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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转化的监管新规受到医药界认可和期待，一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治疗方法被规范，有何影响？　　【财新网】当昂贵的新技术为癌症患者带来生机之时，如何让更多人用得起，而不是将他们推入更隐蔽、更灰色、风险更高的地带？　　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有望一次性治愈血液瘤，是许多患者“最后的希望”。这一技术先采集患者的T细胞，将T细胞改造为CAR-T细胞，提高它们识别、杀伤肿瘤的能力，再输入人体，这些CAR-T细胞会长期存在体内，避免癌症复发，让淋巴瘤、白血病、骨髓瘤患者获得临床治愈。　　适用CAR-T疗法的复发难治型血液瘤患者，包括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截至2025年12月，国内已有8款CAR-T（下称“商业CAR-T”）获批上市，包括复星凯瑞的阿基仑赛、药明巨诺的瑞基奥仑赛、合源生物的纳基奥仑赛、恒润达生的雷尼基奥仑赛、驯鹿生物的伊基奥仑赛、科济药业的泽沃基奥仑赛、传奇生物的西达基奥仑赛、重庆精准生物的普基奥仑赛。　　市场上CAR-T众多，但因高价无法惠及每个患者。国内获批产品中，价格最高者为129.9万元，最低者也达到99.9万元，无法医保报销，只能自费承担。多名医生向财新表示：“是否推荐患者使用CAR-T很重要的考量是经济条件，不能让他们倾家荡产。”　　于是，未上市的CAR-T（下称“同情CAR-T”）渐成气候。同情CAR-T以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形式开展，企业提供约百万元的横向课题经费，由医生申请院内批准，通过之后可以入组患者，这些患者向企业支付一笔约10万元的细胞制备费，就能以同情用药名义用上CAR-T。据财新了解，视企业不同、靶点数量不同，同情CAR-T成本在3.5万—10万元区间，企业仍有利润空间。　　这一模式处在灰色地带——由于未获批上市，同情CAR-T不能供给患者，即便以临床研究的形式用药，也严禁向受试者收取费用。这是为了保障患者的安全与利益。但由于部分同情CAR-T确为经济条件有限的患者带来了生机，企业、医生、患者甚至监管层对这一“同情用药”态度复杂。　　虽然并无数据揭示同情CAR-T的销量，但据部分患者和医生的观察，每十人中，可能就会有八九人试图去“做同情”。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曾告诉财新，从2021年首款产品获批到2025年10月底，国内商业CAR-T累计治疗例数3600多例，但有需求的患者超过3万例。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患者选择同情CAR-T。　　在这些同情CAR-T背后，是林林总总，规模不一的细胞治疗公司，由于处于监管视野之外，他们的数量和销售额都很难详实统计。据财新了解，较为主流的包括河北泰禾春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道培胎盘干细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省齐鲁细胞治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这几家企业还有干细胞研发、存储相关的业务。财新向上述三家公司约访，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应。　　开展同情CAR-T的知名公立医院亦不在少数，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上海市同济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山东省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等。　　如今，这一灰色地带消失。5月1日，《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下称“818号令”）落地施行，同情CAR-T迎来洗牌与严管。相关的IIT临床研究不仅需要严格备案，更严禁收费，仅限三甲医院开展，并明确了违反规定将承担的法律责任。像此前一样入组条件宽松、缴纳一笔费用、以科研之名来治疗的IIT研究将被排除在外。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晖认为，该政策将促进生物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彻底改变细胞治疗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医药界颇受鼓舞，认为这从政策层面明确了细胞治疗IIT研究的合法性，提高了临床转化应用的门槛，对合规的企业是利好。“与政策偏严还是偏松相比，我们更担心的其实是不确定性。”药明巨诺CEO田丰说。疗效与风险：患者的选择　　同情CAR-T鱼龙混杂，效果究竟如何，并无公开发表的高等级数据验证，依赖临床仔细甄别，暗含的风险也要患者自担。　　在血液科工作多年，罗明见过形形色色的同情CAR-T，“公司说我的CAR-T效果很好，吹得天花乱坠，但是有些人拿不出数据，有些人给我们看的数据很糟糕，还有些人可能拿来修改过的数据。”他强调，负责任的医生一定要看到体外细胞的杀瘤效应、小鼠体内的杀瘤效应、先期的临床研究等数据，并在临床验证有效，才会与之长期合作。　　由于可供系统评估的数据仍然有限，疗效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仍像一个“黑箱”。“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疗效评估体系。”田丰对财新表示，CAR-T的疗效，不能只看患者短期是否达到完全缓解（CR，肿瘤完全消失），还要看缓解深度、持续时间，以及长期安全性随访等一整套指标。他强调，更关键的还在于产品的批次间一致性——今天A患者使用、明天B患者使用，能不能拿到同等品质的产品，并获得相对稳定、可重复的疗效，这才是商业化产品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同情使用场景下，相关主体往往缺乏完整体系，也未必具备持续开展长期随访和承担后续责任的机制和意愿。“对药明巨诺这样的企业来说，我们有非常清晰的责任主体，也有完整的质量和随访体系；但如果只是零星向病人提供一两袋CAR-T细胞，责任边界就容易变得模糊。责任不会因为当下没有被追问就自动消失，未来一旦出现问题，究竟由谁承担，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田丰说。　　但在患者眼中，生死抉择之间去谈标准和质控是一种奢侈。相比规范、安全、百万级别的商业CAR-T，10万元上下、多靶点，但暗含风险的同情CAR-T，是经济能力有限的患者更容易做出的选择。顾洪飞坦言，“健康的人可以去谈政策、谈合规，我们只能谈有没有机会活下来。”　　也有部分同情CAR-T受到医生认可。“其实我们的目标很简单，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我们追求的就是疗效，持续性的、治愈性的疗效。”某三甲医院血液科医生罗明（化名）说，在他所在的医院，同情CAR-T要经过临床严格的筛选，才会用到患者身上，挽救了很多人。　　成人白血病社区暖白小屋的内容负责人九九的弟弟接受同情CAR-T治疗已近5年——5年没有复发在医学上可以被视为临床治愈。2021年的大年初二，她的弟弟被确诊为白血病，历经近两个月的化疗，依旧复发了。“我弟弟将近1米8的个子，那个时候体重掉到了70多斤，我妈妈甚至会问医生，小孩还能活多久？”　　当时首款商业CAR-T国内尚未获批。“传统治疗没有任何的手段了，化疗我们能用的都用了，缓解不了。”2021年5月，听了病友的建议，一家人决定转院去燕达陆道培医院。“（弟弟）40多天基本都没怎么吃饭，每天打营养液。”转院之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坐不起来，从救护车上抬上高铁，又用担架抬下来。　　九九的弟弟在这里用上了靶向CD19的同情CAR-T，医生将它作为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手段。九九回忆，弟弟用同情CAR-T“很顺”，没出现令人忧虑的不良反应，只低烧一两天，一个月之后顺利移植，目前弟弟已经回归学业并保研。　　此外，商业CAR-T都是单靶点，包括CD19和BCMA。而部分同情CAR-T较为激进，已经出现双靶点联用。“我一般都是几个靶点联用。急淋白血病我会联用CD19和CD22。淋巴瘤来说一般是CD19、CD20、CD22的灵活组合。”罗明说。　　多靶被患者认为疗效可能更好。据财新了解，一度有一款商业CAR-T极端降价至30万元区间，但部分患者仍不愿意选择它。在他们看来，它是单靶点，也不是药明、复星这些有海外技术的产品，性价比还不如多靶点的同情CAR-T。由此可窥同情CAR-T对商业CAR-T销售的巨大冲击。　　抗癌路上，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选择同情CAR-T，也为患者尝试其他新疗法留出经济空间。对白血病患者来说尤为如此。无论是前文中九九的弟弟还是晓树，都没有将CAR-T作为公众认知中“一针治愈”的手段，而是还要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这是为了降低复发率。　　罗明解释，白血病儿童假如只做CAR-T，复发率约在40%—50%，成人要更高，约在60%—70%。病人需要定期监测。“会复发的可能性让大部分的机构建议做了CAR-T以后，要桥接一个移植。”从机制来看，复发分为抗原阴性和阳性。前者与抗原逃逸有关，指在CAR-T细胞攻击下，原来在肿瘤细胞表面的靶向抗原“消失”，或显著降低了表达量；后者可能与CAR-T细胞内在因素有关，比如无法克服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的影响及细胞耗竭。　　“CAR-T不仅能缩短治疗的周期，让患者以一个很好的状态去移植，并且移植之后的并发症以及感染和排异的风险也会相对降低。”艳儿介绍，白血病患者的前期化疗可能已经花掉了20—30万，如果再去做商业CAR-T桥接移植，整体费用相当高昂。这时同情CAR-T就显现出价格优势。　　“说句不恰当的话，如果是我自己生病了，即使我有做商业CAR-T的钱，我都会选择同情CAR-T。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罗明说。企业博弈　　源于灰色地带的同情CAR-T，逐步演化出一套相对稳定的利益结构：医院拓展了患者来源，医生实现了科研产出与一定经济回报，患者则获得了成本更低的治疗新机会。　　对医院来说，这可以吸引血液瘤患者前来就医，除了同情CAR-T费用以细胞冻存费等名义直接支付给企业，患者其他的检查、治疗等费用均在院内，可以走医保报销，为医院带来营收。此外，同情CAR-T的IIT研究，属于企业资助的横向课题，投入不一而足，约为百万级别，医院可以从课题经费中，合法合规抽取10个点左右的管理费。　　对医生来说，也可以从这笔课题经费中，按照患者病例数获得研究者费。罗明介绍，对于有些资金不多的小型企业，医生不会拿研究者费，但是希望它们可以积极合作，一起产出、刊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此外，也希望它们可以在举办病友会、行业会议专家费、部分经济极端困难患者的免费同情用药等方面给予支持。　　多名业内人士估算，国内CAR-T市场，约八成以上都被同情CAR-T占据。在10万和100万的直观价差背后，砸下重金走上市之路的商业CAR-T企业有苦难言。　　“10万块钱的定价，如果企业是严格按照质量标准去放行的话，肯定倒贴至少10万—20万，更不用谈什么利润！”一位商业CAR-T企业负责人直言。“我们以前有用过一些院内制备细胞的员工。他们养细胞的时候，甚至都用上了抗生素，抗生素会掩盖污染，会导致产品无效等等纠纷，甚至类似魏则西事件的发生。”　　罹患滑膜肉瘤的魏则西，2016年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接受号称“最先进技术”的DC-CIK院内疗法，花费20余万元后仍不幸去世，该疗法虚假宣传、医院科室违规外包等操作遭到舆论谴责。当时，中国对细胞治疗实行“双轨制”监管，既可以作为药品由药监部门管理，也可以作为疗法由卫健部门管理，责任边界模糊。随后，中国明确细胞治疗“按药监管”，即严格药品研发和生产的规则来要求，产品提供者为企业，商业CAR-T定价达到百万级别。　　这位企业负责人介绍，质量控制是商业CAR-T作为药品被监管的要求，也是主要的成本来源，一个商业CAR-T要检测约20项不同的指标。而同情CAR-T监管缺失，“可能有的最多就检一个无菌阳性率，或者加个细胞术定量，会很简单，费用可以控制下来，质量当然就会有问题。”　　商业化CAR-T与同情使用CAR-T在成本结构和生产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真正的价格，不只是这一袋细胞本身值多少钱，更取决于背后整套生产、质量和责任体系的成本。一个未经监管验证体系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很难与一个建立在复杂、高质量、高稳定性体系上的商业化产品直接比较。”田丰说。　　他表示，上市产品背后对应的是一整套完整的药学开发、生产与质量控制体系，同时还要覆盖放行标准、稳定性研究、药物警戒、上市后监测、关键原材料与供应链管理，以及相关人员培训和资质管理等全流程要求。具体到CAR-T产品的生产与质量控制，通常至少要做到三点：第一，尽可能采用封闭、自动化、可追溯的关键生产设备和工艺系统；第二，使用高标准的关键原辅料和耗材；第三，建立并严格执行符合GMP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这些要求背后的体系建设和持续运营，成本都非常高。　　另有受访对象告诉财新，同情CAR-T企业在改造T细胞的时候，使用的CAR结构可能落入其他公司的专利范围，因此难以商业化，或者商业化需要支付高昂使用费。在缺乏约束的环境下，“他们拿来就用，不管这些东西，成本当然就低了。”　　吴朝晖表示，短期内个体可能从同情CAR-T中受益，但是长远不利于技术创新。从市场规律看，CAR-T很贵，大家用不起，就得用创新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人家花了很多钱做出来的药品，最后还卖不过一个瞎搞的，谁还去投入做创新？”　　目前，商业CAR-T企业在努力通过国产替代、自动化以及对新技术的探索降价。4月30日，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官网显示，细胞治疗企业华道生物的淋巴瘤CAR-T产品上市申请已获受理，该企业明确承诺这款产品的定价仅23万—25万元。支付求解　　同情CAR-T以科研之名，行治疗之实，野蛮生长却被许多患者视为救命稻草，这一张力背后是支付困境：基本医保难以对昂贵疗法兜底，商保前景又不明朗。　　吴朝晖强调，不能寄希望于IIT研究去解决支付问题，“这是两个逻辑。”医保部门、企业、医院已在探讨解决有药用不起的问题，期待各方共同努力，早日解决。　　当前商业CAR-T产品基本均超100万元，这对大多数病患无异天文数字，且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的责任范畴，这加剧了血液瘤治疗的供需错配。经过一线化疗、单抗方法复发后的患者需求庞大，迫于高昂价格放弃；企业有产能却无市场，业绩惨淡。　　多位受访对象均对患者的选择表示理解，但是否有其他的出路，能在行业规范之下，为患者保留一线生机？　　比如完善同情用药制度。同情用药在欧美已成熟多年，美国FDA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允许患有严重或威胁生命的疾病且缺少有效替代疗法的患者使用试验药物，后逐渐成为医学界探索新技术的一种路径，除肿瘤外，也广泛应用于罕见病领域。　　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为国内同情用药破冰，规定对正开展临床试验的用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药物，经医学观察可能获益并且符合伦理原则的，经审查且知情同意后，可以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用于其他病情相同的患者。　　不过，中国对同情用药的管理还停留在概念层面，缺乏申请程序、收费、数据使用等方面的细则，导致实际操作模糊，反而影响患者用药。　　国家卫健委药政司目录处一级主任科员蒲嘉琪撰文阐述其中存在的权利、责任、程序与监管失衡。患者缺乏明确、可操作的细则作为支撑，难以有效启动和推进申请流程；药监部门作为最终的审批和监管主体，过于严格的审批可能使制度形同虚设，过于宽松则可能危及患者安全，并冲击以药品研发数据和证明材料为基础的药品审评审批体系。　　“同情用药制度保障核心在于程序性的‘申请权’与‘获得公平对待的权利’，国家的义务重心在于构建并维护一个既能回应患者迫切需求，又能恪守科学与安全底线的程序框架。”蒲嘉琪写道。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赵宏提案呼吁，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是医疗兜底，更是新药研发收集真实世界数据的重要延伸。建议国家药监局尽快颁布相关管理办法，出台全国统一细则；基于病情危重程度、有无替代疗法的患者分级标准，以及儿童、孕产妇、老年人同情给药专项规则。同时倡导在行业伦理准则中明确药企预留不低于15%的试验药物用于同情使用。　　一名药物经济学专家向财新表示，理论上同情用药作为科学研究不应该带有盈利色彩，监管部门规范行业乱象的初衷没问题，但应注意为合理需求留有口子。“比如什么药品、满足何种情况可以豁免，若遇到类似CAR-T这样的道德抉择，国家不能直接支付，是否可以在IIT方面给予医院、企业、患者一定费用支持。”　　他提到，2017年国家药监局《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可以使用尚未得到批准上市的药物患者条件，例如不符合试验入组/排除标准而不能参加新药注册临床试验、注册临床试验已经结束但该研究药物尚未获批，但尚未提到价格因素。随着高值技术涌现，这部分患者诉求应该被看见。　　在国外，同情用药的费用主要由医院、医保、企业及慈善救助承担。蒲嘉琪建议，完全由患者自费承担高昂的在研药物费用将加剧不公平，因此探索费用分担机制是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关键。比如成立“国家主导、企业参与”的同情用药救济基金，对于已进入上市申请审评程序、早期数据良好的药物，考虑将其同情用药过程中合理的医疗服务费纳入大病医保范围或通过专项基金予以支持。　　不过，田丰也提醒，如果要让国家层面动用公共支付资源支持患者使用某款药品，前提一定是疗效和安全性明确、质量监管可追溯。从这个角度看，同情使用CAR-T要真正进入更广泛的公共支付讨论，首先还需要把自身体系进一步完善起来。　　即便同情用药制度进一步完善，真正能享受到的患者也较为有限。对于更广泛的患者群体，自首款商业CAR-T问世以来，业界和医保部门始终在探索新支付模式，比如惠民保、商保创新药目录和按疗效付费，但仍难免种种限制。　　去年12月，2025年国家医保局推动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出炉，申报的5款CAR-T产品全部闯关成功，一度令患者期待，并被企业期待成为未来进军医保的跳板。　　但商业健康险自身保费规模小，且赔付率、报销额度有限，总体上患者仍需自费50万元左右。另一方面，作为支付方的保险公司担心使用增加带来赔付率上升，参与意愿并不强烈。多名创新药企人士向财新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落地情况“很不乐观”，并未与商保公司就降价、报销调整达成协商，患者尚未享受到企业提供的折扣。　　除传统渠道外，按疗效付费是国际上高值创新药品主流的支付思路，将支付与治疗效果挂钩。中国药科大学医药市场准入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伟认为，目前这一付费方式实际操作的主要挑战在于付费方式操作中的成本问题，如疗效数据的监测管理需要成本。一名CAR-T企业市场准入负责人则表示，现阶段CAR-T整体盈利情况不乐观，企业专门为此尝试新方法的性价比不高。　　另外，肿瘤领域常见的慈善赠药方式，在CAR-T上也很难简单照搬。田丰认为，CAR-T治疗通常是一次性治疗，“用多少赠多少”这类围绕长期用药建立起来的赠药逻辑，并不容易直接适用。　　“这最终是一个需要多方共同推动的过程：患者要有足够的治疗意愿，企业要持续努力控费降本，医保也需要提供必要的兜底支持。”田丰表示，对于CAR-T这类已经被验证可为部分晚期肿瘤患者带来长期获益、甚至治愈机会的产品，相信医保准入问题迟早会逐步得到解决。　　前述市场准入负责人也谈道，让基本医保愿意为CAR-T全额买单必然不可能，未来能否有一个折中方案，比如医保按一定比例或额度部分支付。灰色地带消失　　5月1日，《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下称“818号令”）落地施行，要求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是三甲医疗机构，且有符合要求的临床研究学术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必须向卫健部门备案，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使同情CAR-T迎来洗牌与严管。　　818号令聚焦医院内由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这与药企发起按药品上市路径所做临床研究（IND）有别。卫健部门被赋予监管与审批医院内生物医学新技术研究和转化的权限。其意在平衡发展和安全，既鼓励创新，允许细胞治疗、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先行先试，审批后可以院内收费转化；又兼顾患者权益，要求长期以来数目不明的IIT研究严格备案，公布信息，在阳光之下受到监管，也被认为可避免魏则西事件的悲剧重演。　　医生开启一项细胞治疗的IIT研究，此前仅需要院内伦理委员会审批，如今要在院内审批后5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卫健委备案。备案时需要交临床研究相关资料，包括科学文献总结、非临床研究报告、临床研究方案和风险预防控制预案等。　　目前开展的各同情CAR-T项目，几乎不具备如此详实的数据基础。“因为这个技术相对来说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大家没有完成那么多的研究，导致现在想补数据都要费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能够过得了备案的要求。”顾洪飞说。　　如果逾期未备案，医院和医生将面临卫健部门的严厉处罚——处分、罚款、3年或5年内禁止从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执业医师资格证。　　即便备案成功，临床研究期间也严禁向患者收费。由此，同情CAR-T在惯有的商业逻辑下无利可图，要么像商业CAR-T一样，去做正规的新药注册临床研究，最终获批上市，要么递交研究数据，经过国家卫健委审批，作为新技术临床转化后院内收费。而据国家卫健委4月19日发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能够顺利临床转化的，必须是国内尚没有同类机制的CAR-T上市，或者已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的疗法。并且，高风险技术批准后5年内、中风险技术批准后3年内、低风险技术批准后1年内仅限在该技术的临床研究机构内开展。这意味着未来的转化路径也更漫长，也将改变细胞治疗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现状。　　据财新了解，已有几个同情CAR-T项目上报国家卫健委备案。备案通过后，将在“医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公开。　　在2026年DIA药物信息大会暨展览会上，昌平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高建超基于对近十年全球TOP100医学期刊发表的干预性临床研究的大数据分析，发现过去十年，中国在顶尖医学期刊发表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中，95%左右是IIT研究。IIT研究在中国前沿生物技术临床研究创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他认为，818号令解决了IIT长期以来的合规定位问题，为临床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奠定了制度保障。　　罗明认为，短期内，患者的治疗会受到影响，但是从长远看，行业将迎来洗牌与规范。部分中小公司将难以生存，而资金、技术占据优势的公司，一旦走通备案的流程，最终获批临床转化，成本会低于上市注册，“它就是赢家了”。　　而这对患者和医生也是利好，“规范肯定是个好事情，你的数据报上去了，获得了权威部门的认可，同时我们临床也验证了，这样的话，患者和医生鉴别可靠的产品也更加容易。”罗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