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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本文:王文静,王艳.丁型肝炎病毒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与治疗进展[J].肝脏,2025,30(10):1309-1311.
作者单位:100034 北京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
通信作者:王艳,Email:wangyanwang@bjmu.edu.cn.
丁型肝炎病毒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与治疗进展
【摘要】丁型肝炎病毒(HDV)为乙型肝炎病毒(HBV)依赖性病原体,是加重HBV相关肝病的重要因素。全球约4.5%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者合并HDV感染,其发生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和肝细胞癌的风险显著高于单纯HBV感染者。多国队列研究进一步提示,HDV感染不仅与肝病进展密切相关,还显著增加全因死亡率及肝病相关死亡率。然而,现有研究在流行病学差异、临床结局和筛查策略等方面仍存在局限。聚乙二醇干扰素治疗疗效有限且不良反应明显,新药bulevirtide的临床应用或可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本文结合最新研究进展,综述HDV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结局、筛查策略与治疗进展,为未来防控与诊疗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丁型肝炎病毒;乙型肝炎病毒;肝硬化;肝细胞癌;Bulevirtide
丁型肝炎病毒(HDV)是一种依赖乙型肝炎病毒(HBV)复制与装配的卫星RNA病毒,仅存在于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人群中。全球约有2.5亿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其中约4.5%合并HDV感染[1]。HDV/HBV双重感染可显著加速肝纤维化进程,增加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及肝细胞癌(HCC)的发生风险,其相关死亡率明显高于单纯HBV感染[2]。尽管HDV对肝脏损伤严重,但受限于检测可及性低、患病率差异大及缺乏标准化筛查等因素,其真实疾病负担被长期低估。目前临床治疗仍以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IFN-α)为主,应答率有限且耐受性欠佳。因此,在全球病毒性肝炎防控背景下,系统总结HDV的流行病学特征、自然史特征及治疗进展,对于明确高危人群、优化诊疗路径并指导新药研发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与临床价值。
一、丁型肝炎病毒的流行病学
1977年,Rizzetto[3]首次报道HDV,并证实其为依赖HBV复制的缺陷RNA病毒。由于 HDV 感染必须借助HBsAg作为外壳蛋白,因此仅发生于HBV携带者人群。
(一)全球流行病学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约有2.54亿CHB患者,但HDV的真实流行病学负担仍不清晰。Miao等[4]纳入了2019年2月之前发表的634项研究,共涉及271629名HBsAg阳性患者及332155例对照,结果显示HBsAg阴性人群中HDV的患病率约为0.8%,而HBsAg阳性人群中高达13.02%,因此推算全球约有4800万至6000万HBsAg阳性者合并HDV感染。另一项纳入282项研究、覆盖95个国家的系统综述表明,HBsAg阳性人群HDV感染的总体患病率约为4.5%,但区域分布极不均衡,在非发达国家尤为突出。蒙古国HDV感染患病率可达36.9%,摩尔多瓦共和国、西非及中非多国的感染率也超过10%[1]。中国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提示,HBV感染者中HDV流行总体水平较低(约为 2.63%)但存在区域差异,四川省HDV血清阳性率最高可达13.88%,在HB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合并感染者中检出率更高[5]。
值得关注的是,HDV的流行模式并不完全与HBV重叠,HBV的高流行并不必然伴随HDV的高流行。例如,格陵兰岛与亚马逊流域的HDV感染率明显升高,但当地HBV流行水平并未显著变化[4]。此外,HDV在HIV共感染亦值得关注。有相关系统综述表明,全球HIV/HBV/HDV三重感染率约为7.4%,亚洲地区最高可达21.4%,而欧洲地区较低(5.7%)。男性、男男性行为人群以及乙型肝炎患者均是三重感染的高危群体[6]。这提示HDV防控需综合考虑多重病毒感染背景。
(二)高危人群 虽然全球普及接种乙肝疫苗显著降低了HBV及HDV的总体传播,但跨境人口流动和高危行为的持续存在仍可能促进HDV传播与流行。 流行病学研究进一步揭示了HDV感染与宿主特征的相关性。一项来自希腊的多中心研究显示,抗HDV阳性与高龄、血清ALT升高、终末期肝病(包括肝硬化或肝移植)及既往或正在接受HBV治疗密切相关[7]。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652例HBV感染者研究发现,静脉注射吸毒史、HBV DNA<2000IU/mL、ALT>40U/L 以及居住在HDV流行区是HDV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8]。总体来看,HDV流行病学特征复杂,既依赖HBV,又受地理分布、行为模式及宿主免疫状态等多重因素影响。
二、临床特征与临床结局
(一)临床特征 HDV感染主要呈现两种模式:一是HDV与HBV共感染,临床表现多与急性乙型肝炎相似,包括乏力、食欲减退、黄疸等。部分患者可出现血清转氨酶及胆红素水平“双峰”升高的现象,提示病毒复制和免疫反应存在阶段性波动。多数共同感染者可自发清除病毒,预后相对较好。二是在HBsAg携带者或CHB患者中发生的重叠感染,病情往往更为严重,表现为黄疸加深、肝功能指标明显恶化,甚至出现急性或亚急性肝衰竭[9]。这一分类不仅有助于临床诊治,也为理解HDV的传播方式和疾病进展提供依据。
(二)临床结局 HDV感染具有较高的慢性化倾向,尤其在持续病毒复制的患者中,肝硬化及HCC风险显著升高。研究表明,HDV感染者发生肝硬化的风险约为HBV单独感染者的2~3倍,且进展速度显著增加,平均5年内可发展为肝硬化,约10年可出现HCC[4]。
基于美国退伍军人全国性HBV感染队列(共4817例)的相关研究证实,HDV是HCC、肝功能失代偿、肝病相关死亡和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2]。此外,Patmore等[10]对荷兰与英国269例HDV抗体阳性者的风险分层研究(中位随访4.3年)提示,HCC与肝脏相关事件(肝移植或肝相关死亡)的5年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8%和15.6%;无创肝纤维化模型PAGE-B 或 FIB-4低得分人群几乎未出现HCC,提示基于风险分层的管理策略对于HDV感染者的长期预后评估和干预具有关键意义。
三、筛查与诊断策略
(一)筛查策略的争议 目前HDV筛查仍存争议,美国肝病学会(AASLD)建议对HBsAg阳性且存在高危因素的人群进行检测,如HIV感染者、注射吸毒人群及来自高流行区的移民。对于HBsAg阳性但HBV DNA较低或检测不到且ALT升高者,也应考虑进行HDV检测[11]。欧洲肝病学会及亚太肝病学会更为积极,推荐所有HBsAg阳性者常规筛查抗HDV抗体。然而,实际检出率偏低。一项涵盖2010~2022年的美国多中心研究显示,仅6.1%的HDV感染者完成了抗体检测,即使在高危人群中检测率也不足,提示疾病负担可能被严重低估[12]。HDV检测可及性有限、HDV RNA 检测缺乏标准化等多种因素,均导致HDV筛查率低下[13]。
(二)血清学与分子学检测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若血清HDV抗体IgM和IgG阳性,HDV RNA阳性可确诊HDV感染。仅单纯抗体阳性不能诊断,急性HDV感染者的缓解期和慢乙肝重叠HDV患者中抗HDV IgG在病毒清除后仍可持续存在较长时间。
HDV RNA检测被视为确诊及评估疾病活动的关键指标,可直接反映HDV感染和病毒复制状态,还可用于监测抗病毒治疗的应答,然而,HDV RNA检测成本高、耗时长、实验室仪器要求较高、RNA容易降解等问题影响检测的临床广泛使用。
(三)触发检测策略 近年来,触发检测逐渐受到关注。对所有HBsAg阳性者进行抗HDV筛查;若抗HDV阳性,则进一步行HDV RNA检测,以确认感染及评估病毒复制状态。与传统仅针对高危因素人群的筛查模式相比,触发检测可显著减少隐匿病例的漏诊。西班牙一项研究显示,实施触发检测后,HBsAg阳性个体中抗HDV的检测覆盖率由7.6%升至93%,有效避免漏诊[14]。此外,触发检测不会给医疗系统带来过大负担,反而有望通过减少终末期肝病的高额治疗费用以提升整体成本效益[15]。对于HBV高流行但HDV流行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尚需进一步开展成本效益研究,以评估触发检测在不同流行病学背景下的临床经济价值,从而为制定区域化筛查政策提供依据。
四、治疗进展
HDV治疗的理想目标是实现HBsAg血清学转换,以显著抑制HDV共感染或重叠感染,并改善临床结局。目前,停药后24周HDV RNA低于检测下限被视为治疗终点。然而,临床可用疗法有限。
(一)干扰素治疗 干扰素仍是当前国际指南推荐的主要治疗药物。AASLD在HBV指南中指出,对于HDV RNA阳性及ALT水平升高的患者,可予为期12个月的Peg-IFN-α治疗[11]。然而,PEG-IFN-α作为传统一线方案,其应答率仅约20%~30%,复发率可达50%,同时伴随流感样症状、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16]。近期一项Ⅱ期研究显示,聚乙二醇干扰素λ(Peg-IFN-λ)耐受性更佳,36%的患者在停药24周时维持HDV RNA阴性,疗效优于传统干扰素[17]。
(二)新型药物 近年来,新型抗HDV药物的研发取得突破。Bulevirtide(BLV)已获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肝功能代偿期慢性HDV感染患者。欧洲多中心临床研究显示,在HDV相关肝硬化患者中,BLV单药可长期降低其病毒载量并改善生化指标,安全性良好[18]。俄罗斯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BLV与Peg-IFN-2α联合用药较BLV或Peg-IFN-2α单药疗效更优,特别是BLV 2mg+Peg-IFN-2α组,部分患者在停药后仍维持HDV RNA检测不到、HBsAg清除,以及ALT复常[19]。因此BLV与Peg-IFN-2α联合治疗有望成为改善长期预后,甚至治愈慢性HDV感染的新策略。
另一种候选药物洛那法尼(LNF)作为法尼基转移酶抑制剂,低剂量联合利托那韦(RTV)及Peg-IFN-α可显著增强疗效,89%的患者在治疗24周时HDV RNA低于检测下限,但高剂量常伴胃肠道不良反应,耐受性较差[20]。此外,全人源单克隆抗体Brelovitug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突破性疗法认定,并进入AZURE-2临床试验阶段,为免疫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三)未来方向 目前,正在研发多种新型药物,主要靶向HDV复制环节。未来研究应关注小干扰RNA等新分子,通过清除HBsAg以抑制HDV感染。同时,联合治疗和多靶点策略有望进一步提高应答率,改善长期预后,最终实现慢性HDV感染的功能性治愈。五、结论
HDV感染显著加速HBV相关肝病的进展,并增加终末期肝病与死亡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尽管其危害巨大,但受限于检测可及性和标准化不足,HDV感染的诊断率被严重低估。传统干扰素治疗疗效有限,而BLV及其他新型药物的出现使改善长期预后成为可能。未来应加强全球和区域性流行病学监测,建立标准化筛查路径,并探索联合及个体化治疗方案,以期实现HDV感染的功能性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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