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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20年间，肺癌领域基础研究的持续突破与临床转化，彻底重塑了肺癌的诊疗格局。从疾病病因机制的深度解析，到筛查、诊断、治疗技术的全方位革新，基础科学的每一项突破都旨在为患者带来确切的生存获益，推动肺癌逐步实现从“难治绝症”到“精准可控”的转型。 肺癌治疗时间线（2000-2025年） 流行病学：疾病谱的结构性重塑 肺癌的整体发病率呈逐步下降趋势。这一变化与人群吸烟习惯的改善密切相关，同时也推动了肺癌疾病谱的结构性改变：女性患者及不吸烟人群的占比显著上升，病理类型以肺腺癌为主。低剂量螺旋CT（LDCT）筛查的广泛普及，有效实现了肺癌诊断阶段的前移，使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得以确诊，大幅提升了临床治愈率。 病因溯源：环境暴露与遗传易感的双重奏 环境致病因素：不止于烟草 吸烟（首要元凶）： 吸烟仍是肺癌发病的首要致癌因素。全球吸烟人群超10亿，基因组学分析证实，烟草烟雾可诱导肺癌发生独特的基因突变谱，且吸烟者肺癌组织的基因突变数量远高于不吸烟人群 空气污染（隐形杀手）：2013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将室外空气污染及细颗粒物列为肺癌已知致癌物，这类环境暴露可在不吸烟人群中诱发特异性基因突变。氡气作为室内常见致癌物，其风险评估模型经国际矿工研究（PUMA）更新验证，为氡气暴露相关肺癌的防控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循证医学依据。 1990年至2021年，按风险因素和日历年划分的全球肺癌死亡人数 遗传易感性：家族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尽管烟草烟雾暴露或环境污染物接触是肺癌发生的主要诱因，但遗传因素在肺癌的发病进程中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 家族聚集性与高风险基因鉴定 系统综述研究证实，肺癌患者一级亲属的患病风险升高85%，这一数据明确了遗传因素在肺癌发病中的关键作用。目前已发现TP53、RB1等罕见胚系突变与肺癌高发病风险密切相关，其中EGFR T790M胚系突变在不吸烟人群中引发肺癌的风险尤为显著。此外，HER2、MET、PRKN、ATM等基因的罕见变异，也被证实可显著增加个体的肺癌患病风险。 肺癌的遗传易感性和遗传结构 肺癌遗传风险因素的等位基因频率与效应大小之间呈负相关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识别出大量肺癌易感相关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其中CHRNA5、CYP2A6基因的SNP位点不仅与肺癌发病风险相关，还与人群吸烟行为及戒烟难度密切关联。同时，GWAS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端粒维持、DNA损伤修复、免疫监视等多条与肺癌发病相关的关键通路。基于多SNP位点构建的多基因风险评分模型，可精准筛选肺癌高风险人群，为优化肺癌筛查的准入标准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风险人群筛查策略优化 携带TP53、RB1等高危胚系突变的人群是肺癌筛查的重点对象。其中TP53突变携带者因对电离辐射高度敏感，临床推荐采用磁共振成像（MRI）技术开展预防性筛查。而多基因风险评分则可用于个体化调整筛查起始年龄，从而显著提升高风险人群的肺癌早期检出率。 筛查与早诊：从争议走向共识 2005年至2010年间，受困于假阳性率、过度诊断及辐射暴露风险等问题的掣肘，低剂量CT（LDCT）的临床推广与应用一度陷入低潮。2011年，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试验（NLST）证实，LDCT筛查可使肺癌死亡率降低20%。欧洲NELSON试验进一步验证了该技术的筛查价值，尤其在女性人群中，肺癌死亡率降幅达33%，这两项里程碑式研究确立了LDCT在肺癌筛查中的核心地位。 筛查人群的准入标准也在持续优化，从最初限定的55-74岁、累计吸烟≥30包年人群，逐步扩展至50-80岁、累计吸烟≥20包年的群体。2023年，美国癌症协会（ACS）发布的指南进一步取消了15年的戒烟时限要求，让更多肺癌高风险人群纳入筛查范畴。 2005年至2025年间，LDCT筛查完成了从争议到共识的跨越。当前，其核心挑战已转向落地实施层面——即如何在确保循证筛查覆盖高危人群的同时，维持项目的高质量与低风险，并动态整合结节管理与风险评估的最新进展。此外，未来的另一大挑战在于如何结合影像筛查与生物标志物，精准识别高危非吸烟人群，特别是二手烟暴露者及特定亚群（如具有EGFR突变家族史的亚洲非吸烟女性）。 精准医疗：基因组学驱动的靶向革命 过去20年间，肺癌诊疗领域完成了从单纯病理分型向分子分型指导精准治疗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已发现EGFR、ALK、ROS1、KRAS G12C等一系列具有临床价值的驱动基因，约64%的肺腺癌患者可检测到潜在可靶向的驱动靶点。肺癌突变联盟（LCMC）系列研究的开展，不仅标准化了多中心、多基因联合检测的操作流程，更明确了不同驱动基因亚型肺癌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关联性，为靶向治疗的广泛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循证医学基础。 二十年肺腺癌靶向诊疗全景 分支示靶点，叶子示药物，年份标示该靶点首药获批时间 EGFR-TKI：不断进化的标杆 在靶向药物研发进程中，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始终引领行业发展方向。从第一代药物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到第二代药物阿法替尼、达可替尼，再到第三代药物奥希替尼，该类药物实现了从覆盖敏感突变、攻克T790M耐药突变，到有效控制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的全方位突破。依托ADAURA、NeoADAURA等重磅临床研究证据，奥希替尼的应用场景已成功拓展至围手术期辅助治疗与新辅助治疗阶段。此外，随着KRAS G12C抑制剂、RET/ROS1融合抑制剂、MET exon14跳跃突变抑制剂等药物相继获批上市，目前累计已有41种靶向治疗方案成功应用于临床，实现了对肺癌主要驱动靶点的全面药物布局。 动态博弈：耐药与反制 在耐药机制应对层面，通过液体活检技术动态监测耐药突变（如EGFR C797S突变、ALK复合突变），已成为临床常规诊疗手段。基于耐药突变谱的解析，双特异性抗体、第四代TKIs等下一代靶向药物的研发持续推进，逐步构建起“检测-治疗-再检测-再治疗”的全周期精准诊疗闭环。 放射肿瘤学：更精准、更高效 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BRT）已从早期试验性技术，逐步发展为不可手术的I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根治性治疗手段。该疗法可实现持久的局部肿瘤控制，为患者带来明确的生存获益，且治疗相关毒性反应轻微，从而将根治性治疗的选择范围，从传统手术拓展至精准放疗领域。 局部晚期NSCLC的放疗策略也在持续优化。在剂量与技术调整层面，RTOG 0617试验证实，60Gy标准剂量同步放化疗的疗效优于74Gy高剂量方案，有效规避了过度放疗带来的生存损害。调强放疗（IMRT）技术凭借对正常组织的精准保护，可显著降低心肺毒性，已成为同步放化疗的优选放疗技术。在靶区定位层面，PET-Plan试验验证了FDG-PET引导的靶区缩小策略的非劣效性。该策略不会增加治疗相关毒性，推动了选择性淋巴结照射技术的临床应用。此外，PACIFIC试验确立了放疗后序贯免疫巩固治疗的方案，可显著延长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与总生存期（OS），且这一获益在真实世界临床队列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小细胞肺癌：打破三十年沉寂 小细胞肺癌（SCLC）的治疗在过去十余年间进展相对有限，顺铂或卡铂联合依托泊苷方案长期作为广泛期患者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拓扑替康则是唯一获批用于复发患者的治疗药物。预防性脑照射是降低脑转移风险的重要手段。而免疫治疗的问世，彻底改变了SCLC的传统治疗格局，为该疾病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突破。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中位生存期的延长幅度有限，但其首次实现了持久应答，甚至使少数转移性患者达到了临床治愈，这无疑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随后，免疫疗法重塑了临床标准治疗，通过根治性放化疗后的度伐利尤单抗维持治疗，改善了局限期患者的生存状况。 在复发性疾病治疗方面，烷化剂芦比替定因其毒性表现优于历史对照药物拓扑替康，获得了FDA加速批准；此外，近期数据显示，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芦比替定一线维持治疗广泛期SCLC，也能显著改善患者生存。此外，靶向DLL3的T细胞衔接器塔拉妥单抗也获加速批准用于复发性疾病，且已被证实较化疗能显著延长生存期。 目前，多种极具潜力的新药正处于积极研发阶段，旨在造福小细胞肺癌患者；其中，抗体偶联药物（ADC）及其他新型靶向疗法的临床试验已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初步成果。 免疫治疗：重塑治疗版图 2000年代中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否治疗胸部肿瘤还仅仅是一个猜想。直到随机试验带来的首个突破，证实了在既往接受过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PD-1/PD-L1阻断疗法表现优于化疗。 紧接着，PD-1/PD-L1抑制剂凭借强有力的证据，成为了PD-L1高表达患者一线治疗的新标准。随后，无论PD-L1状态如何，‘免疫+化疗’的组合拳都让患者获益，且这种获益跨越了不同的组织学类型。 在局部晚期NSCLC领域，放化疗后序贯免疫治疗树立了新标杆，也为早期肺癌的干预铺平了道路。在可切除肺癌中，无论是术前新辅助、术后辅助还是围手术期治疗，免疫疗法都持续刷新着病理缓解和生存期记录。虽然PD-L1阳性肿瘤效果更好，但在阴性肿瘤中同样有效，说明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 对于携带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免疫治疗效果有限；对于无吸烟史的患者，甚至可能面临更高的早期进展风险，因此筛选患者必须谨慎。好在，单细胞分析、空间技术以及ctDNA微小残留病灶（MRD）监测等先进技术，正在帮助医生更精准地分层患者、破解耐药难题。 到2026年，免疫疗法预计将全面融入NSCLC的治疗版图。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强强联合’——即免疫疗法与ADC药物、靶向疗法及新一代免疫调节剂的组合，力求为每一类分子亚群的患者找到最优解。 液体活检：捕捉血液中的蛛丝马迹 循环肿瘤DNA（ctDNA） 肿瘤基因分型应用 2006年，研究人员首次报道可从ctDNA中检测到EGFR基因突变，开启了ctDNA在肺癌基因分型中的应用篇章。2016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首款血浆ctDNA伴随诊断试剂盒。2020年又有两款血浆二代测序（NGS）试剂盒相继获批，推动ctDNA检测逐步走向标准化与临床普及。该技术可快速、精准检测肺癌驱动基因突变及耐药突变（如EGFR T790M），为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方案选择与动态调整提供关键决策依据。 微小残留病（MRD）监测 2017年，肿瘤特异性ctDNA检测技术实现对MRD的精准识别，其核心优势在于可提前4-6个月预测肿瘤复发，且这一预后评估价值已被多项临床研究证实。目前，MRD状态已成为指导术后治疗策略升级或降级的重要参考指标，相关前瞻性临床试验正持续推进，旨在进一步验证其临床效用。 此外，脑脊液、尿液、胸腔积液等体液中ctDNA的检测技术也处于探索阶段，需通过更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验证其稳定性与可靠性，方可逐步应用于临床实践。 其他循环生物标志物 除ctDNA外，循环肿瘤细胞（CTCs）、循环肿瘤RNA（ctRNA）、细胞外囊泡、肿瘤诱导的血小板（TEPs）等新型循环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潜力正逐步被挖掘，但受检测技术成熟度、临床证据充分性等因素限制，尚未实现广泛临床普及。 外科治疗演进：微创与保肺并重 分期系统优化 肺癌TNM分期系统的迭代升级，为外科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精准的预后分层依据。 第七版（2009版）：细化肿瘤原发灶（T）分期的临界值界定，统一纵隔淋巴结分区图谱，优化临床分期的分组标准，提升分期与预后的关联性。 第八版（2017版）：以1cm为增量对T1、T2期进行精细化分层，明确多发肺部结节的分类原则，同时将远处转移（M1）进一步划分为单器官转移（M1b）与多器官转移（M1c）亚型，增强分期的临床指导价值。 第九版（2025版）：针对区域淋巴结（N）及远处转移（M）分类进行更深层次的细化，进一步提升预后分层的准确性。 手术方式的微创化 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已逐步取代传统开胸手术，成为肺癌外科治疗的主流术式，其创伤更小、术后并发症更少、患者康复周期更短的优势显著。在此基础上，单孔胸腔镜技术与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RATS）持续发展，其中RATS凭借操作灵活度高、视野清晰、手术精度高等独特优势，临床应用范围正逐步扩大。 肺保留手术的应用也日益成熟，该术式可最大限度保留患者肺功能，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使合并基础疾病、高体重指数的早期肺癌患者也能获得根治性手术机会。JCOG0802、CALGB 140503等临床试验证实，对于≤2cm的外周型早期肺癌，行解剖性肺段切除术的疗效与肺叶切除术非劣效，且能保留更多肺功能，目前已成为该类患者的标准术式。ICG荧光成像、三维CT重建等技术的辅助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复杂肺段切除手术的精准性与安全性。 围手术期治疗策略 免疫治疗已全面重塑可切除NSCLC的治疗模式，多项里程碑研究确立了三大治疗路径： 新辅助治疗： CheckMate-816推动了可切除NSCLC围手术期治疗模式的现代化变革。该研究证实，术前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显著提升了病理完全缓解率（pCR），并带来约10%的5年OS绝对获益。 围手术期治疗： KEYNOTE-671与 AEGEAN研究验证了“术前新辅助+术后辅助”的“三明治”模式，均证实能显著改善EFS及OS，强化了全程管理的价值。 辅助治疗： IMpower010 确立了阿替利珠单抗在PD-L1阳性人群中的DFS获益；KEYNOTE-091 则证实帕博利珠单抗可为全人群带来DFS改善，打破了PD-L1表达的限制，拓展了免疫治疗的应用范围。 小结 过去二十年，肺癌完成了从解剖学到基因组学、从经验医学到精准医学的宏大叙事。随着新药、新技术与新理念的不断融合，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个二十年，肺癌将不再是令人谈之色变的绝症。 参考文献：Carbone M, Amos C, et al. Advances in the Basic Sciences in Thoracic Oncology in the Last 20 Years and Their Translational Impact. J Thorac Oncol. 2026 Jan;21(1):41-76.  审批编号：CN-20260327-00011 撰写：Kenken 审校：Faline 排版：Kenken 执行：Faline 医脉通是专业的在线医生平台，“感知世界医学脉搏，助力中国临床决策”是平台的使命。医脉通旗下拥有「临床指南」「用药参考」「医学文献王」「医知源」「e研通」「e脉播」等系列产品，全面满足医学工作者临床决策、获取新知及提升科研效率等方面的需求。 本平台旨在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传递更多医学信息。本平台发布的内容，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该等信息被用于了解医学信息以外的目的，本平台不承担相关责任。本平台对发布的内容，并不代表同意其描述和观点。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权利人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快处理。

编者按： HER2突变在我国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检出率约为3.8%-5.6%，大体处于“罕见突变”范畴内，但由于我国肺癌患者群体规模庞大，HER2突变晚期NSCLC患者同样为数众多，且患者预后既往极不理想，现有治疗手段存在明显局限性，但新型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类靶向药及以德曲妥珠单抗（T-DXd）为代表的抗体偶联药物（ADC），有望成为靶向治疗的全新生力军，临床研究数量已在“井喷”，并呈现从后线向一线治疗、从单药向联合治疗的格局转变，且中国临床研究与创新药物在研究浪潮中表现颇为突出。本文将基于我国学者此前在Cancer Control期刊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全面介绍HER2突变晚期NSCLC流行病学数据、HER2突变的潜在影响、检测与诊断、原有治疗局限性等内容，以飨读者。 HER2突变在NSCLC中的流行病学特征 HER2基因改变（alteration）最早发现于乳腺癌，后续被证实广泛存在于胃癌、肺癌、腺癌、胰腺癌及肾癌等多种常见实体肿瘤；在NSCLC中，HER2基因改变被视为一种罕见的分子亚型，涵盖HER2突变（mutation）、扩增（amplification）及过表达（overexpression）。 综合分析28篇包含我国HER2突变NSCLC患者明确流行病学数据的文献，并对比已发表的基因组数据集，可发现HER2突变检出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日韩人群的检出率为2.1%-4.2%，美国人群为0.4%-4.1%，而欧洲人群检出率最低（0.7%-2.6%）；我国患者人群2019-2024年间经二代测序（NGS）检出的HER2突变频率为3.8-5.6%，较全球检出率偏高，且多见于女性、非吸烟者、腺癌及年轻患者，常伴有更高的脑转移风险及不良生存预后，即便考虑到测序平台与基因改变解读标准的差异，地域性的流行病学数据差异依然存在。 HER2突变的生物学功能、致病机制、诊断方法及临床病理特征 HER2所属的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ER）家族又称为Erb-B家族，包含ErbB1/EGFR/HER1、ErbB2/HER2、ErbB3/HER3及ErbB4/HER4四个成员，它们均由细胞外结构域（ECD）、跨膜结构域（TMD）及细胞内酪氨酸激酶结构域（TKD）三个部分组成。配体与HER受体结合后，同源或异源二聚化及自磷酸化过程增强，进而激活一系列与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相关的下游信号通路，如MAPK、PI3K/AKT、PKC及STAT通路参与促进癌症发生发展，但不同于家族中其它成员，HER2缺乏直接配体，主要作为共受体参与二聚体形成，介导下游信号转导。 HER2突变可见于全部三个结构域，其中以TKD区域的20号外显子插入（exon20ins）最为常见，突变导致HER2的结构与功能改变，进而驱动癌症发生发展，且不同突变类型对应着差异化的致病机制。NSCLC中的HER2突变主要发生在TKD区域，且为NSCLC的独有现象，乳腺癌（4.3%）、胃癌（5.0%）和结直肠癌（2.9%）中TKD区域突变比例均较低。 2024年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建议，应对所有进展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进行HER2突变检测，临床最常用的检测方法为NGS和ARMS-PCR；前述对我国HER2突变NSCLC患者流行病学数据的分析显示，NGS对HER2突变的检出率显著高于PCR法（4.5% vs. 3.1%），其中华东和华北对NSCLC患者分子谱分析及HER2基因改变检测的关注度更高。 但IQVIA 2023调查报告及第三方检测数据显示，我国NSCLC患者的HER2突变检测覆盖率目前仅为约50%，且仍有约60%的检测通过PCR完成，检测覆盖面较NGS明显偏窄，因此可能仍有大量HER2突变NSCLC患者未被检出。近期发布的我国《HER-2变异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5版）》再次优先推荐使用NGS进行检测，并强调肿瘤组织样本为首选检测对象；在组织样本不可及的情况下，亦可考虑血液等液体标本或胸水等细胞学标本[1]。 有大规模回顾性研究显示，中美两国患者的HER2突变位点分布相似，Y772_A775dupYVMA是最常见的亚型，其次为G776delinsVC/LC/VV和S310F/Y亚型[2]。NSCLC中的HER2突变通常与其它驱动基因突变互斥，最常见共突变为TP53，其次为PI3K/AKT/mTOR通路基因突变；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携带HER2-TP53共突变的患者对靶向治疗敏感性较低，且发生脑转移的风险更高[3]。而HER2突变本身导致的结构域改变，即会使ATP结合位点发生构象重塑，在增强信号传导的同时限制药物的结合效率，使部分传统的HER2靶向药物收效不佳。 HER2突变晚期NSCLC原有治疗的局限性 1 化疗与单克隆抗体 传统化疗对HER2突变晚期NSCLC患者疗效有限，如2016年一项欧洲回顾性研究[4]显示，HER2突变晚期NSCLC患者接受一线化疗的客观缓解率（ORR）为43.5%，但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仅为6个月；近年来多项回顾性研究显示，我国患者接受一线化疗的ORR为11.5%-36.0%，中位PFS为4.3-5.9个月，略低于欧美人群，凸显出创新靶向治疗的重要性。 HER2靶向治疗的“鼻祖”曲妥珠单抗此前已获批用于HER2过表达晚期乳腺癌及胃癌治疗，但单药治疗HER2阳性晚期NSCLC患者时ORR几乎为零；在曲妥珠单抗基础上联合帕妥珠单抗及化疗，曾在二线及以上治疗的II期研究中，报告29%的ORR和6.8个月的中位PFS，但还缺少用于我国患者的研究数据，且治疗缓解率和患者生存预后仍有较大提高空间[5]。 2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ICIs) 在新型靶向治疗出现前，基于ICIs的联合治疗也曾一度被推荐用于HER2突变晚期NSCLC患者，即参考驱动基因阴性患者治疗；但HER2突变晚期NSCLC的PD-L1表达、肿瘤突变负荷（TMB）大多处于较低水平，使国外研究报告的ICIs治疗收效有限，部分研究报告的中位PFS仅为2.2个月[6]。2024年一项对309例我国患者的回顾性分析则显示，一线接受化疗+ICIs治疗的我国HER2突变晚期NSCLC患者中位PFS为8.5个月，在数值上高于单纯化疗（6.5个月）或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6.0个月），原因可能为HER2突变导致肿瘤微环境发生正向改变，使免疫治疗敏感性增强[7]。 3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KIs) TKI类靶向药可结合HER2或其他HER受体的TKD区域，有效阻断下游信号传导进而抑癌，从早期非选择性TKI阿法替尼开始，HER2-TKI即被广泛用于HER2突变晚期NSCLC的治疗，但阿法替尼、达可替尼、奈拉替尼等早期TKI药物均疗效有限，中位PFS一般不超过3个月。 第二代选择性HER2-TKI则以吡咯替尼、poziotinib、宗艾替尼（zongertinib）为代表，但在临床研究中表现不一，其中poziotinib虽报告27.8%的ORR，但未达研究主要终点，且存在明显安全性问题，未能获批上市；国产药物吡咯替尼在经治、初治患者中均曾报告存在一定抗肿瘤活性，如用于一线治疗时ORR为35.7%，但适应证始终未正式获批。2025年8月，宗艾替尼则凭借BEAMION LUNG-1研究中用于经治患者ORR达71%，中位PFS达12.4个月的表现[8]，在我国获批用于既往接受过至少一种系统性治疗的HER2突变晚期NSCLC患者[9]。 参考文献：（滑动查看） [1] HER-2变异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诊疗专家共识制定专家组,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肺癌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 HER-2变异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5版）[J]. 中华肿瘤杂志, 2025, 47(9): 830-839. DOI: 10.3760/cma.j.cn112152-20250414-00163 [2] Hong L, Patel S, Drusbosky LM, et al. Molecular landscape of ERBB2 alterations in 3000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NPJ Precis Oncol. 2024;8(1):217. Published 2024 Oct 1. doi:10.1038/s41698-024-00720-9 [3] Feng J, Hueniken K, Fan Z J, et al. P2. 09-28 Effect of TP53 Variants in HER2-mutat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J Thorac Oncol. 2023;18(11): S343-S344. DOI:10.1016/j.jtho.2023.09.601 [4] Mazières J, Barlesi F, Filleron T, et al.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HER2 mutations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and HER2-targeted drugs: results from the European EUHER2 cohort. Ann Oncol. 2016;27(2):281-286. doi:10.1093/annonc/mdv573 [5] Mazieres J, Lafitte C, Ricordel C, et al. Combination of Trastuzumab, Pertuzumab, and Docetaxel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Harboring HER2 Mutations: Results From the IFCT-1703 R2D2 Trial. J Clin Oncol. 2022;40(7):719-728. doi:10.1200/JCO.21.01455 [6] Guisier F, Dubos-Arvis C, Viñas F,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nti-PD-1 Immun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SCLC With BRAF, HER2, or MET Mutations or RET Translocation: GFPC 01-2018. J Thorac Oncol. 2020;15(4):628-636. doi:10.1016/j.jtho.2019.12.129 [7] Jia B, Zhao J, Wang Z, et al. EP. 12D. 03 Characterization of HER2 Alterations in 23,321 NSCLC Cases and Real-World Therapeutic Pattern in Chinese HER2-Mutant NSCLC the CHAPTER Study. J Thorac Oncol. 2024;19(10): S650-S651. [8] Heymach JV, Ruiter G, Ahn MJ, et al. Zongertinib in Previously Treated HER2-Mutant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 Engl J Med. 2025;392(23):2321-2333. doi:10.1056/NEJMoa2503704 [9] Liu C, Li T, Cui X, et al. Advanc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HER2 Mutations in Non-Small Lung Cancer (NSCLC), Especially in China. Cancer Control. 2025;32:10732748251347572. doi:10.1177/10732748251347572 审批编号：CN-20260326-00009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