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isotuzumab vedotin

-01- 引言 2025年是Köhler和Milstein于1975年发表杂交瘤技术开创性论文的50周年纪念，这一里程碑式的技术奠定了现代抗体药物产业的基础。截至2026年4月1日，美国FDA共批准169种单克隆抗体及抗体类生物制品，用于治疗或预防从I型糖尿病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再到肺癌等多种疾病，这些药物的年销售额超过3200亿美元，深刻改变了现代医疗格局。 2025年FDA批准的10个新型抗体类生物制品中，7个靶向此前已有获批药物的靶蛋白，3个靶向全新靶点。具体而言，获批药物包括：第8个抗PD-1单克隆抗体penpulimab、第4个靶向BCMA的抗体及第3个BCMA×CD3 T细胞衔接器linvoseltamab、第3个FcRn拮抗剂nipocalimab、第3个靶向RSV的单抗clesrovimab、第3个靶向IL-5通路的抗体depemokimab、第2个靶向TROP2的ADC datopotamab deruxtecan，以及首个靶向cMET的ADC telisotuzumab vedotin。三个靶向全新抗原的抗体包括：靶向凝血级联中Factor XIIa的garadacimab（治疗遗传性血管性水肿）、首个靶向APRIL的sibeprenlimab（治疗IgA肾病），以及靶向MASP-2的narsoplimab（治疗移植相关血栓性微血管病）。 从2014年到2025年的12年间，全球抗体市场价值从646亿美元激增至约3210亿美元，几乎增长了五倍，反映出几乎线性的年均约180亿美元的增长。预计到2034年，抗体市场规模将达到10,580亿美元，2025至2034年间的复合年增长率约为15%。 在2025年获批的抗体的市场潜力评估中，最受瞩目的是靶向TROP2的ADC Datroway®（datopotamab deruxtecan），预计峰值销售额可达5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预计2030年价值12亿美元的FcRn靶向抗体Imaavy®（nipocalimab）。两个含透明质酸酶的新型皮下制剂将为患者提供更为便捷的给药方案，尤其是Keytruda QLEX®将在Keytruda专利于2028年到期后延续该产品的市场地位。 -02- 一、2025年获批抗体的总体结构特征 2025年获批的10个新型抗体类蛋白中，没有一个属于具有野生型Fc的经典“裸”IgG1抗体，这标志着自2004年以来非经典IgG越来越多的被领域所接受，此前仅2008年、2019年和2022年出现类似情况。2025年获批的抗体中，6个基于IgG1同型，但各有工程化修饰：penpulimab为Fc沉默型，nipocalimab通过非糖基化实现Fc功能减弱，clesrovimab和depemokimab含有延长半衰期的YTE突变，datopotamab deruxtecan和telisotuzumab vedotin为野生型人源化IgG1为基础的ADC。其余抗体中，sibeprenlimab为IgG2同型，garadacimab、narsoplimab和双特异性抗体linvoseltamab为IgG4同型，且全部含有S228P突变以稳定铰链区、防止半抗体形成。六个新获批抗体的可变区来源于人源基因，四个由小鼠杂交瘤抗体人源化而来。 对45个FDA批准的靶向可溶性抗原的治疗性IgG抗体（以最小化靶点介导清除的影响）的分析显示，其在人体中的循环半衰期中位数和平均值分别为18天和19天。为延长抗体循环半衰期，研究者开发了多种Fc区或Fv区突变策略。其中最著名的Fc突变是“YTE”（M252Y/S254T/T256E）和“LS”（M428L/N434S），分别由MedImmune（阿斯利康）和Xencor的科学家发明。YTE突变技术专利于2022年1月17日到期，使全球研究者均可利用这一重要工具改善抗体半衰期，已有Spyre Therapeutics和Apogee Therapeutics等多家公司专注于利用YTE突变改善现有抗体的循环半衰期。 这些Fc突变增强IgG在酸性pH下与FcRn的结合，而在中性pH下几乎不结合，从而增加抗体的再循环并延长其体内停留时间。2025年获批的clesrovimab和depemokimab均含有YTE突变，使已获批的半衰期延长的IgG总数达到4个（另3个抗SARS-CoV2抗体获得EUA授权）。已获批或处于临床后期的22个半衰期延长IgG的循环半衰期中位数和平均值分别为63天和71天（范围为19–21天至80–122天），较“典型”IgG的循环半衰期改善约3至4倍。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来自不同的抗体数据集，包括IgG序列和结构、抗体电荷（如pI）、靶点浓度、生物分布、给药水平等多种因素均影响循环半衰期。 -03- 二、抗体药物偶联物（ADC） 2025年FDA批准的两个ADC使FDA批准的ADC总数达到14个。FDA批准的ADC中有一半是2020年以来批准的，ADC市场从2020年的约40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160亿美元，增长四倍。 Datroway®（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roway®（datopotamab deruxtecan-dlnk；又称Dato-DXd）识别TROP2，也称为上皮糖蛋白-1（EGP-1）和肿瘤相关钙信号转导子-2（TACSTD2）。TROP2是一种单次跨膜糖蛋白，可形成二聚体或稳定的四聚体，调节涉及细胞黏附、增殖、存活和分化的钙信号传导。TROP2具有大的胞外结构域、螺旋跨膜区和胞内区，胞内尾区被蛋白激酶C磷酸化以激活RAF激酶和NF-κB。TROP2在上皮细胞上低至中度表达，在正常组织再生、增殖和分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常组织中的最高表达见于尿路上皮、子宫内膜、胎盘组织和前列腺基底细胞。TROP2在许多上皮来源的癌症（如乳腺癌、胃癌、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中过表达，其过表达常与不良临床结局相关。鉴于其在某些癌组织中的过表达和正常组织中的相对低表达，TROP2已成为ADC的重要靶点。 Dato-DXd是抗TROP2人源化IgG1κ ADC，抗体通过甘氨酰-甘氨酰-苯丙氨酰-甘氨酸（GGFG）四肽连接子与喜树碱衍生物deruxtecan连接，平均DAR为4。Dato-DXd以0.74 nM的亲和力结合人TROP2，与非人灵长类动物的TROP2有交叉反应但不结合小鼠TROP2，且不结合高度相似的蛋白人TROP1（即EpCAM）。连接子-弹头部分通过硫醚键偶联到抗体的四个还原半胱氨酸残基上。Dato-DXd在循环中稳定，但一旦在肿瘤微环境中结合TROP2并被内化，GGFG连接子即被溶酶体蛋白酶（特别是组织蛋白酶B）切割，释放活性细胞毒部分——一种exatecan衍生物（DXd）。DXd抑制拓扑异构酶I，最终导致DNA损伤和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其特点是通过钙网蛋白向细胞表面迁移以及ATP和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的释放与经典凋亡相区别。此外，由于DXd具有高膜渗透性，可轻松从死亡细胞扩散进入邻近肿瘤细胞，通过旁观者效应杀死它们——这一机制对于实体瘤治疗至关重要，因为实体瘤具有高度异质性，并非所有肿瘤细胞都表达TROP2靶点。 2025年1月17日，Dato-DXd获得FDA完全批准，用于治疗既往仅接受过一次化疗和内分泌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成人患者；2025年6月23日，又获批用于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EGFR突变NSCLC成人患者。在TROPION-Breast01试验中（732例患者），Dato-DXd组的无进展生存期为6.9个月，而化疗组为4.9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6.7个月对比5.7个月，但两组的中位总生存期无统计学差异。对于NSCLC的加速批准，基于TROPION-Lung05和TROPION-Lung01试验的114例患者汇总分析，客观缓解率为45%（含40%部分缓解和4.4%完全缓解），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6.5个月。 Dato-DXd按6 mg/kg每3周一次静脉给药，完整ADC的平均循环半衰期为4.8天，清除率为0.6 L/天，DXd活性部分的半衰期约为5.5天。Dato-DXd及其释放的DXd的循环半衰期显著长于sacituzumab govitecan及其游离细胞毒SN-38（分别为16和18小时），这一更高的稳定性允许显著减少给药频率。DXd的降解途径为CYP3A4，但CYP3A抑制剂如伊曲康唑在既往研究中未显著改变trastuzumab deruxtecan中DXd的代谢，因此预期CYP3A抑制剂不会显著改变Dato-DXd中DXd的分解代谢。 Emrelis®（telisotuzumab vedotin） cMET受体酪氨酸激酶（RTK），也称为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HGFR），是对细胞存活、生长和伤口修复至关重要的单次跨膜酪氨酸激酶受体。cMET最初以约170 kDa的前体蛋白产生，被切割为约50 kDa的α亚基和约140 kDa的β亚基，二者通过二硫键连接。该受体通常存在于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表面，当被其配体HGF激活时，启动PI3K、MAPK和STAT3等下下游信号通路，参与控制细胞生长、运动、侵袭和形态发生。激活cMET的突变（通常发生在酪氨酸激酶结构域）以及其过表达或扩增，是某些NSCLC、胃癌和乳头状肾细胞癌的关键致癌驱动因素。cMET在约25%–70%的非鳞状EGFR野生型NSCLC患者中过表达，常促进肿瘤发生并通常导致预后不良。这种相对常见的过表达表型（通常通过免疫组化以25%–50%肿瘤细胞截断值鉴定）与cMET基因扩增或外显子14跳跃完全独立，后者分别占NSCLC病例的约2%–5%和3%。cMET过表达的关键后果之一是受体寡聚化导致的HGF配体非依赖性受体激活。 Emrelis®（telisotuzumab vedotin-tllv；Teliso-V）由AbbVie开发，于2025年5月14日获得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全身治疗的、具有高cMET受体过表达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NSCLC成人患者。cMET过表达定义为VENTANA MET（SP44）RxDx免疫组化检测≥50%的3+染色，该检测方法与Emrelis®同时获批。 Teliso-V是首创的抗人cMET人源化IgG1κ ADC，通过半胱氨酸残基偶联至vedotin——由组织蛋白酶B可切割的马来酰亚胺己酰-缬氨酸-瓜氨酸-对氨基苄氧羰基（mc-val-cit-PABC）连接子和单甲基澳瑞他汀E（MMAE）组成，平均DAR为3。结合过表达的cMET RTK后，ADC被内化，微管抑制剂细胞毒载荷MMAE在溶酶体中通过连接子的蛋白水解切割释放，导致细胞周期阻滞在G2/M期并诱导癌细胞凋亡。 Teliso-V的FDA加速批准得到2期LUMINOSITY临床试验（NCT03539536）数据的支持，该研究无对照臂，评估了Teliso-V在具有不同程度晚期野生型cMET过表达NSCLC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cMET蛋白过表达最高（n=78）的患者接受Teliso-V后显示34.6%的ORR、9.0个月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和5.5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最常见的不良反应（≥20%）为周围神经病变、疲劳、食欲下降和周围水肿。与许多ADC一样，完整药物Teliso-V的循环半衰期相对较短，约3天，估计清除率为1.3 L/天；从完整药物释放后，MMAE部分的循环半衰期约为4天，清除率为76 L/天，这些数据支持Q2W静脉给药方案。 Teliso-V的小分子天然产物弹头“vedotin”由CYP3A代谢，因此存在与CYP3A诱导剂或抑制剂发生药物-药物相互作用（DDI）的潜在担忧。研究表明，在强CYP3A4诱导剂利福平存在时，从brentuximab vedotin释放的MMAE暴露降低，而强CYP3A4抑制剂酮康唑存在时则升高。使用基于生理的药代动力学建模并辅以临床数据验证，预测MMAE暴露在酮康唑存在下增加43%但在利福平存在下降70%。另一方面，MMAE作为肇事药物未显著改变敏感CYP3A底物咪达唑仑的代谢。 约22%（60/269）接受Teliso-V的患者产生抗药抗体（ADA），其中23个（占ADA总数的38%）被判定为中和性。这些ADA的存在使Teliso-V的清除率降低17%（即暴露增加），推测通过稳定循环中的完整ADC实现，不但改善了疗效，也带来了更高的安全风险。 -04- 三、半衰期延长抗体 Enflonsia™（clesrovimab）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是一种负链单链RNA病毒，常引起季节性呼吸道感染，尤其影响下呼吸道。RSV对幼儿尤其是婴儿以及伴有合并症的老年人构成重大威胁，是全球幼儿呼吸道疾病的主要原因，全球发病率为9.5%，死亡率为2.2%，Synagis®（帕利珠单抗）于1998年获批用于RSV感染预防，因半衰期和药效学效应有限，需在RSV季节每4周肌肉注射一次以预防高危婴儿的严重下呼吸道疾病。二十年来，阿斯利康和默沙东一直致力于开发更有效、更长效的Synagis®版本，直到2023年阿斯利康的Beyfortis®（nirsevimab）获批用于RSV感染的长期预防。 2025年6月6日，美国FDA完全批准Merck开发的抗RSV单抗Enflonsia™（clesrovimab-cfor），用于预防新生儿和婴儿在首个RSV季节期间或进入期间的RSV下呼吸道疾病。Clesrovimab（此前称为MK-1654和RB-1）是从人记忆细胞中分离的完全人IgG1κ单抗，靶向RSV F蛋白，通过中和RSV提供被动免疫，阻止病毒和细胞膜融合及随后的病毒进入。 Clesrovimab含有著名的YTE三联氨基酸替换（M252Y/S254T/T256E）于其Fc区，增强其与FcRn的结合，从而显著延长其血清半衰期。Clesrovimab的获批基于两项大型临床试验：2b/3期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CLEVER（MK-1654-004）和3期随机部分盲法帕利珠单抗对照试验SMART（MK-1654-007）。在5个月的研究期间，clesrovimab治疗婴儿的MALRI发生率为0.026（60/2411）对比安慰剂对照的0.065（74/1203），疗效为60.5%；同期clesrovimab组9/2411住院（发生率0.004）对比安慰剂组28/1203（发生率0.065）住院，疗效为84.3%。 Exdensur®（depemokimab） IL-5是由T辅助细胞和肥大细胞产生的2型（Th2）细胞因子。IL-5是Th2炎症状态的中心介质，与多种过敏反应的发展相关，包括过敏性鼻炎和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后者血液、气道组织和诱导痰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显著升高。哮喘影响全球超过2.6亿人，许多人尽管使用高剂量吸入性皮质类固醇以及额外控制剂或全身性皮质类固醇，仍出现症状和发作。通常，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对吸入性皮质类固醇反应不佳，但可被抗IL-5抗体治疗。 Exdensur®（depemokimab-ulaa）由葛兰素史克开发，于2025年12月16日获得FDA批准，作为SEA患者的附加治疗。在英国和欧洲，depemokimab获批两个适应症：SEA患者的附加维持治疗和对吸入性皮质类固醇控制不佳的成人严重CRSwNP的附加治疗。Depemokimab（又称GSK3511294）是抗人IL-5的人源化IgG1κ抗体，其Fc CH2区经M252Y、S254T、T256E（即著名的“YTE”突变）修饰，显著改善抗体半衰期。 美国获批基于SWIFT-1/SWIFT-2两项3期临床试验结果。SWIFT-1（382例）和SWIFT-2（380例）均为52周、安慰剂对照（2:1随机化）、双盲、多中心3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估depemokimab作为标准治疗附加疗法控制SEA的疗效和安全性。患者中位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为310–340个/μl，既往一年平均恶化2.2–2.7次。接受depemokimab治疗的患者在52周内哮喘恶化率分别降低58%（SWIFT-1）和48%（SWIFT-2）。此外，depemokimab治疗患者需要急诊就诊和/或住院的恶化更少。治疗患者的不良反应包括上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流感、关节痛和咽炎，发生率相对较低。 -05- 四、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 B细胞成熟抗原（BCMA），也称为CD269和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17（TNFRS17），是一种单次跨膜糖蛋白受体，主要存在于浆母细胞、长寿命浆细胞和多发性骨髓瘤（MM）细胞上，而不存在于初始B细胞或生发中心B细胞上。BCMA支持B细胞增殖、发育和长期存活，取决于成熟阶段及其配体APRIL或BAFF的结合。近年来，BCMA一直是MM研究的热门靶点，最近也越来越多地用于某些自身免疫疾病（如全身性重症肌无力）的研究，特别是使用更新的更强大技术如双特异性抗体TCE、自体CAR-T细胞，以及现在的体内CAR-T细胞。 Lynozyfic®（linvoseltamab-gcpt）由Regeneron开发，于2025年7月2日获得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至少四线治疗（包括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和抗CD38单抗）的复发或难治性（R/R）MM成人患者。Linvoseltamab（又称REGN5458）是完全人源、Fc沉默的IgG4κ双价双特异性BCMA×CD3ε TCE，具有稳定铰链（S228P），由两个“亲本”单抗（抗BCMA单抗和抗CD3ε单抗）组合形成双价双特异性异二聚体IgG。异二聚体Fc的两侧均被修改以降低抗体结合Fc受体和补体的能力，此外还对一条重链Fc区进行了修饰（H435R、Y436F、L445P）以去除蛋白A结合，从而改善纯化过程。 Linvoseltamab的FDA批准基于开放标签LINKER-MM1研究（NCT03761108）的结果，该研究为2期研究，117例R/R MM患者接受了200 mg linvoseltamab，每周一次持续14周，然后每两周一次。部分达到非常好的部分缓解或更好的患者在第24周切换至Q4W方案。中位随访14.3个月后，ORR为71%，52%患者达到完全缓解，mDOR为29.4个月，估计中位PFS尚未达到。这些ORR、CR和mDOR数据较其他BCMA×CD3ε TCE抗体（teclistamab和elranatamab）的类似数据有所改善——后者ORR分别为62%和58%，CR分别为28%和29%，teclistamab的mDOR为9个月。 -06- 五、靶向凝血与补体通路的创新抗体 Andembry®（garadacimab） HAE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约每100,000人中有2人患病，由C1-INH缺乏引起，发作可持续2–5天。首批HAE治疗是C1-INH替代蛋白，但半衰期相对较短（30–60小时），在HAE治疗中的用途有限，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HAE治疗方法。2025年，FDA在短时间内批准了三种新的HAE治疗药物，显著改善了对该疾病的预防和即时护理：第一个是Andembry®（garadacimab），2025年6月获批为首个靶向活化Factor XIIa的单抗，用于预防HAE发作；第二个是Ekterly®（sebetralstat），2025年7月获批，为速效口服血浆激肽释放酶抑制剂，用于急性HAE发作的即时按需治疗；第三个是Dawnzera®（donidalorsen），2025年8月获批，为RNA靶向反义寡核苷酸，通过降低肝脏前激肽释放酶产生提供长期预防。 Andembry®（garadacimab-gxii）由CSL Behring开发，于2025年6月16日获批作为预防药物用于预防HAE发作，说明书明确指出garadacimab不用于治疗突发性急性HAE发作。Garadacimab（又称CSL312）是首创的人抗FXIIa IgG4λ，具有稳定铰链（S228P），结合FXIIa的催化结构域并中和其酶功能。由于FXIIa是接触系统中激活的第一个因子，进而导致缓激肽产生，中和FXIIa活性可阻止缓激肽形成，有助于减轻HAE发作相关的炎症和肿胀。Garadacimab的一个显著优点是其从源头阻断该通路，而其他HAE治疗靶向更下游的介质。 Garadacimab的获批基于VANGUARD试验（NCT04656418）的结果，该试验为多中心、随机、双盲、平行组研究。患者按3:2随机分组，接受garadacimab或安慰剂每月皮下给药：garadacimab起始负荷剂量400 mg，随后每月200 mg SC。治疗6个月后，garadacimab组患者平均每月HAE发作0.27次，而安慰剂组平均2.01次，百分比差异计算为-87%。Garadacimab组每月HAE发作的中位数为0，而安慰剂组为1.35。 Yartemlea®（narsoplimab）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是患者接受来自供体的健康造血干细胞以替代其自身受损或病变骨髓的医疗程序。Allo-HSCT对于一系列恶性和非恶性疾病仍是关键的治愈性干预手段，全球每年进行超过80,000例allo-HSCT手术。尽管过去十年allo-HSCT程序有所进步，显著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限制其更广泛应用。一项重要的allo-HSCT相关不良事件是移植相关血栓性微血管病（TA-TMA），其已日益被认识为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的主要危险因素。TA-TMA的特征是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由广泛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补体激活导致微血栓形成。近期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显示，约57%接受allo-HSCT的患者在移植后100天内发生TA-TMA，近22%被分类为严重TA-TMA，与显著升高的死亡率相关。 Yartemlea®（narsoplimab-wuug）由Omeros Corporation开发，于2025年12月24日获批用于治疗TA-TMA，是首个获FDA批准用于治疗TA-TMA的药物。Narsoplimab是首创的抗MASP-2完全人IgG4λ，具有稳定铰链（S228P），结合并中和MASP-2。通过抑制MASP-2，narsoplimab阻断补体凝集素通路的启动，防止内皮损伤，以及MASP-2介导的内源性凝血级联激活，降低TA-TMA特征性的小血管微血栓风险。值得注意的是，narsoplimab对MASP-2的抑制保留了补体经典通路的裂解臂，降低感染风险，特别是荚膜微生物如脑膜炎奈瑟菌。 Narsoplimab的疗效在涉及28例患者的单臂、开放标签临床研究（TA-TMA研究，NCT02222545）中评估，并补充了扩展获取计划（EAP；NCT04247906）中额外19例患者的数据。主要疗效终点是TMA应答，定义为实验室TMA标志物（如LDH和血小板计数）的改善以及器官功能增强或不再需要进一步输血。TA-TMA研究中观察到61%（17/28）的完全TMA应答，EAP中68%（13/19）的可评估患者实现完全TMA应答。两项研究治疗的患者自诊断起100天存活率约为73%–74%，显著优于历史对照的10%存活率，中位OS为274天。Narsoplimab治疗在所有研究队列中将死亡风险降低了三至四倍。血小板计数、结合珠蛋白和LDH等疾病标志物在接受narsoplimab治疗的患者中均有所改善。 -07- 六、靶向免疫细胞相关抗原的抗体 Imaavy®（nipocalimab） FcRn在维持内源性IgG平衡中起关键作用，显著贡献于循环人IgG1、IgG2和IgG4同型以及人血清白蛋白的延长半衰期。FcRn在酸性pH下结合胞饮的IgG，保护其免受溶酶体降解，然后将结合的IgG转运回细胞表面，在中性pH下释放回循环中。FcRn广泛表达于网状内皮系统细胞（如内皮细胞和上皮细胞、肝细胞和髓系细胞）以及大多数器官的细胞中。因为FcRn在IgG稳态中的作用，人们对FcRn作为降低自身免疫疾病中致病性IgG自身抗体的潜在靶点产生了浓厚兴趣。 Imaavy®（nipocalimab-aahu）结合FcRn并阻断IgG回收，于2025年4月29日获批用于治疗抗AChR或抗MuSK抗体阳性的gMG成人和12岁及以上儿童患者。此外，2025年3月FDA授予nipocalimab治疗中度至重度干燥综合征的快速通道认定，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治疗干燥综合征的先进生物疗法。 Nipocalimab是人IgG1λ单抗，具有N297A突变（Eu编号），使CH2中的N-糖基化位点不被糖基化。Nipocalimab结合FcRn的β2m和α1亚基上的一个表位，该表位与IgG Fc在回收模式中的结合直接竞争。Nipocalimab在中性（KD约32 pM）和酸性（KD约58 pM）pH下均以高亲和力结合FcRn，从而显著降低循环IgG（包括致病性IgG抗体）。Nipocalimab的表位不与HSA表位重叠，实验证实nipocalimab不干扰白蛋白结合或回收。由于N297位点不被N-糖基化，nipocalimab不具有显著的ADCC、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用或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而A297N糖基化突变体则具备这三种功能。 Nipocalimab的获批主要基于“Study 1”（又称Vivacity-MG3）的结果，该研究为24周3期、多中心、1:1随机化、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评估nipocalimab在抗AChR或抗MuSK抗体阳性gMG成人中的疗效、安全性、PK和PD。98例患者分别接受nipocalimab或安慰剂，nipocalimab以30 mg/kg IV负荷剂量给药，随后15 mg/kg IV维持剂量Q2W。第24周时，nipocalimab治疗患者的MG-ADL总评分改善较安慰剂有统计学显著改善（-4.7对比-3.3；P=0.002）。次要终点的QMG总评分也显示nipocalimab组较安慰剂有统计学显著改善（-4.9对比-2.1；P<0.001）。 Anniko®（penpulimab-kcqx） 检查点受体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也称PCD1、CD279）属于CD28受体家族，表达于活化的T和B淋巴细胞上。PD-1的配体PD-L1和PD-L2表达于抗原呈递细胞上。PD-L1或PD-L2与PD-1的结合抑制T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包括T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产生），以避免可能导致自身免疫反应的过度免疫激活。 首个FDA批准的抗PD-1抗体是Merck的Keytruda®（pembrolizumab），2014年9月获批用于转移性黑色素瘤治疗。Opdivo®（nivolumab）为BMS开发的抗PD-1单抗，于2014年12月获批。截至2025年，包括penpulimab在内共有8个抗PD-1抗体和4个抗PD-L1抗体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多种癌症，另有至少10个PD-(L)1抗体在中国获批但尚未获得FDA批准。到2025年底，PD-1/PD-L1疗法的全球年销售额约604亿美元，占全球抗体销售额的约19%。 Anniko®（penpulimab-kcqx）由Akeso Biopharma开发，于2025年4月23日获得FDA完全批准，与顺铂或卡铂联合吉西他滨作为成人复发或转移性非角化型局部晚期NPC的一线治疗。此外，penpulimab获批用于含铂化疗后疾病进展的二线或后续单药治疗。Penpulimab此前自2021年起在中国获批多个肿瘤适应症。 -08- 七、新型透明质酸酶共制剂 2025年Keytruda QLEX®和Rybrevant Faspro®的获批使获批的抗体-透明质酸酶组合总数达到10个。这些新型制剂允许以比静脉给药更快的方案皮下递送高浓度、大体积抗体。透明质酸酶通过降解皮下层中的凝胶状透明质酸来增加药物可进入的局部体积。 Keytruda QLEX®（pembrolizumab-berahyaluronidase） 美国FDA于2025年9月19日批准Keytruda QLEX®（pembrolizumab-berahyaluronidase alfa-pmph；又称MK-3475A），用于皮下递送抗PD-1抗体Keytruda®，治疗18个癌症适应症。Keytruda®于2014年获批为首个用于癌症治疗的抗PD-1抗体，其专利保护将于2028年到期。2024年Keytruda®销售额为295亿美元，占Merck总销售额（约642亿美元）的45%，这对公司是一项重大挑战。Keytruda QLEX®的获批几乎保证了Merck Keytruda抗PD-1抗体特许经营权将在未来十年保持有竞争力的销售和市场地位，尤其考虑到两个主要竞争对手Opdivo®（nivolumab）和Tecentriq®（atezolizumab）已于2024年获得皮下制剂的FDA批准。 Keytruda QLEX®中的透明质酸酶并非Halozyme的rHuPH20（Enhanze®技术组合下的Hylenex®PH20），而被修改为可提高递送效率，因此被FDA认定为新型生物制品。该突变版透明质酸酶称为berahyaluronidase alfa，由韩国公司Alteogen开发并授权给Merck，其序列比PH20短16个残基（N端少2个、C端短14个残基），并在304–324区域有15个残基的修饰。 Pembrolizumab经pembrolizumab-berahyaluronidase alfa-pmph递送后的平均生物利用度为61%，比Opdivo Qvantig®的74%和Tecentriq Hybreza®的72%低约10%。对pembrolizumab和berahyaluronidase的ADA发生率分别为1%和2%，注射部位反应发生于16%患者中，均限于1级或2级。推荐给药方案为初始Q3W方案（395 mg pembrolizumab/4800单位透明质酸酶于2.4 ml中，约1分钟完成皮下注射），随后Q6W方案（790 mg/9600单位于4.8 ml中，约2分钟完成）。 Rybrevant Faspro®（amivantamab-透明质酸酶） 美国FDA于2025年12月17日批准Rybrevant Faspro®（amivantamab-透明质酸酶共制剂），用于皮下递送此前获批的抗EGFR×cMET双特异性抗体amivantamab，治疗EGFR突变NSCLC。Rybrevant Faspro®利用与既往SC制剂相同的Halozyme ENHANZE®递送技术。Rybrevant Faspro®仅需约5分钟给药，而原Rybrevant静脉输注需要2–8小时。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给药相关反应减少五倍（SC形式13%对比IV Rybrevant 66%），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率也较低（SC 11%对比IV 18%）。 -09- 八、抗体模拟支架 PCSK9是主要在肝脏中产生的蛋白质，在调节血胆固醇水平中起关键作用。FDA批准的PCSK9单抗如Praluent®（alirocumab）和Repatha®（evolocumab）通过阻止PCSK9与LDL-R结合，使LDL-R更快回收循环，由于增强清除而显著降低LDL-C。 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eFH）是一种影响全球2500–3000万人的常染色体半显性遗传病，以从出生起LDL-C水平升高为特征。HeFH由负责LDL-C清除的基因功能缺失变异引起，典型为LDL受体基因（LDLR）或较少见的载脂蛋白B基因（APOB），另外PCSK9基因的功能获得性变异也可引起HeFH。 Lerochol®（lerodalcibep-liga）由LIB Therapeutics开发，于2025年12月12日获批用于治疗LDL-C高的成人，包括HeFH患者。Lerodalcibep（原称LIB-003）由高亲和力抗PCSK9非抗体结合域组成——一种称为adnectin的支架，衍生自人第十纤连蛋白III型（FN3）结构域——通过“GSGSGS”肽连接子与C34A突变的人血清白蛋白融合。该融合蛋白大小为77 kDa，N端adnectin部分由96个氨基酸残基组成。Lerodalcibep不是抗体，但其具有抗体样作用机制以及与该领域抗体竞争者的差异化特征。 Lerodalcibep的FDA批准基于五项全球3期注册研究（统称为LIBerate项目）的结果，覆盖2900例患者。以LIBerate-HoFH 3期试验为例，该试验对lerodalcibep和evolocumab治疗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进行了头对头比较。LDL胆固醇从基线10.59 mmol/L降低，lerodalcibep降低4.9%，evolocumab降低10.3%。 -10- 结语 2025年获批的10个新型抗体类生物制品展示了抗体药物领域的多个关键趋势。第一，ADC领域的持续扩张，两个新批准将FDA批准的ADC总数提升至14个，且未来4–5年内预计将有大量3期ADC候选药物获批。第二，半衰期延长技术的成熟应用，两个YTE突变抗体获批使FDA批准的半衰期延长抗体总数达到8个（包括获得EUA的新冠抗体）。第三，新靶点和新治疗领域的拓展，从凝血级联（Factor XIIa）、补体凝集素通路（MASP-2）、APRIL到FcRn，展示了抗体药物超越肿瘤和免疫领域的广阔应用空间。第四，给药方式的创新，皮下制剂和透明质酸酶共制剂技术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用药体验。 参考资料：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rapeutic antibodies approved by the US FDA in 2025. Antib Ther. 2026 May 28;9(3):332-366 “小药说药”系列电子丛书： 《CAR-T细胞疗法的基础与前沿》 《小药说药肿瘤免疫全集》 《抗体药物与抗体技术》 《双特异性抗体与T细胞衔接器》 《抗体偶联药物：从基础到临床》 《ADC的最新研究进展》 《自身免疫疾病药物开发前沿》 《疫苗原理与研究前沿》 《肿瘤微环境》

-01- 引言 ADCs通过将单克隆抗体的靶向特异性与高效细胞毒性药物相结合，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革命性策略。ADCs源于20世纪初Paul Ehrlich提出的“魔法子弹”理论，此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代ADCs使用鼠源单克隆抗体，通过不可切割连接子与传统细胞毒性药物结合，存在载荷毒性不足、结构不稳定、毒素易脱落等局限性，导致治疗窗口窄和失败率高。第二代ADCs使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更稳定的可切割连接子和更有效的细胞毒性药物，解决了免疫原性和载荷不受控释放的问题。第三代ADCs利用定点偶联技术实现均一的药物抗体比（DAR），降低毒副作用并增强疗效，从而拓宽了治疗窗口。目前，ADCs已发展到第四代，采用多特异性、多载荷和高DAR值的创新设计。迄今为止，全球已有21种ADCs获批上市，超过300种ADCs候选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涵盖血液恶性肿瘤和实体瘤等多种癌症类型。 尽管ADCs在肿瘤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成功，多种药物已获批，传统基于单克隆抗体的ADCs仍面临许多挑战，包括靶抗原表达异质性、药物内吞不足、载荷相关耐药性以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为克服这些局限性，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优化策略，并开发了多种下一代ADC技术。传统ADCs具有三个关键要素：特异性识别肿瘤相关抗原的抗体、细胞毒性载荷以及将载荷与抗体连接的连接子。近年来，ADCs的概念已显著扩展，催生了更广泛的XDC平台。靶向部分不再局限于完整的IgG抗体，现已包括更小、穿透性更强的模块，如纳米抗体、亲和体、DARPin、适配体、靶向肽甚至小分子配体。载荷也已超越传统的高效小分子细胞毒性药物，包括免疫激动剂、光敏剂、放射性核素、寡核苷酸、PROTAC分子及其他功能性效应分子，实现了多样化的作用机制，克服耐药性，激活免疫反应，或实现时空控制性杀伤。然而，这些发展也面临双组分或多组分偶联工艺复杂以及新型载荷安全性问题等挑战。这些发展代表了ADCs从单一结构实体向多功能、精准导向治疗药物演进的核心趋势。 当前的ADCs研究策略主要集中于连接子可控稳定性、定点均质偶联、抗体优化、载荷多样化、旁观者效应的精确调节以及PK/PD优化。总体目标是提高疗效、降低毒性、克服耐药性并增强在实体瘤中的治疗效果，从而推动ADCs向更高均质性、智能性、安全性和广谱适用性发展。 -02- 一、双抗ADC 传统的单靶点ADCs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成功，但仍面临许多挑战，如靶抗原异质性、耐药性以及靶点在正常组织中表达导致的on-target-off-tumor毒性。为克服这些局限性，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BsADCs）应运而生。BsADCs可同时识别并结合两种不同的细胞表面抗原（双靶点ADC）或两种不同的表位（双表位ADC），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对肿瘤细胞的靶向特异性，还可能通过协同效应增强ADCs的内吞效率和抗肿瘤活性。 双靶点ADCs 目前已经开发了多种双靶点ADCs策略，其中许多已进入临床试验。 靶向EGFR/HER3/c-MET信号通路的BsADC: EGFR是ERBB受体酪氨酸激酶家族成员，可与HER3或c-MET形成异二聚体，从而触发下游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EGFR的阻断可能导致通过ERBB受体（如HER2和HER3）的代偿性信号传导。因此，已开发了多种靶向EGFR和HER3的BsADCs。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百利药业开发的BL-B01D1，它利用靶向EGFR和HER3的双特异性抗体SI-B001。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TOP1i）ED04通过可切割连接子连接到SI-B001的半胱氨酸位点上，DAR为8。在异种移植模型中，双特异性ADC BL-B01D1显示出比由抗EGFR或抗HER3亲本单抗与相同连接子和载荷制备的ADCs更强的肿瘤抑制能力。临床数据显示，BL-B01D1在已产生多药耐药的晚期肺癌和鼻咽癌患者中具有令人鼓舞的抗肿瘤疗效。此外，BL-B01D1显示出可接受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为经过多线治疗的晚期肿瘤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该药物目前处于临床III期研究（NCT06118333）。 MET的上调和扩增被认为是抗EGFR治疗的主要逃逸途径之一。靶向EGFR和c-MET的BsADCs可实现协同有效的肿瘤杀伤，同时延缓耐药性的发生。目前已有三种EGFR/c-MET BsADCs进入I/II期临床试验。AZD9592由阿斯利康开发，构建于DuetMab单价双特异性IgG平台支架上，通过引入Fab二硫键防止轻链错配，并通过可切割连接子连接到TOP1i载荷AZ0132，DAR为6。其被设计为对c-MET的亲和力比对EGFR高15倍以上，以减少正常组织中EGFR驱动的毒性。AZD9592在结直肠癌患者来源的异种移植模型中表现出剂量依赖的抗肿瘤活性，并对KRAS/BRAF突变或伊立替康耐药的肿瘤保持活性。VBC101由VelaVigo Bio开发，也具有低亲和力EGFR臂和高亲和力c-MET臂，确保减少正常组织中EGFR相关的非靶毒性。其在IC50方面比仅靶向c-MET的ABBV-399提高了五倍。使用纳米抗体设计使其结构更小，比ABBV399和AZD9592具有更好的肿瘤渗透性和积累。另一种EGFR/c-MET BsADC PRO-1286由普方生物开发，由单价BsAb组成，具有精细调节的EGFR和c-MET亲和力，与TOP1i sesutecan偶联，DAR为8。PRO1286在广泛的肿瘤细胞系中表现出高效内吞和亚纳摩尔级细胞毒性效力，在多种靶表达水平、肿瘤类型和基因组背景的小鼠异种移植模型中显示出显著剂量依赖性抗肿瘤活性。 靶向共表达抗原的BsADCs: 近期研究揭示了多种用于构建BsADCs的新药物靶点。一些设计聚焦于共表达靶点以增强肿瘤选择性。D'Alessio等人开发了靶向P-钙黏蛋白（pCAD）和LI-钙黏蛋白（CDH17）的BsADC，这两种蛋白属于钙黏蛋白超家族。pCAD参与上皮细胞的钙依赖性细胞间黏附，并与多种促肿瘤过程相关，包括细胞侵袭、转移和肿瘤发生。CDH17是一种细胞黏附分子，主要通过介导钙依赖性细胞黏附，在维持上皮细胞极性和组织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两种蛋白在结直肠癌中高度共表达，设计的BsADC可选择性地进入双阳性细胞而非单抗原细胞，从而减少了与每种抗原相关的潜在正常组织负担。pCAD/CDH17双特异性ADC的体内研究显示，其对双抗原表达肿瘤具有抗增殖效应，而对单抗原表达肿瘤无作用。 Tang等人开发了一种同时结合CDH17和鸟苷酸环化酶C（GUCY2C）的双特异性抗体，并将其与铁死亡诱导剂RSL3（一种GPX4抑制剂）结合，创建了一种创新的BsADC。GUCY2C是一种I型跨膜受体，在正常肠道上皮细胞中表达，通过其激素配体激活后调节肠道稳态和肿瘤发生。他们发现CDH17和GUCY2C在结直肠癌细胞中共过表达。实验结果表明，与单克隆抗体ADCs相比，该BsADC表现出更好的结合和内化活性，有效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同时保持良好的安全性。 Song等人开发了靶向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CAM）和紧密连接蛋白3（CLDN3）的BsADC。尽管EpCAM在多种肿瘤中高表达，但它也在正常胃肠道组织中表达，限制了单靶点ADCs的开发。鉴于CLDN3和EpCAM在多种恶性肿瘤中高度共表达，而CLDN3在正常组织中很少存在，他们开发了靶向EpCAM和CLDN3的BsADC，以避免高表达EpCAM正常组织的毒性。该BsADC有效抑制肿瘤生长，同时对仅高表达EpCAM的细胞显示出弱结合，表明对正常组织毒性较低。 靶向互补表达靶点的BsADCs: 一些研究还靶向肿瘤中表达的互补靶点，以更全面地消除肿瘤细胞，降低耐药可能性。由AbbVie开发的BsADC ABBV-969是这种设计的典型代表。ABBV-969靶向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和前列腺肿瘤抗原（STEAP1）。PSMA和STEAP1均在前列腺癌中高表达，并表现出互补的表达特征。肿瘤内部和肿瘤间的异质性表达可能限制治疗效果。ABBV-969采用双可变结构域免疫球蛋白（DVD-Ig）形式设计，同时靶向STEAP1和PSMA。这种形式允许对两种靶点具有二价性，增加了肿瘤覆盖率和治疗持久性。ABBV-969已进入I期临床试验（NCT06318273）。 遵循相同策略，Yao等人近期开发了一种人源化双特异性ADC，同时靶向MET和recepteur d'origine nantais（RON）受体。在超过40%的胰腺癌和三阴性乳腺癌病例中，MET和RON表达存在显著异质性。因此，他们开发了双特异性抗体PCMbs-MR，并将其与一甲基奥瑞他汀E（MMAE）偶联，形成BsADC PCMbs-MMAE。这种BsADC有效诱导MET和RON的内化，并在MET/RON表达异质性的癌细胞系中触发大量细胞死亡，表现出高效且持久的抗肿瘤效应和良好的安全性。 双表位ADCs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BsADCs，双表位ADCs的特点是能够同时识别并结合单一靶蛋白上两个不同的非重叠表位，从而增强受体聚集并导致靶标的快速内化。目前对双表位ADC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HER2、MET和叶酸受体α（FRα）靶点上。 靶向HER2的双表位ADCs: 在Coats等人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详细阐述了双表位ADCs的作用机制。他们将曲妥珠单抗的scFv融合到39S IgG1重链的N端，以特异性结合HER2的胞外结构域2（ECD2）和ECD4。他们发现这种结构有效促进了HER2受体的聚集，从而加速其内吞、运输到溶酶体以及最终的降解过程。每个重链上的两个工程化半胱氨酸（S239C和S442C）允许通过马来酰亚胺己酰基连接子精确连接微管聚合抑制剂tubulysin，产生具有定义DAR为4的均质BsADC MEDI4276。在I期临床试验中，MEDI4276在对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和T-DM1耐药的患者中显示出抗肿瘤活性。然而，伴随增强疗效的是副作用，这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ZW49是建立在bsAb ZW25基础上的ADC，来源于Azymetric Fc平台，结合了靶向ECD4的scFv和识别ECD2的Fab臂。ZW49通过蛋白酶可切割连接子将bsAb ZW25与化疗来源的微管抑制剂Auristatin连接，DAR为2。在临床前研究中，ZW49在低和高HER2表达的乳腺癌细胞系以及PDX模型中显示出增强的内吞和抗肿瘤活性。尽管ZW49在I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可接受的安全性，但其临床开发随后因Zymeworks优先考虑其他在研项目而被搁置，其未来策略尚不明确。 此外，靶向HER2的双靶点ADCs还包括DXC018和JSKN003。DXC018由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在抗体设计上使用与ZW25相同的靶向ECD4的scFv和靶向ECD2的Fab臂；在载荷设计上，包含一种抗代谢抑制剂和一种TOP1i，总DAR为12（两种载荷比例未公开），有效诱导DNA损伤和细胞毒性效应。双靶点设计增强了亲合力和内化，而双载荷设计在多种HER2阳性肿瘤模型中表现出细胞毒性活性。JSKN003是基于抗体KN026的改进设计。与ZW49类似，它靶向两种不同的HER2表位（曲妥珠单抗对应ECD4，帕妥珠单抗对应ECD2）。通过位点特异性聚糖偶联，重链的聚糖通过可切割四肽连接子经点击化学与TOP1i连接，DAR为3.6。I期和II期临床数据表明，JSKN003在既往接受过多线治疗的HER2阳性乳腺癌（包括接受过T-DXd治疗的患者）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疗效和可控的安全性。双表位HER2抗体设计可能增强了其结合效率，并贡献了观察到的临床获益。目前，JSKN003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NCT06079983）。 靶向MET的双表位ADCs: REGN5093-M114由再生元制药开发，是一种双表位MET ADC，将双表位MET抗体通过蛋白酶可切割连接子与美登素类载荷M24偶联，DAR为3.2。其在MET高表达的异种移植肿瘤模型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后续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其细胞内加工机制。进入细胞后，REGN5093-M114首先内化进入分选内体，然后快速转运至循环内体，并逐渐到达晚期内体。有趣的是，循环内体在不同癌细胞中介导了高达35%的MET和EGFR ADCs的加工过程，这一过程由定位于该区室的组织蛋白酶L介导。临床前研究表明，REGN5093-M114不仅对常规MET高表达肿瘤有效，而且对多种耐药肿瘤（如MET或EGFR继发性改变以及其他获得性改变）也有效。目前，REGN5093-M114正在进行I/II期临床试验（NCT04982224）。 靶向FRα的双表位ADCs: 叶酸受体FRα参与肿瘤浸润、转移和进展，使其成为肿瘤治疗中的吸引目标。IMGN853是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的靶向FRα的ADC药物。然而，IMGN853在FRα低至中表达的患者中疗效较差，限制了其在更广泛患者群体中的使用。为提高抗体内化能力和细胞内毒素释放效率，从而改善FRα低表达患者的疗效，已开发了靶向FRα的双表位ADCs。靶向FRα的双表位ADC IMGN151由具有不对称Fab-ScFv的抗体组成，靶向不同的FRα表位，并携带一种新型美登素类毒素DM21，通过可切割肽连接子偶联。与上一代FRα ADC IMGN853相比，IMGN151的双表位设计增强了其与靶细胞的结合，使其能够更有效地递送药物分子。在体内，IMGN151也显示出显著优势，具有改善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并在多种模型中表现出卓越的抗肿瘤疗效，目前正在进行II期临床试验（NCT07024784）。 近期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的摘要还展示了两种FRα双表位ADCs的临床前数据。GenSci140由长春金赛药业开发，由靶向FRα不同表位的Fab和单域重链抗体（VHH）组成，通过可切割连接子携带TOP1i抑制剂载荷，DAR为6，可同时结合肿瘤细胞上FRα抗原的不同表位并通过强效内吞进入细胞，即将进入I期临床试验（NCT07251166）。IBI3010由信达生物开发，由靶向FRα的双表位抗体与新型TOP1i NT1偶联组成，具有均一的DAR为8，据报道在源自不同FRα表达水平的细胞系的各种异种移植模型中表现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尽管BsADCs在多项研究中显示出有前景的治疗效果，但其发展仍面临重大挑战。候选药物如ZW49的早期临床结果已提示潜在安全风险，多抗原靶向可能导致累积毒性。此外，某些双特异性构建体尺寸增大会损害肿瘤渗透，而复杂的分子设计和制造工艺带来额外限制。这表明BsADCs的靶点选择和亲和力优化需要严谨考虑，同时分子设计必须平衡结构复杂性和制造可行性。尽管面临诸多挑战，BsADCs的发展为下一代ADCs的合理设计提供了关键方向。 -03- 二、内化增强型ADCs ADCs的基本作用机制依赖于其抗体部分与肿瘤细胞表面特异性抗原结合，然后通过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实现内化。内化后，ADC复合物在溶酶体中被降解，释放出细胞毒性药物，诱导细胞凋亡或死亡。因此，内吞作用是决定ADCs疗效的关键步骤。目前已开发了多种策略来提高ADCs的内吞效率，例如上述双表位ADC设计、靶向快速周转受体以及引入肽标签以增强内吞或溶酶体靶向等。 靶向快速组成型周转靶点 除了上述针对两个具有协同效应肿瘤抗原的双靶点策略外，另一种替代性双特异性ADC策略是通过靶向快速周转的受体来增强药物内吞和细胞内运输。尽管某些肿瘤相关抗原是理想的靶点，但其自身内化效率相对较低，限制了ADCs的疗效。因此，增加一个经历快速内化的额外靶向受体，所形成的BsADC可以“搭乘”快速周转受体的内化途径，将细胞毒性载荷高效递送到肿瘤细胞内部，从而增强杀伤效果。许多此类靶点已得到充分研究，如CD63、催乳素受体（PRLR）和淀粉样前体样蛋白2（APLP2）。 近期研究已发现一些用于设计增强内吞作用BsADCs的新兴靶点。Zhang等人开发了一种靶向SORT1和HER2的BsADC，用于低HER2表达肿瘤。利用SORT1的快速内化特性，这种BsADC不仅增强了在HER2低表达肿瘤细胞中的结合和内化，还促进了HER2降解，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强大的抗肿瘤活性。类似地，Chen等人开发了靶向SLC3A2和PD-L1的BsADC，使用SLC3A2（也称为CD98hc）作为靶点以增强内化。这种BsADC有效促进了内化能力差的PD-L1的溶酶体靶向和降解，在PD-L1低表达肿瘤模型中显示出优于单靶点ADCs的抗肿瘤活性。Tsuchikama等人采用了不同策略，利用化学方法构建双特异性ADC。他们选择叶酸（FA）和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RGD）作为配体，分别靶向FRs和整合素，其中RGD是三肽序列，作为整合素家族受体的识别位点，而叶酸是FRs的天然配体。通过支链连接子技术构建的靶向FRs/HER2的BsADC表现出特异性结合和高细胞毒性。配备RGD肽的整合素/HER2 BsADC也在整合素或HER2阳性细胞中表现出靶标特异性结合和细胞毒性。 除了上述经典内吞途径外，利用非经典内吞途径也是增强ADC递送的有效策略。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探讨了NOTCH3靶向ADCs的作用机制。这项研究发现，当NOTCH3受体与配体DLL4结合时，它介导了NOTCH3-ADC向表达该配体的邻近细胞的跨细胞内吞作用，使得NOTCH3靶向ADC不仅能够杀伤表达靶抗原的受体细胞，还能被递送到不直接表达靶抗原但表达其配体的肿瘤细胞中，从而扩大了杀伤范围。这种NOTCH3-ADC的非典型细胞毒性机制在异种移植模型中显示出优于标准化疗的持续肿瘤缩小效果。另一项研究探讨了通过p38介导的非经典内吞途径促进EGFR靶向ADCs的细胞内递送。该研究发现，尽管西妥昔单抗等抗体抑制配体诱导的EGFR内吞，但化疗药物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或顺铂可通过激活p38途径强烈诱导西妥昔单抗-EGFR复合物的内吞。与该复合物相关的ADCs也可被内吞，增强了抗增殖活性。这项研究揭示了通过药物组合诱导非经典内吞途径可以绕过某些抗体对经典内吞的抑制作用，从而有效提高ADCs的细胞内递送效率。这些非经典内吞途径的确定为ADCs的设计提供了新见解。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关注点转向了受体泛素化。Zhuang等人开发了一种靶向受体泛素化的ADC策略（ubitaADCs），将基于抗体的靶向与膜相关E3泛素连接酶的选择性招募相结合，从而将肿瘤相关受体重新引导至泛素依赖性内吞途径，以加速ADCs的内化和增强溶酶体运输。以EGFR和HER2为范式靶点，他们证明这种策略能够在保持高亲和力抗原识别的同时，实现膜相关E3泛素连接酶RNF43和ZNRF3的可控参与，从而在多种结直肠癌模型中实现改善的细胞内载荷递送、细胞毒性反应和肿瘤杀伤。在体内，ubitaADCs比传统ADCs表现出更优的抗肿瘤疗效。 降解剂-药物偶联物（DDCs）的出现为ADCs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了新方向。Wells等人利用快速内化子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作为溶酶体运输效应分子，开发了LDLR靶向嵌合物（LIPTACs）。LIPTACs能够实现多种膜蛋白的选择性高效溶酶体降解。通过VC连接子连接细胞毒性载荷MMAE，这种新型DDC在体外可将传统ADCs的效力提高高达20倍（如图4d所示）。Fang等人提出了一种小分子-肽偶联物版本的DDC。利用环五肽（RGDyK）和小分子BMS-8分别作为αvβ3整合素和PD-L1的结合基序，通过组织蛋白酶B可切割连接子与MMAE连接，该DDC在体外和体内均显示出有前景的抗肿瘤活性。 引入肽标签 细胞穿透肽（CPPs）被广泛认为是促进细胞内递送的工具。这些能够穿越细胞膜的短肽可以将治疗性分子递送到细胞内，从而改善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治疗效果。CPPs内化的详细机制仍不完全清楚。含有赖氨酸或精氨酸的阳离子CPPs积聚在带负电的膜表面，通过吸引与CPPs带电氨基酸结合的水分子进入脂质双层的疏水核心。除了这种直接穿透外，CPPs还可能通过各种内吞途径进入细胞。在抗体和ADC药物研究中，CPPs可用于增强这些治疗性蛋白药物的细胞内递送效率，在癌症治疗中显示出巨大潜力。 Mier等人探讨了将四面体CPPs（tCPP）与抗体和ADCs偶联的效果。研究发现，这种偶联技术可将抗体的细胞内摄取率提高高达四倍，同时保持其靶向特异性。当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已获批的ADC药物ado-trastuzumab emtansine（Kadcyla）时，所得的tCPP-ADC偶联物在体外细胞毒性研究中表现出比原药高6倍的细胞毒性。然而，在体内研究中，与未修饰的抗体相比，tCPP-mAb偶联物未能表现出增强的肿瘤积累；相反，它显示出减少的肿瘤富集和更快的血液清除。这些发现表明这种策略可能容易产生脱靶效应。 类似的应用包括溶酶体分选信号肽（LSSs）。溶酶体靶向受体的内吞作用由受体胞质结构域中存在的信号介导。大多数信号基于双亮氨酸或酪氨酸的肽基序，这些基序被网格蛋白外壳的组分识别，以确保蛋白质通过网格蛋白介导的内吞作用准确运输到溶酶体。Cai等人探索了一种增强纳米抗体-药物偶联物（NDCs）溶酶体靶向和疗效的蛋白标记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通过分选酶介导的连接，在抗EGFR纳米抗体7D12的C端标记溶酶体分选基序NPGY（Asn-Pro-Gly-Tyr），以增强网格蛋白介导的内吞作用。用NPGY或RRRRRRRRRRNPGY基序标记产生了两种NDCs（7D12-MMAF-P1/P2），其溶酶体靶向特性和抗肿瘤活性显著改善。基于CPPs和LSSs，过去几年已开发了多种基于抗体的靶向蛋白降解技术。GlueTAC和Pro-MPD通过将CPP与纳米抗体结合构建，而SignalTAC通过将阳离子非依赖性甘露糖-6-磷酸受体信号肽融合到IgG重链和轻链的C端构建。这些应用表明化学修饰策略在扩展生物试剂可应用性方面的潜力，而非特异性结合的可能性及其潜在的脱靶毒性也为未来研究带来了挑战。 -04- 三、共价结合的ADC 以共价方式与其靶标结合的小分子药物取得了巨大成功并重新兴起。近年来，研究人员也将这一策略应用于共价蛋白药物的开发。化学工程化的共价亲和蛋白可以与靶蛋白形成稳定持久的共价键，增强其与靶标的结合。共价蛋白的核心设计涉及将化学反应的官能团（共价弹头）整合到亲和蛋白支架中。当亲和蛋白识别并结合靶蛋白上的特定位点时，该弹头与靶蛋白表面附近的亲核氨基酸残基（如半胱氨酸、赖氨酸等）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稳定的共价键。 硫酰氟交换（SuFEx）是一种新兴的点击化学反应类型，在共价药物开发中显示出巨大潜力。Yan等人通过使用基于SuFEx化学的马来酰亚胺取代芳基氟硫酸酯（MFS）共价弹头的化学附着，成功开发了靶向HER2的共价亲和蛋白-药物偶联物。他们选择了两种常见的亲和蛋白——亲和体（ZHER2:342）和单体（Adnectin）作为靶向部分，以及铜绿假单胞菌外毒素（PE24）作为细胞毒性载荷，构建了蛋白偶联物。体外实验表明，MFS-ZHer2与HER2的共价结合超过72%，细胞摄取比非共价对照组高185%。在体内实验中，与非共价亲和蛋白药物偶联物相比，两种共价偶联物在肿瘤部位表现出更快、更强、更持久的药物富集。 最近，该团队进一步开发了靶向HER2和EGFR的双特异性共价亲和蛋白-药物偶联物AAA-PE24。该设计包括三个关键组分：靶向HER2/EGFR的双靶点配体部分（ZHER2:342和Adnectin）连接至MFS弹头、延长半衰期的白蛋白结合结构域（ABD035）以及提供抗肿瘤活性的PE24毒素部分。结果显示，其共价交联性能比单价药物提高了440%至630%，细胞内摄取增加了290%至340%，肿瘤滞留时间延长了360%至460%。在HER2/EGFR阳性胰腺肿瘤模型中，这种双价药物的肿瘤抑制率达到90.4%，显著优于单价或非共价药物（28.4%至66.9%）。总之，这些结果证明了基于SuFEx的共价策略在蛋白药物开发中的成功。共价蛋白药物可以通过MFS连接子中的芳基氟硫酸酯与靶标上的亲核残基之间的邻近触发反应进行不可逆交联，从而形成一种有前景的药物模式，具有快速肿瘤靶向、永久性受体结合、有效药物积累和快速残余代谢的特点。 基于SuFEx的共价亲和蛋白药物表现出更高的肿瘤富集、更持久的靶结合能力和更强的细胞内化。然而，这种共价特性导致其与受体（无论是肿瘤细胞还是正常细胞上）发生不可逆结合，可能导致系统性毒性，提示在后续研发中应选择更具特异性的肿瘤靶点。 -05- 四、多载荷ADC 在ADCs中，载荷是直接杀伤肿瘤细胞的最终效应组分，其效力、选择性和可控性决定了ADCs的疗效和安全性。目前获批的ADC载荷包括两类微管抑制剂（奥瑞他汀类和美登素类）、两类DNA损伤剂（卡奇霉素类和PBD）、两类TOP1i（DXd和SN-38）以及一种细菌毒素（PE38，已于2023年撤回）。然而，单载荷ADCs的单一作用机制使肿瘤细胞易于产生耐药性，直接影响ADCs疗效。为克服肿瘤异质性和耐药性，提出了多载荷组合策略。双载荷ADCs将具有相同或不同作用机制（MOA）的两种载荷偶联到同一抗体上，形成多维协同肿瘤杀伤策略，克服了传统ADCs依赖单一载荷的局限性。 相同MOA的双载荷组合 微管抑制剂MMAE和MMAF具有互补的物理化学性质。MMAE的疏水性赋予其高细胞膜通透性，使其能够通过旁观者效应消除邻近细胞。然而，作为多药耐药（MDR）外排泵的底物，MMAE在高泵表达细胞中的活性降低。相比之下，MMAF受药物外排影响较小，对MDR阳性细胞具有高感染性，但细胞通透性有限。 基于这些独特特性，多项研究通过不同的连接方法设计了使用MMAE和MMAF的双载荷ADCs。Senter等人利用正交保护半胱氨酸残基的顺序去保护方法制备了均质的MMAE/F双载荷ADC（DAR 8+8）。Tsuchikama等人通过化学酶法偶联生成了一系列具有组合DAR 2+2、4+2和2+4的均质双载荷ADCs。他们利用MTGase介导的双功能支链连接子偶联，随后通过正交点击反应连接两种载荷模块，获得了具有确定DAR的均质双药物ADCs。类似地，Kayser等人尝试将MMAE与另一种微管抑制剂DM1组合。曲妥珠单抗通过可切割连接子（Val-Cit）连接MMAE，再通过不可切割连接子（MCC）连接DM1，构建了Tmab-VcMMAE-MCC-DM1。微管抑制剂的组合显示出比单药更好的疗效，并在体外和体内均表现出显著抗肿瘤效果，证明了该策略的有效性。 近年来，该研究团队一直专注于蛋白载荷的精确偶联，并开发了一系列糖基化位点特异性ADC技术，以方便天然IgG的修饰。在早期研究中，利用野生型内切糖苷酶的水解活性及其突变体的转糖基化活性实现了抗体糖基化的均质控制。随后，通过将野生型EndoS2与二糖基底物LacNAc结合，对ENGase催化的化学酶促策略进行了修饰，以支持抗体的一步糖工程化，从而允许在没有抗体预工程化的情况下将细胞毒性药物位点特异性偶联至糖基化位点。还建立了一种使用硫酯基酰基转移试剂的示踪策略，以支持位点特异性ADCs的一步制备。通过结合这些偶联方法，实现了在一锅反应中将载荷连接到K248位点和保守的N-糖基化位点N297的双位点特异性ADCs。通过EndoS2催化的一步糖工程化在糖基化位点安装了LacNAc-连接子-MMAE/MMAF载荷，并使用基于FcBP的药物底物在K248位点引入了第二种载荷。构建的双载荷ADCs，如先前报道，显示出可接受的均质性、优异的缓冲液稳定性以及增强的体外和体内效率。 该机制的另一个例子是TOP1i的组合，利用两种不同的依喜替康载荷：一种发挥旁观者活性以应对肿瘤异质性和低靶表达，另一种在癌细胞中积累以实现更高效力，从而最大化肿瘤特异性活性。一篇AACR摘要展示了一种新型双TOP1i ADC。他们利用曲妥珠单抗作为靶向抗体，两种不同的TOP1i作为载荷，生成了抗HER2双载荷ADC，DAR为2+2，在体内研究中显示出优越的抗肿瘤疗效，在循环中具有优异的稳定性，无载荷丢失或连接子切割迹象。 不同MOA的双载荷组合 癌细胞通常对单药治疗产生耐药性。因此，结合不同MOA的抑制剂有助于克服耐药机制，因为对一种药物耐药的细胞可能仍对另一种药物敏感。 微管抑制剂加DNA损伤剂：吡咯并[2,1-c][1,4]苯并二氮杂卓（PBD）是一类从链霉菌中发现的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天然产物。PBD选择性地在DNA小沟中烷基化，导致DNA链交联并引起DNA损伤，从而诱导细胞凋亡。Dimasi等人通过使用三功能连接子将MMAE和PBD（SG3457）偶联到抗体上的同一位点，构建了双载荷ADC。该连接子包含一个用于在曲妥珠单抗上特异性结合的N-芳基马来酰亚胺，以及用于药物偶联的炔基和酮基。所得的双载荷ADC在HER2表达的MDA-MB-453细胞中显示出显著的体外抗肿瘤效果。除了在同一连接子上偶联不同载荷外，Rader等人利用抗体不同位点的工程化硒代半胱氨酸和半胱氨酸残基构建了具有MMAF和DNA损伤剂PNU-159682的双载荷ADC。该双药物ADC对HER2表达细胞系显示出选择性和强效的细胞毒性，并表现出与所连接药物一致的双重作用机制。PNU-159682因其DNA损伤活性导致S期细胞周期停滞，而MMAF同时抑制微管聚合并导致G2/M期细胞周期停滞。然而，由于这些PBD弹头的高细胞毒性，这些研究中的双载荷ADCs被发现与PBD单载荷ADCs效力相当，且都强于MMAE/MMAF ADCs。这表明在这种设计中，细胞毒性主要由DNA损伤载荷介导。 TOP1i加微管抑制剂：Matsuda等人将微管抑制剂与TOP1i结合在同一ADC上，以增强疗效和应答持久性。第一个载荷MMAE在Lys248位点引入，形成DAR为2的ADC。在切割链间二硫键后，通过硫醇-马来酰亚胺反应引入第二个载荷deruxtecan，最终DAR为10（2+8）。该双载荷ADC对HER2阳性细胞表现出优异的体外细胞毒性，优于T-DXd，并在NCI-N87异种移植模型中增强了肿瘤抑制作用。一篇AACR摘要展示了一种靶向Nectin-4的新型三价ADC，将MMAE与两种不同的TOP1i结合，DAR为2+2+2。在Nectin-4高表达乳腺癌SUM-190PT异种移植模型中，三重弹头ADC导致持久且完全的肿瘤消退。单独使用相应DAR的MMAE（DAR 2）和TOP1i（DAR 2+2）单载荷ADC组合，在相同剂量下未显示应答。此外，该ADC在小鼠、食蟹猴和人血清中保持优异稳定性，无连接子-载荷解偶联或连接子切割，DAR保持不变。 TOP1i加RNA聚合酶II抑制剂：KH815是一种靶向TROP2的ADC，是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双载荷ADC。它采用半胱氨酸和N297偶联技术，整合了TOP1i抑制剂依喜替康和RNA聚合酶II抑制剂雷公藤甲素，平均DAR约为7.5（4+3.5）。依喜替康通过马来酰亚胺连接子和二肽可切割连接子随机偶联到KH815的半胱氨酸上，而雷公藤甲素通过四肽连接子与二苯并环辛炔基团连接至N297位点的修饰糖基上。体外和体内稳定性研究表明，雷公藤甲素从抗体骨架上的释放速率显著高于依喜替康。含雷公藤甲素的ADC分子的半衰期为22.6小时，而含依喜替康的ADC分子半衰期约为56.2小时。KH815的双重作用机制可同时抑制RNA合成和诱导DNA双链断裂，在体外和体内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与等效或更低剂量的其他TOP1i-TROP2靶向ADCs相比，表现出更强的抗肿瘤活性。此外，KH815显示出克服TOP1i-ADC耐药性的潜力。目前，KH815正在进行I期临床试验（NCT06885645）。 TOP1i加DNA损伤反应抑制剂：由TOP1i诱导的复制应激激活的DNA损伤反应（DDR）通路已被确定为TOP1i不敏感的重要驱动因素。因此，同时抑制TOP1和DDR可能克服耐药性并使肿瘤对TOP1i更敏感。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和Rad3相关蛋白丝氨酸/苏氨酸激酶（ATR）作为DDR中的关键调节因子，已成为极具潜力的组合靶点，其抑制对肿瘤细胞表现出选择性毒性。HMBD-802（也称为CLIO-8221）是一种新型抗HER2双载荷ADC，结合了TOP1i和ATRi载荷。通过MTG介导的生物偶联，专有连接体锚定在抗HER2抗体上，然后通过点击反应连接TOP1i和ATRi载荷，生成DAR为4+4的双载荷ADC。HMBD-802在多种T-DXd敏感细胞系中表现出优越的体外疗效，并在T-DXd耐药异种移植模型中实现了肿瘤细胞杀伤。目前，HMBD-802正在进行I/II期临床试验（NCT07300943）。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Meng等人设计了一种用于可编程药物组合的多载荷ADC架构。T1000是一种稳定的连接子，由二肽VA连接子和聚肌氨酸（10个单位）修饰的自降解间隔基p-氨基苄基组成。将多T1000载荷（MTP）直接偶联到天然抗体上，或将两种MTP组合、依次偶联到抗体的工程化和天然半胱氨酸上，形成了可编程组装的协同载荷-抗体比例偶联物（SPARCs），具有2-6个载荷，总DAR高达30，可调载荷比例从1到10。与单TOP1i ADC和游离药物联合相比，他们构建的将TOP1i与DDRi结合的SPARC表现出优越的疗效和改善的安全性，降低了血液学毒性，并同步改善了载药制剂的药代动力学。 与免疫调节剂结合的策略 对先天免疫细胞进行治疗性刺激可以诱导抗肿瘤反应并克服对免疫治疗的耐药性。多种先天免疫受体（如Toll样受体TLRs和干扰素基因刺激剂STING）的激动剂已被证明具有强效免疫调节活性，并能促进癌症治疗。通过将抗体与免疫激动剂结合，免疫刺激抗体偶联物（ISACs）利用抗体的靶向能力将免疫激动剂直接递送到肿瘤或特定靶点部位，从而改善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增强抗肿瘤效果，并减少全身副作用。尽管ISACs面临显著的转化障碍，如强免疫原性和高毒性，以及抗药物抗体的产生，这种协同免疫治疗的组合策略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双载荷ADCs可实现将细胞毒素和免疫刺激剂整合到单个分子中，旨在通过激活免疫系统充当免疫激活剂来创造肿瘤缩小的条件，实现协同效应。Liu等人开发了一种双载荷ADC，将传统细胞毒性载荷MMAF与免疫调节性TLR7/8激动剂咪喹莫特（IMQ）结合在CD276 mAb上，通过诱导肿瘤细胞死亡和刺激免疫细胞浸润实现抗肿瘤效果。他们通过使用再桥接DBM连接子将mAb与MMAF连接，随后使用膦-叠氮化物连接子进行IMQ偶联，构建了ADC（CD276 mAb-MMAF/IMQ）。对于通过位点特异性偶联的MMAF，DAR值为3至4，而IMQ的随机偶联显示异质结构，DAR为7至14。构建的双载荷ADC对CD276阳性肿瘤显示出高特异性，有效的肿瘤细胞死亡，明显的免疫细胞浸润以及肿瘤微环境中的细胞因子分泌。所有动物研究中的肿瘤负担显著减少，突显其作为TNBC靶向治疗的巨大潜力。 Meng等人还构建了免疫刺激性SPARCs，将TOP1i与TLR7激动剂1V209结合。在HER2同基因小鼠模型hHER2-MC38中，新型双载荷ADC（SPARC2-HER2-exatecan-1V209）导致小鼠反应增强，优于单载荷1V209或依喜替康的ADC。此外，一些研究探索了TOP1i与不同TLR7/8激动剂的组合，尽管具体结构尚未公开。这些双载荷ADCs通过协同作用机制在体外和体内促进增强的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和抗肿瘤反应，证明了这种组合策略的有效性。 此外，ADCs的载荷不限于细胞毒性药物。近年来，已探索了许多新型偶联物类型，如抗体-放射性核素偶联物（ARC）、抗体偶联细菌毒素（ATX）、抗体-siRNA偶联物（AOC）、抗体-细胞偶联物（ACC）和降解剂-抗体偶联物（DAC）。这些新型偶联物可能解决传统治疗的低靶向性和高脱靶毒性问题，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06- 结语 通过包括双特异性靶向、优化内化效率、共价结合技术和组合载荷设计在内的策略，这些新型ADCs为精准癌症治疗提供了多功能且有前景的解决方案。此外，还出现了多种功能增强型设计策略，包括提高靶向特异性的前抗体-药物偶联物、调节抗体效应功能或延长半衰期的Fc工程改造、改善递送和效率的纳米颗粒-ADC杂合体和多功能递送系统，以及最近开发的降低游离载荷毒性的载荷回收ADC技术。尽管仍存在免疫原性、耐药性和组织特异性调控等挑战，ADC的发展正处于变革性增长的边缘，并有望重塑癌症治疗的格局。随着对肿瘤生物学的深入理解和ADC设计的持续优化，我们正朝着实现真正有效、安全且个性化的癌症治疗迈进，最终为难治性恶性肿瘤患者带来新希望。 参考资料： Recent advances in function-enhanced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ntibody optimization and payload combination. Acta Pharmacol Sin. 2026 Jul 17. 药渡媒体商务合作 媒体公关 | 新闻&会议发稿 张经理：18600036371（微信同号） 点击下方“药渡”，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免责声明 “药渡”公众号所转载该篇文章来源于其他公众号平台，主要目的在于分享行业相关知识，传递当前最新资讯。图片、文章版权均属于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告知，我们会在24小时内删除相关信息。 微信公众号的推送规则又双叒叕改啦，如果您不点个“在看”或者没设为"星标"，我们可能就消散在茫茫文海之中~点这里，千万不要错过药渡的最新消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