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探罕见病新希望
近日,在罕见病领域深耕多年的杨佩蓉博士,以其跨越学术界、产业界、非营利组织等的丰富经历,在深圳湾实验室带来了一场关于罕见病全球格局与中国优势的深度分享。本次活动由深圳医学科学院-深圳湾实验室罕见病研究中心主办、深圳湾实验室科技基金会协办。
图:杨佩蓉博士在深圳湾实验室讲座
一位罕见病“架桥人”的轨迹
杨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系,后赴美获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博士,并在新加坡完成博士后研究。她曾任职于全球CRO百时益,后在硅谷科技公司Siebel Systems和Oracle担任全球产品策略总监。这段横跨生命科学与信息技术的经历,为她理解罕见病药物研发的复杂性奠定了独特视角。
2015年,杨博士的人生轨迹因罕见病而转向。这一年,她以无偿公益形式进入罕见病领域,先后负责蔻德罕见病关爱中心和中国罕见病联盟的国际事务,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致力中国罕见病事业。从2019年至2024年,她担任国际罕见病联盟(RDI)理事、秘书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罕见病事业的重要桥梁。如今,她继续担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罕见病诊疗中心特聘顾问、亚太罕见病联盟理事、瑞士Orphan Healthcare基金会学术顾问、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链创新与转化联盟孤儿药分会副主任委员,持续推动着罕见病事业的发展。
罕见病事业的全球图景
在分享中,杨博士首先介绍了罕见病的定义。她指出,罕见病的界定标准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流行病学问题,而同时承载着经济与商业的考量——它是企业能否收回研发新药成本的替代指标,也直接关联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医疗保障能力。国际上,各国标准各不相同:1983年美国《孤儿药法案》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人数少于20万(患病率约5.8/10,000);1993年日本定为少于5万患者(患病率<4/10,000);1999年欧盟定为患病率<5/10,000。中国的定义则经历了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从1999年《药品注册管理法》首次提及罕见病,到2018年《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发布121种罕见病,2023年《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再增86种。2021年《中国罕见病定义研究报告》最终明确了中国标准:新生儿发病率<1/10,000,患病率<1/10,000,单病种总人数<14万。
透过全球视角,杨博士勾勒出一幅令人深思的现实图景:全球有超过3亿人患有罕见病,占人口3.5%-5.5%,这一数字超过所有癌症患者的总和。中国约有2000万罕见病患者,相当于上海市常住人口。目前已知的罕见病有7000-10000种,其中70%-80%是遗传病,70%在儿童期发病,其中30%的儿童在5岁前死亡。患者平均需要5-7年才能确诊,而95%的罕见病至今没有上市的治疗药物。这些冰冷数字的背后,是无数家庭在疾病阴影下的挣扎与坚持。
回顾罕见病药物开发的历史,杨博士认为,1983年美国《孤儿药法案》的颁布堪称里程碑。该法案通过市场独占期、税收减免、研发资助和快速审批通道等激励措施,成功将罕见病药物开发从一个“无利可图”的领域转变为具有商业吸引力的市场。数据见证了这场变革:1983年法案颁布前,美国仅有38种孤儿药获批;截至2025年5月,FDA已批准超过1300种孤儿药,用于治疗近400种罕见病。近年来,治疗罕见病的创新药占所有创新药的比例持续攀升——2022年为49%,2023年增至54.8%,2025年达51.7%,罕见病药物开发已成为创新药领域的主战场。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杨博士介绍罕见病进一步可细分为“超罕见病”(患病率<1/50,000-1/100,000)、“微罕见病”(<1/1,000,000)和“纳罕见病”(全球少于30例)。一组关键数据揭示了资源分配的重要逻辑:超过98%的罕见病患者罹患的是患病率>1/100,000的390种疾病,而85%的罕见病(6000余种)患病率低于1/1,000,000——这些疾病的治疗将不得不面对“针对极少数个体”的挑战。这一结论对制定政策优先级、医保覆盖和药物研发资源分配都至关重要。以遗传代谢病中的苯丙酮尿症(PKU)为例,这类疾病因特定酶缺陷导致代谢障碍,除了特医食品的干预外,传统的酶替代疗法需要终生注射,费用高昂,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湾实验室许志平研究员正在研发口服酶制剂,旨在开发覆盖全年龄段、可终生服用的本土口服疗法,有望降低成本、提升可及性。正因其明确的致病机制,PKU也成为精准医疗和基因治疗的理想靶点,基因疗法则承载着一次性治愈的希望。
面对这些挑战,杨博士认为罕见病事业正在形成政策杠杆、科学范式、商业逻辑、医学技术革命四轮驱动的格局。政策层面,美国《孤儿药法案》开创了先河,而中国已成为当前政策推动最快的国家;科学层面,基因组学让罕见病机制日益明确,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了可能;商业层面,研发周期短、从“薄利多销”转向“高价刚需”,罕见病药物开发已成为创新药领域的重要增长极;技术层面,CRISPR-Cas9、AAV、CAR-T、ASO、siRNA等前沿技术正在罕见病领域率先验证。杨博士将罕见病比作“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它是解释生理功能的“活化石”,也是验证最前沿技术的试验田。
在这一格局中,患者或其组织、监管部门扮演着独特角色——他们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者,而是药物研发的主动发起者和推动者。N-Lorem基金会通过慈善模式为纳罕见病患者提供个体化反义寡核苷酸药物;Baby KJ案例则生动呈现了一个患有代谢性罕见病的婴儿,在极短时间内获得个体化基因靶向治疗的奇迹。这些实践也推动了监管的创新——2026年2月,FDA启动了“基于可解释机理机制”的加速开发。
中国机遇:从跟跑到并跑
展望未来,杨博士强调了中国在罕见病领域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患者群体,2000万罕见病患者为临床研究和药物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病例积累。在遗传资源上,中国正在填补东亚人群遗传数据的空白。政策层面,中国已成为当前罕见病政策推动最快的国家,从罕见病目录发布到医保动态准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以大型公立医院为核心的临床网络,实现了中心化诊疗和高效随访。测序能力爆发式增长、临床试验成本优势明显,灵活的IIT模式为药物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中国展现出强大的产业链竞争力,国产化替代加速推进。
从模仿到输出,从跟跑到并跑——传统化学药领域的追赶正在生物前沿技术领域转化为并跑。杨博士认为,在中国从医药大国向医药强国迈进的过程中,罕见病领域既是试金石,也是突破口。
这场跨越国际与中国的罕见病全景分享,不仅让听众对罕见病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更传递出一个温暖而坚定的信号——在医学进步和政策关怀的双重驱动下,罕见病患者正从黑暗中走向光明,从“被遗忘的角落”走向“被看见的希望”。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罕见病领域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将持续努力,不负所托,为罕见病群体点亮更多希望。
撰稿 | SMART-SZBL罕见病研究中心
编辑 | |骑行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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