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脉粥样硬化这一导致全球高死亡率与残疾负担的适应症,是现代医学面临的持久挑战,当前,我们正站在“治疗范式”转变的关键节点。本报告旨在剖析动脉粥样硬化的全球现状与负担、发病原理、前沿疗法探究等,前瞻行业未来格局与市场生态。
全球现状与负担——前所未有的挑战
动脉粥样硬化性冠状动脉疾病(Atherosclerotic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CAD)是指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所引起的一类心脏病,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的主要病因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ACAD主要指冠状动脉因脂肪、胆固醇等物质积聚形成粥样斑块,导致血管狭窄或阻塞,进而引发心肌血液供应不足。该疾病是心肌梗死及其它多种心血管事件的根本原因。ACAD的全球疾病负担持续加重。
患病人数过亿,年死亡人数近千万,且持续上升
1990年至2019年间,全球缺血性心脏病(主要由ACAD构成)的患病率上升约40.8%,患病人数从9600万上升至1.96亿。而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率在此期间约上升4.6%,1990年约有444万人死于该疾病,而2019年上升至910万人死亡[1]。缺血性心脏病的全球负担逐年加重。
另一项预测显示,2022年至2050年期间,中低收入国家的ACAD死亡率将上升19.2%,而中高收入国家也将增长4.2%。预计到2050年,ACAD每年将导致约1050万人死亡[2]。2021年,全球约有1941万人的死因与心血管疾病相关,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每十万人235.18例,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已达6.12亿人[3]。
医疗经济负担高
在医疗经济负担方面,2021年全球心血管疾病相关医疗支出高达1.66万亿美元。如不采取有效干预,到2050年,这一支出预计将增至2.59万亿美元[4]。冠状动脉疾病(CAD)作为ACAD的主要临床表现,两者在诊疗路径、长期管理与并发症处理方面高度重叠,因此所带来的医疗成本与经济压力也高度相关。ACAD常累及多器官系统,通常伴随更高的医疗需求与社会经济负担,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生活质量,也对全球卫生经济构成持续且沉重的压力。
“治疗范式”的转变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冠状动脉疾病的治疗仍以“冠脉狭窄导致心肌缺血(供需失衡)”为核心。然而,当缺血表现出现时,往往已错过最佳干预时机,治疗效果有限。直至目前,在大量医疗资源投入的前提下,冠状动脉疾病仍是全球致病致死的主因之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传统“以缺血为核心范式”的不足。
CAD 的根源是动脉粥样硬化,其导致心肌梗死的主要机制在疾病更早期已埋下伏笔:粥样斑块破裂或糜烂。医疗实践长期聚焦症状识别与急性事件救治,错失了早发现、早预防的机会。从传统的“缺血与急性事件”转向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系统性病理的理解,将有助于更早识别与管理疾病,潜在拯救数百万生命。
有研究指出ACAD是一种可获得且可预防的疾病。预防的目的是避免或延迟疾病发展、阻止现有疾病的进展,并避免与已确诊疾病相关的急性事件。诸如心脏间歇性研究等大规模跨国病例对照研究和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70%-80%的冠状动脉事件可归因于少数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如果能通过早期生活干预消除或控制与ACAD相关的风险因素,预计到2050年可以预防82.1%的ACAD死亡,每年挽救870万生命(图1)[2]。
ACAD的风险贯穿人的一生,从胎儿期开始,随着儿童和青少年期的发展逐步加重,直至老年阶段持续存在。该疾病的早期阶段——即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过程——往往未被察觉。ACAD 管理的重心需由“关注缺血”转向“关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图1:1990年至2021年因冠心病死亡的人数以及在消除和不消除代谢和行为风险因素的情况下预测至2050年的死亡人数[2]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理
心血管疾病(CVD)是一个广泛的类别,涵盖所有影响心脏和血管的疾病。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是由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心血管疾病,属于CVD的一个子集。动脉粥样硬化性冠状动脉疾病(ACAD)是ASCVD的一种,专指冠状动脉的动脉粥样硬化,而冠状动脉疾病(CAD)则是ACAD的实际表现,指的是冠状动脉的血流受阻。
CVD是全球第一大死亡原因。2022 年,约有1,980万人死于 CVD,占全球死亡人数的 32%。在 CVD 的大框架下,由ASCVD构成了其约 50%-75% 的死亡负担,而其中ACAD占 CVD 总负担约40%[5]。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经研究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是ASCVD的病理生理驱动因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的、多步骤的过程,通常持续数年或数十年。斑块的形成始于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黏附并迁移至内皮层,随后内膜增厚,并通过巨噬细胞摄取脂质(主要是携带载脂蛋白 B-100 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形成泡沫细胞。
斑块生长的组成部分包括:平滑肌细胞迁移和细胞外基质增殖;细胞内和细胞外脂质持续积累;胞吞作用(清除死亡或垂死细胞)不足;炎症调节因子环境的演变;以及斑块某些区域的钙化(图2)[6]。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过程中,斑块内的脂质、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和细胞外基质共同作用,使斑块逐渐增大并变得复杂。在此过程中,有些斑块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为“易损斑块”,它们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坏死的、富含脂质的核心和变薄的纤维帽。这样的易损斑块更容易发生破裂,从而导致血栓形成和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图2: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纤维脂肪斑块)的形成[6]
炎症在斑块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病变过程涉中,炎症的发生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也涉及体内多种免疫细胞与分子的调节。
巨噬细胞可分为M1型(促炎型)和M2型(抗炎型),两者的平衡对斑块的进展或者逆转都有影响[7]。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VCAM-1)和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通过促进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迁移和积聚,从而在斑块形成的早期阶段起到重要作用[8]。
T细胞和B细胞也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免疫反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异常的淋巴细胞分布已被确认为独立的危险因素。特定T细胞亚群(如Th1、Th2和Th17)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如IFN-γ、IL-4和IL-17)分别促进或抑制炎症反应,其中Th1细胞通过释放干扰素-γ推动炎症进程,Th17细胞通过分泌IL-17激活内皮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进一步加剧局部炎症。而Th2细胞则有助于调节免疫反应,避免过度的炎症反应。CD8+细胞通过与Th1细胞和巨噬细胞的相互作用,限制过度的免疫反应,从而在维持免疫平衡中发挥保护作用。B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免疫应答中通过产生抗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0(IL-10)来抑制过度的免疫反应[9]。
然而,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体内IL-10+B细胞的减少与局部炎症的持续活跃密切相关(图3)[10]。中性粒细胞通过形成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来捕捉病原并参与组织损伤修复,但胆固醇晶体的存在可诱导NETs释放,进一步促进局部的炎症反应,并加剧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NOD样受体家族的NLRP3通过感知脂质沉积、血管内的损伤和病原信号,激活炎症小体,促进血管内的炎症反应和脂质代谢紊乱,从而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启动和进展中起到促进作用。肥大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和树突状细胞通过分泌促炎细胞因子、酶解作用及泡沫细胞的形成,增强动脉内的炎症反应,进而推动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炎症反应和血栓形成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炎症不仅通过激活血管内皮、血小板聚集和凝血因子释放加剧血栓反应,还可以通过加速斑块不稳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尤其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时,血栓形成的风险显著增加。
图3:动脉粥样硬化中的炎症机制[10]
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诊断与评估
血管内超声(IVUS)、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近红外光谱(NIRS)和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等多种诊断技术,通过有创或无创的方式,可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行有效评估(图4)[11]。尤其是CCTA技术,近年来应用范围持续扩大。IVUS作为一种成熟的血管内影像学技术,具有高分辨率的优势,能够直接观察血管壁结构、斑块负荷及成分,是评估斑块易损性和指导介入治疗时的重要工具。CCTA和IVUS是应用于不同临床场景、具有明确分工的冠状动脉影像学技术。它们在动脉粥样硬化的诊断、风险评估和血运重建指导中扮演着互补且不可相互替代的角色。
图4:冠状动脉斑块的高危特征。
IVUS(血管内超声)、OCT(光学相干断层扫描)、NIRS(近红外光谱)、CCTA(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NIRF(近红外荧光)
现代医学提供了多种评估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像学方法,无创检查在高危人群筛查和疾病监测中发挥重要作用[12]。颈动脉超声是评估颈动脉斑块的常用初步检查,可确定斑块的位置、大小和性质,并测量血管狭窄程度。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CTA)是一种强大的非侵入性方式,用于评估冠状动脉疾病的存在、范围和严重程度。CCTA不仅能评估冠脉狭窄,还能分析斑块特征(如正性重塑、低衰减斑块、斑点状钙化等高风险特征),并与血管内成像显示出高度相关性[13]。根据2021年AHA/ACC/SCCT等学会发布的《胸痛评估与诊断指南》,对于急性或稳定性胸痛且无已知冠心病的患者,CCTA获得了I类推荐,证据等级为A级,被视为排除阻塞性冠心病的一线工具。而当无创检查提示严重病变或患者出现急性症状时,可能需要有创检查进一步评估[14]。
冠状动脉造影(CAG)是诊断冠状动脉狭窄的"金标准",可准确显示血管狭窄的位置和程度。血管内超声(IVUS)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是更高精度的血管内成像技术。IVUS利用超声探头直接观察血管壁结构,提供斑块负荷、管腔面积和斑块成分的详细信息。OCT则利用红外光进行高分辨率影像分析,能够更详细地观察斑块的形态、纤维帽厚度等,特别适用于评估斑块的易损性。虽然OCT对体积评估的能力有限,但它在斑块稳定性和破裂风险预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15]。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兴的影像学技术,如近红外光谱成像(NIRS)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它们在评估斑块的成分和炎症活动方面有一定潜力,但目前的临床应用仍然较为有限。NIRS技术已在研究中显示出对评估斑块易损性的重要价值,而PET主要用于研究领域,评估斑块的炎症反应。
表1:以IVUS/CCTA为代表的冠状动脉影像学技术对比
参考自《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Imaging》[16]
除影像学评估外,生物标志物也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评估具有参考价值。高敏C反应蛋白拥有最广泛和深入的证据支持,被确立为核心生物标志物。它是一种由肝脏合成的急性期蛋白,其产生受IL-1、IL-6和TNF-α等核心炎症因子驱动[17]。纤维蛋白原通过影响血小板功能和血浆粘度参与动脉硬化;尿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脂蛋白(a) 则通过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和血栓形成,独立地增加心血管风险[18]。此外,新型生物标志物从不同环节反映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过程,例如:氧化LDL-C直接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是血管壁内特异性炎症的标志物;基质金属蛋白酶与斑块不稳定性相关;以及中期因子、Pentraxins、特定microRNAs、肾上腺髓质素和胱抑素C等,均在不同研究中被证实与动脉粥样硬化及炎症状态密切相关[19]。
动脉粥样硬化现有疗法总结
介入及外科手术
当斑块体积逐渐增长,造成的血管闭塞逐步增加时,会导致患者出现功能性的缺血表现。血运重建术旨在恢复因血管狭窄或阻塞所致缺血区域的血液灌注,以缓解临床症状并降低严重心血管事件风险。常用的血运重建方式包括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以及经皮球囊扩张术(PTCA)[20]。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通过移植自体血管(如大隐静脉或动脉)在阻塞的冠状动脉周围建立旁路,从而恢复心肌血流,尤其适用于多支血管严重狭窄或复杂病变的患者,是目前公认能有效改善症状并减少心血管事件的术式之一[21]。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则是一种侵入性较低的血运重建手段,常包含支架植入术,通过导管将支架置入狭窄部位以恢复管腔通畅,多适用于轻度至中度的局限性狭窄病变。
经皮球囊扩张术作为介入治疗的基础技术,通过球囊导管对狭窄段进行机械扩张,主要适用于非钙化性的单一血管狭窄病变,虽部分已被支架植入所替代,仍在特定解剖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22]。
药物疗法
药物治疗通过多种机制来延缓患者斑块增长或避免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根据其作用机制,药物治疗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类别:LDL-C降脂疗法和其他非降脂疗法。
LDL-C降脂疗法主要通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来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常用药物包括他汀类药物、PCSK9抑制剂以及依折麦布等。
非降脂疗法能够有效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包括降糖治疗、降压药物以及抗血小板和抗凝药物的使用。这些药物通过不同的途径帮助控制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从而进一步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LDL-C降脂疗法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的关键策略[23]。高强度他汀治疗是诱导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联合依折麦布可进一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并促进斑块减少。PCSK9抑制剂联合他汀治疗可显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观察到斑块体积的逆转与成分的改善,包括纤维帽增厚与脂质核心减少,这些变化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的降低相关。PCSK9小干扰RNA疗法可显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但其对斑块形态、负荷及心血管结局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评估。
他汀类药物
他汀类药物(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通过抑制肝细胞中HMGCoA还原酶,减少胆固醇合成,从而使肝细胞内胆固醇含量下降,诱发 LDL 受体向表面上调,增加循环LDLC的清除。除了降低LDLC,他汀还具备多效性作用,例如:改善内皮功能、抗炎、降低C反应蛋白(CRP/hsCRP)、稳定斑块表面、减少血管壁炎症细胞浸润。通过上述机制,他汀可减缓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展、促进斑块的稳定,进而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REVERSAL 试验中,高剂量阿托伐他汀(80 mg)相比普伐他汀(40 mg)在18 个月内观察到总体动脉粥样硬化体积(Total Atheroma Volume, TAV)或百分比动脉粥样硬化体积(Percent Atheroma Volume, PAV)更优。具体数据显示:TAV变化为 −0.4 %(高剂量) vs +2.7 %(对照组),P < 0.05[24]。
依折麦布
依折麦布(ezetimibe):对于那些仅靠他汀仍未达标或需要进一步降脂的患者,可考虑加入 依折麦布。其机制是抑制小肠(刷状缘)上的 NPC1L1 蛋白,从而减少膳食及胆汁来源的胆固醇吸收,降低进入肝脏的胆固醇,进一步促使 LDL 受体上调、降低循环 LDLC。一项meta分析表明:他汀+依折麦布相比他汀单用,在纤维脂质斑块体积上有显著减少(WMD ≈ −2.90 mm³,95%CI −4.79~ −1.00;p=0.003)[25]。
PCSK9抑制剂
PCSK9抑制剂:包括单克隆抗体如 阿利西尤单抗、依洛库单抗,以及 siRNA 类药物如 Inclisiran是近年来降脂治疗的重要补充。PCSK9 能与 LDL 受体(LDL‑R)结合并促进其降解,抑制PCSK9 后可减少LDL‑R降解,从而肝细胞表面 LDL‑R 增多,进一步清除LDL‑C。在高强度他汀治疗的基础上,加用PCSK9抑制剂,可将 LDL‑C 进一步显著降低。PACMAN‑AMI试验中,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接受高强度他汀基础上,早期(PCI 后24小时内)加入阿利西尤单抗(150 mg biweekly)52 周后,阿利西尤单抗组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体积百分比平均变化为-2.13%,而安慰剂组为-0.92%(差异为-1.21% (95% CI,-1.78%至-0.65%),P<0.001)[26]。
图5:降脂疗法可使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斑块消退
其他非降脂疗法
前述他汀、PCSK9抑制剂、依折麦布等药物均通过降低LDL-C来缓解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展及预防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然而,即便大幅度降低LDL-C,患者仍有残余风险存在。因此,除降LDL-C外,还可通过降糖、降压、抗凝等手段来预防心血管事件发生。
降糖治疗
临床试验PREDICT表明,与没有糖尿病的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的斑块进展更快,Pioglitazone组 PAV 减少0.16%,Glimepiride组增加0.73%。同时,JAPANACS研究也表明,高基线水平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与斑块进展显著相关。然而,降糖治疗是否明确能够促进斑块稳定或延缓进展仍在研究中,APPROACH试验中,Rosiglitazone组相比Glipizide组在 PAV 上并未显示统计学显著减少:0.64%(95% CI: 1.46 至 0.17;P = 0.12)未达显著[27]。
降压药物
根据BPLTTC的大规模Meta分析,每降低收缩压(SBP)5 mmHg,心血管事件的风险约下降10%(HR ~0.90;95% CI 0.88-0.92)。降压不仅能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还与冠状动脉斑块进展减缓密切相关。对于高风险患者(如已有冠心病或中风历史),降压治疗能有效减少斑块负荷和动脉硬化程度[28]。
抗血小板与抗凝药物
多数急性冠脉综合征事件确实由斑块破裂/侵蚀触发,继而导致血小板活化、凝血机制启动,从而形成血栓。抗血小板治疗因此是防止急性事件的重要策略。确诊冠心病患者/ACS患者中,Aspirin+P2Y12 抑制剂(即双重抗血小板治疗 DAPT)疗效明确,一项 BMJ 分析发现,在 PCI 后的患者中,P2Y12抑制剂单用比阿司匹林单用,复合终点 MACCE(major adverse cardiac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减少约 23%;具体来说,心肌梗死减少31%,中风减少33%。虽然抗血栓治疗在防止急性事件方面有效,但其是否能“稳定”或“逆转”斑块结构(如PAV/TAV)尚缺乏确凿证据[29]。
针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现有的多数疗法均通过缓解缺血或稳定斑块、延缓斑块进展等方式来预防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6]。但截至目前,仍未有疗法可大幅度下降粥样硬化斑块体积,实现斑块逆转甚至消退。
表2:关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疗法对
冠状动脉斑块稳定和消退影响的研究
参考自《Atherosclerotic plaque stabilization and regression: a review of clinical evidence》[6]
未来前沿疗法探究-抗炎治疗与斑块逆转
抗炎治疗
炎症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与进展的核心机制之一,其中C反应蛋白作为系统性炎症的标志物,其水平升高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增加密切相关。近年来,针对上游炎症通路的治疗策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在治疗层面,针对特定炎症通路(如NLRP3/IL-1β/IL-6轴)的精准抗炎策略,不仅能有效降低全身炎症标志物(如hs-CRP)水平,还可直接干预斑块微环境,推动斑块向更稳定的表型转化,甚至实现斑块逆转。此类结构与成分的积极改变可在影像学上具体呈现为:纤维帽增厚、脂质核心缩小或密度增高、巨噬细胞浸润减少,以及整体斑块负荷的减轻。众多炎症通路中,NLRP3–IL-1β–IL-6信号轴被视为动脉粥样硬化炎症过程中的关键枢纽,也因此成为抗炎治疗的首要靶标[30]。
IL-1β抑制治疗
IL-1β是典型的炎症细胞因子,它通过激活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和促进细胞因子释放,增强局部炎症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进展中起着关键作用。CANTOS 试验评估了靶向IL-1β的单克隆抗体canakinumab在ACAD患者中的疗效。结果显示canakinumab显著降低了C反应蛋白水平,并在既往 MI 且 hs‑CRP ≥2 mg/L 的患者中,使用 Canakinumab 相比安慰剂可将主要心血管事件(非致命性 MI、中风或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约 15%[31]。
IL-6抑制治疗
IL-6是重要的促炎因子,在急性期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IL-6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免疫细胞的浸润和增强内皮功能障碍,从而加剧斑块的不稳定性。RESCUE(Ziltivekimab 抑制 IL6 配体)在高风险人群中显示:与安慰剂相比,Ziltivekimab 各剂量组中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NLR)分别下降约 −14.6%(95% CI −24.8 至 −4.81),−15.3%(95% CI −25.2 至 −5.10)和 −23.6%(95% CI −33.2 至 −14.2;P < 0.001)[32]。
NLRP3抑制治疗
NLRP3是一个重要的炎症小体,它通过激活IL-1β的释放,驱动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在斑块的形成和破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靶向NLRP3炎症小体被认为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潜在新策略。一项系统性回顾分析(涵盖 32 个 RCT、37 056 例 CAD 患者)评估了靶向 NLRP3/IL1β/IL6/CRP 通路的抗炎治疗:结果显示,抗炎治疗可将 MI 风险降低 RR 0.85(95% CI 0.780.93),冠脉重建风险 RR 0.80(95% CI 0.740.86),但在 MACE/中风/死亡等方面未观察到显著益处[33]。
表3:抗炎疗法的主要试验及其结果
参考自《“Anti‑inflammatory Therapies in Atherosclerosis – Where are we going?”》[34]
斑块逆转的重要性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现有疗法,无论是手术疗法或是降血脂等药物疗法,均难以有效大幅度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体积。然而,斑块的逆转或消退才是疾病的根本。一项纳入了536例患者、随访长达十年的研究将患者依据斑块体积大小及非钙化斑块体积大小分成不同亚组,并统计各亚组患者在十年内发生的各类心血管事件及死亡率[35]。
生存分析表明(图6),无论是依据斑块体积或非钙化体积分组,患者斑块体积越大,十年内因各类心血管事件死亡的比例越高,总生存期越短。同时,该研究也证实,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体积的大小,直接与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及死亡相关。未来,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体积的逆转与直接治疗,或许是针对各类心血管疾病更直接的治疗方向。
图 6 Kaplan-Meier分析斑块分期与主要和次要终点的关系[35]
图中所示为Kaplan-Meier生存曲线。
A按粥样斑块体积百分比(PAV)分期的冠状动脉疾病;结局为“无主要终点事件生存”。主要终点包括:全因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MI)、非致死性卒中,以及冠状动脉血运重建。
B 按粥样斑块体积百分比(PAV)分期的冠状动脉疾病;结局为“无次要终点事件生存”。次要终点包括:全因死亡、非致死性 MI、非致死性卒中。
C按非钙化斑块体积(NCPV)百分比分期;结局为“无主要终点事件生存”。
D按非钙化斑块体积(NCPV)百分比分期;结局为“无次要终点事件生存”。MACE指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投资逻辑
关注除传统降血脂等以外新通路及机制
从数据出发,关注可能直接作用斑块的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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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锡创投生物医药团队温正扬博士、实习生张炽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