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xinidazole

近期，在由艾昆纬（IQVIA）、肯尼亚环境与科学记者协会(the Kenya Environment and Science Journalists Association)和DNDi共同举办的“媒体科学咖啡馆”活动上，研究人员、监管者与记者们共同探讨了一个关键问题：健康研究到底为谁而设计？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为您呈现嘉宾们的精彩观点。 肯尼亚医学研究所（KEMRI）科学与伦理审查组的培训主管Caroline Kithinji博士，反思了临床试验方案中常见的一句话：育龄女性必须采用“可接受的避孕方式”才能参与研究。 “我从事研究伦理工作多年，却似乎把一些东西想当然了，比如纳入标准、排除标准。我把‘女性必须采用可接受的避孕方式’这类要求也视为理所当然，毕竟那是一直被写进文件的东西。但许多女性并没有那样的条件，甚至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许多女性都没有一种‘可接受’的避孕方式。但不知为何，这种假设却被嵌入了研究试验之中。” 她的观点并非关于避孕本身，而是关于研究人员对女性生活的假设——往往是在无意识中做出的，以及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让研究真正具备性别响应性。 “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具备性别响应性，早在提案提交评审之前，早在主要研究者坐下来撰写提案之前……但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次真正考虑过参与研究的女性的现实处境？” 01 //“默认身体”的历史遗留// 对DNDi传播经理兼性别传播负责人Mercy Mumo而言，这些假设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几十年来，临床研究的“标准参与者”一直是成年男性。在20世纪50到60年代沙利度胺（Thalidomide）悲剧（反应停导致婴儿畸形）之后，监管机构试图保护孕妇和未出生胎儿免受研究风险。197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限制了有生育潜力的女性参与早期临床试验。 “其意图当然是为了保护未出生的孩子。然而，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女性持续地被系统性排除在试验之外。其结果是，许多药物的研发和批准主要基于男性生物学。以保护之名将女性排除在外，反而导致她们在药物上市后得不到保护。” 肯尼亚药房和毒药委员会产品安全副主任Christabel Khaemba博士补充道，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性别问题往往太晚进入研究讨论——当研究已经完成、研究人员正在分析数据时。 “性别问题不仅仅是数字问题，不仅仅是说‘我们招募的20人中，有10人是女性’。”  更重要的问题随后出现：研究中纳入的女性是否足够多，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数据能否外推到药物获得上市许可后将服用该药的广大女性？发生了哪些不良事件，且在女性中是否有所不同？ 她以沙利度胺悲剧为例，说明了当证据缺口未被注意到时可能发生的后果。 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Khaemba指出，肯尼亚计划为孕妇引入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疫苗，该疫苗可通过母体抗体帮助保护新生儿。 “我们在孕妇的哪个阶段开展这项研究？是孕早期？孕中期？还是孕晚期？” 她认为，目标不是将孕妇排除在研究之外，而是生成所需的证据，以了解干预措施何时以及如何能被安全地使用。 02 //研究招募的是现实，而不仅仅是参与者// 当Mumo和Khaemba谈论谁被纳入研究以及何时纳入时，Kithinji进一步挑战在场嘉宾思考入组后发生的事情。 一个例子是她在方案偏离报告中经常遇到的一句话：错过随访。 她说，虽然研究人员会记录错过随访情况、采取纠正措施并对参与者进行再培训，但他们很少问及某人为什么错过随访。 “你们没有问她从哪里来，是否吃过饭，谁在照顾她的孩子，或者她那天不去工作会发生什么。” 在研究伦理领域深耕二十多年后，她说这次讨论迫使她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你不仅仅是在招募人，你是在招募他们的现实（生活）。如果你招募了他们的现实，那么你就有责任去了解他们的现实是什么。 如果你想让我每两周早上8点来你的诊所，你最好理解我的现实。当我没来时，不要说是我的错。那次错过随访不是我的错，那是你的错。” DNDi寄生虫病负责人Dearie Okwu认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知情同意。 她回忆起一位24岁女性参与研究的例子，该女性提到她与父母同住。尽管研究团队没有义务让父母参与（决策），但他们仍向她的母亲解释了这项研究。 然而，她的父亲在两天后找来，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女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招募了。 对Okwu而言，这次遭遇凸显了一个事实：对女性来说，知情同意在试验中很少是一次性事件。 “这是一份动态的文件，你必须反复进行（更新确认）。有时它不仅仅局限于参与者。” 03 //让社区参与设计过程// 整个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社区参与往往发生得太晚。 Okwu认为，早在方案最终确定之前，社区就应该帮助设计研究，甚至在一种新药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就应让社区参与。 “这不仅仅是科学家写好方案然后说‘照做’，还有谁比正在经历这种现实的人更适合给你提供真实情况呢？ 你需要问自己，它是为谁设计的？关于性别的问题应该从那个时刻就开始。” Kithinji指出，尽管几乎每个方案都包含社区参与计划，但这些计划往往依赖传统结构，无意识地将女性排除在外。 “你会看到树下的社区集会（baraza），通过酋长召集人群。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合情合理，对吧？直到酋长是男性，长辈们是男性，出现的每个人都是男性。” 她说，等到研究人员接触到女性时，许多关键决策已经做出了。 Khaemba举了一个她自己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研究淋巴丝虫病的例子。由于这种寄生虫在夜间可被检测到，血液样本需要在午夜采集，这常常要求研究人员去女性家中拜访。 她的团队在招募开始前花了大量时间与社区沟通。她相信，如果没有那些对话，这项研究根本不会成功。 “也许丈夫没有和妻子待在一起，而在午夜去女性家中收集数据的研究人员是个男性。当你为这项研究做设计时，这些是你必须考虑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进行那次社区宣传，那么我们可能甚至无法招募到女性，也无法完成我们所做的工作。” 04 //谁有机会领导科学研究？// 讨论从参与研究转向了领导研究。非洲科学基金会项目主管Moses Alobo分享了他从医早期的一个教训：在进行数十例双侧输卵管结扎术时，女性反复告诉他，术后她们感到“冷”。而直到10年甚至15年后，他才明白她们试图告诉他的是什么。 问题不在于温度，而是关于在性、自我感知和生活体验上的变化。而他作为一名男性临床医生，没能意识到这些。 对Alobo而言，无论男性多么训练有素，某些偏见从他们的视角来看仍然是不可见的。当女性不仅作为参与者，而且作为科学家和领导者参与时，研究才会受益。 然而，女性在科学领域的高层领导中仍然代表不足，她们的职业轨迹常常受到生育和照护责任的影响。 Alobo认为，解决方案不仅仅是意识，而是投资。 “要为产假替补做预算，要为工作场所的托儿所做预算，甚至当你邀请一位母亲去拉各斯、开普敦、美国、英国出差时，你要为她的婴儿和照护者付费。如果这是一个母系社会，那早就已经做到了。但因为这是一个父权社会，我们仍在讨论这个问题。” DNDi非洲大使Monique Wasunna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研究者要领导而不仅仅是参与研究。 “要拥有权力，你必须是一名主要研究者——站在前面主导研究发表和会议发言。通常，主要研究者都是男性。机构中已经存在高级女性研究人员。为什么她们不是主要研究者？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到。” 05 //从包容到设计// 当被问及应立即改变什么时，嘉宾们聚焦于研究过程中的不同节点。 Kithinji承诺制定指南，帮助伦理审查员评估研究方案是否真正具有性别响应性。 Khaemba呼吁在方案最终确定前进行社区参与。 Okwu强调要以参与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将研究结果反馈给他们。 Alobo主张从研究设计、资金决策和招聘过程的最早阶段就嵌入性别视角。 尽管他们的回应聚焦于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但他们指向了同一个结论： 性别响应性研究不仅仅是包容。它塑造了谁被咨询、谁参与、谁领导，以及谁的现实为生成的证据提供信息。其结果不仅是更公平的研究，还有更好的科学、更好的证据，并最终为每个人带来更好的药物。 图中嘉宾从左至右依次为：DNDi寄生虫病负责人Dearie Okwu博士、肯尼亚医学研究所（KEMRI）科学与伦理审查组的培训主管Caroline Kithinji博士、非洲科学基金会项目主管Moses Alobo医生、肯尼亚药房与毒药委员会产品安全副主任Christabel Khaemba博士和艾昆纬（IQVIA）非洲市场开发专员Fridah Mwendi博士。 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DNDi在药物研发中的性别平等方面的努力与进展。 关于DNDi 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组织（DNDi）是一个以病患需求为出发点的非营利性药物研发组织。DNDi主要为被忽视的疾病患者研发新的治疗方法，其中包括昏睡病、南美锥虫病、利什曼病、淋巴丝虫病、足菌肿、儿童艾滋病/艾滋病以及丙型肝炎的治疗方法。DNDi同时也在协调ANTICOV临床试验，为非洲的轻度至中度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寻找治疗方法。 自2003年成立以来，DNDi迄今已交付了13种全新的治疗方案，其中包括用于治疗利什曼病的新药物组合、两种固定剂量的抗疟药，首次成功研发的新化学实体药物非昔硝唑（fexinidazole）用于治疗昏睡病，以及通过南南合作研发的丙肝药物拉维达韦（ravidasvir），旨在为全球丙肝患者提供可负担的药物选择。 *点击下方图片，了解更多有关DNDi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