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ycyrrhetinic Acid

编者按：2025年，药明康德迎来创立2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值此契机，我们向所有与我们共同书写产业变革篇章的科学家、医药人和投资者致以衷心感谢与诚挚敬意，也特别推出“致敬时代”系列，回顾全球同仁如何借助科学与合作的力量，不断拓展治疗边界、改善患者命运。 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坚守，只为加速每一款新药的诞生。下一个25年，我们将继续心怀感恩与敬畏，依托独特的CRDMO模式，与全球伙伴携手同行，共赴健康未来。 在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上，很少有疾病能够被完全消灭，但丙肝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例外。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把“2030年消除丙肝”作为目标。 从曾经“沉默的杀手”，到如今泛基因型药物缔造99%的治愈传奇；从干扰素时代患者与不良反应的搏斗，到如今患者口服药物短短数月就能获得治愈——这场持续几十年的科学征程，不仅改写了无数患者的人生轨迹，更创造了现代医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奇迹之一。尤其过去二十多年间，科研人员和产业界人士共同努力、不懈探索，成功开发出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丙肝治愈的奇迹，也给予我们继续探索前路的勇气。 药明康德在成立至今的25年里，不仅见证了产业攻克丙肝这一辉煌篇章，更始终与全球合作伙伴并肩同行，为战胜丙肝这一顽疾贡献了力量。正是这样的历程与积淀，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念，持续赋能和支持我们的客户，携手向更多、更具挑战性的疾病发起挑战。今天这篇文章将再次回望这段科学传奇，点亮丙肝攻克历程中的那些里程碑时刻，并向为这一成就付出汗水的每一个人致敬。 图片来源：123RF 科学界接棒合力，揪出“沉默的杀手” 被现代医学确认的丙肝病毒，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流行的黄疸性肝炎。然而，人类真正认识丙肝病毒不过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1965年后，乙肝和甲肝病毒相继被发现，但当时的一位科学家哈维·阿尔特（Harvey J. Alter）教授很快发现，它们并不是肝炎病毒的全部。因为，在输血后发现的肝炎样本中，有近80%病例既不属于乙肝也不属于甲肝。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存在第三种肝炎病毒，和乙肝病毒一样，以血液等体液为传播途径，隐匿在人群中无声地传播，成为影响输血乃至人类健康的潜在风险。1975年，阿尔特教授团队将其命名为“非甲非乙型肝炎”。在之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受当时的医学研究手段所限，科学家们始终未能窥见这第三种肝炎病毒的真容。 1989年，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教授团队利用分子生物学克隆技术分离出了丙肝病毒的RNA片段（HCV-RNA），才真正揭开了丙肝病毒的神秘面纱。这一突破使得丙肝检测进入了精准诊断的新时代。随着丙肝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标准化检测方案的全球推广，到1992年，丙肝病毒几乎已从输血及血制品供应中绝迹，每年让数百万患者免受丙肝感染。 图片来源：123RF 在完成“发现丙肝病毒”这关键一步后，故事本应沿着“从确定分子，到寻找靶点，再到对症下药”的常规路线顺利走下去，但很快踌躇满志的科学家就遇到了新麻烦：丙肝病毒极难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复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得不到实验材料的科学家要如何研究丙肝的病毒构成和生命周期？又要用什么来研发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 问题又回到了丙肝病毒本身。很快，查尔斯·莱斯（Charles Rice）教授和拉尔夫·巴滕施拉格（Ralf Bartenschlager）教授在攻克“让活细胞被丙肝病毒感染”这个难题上取得了突破。莱斯教授比较了大量从患者体内分离出的丙肝病毒RNA，成功找到了它们的“共有序列”。两年后，在莱斯教授的研究基础上，巴滕施拉格教授更进一步找到了首个能让丙肝病毒进行高效复制的细胞系。这两则重磅消息意味着，科学家们至此终于有了能用来筛选丙肝药物的工具，为开发直接抗病毒药物奠定了基础。 2020年，为表彰阿尔特教授、霍顿教授、莱斯教授三位科学家在丙肝病毒发现上的重要工作，诺贝尔基金会授予了他们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2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Harvey J. Alter博士、Michael Houghton博士和Charles M. Rice博士（图片来源：参考资料[5]） 曙光到来：第一代直接抗丙肝病毒药物破冰 在这个基础奠定之前，丙肝被视为极难治疗的一种肝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案是干扰素合并利巴韦林（一种广谱抗病毒药物），但这样“一刀切”式的“标准方案”会引起极大的不良反应。科学家一直在探索丙肝治疗的针对性抗病毒药物，以避免药物对身体其他部位的伤害。 20世纪末，随着丙肝病毒体外培养的难题被攻克，这为科学家研究其成分和生命周期提供了必要条件。通过不断实验筛选，科学家发现NS3/4A蛋白酶、NS5A蛋白和NS5B聚合酶具有成为抗丙肝病毒靶点的潜力。其中NS3/4A蛋白酶催化丙肝病毒非结构蛋白水解成熟，是丙肝病毒生活周期所必须的；NS5A蛋白上存在干扰素敏感决定区，且NS5A对丙肝病毒的复制有调节作用；而NS5B聚合酶直接负责病毒的RNA复制。如果能开发有效针对这些靶点的药物，就可以极大地干扰丙肝病毒复制。 NS3/4A蛋白酶抑制剂是最早上市的丙肝特异性DAAs。2011年以后，boceprevir、telaprevir、simeprevir等首批直接抗丙肝病毒药物相继经美国FDA批准上市，“干扰素注射+利巴韦林+DAA”成为丙肝临床标准治疗方案，并将临床治愈率从40%提高到了80%以上。 图片来源：123RF 这批药物的获批上市，使丙肝患者首次看到了治愈的希望。不过这类药物仍需与干扰素和利巴韦林联合使用，而且它们还无法覆盖多种不同的HCV亚型，患者也会迅速产生耐药性。 重磅疗法诞生：丙肝治疗迎来根本性变革 在NS3/4A蛋白酶抑制剂疗法为丙肝患者带来希望的时候，其他对抗丙肝的新药研发策略——靶向NS5A蛋白和NS5B聚合酶也早已拉开帷幕。 2005年，迈克尔·索菲亚（Michael J. Sofia）博士从工作了20余年的大药企离开，加入了小型生物技术公司Pharmasset，开始开发靶向NS5B RNA聚合酶的直接抗病毒药物。经多年反复探索，索菲亚博士团队确定了一种疗效和代谢性俱佳的药物分子，将其命名为PSI-7977，也就是后来的明星药物索非布韦（sofosbuvir，又称索磷布韦）。 ▲Michael J. Sofia博士 2012年初，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收购了Pharmasset公司，并继续开发索非布韦。尽管此前索非布韦就在临床试验中展现了不俗的实力，但2013年1月公布的一项临床试验结果最终奠定了其在丙肝治疗中的重要地位。在这项针对丙肝2型和3型患者的临床试验中，索非布韦联用利巴韦林在没有干扰素的情况下，只需给药12周，患者的治愈率为100%！2013年年底，索非布韦获FDA批准上市，成为首款无需干扰素就能高效治愈丙肝的直接抗病毒药物。这款新药彻底变革了丙肝的治疗格局，让患者不再受干扰素不良反应的困扰。 索非布韦的诞生被认为是科学家在丙肝攻坚史上树立的一座里程碑。学界著名期刊《细胞》杂志称其为“这一代人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索菲亚博士也因其在丙肝药物开发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与前文提到的莱斯教授、巴滕施拉格教授共同获得了2016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2016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获得者（图片来源：拉斯克奖官网） 继索非布韦之后，更多DAAs药物走向上市，为全球丙肝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比如同样由吉利德科学研发的Harvoni（ledipasvir/sofosbuvir），再如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 Myers Squibb）的Daklinza（daclatasvir），以及艾伯维公司（AbbVie）的Viekira Pak（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dasabuvir）和Technivie（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等，这些新治疗方案不断满足着特定类型丙肝患者的治疗需求。 其中，默沙东（MSD）的固定剂量组合疗法Zepatier（elbasvir/grazoprevir，Elb/Gra）在2016年获FDA批准上市。它由两种新化学实体（NCEs）组成，分别为NS5A抑制剂和NS3/4A蛋白酶抑制剂。这是丙肝新药发现和开发的又一重大成就，它进一步拓展了治疗范围——能同时治疗HCV 1型和4型成人患者，也能联合利巴韦林治疗特定的丙肝患者群体。美国化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于2017年授予了Elb/Gra研发团队年度“化学英雄”奖，三名药明康德员工也位列其中。 与此同时，泛基因型丙肝药物也逐步走进历史舞台，比如吉利德科学的Epclusa（sofosbuvir/velpatasvir）和Vosevi（sofosbuvir/velpatasvir/voxilaprevir），艾伯维公司的Mavyret（glecaprevir/pibrentasvir）等等。这些泛基因型方案可对多个甚至所有主要的基因型和基因亚型丙肝患者有效，也使患者的治疗更加便利。 在中国，歌礼的戈诺卫（达诺瑞韦）和新力莱（拉维达韦）、银杏树药业的凯力唯（可洛派韦）、圣和药业的圣诺迪（奥磷布韦），以及东阳光药业的卫恩（依米他韦）、东英贺（艾考磷布韦）、东卫卓（萘坦司韦）等也陆续获NMPA批准上市，这些新药的问世造福了更多丙肝患者，为全球攻克丙肝顽疾贡献了重要力量。 今年5月，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研究论文指出，在泛基因型一线用药方案下，患者已经实现“每日一次、连续12周的标准治疗策略可获得99%的高治愈率”。  治愈时代：合力推进“消除丙肝”目标 从2000年前后的世纪之交，科学界拉开了DAAs新药研发的序幕，到如今丙肝患者仅需每日口服药片数月就能实现99%的治愈率。这20余年的丙肝新药开发历程，无疑将在人类疾病攻克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过去十几年间，药明康德也积极助力全球合作伙伴将多款丙肝新药带到了病患身边。 尽管与丙肝的斗争似乎已进入尾声，但科学家的探索脚步并未停歇。目前，甲肝和乙肝都已经有了预防疫苗，但丙肝还没有疫苗。而且丙肝病毒更容易变异，这给丙肝疫苗开发工作带来了复杂的挑战。此外，在全球实现丙肝的直接抗病毒治疗可及性依然任重道远。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提出了“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的全球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药明康德也将持续发挥一体化、端到端的CRDMO平台优势，助力支持全球合作伙伴加速新药研发，共同攻克肝炎防治难题，为早日实现肝炎的预防、治愈与消除贡献力量。我们也期待，在下一个25年，继续与业界紧密携手，砥砺前行，攻克更多疾病，将突破性疗法带给更多患者，早日实现“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难治的病”的愿景。 参考资料： [1] 丙型肝炎. Retrieved August 7, 2025, from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hepatitis-c [2] Offersgaard et al, (2023).Toward a vaccine against hepatitis C virus.Science,DOI:10.1126/science.adf2226 [3] Olafsson, et al., (2021). Cascade of care during the first 36 months of the treatment as prevention for hepatitis C (TraP HepC) programme in Iceland: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The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https://doi.org/10.1016/S2468-1253(21)00137-0 [4] Dalgard, et al., (2021). Hepatitis C in Iceland: a milestone for global elimination. The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https://doi.org/10.1016/S2468-1253(21)00182-5 [5]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20 Retrieved October 5, 2020, from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2020/press-release/ 免责声明：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文中观点不代表药明康德立场，亦不代表药明康德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本文也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版权说明：欢迎个人转发至朋友圈，谢绝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以任何形式转载至其他平台。转载授权请在「药明康德」微信公众号回复“转载”，获取转载须知。 分享，点赞，在看，聚焦全球生物医药健康创新

OTC2025论坛深度聚焦类器官与疾病建模、新药发现/研发、3D细胞培养、类器官培养及质控。展位咨询请联系：王晨 180 1628 8769。当我们提到中药时，脑海中往往会想到那些古老的药方、神秘的草药，以及它们在千百年间为人类健康所做出的贡献。然而，在现代医学的语境下，中药的研究却面临着诸多挑战。中药成分复杂，作用机制多样，传统研究方法难以精准地揭示其奥秘。幸运的是，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类器官和器官芯片技术逐渐走进了中药研究的视野。这些前沿技术能够模拟人体器官的微观环境，为中药的药效评估、毒性测试以及个性化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手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类器官和器官芯片的世界，探索它们如何为中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让传统智慧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焕发出新的光彩。文章介绍题目：类器官、器官芯片与中药杂志：Chinese Medicine影响因子：IF=5.3发表时间：2025年2月#1研究背景Background中药研究因复杂的化学成分和多靶点机制面临挑战，传统二维细胞模型和动物实验存在局限性，难以精准模拟人体反应。近年来，类器官和器官芯片（OOAC）技术的出现为中药研究提供了新机遇。类器官可模拟人体器官的三维结构和功能，器官芯片则通过微流控技术模拟细胞间相互作用和流体流动。这些技术不仅克服了传统方法的不足，还为中药活性成分筛选、毒性评估和疾病建模提供了更精准的平台。本综述总结了这些技术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并探讨其未来发展方向，以推动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2研究结果Results1. 类器官与OOAC的应用综述近年来，类器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开发出多种组织来源的类器官模型，如大脑、肺、肝、肾等。这些模型可由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C）、胚胎干细胞（ESC）或成体干细胞（AdSC）衍生而来，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对维持组织稳态和修复至关重要。AdSC衍生类器官可用于疾病建模和精准医学，而ESC/iPSC衍生类器官适合模拟难以获取的内脏组织。类器官还可用于再生医学，如从骨类器官中获取的骨髓源性间充质干细胞（BM-MSC），解决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与传统2D培养相比，类器官具有更高的细胞多样性和基因组稳定性，能更准确地模拟细胞间相互作用，广泛应用于传染病、遗传病、新药发现、毒理学评价等领域。OOAC技术则通过微流体芯片模拟人体器官的力学性能和生理环境，为药物筛选和毒性评估提供了更高效、准确的平台，能够实时分析活细胞在功能组织和器官环境中的活动。类器官和OOAC在结构、复杂性和可操作性方面存在差异。类器官通过干细胞自组装形成三维结构，相对简单，但功能完整性仍逊于真实器官；OOAC则通过微流体技术整合多种细胞类型和生物材料，实现复杂器官功能的模拟，操作难度大，但能更精确地模拟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在应用场景上，类器官主要用于基础医学研究和个性化医疗，而OOAC在药物筛选、毒理学检测和多器官疾病研究中具有更大优势。总体而言，类器官和OOAC作为动物模型和二维细胞培养的补充，能够更好地模拟人体内部环境，在多个研究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图1-2）。图1图22. 类器官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类器官具有丰富的细胞类型和组织结构，可通过培养条件、基因编辑和患者细胞开发疾病模型。这些模型可用于评估中医药的有效性和机制，主要应用于疗效与安全性评价、药物筛选、机制研究和药物相互作用等领域。尽管类器官在中医药研究中潜力巨大，但相关研究仍有限。目前，已开发出内耳、皮肤、脑、肝脏、肠道、肾脏等来源的类器官用于中医药研究。2.1 肠道类器官肠道类器官（IO）由Hans Clevers于2009年开发，具有复杂的三维结构，可以相对准确地模拟组成肠道的细胞类型和组织结构。IO可通过分离肠隐窝或分化ESC/iPSC获得，可产生多种上皮细胞。它们可用于研究中药治疗肠道疾病的机制，如甘草次酸促进IO生长，葛根芩连汤抑制铁死亡，五味子素C改善肠通透性，红景天素可减轻TNFα介导的损伤，原花青素B2可减少ROS积累，保护肠道免受辐射。此外，通过添加促炎因子或从患病动物中开发IO可构建疾病模型，用于中药药效和机制研究。2.2 肝脏类器官肝类器官由ASC或iPSC生成，可用于筛选治疗肝脏疾病的药物及毒理学试验。其肝细胞在结构和功能上高度模拟人体肝脏，可高通量评估药物功效和毒性，并实现个体化治疗。体外肝脏三维培养系统支持原代肝细胞长期扩增，为肝脏疾病研究和中药活性成分筛选提供新思路。例如，Liu等人发现顺式-SG在三维肝类器官中比反式-SG更具肝毒性，主要由于其对线粒体的损伤。Qian等人则通过三维肝脏模型和荧光传感器，准确评估了大黄素和雷公藤甲素的肝毒性，为中药毒性评价提供了新方法（图3）。图32.3 肾脏类器官肾脏由多种细胞和组织构成，功能复杂，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肾脏还负责排泄药物，但某些药物具有肾毒性。肾类器官可在体外模拟药物的肾毒性，相比二维细胞培养，其优势在于含有多种细胞类型，能更长时间保留特定表型，更好地匹配药物作用。类器官可以培养更长的时间，并且可以保留某些细胞类型的特定表型。肾类器官的这些特性使其成为开发和筛选中药有效成分的有力工具。2.4 肺类器官肺具有复杂结构和功能，肺源性类器官按来源可分为多种类型，包括气道基底细胞样、分泌细胞样、肺泡II型上皮细胞样等类器官。这些类器官可用于模拟干细胞与微环境的相互作用，是研究肺生理病理的有效工具。研究人员从小鼠肺中分离AT2细胞培养肺泡上皮类器官，发现天然黄酮类化合物木犀草素可逆转LPS降低的上皮钠通道表达，增强钠的跨上皮转运。2.5 脑类器官脑类器官包含多种神经元特征细胞，功能与活体脑组织相似，比二维培养更能代表活体生理。脑类器官可从iPSC或ESC生成，能够模仿胚胎皮层发育的各个方面，用于研究神经系统疾病。例如，4.7 kDa人参多糖可降低脑类器官中Aβ聚集和神经炎症；党参多糖和人参多糖可改善鱼藤酮诱导的神经毒性，提高细胞内谷胱甘肽活性，减少DNA甲基化，显示出对神经保护的潜力。2.6 肿瘤类器官中医药在癌症治疗中具有缓解症状、控制肿瘤大小和延长生存时间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利用中药来源的天然产品进行个性化治疗。肿瘤类器官能模拟原发肿瘤的结构、功能和治疗反应，保留肿瘤异质性，是药物筛选的有效模型。例如，臭椿酮可抑制胃癌类器官生长；片仔癀中的人参皂苷对结直肠癌有抑制作用；德柏素通过抑制自噬障碍抑制胃癌类器官生长；氟化金酮与顺铂联合治疗肺癌表现出协同作用；天然化合物oroxylin a和ainsliadimer分别对肝癌和结直肠癌有抑制效果；双氢青蒿素联合5-ALA可显著抑制脑肿瘤类器官的生长。这些研究展示了类器官模型在中药抗癌研究中的应用潜力。2.7 其他类器官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高度异质性，现有药物疗效有限。研究发现，芝麻酚可延缓其进展并抑制滑膜类器官生长。胰腺癌是致命的恶性肿瘤，类器官模型可用于探索其发病机制和耐药问题。研究显示，穿心莲与吉西他滨联用可增强治疗效果并逆转耐药。心脏类器官可用于研究心力衰竭，冠心宁注射液在体外模型中显示出对心肌肥大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的改善作用，提示其对心力衰竭的潜在疗效。3. 类器官与其他类型细胞共培养类器官是体外模拟人体器官功能的高质量平台，但缺乏与微环境中其他细胞和微生物的相互作用。通过与其他细胞或微生物共培养，类器官可更接近体内微环境，提高药物筛选精度。例如，缬草酸盐通过共培养体系显示出抗肿瘤效果；肠炎宁方通过调节免疫微环境治疗肠炎；麻黄抑制病毒感染；膜石斛多糖通过共培养体系修复肠上皮。然而，共培养技术仍无法完全模拟体内的分泌和代谢，限制了其在药物筛选中的应用（图4）。图44. OOAC在医学和中医研究中的应用在药物研发中，OOAC技术结合微流体和细胞培养，模拟体内组织和器官的病理生理过程，相比传统静态培养模型，具有更好的营养交换、氧灌注和生理剪切应力，能更精准地模拟体内环境。此外，OOAC可用于构建多器官系统，研究多系统相互作用，通过控制局部细胞、分子和化学参数，分析疾病进程和药物疗效。OOAC在中药研究中可用于筛选有效成分、评估毒理学和药理机制。例如，利用肺芯片模拟肺部疾病和哮喘，观察细胞变化和气体交换功能异常；利用肾脏芯片研究药物的肾毒性。此外，多器官芯片（MOC）模型通过微流体通道连接离体器官，可模拟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为监测药物动态反应提供方法。在个性化治疗领域，OOAC可基于患者细胞构建模型，评估个体对药物的反应，优化治疗方案。结合基因编辑技术，OOAC还可开发新治疗方法，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然而，目前OOAC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较少，技术发展和应用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图5）。图55. 当前的挑战和未来的前景与二维和三维细胞培养相比，类器官能提供更丰富的细胞间相互作用和代谢模拟，防止代谢物积累，并可与其他细胞共培养以研究多系统相互作用。类器官还具有细胞异质性，更接近人体组织，尤其在模拟器官发育和研究药物对特殊人群的影响方面优于动物模型。此外，类器官细胞外囊泡（OEV）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OOAC和MOC进一步模拟体内生理环境，具有更强的临床预测能力。然而，类器官和OOAC仍处于发展阶段，其应用仍存在一些障碍（图6）。图65.1 类器官和OOAC技术的改进类器官和OOAC技术在模拟人体器官功能方面具有显著潜力，但也存在局限性。类器官中细胞寿命有限，药物转运体和代谢酶功能不足，缺乏完整的血管系统，导致营养供应和氧气输送受限，影响长期生存和功能。此外，类器官的细胞组成和结构相对简单，难以完全复制真实器官的复杂性，且长期培养中可能出现细胞老化和功能退化问题。同一批类器官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但不同培养方案产生的类器官仍存在差异，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评价。此外，实时监测工具的缺乏限制了对疾病进展和药物疗效的评估，而一些新型传感器技术正在解决这一问题。在器官芯片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提高其精度和稳定性，加强类器官与多芯片技术的融合，以更准确地模拟真实器官功能。同时，拓展器官芯片的应用领域。此外，建议企业加大对器官芯片技术研发的投入，推动产业化发展，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规范，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总体而言，器官芯片技术作为医疗领域的创新技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拓展，有望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5.2 类器官和OOAC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中药化学成分复杂，靶点多，且存在不溶性成分和药理活性代谢物，这给研发和有效成分鉴定带来困难。中药的药代动力学和代谢对其疗效和毒性影响显著，而体外单一器官模型难以模拟其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类器官和OOAC具有多细胞和多器官特点，适合用于中医药研究。它们可用于中药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学（PK-PD）分析，帮助研究中药成分的复杂代谢过程，评估动态药理作用，鉴定有效成分，并促进中药疗效和安全性评估。此外，类器官和OOAC结合组学技术，可更全面地探索中药作用机制和发现分子靶点。未来中医药研究应更多关注多细胞、多器官共培养和多器官芯片整合，以提高药物代谢系统的模拟准确性。类器官和OOAC的应用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支撑，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3研究结论Results中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数千年的智慧与经验。然而，在现代医学的浪潮中，中药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成分复杂、作用机制多样，传统研究方法难以精准评估其疗效与安全性。幸运的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类器官和器官芯片技术应运而生，为中药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类器官技术通过模拟人体器官的三维结构，让细胞在更接近真实环境的条件下生长，从而更准确地反映药物的作用机制和疗效。而器官芯片则进一步升级，利用微流控技术模拟人体内的血液流动和器官间相互作用，为药物的全面评估提供了更强大的工具。这些新技术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药的奥秘，还能为个性化治疗提供可能，让中药在现代医学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尽管目前类器官和器官芯片技术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们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潜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更多研究的开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前沿科技将为中药的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参考文献Yang J, Jiang Y, Li M, Wu K, Wei S, Zhao Y, Shen J, Du F, Chen Y, Deng S, Xiao Z, Yuan W, Wu X. Organoid, organ-on-a-chip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 Med. 2025 Feb 12;20(1):22. doi: 10.1186/s13020-025-01071-8. PMID: 39940016; PMCID: PMC11823035.END免责声明：本文仅作知识交流与分享及科普目的，不涉及商业宣传，不作为相关医疗指导或用药建议。文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上下滑动查看OTC2025论坛嘉宾阵容）OTC2025论坛深度聚焦类器官与疾病建模、新药发现/研发、3D细胞培养、类器官培养及质控。展位咨询请联系：王晨 180 1628 8769。戳“阅读原文”立即领取OTC2025免费参会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