组织降解产物也更容易进入牙周袋。对微生物而言，这意味着营养底物更丰富、炎症相关分子更多、局部环境更有利于耐炎症和机会致病菌扩张，导致口腔菌群往往会逐渐偏离共生状态，滑向更具炎症驱动性的失调状态。 菌群结构变化 系统综述显示，与健康对照相比，2型糖尿病患者口腔微生物组中常可见厚壁菌门富集，部分研究还观察到梭杆菌门（Fusobacteria）增多，而拟杆菌门在健康人群中更常见。 属水平上，Prevotella、Catonella、Leptotrichia、Rothia 等菌属更常被报道为富集。另一些研究则提示，2型糖尿病患者中还可能出现变形菌门增加，而梭杆菌门和弯曲杆菌门相对减少。 虽然不同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但糖尿病导致的改变反映了菌群结构和功能整体向促炎方向偏移。 菌群功能的重组 关于菌群α多样性的研究结果也并不统一：有的研究发现升高，有的发现降低。这恰恰说明，关键不在于“菌更多还是更少”，而在于菌群之间的关系、代谢分工和生态功能被重新组织了。 已有研究提示，血糖控制较差时，龈下产丁酸菌减少；而糖尿病相关代谢紊乱可伴随琥珀酸积累，进一步增强Fusobacterium nucleatum、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等牙周相关菌的生长优势和毒力表达。 炎症本身也在塑造菌群 糖尿病相关的菌群失调，并不只是高糖“喂出来”的结果，炎症本身也是力量。研究显示，糖尿病状态下，中性粒细胞趋化、吞噬和杀菌功能受损，巨噬细胞更倾向于维持促炎表型，T细胞反应也更偏向Th1/Th17而非免疫调节状态。结果是，机体一方面对菌斑清除不足，另一方面局部炎症又持续放大，最终形成“清除不够、炎症过强、修复不足”的失衡状态。 动物实验发现，糖尿病易感小鼠在疾病进展过程中会出现口腔菌群明显重塑；而阻断 IL-17 通路后，糖尿病背景下口腔菌群的致病性可以被部分削弱。 也就是说，炎症并不只是菌群失调的后果，它反过来也在推动菌群向更具致病性的方向演化。 2型糖尿病与牙周炎之间的双向循环关系 doi: 10.1080/20002297.2026.2635233 微生物通路与全身健康 口腔微生物组不仅因为它影响牙龈和牙周组织，还可能通过代谢通路参与更广泛的全身调控。 口腔菌群参与的硝酸盐–亚硝酸盐–一氧化氮（NO）通路逐渐受到关注。部分口腔细菌能够将唾液中的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后者进一步参与体内NO生成。NO与血管舒张、葡萄糖代谢和免疫调节密切相关，因此这条通路可能是连接口腔健康与心脏代谢健康的重要桥梁。 已有小型实验研究发现，干扰口腔硝酸盐还原菌会影响血压和代谢反应；ORIGINS研究也提示，反映更强亚硝酸盐生成能力的微生物标志，与更低的心代谢风险评分相关。 这意味着，牙周炎相关的菌群失调，可能不仅加重局部炎症，也可能削弱NO相关代谢通路。 牙周炎对糖代谢的影响 牙周病中的细菌、脂多糖（LPS）及炎症介质可持续进入循环，推动低度全身炎症，干扰胰岛素信号，并促进胰岛素抵抗。 纵向研究和荟萃分析提示，牙周炎与新发糖尿病风险升高相关；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牙周炎与新发糖尿病风险增加相关，风险比约为1.26（95% CI 1.12–1.41）。 ORIGINS研究进一步将龈下菌群组成与炎症水平、胰岛素抵抗、前驱糖尿病患病率及后续血糖变化联系起来，表明口腔菌群失调可能不仅是糖尿病的结果，也可能参与糖代谢恶化。 治疗牙周，也可能帮助控糖 随机对照试验、系统综述和Cochrane综述显示，牙周治疗后 3–4个月，糖尿病患者的 HbA1c平均可下降约0.43%。 这一变化幅度虽然不算巨大，但已具有明确临床意义，也说明控制牙周炎可能减轻代谢负担。 综上所述，高血糖持续改变口腔生态位，推动菌群结构、代谢功能和宿主反应失衡；失调菌群又通过局部炎症、系统炎症、NO通路受损及潜在的口腔—肠道轴效应，反过来参与糖代谢恶化。因此，牙周管理应被纳入整体代谢管理的一部分。  2.肥胖  口腔微生物组重塑加剧牙周炎风险 肥胖除了与肠道微生物组的稳定关联外，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肥胖状态也伴随口腔微生物组的系统性重塑，并可能通过炎症与代谢通路与牙周炎形成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 肥胖相关的脂肪组织炎症可导致循环中TNF-α、IL-6、CRP等炎症介质升高，诱发或加重胰岛素抵抗。同时，脂肪因子谱系失衡（如瘦素升高、脂联素下降）可影响中性粒细胞与巨噬细胞功能，改变组织修复与免疫稳态，使牙周组织更易处于促炎与破坏性微环境，为牙周相关致病菌的定植与扩张提供生态位基础。 慢性牙周炎与肥胖之间的双向联系机制 doi: 10.1016/j.jds.2025.07.009 门水平的偏移 研究显示，肥胖个体的唾液中常观察到厚壁菌门相对富集，而拟杆菌门在非肥胖个体中更占优势。这一现象与部分2型糖尿病研究的结果相似，提示口腔微生物组可能对“能量过剩—低度炎症—代谢紊乱”背景存在共同响应模式。这类门水平差异反映了群落生态结构的整体偏移，提示肥胖状态下口腔微生态稳态更易被打破，并向促炎相关的结构迁移。 属水平变化：从“饮食底物信号”到“牙周致病潜能” 在属水平上，肥胖个体唾液中显著富集的菌属包括： 普雷沃菌属（Prevotella）：其富集在多项研究中重复出现，反映了肥胖相关饮食结构与口腔底物环境改变的适应性重排。 放线聚集杆菌属（Aggregatibacter）：该属中的A. actinomycetemcomitans与侵袭性牙周炎密切相关，其在肥胖人群中的升高提示肥胖可能促使口腔微生态向更高牙周致病潜能的方向移动，从而加大全身炎症与局部牙周破坏风险。 肥胖相关口腔菌群改变，同时包含营养底物改变、免疫炎症偏移与致病潜能上调等多个层面。 肥胖与牙周致病菌群：即便无临床牙周炎，也可能预先定植 除了上述菌属，一些与牙周病相关的“菌团复合体”细菌也与肥胖相关，并且在部分研究中，这种关联可在统计上独立于临床牙周炎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上与重度牙周炎密切相关的核心病原组合（“红色复合体”）包括： 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福赛斯坦纳菌（Tannerella forsythia） 齿垢密螺旋体（Treponema denticola） 这一现象提示肥胖可能通过系统性炎症与免疫调节改变，先行改变口腔/牙周生态位，使这些牙周相关病原体更易稳定存在，随后在菌斑积累或局部屏障受损等条件下进一步推动牙周组织破坏。 表明肥胖不仅是牙周炎的背景风险因素，也可能通过驱动牙周致病菌群的结构性偏移参与疾病进程。 致肥胖微生物组 致肥胖微生物组（obesogenic microbiota）的讨论框架同样适用于口腔。肥胖的慢性低度炎症与脂肪因子失衡背景下，口腔微生物组更易发生促炎与牙周致病方向的生态重组。这种重组可能通过增强局部与系统炎症、加重胰岛素抵抗相关通路，反过来参与肥胖相关代谢风险与牙周并发症的形成。 因此，在肥胖人群中评估与干预口腔微生态（尤其是龈下/唾液菌群及牙周状态），可能具有超越口腔局部的代谢与炎症管理意义。 3.肝病 牙周炎加重肝纤维化，口腔微生态影响肝功能 近年来，越来越多临床研究支持“口腔—肠道—肝轴”的存在，即牙周炎相关口腔失衡可通过全身炎症、内毒素血症及口源菌经肠道转运等途径影响肝脏。 现有系统综述纳入的 20 项研究总体提示：口腔炎症与肝损伤之间具有生物学合理性，但因果关系尚未建立，且不同研究在样本来源、检测方法和肝病表型上存在较大异质性。 MASLD/NAFLD：以牙龈卟啉单胞菌为代表的牙周致病菌最受关注  在各类肝病中，关于 MASLD/NAFLD 的证据最多。现有研究显示，牙周炎暴露，尤其是牙龈卟啉单胞菌，与 NAFLD 更重的肝脏表型、特别是肝纤维化进展相关。 部分研究发现，唾液中牙龈卟啉单胞菌检出率在 NAFLD 患者中更高，其侵袭性 fimA 基因型与病情进展有关；另有研究提示，牙龈卟啉单胞菌升高与肝脏硬度增加及进展性纤维化风险升高相关。 除牙龈卟啉单胞菌外，Aggregatibacter actinomycetemcomitans、Prevotella intermedia、Tannerella forsythia、Fusobacterium nucleatum也被反复提及。 其中特别是 A. actinomycetemcomitans 与更差的代谢/肝脏表型（如胰岛素抵抗、脂肪肝程度）有关，而 NAFLD 相关口腔失衡中还可见 Porphyromonas endodontalis、Prevotella intermedia、Fusobacterium nucleatum增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研究都支持单一病原体模型。 大样本人群研究显示，血清抗牙龈卟啉单胞菌抗体与 NAFLD 并无明确关联；相反，较新的 16S 研究更支持群落水平信号，即与 MASLD 相关的并非单一菌，而是以 Neisseria、Streptococcus、Fusobacterium、Veillonella 为优势的唾液微生物群结构变化。 口腔-肠道-肝脏轴将牙周炎与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联系起来 doi: 10.2147/IJGM.S554833 其他肝病类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酒精性肝炎和 HCC 亦可见口腔微生态异常  除脂肪性肝病外，病毒性肝炎和肝硬化患者也常伴有更重的牙周负担。 研究提示，在 HBV/HCV 相关肝病中，牙周炎与肝纤维化进展存在关联；肝硬化患者口腔中“红复合体”相关菌群，即牙龈卟啉单胞菌、Tannerella forsythia 和 Treponema denticola，可相对增多。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肝硬化合并牙周炎患者的龈下菌群并不一定表现为经典红/橙复合体富集，而更像是免疫功能受损背景下的非典型失衡。  在 AAH 中，患者针对牙龈卟啉单胞菌的IgG/IgA/IgM 水平升高，且 IgM 反应与肝损伤指标相关。  在 HCC 尤其是 MASH/NASH-HCC 中，现有小样本研究提示 Fusobacterium nucleatum富集最为稳定，而牙龈卟啉单胞菌、Tannerella forsythia、Prevotella intermedia 也有升高趋势。 另有研究发现，HBV→肝硬化→HCC 进展过程中，唾液菌群多样性下降，并伴随分期相关的口腔菌群变化，提示其可能具有一定的分层或标志物价值。 可能机制：全身炎症、内毒素和口源菌-肠道转运是主要通路  现有证据更支持间接机制而非频繁的直接细菌移位。牙周致病菌及其产物，尤其是 LPS 和毒力因子，可激活 TLR/NF-κB 信号通路，促进 TNF-α、IL-1β、IL-6 等促炎因子释放，诱导氧化应激并激活肝内 Kupffer 细胞，从而推动脂肪变性、炎症和纤维化。 通过吞咽唾液，口源菌及其内毒素还可进入肠道，改变肠道菌群和屏障功能，经门静脉进入肝脏，形成“口腔—肠道—肝”炎症放大回路。值得注意的是， 在失代偿期肝硬化腹水患者中，研究未在腹水中检出牙龈卟啉单胞菌或 A. actinomycetemcomitans，提示临床上更可能是炎症/内毒素介导，而非直接转位至腹水。  4.炎症性肠病   双向关联、口腔—肠道轴 炎症性肠病（IBD）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是一类以慢性肠道炎症、菌群失衡和免疫异常为特征的疾病。现有研究普遍提示，IBD 与牙周炎存在明确的双向关联：IBD 患者牙周炎的患病率和严重程度更高，而牙周病人群发生 IBD，尤其是 UC 的风险也可能升高。这提示两者可能通过“口腔—肠道轴”相互影响。 微生物机制：口源致病菌与肠道失衡相互牵连  牙周炎相关菌群可通过消化道或血源途径影响肠道生态，其中较受关注的“桥接菌”包括 Klebsiella、Porphyromonas gingivalis、Fusobacterium nucleatum 、 Candida albicans。 其中，P. gingivalis 及其所在的“红复合体”成员 Treponema denticola、Tannerella forsythia 是牙周炎的重要致病菌；F. nucleatum 可破坏肠黏膜屏障；Candida albicans 也可能参与肠道炎症放大。 IBD肠道菌群常表现为多样性下降，厚壁菌门减少，变形菌门增加；放线菌门在部分研究中增加；拟杆菌门的变化各研究结果不一，不同IBD亚型间存在差异。其中产丁酸菌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明显减少，被认为与肠道抗炎能力下降密切相关。 IBD 对口腔微生态的反向影响  IBD 不仅累及肠道，也会反向改变口腔生态。已有研究发现，IBD 患者口腔中 Spirochaetes、Bacteroidetes 、 Prevotella 增多，而健康人口腔中常见的 Streptococcus 减少；部分研究还提示口腔 Firmicutes、Fusobacteria 下降。由于这些变化与牙周炎相关生态失衡存在重叠，IBD 可能通过重塑口腔微环境，进一步促进牙周炎症发展。 牙周炎与炎症性肠病之间的微生物相关性 doi: 10.3389/fcimb.2023.1132420 共同免疫通路：Th17/Treg 失衡与促炎因子升高  IBD 与牙周炎共享多条免疫炎症机制，其中 Th17/Treg 失衡 是最核心的共同通路之一。口源致病菌可通过 TLR/MyD88/NF-κB 等信号通路激活免疫反应，促进 IL-1β、IL-6、TNF-α、IL-17 等促炎因子升高，并通过 RANKL、M-CSF 和 MMP-9 等途径加重组织破坏和屏障损伤。相对地，Treg 相关的 IL-10 和 TGF-β 保护作用减弱，也会进一步推动口腔与肠道炎症的恶性循环。 总体来看，IBD 与牙周炎之间存在较明确的双向联系，其核心基础在于口源致病菌向肠道迁移、IBD 反向重塑口腔微生态，以及共同的免疫炎症失衡。不过，现有证据仍以相关性研究为主，其因果关系及干预价值仍需更多纵向和机制研究进一步验证。  5.类风湿关节炎  口腔微生物组可能是重要诱因之一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简称RA）是一种以关节滑膜慢性炎症为核心的系统性自身免疫病，通常由遗传易感（如特定HLA-DRB1基因型）与环境因素（如吸烟、感染）共同触发。 牙周炎与类风湿关节炎：关联强、且可能可逆 近年证据提示，牙周炎相关的口腔微生物组失调可能是RA的重要环境触发因素之一。流行病学研究相对一致地显示：RA患者更易合并且更易出现重度牙周炎；反之，牙周炎人群RA风险上升。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RA患者中，牙周炎严重程度往往与疾病活动度（如DAS28）及炎症指标（CRP、ESR）呈正相关；而非手术牙周治疗（NSPT）在改善牙周状况的同时，也被报道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RA活动度。 这些现象提示：口腔炎症与RA并非简单“共病”，而可能共享可被干预的炎症—免疫通路。 关键桥梁：异常瓜氨酸化与ACPA，并非一定从关节开始  RA最具代表性的免疫学特征之一是抗瓜氨酸化蛋白抗体（ACPA）。 ACPA常在关节症状出现前多年即可检出，提示RA的自身免疫启动可能发生在关节之外。 “黏膜起源假说”据此提出：口腔、肺、肠道等黏膜部位的慢性炎症与微生物刺激，可能先诱导异常的蛋白瓜氨酸化，继而打破免疫耐受，推动ACPA产生与成熟。牙周炎局部环境中宿主PAD酶活性升高、龈沟液/牙龈组织中瓜氨酸化蛋白增加，也为“口腔先行”的路径提供了生物学可解释性。 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机制中的口腔-肠道-免疫-营养轴 doi: 10.3390/ijms27052385 两类机制型关键菌：牙龈卟啉单胞菌直接促瓜氨酸化；伴放线聚集杆菌诱导超瓜氨酸化  在众多牙周相关菌中，目前最核心、机制证据最明确的主要集中在两种病原体： 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它被称为连接牙周炎与RA的“明星菌”，原因在于其携带宿主所不具备的细菌源性PAD酶——PPAD。在牙龈蛋白酶（gingipains）等毒力因子的配合下，牙龈卟啉单胞菌可更高效地产生/暴露底物并直接促进宿主蛋白瓜氨酸化，从而生成新的抗原表位，推动ACPA反应，并在动物实验中被证明可加重关节炎表型。 伴放线聚集杆菌（Aggregatibacter actinomycetemcomitans） 其分泌的白细胞毒素A（LtxA）可靶向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细胞并造成膜损伤，引发钙离子内流，进而非特异性激活宿主PAD2/PAD4，导致细胞内蛋白发生大规模的超瓜氨酸化（hypercitrullination）。这些高负荷的瓜氨酸化抗原释放后，可能成为强烈的自身免疫刺激源，促进ACPA形成。 高危个体的口腔失调：可能早于关节炎发作  在尚未出现典型关节炎表现、但已ACPA阳性的RA高危人群中，研究者已观察到口腔微生物组失调特征：即使在牙周临床表现不典型的位点，也可出现偏向牙周炎样的生态结构，并更易检出或富集与牙周炎相关的菌群（其中包括上述关键菌）。 与此同时，“双向瓜氨酸化/分子模拟”也被提出：宿主炎症反应既可瓜氨酸化自身蛋白，也可能瓜氨酸化细菌蛋白；部分抗体可能先针对细菌抗原产生，随后因交叉反应转向自身靶点，从而推动自身免疫扩展。 总体而言，现有证据支持：牙周炎相关口腔微生物组失调可能通过异常瓜氨酸化—ACPA轴参与RA的启动与放大，其中牙龈卟啉单胞菌（PPAD）与伴放线聚集杆菌（LtxA）是目前机制链条中最关键的两类病原线索。 因此，从口腔微生物组视角看，RA并不一定是“从关节开始”的疾病；在遗传易感个体中，口腔黏膜可能提供了一个长期、低度但持续的自身抗原生成与免疫驱动场景，也使口腔健康干预成为值得关注的辅助策略之一。 干预方向 非手术牙周治疗（NSPT），包括龈上刮治、龈下刮治和强化口腔卫生指导，是牙周管理的标准措施，也是类风湿关节炎和牙周炎患者最常采用的干预措施。非手术牙周治疗可以显著改善牙周结果，如探诊深度、附着丧失和牙龈出血指数。更重要的是，在接受神经内分泌治疗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短期随访中，他们的全身炎症指标（如疾病活动评分和急性期反应物）显示出下降趋势。 然而，这些系统性益处通常仅在3到6个月的随访期内有效，其可持续性尚未通过长期研究得到确认。 抗菌辅助治疗：在牙周临床实践中，阿莫西林与甲硝唑的短期系统应用是非手术治疗的常见强化措施。特别是对于具有侵袭性或难治性牙周炎的患者。 系统性抗生素治疗需要考虑药物耐药性和个体耐受性的风险。因此，抗菌辅助治疗应被视为RA患者严重或难治性牙周炎的个体化选择，并需仔细评估与微生物群破坏相关的潜在系统性影响。 生物制剂：研究表明，生物制剂如抗TNF和抗IL-6与某些患者牙周炎症指标的降低相关，提示全身炎症的缓解可能对牙周健康带来益处。 ▸ 普遍认为，良好的口腔卫生行为（如定期刷牙、使用牙线和牙间刷）、戒烟以及定期专业维护和口腔菌群检测可以显著降低牙周病复发的风险。对于类风湿患者，纳入口腔健康教育和长期随访可以帮助减少局部炎症负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全身炎症水平。 多学科合作是提高治疗效果的关键：类风湿科与牙周医生的联合管理可以实现疾病信息共享和协调治疗计划，避免治疗盲点，促进RA和牙周病的双重控制。未来的临床研究还应将牙周和类风湿结果设定为共同终点，以更全面地评估干预的临床意义。  6.高血压   信号明确，但特征菌尚未定型 高血压（Hypertension）是全球超过12亿人面临的重大健康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它与口腔微生物群密切相关。 与T2D和肥胖相比，高血压与口腔微生物组的结果具有异质性。“两者有关联”这一点明确，但具体是哪些菌升高、哪些菌下降，不同研究之间并不总是一致。 高血压口腔菌群变化 从群落特征看，关于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的结果并不统一：有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多样性下降，也有研究发现升高，还有一些研究未见显著差异。 具体而言，Atopobium、Prevotella、Bacteroides、Streptococcus、Veillonella等细菌在高血压患者的唾液中丰度显著升高。 牙周相关菌群，可能是更稳定的一条线索 相比“单个属是否升高”，牙周致病相关菌群的富集也许是理解高血压更有意义的切入点。 牙周炎的致病菌和抗体负荷较高与收缩压、舒张压和高血压患病率显著相关。据报道，包括中间普里沃菌（P. intermedia）、牙龈卟啉单胞菌（P. gingivalis）和具核梭杆菌（F. nucleatum）在内的多种牙周细菌与高血压显著相关。 口腔微生物易位参与了高血压的进展 尽管在生理条件下，胃和胆汁酸可以杀死大多数微生物，但口腔微生物仍可通过吞咽直接进入肠道，尤其是在牙周感染的情况下。 来自重度牙周炎患者的卟啉单胞菌科和梭杆菌属可在小鼠肠道中易位并定植。牙龈卟啉单胞菌通过FimA菌毛侵入树突状细胞作为转运载体，从而进入人类主动脉内皮细胞，对高血压构成威胁。 在接受人类口腔微生物移植的高血压患者和高血压小鼠中，韦荣氏球菌属是口腔-肠道间常见的稳定富集的传递菌。 菌群代谢物的调节作用 在重度牙周炎患者和实验性牙周炎ApoE-/-小鼠的血清中，发现三甲基胺N-氧化物（TMAO）水平升高，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和内皮功能受损（图A）。高血压患者的独特代谢簇与龈下菌斑中的微生物群显著相关。 doi: 10.3389/fcimb.2025.1731845 牙周病原体通过诱导内皮功能障碍来加重高血压 研究发现，牙周炎患者的肱动脉血流介导性扩张（FMD）下降，暗示内皮功能受损。同时，严重感染的牙周组织释放的促炎介质可进入体循环，进而影响内皮功能。宿主免疫系统对微生物感染作出反应，因此不同易感性的宿主个体之间血管内皮损伤程度不同。牙周炎症可通过血管内皮细胞上的受体（包括TLR-2和TLR-4）检测到，从而激活炎症级联反应，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并促进粘附分子的表达。 一氧化氮（NO）水平的调节 口腔微生物组通过调节一氧化氮（NO）水平影响高血压。 NO是由内皮细胞产生的血管舒张剂，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内源性NO由特定的NOS合成，以L-精氨酸为底物，利用氧气、NADPH等（还需BH4等多种辅因子），将L-精氨酸转化为L-瓜氨酸，同时生成NO。 NOS主要分为三类： 神经型NOS、诱导型NOS、内皮型NOS 其中内皮型NOS（eNOS）是维持内皮完整性和血管张力的关键调节因子。 释放的NO可以立即被氧化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唾液腺和饮食中的硝酸盐可以通过口腔细菌中的硝酸盐还原酶还原为亚硝酸盐，随后再被去硝化细菌转化为NO。 研究表明，正常血压个体的唾液中NO和微生物多样性较高。 多种口腔微生物，包括Neisseria、Haemophilus、Granulicatella、Veillonella、Prevotella、Corynebacterium、Actinomyces、Rothia，能够还原硝酸盐。 具体而言，Streptococcus mutans、Fusobacterium nucleatum、Veillonella dispar具有亚硝酸盐还原能力。然而，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的内皮细胞会产生过量的活性氧（ROS），这可能干扰NO通路，并降低NO的生物活性。 值得注意的是，NO的释放还具有抗菌活性，能够对抗与牙周炎相关的细菌，如Aggregatibacter actinomycetemcomitans、F. nucleatum。然而，使用抗菌漱口水可能会导致口腔微生物组的组成变化，从而影响NO的产生。 多项研究表明，使用抗菌漱口水会降低唾液和血浆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浓度，导致血压升高。相反，含有无机硝酸盐和抗氧化剂的漱口水可以影响口腔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和结构，促进肠-唾液循环，并在一周内有助于降低血压。 另一项荟萃分析未显示漱口水使用与血压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这种不一致的可能原因包括漱口水的成分和使用时间的差异，以及高血压的严重程度不同。 理解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高血压的病理生理，还可能为其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心血管疾病（CVDs）中口腔-肠道轴的机制 doi: 10.3389/fcimb.2025.1658502 7.动脉粥样硬化 口腔菌群参与血管炎症与斑块形成 动脉粥样硬化的核心病理基础是血管内膜脂质沉积、慢性炎症和内皮功能障碍。 口腔菌群在血管炎症与斑块形成中的作用 现有研究提示，口腔微生物组可能通过系统性炎症、菌血症、血管内皮损伤以及代谢紊乱等多条路径参与其进展。牙周炎患者常伴随白细胞计数升高以及 TNF-α、IL-6、IL-8、aMMP-8 等炎症标志物升高，这种低度全身炎症可促进内皮功能障碍，并增加动脉粥样硬化风险。 口腔菌群的变化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联 在菌群层面，已有研究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唾液中 Streptococcus、Lactobacillus、Actinobacteria、Cutibacterium 的丰度较高，而 Bacteroidetes 相对减少。 多项研究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检测到了口腔来源细菌或其DNA，其中较常被提及的包括 Veillonella、Streptococcus 以及牙周相关病原体牙龈卟啉单胞菌。 有研究甚至提示，牙龈卟啉单胞菌是冠状动脉和股动脉标本中检出的优势菌之一。与此同时，Fusobacterium nucleatum 还被报道可通过促进肝脏糖酵解和脂质生成，加重动脉粥样硬化表型。 8.心肌梗死 可能影响梗死后损伤修复 心肌梗死（MI）患者常表现出更差的牙周状态，且口腔微生物组组成也出现改变。 心肌梗死：牙周健康与口腔微生物组变化 临床研究显示，心肌梗死患者往往具有更深的牙周袋和更重的牙周炎，并伴随牙龈卟啉单胞菌和普雷沃菌属丰度升高；此外，针对 Tannerella forsythia 的较低抗体水平还被报道与心肌梗死患者更高的心血管死亡风险相关。 在更直接的证据层面，研究者已在心肌梗死患者斑块中检测到Viridans Streptococci和 Aggregatibacter actinomycetemcomitans。 口腔微生物组对心肌梗死及其后果的影响 动物实验进一步提示，口腔菌群不仅可能与梗死发生有关，还可能影响梗死后的炎症修复过程：例如，牙龈卟啉单胞菌可侵入缺血心肌，其LPS可激活 CD8+ T细胞、增强 MMP-9 活性并加重心肌破裂风险；其毒力因子 gingipains 还可通过干扰自噬过程损伤梗死后心肌。 另有研究提示，Streptococcus 可沿“口腔—肠道轴”转移并加重实验性心肌梗死。因而，从口腔微生物组角度看，心肌梗死相关改变不仅体现在有无某种菌，更涉及炎症放大、免疫重编程和远隔器官损伤修复失衡。 9.感染性心内膜炎 口腔菌血症具临床指向性的例证 感染性心内膜炎（IE）是一种涉及心脏瓣膜感染的疾病。在几类心血管疾病中，感染性心内膜炎与口腔微生物的联系最为直接。 链球菌属（尤其口腔链球菌）是口腔中最常见、同时也是心内膜炎中重要的一类病原。口腔来源链球菌不仅可进入血流，还可通过影响单核细胞向树突状细胞分化，干扰宿主对病原体的清除。 除链球菌外，口腔微生物中的 HACEK 群也与感染性心内膜炎密切相关，包括 Haemophilus parainfluenzae、Aggregatibacter spp.、Cardiobacterium spp.、Eikenella corrodens \Kingella spp.。 其中，A. actinomycetemcomitans 的关联尤受关注。该菌不仅与牙周感染相关，还可借助黏附因子 EmaA 结合心脏瓣膜中高表达的I型胶原，因此被认为是从口腔到心脏瓣膜传播的代表性病原之一。 总体而言，一个清晰的“口腔—心脏”路径：牙周炎或口腔操作导致菌血症，随后病原在易感瓣膜表面黏附、定植并形成感染灶。 心血管疾病相关口腔-肠道菌群的作用机制 doi: 10.3389/fcimb.2025.1658502  10.心力衰竭  证据仍有限，但炎症与NO通路值得关注 已有研究提示，较差的牙周状态和口腔微生物多样性变化与心力衰竭发生风险有关；同时，P. gingivalis抗体水平升高也与更高的心力衰竭患病风险相关。 动物研究进一步表明，P. gingivalis 诱导的牙周炎可加速保留射血分数心衰（HFpEF）的进展，其机制可能涉及全身炎症升高和NO耗竭。此外，在射血分数降低型心衰（HFrEF）患者中，还观察到口腔硝酸盐还原能力下降，提示口腔菌群参与的硝酸盐–亚硝酸盐–NO通路可能是心力衰竭的重要调节环节。 由于NO与血管舒张、微循环灌注和心肌功能密切相关，这一发现使调节口腔微生态或补充无机硝酸盐成为潜在干预方向。另一方面，心力衰竭本身也可通过肠道屏障受损加重肠道失调，而口腔菌群向肠道转移可能进一步放大全身炎症，形成“口腔—肠道—心脏”恶性循环。 11.阿尔茨海默 口腔菌群可能参与，不只是伴随现象 如果说心血管疾病中的关键问题，是口腔炎症如何影响血管；那么在阿尔茨海默病（AD）中，更值得关注的则是：口腔微生物组失调，是否会通过慢性炎症、屏障破坏和神经免疫激活，参与神经退行性过程。 现有证据提示，牙周炎、牙齿缺失和较差口腔卫生与认知下降及 AD 风险升高有关。包括 ARIC 在内的一些前瞻性人群研究，以及多项医保数据库研究，都反复给出了相似方向的信号：口腔健康越差，后续认知结局往往也越不理想。 需要强调的是，这类研究首先说明的是“相关”，而不是已经完成严格意义上的因果证明。 口腔菌群失调与阿尔茨海默病 doi.org/10.1016/j.bcp.2025.117362 牙周相关病原体及其成分在中枢层面的线索 在 AD 相关研究中，最常被提及的菌是牙龈卟啉单胞菌（P. gingivalis）。 Dominy 团队等研究曾在 AD 患者脑组织中检测到 P. gingivalis 及其毒力因子 gingipains；此外，Treponema denticola、其他口腔螺旋体，以及部分口腔来源细菌 DNA，也在部分研究中被报道与 AD 脑组织或外周标志物有关。 从机制上看，关键可能是“牙周炎储源”持续向脑部相关通路施压 牙周炎可反复造成短暂菌血症，并持续释放LPS、蛋白酶和促炎介质。在老龄化、血脑屏障功能下降和全身低度炎症存在的背景下，这些信号更可能通过血行途径放大神经炎症。尤其是 P. gingivalis 的 LPS 和 gingipains，被认为可激活小胶质细胞，诱导 TNF-α、IL-1β、IL-6 等炎症反应，并与 Aβ 沉积、tau 异常磷酸化 等 AD 关键病理过程相关。动物实验也提示，口腔感染或牙周致病菌暴露可加重脑内炎症和淀粉样病理改变。 “口腔-大脑轴”以及牙龈卟啉单胞菌 在阿尔茨海默病病理学中的拟议作用 doi: 10.1080/20002297.2026.2635233 AD 相关的口腔微生物信号 以 P. gingivalis、T. denticola、Tannerella forsythia 等为代表的牙周致病生态位，在长期失调状态下，持续提供炎症刺激、病原成分和免疫扰动；而宿主衰老、屏障脆弱和神经免疫失衡，则决定了这些信号是否会进一步转化为中枢损伤。 牙周炎可能作为一个长期炎症与病原储源，通过系统炎症、病原转位和神经免疫激活，参与 AD 的发生发展。 不过，现阶段证据仍以关联和机制研究为主；要把它真正提升为可操作的风险预测或干预靶点，仍需要更多纵向队列和干预研究支持。  12.帕金森   口腔致病菌增多，牙周病风险升高 多项研究发现，帕金森（PD）患者在唾液、龈下菌斑和口腔软组织的微生物组谱与健康对照组不同。 基于16S rRNA测序的研究显示，PD患者口腔软组织菌群的β多样性显著降低，并表现出更高的致病菌负荷。常见的富集类群包括Prevotella、Streptococcus、Lactobacillus，此外，Streptococcus mutans、Kingella oralis、Veillonella等菌群也有所增加，而Treponema、Lachnospiraceae相对减少。 帕金森的流涎、吞咽困难及唾液pH变化可能重塑口腔微环境，因此这些差异应视为与帕金森相关的微生态信号。 牙周炎与PD风险 牙周疾病被视为帕金森的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显示帕金森与探诊出血及炎症标志物升高相关。中国台湾省的回顾性匹配队列显示，牙周病患者随访中的PD新发风险更高（调整后HR≈1.43）。此外，在无牙周病个体中，定期洁治与PD风险降低相关。  13.精神疾病   抑郁与焦虑、自闭症、精神分裂 抑郁与焦虑：口腔菌群改变更多体现为炎症背景下的相关信号 已有研究提示，抑郁或焦虑人群可出现唾液或其他口腔生态位菌群组成改变，部分文献反复提到 Streptococcus、Prevotella、Veillonella、Neisseria、Actinomyces 等常见口腔菌属的丰度差异。与此同时，这类人群常伴随较差的口腔卫生、牙龈炎/牙周炎负担增加以及炎症指标升高，因此口腔菌群变化很可能与慢性低度炎症状态共同出现，而不一定直接参与精神症状的发生。 口腔微生物组在抑郁、焦虑中的研究仍以横断面观察为主，现阶段更适合将其视为一种相关生物学信号，而非已确立的病因机制。 自闭症谱系障碍：可见菌群差异，但受饮食和行为因素影响较大 关于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口腔微生物研究，多集中于儿童人群。现有研究普遍提示，ASD 患儿与神经典型儿童相比，在唾液、牙菌斑或口腔拭子样本中可见菌群组成差异，但不同研究之间的一致性相对有限。 被报道发生变化的通常仍是口腔常见优势菌属，如Streptococcus、Prevotella、Veillonella、Neisseria、Actinomyces 等。 这一领域解释难度较大，主要因为 ASD 儿童往往同时存在饮食偏好明显、口腔清洁配合度差异、龋病或牙周炎风险升高、抗生素或其他药物暴露等情况，上述因素都可能显著影响口腔微生态。 ASD 相关的口腔菌群改变可能反映了行为、饮食、口腔卫生与炎症状态共同作用下的生态偏移，但尚不足以作为独立的诊断标志物。 口腔微生物群影响神经精神疾病的可能机制 doi.org/10.1016/j.bbr.2024.115111 精神分裂症：菌群差异存在，但药物和生活方式混杂尤为突出 这一领域受到的混杂因素可能比前两类疾病更复杂。 吸烟率升高、抗精神病药物使用、代谢异常、口腔卫生不良及牙周疾病负担增加，均可能显著改变口腔微生态。现有研究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对照之间可见菌群组成差异，涉及的菌群仍多为 Streptococcus、Prevotella、Veillonella、Neisseria、Actinomyces 等口腔常见类群，以及与牙周炎生态位相关的变化。 精神分裂症中的口腔菌群异常与疾病相关的免疫炎症异常、代谢改变及口腔健康状况相互交织。未来研究尤其需要对吸烟、用药和牙周状态进行严格分层，才能更清楚地判断口腔微生物组改变的临床意义。  14.慢性肾病   口腔微生物组也会发生明显重塑 与健康对照相比，CKD患者口腔菌群的整体结构不同，且微生物多样性往往升高。在菌群组成上，链球菌属、放线菌属（Actinomyces）、纤细菌属（Leptotrichia）以及柠檬酸杆菌属（Citrobacter）等更常见；而普雷沃菌属、Alloprevotella、Haemophilus则相对减少。 CKD患者常伴随尿素代谢异常、唾液成分变化和慢性炎症状态，这些因素都可能改变口腔微环境，从而影响菌群定植与竞争。 功能预测分析还发现，CKD相关口腔菌群在精氨酸代谢和色氨酸代谢方面增强，提示其可能通过炎症放大、NO相关通路受扰以及尿毒症毒素前体增加等机制，参与疾病进展。 一些口腔菌与肾功能指标之间还存在相关性。例如，Prevotella与较好的肾功能指标相关，而部分富集菌则与血肌酐、尿素氮升高及eGFR下降相关。 从口腔微生物组的角度看，CKD不仅伴随局部微生态失调，这些变化还有望成为一种无创辅助筛查和风险评估线索。不过，目前相关证据仍以观察性研究为主，其因果关系和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确认。  15.癌症   口腔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肺癌等 口腔微生物组失调与多器官肿瘤相关，反复出现的关键菌主要是牙龈卟啉单胞菌、具核梭杆菌和齿垢密螺旋体。 共同机制主要包括：慢性炎症（LPS、gingipains、胶原酶、细胞裂解毒素）、直接致基因毒性（乙醛、亚硝化反应、CDT）、免疫逃逸/免疫抑制（TLR/NLR、MDSC、TAN/TAM、TIGIT/CEACAM1）以及信号与表观遗传重编程（NF-κB、MAPK/ERK、PI3K/AKT、JAK/STAT、WNT/β-catenin、Notch、COX-2、CpG高甲基化）。 可能的传播途径包括吞咽进入消化道、菌血症/淋巴播散、微误吸和黏膜直接转移。 ✨ 口腔癌 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中常见富集菌包括：P. gingivalis、F. nucleatum、 Prevotella intermedia、P. melaninogenica、Tannerella forsythia、Peptostreptococcus、Parvimonas、Capnocytophaga、 Streptococcus anginosus 其中，P. gingivalis可上调miR-21/PDCD4/AP-1、激活PI3K/AKT和NF-κB/MAPK、抑制凋亡并增强侵袭和耐药；F. nucleatum与炎症型菌群特征相关；S. anginosus可趋化并激活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促进上皮异常增生。 部分研究还发现P. gingivalis可上调肿瘤细胞免疫检查点相关分子。 ✨ 食管癌 食管癌，尤其是食管鳞癌（ESCC），最常见相关菌为P. gingivalis；其在食管组织中的检出与分期、病理特征、生存有关，血清IgG/IgA抗-P. gingivalis抗体也被提出可作为诊断/预后线索。 其他相关菌包括F. nucleatum、T. denticola、Prevotella、S. anginosus。 其中，T. denticola偏向通过持续黏膜定植、低度慢性炎症、NF-κB相关细胞因子信号和蛋白水解性组织破坏参与癌变；F. nucleatum可经NLRP3炎症小体—MDSC通路促进顺铂耐药，并可通过自噬相关机制增强化疗耐受；唾液中Prevotella及P. gingivalis/Prevotella比值也被用于风险识别。 ✨ 胃癌 胃癌中常见变化包括Streptococcus富集。研究提示其与谷胱甘肽、半胱氨酸、蛋氨酸等代谢通路增强相关。 多种口腔链球菌，如S. mitis、S. gordonii、S. salivarius、S. sanguinis、S. oralis，具有酒精脱氢酶（ADH）活性，可将乙醇代谢为乙醛，增加致癌暴露。整体上，口腔来源菌可能沿口腔—胃轴参与胃内菌群重塑和代谢异常。 ✨ 结直肠癌 结直肠癌（CRC）中： 最核心的菌是具核梭杆菌(F. nucleatum)， 其次是牙龈卟啉单胞菌(P. gingivalis)。 具核梭杆菌 具核梭杆菌可经菌血症或淋巴播散到达结直肠，也可耐受胃酸后经消化道转移；其表面蛋白FadA与E-cadherin结合，激活β-catenin信号，Fap2可结合肿瘤表面的Gal-GalNAc并与免疫抑制受体TIGIT作用，抑制NK/T细胞杀伤；同时可诱导IL-8、CXCL1分泌，促进迁移，并在MSI-H CRC中与CD68+巨噬细胞增多相关，还可促进CD103+树突细胞和Foxp3+ Treg扩增。 <向上滑动阅览> 具核梭杆菌促进结直肠癌进展的机制 DOI: 10.1080/20002297.2026.2635233 牙龈卟啉单胞菌 牙龈卟啉单胞菌可通过gingipains降解细胞外基质、免疫球蛋白、补体和细胞因子，促进免疫逃逸；还可激活NLRP3炎症小体、诱导细胞衰老、上调PI3K/AKT、JAK/STAT3、MAPK/ERK、WNT/β-catenin，抑制caspase-3/9介导的凋亡，并通过调控miR-203/SOCS3维持抗凋亡状态。 <向上滑动阅览> 部分研究已尝试将粪便F. nucleatum DNA作为结直肠癌标志物。 与结直肠癌相关的口腔微生物丰度 doi: 10.3390/pathogens14121233 ✨ 肺癌 肺癌相关口腔来源菌常见于Streptococcus、Prevotella、Veillonella、Haemophilus、Rothia、Neisseria、Porphyromonas等。 机制上以炎症驱动最突出。P. gingivalis和A. actinomycetemcomitans可通过TLR识别及其下游TNF-α、IL-1β、IL-6、IL-8等炎症因子上调促进肿瘤微环境形成；A. actinomycetemcomitans产生的CDT还可诱导DNA双链断裂和持续炎症。 非小细胞肺癌中TLR4、TLR5、TLR7、TLR8表达升高，部分可能与口腔病原体诱导的DNA甲基化/受体表达重塑有关。F. nucleatum还可通过FadA–E-cadherin–β-catenin轴促进侵袭和转移。 口腔微生物组与肺癌相关性的总结 doi: 10.3390/cancers18040591 干预方向 口腔保健的重要性：专业的口腔卫生干预对肺癌患者尤其重要。研究表明，良好的口腔卫生可以显著降低误吸性肺炎的发生率，这对于免疫系统受损的肺癌患者尤为关键。定期的口腔护理和牙周治疗可以帮助减少病原体的转移，从而降低肺部感染的风险。 抗微生物肽（AMPs）：AMPs在肺癌治疗中也显示出潜力。这些小肽具有广谱的抗菌、抗病毒和抗肿瘤能力，可能通过调节免疫反应和直接杀死癌细胞来改善治疗效果。 将口腔健康纳入整体健康促进策略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癌症预防方法。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和定期口腔菌群检测被视为降低肺癌及其他癌症风险的重要措施。 在化疗前，特别是在高剂量化疗之前，将牙周治疗纳入治疗方案具有优势。 目前已知的针对口腔微生物群的策略 doi: 10.3390/cancers18040591 ✨ 胰腺癌 唾液中，胰腺癌患者可见Neisseria elongata和Streptococcus mitis减少，Veillonella、Campylobacter、Prevotella较常见； 后续研究又提示Leptotrichia、P. gingivalis、A. actinomycetemcomitans、Streptococcus 升高，舌苔中Leptotrichia、Fusobacterium也可增多。 前瞻性研究发现，抗P. gingivalis抗体水平升高与后续胰腺癌风险增加相关；胰腺癌组织中Fusobacterium spp.相对丰度更高。 机制上，P. gingivalis可激活PAR2/NF-κB、ERK1/2-Ets1和p38/HSP27，诱导proMMP-9表达并促进基质降解；还可促进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释放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增强肿瘤发生，并可上调胰腺癌相关基因Reg3A/G。另有研究提出口腔菌可能参与p53相关突变过程。 ✨ 其他 肝癌、膀胱癌、宫颈癌、乳腺癌等这些癌症反复被关注的仍是P. gingivalis、F. nucleatum、T. denticola等牙周相关菌，其可能通过慢性炎症、免疫失衡、菌血症/门静脉途径转移参与肿瘤微环境形成。 现阶段以相关性证据为主，缺乏足够机制验证。 DOI: 10.1080/20002297.2026.2635233 04 某些生理阶段口腔问题高发的原因： 激素与口腔微生态 口腔健康是会随着机体内环境的变化而动态波动。其中，一个经常被忽视、却极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激素水平的改变。 青春期、妊娠期、更年期以及长期应激状态，都是机体激素谱发生明显变化的阶段。此时，口腔黏膜、牙龈血管、唾液分泌、局部免疫反应，乃至口腔微生物组本身，都会随之发生重塑。 换句话说，许多人在这些阶段更容易出现牙龈出血、口干、口臭、牙周炎加重或念珠菌感染，并不只是“清洁没做好”，而往往是激素变化、宿主反应和微生物生态改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青春期 激素变化为什么会让牙龈更敏感 很多青少年出现牙龈红肿、刷牙出血，并不一定是因为菌斑突然增多，而是因为激素变化先把牙龈的“反应阈值”调低了。 性激素水平上升后，牙龈血管通透性增加，龈沟液渗出变多。GCF 中富含蛋白质、肽类、血红素及宿主组织降解产物，这会使龈下环境更有利于厌氧菌和蛋白水解型菌群生长。结果是，原本相对稳定的龈下微生态更容易向炎症相关方向偏移。 在这一过程中，Prevotella intermedia 是最经典的代表，因为它能够利用孕酮和雌二醇作为维生素 K 的替代物，从而在青春期更容易获得生长优势。与此同时，Capnocytophaga等与青春期牙龈炎相关的菌群也常可增加。如果局部菌斑控制本就欠佳，龈下生态位还可能进一步向更典型的牙周炎相关群落偏移，使 Tannerella 和 Treponema 这类厌氧菌更容易稳定存在。 此外，青春期也常伴随饮食频率增加、含糖零食摄入上升和口腔清洁不稳定，这会使龋病风险同步增高。在这一背景下，S. mutans 等致龋菌也更容易在菌斑中获得优势。因此，青春期口腔问题增加，往往并不局限于牙龈炎，而是可能同时表现为牙龈炎症易感性上升与龋病风险增加。 妊娠期 为什么孕期更容易出现牙龈炎和菌群波动？ 妊娠期是激素波动最显著的生理阶段之一。高水平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明显增加牙龈血流和血管通透性，使龈沟液渗出增多，牙龈组织更容易肿胀、充血和出血。与此同时，局部免疫反应也发生适应性调整，使牙龈对菌斑刺激的炎症反应更强，这就构成了“妊娠期牙龈炎”的基本背景。 从微生物角度看，孕期最典型的仍然是 P. intermedia，因为它可利用孕酮和雌二醇促进生长。 除此之外，研究还常观察到牙周相关菌增加，包括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Tannerella forsythia 、 Treponema denticola 等，使龈下微生态更偏向经典牙周致病群落。 越来越多证据提示，口腔菌群本身也在参与局部激素代谢。与牙周病相关的 Tannerella、Treponema、Prevotella 等菌属中存在表达 GUS 酶的成员，理论上可参与结合型雌激素的去结合与再活化；而 S. mutans 和 T. denticola 等细菌则被发现具有 5α-还原酶和羟类固醇脱氢酶等相关活性，可能影响孕激素和雄激素在口腔局部的利用方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孕期菌群波动常常具有一定可逆性。分娩后随着激素水平回落，牙龈血管通透性、GCF 渗出和局部免疫状态逐渐恢复，孕期被“偏袒”的厌氧菌群也可能部分回落。 因此，妊娠期口腔变化：高激素状态下口腔微生态被暂时推向更促炎、更利于牙周相关菌扩张的方向。 激素-宿主与激素-微生物的相互作用 Rus et al., 2025 更年期 口干、炎症和机会性感染为何增加 更年期与长期应激：口腔黏膜屏障变弱，唾液防御下降，炎症更容易持续，机会致病微生物也更容易获得优势。 更年期——雌激素下降 雌激素减少后，口腔黏膜可出现萎缩和干燥，唾液分泌也常减少。 唾液不仅是润滑液，更是口腔最重要的“生态稳定器”之一：它负责机械冲刷、缓冲酸性环境，并提供抗菌蛋白和免疫分子。当唾液减少时，口腔清除能力下降，酸性代谢产物更易积聚，黏膜也更容易受到刺激和损伤。  在这种环境下，Candida albicans 等机会致病真菌更容易由共生状态转向致病状态，而 S. mutans 等致龋菌也可能因低唾液、低缓冲状态而更容易获得优势，因此更年期常同时表现为口干、灼口感、龋病风险增加以及机会性感染增多。 与此同时，雌激素下降还会影响牙周组织和牙槽骨稳态，使已有牙周基础问题的人更容易出现炎症持续和附着丧失。在这种背景下，龈下菌群也更容易向牙周炎相关群落偏移，包括 P. gingivalis、Tannerella forsythia、Treponema denticola 等菌更可能持续存在并维持慢性炎症。 应激状态——皮质醇升高 皮质醇可通过调节甚至抑制局部免疫反应，削弱机体对病原体的控制能力，使炎症更容易迁延不愈。研究发现，长期应激与牙周病加重相关，且唾液皮质醇水平升高时，一些牙周相关菌和促炎菌也更容易增加。在这种背景下，Fusobacterium nucleatum、P. gingivalis、Tannerella、Treponema 等菌更可能在牙周袋环境中扩张，并形成“菌群失调—炎症持续—宿主防御下降”的循环。 因此，无论是更年期还是长期应激，口腔问题在于激素改变了唾液、黏膜、免疫和龈下生态位，最终让致龋菌、牙周相关菌和机会致病真菌更容易获得生存优势。 总的来说，激素改变宿主，宿主改变生态位；而生态位一旦改变，微生物组就会随之重排。口腔在这些生理阶段表现出的“敏感”“易炎症”或“易感染”，本质上正是这种激素—微生物互作的临床体现。 05 维持口腔与全身健康的微生物组干预 鉴于口腔微生物组在健康与疾病中的核心作用，通过主动干预来调节其组成和功能，以恢复或维持微生态平衡，已成为现代口腔医学和预防医学的重要方向。当口腔微生物组从共生状态转向失调状态时，多种干预措施可以用来打破疾病的恶性循环，促进向健康状态的恢复。 传统干预 生物膜控制与化学疗法 在早期阶段，重点是预防和建立独立的护理习惯。传统的口腔健康维护策略主要集中在对牙菌斑生物膜的物理和化学控制上。 机械性菌斑去除 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干预手段。日常的刷牙和使用牙线（或牙间刷）能够物理性地破坏和清除牙齿表面的生物膜，阻止其成熟和矿化（形成牙结石）。 对于已经形成的龈下菌斑和牙结石，则需要通过专业的牙周治疗，如龈上洁治（洗牙）和龈下刮治及根面平整（SRP），由牙科专业人员使用专门器械进行彻底清除。这些机械性方法是治疗牙龈炎和牙周炎的基石，其目标是尽可能地降低微生物负荷，为牙周组织的愈合创造条件。 抗菌药物与化学制剂 在某些情况下，单纯的机械清创不足以控制感染，需要辅助使用化学制剂。 ——漱口水 含有氯己定（Chlorhexidine）或西吡氯铵（Cetylpyridinium Chloride）等广谱抗菌成分的漱口水，可以作为短期辅助措施，用于控制菌斑和牙龈炎。然而，长期使用（特别是Chlorhexidine）可能导致牙齿着色、味觉改变以及对口腔微生物组的非选择性破坏，甚至可能干扰有益的硝酸盐还原通路，因此不推荐常规长期使用。 ——抗生素 在重度或侵袭性牙周炎的治疗中，有时会在SRP的基础上联合使用全身性抗生素（如甲硝唑联合阿莫西林）。抗生素能够有效杀灭侵入组织的深层病原体。然而，抗生素的滥用是导致抗菌素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全球危机的主要原因。口腔微生物组被认为是耐药基因的一个重要“储存库”（即“口腔抗性基因组”），这些耐药基因可以通过水平基因转移在不同细菌之间传播。因此，抗生素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指南，仅限于必要的病例，以避免加剧耐药性问题。 全身抗生素仅在C级牙周炎病例中适用。 早期筛查 风险评估 通过分析口腔微生物组的组成，可以识别潜在的健康风险。例如，特定的致病菌如牙龈卟啉单胞菌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定期的口腔微生物检测可以帮助医生及早发现这些风险，从而进行干预。根据患者的口腔微生物组特征，制定个性化的口腔护理和治疗方案。 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潜在风险，传统的生物膜控制与机械性菌斑去除是早期干预的基础，日常的刷牙和使用牙线能够有效阻止牙菌斑的形成，降低微生物负荷，为牙周组织的愈合创造条件。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维护口腔健康，还为个性化护理方案的实施提供了支持。 新兴干预 生态学调节策略 新兴的干预方法更侧重于从生态学角度调节微生物组，旨在“扶持益菌、抑制害菌”，恢复微生态的健康平衡。 饮食干预 ◎地中海饮食：其抗炎特性可能对改善牙周健康和整体健康有益，尤其是在与类风湿关节炎和其他炎症性疾病相关的背景下。 ◎抗氧化剂丰富的食物：富含抗氧化剂的水果和蔬菜（如柠檬和浆果）被推荐用于维持口腔微生物组的健康。 ◎多酚和类黄酮：最近的证据表明，食物来源的天然产品，尤其是多酚和类黄酮，作为P. gingivalis毒力因子的强效抑制剂，专门针对牙龈蛋白酶（Rgp和KGP）以减弱细菌的致病性。这些化合物不仅抑制细菌生长和生物膜形成，还通过干扰膜结合的特异性转运酶破坏能量代谢。 ◎Omega-3脂肪酸补充剂：已被证明在作为牙周治疗的辅助治疗时改善临床参数（探诊袋深度和临床附着水平）。这种双重作用（减少口腔病原负荷和毒力，同时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强化了营养在干预口腔-肠道轴源头中的作用。 ◎姜黄素：作为一种多酚化合物，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菌特性。它通过调节关键的炎症通路（如NF-κB）和氧化应激反应，展现出对多种口腔疾病的治疗潜力，如牙周病、龋齿、复发性口腔炎等。 多种口腔疾病中姜黄素制剂的临床试验总结 DOI：10.3389/FPHAR.2025.1661443 临床上，局部姜黄素已被证明能够减少慢性牙周炎患者的微生物负荷。姜黄素甚至可以在非常低的浓度（20 μg/mL）下抑制P. gingivalis生物膜形成超过80%。 姜黄素的抗菌作用包括对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和真菌的抑制，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辅助或替代治疗选择。 姜黄素与药物协同治疗 DOI：10.3389/FPHAR.2025.1661443 益生菌 一些益生菌能产生细菌素、过氧化氢和有机酸，直接抑制致病菌的生长。例如，唾液链球菌K12和M18菌株（Streptococcus salivarius K12, M18）能产生细菌素，抑制引起咽炎的化脓性链球菌和部分致龋菌。 注：唾液链球菌K12菌株（S. salivarius BLIS K12）能产生细菌素，主要抑制引起咽炎的化脓性链球菌（S. pyogenes）；M18菌株（BLIS M18）则更侧重于抑制致龋菌 S. mutans，两者功能各有侧重。 调节免疫反应：益生菌可以与宿主免疫细胞相互作用，调节细胞因子的产生，减轻过度的炎症反应。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含有特定乳杆菌（如Lactobacillus reuteri）或双歧杆菌（如Bifidobacterium animalis subsp. lactis HN019）的益生菌产品，作为牙周治疗的辅助手段，可能有助于改善牙周临床指标。 一项研究表明，作为冷冻干燥片的L. salivarius可使牙周炎患者的下列菌群减少： P. intermedia、P. gingivalis、T. forsythia、 T. denticola、A. actinomycetemcomitans 另一个潜在的菌株是益生菌Clostridium butyricum MIYAIRI 588（CBM588），其在肠道失调的治疗中显示出疗效。C. butyricum被报道能够降低全身炎症反应，促进稳态维持，并减少肺癌患者化疗引起的腹泻。2024年报告的研究结果强调CBM588作为牙周治疗的治疗辅助剂的有效性。 另一项研究的作者证明，接受ICI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接受MIYAIRI588后，生存期倾向于延长，与未治疗组相比。 然而，关于口腔益生菌的最佳菌株、剂量和应用方式，仍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来确定。 益生元 在口腔中，一些不易被宿主或致病菌利用的碳水化合物，如木糖醇和某些寡糖，可以被视为益生元。木糖醇不能被变形链球菌有效代谢，但会被其摄取，从而干扰其能量代谢并抑制其生长。同时，木糖醇还能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中和酸性环境。如前所述，膳食中的硝酸盐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益生元，它能选择性地促进硝酸盐还原菌的生长，这些菌通过产生亚硝酸盐来抑制致病菌并有益于心血管健康。 噬菌体 噬菌体是感染和杀死细菌的病毒，具有极高的特异性。这使得能够有针对性地消灭单一病原物种，如牙龈卟啉单胞菌，而不会对周围生态系统造成附带损害。 在牙周炎的背景下，噬菌体疗法的目标是诱导失调生物膜群落的解散，从而解决炎症，允许健康的、平衡的群落重新建立。 另一种精准方法涉及针对特定的毒力因子。例如，已经开发出针对P. gingivalis的牙龈蛋白酶的小分子抑制剂。通过中和这一关键毒力因子，这些抑制剂可以使病原体失去能力，减少其造成组织破坏和操控宿主免疫反应的能力。这些化合物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中，潜在用于治疗牙周炎以及AD，因为牙龈蛋白酶在神经炎症中的作用。 这些高度针对性的策略体现了恢复生态平衡而非无差别杀灭微生物的转变，提供了一种更可持续且潜在更有效的方法来管理与微生物失调相关的疾病。 靶向治疗策略的转化通路 doi: 10.3389/fcimb.2025.1658502 促进口腔健康和预防癌症的公共卫生干预战略框架 doi: 10.1007/s12672-026-04527-x  结 语  口腔，是我们与外部世界最早接触的界面，也是最容易发生生态失调、却最容易被忽视的部位。 纵观全文，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份关于"口腔细菌"的科普，而是一幅口腔微生物组与全身健康深度交织的系统性图景。 龋齿、牙周炎，是菌群失调在口腔局部的最初体现；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类风湿关节炎、阿尔茨海默病，乃至结直肠癌、胰腺癌，是这种失调通过炎症通路、菌血症和神经免疫信号向全身蔓延的可能后果。这条路径，已经从流行病学的相关信号，逐渐向机制层面的清晰证据推进。 和肠道菌群检测相比，口腔菌群检测具有几个独特优势： 取样极为便捷：唾液、舌苔菌、龈下菌斑拭子，无需侵入性操作，可重复采集，适合用于长期动态监测； 信号出现早：研究表明，多种慢性病的口腔菌群异常早于临床症状出现。例如，类风湿关节炎高危人群在出现关节症状前，口腔微生态已呈现失调特征；部分肿瘤相关标志菌（如 P. gingivalis、F. nucleatum）在唾液中的检出，也先于影像学或病理学阳性发现； 与全身风险高度相关：牙周致病菌负荷与糖尿病控制程度、心血管事件风险、认知下降速率之间存在有意义的统计关联，使口腔菌群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健康预警价值。 换言之，口腔菌群检测不只是牙科问题，它正在成为一种面向全身健康的早期预警工具。 未来，随着组学技术的成本下降、唾液，肠道等多组学检测的普及，以及人工智能辅助菌群解读能力的提升，口腔，肠道联合微生物组有望成为慢性病早筛、个性化健康管理和精准干预不可或缺的一环。 注：本账号内容仅供学习和交流，不构成任何形式的医疗建议。 相关阅读： 口腔微生物组指南（上）：认识菌群定植、共生与失调，守护全身健康 胃肠道疾病和癌症中的口腔-肠道微生物群轴 女性更年期转场：了解激素-口-肠菌群互作与更年期慢病的隐秘关联 口-肠-脑轴与精神健康的关系 为什么会有口臭，如何避免？ 主要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阅览 Dioguardi M, Lo Muzio E, Guerra C, Sovereto D, Laneve E, Martella A, Aiuto R, Garcovich D, Caloro GA, Cantore S, Lo Muzio L, Ballini A. Liver Disease and Periodontal Pathogens: A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r and Oral Microbiota. Dent J (Basel). 2025 Oct 31;13(11):503. Lyu Z, Zhu J, Chen D. Chronic Periodontitis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Recent Advances in Mechanisms of Association. Int J Gen Med. 2025 Dec 7;18:7357-7369. Zhou T, Xu W, Wang Q, Jiang C, Li H, Chao Y, Sun Y, A L. The effect of the "Oral-Gut" axis on periodontiti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 review of microbe and immune mechanism associations.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 2023 Feb 27;13:1132420. Sulaiman Y, Pacauskienė IM, Šadzevičienė R, Anuzyte R. Oral and 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Due to Periodontitis: Systemic Implications and Links to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A Narrative Review. Medicina (Kaunas). 2024 Aug 29;60(9):1416. Nikolić N, Pucar A, Tomić U, Petrović S, Mihailović Đ, Jovanović A, Radunović M. Oral Microbiota and Carcinogenesis: Exploring the Systemic Impact of Oral Pathogens. Pathogens. 2025 Dec 3;14(12):1233. Hu C, Wang S, Gao Z, Qing M, Tan L, Yang L, Li F. Curcumin in oral health: mechanisms, clinical evidence, and delivery strategies. Front Pharmacol. 2026 Mar 2;16:1661443. Pertiwi TH, Suraya R, Akashi M, Nagano T. The Role of the Oral Microbiome in Modulating Therapeutic Outcomes in Lung Cancer: Key Commensal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Cancers (Basel). 2026 Feb 11;18(4):591. Sun G, Cheng H, Yin M. Oral hygiene and cancer risk: emerging evidence and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s. Discov Oncol. 2026 Jan 29;17(1):359. Guo S, Wu G, Liu W, Fan Y, Song W, Wu J, Gao D, Gu X, Jing S, Shen Q, Ren L, Dong Y, Liu Z.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oral microbiome and its non-invasive diagnostic value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Biosci Rep. 2022 May 27;42(5):BSR20210694. Guo X, Wang S, Ding J, Liu W, Xu J, Wang M, Sun H, Ma Y, Liu W, Zhang L, Liu M. Periodontopathic bacteria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hogenesis: bridging clinical associations to molecular mechanisms. Front Immunol. 2025 Oct 17;16:1681037. Reytor-González C, Román-Galeano NM, Aules-Curicama LS, Cevallos-Villacis CD, González E, Jima Gavilanes D, Horowitz R, Simancas-Racines D. The Oral-Gut-Immune-Nutrition Axi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Int J Mol Sci. 2026 Mar 4;27(5):2385. Yang Y, Wang G, Song Y, Ma J, Liu A.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f oral microbiota in the pathogenesi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Front Immunol. 2026 Feb 6;17:1707949. Tao K, Yuan Y, Xie Q, Dong Z.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oral microbiome dysbiosis and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s: An updated overview. Behav Brain Res. 2024 Aug 5;471:115111. Zhang X, Zhong M, Li Y, Wang H, Xi G, Wang F, Cheng C, Shi Y. Oral microbiota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A review. Neuroprotection. 2025 Feb 9;3(1):79-94. Tien Vo TT, Tsai MH, Cheng CY, Wang YL, Lee WJ, Lee IT. The oral microbiome-redox-inflammation axis in neurodegeneration: mechanistic insights and therapeutic perspectives. Biochem Pharmacol. 2025 Dec;242(Pt 3):117362. Zhang W, Li S, Cui Y, Lun Y, Liu H, Li M. The Interface of Oral and Brain Health: Current Insights Into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Periodontitis. CNS Neurosci Ther. 2026 Jan;32(1):e70754. Pravin V, Vellapandian C, Naveen Kumar V. The oral-gut-brain axis in periodontitis: microbial signaling in systemic and neuroinflammatory disease. Brain Res. 2026 Mar 15;1875:150168. Miranda V, Laarej K, Cavaliere C. The Oral Microbiota: Implications in Mucosal Health and Systemic Disease-Crosstalk with Gut and Brain. Cells. 2026 Jan 4;15(1):82. Al-Maweri SA, Al-Mashraqi AA, Al-Qadhi G, Al-Hebshi N, Ba-Hattab 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oral microbiome and hyperten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J Oral Microbiol. 2025 Feb 2;17(1):2459919. Pizziolo PG, Silva-Lovato CH, Clemente LM, Carandina A, Salgado HC, Silva TMD, Tobaldini E, Montano N, Ribeiro AB. The role of oral microbiota and tooth los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a systematic review. Biofouling. 2025 Aug;41(7):649-663. Chen TP, Yu HC, Lin WY, Chang YC.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 between obesity and chronic periodontitis: Inflammatory pathway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J Dent Sci. 2025 Oct;20(4):2021-2025. Graves DT, Levine MA, Aldosary S, Demmer RT. Understanding the Periodontitis-Diabetes Linkage: Mechanisms and Evidence. J Dent Res. 2026 Jan;105(1):21-30. Frey-Furtado L, Magalhães I, Sampaio-Maia B, Azevedo MJ. Oral microbiome characterization in oral mucositis patients-A systematic review. J Oral Pathol Med. 2023 Nov;52(10):911-918. Lin CS, Chen TC, Verhoeff MC, Lobbezoo F, Trulsson M, Fuh JL. An umbrella review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ctors of oral health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Ageing Res Rev. 2024 Jan;93:102128. Guo ZL, Cui MW, Dong YL, Wang S. The oral microbiome as a regulatory hub for systemic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chanistic link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J Oral Microbiol. 2026 Mar 3;18(1):2635233. Wu YC, Chen BY, Duan SZ. Oral microbiota in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disease.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 2026 Jan 2;15:1731845. Su S, Ni X, Lin Y. The oral-gut microbiota axi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mechanisms, therapeutic targets, and translational challenges.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 2025 Sep 25;15:1658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