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nogest

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子宫肌瘤，专辑，第（109）篇。 这是郭孙伟教授团队发表在Hum Reprod Open. 2025 May 15;2025(3):hoaf028.的一篇研究文章。 摘要 研究问题：所有异位子宫内膜病变（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是否都具有激活的雌激素信号传导？ 总结答案：异位子宫内膜中的雌激素信号传导随着纤维化的增加而减弱，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DE）病变的雌激素合成能力和雌激素受体β（ERβ）表达水平与对照子宫内膜相当，但雌激素受体α（ERα）受到抑制。 已知情况：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都是由雌激素介导的病变发展、进展和症状表现所驱动的雌激素依赖性疾病。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芳香化酶（CYP19A1）、类固醇生成急性调节蛋白（StAR）、3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2 型（HSD3β2）和 HSD17β1 的上调，异位子宫内膜被认为能够从胆固醇原位合成雌二醇（E2）。除了雌激素合成增加外，异位子宫内膜中雌激素受体β（ERβ）和 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ER）也过度表达。特别是，普遍的观点认为前列腺素 E2 在促进雌激素生物合成以及上调 ERβ 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处于将子宫内膜异位症和炎症联系起来的正反馈回路的核心位置，这种联系存在于所有异位子宫内膜中。 研究设计规模持续时间：在获得书面知情同意后，我们从 19 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OE）患者、20 名子宫腺肌病（AD）患者和 20 名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E）患者中收集了病灶组织。作为对照，从 20 名无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且年龄和月经周期与实验组相匹配的正常女性中获取了正常子宫内膜组织样本（CT）。此外，从每组（OE、AD、DE 和 CT）的 8 名受试者中分离出原代异位或对照子宫内膜基质细胞进行培养以用于实验。 参与者/材料设置方法：我们通过免疫组织化学和蛋白质印迹法评估了与雌激素生物合成（StAR、HSD3β2、芳香化酶和 HSD17β1）和雌激素受体（ERα、ERβ 和 GPER）相关的蛋白质的表达。通过 Masson 三色染色法对纤维化程度进行量化。进行了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以评估相应基因的表达水平。还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测量了不同组织来源的原代基质细胞培养物中的雌激素浓度。 主要结果及偶然性的作用：在所有异位子宫内膜组织样本中，DE 病变的纤维化程度最高，其次是 AD 病变，然后是 OE 病变。参与雌激素生物合成的四个关键蛋白（StAR、HSD3β2、芳香化酶和 HSD17β1）的蛋白和基因表达水平在 OE 和 AD 病变中显著高于 CT 组，但在 DE 病变中最低，与对照子宫内膜相当。这些蛋白的表达水平与病变纤维化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一致地，OE 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的雌激素浓度显著高于 CT 组，而在 AD 和 DE 病变中则显著降低。实际上，DE 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的雌激素浓度与 CT 组相当。雌激素受体β（ERβ）和 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ER）在异位内膜（OE）和子宫腺肌病（AD）病灶中的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CT），且随着病灶纤维化的加重而逐渐降低；在深部浸润型子宫腺肌病（DE）组中，其表达与对照组相当。它们的表达与病灶纤维化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不同类型的异位内膜中雌激素受体α（ERα）的表达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且一致地低于对照组子宫内膜的表达。 谨慎原因及局限性：虽然已证实雌激素信号减弱与病灶纤维化增加有关，但未提供机制方面的数据。此外，尽管本研究评估了几个已知对雌激素信号传导至关重要的基因/蛋白质，但其他一些也参与雌激素信号传导的基因/蛋白质，如 HSD17B 家族的其他成员，未被评估。 研究发现的更广泛意义：我们的研究结果对通过正反馈环路在所有类型的异位子宫内膜中激活雌激素信号传导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估我们的治疗策略，尤其是对于高度纤维化且病情进展严重的病灶。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可用于帮助选择最佳治疗方式，并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的新型疗法提供灵感。 研究资金/竞争利益：本研究部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S.-W.G.，82071623）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研究项目（J.N.，202440057）资助。S.-W.G. 是 Heranova 生物科学公司和 FimmCyte A.G. 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并为这些公司以及上海惠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过咨询意见，但这些活动与本研究无关。其他作者不存在利益冲突。 试验注册号：无。 关键词：子宫腺肌病；异位子宫内膜；子宫内膜异位症；雌激素受体；雌激素信号传导；纤维化。 性发育调控与DSD（性发育差异）（2023长沙罕见病高峰论坛，王若光课件） 子宫内膜异位症及PCOS与子宫异常出血（AUB），雌效应，低雄，孕激素抵抗及PALM-COEIN系统 内异症和腺肌症相关出血、早孕出血，抗凝与抗血小板区别，止血、抗炎和抗生素及孕激素抵抗等问题解答 这对患者意味着什么？ 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症是异常组织在子宫外或子宫内生长的病症。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些增生组织依赖雌激素生长，雌激素会促进其生长并加重症状，比如疼痛。人们认为一种名为前列腺素 E2（PGE2）的分子在雌激素和炎症相互促进的有害循环中起着关键作用，这种循环存在于所有类型的增生组织中。 然而，我们之前发现，当这些增生组织严重瘢痕化（即纤维化）时，PGE2 的作用会减弱。实际上，我们目前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增生组织的表现都相同。雌激素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的瘢痕化（即纤维化）程度。 卵巢中的子宫内膜增生（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或子宫肌肉中的增生（子宫腺肌症）确实具有较高的雌激素活性，这可能引发症状。然而，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如在肠道或膀胱等部位的增生）的雌激素活性非常低，与健康子宫组织相似。这似乎是因为这些深部增生组织通常严重瘢痕化，从而削弱了 PGE2 的作用。目前的激素疗法（例如避孕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旨在阻断雌激素。但如果瘢痕组织、深层生长物不依赖雌激素生长，那么这些药物可能对其效果不佳。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一些患者在接受标准治疗后病情未见好转。 简而言之，这项研究强调了根据这些异常组织中的瘢痕程度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必要性，并为患者开启了更优、更有效的治疗选择之门。 引言 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是育龄女性中最为常见的妇科疾病，其发病率仅次于子宫肌瘤（(Zimmermann等人，2012 年）。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病率在 6% 至 10% 之间（Giudice and Kao，2004 年），而子宫腺肌病的患病率则在 20% 至 34% 之间（Naftalin et al., 2012; Pinzauti et al., 2015; Chapron et al., 2020; Kho et al., 2021; Vannuccini等人，2024 年）。这两种疾病都以异位子宫内膜的存在为特征，并且具有重叠的症状，包括痛经、盆腔疼痛、不孕不育，尤其是子宫腺肌病还伴有月经过多。这些症状导致患者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并给全球患者带来了更大的医疗负担（Nnoaham et al., 2011; Simoens等人，2011 年、2012 年）。 尽管这两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谜，但雌激素依赖性是其公认的特征。雌激素驱动病灶的发展、进展和症状表现（Giudice 和 Kao，2004；Kitawaki，2006）。与正常子宫内膜不同，异位子宫内膜能够通过上调参与雌激素生物合成的两种最重要的酶——芳香化酶（CYP19A1）和类固醇生成急性调节蛋白（StAR）——在原位从胆固醇合成雌二醇（E2）（Bulun 等人，2005）。此外，将脱氢表雄酮转化为雄烯二酮的 3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2 型（HSD3β2），该物质可进一步通过芳香化酶转化为雌酮（E1），以及将 E1 转化为雌二醇（E2）的 HSD17β1（一种更有效的雌激素）也异常上调（Attar 等人，2009；Smuc 等人，2009）。除了雌激素生物合成增加外，异位子宫内膜还表现出雌激素受体的过度表达，尤其是 ERβ 和 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ER，也称为 GPR30）（Brandenberger 等人，1999；Samartzis 等人，2012）。前列腺素 E2（PGE2）在促进雌激素生物合成以及上调 ERβ 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ulun 等人，2005 年；Attar 等人，2009 年），在雌激素过多与炎症之间的正反馈环路中处于核心位置（Bulun 等人，2005 年）。 因此，目前对于这两种疾病的主流治疗方法，除了手术之外，就是激素药物治疗，其目的在于改变月经周期，从而在无排卵、低雌激素的环境中产生假孕、假绝经或慢性无排卵状态（Barbieri，1992 年；Brosens，1997 年）。术后激素治疗方案也是标准疗法，旨在降低复发风险（郭，2009 年）。 激素药物对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效果显著，但这些药物存在多种副作用（Vercellini等人，2018 年 b），以至于最近出现了对激素药物持否定态度的强烈倾向（Burla等人，2021 年）。不幸的是，迄今为止，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或子宫腺肌病的非激素疗法开发尚未取得成功（郭，2014 年，2023 年）。 尽管雌激素信号传导在异位子宫内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针对雌激素信号传导的临床试验结果却令人困惑。1999 年，一项关于使用氟维司群（fulvestrant，一种强效纯抗雌激素）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二期临床试验曾大张旗鼓地启动，但最终却悄无声息地结束了（郭和 Olive，2007 年）。同样，2005 年一项关于雷洛昔芬（一种雌激素拮抗剂）的试验也因治疗患者疼痛复发加快和手术再干预而提前意外终止（Stratton等人，2008 年）。更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前列腺素 E2 信号传导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的发展中被认为至关重要（吴等人，2010 年；赖等人，2019 年），或许在子宫腺肌病病灶中也是如此，但关于 COX-2 抑制剂疗效的报告却寥寥无几（Brown 等人，2017 年）。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子宫腺肌病（AD）和某些子宫内膜异位症亚型，如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DE），对激素治疗的反应不如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OE）（Stratopoulou et al., 2021; Vannuccini等人，2022 年），而且芳香化酶抑制剂也没有显示出更优的疗效（Csirzo等人，2024 年）。 这些看似不一致且有时难以解释的研究结果，要求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异位子宫内膜中的雌激素信号传导。鉴于最近有报告指出，随着病灶纤维化的程度增加，前列腺素 E2 信号传导会减弱（Huang 等人，2022b,c；Yi 等人，2025），这一点显得尤为必要和及时。传统上被视为棘手问题的病灶纤维化，如今越来越被认可为子宫内膜异位症（Guo，2018；Vigano 等人，2018）和子宫腺肌病（Guo，2022）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异位子宫内膜的纤维化程度与病灶的发育阶段（Guo 等人，2015；Zhang 等人，2016）以及痛经的严重程度（Liu 等人，2018a；Nie 等人，2022）相关，并被认为与子宫腺肌病中的月经过多有关（Huang 等人，2022a），但对药物治疗却具有抗性（Liu 等人，2018b；Shen 等人，2025）。 （110）异位子宫内膜中纤维化程度增加与前列腺素 E2 信号传导逐渐减弱相一致 （三、221）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免疫调节的研究进展 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评估与雌激素生物合成（星形相关蛋白、芳香化酶、3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2 和 17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1）和受体（雌激素受体α、雌激素受体β 和 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密切相关的基因/蛋白质在子宫内膜异位症（OE）、子宫腺肌病（AD）和子宫内膜增生（DE）病变中的表达水平，与正常子宫内膜进行对比。尽管这些疾病实体/亚型可能具有不同的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学，但它们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纤维化（Liu 等人，2018b）。因此，将这些不同类型的病变并列研究，可能比单独研究某一特定类型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雌激素信号传导。我们假设随着病变纤维化的增加，雌激素信号传导会减弱。本研究旨在检验这一假设。 材料与方法  伦理声明 本研究已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编号：2020-85）。所有参与本研究的患者均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同意采集标本及病史资料。此外，本研究的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均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指南》（外部链接，新标签页打开。http://publicationethics.org/）以及 RECORD 陈述。 患者和标本 利用我们之前关于PGE2信号减少的发现（Yi et al., 2025），我们使用相同的患者队列及其组织样本进行免疫组织化学（IHC）分析。简而言之，在知情同意后，我们收集了59例诊断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或子宫腺肌症并于2020年9月至2021年4月在我院进行手术的患者的临床数据，包括病史记录、妇科检查、超声和MRI；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和病理诊断。其中19例诊断为OE， 20例诊断为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deep endometriosis， DE）和弥漫性子宫内膜异位症（diffuse子宫腺肌症，AD）。选择弥漫性AD是为了尽量减少异质性，方便样本收集。鉴于我们的样本量适中，更有意义的是专注于一种特定类型，以消除不同类型AD之间可能的异质性。 术中收集直径约0.5-1.0 cm的病变组织，如OE的囊肿壁组织，用于后续实验（Nie et al., 2018; Qiu et al., 2023）。所有收集的标本均由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进行组织学确认。此外，作为对照，我们招募了20例因宫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而行全子宫切除术，无其他良性或恶性妇科疾病的患者，并在知情同意后收集其全层子宫内膜组织样本，包括基础层和功能层。四组患者的年龄和月经周期相匹配（频率）。所有招募的受试者均为绝经前患者，在手术前至少3个月未接受激素治疗。对于所有招募的参与者，痛经的严重程度使用10毫米视觉模拟量表（VAS）进行评估，其中0表示无疼痛，10表示无法忍受的疼痛，用于后续分析。收集的组织样本与临床数据一起用于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Masson染色，部分PGE2信号的结果之前已经报道过（Yi et al., 2025）。 此外，利用（先前报道的）来自OE、AD和DE患者的8个病变样本和来自HSIL但无其他妇科疾病的子宫切除术妇女的8个对照（CT）子宫内膜组织样本（Yi et al., 2025），我们定量了COL1A1（编码胶原I）、STAR（编码STAR）、HSD3B2（编码HSD3β2）、CYP19A1（编码aromatase）、HSD17B1（编码HSD17β1）、ESR1（编码ERα）、ESR2（编码ERβ）和GPER的mRNA丰富度。在这些样本中进行RT-PCR检测。 此外，为了量化 StAR、HSD3β2、芳香化酶、HSD17β1、ERα、ERβ 和 GPER 的蛋白表达水平，我们在获得知情同意后，从 8 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OE）、8 名子宫腺肌病（AD）和 8 名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E）的绝经前患者中获取了更多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病变样本，同时从 8 名因宫颈上皮内瘤变（HSIL）接受子宫切除术且无其他子宫异常的对照患者中获取了对照样本。这四组患者在月经周期和年龄方面均相匹配。 所有招募的患者均为非吸烟者，在手术前 3 个月内未接受任何不孕治疗或任何激素或抗糖尿病药物治疗。此外，这些患者均无深静脉血栓、凝血问题或恶性肿瘤遗传易感性的家族史或既往史。图 S1 为研究设计流程图，包括纳入和排除标准。 免疫组化（IHC）和马松三色染色 组织样本用福尔马林固定，然后包埋在石蜡中。每个收集的组织块连续切成 4 微米厚的切片。第一张切片用苏木精和伊红染色以进行病理确认，其余切片用于免疫组化分析。 进行常规脱蜡和磷酸盐缓冲盐水（PBS）清洗步骤。为抗原修复，将载玻片置于柠檬酸盐缓冲液（pH 6.0）中，在 98°C 下加热 30 分钟，然后冷却至室温。接着，加入 5%正常山羊血清进行抗原封闭。针对 StAR、HSD17β1、芳香化酶、HSD3β2、ERα、ERβ 和 GPER 的一抗在 4°C 下于切片上孵育过夜。 表 1.免疫组化分析和蛋白质印迹实验中所用抗体的信息。 抗体名称 供应商名称与地点 目录号 集中度（IHC/WB） StAR ProteinTech Group （Chicago, IL, USA） 12225-1-AP 1:200/1:1000 HSD3β2 Abcam (Cambridge, UK) AB154385 1:400/1:2000 芳香化酶Aromatase Abcam (Cambridge, UK) AB18995 1:200/1:1000 HSD17β1 ProteinTech Group 25334-1-AP 1:1000/1:3000 Erαα Abcam AB108398 1:200/1:2000 Erβ Abcam AB288 1:200/1:2000 G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rotein coupled ER Bioss （Woburn, MA, USA） Bs-1380R 1:200/1:2000 IHC，免疫组织化学；WB，蛋白质印迹法。 载玻片彻底冲洗后，在室温下与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的抗兔/抗鼠二抗（上海森贝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上海）孵育 30 分钟。用二氨基联苯胺染色约 1 - 2 分钟，或直至适合显微镜检查，然后用苏木精复染 30 秒。 为确保一致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从每个染色切片中随机选取三到五张高倍视野（放大倍数为 400 倍；使用奥林巴斯 BX53 显微镜，日本东京）的图像，通过 Image-Pro Plus 6.0 软件（Media Cybernetics 公司，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美国）获取每个免疫组化测量值/计数的蛋白的平均值。阳性染色通过半定量评分系统进行评估。简而言之，在所选子宫内膜区域评估的免疫组化参数包括：（i）积分光密度（IOD）；（ii）总染色面积（S）；（iii）平均光密度（MOD），其定义为 MOD = IOD/S，相当于所有阳性细胞的染色水平。在适当情况下，会说明所得数据点的数量。所有组织学、组织化学和免疫组化评分均由一名观察者（Y.Y.）完成。为保持客观性，该观察者对所评估的所有切片的分组身份完全不知情。 如先前报道（Shen 等人，2009 年；Ding 等人，2015 年；Long 等人，2016 年），随后使用 Image Pro-Plus 6.0 软件（Media Cybernetics 公司，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美国）计算平均可选密度值。由于异位子宫内膜的上皮和间质成分对 StAR、HSD3β2、芳香化酶、HSD17β1、ERα、ERβ 和 GPER 均呈阳性染色，因此分别对这两种成分进行了免疫组化评分，并分别报告。 对于阴性对照，我们使用了异位子宫内膜病变组织，并用兔血清中的免疫球蛋白 G（Sigma，德国达姆施塔特）代替一抗，使用与一抗相同的浓度进行染色，并完全按照免疫组化程序进行其他所有步骤。StAR、HSD17β1、芳香化酶、HSD3β2、ERα、ERβ 和 GPER 被报道在异位子宫内膜病变中表达（Kitawaki 等人，1997 年；Tian 等人，2009 年；Sroyraya 等人，2018 年）。因此，它们在异位子宫内膜病变中的免疫染色作为阳性对照。阴性和阳性染色对照的代表性显微照片见补充图 S2。 采用 Masson 三色染色法检测组织样本中的胶原纤维，并如先前报道（Yi 等人，2025 年）所述量化病变纤维化程度。组织切片先在二甲苯中脱蜡，再经梯度酒精系列重新水化，然后在 37°C 下浸入 Bouin 溶液 2 小时。Bouin 溶液由 75 毫升饱和苦味酸、25 毫升 10%（质量/体积）福尔马林溶液和 5 毫升乙酸配制而成。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使用 Masson 三色染色试剂盒（Baso，武汉，中国）对组织切片进行染色。随后将载玻片封固，并在奥林巴斯显微镜（奥林巴斯）下以 200 倍放大倍数进行评估，拍摄四到五个不同视野的切片。使用 Image Pro-Plus 6.0（Media Cybernetics， Inc）计算整个异位植入物视野中蓝色染色的胶原纤维层面积。在检测区域评估的 Masson 染色参数包括：（i）积分光密度（IOD），（ii）总染色面积（S），以及（iii）平均光密度（MOD），其定义为 MOD = IOD/S，并作为病变纤维化程度的指标。 细胞培养 虽然免疫组化分析能够提供有关哪些细胞类型以及细胞内哪些部位呈阳性染色以及染色强度的信息，但它仅能半定量地测定染色强度。为了确定表达异常发生在转录水平还是翻译水平，需要使用原代细胞对基因和蛋白质表达水平进行定量。由于传统上对异位子宫内膜中雌激素信号传导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基质成分上（Noble 等人，1996 年；Tsai 等人，2001 年），我们使用了从在位和异位子宫内膜组织中提取的原代基质细胞。 我们采用了标准程序（Zhan 等人，2020 年；Park 等人，2023 年）并稍作修改来提取和培养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基质细胞。简而言之，将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内膜组织切成小于约 1 立方毫米的小块，浸泡在含有Ⅳ型胶原酶（2.5 毫克/毫升；Gibco 实验室，纽约州大岛）的杜尔贝科改良伊格尔培养基（DMEM）/F12（HyClone 实验室，犹他州洛根）中，并在 37°C 下轻轻摇晃一小时以促进酶解。随后，组织通过连续两次使用孔径分别为 100 微米和 40 微米的筛网进行过滤分离。含有基质细胞的沉淀物悬浮于 DMEM/F12 培养基中，过滤后的细胞经离心后接种于 6 厘米培养皿中，在 37°C 下培养 24 小时，以使基质细胞贴壁，然后用 PBS 洗去其他悬浮成分。细胞培养使用的是添加了 10% 胎牛血清（Hyclone Laboratories 公司）的 DMEM/F12 培养基。细胞增殖至 80% - 90% 融合度后，用 0.25% 胰蛋白酶分离，以每孔 5×105 个细胞的密度接种于新的培养皿中，在 37°C、5% CO2 的潮湿环境中继续培养。通过免疫组化染色检测波形蛋白阳性，细胞角蛋白 7、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结蛋白和促卵泡激素受体（FSHR）阴性，证实了原代基质细胞的纯度超过 95%（补充图 S3）（Chiappini 等人，2022 年）。使用 3 至 10 代的原代细胞。Real-time RT-PCR 按照 PBS（HyClone 实验室）洗涤步骤处理后，使用 EZ-press 细胞转 cDNA 试剂盒（EZ Bioscience，美国明尼苏达州罗斯维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和热循环方案裂解原代基质细胞，并将 mRNA 转化为 cDNA。然后使用实时 PCR 仪器（Life Technologies，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尔斯巴德）和 2×Color SYBR Green qPCR Master Mix 试剂盒（EZ Bioscience，美国明尼苏达州罗斯维尔）评估 mRNA 的丰度。对 COL1A1、STAR、HSD17B1、CYP19A1、HSD3B2、ESR1、ESR2 和 GPER 的 mRNA 丰度进行了评估。为了进行标准化，采用了 GAPDH 读数的几何平均值。以对照（CT）组为参照，计算了倍数变化。补充表 S1 列出了本研究中使用的基因和引物。Western blot分析 培养几天后，将原代细胞从 T25 细胞培养瓶中取出，方法是将其置于 37°C 下用 5% 胰蛋白酶/EDTA（Gibco Laboratories，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尔斯巴德）处理 2 分钟。然后将细胞刮下，用 PBS（HyClone Laboratories）清洗后，用放射免疫沉淀分析缓冲液（Thermo Fisher Scientific，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提取其总蛋白。接着使用二喹啉甲酸蛋白定量分析试剂盒（P0010S；碧云天，中国上海）测定每个样本中的蛋白浓度。将蛋白样本加载到预铸的 10% SDS-PAGE 凝胶（PG112；Epizyme，中国上海）上，进行电泳后，转移到 PVDF 膜（Bio-Rad，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赫拉克勒斯）。将膜在 4°C 下与表 1 中指定的一抗孵育一整晚，然后在室温下用 HRP 标记的二抗（Arigo，中国台湾新竹）处理 1 小时。随后在 Image Quant LAS 4000 mini（GE Healthcare，美国马萨诸塞州马尔堡）上对图像进行数字化，并使用增强化学发光试剂（NCM Biotech；中国江苏苏州）进行显影。使用 Image J 软件对图像进行定量分析。以 GAPDH 作为上样对照。所有结果均以相对于对照组的蛋白表达倍数变化形式呈现。ELISA 将细胞以每孔 1×105 个活细胞的密度接种到培养板中，在 150μl 的 DMEM/F-12 培养基中于 37°C、95%空气和 5%二氧化碳的湿润环境中培养 24 小时，以使细胞附着于培养板。然后弃去培养基，用 PBS 洗涤细胞两次。所有培养板在 37°C、5%二氧化碳的条件下继续培养 48 小时，之后收集培养基并储存在 -80°C 用于后续的 ELISA 分析（Lu 等人，2012 年）。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使用 Human 17β-estradiol ELISA 试剂盒（Labor Diagnostika Nord GmbH，德国诺德霍恩）测定上清液中 E2 的浓度。该检测范围为 10.6 至 2000 pg/ml。每孔加入水样。当水样中的 E2 与标记有辣根过氧化物酶（HRP）的抗体结合时，会形成抗体 - 抗原 - 酶 - 抗体复合物。在彻底用试剂盒中提供的洗涤液洗涤后，加入四甲基联苯胺（TMB）底物溶液，HRP 酶催化 TMB 底物会变成蓝色。加入硫酸溶液以终止反应，并在 450 纳米处通过分光光度法检测颜色变化。通过在图表上绘制标准品的光密度（OD）与标准浓度之间的曲线来创建标准曲线（R2 = 0.99）。然后将样品的 OD 与标准曲线进行比较，以确定 E2 浓度。对每个样品进行三次 E2 浓度测量，并使用平均值作为该样品中的 E2 浓度。 统计分析 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对两个独立组进行比较。当两个变量均为连续变量或至少有一个变量为有序变量时，使用皮尔逊或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来评估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为了评估哪些因素与染色水平相关，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年龄、月经周期、子宫腺肌病或子宫肌瘤的共存情况以及患者是否患有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或子宫内膜异位症深部结节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由于我们纳入了约 7 到 8 个协变量，而总样本量约为 80，这仍在经验法则范围内，即每个协变量大约需要 10 个样本量。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使用线性回归分析体外基因和蛋白质表达数据。P 值小于 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计算均使用 R 版本 4.4.2（R 核心团队，2021 年）完成。 结果 不同类型的异位子宫内膜病灶纤维化程度的差异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 PGE2 - 雌激素正反馈环路，我们使用了与报道不同类型的异位子宫内膜中 PGE2 信号相同的组织样本（Yi 等人，2025 年）。为完整起见，表 2 列出了纳入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OE）、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AD）和子宫腺肌病（DE）患者以及对照组的特征。三组患者在年龄和月经周期方面与对照组相当（表 2）。然而，DE 患者的生育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此外，三组患者的痛经程度均显著重于对照组（表 2）。痛经的视觉模拟评分（VAS）与语言评分量表评分高度相关（Spearman 的 r = 0.99，P < 2.2×10−16）。对视觉模拟评分（VA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年龄、产次、分组身份（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E）、卵巢早衰（AD）或子宫内膜异位症（DE））、是否存在 OE、AD 或两者共存、是否合并子宫肌瘤为自变量，结果表明，患有 OE、AD 和 DE 以及 DE 与 OE 或 AD 共存（对于 OE 或 AD 患者）均与较高的 VAS 评分呈正相关（R² = 0.52，所有 P 值均≤0.035）。 表 2. 纳入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OE）、子宫腺肌病（AD）、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DE）患者及对照组（CT）的特征。 变量 CT OE AD DE 统计显著性 （n = 20） （n = 19） （n = 20） （n = 20）年龄（以年计） Mean±SD 41.7 ± 4.340.2 ± 5.1NS40.9 ± 5.0NS40.7 ± 6.7NS 0.60 中位数 41.5 41.0 41.0 41.0 [最小，最大 [35.0, 52.0] [30.0, 50.0] [33.0, 9.0] [30.0, 49.0] 月经期 增殖期 10 (50.0%)7人（36.8%）NS10（50.0%）NS10（50.0%）NS 0.79 分泌期 10 (50.0%) 12 (63.2%) 10 (50.0%) 10 (50.0%) 奇偶校验 0 0 (0.0%)2人（10.5%）NS4人（20.0%）NS6 (30.0%)** 0.12 1 16 (80.0%) 13 (68.4%) 14 (70.0%) 13 (65.0%) ≥2 4 (20.0%) 4 (21.1%) 2 (10.0%) 1 (5.0%) 痛经的严重程度 NO 20 (100%)6 (31.6%)***4 (20.0%)***3 (13.0%)*** 温和 0 (0%) 7 (36.8%) 6 (30.0%) 4 (20.0%)1.9×10−8 中等 0 (0%) 6 (31.6%) 7 (35.0%) 6 (30.0%) 严重 0 (0%) 0 (0%) 3 (15.0%) 7 (35.0%) 痛经VAS评分 Mean±SD 0.0 ± 4.32.7 ± 2.2***4.1 ± 2.8***5.0 ± 2.9*** 中位数 0 3 3.5 5.52.0×10−7 [最小，最大] [0, 0] [0, 6] [0, 9] [0, 9]rASRM分级 I N.A. 0 (0.0%) N.A. 2 (10.0%) II 0 (0.0%) 0 (0.0%) N.A. III 8 (42.1%) 10 (50.0%) IV 11 (57.9%) 8 (40.0%) 卵巢子宫内膜囊肿的共病 是 0 (0%) 19 (100%) 4 (20.0%) 10 (50.0%)3.1×10−12 否 20 (100%) 0 (0%) 16 (80.0%) 10 (50.0%) 子宫腺肌症的共病 是 0 (0%) 3 (15.8%) 20 (100%) 7 (35.0%)7.7×10−13 否 20 (100%) 16 (84.2%) 0 (0%) 13 (65.0%) 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共病 是 0 (0%) 0 (0%) 1 (5.0%) 20 (100%)<2.2×10−16 否 20 (100%) 19 (100%) 19 (95.0%) 0 (0%) 子宫肌瘤的共病 是 0 (0%)0（0%）NS10(50.0%)***8 (40.0%)**4.2×10−6 否 20 (100%) 19 (100%) 10 (50.0%) 12 (60.0%) 该表中的大部分内容此前已有所报道（Yi 等人，2025 年），但此处呈现了痛经视觉模拟评分（VAS）的数据，并完整列出整个表格以供参考。 rASRM：美国生殖医学学会修订版子宫内膜异位症分类系统；VAS：视觉模拟评分。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NS：P > 0.05。 图1. 病变纤维化程度与痛经严重程度的关系以及Ⅰ型胶原蛋白的表达水平。箱线图显示病变纤维化程度与痛经视觉模拟评分（VAS）之间的关系（A）。在（B）中，展示了四个不同组中Ⅰ型胶原蛋白的表达水平。CT，正常子宫内膜；OE，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AD，子宫腺肌病；DE，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VAS，视觉模拟评分。统计学显著性水平符号：**P < 0.01；***P < 0.001。 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结果，我们接下来通过蛋白质印迹法评估了来自不同病变组织的原代子宫内膜异位症间质细胞以及正常子宫内膜的胶原蛋白 I 蛋白表达水平，使用了一组不同的组织样本。与 Masson 染色和 PCR 结果一致，胶原蛋白 I 的蛋白表达水平在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E）病变中最高，其次是腹膜型（AD）和卵巢型（OE）病变，所有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织（所有 P 值≤0.0006；图 1B）。 雌激素生物合成酶表达减少与病变纤维化程度增加并存 接下来，我们评估了参与雌激素生物合成的关键蛋白的免疫反应性，这些蛋白在异位子宫内膜中被报道为过表达，如 StAR、HSD3β2、芳香化酶和 HSD17β1。此外，我们还评估了三种雌激素受体（ERα、ERβ 和 GPER）的免疫反应性。阳性免疫染色的细胞类型和位置见表 3。对于参与雌激素生成的所有四种蛋白质，OE 和 AD 病变在上皮和间质成分中的染色水平均显著高于 CT 组织（所有 P 值≤0.023；图 2），但 DE 病变的染色水平与 CT 组织相当（所有四个 P 值≥0.091）。纳入年龄、月经周期、生育次数以及与 OE、AD、DE 和 UF 共同发生作为协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证实了这些结果（表 3）。值得注意的是，DE 病变对 StAR、HSD3β2、芳香化酶和 HSD17β1 的免疫反应性与 CT 样本相当（表 3）。 表 3.免疫组化标志物列表，包括其在不同细胞类型中的分布以及评分所依据的位置，连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 标志名称 细胞成分 染色位置 OE 公元军 DER2 备注 病灶性纤维化的范围 整个病灶 整个病灶↑***↑***↑*** 0.69UF↑的共现* StAR 上皮与基质 C↑***↑** NS 0.66 ↑***↑* NS 0.84 HSD3β2 上皮与基质 C↑***↑** NS 0.67 ↑***↑* NS 0.72 芳香化酶 上皮与基质 M↑***↑* NS 0.42分泌阶段↑*↑***↑** NS 0.78年龄 ↓* HSD17β1 上皮与基质 C↑***↑*** NS 0.65与OE共存 ↑**↑***↑*** NS 0.70 ERα 上皮与基质 N + C+M↓**↓**↓** 0.16 ↓***↓***↓*** 0.48 ERβ 上皮与基质 N↑***↑*** NS 0.50分泌期↓**↑***↑** NS 0.61 G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 上皮与基质 M↑***↑*** NS 0.36 ↑*** NS NS 0.73 上皮成分和间质成分的结果分别进行了分析。每个单元格的第一行（组织纤维化除外，其对整个病变区域进行评分）显示的是上皮成分的结果，而第二行显示的是间质成分的结果。 C：细胞质；N：细胞核；M：膜；AD：子宫腺肌病；DE：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OE：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UF：子宫肌瘤。↓：显著降低；↑：显著升高。星号的数量表示显著性水平，例如：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图2.雌激素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免疫组化分析结果。正常子宫内膜（CT）、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OE）、子宫腺肌病（AD）和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DE）组织样本中 StAR、HSD3β2、芳香化酶、HSD17β1 以及雌激素受体 ERα、ERβ 和 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ER）免疫染色的代表性显微照片（左图）以及数据汇总（右图）。样本量：CT：n = 20；OE：n = 19；AD：n = 20；DE：n = 20。放大倍数：× 400。比例尺 = 50 微米。统计学显著性水平符号：NS：P > 0.05；*P < 0.05；**P < 0.01；***P < 0.001（通过 Wilcoxon 秩和检验，*：与 CT 组相比）。 与上述四种蛋白质类似，OE 和 AD 病变在上皮和间质成分中的 ERβ 和 GPER 染色水平均显著高于 CT 组织（所有 P 值≤0.0051；图 2），但 DE 病变的染色水平与 CT 组织相当（所有四个 P 值≥0.1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非常相似，但 AD 病变间质成分中的 GPER 染色水平与 CT 组织相当（表 3）。相反，所有三种异位子宫内膜在上皮和间质成分中的 ERα 染色水平均显著低于 CT 组织（所有 P 值≤0.014；图 2），这也得到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证实（表 3）。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间质成分中的 ERα（r = 0.16，P = 0.16）外，其他六种蛋白质的染色水平在上皮和间质成分之间均呈正相关（所有 r≥0.54，所有 P 值≤3.6×10−7）。 我们发现，除了间质成分中的 ERα（r = 0.11，P = 0.39），在上皮和间质成分中其他蛋白质的免疫染色水平均与病变纤维化的程度呈负相关（所有 r ≤ -0.39，P ≤ 0.0022；图 3 和 4）。 图3.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OE）、子宫腺肌病（AD）和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DE）组织样本中病变纤维化程度与雌激素信号传导标志物上皮染色水平的相关性。散点图显示病变纤维化程度与 StAR（A）、HSD3β2（B）、芳香化酶（C）、HSD17β1（D）、ERα（E）、ERβ（F）和 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ER）（G）染色水平之间的关系。所有图中虚线代表线性回归线，并显示了皮尔逊相关系数及其统计学显著性水平。统计学显著性水平符号：NS：P＞0.05；*P＜0.05；**P＜0.01；***P＜0.001。 图4. 病变纤维化程度与雌激素信号传导标志物的间质染色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散点图显示了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OE）、子宫腺肌病（AD）和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DE）组织样本中病变纤维化程度与 StAR（A）、HSD3β2（B）、芳香化酶（C）、HSD17β1（D）、ERβ（E）和 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ER）（F）染色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所有图中，虚线代表线性回归线，并显示了皮尔逊相关系数及其统计学显著性水平。统计学显著性水平符号：NS：P＞0.05；*P＜0.05；**P＜0.01；***P＜0.001。 值得注意的是，除 ERα 外，上述所有蛋白在上皮和间质成分中的免疫染色水平均呈正相关（所有 r 值≥0.36，所有 P 值≤0.0013）。上皮成分中 ERα 的染色水平与其他六种蛋白均无相关性（所有 r 值在 -0.17 至 0.11 之间，所有 P 值≥0.13），但在间质成分中，其与所有其他蛋白均呈负相关（所有 r 值≤-0.28，所有 P 值≤0.014）。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 ERα 外，上述所有蛋白在上皮和间质成分中的免疫染色水平均与 COX-2、mPGES-1、mPGES-2、cPGES、EP2 和 EP4 的染色水平呈正相关（所有 r 值≥0.23，所有 P 值≤0.043）。在上皮成分中，StAR、HSD17β1 和 ERβ 的染色水平与 15-PGDH 的染色水平呈负相关（所有三个 r 值≤-0.28，所有三个 P 值≤0.012），而其他蛋白则无此相关性。在间质成分中，除 ERα 外，所有蛋白的染色水平均与 15-PGDH 的染色水平呈负相关（所有六个 r 值≤-0.24，所有六个 P 值≤0.034）。此外，基质成分中的 ERα 染色水平与 COX-2、m-PGES1、mPGES2、EP2 和 EP4 的染色水平呈负相关（所有 r 值≤ -0.23，所有 P 值≤ 0.039），与 15-HPGD 的染色水平呈正相关但无显著意义（r = 0.23，P = 0.056）。 因此，ERβ 和 GPER 的染色与两种细胞成分中参与雌激素生物合成的关键蛋白呈正相关，且雌激素信号似乎与 PGE2 信号相关。 通过 RT-PCR 和蛋白质印迹法进行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结果，我们评估了来自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OE）、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AD）和子宫内膜异位症深部结节（DE）组织样本的原发性子宫内膜异位症基质细胞或对照组子宫内膜基质细胞中编码雌激素合成酶的基因，即 STAR（编码 StAR）、HSD3B2（编码 HSD3β2）、CYP19A1（编码芳香化酶）和 HSD17B1（编码 HSD17β1）的基因和蛋白质表达水平。我们发现，与对照组相比，OE 组和 AD 组中 STAR、HSD17B1、CYP19A1 和 HSD3B2 的基因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所有 P 值≤ 0.023；图 5A - D），尤其是 OE 病变。然而，在 DE 病变中，所有基因的表达水平与对照组相当（所有 P 值均≥0.083）。 图5. 基因表达分析结果。STAR、HSD3B2、CYP19A1、HSD17B1、ESR1、ESR2 和 G 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ER）的基因表达相对倍数变化（A - G）。GAPDH 表达水平作为上样对照。所有数据均以相对于 CT 组的蛋白表达倍数变化表示。统计学显著性水平符号：NS：P > 0.05；*P < 0.05；**P < 0.01；***P < 0.001（通过 Wilcoxon 秩和检验，与 CT 组相比）。数据以均值±标准差表示。CT，对照子宫内膜；OE，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AD，子宫腺肌病；DE，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 此外，与正常组织相比，异位子宫内膜（OE）和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AD）病灶中编码雌激素受体β（ERβ）的 ESR2 和 GPER 的基因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尤其是在异位子宫内膜病灶中（所有 P 值均≤0.0498；图 5F 和 G）。相反，子宫内膜异位症深部浸润型病灶中的基因表达水平与对照组相当（所有 P 值均≥0.19；图 5F 和 G）。对于 ESR1，三种类型的异位子宫内膜的基因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所有 P 值均≤0.021；图 5E）。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基因的表达水平相互之间高度正相关（所有 r 值≥0.90，所有 P 值均≤2.6×10−12）。此外，它们的表达水平与 ESR2 和 GPER 均呈正相关（所有 r 值≥0.87，所有 P 值均≤9.2×10−11）。ESR2 和 GPER 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r = 0.86，P = 2.6×10−10）。在异位子宫内膜中，COL1A1 的基因表达水平与参与雌激素生物合成的关键基因或编码 ERβ 和 GPER 的基因均高度负相关（所有 r 值≤−0.89，所有 P 值均≤6.2×10−9）。相比之下，其表达水平与 ESR1 的表达水平无相关性（r = 0.07，P = 0.74）。 我们还进一步测定了来自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OE）、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AD）和子宫内膜异位症深部结节（DE）组织样本的原代子宫内膜异位症基质细胞以及对照组子宫内膜基质细胞中参与雌激素生物合成的基因以及雌激素受体的蛋白表达水平。与上述免疫组化数据和基因表达数据一致，OE 组和 AD 组中 StAR、HSD3β2、芳香化酶、HSD17β1、ERβ 和 GPER 的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所有 P 值≤0.007；图 6A–D、F 和 G），尤其是 OE 病变。然而，DE 病变中所有蛋白的表达水平与对照组相当（所有 P 值≥0.065）。相反，所有病变中的 ERα 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子宫内膜（所有三个 P 值≤0.010；图 6E），这与免疫组化和 RT-PCR 数据再次一致。 图6.蛋白质表达分析结果和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结果。StAR（A）、HSD3β2（B）、芳香化酶（C）、HSD17β1（D）、ERα（E）、ERβ（F）和G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ER）（G）的相对蛋白表达量变化。GAPDH 表达水平作为上样对照。所有数据均以相对于 CT 组的蛋白表达量变化倍数表示。（H）通过 ELISA 测定不同组织来源培养细胞上清液中的雌二醇浓度。统计学显著性水平符号：NS：P＞0.05；*P＜0.05；**P＜0.01；***P＜0.001（通过 Wilcoxon 秩和检验，与 CT 组相比）。数据以均值±标准差表示。CT，正常子宫内膜；OE，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AD，子宫腺肌病；DE，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 在所有参与雌激素生物合成的四种蛋白质以及 ERβ 和 GPER 的表达水平之间，始终存在高度正相关（所有 r 值均≥0.87，所有 P 值均≤8.1×10−11）。ERβ 和 GPER 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r = 0.96，P < 2.2×10−16）。在异位子宫内膜中，胶原蛋白 I 的蛋白表达水平与参与雌激素生物合成的关键基因或编码 ERβ 和 GPER 的基因均高度负相关（所有 r 值≤−0.92，所有 P 值均≤2.3×10−10）。相反，胶原蛋白 I 的表达水平与 ERα 的表达水平无相关性（r = 0.08，P = 0.71）。 异位子宫内膜中雌激素浓度的测定 使用从病变和对照子宫内膜中提取的相同一组原代子宫内膜细胞，我们进一步测量了细胞培养基中 17β-雌二醇的浓度。结果与雌激素合成酶的表达水平高度一致。与基因和蛋白质表达数据一致，来自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OE）和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AD）病灶的细胞中 17β-雌二醇浓度分别比对照组（CT 组）高 2.69 倍和 1.76 倍（P = 0.00017 和 P = 0.0011；图 5H）。然而，来自子宫内膜异位症深部病灶（DE）的细胞中 17β-雌二醇浓度与对照组相当（P = 0.33）。 值得注意的是，17β-雌二醇浓度与 StAR、HSD3β2、芳香化酶和 HSD17β1 的蛋白质表达水平呈正相关（所有 r ≥ 0.72，所有 P 值 ≤ 4.0×10−6），与 ERβ 和 GPER 的蛋白质表达水平也呈正相关（两者 r ≥ 0.70，两者 P 值 ≤ 7.2×10−6）。然而，它与 ERα 的蛋白质表达水平呈负相关（r = -0.41，P = 0.021）。在异位子宫内膜中，胶原蛋白 I 的蛋白质表达水平与 17β-雌二醇浓度高度负相关（r = -0.69，P = 0.00019；补充图 S4）。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提供了多条证据表明，随着病灶纤维化程度的增加，雌激素信号传导（包括雌激素的生物合成以及 ERβ 和 PGER 的表达）会相应减弱。特别是，虽然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OE）和腹膜子宫内膜异位症（AD）病灶中雌激素信号传导确实被激活，但在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E）病灶中几乎不存在，其水平与正常子宫内膜相似。相反，与正常子宫内膜相比，所有异位子宫内膜样本中的 ERα 表达均降低。此外，OE 和 AD 病灶中雌激素的生成量升高，而 DE 病灶中雌激素的生成量与正常子宫内膜相当。DE 病灶中雌激素生物合成的可能缺失，加上 ERα 的抑制，表明雌激素可能不再驱动 DE 病灶以及纤维化程度高的病灶的生长。 我们关于激活的雌激素信号传导以及在异位子宫内膜（OE）和子宫腺肌病（AD）病灶中 ERα 表达降低的结果，与大量表明相同情况的数据一致（Yamamoto 等人，1993 年；Brandenberger 等人，1999 年；Fujimoto 等人，1999 年；Attar 等人，2009 年；Mehasseb 等人，2011 年；Heublein 等人，2012 年；Samarzis 等人，2012 年）。我们的结果也与我们之前关于异位子宫内膜中随着纤维化增加而 PGE2 信号传导减弱的报告相符（Yi 等人，2025 年），因为 PGE2 信号传导在子宫内膜异位病灶中雌激素生物合成的正反馈环路中起着关键作用（Bulun 等人，2005 年）。异位子宫内膜中 ERβ 表达高于子宫腺肌病病灶，这与早期的报告相一致（Liao 等人，2019 年）。 我们发现雌激素受体α（ERα）表达降低，这与之前的报道一致（Brandenberger 等人，1999 年；Mehasseb 等人，2011 年）。子宫内膜异位症中 ERα 的下调已被报道是由于雌激素受体β（ERβ）过度表达抑制了 ESR1 表达，因为 ERβ 蛋白与 ESR1 基因启动子结合（Trukhacheva 等人，2009 年）。 我们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深部浸润型（DE）病灶中缺乏雌激素信号传导，这似乎与普遍认为的雌激素生成正反馈环路的观点直接相悖。然而，这种明显的差异可以通过长期以来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OE）组织样本的严重依赖来解释，这可能是因为 OE 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最常见的亚型，因此获取组织样本相对容易。例如，最早报道 StAR、HSD3β2、芳香化酶、HSD17β1、ERβ 和 GPER 过表达的研究均使用了 OE 或腹膜子宫内膜异位症（AD）组织样本（Brandenberger 等人，1999 年；Fujimoto 等人，1999 年；Attar 等人，2009 年；Mehasseb 等人，2011 年；Samartzis 等人，2012 年），这可能是因为 DE 发生率较低，获取样本较为困难。事实上，首次将 PGE2 与 StAR 上调联系起来的研究也使用了 OE 和腹膜子宫内膜异位症组织样本（Tsai 等人，2001 年）。值得注意的是，在极少数同时评估 OE 和 DE 病灶的研究中，均报告了 OE 病灶中的雌激素信号传导高于 DE 病灶。例如，已有报道指出，与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E）病灶相比，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OE）病灶中 HSD17B1、CYP19A1 和 ESR2 的基因表达水平更高，而 DE 病灶中 HSD17B1 的表达水平与正常子宫内膜相当（Huhtinen 等人，2012 年）。实际上，同一研究还报告称，OE 病灶中的 E2 浓度比正常子宫内膜高 6 倍，但 DE 病灶中的 E2 浓度与正常子宫内膜几乎相当（Huhtinen 等人，2012 年）。同样，CYP19A1 的基因表达水平在 OE 病灶中最高，其次是腹膜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是 DE 病灶（Heilier 等人，2006 年）。 尽管没有局部雌二醇（E2）的生成，但正常子宫内膜会通过激活雌激素受体α（ERα）和雌激素受体β（ERβ）对 E2 作出反应，其中 ERβ 起到“守护者”的作用，抑制 ERα 以控制 ERα 介导的对 E2 的有丝分裂反应（Hapangama 等人，2015 年）。在此，我们发现局部 E2 生成在子宫内膜异位症（OE）和子宫腺肌病（AD）病灶中升高，但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深部浸润型（DE）病灶中未升高。此外，所有 OE、DE 和 AD 病灶的 ERα 表达均降低，但与正常子宫内膜相比，OE 和 AD 病灶中 ERβ 表达升高，而 DE 病灶中未升高。这可能是由于局部 E2 浓度升高激活了 ERβ，进而抑制 ERα，从而导致观察到的 ERα 下调但 ERβ 上调（Hapangama 等人，2015 年）。然而，在 DE 病灶中，由于没有局部 E2 生成，ERα 和 ERβ 均未被激活。 另外，由于在纤维化程度较轻的病灶中 ERβ 持续过度表达，ERα 可能会长期受到抑制，这可能导致 ERα 启动子高甲基化（Maekawa 等人，2019 年）。在异位病灶中，它们可能有 HDAC3 失活，这在子宫内膜异位症（Kim 等人，2019 年）或子宫腺肌病（Mao 等人，2023 年）患者的在位子宫内膜中已有报道，并可能导致 ERα mRNA 不稳定（Oie 等人，2013 年），从而导致 ERα 水平降低。 我们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中雌激素信号减弱甚至缺失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鉴于目前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的主要药物是旨在抑制雌激素生成的激素类药物（Barbieri，1992 年），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子宫内膜异位症在药物治疗方面最具挑战性。除了病灶血管减少以及由于纤维化增加导致的表观遗传异常增多（刘等人，2018 年 b）之外，子宫内膜异位症对体外雌激素剥夺不敏感，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其他激素药物中添加芳香化酶抑制剂或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似乎并未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Vercellini等人，2018 年 a）。此外，这也解释了为何长期使用地诺孕素治疗虽能缓解症状，但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却无细胞减少作用（Leonardo-Pinto等人，2017 年）。事实上，鉴于病变纤维化与弹性成像（Elastosonography）所测得的病变硬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Liu 等人，2018a；Ding 等人，2020），我们发现雌激素信号随着病变纤维化的加重而减弱，这要求重新评估当前的治疗策略，尤其是对于纤维化程度高、病情进展严重的病变。此外，弹性成像技术可被用于指导个性化治疗策略。 我们发现雌激素信号减弱与病灶纤维化程度增加一致，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首先，它挑战了异位子宫内膜中雌激素信号通过正反馈环路普遍激活的主流观点。它还对异位病灶中 ESR2（Xue 等人，2007a）和 SF-1（Xue 等人，2007b）低甲基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观点在一项使用异位病灶的研究中已受到质疑（Meyer 等人，2014）。然而，如果雌激素不再是驱动力，那么是什么在驱动异位病灶仍不清楚，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这或许可以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病灶的生长似乎是有限的（Koninckx 等人，2021）。无论如何，这应当为药物研发人员提供信息，并激发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的新疗法。 其次，雌激素信号的强度，无论是雌激素的生成还是雌激素受体的活性，都严重依赖于病灶纤维化的程度，这是病灶发育阶段的一个指标（Zhang 等人，2016；Guo，2018）。因此，虽然总体而言，雌激素信号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中最强，在子宫腺肌病病灶中较弱，在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中缺失，但这种区分仅是一般情况，我们应预期会因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或子宫腺肌病病灶的纤维化程度不同而出现偏差。 最后，通过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文献中一些明显的难题或争议可以得到解释。尽管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都被认为是雌激素依赖性疾病，但对于雌激素生物合成和代谢中某些特定酶的激活状态，实际上存在争议。例如，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中芳香化酶是否过度表达就存在激烈争论（Bulun，2009；Colette 和 Donnez，2009）。同样，关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中 ESR2 启动子低甲基化也有相互矛盾的数据（Xue 等人，2007a；Meyer 等人，2014；Maekawa 等人，2019）。在这些情况下，双方都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的样本中病灶的纤维化程度可能差异很大，却未被考虑在内，从而导致了相互矛盾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有几大优势。首先，我们对组织纤维化的程度进行了量化，并将参与雌激素信号传导的基因/蛋白质与纤维化程度进行了评估。由于病灶纤维化的程度是病灶发育阶段的一个替代指标（Guo 等人，2015 年；Liu 等人，2016 年；Shen 等人，2016 年；Zhang 等人，2016 年），对其量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借此可以对所有异位子宫内膜进行比较，涵盖其整个范围。其次，我们评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异位子宫内膜以及对照子宫内膜，它们平均而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组织纤维化。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够使用对所有病灶都内在且基础的同一衡量标准来比较所有三种不同的疾病实体，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的分子基础。第三，我们利用了之前关于 PGE2 信号传导的研究成果，并将当前数据与 PGE2 数据相关联，从而获得了更全面的视角。最后，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免疫组化（IHC）、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来评估雌激素信号传导中的基因/蛋白质，同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来定量不同组织来源的基质细胞中的 E2 浓度。值得注意的是，结果相当一致。 我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尽管我们证明了病变中雌激素信号减弱与纤维化增加一致，但我们仅提供了强有力的暗示性证据，表明病变纤维化与雌激素信号之间存在关联，并未提供进一步的机制数据。在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其次，虽然我们在本研究中评估了几个已知对雌激素信号至关重要的基因/蛋白质，但并未评估其他一些也参与雌激素信号传导的基因/蛋白质，例如 HSD17B 家族的其他成员。例如，HSD17β2 优先催化 E2 氧化为雌酮，这是一种效力较低的雌激素，已有研究表明其水平降低（Zeitoun 等人，1998 年），但这一结论并非没有争议（Carneiro 等人，2007 年；Smuc 等人，2007 年）。在其他催化氧化反应的 HSD17B 酶中，HSD17B6 已被证明与子宫内膜组织内 E2 浓度呈负相关，而该浓度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已被证实升高（Huhtinen 等人，2012 年）。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澄清这些问题。第三，本研究仅使用了弥漫性子宫腺肌病样本。虽然这可能使样本采集变得容易，并消除了不同类型的子宫内膜异位症之间可能存在的异质性，但可能会限制我们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在这方面，未来有必要进行验证，但可以认为，鉴于我们发现雌激素信号传导主要由病灶纤维化成分决定，而与异位子宫内膜实体或亚型无关，我们认为我们的结果也适用于局灶性子宫内膜异位症。最后，每种异位子宫内膜亚型的样本量适中，尽管总体样本量相当大。传统上，关于异位子宫内膜雌激素信号传导的首批报告都是基于适中的样本量。例如，关于芳香化酶上调的首份报告使用了 17 个病灶样本和 7 个对照子宫内膜样本（Noble 等人，1996 年），而关于 ERα 的报告分别使用了 9 个和 11 个样本（Brandenberger 等人，1999 年）。这些研究中使用的样本量较小，反映了获取足够组织样本的挑战，尤其是对照样本。然而，由于我们采用了不同但又互为补充的方法，且结果仍然相当一致，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结果是真实可信的。 总之，我们已经证明异位子宫内膜中的雌激素信号随着病灶纤维化的增加而减弱。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和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中，雌激素信号上调，而在子宫腺肌病病灶中，其信号与正常子宫内膜相当。我们的研究结果颠覆了异位子宫内膜中所有类型的雌激素信号均通过正反馈环路被激活的主流观点。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估我们的治疗策略，尤其是对于高度纤维化且病情进展的病灶。可以想象，我们的发现有助于选择最佳的治疗方式，并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略）。 若光医学中心诺光门诊部（长沙），下面图片右上角二维码是我们中心若光云医学小程序门诊预约。左侧是视频会诊预约。左下二维码是是未来医生（杏仁医生）咨询，中间二维码是好大夫网站咨询王若光教授。 权威专家引领，多学科遗传咨询团队联合，获得及时专业帮助。 黄尚志（北京协和医学院）；姚宏（重庆医大二院）；黄昱（北京大学遗传学系）；刘雅萍（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闫有圣（北京妇产医院）；王立峰（空军军医大学）；任雪（会元遗传）；陈菲云（会元遗传）；王若光（若光医学中心）。 【长沙诺光门诊×北京会元遗传 基因检测专家团为你健康“解码”】 想知道你的基因里藏着哪些健康“剧本”？长沙诺光门诊联合北京会元遗传，推出人体基因体检健康管理方案（高级版）！ ✅ 全外显子组测序，20000+基因一次测透 ✅ 肿瘤、慢病、用药、生育…4172项检测+会元遗传专家一对一报告解读! ✅ 单人4900元，两人同行省100/人，三人同行省200/人 别等健康亮红灯！来诺光，用基因检测提前锁定健康“主动权”。 预约咨询：19376950771 或添加客服微信号：rgyy04/rgyy05 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子宫肌瘤专辑—目录 （1）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等生殖病理，孕前孕后及全孕期风险 （2）子宫内膜异位症、疼痛及相关心理障碍：揭示微生物群、炎症和氧化应激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共同线索 （3）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是生殖免疫和免疫炎症衰老的核心，影响几乎所有女性 （4）免疫因素真是妊娠失败主要原因吗？ （5）大月份（12周以上）流产、胎停，以及早产，科学还有多远？ （6）内质网应激与氧化应激之间的相互作用：聚焦于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和内质网氧化酶 1 （7、1）水飞蓟素作为一种天然抗氧化剂：当前证据及展望综述 （7、2）对某些具有抗炎和抗增殖作用的药用植物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机制研究 （7、3）一项评估水飞蓟素（Silymarin）对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相关症状疗效的随机试验 （8）男性生殖功能下降，男性衰老 （9）孕期抗凝及其判断，抗板及其误区，内异症纤溶、慢性炎症病理 （10）国际，国内对复发性流产认知和诊疗中的局限性 （11）孕龄，胎龄，胚胎发育有序性，及孕酮和雌激素在孕期使用的科学要求 （12）巧克力囊肿（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超声检查：评估、复发，表现与诊断准确性（链接） （13）子宫肌瘤超声检查评估：基准专业要求的图文报告（链接） （14）子宫腺肌病：是一种疾病，或子宫衰老过程导致的症状，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链接） （15）子宫腺肌症影像诊断：肌层与子宫肿块，子宫形态超声评估（MUSA）（链接） （16）经阴道超声作为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线检查方法：图解说明文（链接） （17）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经阴道超声检查：图解说明及（IDEA）小组共识意见宫旁组织的超声评估（链接） （18）超声在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与出血性卵巢囊肿鉴别诊断中的作用：纹理分析的角色（链接） （19）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磁共振（MRI）成像与 #Enzian 分类的相关性：适用性及结构化报告（链接） （20）经阴道超声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前分期和分类中的应用专家意见（链接） （21）浅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超声诊断标准建议（链接） （22）超声放射学会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常规盆腔超声检查的共识（上）（链接） （22）超声放射学会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常规盆腔超声检查的共识（下）（链接） （23）交界区增厚：子宫内膜肌层单位紊乱（链接） （24）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对不孕症影响的叙述性综述 （25）青少年严重痛经需要进行无创超声检查以早期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 （26）修订版 MUSA 共识所定义的子宫腺肌病超声特征的可重复性如何？ （27）子宫腺肌病的分类及其影像学和组织病理学表型与临床结局相关性及子宫腺肌病的诊断分类（MRI和超声）图文（链接） （28）继发性痛经的多模态影像学表现 （29）子宫腺肌病超声分类与评分系统建立及磁共振成像经典图解综述 （30）子宫腺肌病：诊断、治疗及生育力方面的最新进展 （31）从诊断到生育：优化子宫腺肌病治疗以促进生殖健康 （32）子宫结合带与子宫腺肌病：磁共振成像、经阴道超声与组织学的比较（链接） （33）子宫腺肌病子宫与正常子宫收缩力的定量超声测量：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 （34）子宫腺肌病：诊断与分类的最新进展，及基于MRI的影像组学作为子宫腺肌病有前景无创诊断技术（链接） （35）子宫腺肌病患者术前磁共振成像对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评估 （36）子宫肌层与宫颈比值：在地区医疗环境中，一项简单的超声测量能否提高子宫腺肌病的诊断水平？（链接） （37）异常子宫出血：介入放射学管理中鉴别诊断及不常见病例的图示综述 （38）青春期月经失调：诊断与治疗的挑战 （39）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多种面孔（表现形式） （40）异常子宫出血：为人熟知的一面与不为人知的一面 （41）子宫腺肌病和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同一疾病过程的不同表现吗？ （42）子宫内膜异位症中抑制细胞迁移和侵袭的分子机制：药理学研究进展（综述） （43）子宫内膜异位症理论成因的新视角：综述性评论 （44）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作用 （45）子宫腺肌病/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体外受精患者呼吁临床关注 （46）铁死亡在女性不孕症中的研究进展 （47）揭开卵泡液的复杂面纱：对其成分、功能及临床意义的洞悉 （48）NF-κB 作为薄型子宫内膜的炎症生物标志物：在反复种植失败中对活产的预测价值 （49）子宫内膜干细胞：协调子宫内膜动态再生及其在多种子宫内膜疾病中的意义 （50）子宫内膜容受性与妊娠结局 （51）抗氧化剂用于女性不孕症 （52）抗氧化疗法在不孕不育夫妇中的应用：当前状况的全面综述及未来前景的思考 （53）卵巢早衰：氧化应激的作用及抗氧化剂的应用综述 （54）特异性促消退介质：胎盘功能及妊娠并发症的关键调节因子 （55）抗氧化剂和天然产物在炎症中的作用 （56）PI3K/AKT 信号通路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细胞焦亡和炎症相关 （57）子宫腺肌病的当前药物治疗：从实验室到临床 （58）子宫腺肌病的突变谱及染色体异常 （59）不孕女性自然受孕或使用体外受精时子宫内膜异位症进展的风险 （61）地诺孕素治疗子宫腺肌病期间异常子宫出血的风险因素及应对措施：综述 （62）子宫腺肌病异位及在位子宫内膜的激素受体谱：一项系统综述 （63）青少年及年轻女性中痛经和月经过多患者的子宫腺肌病诊断 （64）子宫腺肌病对妊娠的影响 （65）子宫腺肌病相关不孕症的分子机制的当前认识及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策略 （66）MicroRNAs、子宫内膜容受性及分子通路 （67）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暴露与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发病的潜在关系 （68）子宫腺肌病与不孕症：文献综述 （69）子宫腺肌病与不孕症之间的关联：顶浆膜异位症中轴丝改变的作用 （70）子宫内膜异位症与排卵性月经：超越Sampson原理 （71）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中的免疫失调：对炎症的影响 （72）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所致卵巢损伤的机制：误区与事实 （73）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免疫相关因素的潜在治疗前景（综述） （74）绝经作为脂肪水肿的关键转折点：雌激素受体失衡、细胞内雌激素及脂肪组织功能障碍模型 （75）子宫腺肌病诊断不确定性与症状严重程度的超声特征（链接） （76）不孕女性的交界区(juncional zone，JZ) ：一项三维超声研究（链接） （77）子宫腺肌症和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与病理生理学的归一， Archimetrosis：一种疾病的演变及其现存的表现（链接） （78）子宫因素在复发性流产中的重要性：一项通过三维经阴道超声筛查女性的回顾性队列研究 （79）子宫因素在复发性流产中的影响 （80）子宫内膜蜕膜反应停滞决定了流产的复发风险 （81）子宫腺肌病：诊断、治疗及生育能力相关研究进展 （82）子宫腺肌病患者子宫蠕动情况：迈向功能评估的一步（链接） （83）子宫腺肌病的内、外在表型：超声特征及其与临床结局的关系 （84）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磁共振成像（MRI）：对 MR#Enzian 分类的评估及子宫腺肌病亚型的重要性（链接） （85）急性盆腔疼痛：磁共振成像的图解综述 （86）急性产科疾病的影像学表现：图解式综述 （87）妇科急腹症的成因：常见与不常见的影像学表现 （88）愤怒腹膜的多种表现 （89）子宫腺肌病：藏于迷宫之内；腺肌病与宫颈弹性成像特征，及其子宫僵硬：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90）子宫异常出血及治疗选择，月经大量出血，缺铁与缺铁性贫血亟待解决的问题 （91）育龄妇女和女孩缺铁和缺铁性贫血证据差距及月经，孕期及产后 （92）排卵障碍FIGO新分类综述，PRO 和 CON （93）АРХІМЕТРА：获得的子宫内膜和子宫肌层病理学的可视化方面 （94）超声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精准影像学发展中的作用 （95）典型及非典型子宫腺肌病的影像学表现谱系（链接） （96）子宫腺肌病概览：经阴道超声与磁共振成像表现的综合评述（链接） （97）适应在衰老中的意义-从细胞衰老、表观遗传学时钟和干细胞改变中的见解 （98）子宫腺肌病与异常子宫出血：证据综述 （99）交界带子宫内膜的形态特征及功能：文献综述（链接） （100）美国母胎医学会胎盘植入谱系疾病超声标志物工作组特别报告：关于胎盘植入谱系疾病高危妊娠超声检查标志物定义及检查方法的共识 （101）非妊娠期女性子宫憩室的超声检查：一种改良的Delphi法程序 （102）早期妊娠剖宫产瘢痕妊娠的定义及超声报告系统：改良delphi法 （103）剖宫产瘢痕（缺损，凹陷，壁龛或憩室，峡部膨出）等形成、变化与后果（出血，不孕，妊娠风险）等进展 （104）胎盘植入谱系影像诊断与后果诊断等进展 （105）先天性子宫畸形的生殖影响及管理（2024 年第二版）BJOG - 2025  （106）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发病机制的组织损伤与修复（TIAR）理论的评估 （107）过渡性病变，进一步理解子宫腺肌病发病机制的又一关键步骤 （108）血小板在子宫腺肌病发病机制及病理生理学中的作用 本文：（109）异位子宫内膜中雌激素信号逐渐减弱与纤维化程度增加相一致 （110）异位子宫内膜中纤维化程度增加与前列腺素 E2 信号传导逐渐减弱相一致 （111）子宫腺肌病病灶中纤维化程度如何导致月经过多？ （112）针对早发性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的靶向、新进化导向的二级预防提案。第一部分：致病方面 （113）针对早发性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的定向、新进化导向的二级预防提案。第二部分：医疗干预措施 （114）新生儿子宫出血与早发性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关吗？ （115）峡部憩室 - 影像学诊断的准确性和与组织学的临床相关性：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116）峡部憇室妊娠的组织病理学模式 （117）峡部憩室与不孕症 （118）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为何多为血泪史，问题解答 （119）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的精准治疗与预防分子策略 （120）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共同的病理生理学 （121）从逆流经血到子宫内膜决定论以及子宫内膜异位症“根治”的新世界：是宿命还是虚幻的乌托邦？ （122）破解子宫腺肌病之谜：其发病机制与病理生理学的最新进展 （123）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癌症驱动突变：纤维化这一主要主题的变奏曲 （124）分子分析表明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在解剖学定义的亚型间存在寡克隆性和转移性 （125）患有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子宫腺肌病的女性肛门生殖器距离较短，但子宫肌瘤患者并非如此 （126）月经期糖酵解减少与月经失血量增加有关 （127）子宫腺肌病病灶中纤维化程度如何导致月经过多？ （128）子宫腺肌病的发病机制：内陷还是化生？ （129）树突状细胞在复发性流产中的作用 （130）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在复发性流产中的免疫调节更新作用 （131）探究复发性流产和反复着床失败的免疫学方面及治疗措施 （132）反复妊娠丢失的同种免疫病因：细胞机制及治疗手段概述 （133）早期人类妊娠中滋养层细胞的局部免疫识别：争议与问题 （134）妊娠免疫生物学：从基础科学到转化医学 （135）2025 年美国生殖免疫学会（ASRI）复发性流产治疗指南：ASRI 临床生殖免疫学研究会实践建议 （136）美国生殖免疫学会（ASRI）关于复发性流产的指南：基于循证实践与过度医疗化之间的平衡 （137）2023+RCOG指南：复发性流产（No.17） （138）ESHRE指南：复发性妊娠丢失：2022年更新 （139）胎盘滋养层合胞体化通过 mTOR 信号传导增强巨胞饮作用以适应氨基酸供应减少 （140）（140）对2022年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新子宫内膜异位症指南的评论 （141）ESHRE循证指南：不明原因不孕 （142）孕龄小胎儿和生长受限胎儿的研究与护理（Green-top指南第31号） （143）ESHG–ESHRE关于医学辅助生殖中扩展携带筛查现行做法的调查 （143）人脐带血小板富血浆治疗子宫内膜病变：方法学、成分及临床前模型 （144）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不孕症预防、诊断和治疗指南的建议†（145）腹腔镜确诊子宫内膜异位症与长新冠的关联：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146）不孕不育（若光问答） （147）胎停和复发流产系列（若光问答） （148）减数分裂基因的常见变异塑造了人类的重组和非整倍体 （149）染色体相互易位个体的生殖结局 （150）人类非同源罗伯逊易位染色体分离：来自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的见解 （151）基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的单管长片段读取全基因组测序鉴定隐匿性断点 （152）应用第三代基因测序技术对平衡易位携带者进行基因测序及结果分析 （153）采用全面基因组拷贝数分析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对平衡易位携带者有益 （154）染色体倒位携带者中不平衡配子发生的减数分裂决定因素 （155）胎停和复发流产系列（若光问答） （156）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是输卵管不通，宫外孕的主因（157）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最怕什么？及早诊断的意义重大 （158）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相关出血、不孕，胎停，妊娠病理等机制与应对 （159）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内膜息肉，复发或移植失败后迅速进展或复发？ （160）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等生殖病理，孕前孕后及全孕期风险 （161）若光观点：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的进展性，广泛性，炎症免疫衰老性及科学应对 （162）免疫炎症与衰老机制——复发性流产相关免疫因素：若光医学观点 （163）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分类、分期及报告系统：迈向全球公认子宫内膜异位症分类体系的综述 （164）慢性炎症与抗炎、抗氧化 （165）此次流产物绒毛CNV异常，下次怀孕还可能出现胚胎染色体异常吗？复发性流产如何及时止损？ （166）基因组差异——不同路径、层级而非进化 （167）慢性炎症与免疫衰老：生殖免疫的核心？——保持科学的方向 （168）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危害超乎想象：性早熟-发育之殇，内异症和腺肌症，男女生殖打击，肿瘤风险 （169）孕期抗凝、抗板及其误区，内异症纤溶、慢性炎症病理 （170）雌激素介导的炎症免疫反应，孕激素抵抗，蜕膜化缺陷 （171）再谈生化妊娠，反复种植失败，胎停和流产相关病因与应对 （172）鞍状，纵隔，双角，残角等子宫畸形的生殖病理与后果 （173）女性畏寒怕冷或腰膝冷痛，或四肢不温，或手足心发热等，中西医病因病理如何？ （174）大月份（12周以上）流产、胎停，以及早产，科学还有多远？ （175）再谈慢性子宫内膜炎 （176）胎停，流产，复发流产的胚胎因素占多少比例？ （177）子宫内膜息肉和内膜增生过长：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的在位内膜表型 （178）胎停，流产，复发性流产如何走向科学 （179）压力应激，焦虑会带来什么？ （180）妊娠异常出血如何应对 （181）孕酮的药理效应及其抗炎作用 （182）为什么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获卵率，优卵率，优胚率低？不孕且胎停率高？ （183）衰老，女性衰老，男性衰老，生殖衰老与代谢衰老，慢性炎症 （184）人类卵子非整倍体的起源及形成机制 （185）哺乳动物卵母细胞中的非整倍体及母体衰老的影响 （186）ChromInst：一项多中心评估非整倍体和结构重排检测稳健性的研究 （187）ELL3调控纺锤体组装，以防止母系遗传的非整倍体和不育症ELL3调控纺锤体组装，以防止母系遗传的非整倍体和不孕不育 （188）母体 ELL3 功能缺失会导致卵母细胞非整倍体和早期流产 （189）减数分裂不分离产生非整倍体 （190）癌症和先天性综合征中非整倍体的特征 （191）通过许可：论 p53 在非整倍体中的看门人作用 （192）单细胞测序显示大多数人类胚胎存在镶嵌型非整倍体（193）人类胚胎在早期发育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嵌合现象，非整倍体细胞广泛存在 （194）非整倍体：致癌物和生殖毒物的常见且早期的基于证据的生物标志物 （195）非整倍体的蛋白质稳态负担 （196）非整倍体作为癌症的脆弱性 （197）父母年龄对胚胎植入前非整倍体遗传学检测（PGT-A）中染色体异常的影响：母亲年龄的影响呈指数级增长，而父亲年龄的影响则完全为零 （198）基于 Haplotyping 的植入前基因检测揭示了非整倍体形成的亲本特异性机制 （199）反复流产患者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非整倍体率及体外受精结局与不孕症患者相似 （200）与高龄产妇相关的卵母细胞非整倍体机制 （201）高龄产妇卵母细胞的非整倍体：对致因减数分裂错误的分析及其对胚胎发育的影响（202）社论：高龄产妇卵母细胞非整倍体和不孕的原因及新的治疗方法 （203）母亲年龄对卵子非整倍体的影响：生殖后果、分子机制及未来方向S （204）母体外周血端粒缩短与胎儿非整倍体的相关性 （205）母体减数分裂交换异常的染色体景观会导致人类胚胎非整倍体 （206）母体高胆固醇血症会增加反复着床失败夫妇中胚胎非整倍体的发生率 （207）预防非整倍体相关细胞衰老和衰老：问题多于答案？ （208）母源性减数分裂非整倍体对体外早期胚胎发育的影响 （209）性染色体非整倍体引起环状RNA谱的变化环状转录组范围的研究 （210）染色体不稳定性和炎症的减轻是适应非整倍体的常见方面 （211）性染色体非整倍体在产前人群中的发生率意大利北部27年的纵向研究（212）性染色体非整倍体患者及其家庭的研究重点 （213）减数分裂非整倍体的严重程度与小鼠卵母细胞成熟的形态动力学变量改变有关 （214）人类胚胎在早期发育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嵌合现象，非整倍体细胞广泛存在 （215）减数分裂和有丝分裂非整倍体导致体外受精的人类植入前胚胎发育停滞 （216）在单个滋养外胚层活检样本中对基因分型和拷贝数数据进行校准以预测非整倍体：揭示不完全一致性 （217）母系遗传的驱动蛋白运动结构域变异会过早增加卵子非整倍体 （218）探究β-大马酮诱导非整倍体过程中氧化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的作用 （219）关于有丝分裂衍生的人类胚胎非整倍体的起源 （220）食品接触材料的风险评估（非整倍体） （221）囊胚腔液 DNA 水平、凋亡基因表达与植入前非整倍体之间的相关性 （222）特定染色体的非整倍体对缺乏纺锤体检查点蛋白 Bub3 的细胞有益 （223）孕激素预处理卵巢刺激在胚胎植入前非整倍体遗传学检测中的应用：一项回顾性研究及荟萃分析 （224）目前用于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的定量方法常常将减数分裂非整倍体误判为嵌合体 （225）载脂蛋白 A1：整倍体和非整倍体人类胚胎分泌组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226）生殖衰老、胚胎植入前非整倍体遗传学检测以及囊胚直径：大小真的重要吗？ （227）卵泡代谢功能障碍、卵母细胞非整倍体与卵巢衰老：综述 （228）一种多功能的黏连操控系统揭示了着丝粒蛋白 A 功能障碍会加速女性生殖年龄相关的卵子非整倍体 （229）肿瘤在抗癌药物作用下通过非整倍体实现进化性拯救 （230）减数分裂基因的常见变异塑造了人类的重组表型和非整倍体风险 （231）基于单倍型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揭示了非整倍体形成的亲源特异性机制 （232）整倍体胚胎移植后染色体非整倍体的产前游离 DNA 筛查显示与植入前非整倍体结果的基因检测高度一致，阳性预测值低 （233）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鉴定与人类胚胎减数分裂非整倍体相关的新候选基因 （234）颗粒细胞甲羟戊酸途径异常导致卵母细胞减数分裂缺陷和非整倍体 （235）子宫内膜异位症与营养：治疗视角 （236）子宫自然杀伤细胞在反复着床失败及反复流产女性子宫腺体周围聚集：一项免疫组化研究 （237）植物化学物质抗氧化活性从自噬和细胞凋亡的视角调节以治疗癌症 （238）mTORC1 信号支持细胞代谢以决定早期妊娠蜕膜自然杀伤细胞功能 （239）天然抗氧化化合物对女性不孕症的改善作用：综述 （240）天然抗氧化剂减轻重金属诱导的生殖毒性：潜在机制与生物标志物 （241）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遗传-表观遗传-环境交互作用（王若光课件20250523） (242）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潜在新生物标志物 （243）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对女性生育能力和妊娠结局的负面影响 （244）子宫内膜异位症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共病的遗传学方面 （245）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患类风湿性关节炎风险增加：遗传学方面 （246）子宫内膜异位症与银屑病及银屑病关节炎共病：遗传学见解（综述） （247）子宫内膜异位症与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存在关联吗？ （248）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免疫性疾病之间的表型和遗传关联 （249）子宫内膜异位症与甲状腺自身免疫在不孕女性中的共存：对体外受精及生殖结局的影响 （250）影响复发性着床失败女性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因素 （251）子宫腺肌病中异常蜕膜化导致子宫内膜容受性降低的分子机制 （252）子宫内膜异位症与特定过敏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饮食习惯之间的关联 （253）揭示雌激素组改变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的影响 （254）子宫内膜异位症：流行病学、分类、发病机制、治疗及遗传学（文献综述） （255）精准医疗时代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其对不同人群全生命周期性与生殖健康的影响 （256）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其与女性生育力复杂相互作用综述 （257）桥本甲状腺炎与女性生育力：辅助生殖中的内分泌、免疫及微生物群视角——综述性文章 ~~，等。

本文仅分析财报，不提供估值判断，建议读者决策前查阅报告原文进行核实。 财 报 分 析 一、核心财务表现1. 关键指标概览 指标 2025年 2024年 同比变化营业收入 12.24亿元 12.83亿元 -4.59%归母净利润 0.55亿元 1.89亿元-71.18%扣非净利润 0.26亿元 1.81亿元-85.55%毛利率 52.29% 58.31% -6.02个百分点净利率 3.02% 11.01% -7.99个百分点每股收益(EPS) 0.13元 0.45元 -71.11%经营活动现金流 3.25亿元 2.46亿元+32.43%研发投入占比48.49% 24.31% +24.18个百分点2. 业绩亮点与关注点 亮点：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增长32.43%至3.25亿元，主要因收到华润三九合作预付款。  研发投入达5.93亿元，同比增长90.32%，创新药管线持续丰富。  免疫抑制类产品收入增长27.79%，其他类产品（新产品）收入增长25.87%。 关注点：  归母净利润下滑超70%，主要受抗病毒类（奥司他韦）产品量价齐跌影响。  抗真菌类产品收入下降21.39%，因去年同期临时性需求较高及价格波动。  在建工程转固导致折旧增加，研发费用大幅上升拖累短期利润。二、业务深度分析1. 各板块表现 业务板块 2025年收入 同比变化 毛利率 毛利率变化 原料药-抗病毒类 0.70亿元-60.04% 11.33% -21.80pct 原料药-抗真菌类 3.20亿元 -21.39% 72.42% -1.90pct 原料药-免疫抑制类 1.05亿元+27.79% 52.57% +0.32pct 原料药-其他类 4.08亿元 +25.87% 39.53% -4.67pct 制剂类 1.76亿元 +9.33% 40.02% -24.52pct 技术权益及服务 1.11亿元 +11.36% 86.28% +4.59pct2. 增长驱动因素 正向驱动：  创新药管线突破： BGM0504注射液（GLP-1/GIP双靶点）国内Ⅲ期临床推进中，与华润三九达成中国大陆地区商业化合作。  制剂端拓展：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等新产品获批，地诺孕素片进入集采。  海外权益分成： 收入6,606.62万元，同比增长10.04%。 负向拖累：  奥司他韦原料药受流感趋势变化及竞争加剧影响，收入下滑60%。  抗真菌类产品因客户临时性需求退坡及价格波动，收入下降21%。三、财务健康度评估1. 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2025年盈利能力承压：  毛利率52.29% 仍处于较高水平，但较上年下降6.32个百分点。  净利率仅3.02% ，主要因研发费用率从24%跃升至48%，侵蚀利润。  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扣非净利率约2.13%。 分析： 利润下滑是公司从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的阶段性阵痛——研发投入激增但新药尚未商业化。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依然健康（3.25亿元），表明主营业务现金回收能力尚可。2. 现金流状况 现金流项目 2025年 2024年 变化 经营活动现金流 +3.25亿 +2.46亿 +32.43% 投资活动现金流 -6.23亿 -4.40亿 流出扩大 筹资活动现金流 +4.98亿 -0.24亿 由负转正 关键观察：  投资活动净流出扩大主要因BGM0504三期临床投入加大。  筹资活动净流入因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及售后回租。  期末现金及等价物9.55亿元，资金储备相对充足。3. 资产负债结构 指标 2025年末 2024年末 变化 资产负债率 51.14% 52.92% -1.78pct 流动比率 1.40 1.56 下降 速动比率 1.06 1.11 下降 关注点：  开发支出从0.14亿增至3.03亿，反映研发资本化比例提高（48.61%）。  长期借款减少3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57%，短期偿债压力有所上升。  公司整体财务结构仍属稳健，但需关注研发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合理性。四、同业比较研发投入对比（2024年同行业数据） 公司 研发投入占比 研发投入资本化比重 恒瑞医药 29.40% 19.99% 华海药业 12.57% 17.79% 司太立 6.07% 1.45% 天宇股份 9.99% 9.10%博瑞医药（2025）48.49%48.61% 分析： 博瑞医药研发强度远超行业平均，但资本化比例也显著高于同行。BGM0504三期临床投入大额资本化，是公司会计处理与同业的显著差异点，投资者需关注后续新药获批进度对资本化摊销的影响。竞争优势评估 核心优势： 1. 技术平台壁垒： 超长效多肽平台、药械组合平台、合成生物学平台，形成差异化技术护城河 2. 产业链一体化： 贯通“起始物料→中间体→原料药→制剂”全链条，成本控制能力强 3. 全球化布局： 产品通过中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GMP认证，覆盖40+国家 4. 创新药管线： BGM0504在减重/降糖领域具备国际竞争力，已与华润三九达成合作 潜在挑战：  仿制药业务受集采和竞争加剧影响，价格压力持续。  创新药尚未产生收入，商业化能力待验证。  海外业务受地缘政治和汇率波动影响。五、风险提示与展望1. 主要风险因素 风险类别 具体内容 影响程度业绩波动 抗病毒类产品受流感周期影响大，客户阶段性需求不稳定 高研发风险 创新药临床失败或审批不及预期，BGM0504美国临床计划存在不确定性 高价格风险 集采政策持续深化，原料药价格可能进一步承压 中财务风险 研发资本化比例高，若新药失败将面临大额减值 中宏观风险 海外业务占比高，汇率及地缘政治影响 中2. 未来展望 短期（2026年）：  BGM0504注射液国内Ⅲ期临床预计完成，关注NDA申报进展。  吸入制剂（噻托溴铵系列、沙美特罗替卡松）有望陆续获批。  奥司他韦业务能否企稳取决于流感趋势。 中长期：  代谢领域（减重/降糖）创新药管线是核心价值驱动，全球GLP-1市场规模预计从2024年535亿增至2035年1,542亿美元。  公司计划发行H股并在香港主板上市，有望拓宽融资渠道。  印尼生产基地及东南亚市场布局持续推进。六、投资价值总结1. 核心投资逻辑 维度 评价短期业绩 承压明显，仿制药业务面临量价双重压力，2025年利润大幅下滑中期催化 BGM0504临床进展、吸入制剂获批、H股上市是重要观察节点长期价值 GLP-1赛道景气度高，公司技术平台具备差异化竞争力，若新药成功上市，价值重估空间大现金流 经营现金流健康，但投资开支大，依赖外部融资支持研发2. 重点关注事项 投资者后续应关注： 1. BGM0504临床进度： 国内Ⅲ期数据读出时间、美国临床计划调整方向。 2. 研发资本化处理： 若新药上市受阻，资本化开发支出需计提减值。 3. 华润三九合作落地： 商业化推进情况及里程碑付款节奏。 4. 吸入制剂获批节奏： 噻托溴铵系列、沙美特罗替卡松的审评进展。 5. H股发行进展： 融资规模及对现有股东权益的稀释影响。 芒 格 视 角 一、逆向思考，从风险开始 1. 风险一：业绩大幅下滑 公司202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55亿元，较2024年的 1.89亿元 下降 71.1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下降 85.55%。 管理层解释：①奥司他韦原料药受流感趋势及竞争格局变化影响，需求及价格下滑；②抗真菌类产品因客户临时性需求退坡及价格波动；③在建工程转固带来折旧增加；④创新药研发投入加大。 分析认为：这四重挑战同时出现，说明公司短期盈利能力可能高度依赖少数品种的市场周期，缺乏抗波动能力。 2. 风险二：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异常升高 公司2025年研发投入合计 5.93亿元，占营业收入 48.49%。其中 资本化研发支出 为 2.88亿元，资本化比重从2024年的 4.60% 跃升至 48.61%。 管理层解释：BGM0504注射液中国、印尼三期临床试验及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粉雾剂验证性临床试验正在推进，符合资本化条件。 分析认为：资本化比例大幅提升，将研发支出从当期费用转为未来摊销的资产。若这些新药项目未来未能成功上市或销售额不及预期，已资本化的 3.03亿元将面临减值风险。 3. 风险三：短期偿债压力上升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从2024年末的 5.37亿元 增至2025年末的 8.45亿元，增长 57.29%。管理层解释：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同期，公司货币资金为 9.61亿元，扣除受限资金 600万元 后，可自由支配现金约 9.55亿元。 分析认为：短期偿债覆盖能力尚可，但负债结构向短期倾斜，需要关注公司再融资能力。二、这是能力圈内的公司吗？ 博瑞医药是一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创新型制药企业，业务覆盖 代谢、抗病毒、抗真菌、免疫抑制、呼吸系统及抗肿瘤 等治疗领域。公司贯通“起始物料 → 高难度中间体 → 特色原料药 → 制剂”全产业链。 公司有三种收入来源： 1. 产品销售：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2025年占比 90.71%）。 2. 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 3. 下游客户产品销售权益分成（2025年权益分成收入 0.66亿元）。 业务复杂度评估 公司同时布局仿制药和创新药。仿制药方面，已有40多种高端药物核心技术；创新药方面，BGM0504（GLP-1/GIP双靶点）处于临床Ⅲ期，另有多个临床前项目。 分析认为：对于普通投资者，同时理解仿制药的集采政策风险和创新药的临床失败风险，难度较高。投资此类公司需要长期跟踪研发进展和行业政策。三、定性分析护城河在哪里？ 护城河证据一：高毛利品种的技术壁垒 公司抗真菌类原料药毛利率 72.42%，技术权益及服务毛利率 86.28%。这表明部分品种具备较强的技术溢价能力。 管理层在技术优势中披露，公司已建立 超长效多肽药物平台、药械组合平台、合成生物学平台，并取得口服制剂平台技术授权。 护城河证据二：全球规范市场认证 公司药品生产体系通过了 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 的官方GMP认证，产品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客户包括梯瓦（Teva）、Viatris、日医工、Cipla等国际仿制药巨头。 护城河面临的挑战： 抗病毒类原料药毛利率从上年约33%降至 11.33%，管理层解释为奥司他韦需求及价格下滑。这表明即使有技术壁垒的产品，也可能因竞争加剧或需求周期而丧失定价能力。管理层是否理性？ 资本配置观察： 公司于2025年9月回购股份 196,871股，支付金额 1,004万元。同时，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及科创债，应付债券余额从 4.55亿元 增至 6.58亿元。 值得探讨：一边回购股票（向股东返还资本），一边发行债券融资（扩大负债）。这种资本配置的效率有待时间验证。回购是否在公司股价被低估时进行，需要投资者自行判断。 管理层语调分析： 管理层详细解释了业绩下滑原因，并列出了风险因素。整体披露较为坦诚，未回避负面信息。竞争格局如何？ 客户议价能力观察：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3.68亿元，坏账准备 0.52亿元，计提比例 14.12%。前五大客户应收账款占比 37.57%。客户集中度较高，议价能力较强。 供应商议价能力观察：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28.73%，集中度相对分散。 行业竞争强度：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政策深化，带来“双内卷”。公司应对策略是“原料药制剂一体化”和“布局高技术壁垒产品”。四、数字验证利润质量：现金流与净利润的背离 指标 2025年 2024年 归母净利润 0.55亿元 1.89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3.25亿元 2.46亿元 2025年经营现金流远高于净利润。管理层解释：主要系收到华润三九合作预付款。 分析认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增加32.43%，但同时净利润大幅下滑。预付款是合同负债，未来需履约确认收入。投资者需关注该合作后续能否转化为实际收入。财务健康：负债结构与偿债能力 指标 2025年末 2024年末 资产负债率 51.14% 52.92% 流动比率 1.40 1.56 速动比率 1.06 1.11 三项指标均略有下降，但仍在相对安全区间。值得关注的是：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57%，短期还款压力上升。增长质量：收入来源与再投资效率 收入来源拆分：  产品销售收入 10.79亿元，同比下降 6.10%。  技术收入 0.44亿元，同比增长 13.37%。  权益分成收入 0.66亿元，同比增长 10.04%。 增长主要来自： 免疫抑制类（+27.79%）、其他类新产品（+25.87%）、制剂类（+9.33%）。 下滑主要来自： 抗病毒类（-60.04%）、抗真菌类（-21.39%）。 再投资效率： 公司2025年研发投入 5.93亿元，资本化 2.88亿元。资本化的这部分投入将形成“开发支出”资产，未来通过摊销计入成本。截至2025年末，开发支出余额 3.03亿元。 分析认为：新药研发投入巨大，但能否产生足够回报，取决于BGM0504等核心管线的商业化结果。目前尚未有创新药上市收入。五、综合结论 1. 生意是否可理解？仿制药+创新药双轮驱动，业务链条较长。仿制药模式相对清晰，创新药估值需专业判断。 2. 护城河是否宽阔？技术平台和全球认证是优势，但抗病毒类产品毛利率从33%骤降至11%，表明护城河并非不可逾越。 3. 管理层是否理性？ 披露较为坦诚，但资本配置（一边回购一边发债）需要持续观察。 4. 财务是否稳健？ 经营现金流健康，但短期负债上升，研发资本化比例高。 5. 当前股价是否具备安全边际？ 财报未提供股价信息。投资者可根据披露的每股收益0.13元及净资产2,521,166,775.02元（约25.21亿元）自行计算估值指标。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公开财报进行理性分析，旨在传递芒格的投资智慧，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财务建议或法律意见。本文数据来源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官方信息，但在解读、摘要和生成过程中可能存在理解偏差或表述不准确的情况。此外，财报数据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滞后性，未必能完全反映公司的最新经营与财务状况，建议读者在决策前查阅报告原文进行核实。本文旨在提供信息参考和整理分析，仅供参考与学习交流之用。所有投资均涉及风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主体名誉或商誉的贬损，若文中引用信息有误或涉及侵权，请及时联系处理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