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agliptin

人体能够通过感知营养物质来分泌激素，从而调控整体生理功能。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作为一种关键的肠促胰素，主要由肠道L细胞在感知餐后的葡萄糖等营养物质后分泌。作为一种肠促胰岛素，GLP-1能够与其受体（GLP-1R）结合，调控多个器官和靶点，进而在维持血糖稳态和调节代谢平衡中发挥核心作用。除此之外，GLP-1还具有抑制食欲、保护神经和心肌细胞、调节免疫细胞，以及促进排钠和利尿等多重生物学功能【1,2】。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生理效应，GLP-1已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和肥胖的重要靶标——其长效受体激动剂（GLP-1RA，如司美格鲁肽）和其降解酶DPP-4的抑制剂（如西格列汀）已被推荐为一线治疗方案【3,4】。这些里程碑式的发现也使得研究GLP1的科学先驱（美国麻省总医院的Joel Habener、跨国药企诺和诺德的Lotte Bjerre Knudsen和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Svetlana Mojsov）荣膺了2024年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然而，肠道L细胞是如何感知餐后高葡萄糖进而释放GLP-1的分泌机制的呢？传统理论认为葡萄糖通过其转运体进入细胞，经葡萄糖激酶（glucokinase，GK）磷酸化后进入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产生ATP；升高的ATP结合质膜上的钾离子通道KATP使之关闭，抑制钾离子外流，引发质膜部分去极化；这一去极化进一步激活附近的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VDCC），使胞外钙离子内流；内流的钙离子与装载有GLP-1的囊泡膜上的钙传感器蛋白（如synaptotagmin）结合，触发囊泡膜与质膜融合，释放其中的GLP-1【5-7】。这套逻辑自洽而优美的“代谢耦合促进激素分泌”模式，适用于包括胰岛素、胰高血糖素和生长抑素在内的多种营养响应型激素的分泌，也能解释GLP-1分泌中的许多现象（如GK的激动剂和KATP的抑制剂都能够促进GLP-1的释放）。然而，这套机制中一个最根本的环节——葡萄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触发GLP-1的分泌——却从未被直接证实过。 2026年8月25日，厦门大学林圣彩课题组在 Vita期刊发表了题为 “Glucose acts as a ligand for glucokinase to trigger postprandial secretion of GLP-1” 的研究论文，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林圣彩团队发现，餐后高葡萄糖的作用与其是否能被代谢成ATP无关——葡萄糖是直接作为配体结合GK，所形成的葡萄糖-GK复合体进一步结合并抑制KATP通道的活性，引发质膜部分去极化，从而促使肠道L细胞释放GLP-1。其中，葡萄糖作为配体促进GLP-1分泌的过程，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代谢依赖”理论，更展示了葡萄糖可以直接作为配体发挥信号功能的生物学现象。 林圣彩课题组长期以来致力于葡萄糖感知与AMPK激活机制的研究。在此前的工作中，他们发现了一条称为“溶酶体葡萄糖感知-AMPK通路”的分子通路——当葡萄糖匮乏时，糖酵解中间产物果糖-1,6-二磷酸（FBP）水平下降，醛缩酶（Aldolase）感知这一变化后，通过一系列信号转导将LKB1招募至溶酶体表面，进而磷酸化并激活AMPK（详见BioArt报道：颠覆性发现：林圣彩组Nature破解葡萄糖感受的新机制）【8】。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的“低糖条件下AMPK的激活仅依赖于能量水平下降和AMP浓度升高”的认知。也正是在这项研究中，他们意识到葡萄糖的衍生物FBP是以其分子结构本身来改变醛缩酶的构象，从而调控整条溶酶体AMPK激活通路的——而在这个过程中，高或低葡萄糖并不会改变细胞内的ATP水平。这条葡萄糖感知通路的阐明经历，让作者们多年来一直痴迷于一个问题：葡萄糖是否也可以作为配体？尤其是在高糖刺激GLP-1分泌的过程？ 此猜想的重要依据是，细胞内存在四种已糖激酶（HKI-III和GK），其中HKI-III的底物Km均在1 mM以下，而GK的Km（更确切地说是S0.5）则在10 mM以上【9】——这一浓度恰好对应了餐后肠道内的高葡萄糖浓度。更重要的是，葡萄糖浓度与GLP-1分泌量之间呈现一个很宽的正相关范围：浓度越高分泌越强，主要的分泌区间集中在10 mM以上的浓度，且大于50 mM的葡萄糖仍未引发GLP-1分泌的“饱和”。正是基于这些生物化学的“童子功”，作者们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葡萄糖是信号，而GK是“受体”。 实验结果验证了上述猜测。首先，他们利用不能被代谢的葡萄糖类似物MDGP（其代谢被阻断在MDGP-6P，即己糖激酶和GK催化的步骤，无法继而产生ATP）进行研究，发现MDGP能够直接促进GLP-1的释放——这表明，葡萄糖本身很可能就是促进GLP-1释放的信号分子，而非需要靠其代谢产物ATP来驱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高葡萄糖条件下GLP-1照常分泌，但L细胞内的ATP水平却纹丝不动，这反过来证明葡萄糖不一定需要被代谢并产生ATP就能够促进L细胞分泌GLP-1。值得注意的是，当L细胞上的葡萄糖转运体SGLT1和GLUT2同时被抑制时，葡萄糖引起的GLP-1释放受到抑制——这说明葡萄糖需要进入肠道L细胞中才能发挥作用。尤其有意思的是，就像GK和HK各自对应不同浓度的葡萄糖感知一样，这两个转运体也各自负责不同浓度范围的葡萄糖转运：在相对低糖的情况下（10 mM以下），主要由SGLT1（Kd在几个mM）进行葡萄糖转运，负责本底水平的GLP-1释放——这也符合前人的发现【10】；而在高糖情况下（10 mM以上），主要由GLUT2（Kd在10 mM以上）进行葡萄糖转运，负责餐后主要的GLP-1释放。值得一提的是，SGLT1被认为是由于转运葡萄糖的同时，还耦联了Na+的转运体，导致质膜去极化，进而引起GLP-1的释放的，该机制也是除了本文的GK之外，另一个已知的不依赖于ATP生成的、葡萄糖促进GLP-1分泌的机理【10-12】。 作者们进一步验证了GK作为葡萄糖“受体”、以不依赖其酶活性的方式促进肠道L细胞释放GLP-1的机制。他们发现，与MDGP不同，另一种虽能被GK磷酸化但无法稳定维持与GK结合的葡萄糖类似物2-DG，就不能促进GLP-1的释放。这一机制在一种特殊类型的单基因遗传性糖尿病——青少年起病的成人型糖尿病II型（MODY2）中天然存在的GK突变体的研究中得到了关键的证实。作者们通过对MODY2中存在的GK突变体逐一筛选，找到了L309P这个突变体——它拥有和野生型GK类似的葡萄糖亲和能力，但不能催化葡萄糖，故而能够持续地结合葡萄糖。作者们发现，持续结合葡萄糖的L309P在低葡萄糖下即可诱导GLP-1分泌，而另一不结合葡萄糖的G80A突变体即便在高葡萄糖下也无法触发GLP-1的分泌。这进一步验证了GK是通过结合葡萄糖而非催化葡萄糖来参与肠道L细胞分泌GLP-1的过程。至此，作者们用一系列证据，将葡萄糖从“燃料”重新定义为“信使”，将GK从“代谢酶”重新定义为“葡萄糖受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们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李小英、赵琳教授团队的支持和帮助下，幸运地发现该医院接诊过两例携带了新GK突变体的MODY2病人：他们分别携带了R397L突变的GK，以及存在一段氨基酸缺失即Δ92-CT的GK，前者持续性结合葡萄糖，后者则失去了结合葡萄糖的能力。在病人的积极配合下，作者们测定了他们对糖引起的GLP-1分泌的情况，发现尽管他们在摄入葡萄糖后血糖水平相似，但与GK-R397L突变病人相比，携带GKΔ92-CT截短的患者GLP-1分泌量要低得多，从而在病人身上得到了相关机制的直接验证。 那么，GK结合葡萄糖后，又是如何影响GLP-1分泌的呢？作者们发现，作为传统机制中的GK的下游，KATP通道仍然参与了GLP-1的分泌过程。但问题在于，GK是如何在不改变ATP水平的条件下影响KATP通道的？在浙江大学徐浩新、胡美钦教授团队的指导和帮助下，作者们进一步发现了GK通过结合葡萄糖，可以独立于ATP，直接调节KATP的活力。在此基础上，作者们进一步探究了GK抑制KATP通道的机制，发现GK可以通过直接结合KATP的Kir6.2亚基来抑制其通道活力。在此过程中，他们还鉴定出了GK与KATP通道相互作用的关键区域（aa 205–228），并在生理水平上进行了验证，由此证实了在葡萄糖作用下，GK可以通过直接结合KATP的Kir6.2亚基抑制KATP通道的活力，从而调节GLP-1分泌。   至此，团队完成了从葡萄糖感知到GLP-1分泌的完整通路解析：葡萄糖以配体身份直接结合GK，葡萄糖结合态的GK转而与KATP通道的Kir6.2亚基直接相互作用，从而不依赖ATP水平变化即可抑制KATP通道活性，引发膜去极化，最终触发GLP-1的释放（图1）。 图1 模式图：L细胞中存在不依赖GK酶活性的新型葡萄糖感知机制：餐后的高浓度的葡萄糖通过GLUT2运进L细胞，结合GK并进一步结合、抑制KATP，引起质膜去极化促进大量的GLP-1的分泌（上）；低浓度的葡萄糖则通过SGLT1，协同Na⁺被运进L细胞，后者引起质膜的去极化，介导本底的GLP-1分泌（下） L细胞这种不依赖ATP升高的糖感知特性可能具有重要的生理和临床意义。生理方面，高葡萄糖使GLP-1的释放严格依赖于葡萄糖本身的专一性感知，这很可能是为了防止低葡萄糖条件下，其他能提高ATP的方式对GLP-1释放的“误触发”。更重要的是，GLP-1对β细胞分泌胰岛素的促进作用只能在高葡萄糖条件下才能发生（低葡萄糖时即便有GLP-1，胰岛素也不分泌）。这一严谨的“双重锁”机制确保了机体在非碳水化合物刺激下不会发生低血糖——即使其他营养物质意外触发了GLP-1分泌，由于血糖水平不高，胰岛素也不会被“错误地”大量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机制也让团队回想起此前对二甲双胍促进GLP-1分泌作用的一个观察。林圣彩团队先前的研究已从机制角度发现，单次灌胃二甲双胍，就能通过作用于溶酶体途径上游的受体PEN2，激活L细胞中的AMPK，进而促进GLP-1的释放。二甲双胍对GLP-1分泌的促进作用在高糖和低糖条件下都存在，但其生理意义不同：高糖时，二甲双胍促进本已大量分泌的GLP-1“更大量”地释放，从而进一步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而在低糖条件下，尽管二甲双胍也能促进GLP-1分泌，但由于胰岛素分泌严格依赖高血糖，“双重锁”机制便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便GLP-1被意外上调，也不会引发胰岛素的过度分泌和低血糖风险。其他一些溶酶体途径的激动剂，如石胆酸，也表现出类似的促进GLP-1释放并降低血糖的效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逻辑（详见BioArt报道：2篇Nature 丨历尽千帆，林圣彩团队发现模拟卡路里限制延缓衰老的新效应分子和机制）【13,14】。 临床方面，这项研究可能为新一代糖尿病药物开发提供全新的思路。传统GK激活剂（GKAs）在临床试验中曾面临挑战，GK催化活性的过度激活所导致的糖酵解增强。而林圣彩团队的发现揭示了一个关键区别：GK的“葡萄糖感知”功能与其“催化活性”是可以分离的，因此，未来的治疗策略如果设计为稳定GK的葡萄糖结合构象——而非简单地增强其催化活性——可能提供一种更有效且副作用更少的选择。其次，半衰期比天然GLP-1更长的GLP-1RA和DPP-4抑制剂虽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被推荐作为2型糖尿病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之一，但是，很可能正是由于GLP-1RA的长效性，有可能引发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特别地，对于部分患者——尤其是轻症或不需要强效、持续GLP-1作用的病人——这类药物可能并不一定适用。模拟内源性GLP-1的生理性分泌模式，实现“外源替代”结合“内源重塑”的多模式用药，是体现未来精准治疗的重要方向。目前，模拟内源性GLP-1的分泌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其分泌机制尚有许多不明之处，而这项研究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最后，SGLT1对于高葡萄糖浓度的转运能力有限，再次验证了单SGLT1抑制剂作为降糖药物的局限性，为未来开发葡萄糖转运体的组合抑制剂提出了新方向。 从发现FBP通过醛缩酶感知葡萄糖匮乏、进而激活溶酶体AMPK通路，到如今揭示葡萄糖本身作为配体直接结合GK触发GLP-1分泌——林圣彩团队在糖感知领域完成了一次新的突破。先前的工作回答了葡萄糖高与低均为信号——以FBP水平的高低进行传导——在高葡萄糖时保持mTORC1的活力，而在低葡萄糖时激活了AMPK的问题，那么这项工作则涉足于“葡萄糖充裕时细胞如何感知”的回答，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描绘出细胞感知葡萄糖的拓展型图景。正如林圣彩本人所说：“这篇文章是我多年追寻葡萄糖作为代谢信使之梦的又一次证明和升华——2017年关于低糖感知的工作珠玉在前，让我们对‘代谢物本身即可作为信号’有了切身的体会；而这次，当我们回到生化教科书上那些关于GK的Km值、关于糖酵解的基本知识时，一切都自然而然地串联了起来。从低糖感知到高糖感知，从FBP到葡萄糖本身，从醛缩酶到GK——这并非凭空而来的灵感，而是梦想与积累的交汇，是生化基本原理在我们眼前慢慢展开时的恍然大悟。” 葡萄糖作为代谢燃料早已是常识，但葡萄糖作为信号分子直接调控蛋白质乃至整个生理功能的理念，却正在从一个个“大胆的猜想”变成坚实的科学事实。在生命的分子剧场里，一个代谢物、一个蛋白质的角色从来不是固定的剧本，而是由魔幻般的代谢过程共同编导的。那些写在教科书里的“理所当然”，往往正是科学最值得追问的地方——而每一次追问，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 该研究得到了诸多团队的支持和帮助，除上文提到的浙江大学徐浩新、胡美钦教授团队以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李小英、赵琳教授团队之外，北京大学姜长涛教授团队帮助指导了GLP-1的测定和L细胞的分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马腾教授、朱庆超医生和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洪雪辉教授指导了小肠造瘘、肠腔葡萄糖输注及浓度测量等重要实验，北京大学陈雷教授指导了基于结构的KATP活性位点分析。 原文链接：https://www.vita-journal.com/vita/EN/10.15302/vita.2026.07.0059 参考文献： 1Muller, T. D. et al. Glucagon-like peptide 1 (GLP-1). Mol Metab 30, 72-130 (2019). https://doi.org/10.1016/j.molmet.2019.09.010 2Drucker, D. J. Mechanisms of Action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 of Glucagon-like Peptide-1. Cell Metab 27, 740-756 (2018). https://doi.org/10.1016/j.cmet.2018.03.001 3Andersen, A., Lund, A., Knop, F. K. & Vilsbøll, T. Glucagon-like peptide 1 in health and disease. Nat Rev Endocrinol 14, 390-403 (2018). https://doi.org/10.1038/s41574-018-0016-2 4Deacon, C. F., Hughes, T. E. & Holst, J. J. Dipeptidyl peptidase IV inhibition potentiates the insulinotropic effect of glucagon-like peptide 1 in the anesthetized pig. Diabetes 47, 764-769 (1998). https://doi.org/10.2337/diabetes.47.5.764 5Cook, D. L. & Hales, C. N. Intracellular ATP directly blocks K+ channels in pancreatic B-cells. Nature 311, 271-273 (1984). https://doi.org/10.1038/311271a0 6Ashcroft, F. M., Harrison, D. E. & Ashcroft, 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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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卢格列汀片深度解析：从“氟原子引入”到多重用药安全变革，一款中国原研DPP-4抑制剂的差异化破局与临床价值 引言：当“精准抑酶”遇上“多重用药时代” 在中国，2型糖尿病已成为一场波及数亿人的代谢危机。流行病学数据显示， 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上升至11.9% ，且2型糖尿病患者常合并高血压、血脂异常、冠心病等多种疾病， 多重用药已成为T2DM管理的常态 。然而，多重用药也带来了药物相互作用（DDI）风险的显著增加，这给T2DM综合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在口服降糖药的版图中， 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剂 凭借其 低血糖风险低、对体重影响中性、胃肠道反应少 的特点，已成为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的一线/二线降糖药物。 2025年1月10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石药集团自主研发的 1类创新药普卢格列汀片 （商品名：善泽平®）上市。该药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DPP-4抑制剂，在化学结构中引入氟原子，显著提高活性与选择性。 普卢格列汀不是“又一款DPP-4抑制剂”，而是一款在“多重用药时代”背景下，通过代谢途径优化实现更低药物相互作用风险的差异化选择。 它不是进口药物的仿制版，而是一款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经Ⅲ期临床试验验证、在降糖疗效和安全性方面均达到预设终点的中国原研1类创新药 。 一、作用机制：从“高选择性抑酶”到“葡萄糖依赖性降糖” 1.1 DPP-4：肠促胰素系统的“刹车片” 要理解普卢格列汀的价值，首先需要理解DPP-4这一靶点。GLP-1和GIP是人体进食后由肠道分泌的激素，它们以 葡萄糖依赖的方式 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释放。然而，肠促胰素在体内的半衰期极短， DPP-4正是降解肠促胰素的“剪刀” 。DPP-4抑制剂的作用，就是精准地“踩住这把剪刀的刹车”——通过抑制DPP-4酶的活性，使内源性活性GLP-1水平升高，从而增强β细胞和α细胞对葡萄糖的敏感性，增加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并增强葡萄糖对胰高血糖素分泌的抑制作用，进而降低血糖水平。 1.2 氟原子引入：更高活性与选择性的“分子优化” 普卢格列汀是 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DPP-4抑制剂 ，其分子设计的关键创新在于 引入氟原子 ，显著提高了药物对DPP-4的活性和选择性。研究发现，若DPP-4抑制剂对DPP家族成员中的DPP8/9有较强的抑制能力，则可能引发潜在毒性及安全疑虑。普卢格列汀对DPP8与DPP9 没有明显的抑制效果 ，因此具有良好的选择性优势。 高选择性的临床意义 ：更少的脱靶效应，意味着 更低的潜在毒性和更好的长期安全性 。这一优势在3个月重复剂量毒性的猴子试验中得到了验证——选择性不佳的DPP-4抑制剂可能导致皮肤病变，而普卢格列汀则无此风险。 1.3 “葡萄糖依赖性”的智能降糖 普卢格列汀通过升高GLP-1水平，增强β细胞和α细胞对葡萄糖的敏感性，实现 葡萄糖依赖性的胰岛素分泌增加和胰高血糖素分泌抑制 。这一机制决定了它 不诱发低血糖和增加体重 ，使其在需兼顾安全性的老年患者及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中具有独特的临床价值。 二、循证之路：从约1000例患者到《Diabetes, Obesity and Metabolism》发表的Ⅲ期证据 普卢格列汀的获批，建立在 两项关键Ⅲ期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之上，共纳入 约1000例 2型糖尿病患者。 2.1 单药治疗：HbA1c降低0.61%，48%患者达标 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郭晓蕙教授牵头的单药Ⅲ期试验显示， 普卢格列汀100mg每日一次治疗24周后 ，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较基线显著降低， 降幅达0.61%（去除安慰剂效应，p<0.001） ，疗效非劣于阳性对照药磷酸西格列汀片。 48%的患者血糖达标（HbA1c≤7%） ，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也实现有效改善。 2.2 联合二甲双胍：HbA1c再降0.63%，50%患者达标 由北京协和医院肖新华教授牵头的联合治疗Ⅲ期试验，在中国30个中心进行。结果显示， 普卢格列汀100mg每日一次联合二甲双胍治疗24周后 ，HbA1c水平降幅达 0.63%（去除安慰剂效应，p<0.001） ， 50.0%的患者血糖达标（HbA1c≤7%） 。 2.3 安全性：与西格列汀相当，无药物性低血糖 两项Ⅲ期试验的安全性分析显示， 普卢格列汀组的安全性与西格列汀组和安慰剂组相似 。临床研究显示该产品具有持久的降糖作用且 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 无药物性低血糖发生 。此外，该药 不易诱发低血糖和增加体重 。 三、差异化价值：在多重用药时代的独特定位 普卢格列汀最突出的临床价值，在于其 代谢途径的独特设计 。 3.1 不经过CYP450酶代谢：更低的药物相互作用风险 糖尿病患者的 多重用药管理挑战升级 。CYP450酶和P-糖蛋白（P-gp）是介导代谢性药物相互作用的两大主要途径。普卢格列汀的 优势之一在于其不经过CYP450酶代谢，且非P-gp底物，因此DDI风险更小 。临床研究证实， 普卢格列汀不与格列本脲及临床常用心血管药物（包括缬沙坦、辛伐他汀、华法林、地高辛）发生相互作用 ，联用时普卢格列汀及上述药物均不需要调整剂量。 3.2 轻中度肾功能不全无需调整剂量 对于 轻中度肾功能不全患者 ，服用普卢格列汀时 无需调整剂量 。这对于合并慢性肾脏病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3.3 每日一次，不受进餐影响 普卢格列汀 100mg每日一次 的给药方案，用药便捷性高。 可与或不与食物同服 ，进一步简化了患者的服药流程。其半衰期约 8.99-9.46小时 ，100mg每日一次重复给药达到稳态时无明显蓄积。 四、指南定位：在降糖治疗体系中的“安全选项” 4.1 2024版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DPP-4抑制剂地位明确 DPP-4抑制剂已被 2024版《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 明确推荐为 单药或联合用药 的治疗选择。DPP-4抑制剂在老年糖尿病患者、合并心血管疾病或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中具有 低血糖风险低、对体重影响中性 的独特优势。 4.2 老年患者的一线用药 DPP-4抑制剂已成为 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一线用药 。普卢格列汀凭借其 不经过CYP450酶代谢、低DDI风险、轻中度肾功能不全无需调整剂量 的特点，在老年及多病共存患者中具有明确的临床定位。 4.3 在降糖治疗体系中的定位 在T2DM的阶梯式治疗中，普卢格列汀的定位可以概括为 “二甲双胍后的一线联合选择、老年及多重用药患者的优选安全选项” ： 第一层——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 。饮食控制、规律运动、体重管理是所有降糖治疗的前提。 第二层——二甲双胍是基石 。如无禁忌，二甲双胍仍是绝大多数T2DM患者的首选。 第三层——DPP-4抑制剂是二联首选之一 。当二甲双胍单药血糖控制不达标时，普卢格列汀可作为 联合治疗的有效选择 。联合治疗Ⅲ期试验证实，50%的患者在24周时血糖达标。 第四层——老年及多病共存患者的优选 。对于 合并心血管疾病、肾功能不全、多重用药的老年患者 ，普卢格列汀凭借其 低DDI风险、无需肾功能调整、低血糖风险低 的特点，具有明确的优先选择价值。 五、安全用药：从“每日一次”到“无需肾功能调整”的精细管理 5.1 用法用量 普卢格列汀片为 处方药 ， 1类创新药 。参考价格以国家医保谈判结果为准。 推荐剂量 ： 100mg，每日一次 。 可与或不与食物同服 。 单药或联合用药 ：可 单药治疗 ，也可在 单独使用二甲双胍仍不能有效控制血糖时联合治疗 。 无需根据体重、性别、年龄调整剂量 。 轻中度肾功能不全患者无需调整剂量 。 5.2 不良反应：可识别、可管理 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Ⅲ期试验中， 安全性数据与西格列汀组和安慰剂组相似 。 无药物性低血糖发生 。 常见不良反应 （发生率低）： 总体耐受性良好，具体不良反应谱与DPP-4抑制剂类药物的已知特征一致。 5.3 禁忌 对本品活性成分或本品中任何辅料过敏者禁用 。 六、理性审视：普卢格列汀的“能”与“不能” 6.1 它能做的是 通过 高选择性抑制DPP-4酶 ，升高内源性活性GLP-1水平，实现 葡萄糖依赖性降糖 ——降糖的同时 不诱发低血糖、不增加体重 。 单药治疗24周 ，HbA1c降低 0.61% ， 48% 患者血糖达标（HbA1c≤7%）。 联合二甲双胍治疗24周 ，HbA1c降低 0.63% ， 50% 患者血糖达标。 不经过CYP450酶代谢、非P-gp底物 ，DDI风险更小。 不与格列本脲、缬沙坦、辛伐他汀、华法林、地高辛发生具有临床意义的相互作用 。 轻中度肾功能不全患者无需调整剂量 。 每日一次，不受进餐影响 。 作为 中国原研1类创新药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已获批 单药及联合二甲双胍 两大适应症。 6.2 它不能做的是 不能用于1型糖尿病或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其作用依赖于残存的胰岛β细胞功能。 不能替代二甲双胍作为所有患者的首选 ——二甲双胍仍是绝大多数T2DM患者的基石。 不能与GLP-1受体激动剂联合使用 ——机制重叠，无额外获益。 不能作为“根治性”治疗 ——2型糖尿病是慢性、进行性疾病，需要长期综合管理。 不能用于对本品任何成分过敏者 。 结语：从“中国原研”到“多重用药时代的安全选择” 普卢格列汀片的获批与临床应用，是中国糖尿病药物研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它是 “第一个” ——石药集团在糖尿病领域推出的 首款1类创新药 。它的 分子设计引入氟原子 ，实现了 更高的活性和选择性 。它的 两项Ⅲ期试验纳入约1000例中国患者 ，证实了 持久的降糖作用、低血糖风险低、不增加体重 。它的 代谢途径独特 —— 不经过CYP450酶代谢、非P-gp底物 ——在 多重用药时代 提供了 更低的药物相互作用风险 。它已 被《Diabetes, Obesity and Metabolism》期刊发表 。 然而，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在于“到达”，更在于“出发”。普卢格列汀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糖尿病治疗正在从 “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创新” ，从 “单一降糖”走向“兼顾安全” ，从 “经验用药”走向“精准选择” 。 对于数亿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而言，普卢格列汀的上市意味着 一个更安全、更便捷、更可及的降糖选择已经到来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再好的药物，也只是健康拼图中的一块—— 规范的诊断、精准的用药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随访监测 ，才是糖尿病管理的完整防线。 普卢格列汀不是“神药”，但它是一款 有独特的分子设计、有扎实的Ⅲ期临床证据、有多重用药时代的差异化优势、有国家1类创新药身份 的突破性药物。而一款突破性药物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被神化，而在于 在正确的患者中、以正确的方式、在规范的诊疗框架内、被合理地使用在合适的人身上 。 本文仅供健康科普参考，不构成任何用药建议。普卢格列汀片为处方药，须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对本品任何成分过敏者禁用。具体用药方案请遵医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