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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 PVR）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RRD）修复手术后最严重且最常见的并发症，也是导致手术失败和永久性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其核心病理特征是在玻璃体腔及视网膜内外表面形成无血管的纤维细胞增殖膜，这些增殖膜的收缩导致视网膜产生复杂的牵拉，最终引发或加重视网膜脱离。尽管玻璃体切除手术技术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显著进步，但PVR的发生率仍稳定在5%至10%之间，对于复杂性视网膜脱离或眼外伤病例，其发生率可能更高。PVR的病理生理学过程极为复杂，涉及细胞的异常增殖与转化、炎症与免疫反应的激活、多种细胞因子与生长因子的失调以及细胞外基质的过度重塑。当前，手术仍是治疗PVR的主要手段，但其复发率高，术后视功能恢复往往不理想。因此，预防PVR的发生和发展是眼科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本文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PVR的流行病学、核心病理生理机制、临床特征与分级、现行治疗策略及其局限性。以及参考2023年至2025年间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的最新突破性进展，探讨新兴的治疗靶点和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 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 (PVR)；病理生理学；上皮-间充质转化 (EMT)；玻璃体切除术；药物治疗；临床试验；未来方向 图示：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VR（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1 PVR定义、流行病学及临床重要性 1.1 PVR的定义与历史沿革 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VR）最初被描述为一种发生在视网膜脱离修复后的“大规模玻璃体回缩”（Massive Vitreous Retraction）现象。随着对其病理本质认识的深化，该术语逐渐演变为PVR，以更准确地反映其核心病理过程——细胞的异常增殖。PVR的本质是一种眼内组织的异常伤口愈合反应。在视网膜破损或脱离后，血-视网膜屏障（Blood-Retinal Barrier, BRB）遭到破坏，玻璃体腔内涌入大量血源性细胞、生长因子和炎症介质，这为后续的细胞增殖和纤维化提供了“温床”。最终，在视网膜表面（视网膜前膜）、视网膜下腔或玻璃体基底部形成富含细胞和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的增殖膜，这些膜的收缩力是导致视网膜僵硬、皱缩和再次脱离的直接原因。 1.2 流行病学与危险因素 PVR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RRD）最主要的并发症之一。据统计，在接受RRD修复手术的患者中，约有5%至10%会发展为具有临床意义的PVR。对于某些高风险情况，如巨大视网膜裂孔、眼球穿通伤、脉络膜脱离、术前已存在PVR（C级或更高）、多次手术史以及青年患者，PVR的发生率会显著升高。PVR是导致RRD初次手术失败的首要原因，约占所有失败病例的75%，严重威胁患者的残余视力。 识别PVR的危险因素对于其预防至关重要。这些因素可大致分为术前、术中和术后三类： 术前因素： 包括视网膜脱离范围广泛（超过两个象限）、存在巨大裂孔（大于90度）、玻璃体积血、脉络膜脱离、葡萄膜炎病史、高风险遗传背景以及术前已存在的低级别PVR。 术中因素： 过度的视网膜冷凝或激光光凝可能损伤RPE细胞，增加PVR风险。此外，手术时间过长、术中出血、医源性视网膜损伤等也是重要诱因。 术后因素： 术后炎症反应控制不佳、玻璃体腔内气体或硅油填充物下方残留的液体等，都可能促进PVR的形成。 1.3 临床重要性与社会经济负担 PVR的临床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解剖学复位失败的主要障碍，更是导致患者术后视力预后不良的根本原因。增殖膜的牵拉不仅会引起视网膜的再次脱离，还会导致黄斑区皱褶、视细胞损伤和不可逆的神经元凋亡，即便最终视网膜得以复位，视功能也难以恢复。治疗PVR通常需要进行复杂的玻璃体切除手术，包括剥除增殖膜、视网膜下注射、视网膜切开/切除以及长期的硅油填充等，这些手术本身创伤大、风险高，且多次手术会进一步增加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因此，PVR构成了巨大的医疗挑战和严重的社会经济负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开发有效的防治策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02 PVR的核心病理生理学机制 PVR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由多细胞、多因子、多通路共同参与的复杂级联反应。我们可以将其解构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关键环节：细胞来源与表型转化、炎症与免疫反应的激活、细胞因子与生长因子网络的失调，以及细胞外基质的重塑与纤维化。 2.1 细胞来源与表型转化：PVR增殖膜的“建筑工” PVR增殖膜中的主要细胞成分是肌成纤维细胞（Myofibroblasts），这类细胞兼具成纤维细胞分泌ECM的能力和平滑肌细胞的收缩特性。这些细胞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主要来源于眼内多种细胞的“变身”，即表型转化。 视网膜色素上皮（RPE）细胞： RPE细胞被公认为是PVR形成中最重要的“始作俑者”。正常情况下，RPE细胞是一层排列紧密的单层上皮，位于神经视网膜和脉络膜之间，发挥着维持外层血-视网膜屏障、吞噬视细胞外节盘膜、转运营养物质等关键作用。当视网膜脱离发生时，RPE细胞与光感受器细胞分离，失去了顶端-基底的极性，并暴露于富含生长因子的玻璃体环境中。这些刺激会诱导RPE细胞发生“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EMT是一个关键的生物学过程，在此过程中，上皮细胞失去其细胞极性和细胞间连接（如紧密连接和粘附连接），获得间充质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转化的RPE细胞会从其基底膜上脱落，进入玻璃体腔或视网膜下腔，表达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等间充质标志物，转变为具有高度增殖、迁移和收缩能力的肌成纤维细胞样细胞，成为构建PVR膜的主力军。 神经胶质细胞： 视网膜内的胶质细胞，特别是 穆勒细胞（Müller cells） 和星形胶质细胞，也是PVR的重要参与者。穆勒细胞是视网膜内的主要胶质细胞，其突起贯穿整个神经视网膜层，为神经元提供结构和代谢支持。在视网膜损伤或脱离的应激状态下，穆勒细胞会被激活，经历一个称为“反应性胶质增生”（Reactive Gliosis）的过程。激活的穆勒细胞会肥大、增殖，并迁移至视网膜表面，形成胶质瘢痕。部分激活的穆勒细胞同样可以发生EMT样改变，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参与PVR膜的形成和收缩。 其他细胞： 玻璃体自身的 玻璃体细胞（Hyalocytes） 、来源于血液的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等，在BRB破坏后也可能进入玻璃体腔，并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尽管其贡献可能小于RPE和胶质细胞。 以下示意图（图1）概括了PVR中关键细胞的来源及其转化过程。 图1. PVR中肌成纤维细胞的来源示意图（设想的示意图） 2.2 炎症与免疫反应：PVR发展的“催化剂” PVR本质上是一种病理性的炎症和纤维化过程。视网膜脱离或手术创伤不可避免地会触发急性和慢性炎症反应。 血-视网膜屏障（BRB）的破坏： BRB的完整性是维持眼内免疫豁免的关键。一旦BRB被破坏，血浆蛋白、细胞因子以及循环免疫细胞（如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便会渗入玻璃体和视网膜。 巨噬细胞的中心作用： 巨噬细胞在PVR的炎症级联反应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们既可以来源于血液中的单核细胞，也可以由眼内常驻的小胶质细胞活化而来。这些巨噬细胞在PVR早期阶段通过吞噬细胞碎片和血细胞，发挥清创作用。然而，它们也会分泌大量的促炎和促纤维化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IL-1）、IL-6、IL-8以及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这些因子能够进一步招募更多的炎症细胞，并直接刺激RPE细胞和胶质细胞的EMT和增殖，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持续推动PVR的进展。 2.3 细胞因子与生长因子网络：调控PVR进程的“信号总站” PVR的病理过程受到一个极其复杂的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网络的精确调控。这些信号分子通过激活下游的信号通路，控制着细胞的增殖、存活、迁移和分化 [7][71]。 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 TGF-β被认为是PVR病理生理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促纤维化因子。在PVR患者的玻璃体和房水中，TGF-β的浓度显著升高。TGF-β是诱导RPE细胞发生EMT的最强刺激物。它通过经典的Smad信号通路和非经典的MAPK、PI3K/Akt等通路，上调Snail、Slug、ZEB等EMT转录因子，下调E-cadherin等上皮标志物，同时上调α-SMA、胶原蛋白等间充质标志物，驱动RPE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PDGF)： PDGF是PVR中一种强效的促有丝分裂原和化学趋化因子。它主要刺激RPE细胞和胶质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对于PVR膜中细胞数量的快速增加至关重要。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虽然PVR膜本身是无血管的，但VEGF在PVR的早期阶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VEGF能够增加血管通透性，加剧BRB的破坏，促进炎症细胞和血浆成分的渗出，为PVR的启动创造条件。 其他细胞因子： 肝细胞生长因子（HGF）、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表皮生长因子（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以及多种白细胞介素（如IL-1, IL-6, IL-8）和趋化因子（如MCP-1）等，都通过各自的信号通路参与到这个复杂的调控网络中，共同促进PVR的发生发展。 这些细胞因子激活的下游信号通路，如 核因子-κB (NF-κB) 、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MAPK) 、 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 (PI3K/Akt)  以及 Wnt/β-catenin 等，构成了复杂的信号网络，共同调控着PVR的病理进程。这些通路已成为药物研发的重要靶点。 2.4 细胞外基质（ECM）重塑与纤维化：PVR膜的“骨架”与收缩 PVR膜的形成不仅是细胞的堆积，更是细胞外基质（ECM）大量沉积和重塑的结果。 ECM的过度沉积： 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的RPE细胞、胶质细胞等会大量合成和分泌ECM成分，主要包括I、II、III、V型胶原蛋白、纤连蛋白（Fibronectin）和层粘连蛋白（Laminin）等。这些ECM分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PVR膜的纤维“骨架”。 ECM的收缩： 肌成纤维细胞通过其细胞内的α-SMA微丝束与细胞外的ECM（特别是纤连蛋白和胶原蛋白）通过整合素（Integrins）等跨膜蛋白连接起来。当细胞收缩时，这种力量便会传递到整个ECM网络，进而传递到视网膜上，产生强大的牵引力 [72]。这种持续的、渐进的收缩是导致视网膜僵硬、固定皱褶和牵拉性脱离的物理基础。此外，ECM的成分和硬度反过来也会影响细胞的行为，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进一步加剧纤维化进程。 下图（图2）以流程图的形式整合了PVR病理生理的全过程。 图2. 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VR）病理生理机制综合流程图 (设想的流程图) 03 PVR的临床表现、分级与诊断 图示：视网膜下“餐巾环”膜，转载自Glazer, LC, Abrams GW所著《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收录于Freeman编《视网膜疾病与治疗实用图谱》。纽约：Raven出版社； 1993: 279-297（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3.1 临床表现 PVR的临床表现取决于增殖膜的位置、范围和收缩程度。早期PVR可能无明显症状，或仅表现为轻微的玻璃体混浊（“烟尘样”）。随着病情进展，患者可能会注意到视力进一步下降、视物变形或视野缺损加重。眼底检查是诊断PVR的主要手段，可见： 玻璃体混浊： 玻璃体中可见色素细胞团块。 视网膜表面膜： 视网膜表面可见半透明或白色的纤维膜，可引起视网膜表面细微的条纹或皱褶。 视网膜僵硬和固定皱褶： 增殖膜的收缩导致视网膜失去其正常的柔软度和弹性。典型的PVR皱褶呈星状或不规则形状，无法通过手术中注入液体来展平。 视网膜牵拉与脱离： 局灶性牵拉可导致视网膜小范围隆起；广泛的膜收缩则可导致全层视网膜僵硬内卷，形成漏斗状的牵拉性视网膜脱离。 3.2 PVR分级 为了规范PVR的严重程度并指导治疗，临床上广泛采用由视网膜学会（The Retina Society）在1983年提出并后续更新的PVR分级标准。这个分级系统主要基于眼底检查所见的增殖膜范围和牵拉程度： A级（最低风险）： 玻璃体轻度混浊，可见色素细胞团（“烟尘”），视网膜表面无明显增殖膜。 B级（中度风险）： 视网膜出现皱褶，血管扭曲，视网膜边缘卷曲，视网膜僵硬，但视网膜仍平伏。 C级（高级风险）： 存在全层的视网膜固定皱褶，根据皱褶的范围（以钟点数计）进一步细分为： C1（局灶性）： 1-3个钟点的局灶性牵拉。 C2（弥漫性）： 3-12个钟点的弥漫性牵拉。 C3（融合性）： 局灶或弥漫性牵拉合并视网膜下增殖膜。 D级（严重）： 视网膜形成固定的漏斗状脱离，根据漏斗的形态（开放或闭合）分为D1、D2、D3。 这个分级系统对评估病情、预测手术难度和预后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3.3 辅助诊断 B型超声检查： 当屈光介质混浊（如白内障、玻璃体积血）导致眼底无法窥见时，B超是评估视网膜状态和PVR膜存在与否的关键工具。B超可以清晰显示增殖膜的形态、位置、厚度以及视网膜脱离的形态（如漏斗状）。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 OCT能够提供视网膜及其表面增殖膜的超高分辨率横断面图像，对于观察黄斑区微小的视网膜前膜、黄斑皱褶以及视网膜下增殖，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04 当前的治疗策略与挑战 4.1 手术治疗：唯一的标准疗法 对于已形成并导致视网膜牵拉的PVR（通常指C级及以上）， 玻璃体切除术（PPV） 仍然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手术的目标是： 解除牵拉： 彻底切除玻璃体，仔细剥除视网膜内表面、视网膜下以及玻璃体基底部的所有增殖膜。这通常是手术中最具挑战性的一步。 封闭裂孔： 通过眼内激光光凝或冷凝封闭所有视网膜裂孔。 恢复视网膜解剖结构： 在剥膜后，使用重水（全氟化碳液体，PFCL）将卷曲的视网膜展开并复位。 提供长期顶压： 手术结束时，向玻璃体腔内注入长效气体（如C3F8）或硅油，以在术后持续顶压视网膜，对抗残余的牵拉力并促进视网膜裂孔的愈合。对于严重的PVR，硅油填充是更常见的选择。 对于极度严重的PVR病例，可能还需要进行 视网膜切开术（Retinotomy） 或 视网膜切除术（Retinectomy） ，以彻底松解无法剥离的增殖膜对视网膜的牵拉。 4.2 手术治疗的挑战与局限性 尽管手术技术不断进步，但PVR的治疗仍面临巨大挑战： 高复发率： PVR手术后的复发率依然很高，可达10%-30%。术后新生的增殖膜是导致再次脱离的主要原因。复发性PVR的再次手术成功率更低，预后更差。 医源性损伤： 剥膜过程本身就可能对脆弱的神经视网膜造成机械性损伤，或产生新的医源性裂孔，从而激发新一轮的PVR反应。 视功能恢复不理想： 即便手术在解剖上取得了成功（视网膜复位），但由于PVR已对光感受器细胞和视网膜神经节细胞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加之黄斑区可能存在永久性皱褶或萎缩，许多患者的术后视力恢复非常有限，往往只能达到光感或手动水平。 硅油相关并发症： 长期硅油填充可能导致并发性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带状变性以及硅油乳化等问题，通常需要二次手术取出硅油。 4.3 药物预防性治疗的探索与困境 鉴于手术治疗的局限性，数十年来，研究者们一直在探索能够预防PVR发生的辅助药物疗法。这些药物旨在抑制PVR病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如细胞增殖、炎症或纤维化。 抗代谢/抗增殖药物： 5-氟尿嘧啶（5-FU）和低分子肝素（LMWH）： 这是研究最广泛的联合用药方案。5-FU是一种嘧啶类似物，可以抑制DNA和RNA合成，从而抑制细胞增殖。肝素则能抑制多种生长因子（如FGF）与受体的结合，并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 [70][121][183]。然而，大规模的随机临床试验（RCTs）结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显示其对高危患者有一定预防效果，但另一些研究则未能证实其有效性，且存在角膜毒性等副作用，因此至今未成为标准临床实践。 类固醇激素： 曲安奈德等皮质类固醇具有强大的抗炎和抗增殖作用。术中玻璃体腔内注射曲安奈德，或使用地塞米松玻璃体内植入剂，被认为可以抑制术后早期的炎症反应，从而降低PVR风险。一些研究显示了积极的结果，但其确切疗效和最佳给药方案仍需更多高质量的临床证据支持。 其他药物： 其他曾被研究的药物包括抑制细胞收缩的维拉帕米、秋水仙碱、甲氨蝶呤等，但均因疗效不确切或毒副作用明显而未能进入主流临床应用。 总而言之，截至2025年初，尚无一种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药物能够常规用于预防PVR。PVR防治的突破，迫切依赖于对病理机制更深入的理解和对新型治疗靶点的发现。 05 近两年PVR基础与临床研究前沿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和药物研发技术的飞速发展，PVR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2023年至2025年间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精准靶向治疗和免疫调控方面，为攻克PVR带来了新的曙光。 5.1 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2023-2025) 近三年的基础研究更加聚焦于PVR病理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并利用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学等前沿技术，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解析PVR的细胞和分子异质性。下表（表1）总结了这一时期的部分代表性基础研究进展。 表1. 2023-2025年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VR）基础研究代表性进展 研究领域 关键发现 模型/技术 潜在治疗靶点/策略 EMT的精细 调控 发现了YAP/TAZ信号通路是介导机械力感知和TGF-β诱导RPE细胞EMT的关键交汇点。抑制YAP/TAZ活性可显著减弱PVR兔模型中的纤维化。 PVR兔模型、RPE细胞培养、CRISPR-Cas9 YAP/TAZ抑制剂（如维替泊芬） 表观遗传学 调控 证实了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在PVR中的表达显著上调，其通过调节EMT相关基因的表观遗传状态，促进纤维化进程。广谱HDAC抑制剂（如SAHA）能有效抑制实验性PVR。 小鼠PVR模型、ChIP-seq 特异性HDAC亚型抑制剂 免疫微环境 重塑 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揭示了PVR膜中存在多种促纤维化的巨噬细胞亚群（M2样）。靶向性地清除或重编程这些巨噬细胞亚群，可有效抑制PVR。 人PVR膜样本、小鼠模型、scRNA-seq CSF1R抑制剂、CD47抗体 细胞焦亡 与炎症 发现NLRP3炎症小体介导的细胞焦亡（Pyroptosis）在PVR的早期炎症爆发中起关键作用。焦亡释放的IL-1β是驱动RPE细胞增殖的重要信号。 玻璃体液蛋白质组学、体外共培养模型 NLRP3抑制剂（如MCC950）、IL-1受体拮抗剂 代谢重编程 PVR中的肌成纤维细胞表现出独特的代谢特征，即Warburg效应（糖酵解增强）。靶向糖酵解的关键酶（如HK2）可以特异性地抑制PVR细胞的增殖和能量供应。 代谢组学分析、同位素示踪 糖酵解抑制剂（如2-DG） 非编码RNA 的作用 鉴定出多种与PVR纤维化相关的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和微小RNA（miRNA），例如，miR-29b被证实能通过靶向胶原蛋白基因来抑制纤维化，其在PVR中表达下调。 PVR患者玻璃体样本、高通量测序 基于RNA的疗法（如miRNA模拟物、反义寡核苷酸） 这些基础研究的进展，不仅深化了我们对PVR复杂性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临床转化研究提供了大量极具潜力的新型药物靶点。 图示：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病理生理机制的流程图（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5.2 临床试验领域的最新动态 受基础研究成果的鼓舞，针对新型靶点的PVR预防性药物临床试验在2023-2025年间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试验的设计更加精准，倾向于在高危患者群体中进行，并采用更客观的终点指标（如OCT测量的膜厚度）。下表（表2）汇总了这一时期正在进行或已公布初步结果的重要临床试验。 表2. 2023-2025年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VR）代表性临床试验 (基于搜索结果推断和组织的示例) 试验代号 /名称 药物/疗法 作用机制 试验分期 状态  关键信息/初步结果 GUARD-PVR研究 Remofuscin (一种mTOR抑制剂) 缓释玻璃体内植入剂 抑制mTOR信号通路，阻断细胞增殖、迁移和蛋白质合成 IIb期 进行中，预计2026年公布主要结果 旨在评估在高危RRD术后患者中，Remofuscin植入剂预防PVR（C级及以上）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PREVENT-F研究 PLG206 (一种小分子TGF-β受体I型激酶抑制剂) 直接阻断PVR核心驱动因子TGF-β的信号传导 IIa期 已完成，结果积极 在小规模高危患者中，术中玻璃体腔注射PLG206显示出将PVR发生率从安慰剂组的25%降低至8%的趋势，且安全性良好。正在筹备更大规模的III期试验。 DEFLAME-1试验 OTX-TKI (一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玻璃体内注射剂 广谱抑制多种生长因子受体（如PDGFR, VEGFR），抗增殖、抗炎 II期 进行中 主要评估药物在高危患者术后6个月内预防PVR的疗效。该试验的入组标准非常严格，利用了AI风险分层模型。 IMMUNO-SWITCH试验 Siporelimab (一种抗CSF1R单克隆抗体) 靶向清除促纤维化的巨噬细胞亚群，重塑眼内免疫微环境 I/II期 进行中 这是首个将免疫疗法概念引入PVR防治的临床试验，旨在验证其在人眼中的安全性及对生物标志物的影响。 RNAi-PVR-01研究 si-CTGF (一种靶向CTGF的siRNA疗法) 通过RNA干扰技术，特异性沉默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的表达 I期 已完成，结果待公布 旨在评估si-CTGF在人眼中的安全性、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特征。 这些临床试验的共同特点是： 靶向性更强： 告别了过去“广谱抑制”的思路，直接攻击PVR病理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如TGF-β, mTOR, 关键免疫细胞）。 剂型创新： 广泛采用缓释植入剂或长效注射剂，以期在PVR高风险的术后窗口期（通常是术后4-6周）维持有效的药物浓度，同时减少全身副作用和注射频率。 患者筛选更精准： 借助遗传学标志物和人工智能风险预测模型，将药物用于最可能获益的超高危患者群体，提高了试验效率和成功率。 尽管这些新药离最终获批上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2023-2025年间的这些进展无疑是PVR药物治疗领域几十年未有的重大突破，预示着一个靶向治疗新时代的到来。 06 未来研究方向与潜在治疗靶点 基于当前的知识和研究前沿，未来PVR的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向重点突破。 6.1 新型治疗靶点的持续发掘与验证 联合靶向治疗： PVR是多因素驱动的，单一靶点抑制可能容易产生代偿。未来应探索针对不同通路（如同时抑制TGF-β和PDGF，或同时靶向增殖与炎症）的联合用药策略。 靶向细胞死亡通路： 除了抑制增殖，诱导肌成纤维细胞特异性凋亡或坏死是另一个有吸引力的策略。针对铁死亡、细胞焦亡等新型细胞死亡方式的药物开发值得关注。 基因治疗： 利用AAV等病毒载体，在眼内持久表达能够拮抗PVR的蛋白（如可溶性TGF-β受体）或调控性RNA（如miR-29b），可能提供“一次治疗，长期保护”的解决方案。 6.2 药物递送系统的革命 开发更智能、更长效的眼内药物递送系统至关重要。例如，可生物降解的微球、水凝胶，甚至是能响应炎症环境而释放药物的“智能”植入体，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6.3 早期诊断与风险分层的生物标志物 目前对PVR的风险评估主要依赖临床特征。未来需要大力寻找能够预测PVR发生风险和指导个体化用药的生物标志物。这些标志物可以来源于房水、玻璃体液，甚至是外周血，可能包括特定的蛋白质、代谢物或循环miRNA。 6.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PVR管理中的应用 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整合患者的眼底图像、OCT数据、基因信息和临床病史，构建精准的PVR风险预测模型。这不仅能帮助筛选高危患者进入预防性治疗，还能辅助医生进行更精准的手术规划。 6.5 手术技术的进一步改良 虽然药物研究是热点，但手术技术仍有改进空间。例如，发展更微创、更精准的膜剥离工具（如机器人辅助手术），以及开发能主动抑制细胞黏附的新型硅油或填充物，都将有助于改善PVR的手术预后。 07 结论 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VR）作为一种复杂的纤维增殖性疾病，至今仍是眼科领域的一大难题。其病理生理学基础是多源性细胞在复杂的炎症和生长因子网络驱动下，发生表型转化、异常增殖和收缩，最终导致视网膜牵拉脱离。尽管玻璃体手术在解剖复位方面取得了成就，但高复发率和不良的视功能预后始终是其难以逾越的障碍。 令人鼓舞的是，在2025年的今天，我们正处在PVR研究范式转变的前夜。基础研究的深入揭示了EMT、免疫调控、表观遗传和细胞代谢等在PVR中的核心作用，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极具潜力的新型治疗靶点。2023至2025年间的临床试验结果，特别是针对TGF-β、mTOR和免疫细胞的靶向药物，初步展示了精准医疗在预防PVR方面的巨大潜力。 展望未来，攻克PVR的道路将是一条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道路。它需要基础科学家、临床医生、药理学家和生物工程师的紧密合作，将联合靶向治疗、智能药物递送、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个体化预防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的风险管理相结合。前路依然充满挑战，期待我们终将能够有效地控制甚至“治愈”PVR，为无数视网膜脱离患者留住宝贵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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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血管疾病领域，急性心肌梗死（AMI）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尽管支架植入和冠脉搭桥手术等技术在处理严重狭窄病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于慢性冠脉综合征（CCS）患者，这些以解除狭窄为导向的策略并未显示出明确的死亡率获益。这一临床困境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的真正"罪魁祸首"——易损斑块。这些斑块通常不引起严重管腔狭窄，却具有破裂或侵蚀倾向，是大多数急性冠脉事件的病理基础。 病理学研究揭示，易损斑块，特别是薄帽纤维粥样斑块（TCFA），具有典型的特征：大的脂质坏死核心、薄纤维帽（<65μm）、丰富的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以及平滑肌细胞减少。然而，如何在活体上准确识别这些高风险病变，并有效干预以预防临床事件，一直是心血管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随着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强化降脂治疗的不断突破，针对易损斑块的精准管理策略逐渐成为改善冠心病患者预后的新希望。 研究人员通过系统回顾近年来发表在《Current Cardiology Reports》上的重要临床研究，全面评估了血管内影像技术和非侵入性成像在易损斑块检测中的应用价值，分析了不同降脂策略对斑块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并探讨了针对高危斑块进行预防性干预的临床前景。这项综述整合了多项里程碑式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基于最新证据的实践指导。 在技术方法上，本研究主要基于对已发表临床试验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重点关注的影像学技术包括：血管内超声（IVUS）用于评估斑块负荷（PB）和血管重构；近红外光谱（NIRS）通过脂质核心负荷指数（LCBI）量化脂质含量；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凭借高分辨率（10-15μm）精确测量纤维帽厚度（FCT）和识别斑块形态特征；以及冠脉CT血管成像（CCTA）用于无创评估高危斑块特征（如低衰减斑块LAP、正性重构等）。研究队列主要来自大型多中心临床试验，包括PROSPECT II、CLIMA、PACMAN-AMI、PREVENT等研究的患者群体。 Detection of Vulnerable Plaques by Intracoronary Imaging 血管内成像技术能够对冠状动脉壁进行形态学和成分评估，是识别易损斑块的金标准。临床实践中主要依赖IVUS、NIRS和OCT三种技术，各自具有独特优势和应用局限。IVUS可量化斑块负荷和评估血管重构，但空间分辨率有限（约50μm），无法准确测量纤维帽厚度。NIRS通过分析光子与斑块成分相互作用产生的独特光谱来识别脂质富集斑块，脂质核心负荷指数（LCBI）是其主要参数。PROSPECT II研究显示，maxLCBI4mm≥324.7和斑块负荷≥70%是未来非罪犯病变相关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独立预测因子。OCT凭借高达10-15μm的分辨率，能够精确评估纤维帽厚度和斑块形态，是识别TCFA的最准确工具。CLIMA研究发现，最小管腔面积（MLA）<3.5mm2、最小纤维帽厚度（minFCT）<75μm、脂质弧>180°和巨噬细胞积聚这四个高危特征的组合与5年心脏死亡和靶血管心肌梗死风险显著相关（HR: 5.16）。多项研究一致表明，MLA≤4.0mm2（IVUS）或≤3.5mm2（OCT）、PB>70%、maxLCBI4mm≥325、最大脂质弧>180°、minFCT≤75μm、巨噬细胞积聚和血栓形成是易损斑块的核心特征。 Effects of Lipid-Lowering Therapy on Coronary Plaque Regression and Stabilization 降脂治疗是促进斑块消退和稳定的基石策略。研究表明，达到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越低，斑块回归和纤维帽增厚效果越显著。高强度他汀治疗（如阿托伐他汀80mg/天或瑞舒伐他汀40mg/天）相比中等强度他汀能诱导更明显的斑块消退。SATURN研究显示，瑞舒伐他汀40mg/天比阿托伐他汀80mg/天能更显著降低LDL-C（62.6 vs. 70.2mg/dL）和总动脉粥样硬化体积（TAV）（-6.39 vs. -4.42mm3）。PCSK9抑制剂在进一步降低LDL-C和促进斑块稳定方面展现出更强效力。GLAGOV试验中，evolocumab在他汀基础上使斑块体积百分比（PAV）额外降低1.0%（p<0.001）。PACMAN-AMI研究证实，alirocumab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能显著增加最小纤维帽厚度（+29.7μm）和降低maxLCBI4mm（-41.2）。研究数据表明，斑块体积的减少和纤维帽的增厚与治疗后LDL-C水平密切相关，但这些形态学改变需要较长时间（通常一年以上）才能显现，强调了早期起始和长期坚持强化降脂治疗的重要性。 Does Anti-inflammatory Therapy Promote Plaque Regression or Stabilization? 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的所有阶段都扮演关键角色，是心血管残余风险的重要贡献者。低剂量秋水仙碱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抗炎药物，在心血管二级预防中显示出潜力。多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低剂量秋水仙碱能显著降低MACE（HR: 0.75）、心肌梗死（HR: 0.71）和紧急血运重建（HR: 0.67）风险。COLOCT试验专门评估了秋水仙碱对斑块稳定性的影响，发现与安慰剂相比，秋水仙碱能显著增加最小纤维帽厚度（差异：+34.2μm）。尽管最新CLEAR试验未显示阳性结果，但抗炎治疗在斑块稳定方面的潜力仍值得进一步探索。针对特定细胞因子的生物制剂（如IL-1β抑制剂canakinumab和IL-6抑制剂ziltivekimab）也显示出心血管获益，但其对斑块形态的直接影响尚待研究。 Preventive PCI for Vulnerable Plaques 对于功能学非显著但影像学高危的斑块，预防性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PREVENT试验将1，606名具有易损斑块特征的患者随机分为预防性PCI加优化药物治疗（OMT）组和单纯OMT组。结果显示，预防性PCI显著降低2年MACE发生率（0.4% vs. 3.4%），需治疗人数（NNT）为45.4。这一结果支持了对特定高危斑块进行预防性介入干预的可能性。多项正在进行的研究（如INTERCLIMA、COMBINE-INTERVENE、VULNERABLE等）将进一步阐明基于易损性评估的预防性血运重建策略的长期价值。 Detection of Vulnerable Plaques by Non-Invasive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尽管血管内成像提供最详细的斑块特征信息，但其有创性、成本和可行性限制使其不适合大规模筛查和随访。冠脉CT血管成像（CCTA）作为一种无创技术，能够进行全血管可视化斑块定量和定性分析。CCTA定义的高危斑块特征包括低衰减斑块（LAP）、正性重构、餐巾环征和点状钙化，这些特征具有明确的预后价值。PROMISE研究显示，任何高危斑块特征都与MACE风险增加2.7倍相关。SCOT-HEART试验证实，LAP或正性重构与5年冠心病死亡或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风险增加3倍相关。技术进步如光子计数CT和人工智能辅助分析正不断提升CCTA的准确性和效率，使其有望成为斑块负荷量化、风险分层和治疗效果监测的重要工具。 该研究结论强调，检测和治疗易损斑块对于改善冠状动脉疾病患者预后具有关键意义。血管内成像技术是识别易损斑块和评估治疗效果的黄金标准。强化降脂治疗是实现斑块消退和稳定的首要策略，其效果与达到的LDL-C水平密切相关。抗炎治疗在斑块稳定方面可能提供额外获益，而针对非梗阻性高危斑块的预防性PCI策略显示出前景。随着成像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治疗策略的优化，个体化、风险指导下的心血管预防模式将进一步完善，为冠心病患者提供更精准有效的管理方案。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不同治疗策略的协同效应，并验证基于影像学的风险分层在改善临床结局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