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icillamine

作为生物医学领域极具挑战性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系统性硬化症（Systemic Sclerosis，SSc）——俗称“硬皮病”，以免疫失调、微血管损伤和多器官纤维化为核心特征，严重威胁患者生命质量，其复杂的发病机制长期以来是全球免疫学界和风湿病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难点。不同于普通自身免疫病的单一免疫细胞异常，SSc的免疫紊乱呈现“多细胞、多通路、多网络”的立体失衡特征，涉及先天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的协同紊乱、细胞因子网络的异常激活、免疫细胞与间质细胞/血管细胞的跨界通讯，以及表观遗传调控的多重异常。 一、引言：SSc的临床特征与免疫紊乱核心地位 系统性硬化症（Systemic Sclerosis，SSc）是一种以皮肤和内脏器官纤维化、微血管病变及自身免疫异常为主要特征的慢性、进行性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病（Autoimmune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ACTD）。其发病率约为（10-20）/100万，女性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男女比例约1:3-1:5），发病高峰集中在30-50岁，不同种族、地域的发病率存在一定差异，且临床表型具有高度异质性——部分患者仅表现为局部皮肤硬化，而部分患者则快速进展为肺、肾、心脏等多器官受累，其中肺间质纤维化（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和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y Hypertension，PAH）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SSc的发病机制极为复杂，目前公认“遗传易感性+环境触发因素+免疫紊乱”三者协同作用，其中免疫紊乱是贯穿疾病全程的核心驱动力，也是连接遗传因素与组织损伤、纤维化的关键桥梁。不同于其他自身免疫病（如类风湿关节炎以滑膜炎症为核心），SSc的免疫紊乱并非局限于单一组织或单一免疫细胞，而是呈现“全身性、多维度”的特征：从免疫细胞层面，先天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与适应性免疫细胞（T细胞、B细胞）均存在异常活化与功能失衡；从分子层面，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自身抗体等免疫分子构成异常网络，持续驱动炎症反应与纤维化进程；从细胞间通讯层面，免疫细胞、间质细胞（成纤维细胞为主）与血管内皮细胞形成“免疫-间质-血管三联网络”，通过复杂的信号传递，放大免疫损伤与组织纤维化。 近年来，随着单细胞RNA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scRNA-seq）、空间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等高通量技术的应用，SSc的免疫图景被逐步解析，许多此前未被发现的免疫细胞亚群、信号通路及分子靶点被相继识别，为疾病的精准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二、SSc的核心免疫特征：自身耐受打破与免疫网络失衡 正常情况下，人体免疫系统通过“自身耐受”机制，精准识别并清除外来病原体，同时避免对自身组织细胞的攻击。而SSc患者的核心免疫异常，正是自身耐受机制的彻底打破，导致免疫系统“误判”，将自身皮肤、血管、内脏器官的正常细胞视为“外来抗原”，启动持续性的免疫攻击，最终引发组织炎症、血管损伤与纤维化。其核心免疫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也是后续免疫机制解析的基础。 2.1 自身抗体的异常产生（体液免疫紊乱的核心标志） 体液免疫紊乱是SSc免疫异常的重要表现，其中最具特征性的是自身抗体（Autoantibody）的异常产生——SSc患者血清中可检测到多种特异性自身抗体，阳性率高达90%以上，这些自身抗体不仅是疾病诊断的重要标志物，更直接参与疾病的发病过程，是自身耐受打破的直接证据。 SSc相关自身抗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异性自身抗体，仅在SSc患者中出现或高度特异，是疾病诊断与分型的重要依据；另一类是非特异性自身抗体，可在其他自身免疫病中出现，但在SSc患者中阳性率较高，参与免疫损伤过程。 核心特异性自身抗体包括：①抗拓扑异构酶I抗体（Anti-topoisomerase I Antibody，Anti-Scl-70抗体），阳性率约20%-40%，主要与弥漫型SSc（Diffuse Cutaneous Systemic Sclerosis，dcSSc）相关，阳性患者更易出现肺间质纤维化，预后相对较差；②抗着丝粒抗体（Anti-Centromere Antibody，ACA），阳性率约15%-30%，主要与局限型SSc（Limited Cutaneous Systemic Sclerosis，lcSSc）相关，患者多表现为肢端皮肤硬化，内脏受累风险较低；③抗RNA聚合酶III抗体（Anti-RNA Polymerase III Antibody，Anti-RNAP III抗体），阳性率约10%-15%，与dcSSc相关，患者易出现硬皮病肾危象（Scleroderma Renal Crisis，SRC）和严重的胃肠道受累。 非特异性自身抗体主要包括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ANA）、抗U1核糖核蛋白抗体（Anti-U1 Ribonucleoprotein Antibody，Anti-U1 RNP抗体）等，其中ANA阳性率在SSc患者中高达95%以上，是疾病筛查的重要指标，但特异性较低。 这些自身抗体并非单纯的“疾病标志物”，而是直接参与免疫损伤：一方面，自身抗体与自身抗原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Immune Complex，IC），沉积在血管壁、皮肤及内脏组织中，激活补体系统（Complement System），释放补体片段（如C3a、C5a），招募免疫细胞浸润，引发局部炎症反应；另一方面，部分自身抗体可直接结合靶细胞（如血管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干扰细胞正常功能，促进细胞活化与损伤，加速纤维化进程——例如，Anti-Scl-70抗体可直接结合成纤维细胞表面的拓扑异构酶I，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与胶原合成，加重皮肤与肺纤维化；抗内皮细胞抗体（Anti-Endothelial Cell Antibody，AECA）可结合血管内皮细胞，增加内皮细胞黏附分子（如ICAM-1）的表达，促进免疫细胞浸润，同时诱导内皮细胞凋亡，引发血管损伤。 2.2 免疫细胞的异常活化与浸润 SSc患者的免疫紊乱不仅体现在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异常活化更是疾病进展的核心驱动力。先天免疫细胞与适应性免疫细胞均存在数量、表型与功能的异常，这些异常细胞通过浸润到病变组织（皮肤、肺、肾脏等），释放炎症因子、趋化因子，直接或间接引发组织损伤与纤维化，形成“免疫活化-炎症反应-组织损伤-纤维化”的恶性循环。 与其他自身免疫病不同，SSc的免疫细胞浸润具有“广泛性、持续性”特征：病变早期，免疫细胞主要浸润在皮肤真皮层、血管周围；随着疾病进展，免疫细胞逐渐浸润到内脏器官（如肺间质、肾脏间质），与间质细胞、血管细胞相互作用，放大损伤效应。近年来，scRNA-seq技术的应用揭示了SSc免疫细胞的高度异质性，发现了多种与疾病亚型、器官受累相关的特异性免疫细胞亚群，为精准解析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EGR1⁺CD14⁺单核细胞亚群与SRC相关，而具有II型干扰素特征的CD8⁺T细胞亚群则驱动ILD进展。 2.3 免疫分子网络的异常调控 免疫细胞的异常活化与自身抗体的产生，会引发细胞因子（Cytokine）、趋化因子（Chemokine）等免疫分子的异常分泌，形成紊乱的免疫分子网络，这些分子不仅是免疫细胞间通讯的“信号载体”，更是驱动炎症反应与纤维化进程的“核心推手”。 SSc患者体内的免疫分子网络异常主要表现为“促炎因子与促纤维化因子的协同升高”：促炎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持续激活炎症反应，招募更多免疫细胞浸润；促纤维化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则直接诱导成纤维细胞活化，促进胶原等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的过度合成与沉积，导致组织硬化与纤维化。同时，趋化因子（如CCL2、CXCL4、CXCL12）的异常分泌，可特异性招募免疫细胞（如单核细胞、T细胞）向病变组织浸润，维持局部炎症与免疫活化状态，形成“免疫细胞浸润-分子分泌-进一步浸润”的正反馈循环。 此外，补体系统的异常激活、黏附分子（如ICAM-1、VCAM-1）的异常表达，也参与了SSc免疫网络的调控，进一步放大免疫损伤效应——补体系统激活后释放的C3a、C5a，可作为趋化因子招募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浸润；黏附分子的高表达则促进免疫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靶组织细胞的结合，增强免疫细胞的浸润与损伤能力。 三、SSc的先天免疫机制：疾病启动的“第一道防线”紊乱 先天免疫（Innate Immunity）是人体抵御外来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主要由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单核细胞/巨噬细胞（Monocyte/Macrophage）、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细胞）等固有免疫细胞组成，其核心功能是快速识别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启动炎症反应，清除病原体与损伤细胞。 在SSc中，先天免疫细胞的异常活化是疾病启动的关键环节——先天免疫细胞最早识别到“异常信号”（如环境触发因素引发的细胞损伤、自身抗原暴露），启动免疫活化，释放促炎因子与趋化因子，招募适应性免疫细胞参与，同时直接参与血管损伤与纤维化的初始过程，为后续的免疫紊乱奠定基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先天免疫的异常并非“单一细胞的异常”，而是多细胞协同紊乱，且与疾病的临床表型、器官受累密切相关。 3.1 树突状细胞（DC）：免疫活化的“启动者”与“放大器”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是先天免疫与适应性免疫之间的“桥梁细胞”，其核心功能是摄取、加工和呈递抗原，激活适应性免疫细胞（T细胞、B细胞），启动特异性免疫反应。根据表型与功能的不同，DC可分为髓系树突状细胞（Myeloid Dendritic Cell，mDC）和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pDC），两者在SSc的免疫紊乱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且存在明显的功能异常。 在SSc患者中，DC细胞的异常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多、功能亢进”：患者外周血中mDC和pDC的数量显著高于健康人群，且病变皮肤、肺组织中DC细胞的浸润程度明显增加，与皮肤硬化程度、肺纤维化严重程度正相关。功能上，SSc患者的DC细胞抗原呈递能力显著增强，可过度呈递自身抗原，激活T细胞、B细胞的特异性免疫反应，同时大量分泌促炎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和I型干扰素（Interferon，IFN），放大炎症反应，促进免疫细胞浸润与组织损伤。 其中，pDC细胞的异常活化尤为关键：pDC是体内主要的I型IFN分泌细胞，SSc患者的pDC细胞存在独特的糖酵解代谢特征，其分泌的I型IFN（主要是IFN-α）水平显著升高，形成“IFN特征”，这种特征与疾病早期发病、皮肤纤维化进展密切相关——I型IFN可直接激活成纤维细胞，促进胶原合成，同时诱导血管内皮细胞表达黏附分子，招募免疫细胞浸润，加重血管损伤与炎症反应。此外，pDC细胞还可通过分泌miR-126等微小RNA，调控免疫细胞与成纤维细胞的功能，进一步驱动纤维化进程。 研究发现，SSc患者皮肤组织中还存在FCN1⁺DC细胞亚群，其数量与皮肤硬化程度正相关，可通过分泌促炎因子与趋化因子，招募单核细胞、T细胞浸润，参与局部炎症与纤维化的调控，为疾病的精准干预提供了新的靶点。 3.2 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免疫-纤维化轴的“核心枢纽” 单核细胞（Monocyte）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进入外周血后可分化为巨噬细胞（Macrophage），是先天免疫中重要的吞噬细胞与炎症细胞，其核心功能是吞噬病原体、清除损伤细胞，同时分泌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调控炎症反应与组织修复。在SSc中，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的异常活化是“免疫-纤维化轴”的核心，直接连接免疫炎症与组织纤维化，其异常表型与功能与疾病进展、器官受累密切相关。 SSc患者的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异常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数量异常：外周血中单核细胞数量显著升高，且与疾病活动度正相关；②表型极化异常：正常情况下，巨噬细胞可分为M1型（促炎型）和M2型（促纤维化型），两者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而SSc患者的巨噬细胞呈现“M2型极化优势”，同时大量单核/巨噬细胞共表达M1型标志（CD86）和M2型标志（CD206），形成“混合表型”，这种混合表型在有肺受累的SSc患者中尤为突出，可同时放大炎症反应与纤维化进程；③功能异常：异常活化的巨噬细胞可大量分泌促纤维化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白细胞介素-10），直接激活成纤维细胞，促进胶原合成与沉积；同时分泌促炎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维持局部炎症反应，招募更多免疫细胞浸润；此外，巨噬细胞还可通过吞噬自身抗原，加工呈递给T细胞，促进适应性免疫的活化，形成“先天免疫-适应性免疫”的协同紊乱。 近年来的单细胞研究发现，SSc患者中存在EGR1⁺CD14⁺单核细胞亚群，该亚群在SRC患者中显著富集，其NF-κB信号通路显著激活，可分化为THBS1⁺巨噬细胞，后者高表达促纤维化基因（LRG1、IL1B），并在肾活检组织中富集，与肾损伤密切相关——临床随访发现，单核细胞EGR1表达水平与改良Rodnan皮肤评分（mRSS）和收缩压正相关，可作为SRC进展的预警指标，为SRC的早期诊断与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此外，巨噬细胞的转录组变化与SSc的发病风险相关，GSDMA基因通过调控巨噬细胞功能，参与SSc的发病过程，进一步揭示了巨噬细胞在SSc中的核心作用。 3.3 中性粒细胞：早期血管病变的“关键介质” 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是人体数量最多的先天免疫细胞，主要功能是吞噬病原体、清除异物，同时通过释放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蛋白酶等，参与炎症反应与组织损伤。在SSc中，中性粒细胞的异常活化是早期血管病变的关键环节，其异常功能与疾病早期症状（如雷诺现象）、器官受累（如ILD）密切相关。 SSc患者的中性粒细胞异常主要表现为：① NETs释放增加：NETs是中性粒细胞活化后释放的由DNA、组蛋白及蛋白酶组成的网状结构，正常情况下可清除病原体，而SSc患者体内的NETs释放显著增多，这些异常NETs可沉积在血管壁，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引发血管痉挛与血栓形成，与雷诺现象和早期疾病阶段密切相关；②功能异常：中性粒细胞的吞噬能力、趋化能力显著增强，可大量浸润到病变皮肤、血管周围，释放蛋白酶（如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降解血管壁基质，加重血管损伤，同时释放促炎因子，放大炎症反应；③与疾病预后相关：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是一种简易的临床参数，在SSc患者中显著升高，且与ILD严重程度、疾病进展和死亡率正相关，可作为疾病预后评估的简易指标。 研究表明，NETs还可通过激活补体系统、促进自身抗体产生，进一步放大免疫紊乱——NETs中的DNA和组蛋白可作为自身抗原，诱导B细胞产生自身抗体，同时激活补体系统，释放补体片段，招募更多免疫细胞浸润，形成“中性粒细胞活化-NETs释放-免疫紊乱-血管损伤”的恶性循环，加速疾病进展。 3.4 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血管损伤的“潜在参与者” 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细胞）是先天免疫中重要的细胞毒性细胞，主要功能是识别并清除异常细胞（如肿瘤细胞、病毒感染细胞），同时调控免疫细胞的功能，维持免疫平衡。在SSc中，NK细胞的异常主要表现为“数量减少、功能异常”，且与器官受累（如PAH）密切相关，是血管损伤的潜在参与者。 SSc患者的NK细胞异常具体表现为：①数量异常：外周血中常规NK细胞数量显著减少，且减少程度与PAH的发生风险强相关，可作为PAH的潜在诊断标志物；②功能异常：剩余的NK细胞表现出异常活化表型，其细胞毒性功能增强，可直接诱导血管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EC）释放微粒，这些内皮微粒可损伤血管内皮功能，促进血管痉挛、血栓形成，加重微血管病变；同时，活化的NK细胞可分泌促炎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7、干扰素-γ），参与炎症反应与纤维化进程；③表型异常：SSc患者的NK细胞表面活化分子（如CD69、CD16）的表达显著升高，而抑制性分子（如KIR）的表达降低，导致NK细胞的活化与抑制失衡，进一步放大免疫损伤。 此外，NK细胞的细胞因子分泌能力也存在异常——研究发现，SSc患者NK细胞分泌的白细胞介素-10、转化生长因子-β等促纤维化因子水平升高，可直接促进成纤维细胞活化，参与组织纤维化；而其分泌的干扰素-γ等促炎因子水平异常，进一步扰乱免疫网络平衡，加重疾病进展。 四、SSc的适应性免疫机制：慢性免疫损伤的“核心驱动力” 适应性免疫（Adaptive Immunity）是人体针对特异性抗原产生的特异性免疫反应，主要由T淋巴细胞（T Lymphocyte，T细胞）和B淋巴细胞（B Lymphocyte，B细胞）组成，其核心功能是通过特异性识别抗原，产生记忆细胞与效应细胞，清除特异性病原体或异常细胞。在SSc中，适应性免疫的异常活化是慢性免疫损伤的核心驱动力，其异常表现为T细胞、B细胞的亚群失衡、功能异常，以及特异性免疫反应的持续激活，最终导致自身组织的持续性损伤与纤维化。 与先天免疫的“快速启动”不同，适应性免疫的活化具有“特异性、持续性”特征——一旦被先天免疫激活，T细胞、B细胞会持续增殖分化，产生效应细胞与自身抗体，维持慢性炎症反应，同时与先天免疫细胞、间质细胞相互作用，放大损伤效应，形成“慢性免疫紊乱-组织损伤-纤维化”的长期循环，这也是SSc疾病进展缓慢、难以治愈的重要原因。 4.1 T细胞亚群失衡：慢性炎症与纤维化的“核心推手” T细胞是适应性免疫的核心细胞，根据表面标志物与功能的不同，可分为辅助性T细胞（T Helper Cell，Th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Cytotoxic T Cell，Tc细胞）、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细胞）等亚群，各亚群之间的动态平衡是维持免疫稳态的关键。在SSc中，T细胞亚群存在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Th细胞亚群异常活化、Treg细胞功能缺陷、Tc细胞异常增殖，这些异常共同驱动慢性炎症与纤维化进程，且与疾病的临床表型、器官受累密切相关。 4.1.1 Th细胞亚群的异常活化 辅助性T细胞（Th细胞）可分为Th1、Th2、Th17、Th22等亚群，各亚群分泌不同的细胞因子，调控不同的免疫反应：Th1细胞分泌干扰素-γ、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促炎因子，参与细胞免疫与炎症反应；Th2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4、白细胞介素-13等细胞因子，参与体液免疫与纤维化；Th17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17等细胞因子，参与炎症反应与组织损伤；Th22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22等细胞因子，参与皮肤修复与纤维化。 在SSc患者中，Th细胞亚群的异常主要表现为“Th1、Th2、Th17、Th22亚群的共激活”，其中Th2和Th17亚群的活化尤为显著，是驱动纤维化的核心力量：① Th2细胞活化：SSc患者外周血中Th2细胞比例显著升高，其分泌的白细胞介素-4、白细胞介素-13可直接诱导成纤维细胞活化，促进胶原合成与沉积，同时促进B细胞增殖分化，产生自身抗体，放大体液免疫紊乱；② Th17细胞活化：Th17细胞及其特征性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7A在患者外周血、皮肤和肺组织中显著升高，其频率与疾病活动度、皮肤纤维化程度正相关，且与PAH等严重并发症密切相关——白细胞介素-17A可直接激活成纤维细胞，促进胶原合成，同时招募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浸润，放大炎症反应；③ Th1/Th2失衡：正常情况下Th1与Th2细胞处于平衡状态，而SSc患者呈现“Th2优势”，这种失衡导致体液免疫过度活化、细胞免疫相对抑制，进一步加重自身免疫紊乱；④ Th22细胞活化：Th22细胞分泌的白细胞介素-22可促进皮肤角质形成细胞增殖与胶原合成，参与皮肤硬化的进程，其数量与皮肤硬化程度正相关。 4.1.2 Treg细胞的功能缺陷 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细胞）是维持自身耐受的关键细胞，其核心功能是抑制效应T细胞（如Th1、Th17细胞）与B细胞的活化，防止自身免疫反应的发生。Treg细胞表面高表达CD4、CD25、Foxp3（叉头框蛋白P3），其中Foxp3是Treg细胞的特异性标志，其表达水平直接决定Treg细胞的功能。 在SSc患者中，Treg细胞的异常主要表现为“功能缺陷”，而非单纯的数量减少——部分患者外周血中Treg细胞数量甚至有所增加，但这些Treg细胞的免疫抑制功能显著下降，无法有效抑制效应T细胞与B细胞的活化，导致自身免疫反应持续存在；更重要的是，部分Treg细胞会发生“功能转换”，失去免疫抑制功能，反而分泌白细胞介素-17等促纤维化细胞因子，直接促进皮肤纤维化，形成“反向调控”，进一步加重疾病进展。 研究表明，Treg细胞的功能缺陷与Foxp3的表达异常密切相关——SSc患者的Treg细胞中Foxp3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导致其抑制功能下降；同时，Treg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异常（如DNA甲基化异常），也参与了其功能缺陷的调控，为疾病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Th17/Treg平衡的破坏是SSc的核心机制之一，Th17细胞的过度活化与Treg细胞的功能缺陷形成协同作用，共同驱动炎症与纤维化进程。 4.1.3 Tc细胞与滤泡辅助性T细胞的异常 细胞毒性T细胞（Cytotoxic T Cell，Tc细胞，CD8⁺T细胞）的核心功能是识别并清除异常细胞（如病毒感染细胞、肿瘤细胞），其异常活化可直接损伤自身组织细胞。在SSc患者中，Tc细胞呈现异常增殖与活化状态，外周血中CD8⁺T细胞数量显著升高，且病变皮肤、肺组织中CD8⁺T细胞的浸润程度明显增加——这些活化的Tc细胞可直接识别并杀伤血管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导致组织损伤与血管病变；同时，Tc细胞分泌的干扰素-γ、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促炎因子，可放大炎症反应，促进纤维化进程。 近年来的单细胞研究发现，ILD患者外周血中存在具有II型干扰素特征（ISG⁺）的CD8⁺效应记忆T细胞亚群，该亚群高表达迁移受体CXCR3/CCR5，可通过趋化因子驱动迁移至肺组织，其干扰素γ反应通路激活程度极高，直接参与肺纤维化的进展，且该亚群在Anti-Scl-70抗体或Anti-RNAP III抗体阳性患者中更常见，与ILD的不良预后相关。 滤泡辅助性T细胞（Follicular Helper T Cell，Tfh细胞）是辅助B细胞活化的关键T细胞亚群，其核心功能是通过分泌白细胞介素-21等细胞因子，促进B细胞增殖分化为浆细胞，产生自身抗体。在SSc患者中，循环Tfh细胞数量显著增加，其频率与疾病严重程度正相关——Tfh细胞通过分泌白细胞介素-21，促进浆母细胞分化，驱动自身抗体（如Anti-Scl-70抗体）的过量产生，同时参与淋巴滤泡的形成，维持慢性体液免疫紊乱；此外，Tfh细胞表面的CD40L与B细胞表面的CD40结合，可进一步触发B细胞活化，形成“Tfh细胞-B细胞”的协同活化，放大自身免疫反应。 4.2 B细胞：体液免疫紊乱的“核心执行者” B细胞是体液免疫的核心细胞，其核心功能是识别抗原、增殖分化为浆细胞，产生抗体，同时分泌细胞因子，调控免疫细胞的功能。在SSc中，B细胞的异常活化是体液免疫紊乱的核心，其异常表现为多层面的失调，不仅导致自身抗体的异常产生，还参与炎症反应与纤维化进程，是SSc免疫紊乱的重要组成部分。 SSc患者的B细胞异常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亚群分布改变：初始B细胞显著扩增，而调节性B细胞（Regulatory B Cell，Breg细胞）功能缺陷——Breg细胞是维持自身耐受的重要B细胞亚群，可分泌白细胞介素-10等抑制性细胞因子，抑制效应T细胞与B细胞的活化，而SSc患者的Breg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无法有效抑制自身免疫反应，导致自身抗体过度产生；②耐受检查点缺陷：B细胞的自身耐受检查点（如B细胞受体编辑、凋亡调控）存在异常，导致自身反应性B细胞克隆无法被有效清除，持续存活并扩增，产生大量自身抗体；③表面分子与信号通路异常：B细胞表面的FcγRIIB（抑制性受体）表达减少，而BAFF（B细胞活化因子）信号异常升高——BAFF可促进B细胞的存活与活化，其水平升高会导致B细胞过度增殖分化，放大体液免疫紊乱；④细胞因子分泌异常：活化的B细胞可分泌促炎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和促纤维化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直接参与炎症反应与纤维化进程，同时招募免疫细胞浸润，放大损伤效应。 此外，B细胞还可通过抗原呈递作用，将自身抗原呈递给T细胞，促进T细胞的活化，形成“B细胞-T细胞”的协同紊乱，进一步放大免疫损伤——例如，B细胞呈递的自身抗原可激活Th17细胞，促进其分泌白细胞介素-17，同时激活Tfh细胞，促进自身抗体产生，形成“免疫细胞协同活化-免疫分子分泌-组织损伤”的恶性循环，加速疾病进展。 五、SSc免疫机制的核心网络：免疫-间质-血管三联网络的协同作用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SSc的发病并非由孤立的细胞类型或信号通路驱动，而是由免疫细胞、间质细胞（主要是成纤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组成的“免疫-间质-血管三联网络”共同维持炎症、血管损伤和纤维化进程——这三大细胞群体之间通过复杂的细胞间通讯，形成相互作用、相互放大的网络，是SSc免疫紊乱与疾病进展的核心机制，也是区别于其他自身免疫病的重要特征。 该三联网络的核心逻辑是：免疫细胞的异常活化引发炎症反应，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激活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后，进一步招募免疫细胞浸润，促进成纤维细胞活化；成纤维细胞活化后，分泌大量细胞外基质与趋化因子，加重组织纤维化，同时招募免疫细胞，维持免疫活化，形成“免疫活化-血管损伤-纤维化”的闭环，持续驱动疾病进展。其具体的细胞间通讯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5.1 细胞因子信号介导的跨界调控 细胞因子是三联网络中最主要的“信号载体”，免疫细胞、间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均可分泌细胞因子，通过自分泌、旁分泌方式，调控其他细胞的功能，形成协同调控网络。其中，三类细胞因子在网络调控中发挥核心作用：①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是促纤维化的核心细胞因子，主要由巨噬细胞、T细胞、成纤维细胞分泌，可直接诱导成纤维细胞活化，促进胶原合成与沉积，同时诱导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内皮-间质转化（Endo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EndoMT），使内皮细胞转化为成纤维细胞样细胞，进一步加重纤维化；②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是连接炎症与纤维化的桥梁，主要由巨噬细胞、DC细胞、成纤维细胞分泌，可激活JAK/STAT信号通路，促进免疫细胞活化、成纤维细胞增殖，同时加重血管内皮细胞损伤；③ I型干扰素（主要由pDC细胞分泌）：驱动疾病早期的“IFN特征”，可激活免疫细胞与成纤维细胞，促进炎症反应与纤维化，同时诱导血管内皮细胞表达黏附分子，招募免疫细胞浸润。 此外，其他细胞因子也参与网络调控：如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可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与血管新生；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可放大炎症反应，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白细胞介素-17可促进成纤维细胞活化与免疫细胞浸润，进一步放大网络效应。 5.2 趋化因子介导的细胞招募 趋化因子（Chemokine）是一类具有趋化作用的小分子蛋白，可特异性招募免疫细胞向病变组织浸润，是三联网络中“细胞聚集”的核心调控分子。在SSc中，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均可分泌趋化因子，形成特异性的趋化梯度，招募相关细胞浸润，维持局部炎症与纤维化。 核心趋化因子及其作用包括：① CCL2（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主要由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分泌，可特异性招募CCR2⁺单核细胞至病变部位，分化为M2型巨噬细胞，形成“成纤维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的正反馈循环，放大促纤维化效应；② CXCL4（血小板因子4，Platelet Factor 4，PF4）：主要由血小板与免疫细胞分泌，其水平可预测疾病进展，可招募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浸润，同时直接激活成纤维细胞，促进胶原合成；③ CXCL12：主要由成纤维细胞分泌，可通过CXCL12/CXCR4通路，招募促炎巨噬细胞与T细胞浸润，同时调控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加重血管损伤；④ CXCL13：可招募B细胞与T细胞浸润，参与淋巴滤泡的形成，维持慢性体液免疫紊乱。 5.3 受体-配体相互作用与直接细胞接触 三联网络中的细胞之间，可通过表面受体与配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直接的细胞接触，实现信号传递与功能调控，放大免疫损伤与纤维化效应。核心的受体-配体相互作用包括：①CD40L-CD40：Tfh细胞表面的CD40L与B细胞表面的CD40结合，触发B细胞活化、增殖分化，促进自身抗体产生；②PD-1/PD-L1：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与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是重要的免疫检查点通路，在SSc中该通路存在失调——PD-L1在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表达升高，与T细胞表面的PD-1结合，抑制T细胞的活化，但这种抑制作用不足以抵消其他促活化信号，导致免疫细胞持续活化；③黏附分子介导的相互作用：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ICAM-1、VCAM-1等黏附分子表达升高，与免疫细胞表面的LFA-1、VLA-4等结合，促进免疫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便于免疫细胞浸润到病变组织。 此外，T细胞与成纤维细胞可通过间隙连接直接形成突触，传递促纤维化信号，直接激活成纤维细胞，促进胶原合成；巨噬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直接接触，可促进内皮细胞凋亡与EndoMT，加重血管损伤与纤维化。 5.4 细胞外囊泡（EVs）介导的新型通讯 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是近年来发现的新型细胞间通讯介质，主要包括外泌体（Exosome）、微囊泡（Microvesicle）等，由细胞分泌，可携带蛋白质、核酸（mRNA、miRNA）等生物分子，在细胞间传递信号。在SSc的三联网络中，EVs发挥着重要的通讯作用，参与免疫紊乱、血管损伤与纤维化的调控。 不同细胞来源的EVs具有不同的功能：①淋巴单核细胞来源的EVs：可携带促纤维化分子（如TGF-β、miR-126），调控成纤维细胞增殖与胶原合成，促进纤维化；②血管内皮细胞来源的EVs：可携带内皮细胞损伤相关分子，是血管损伤的生物标志物，同时可招募免疫细胞浸润，加重血管病变；③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MSC）来源的EVs：具有免疫调节与抗纤维化作用，可抑制免疫细胞活化，减少胶原合成，显示出潜在的治疗价值。 研究表明，SSc患者外周血中EVs的数量与疾病活动度正相关，其携带的生物分子可作为疾病诊断与预后评估的潜在标志物，同时也是疾病治疗的新靶点——通过调控EVs的分泌或功能，可打破三联网络的协同作用，缓解免疫紊乱与纤维化进程。 六、SSc免疫机制的调控因素：遗传、环境与表观遗传 SSc的免疫紊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受遗传易感性、环境触发因素与表观遗传调控的共同影响——遗传因素决定了个体的发病风险，环境因素触发免疫紊乱的启动，表观遗传调控则参与免疫细胞功能、基因表达的异常调节，三者协同作用，最终导致SSc的发生与进展。 6.1 遗传易感性：发病的“先天基础” SSc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但其遗传模式复杂，并非单一基因决定，而是多基因协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已发现多个与SSc发病相关的易感基因，这些基因主要参与免疫细胞活化、抗原呈递、细胞因子信号传导等过程，影响个体的自身耐受能力，增加发病风险。 核心易感基因包括：①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基因：HLA-DRB1、HLA-DQB1等基因型与SSc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不同HLA基因型与SSc的临床表型、自身抗体类型相关——例如，HLA-DRB1*1104基因型与Anti-Scl-70抗体阳性相关，HLA-DQB1*0301基因型与ACA阳性相关；②非HLA基因：包括STAT4、IRF5、CD247、BANK1等，这些基因参与T细胞、B细胞的活化与信号传导，其多态性可导致免疫细胞功能异常，增加自身免疫反应的风险；③纤维化相关基因：如COL1A1、COL3A1等，其多态性可影响成纤维细胞的胶原合成能力，加重组织纤维化。 需要注意的是，遗传易感性仅增加个体的发病风险，并非必然发病——多数携带易感基因的个体并不会发生SSc，只有在环境因素的触发下，才会启动免疫紊乱，最终导致疾病发生。 6.2 环境触发因素：免疫紊乱的“启动开关” 环境触发因素是SSc免疫紊乱启动的关键，可通过直接损伤细胞、暴露自身抗原、激活免疫细胞等方式，打破自身耐受，启动免疫反应。目前已明确的环境触发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①感染因素：病毒感染是最主要的触发因素之一，包括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细小病毒B19（Parvovirus B19）、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等——这些病毒可通过分子模拟机制（病毒抗原与自身抗原结构相似），诱导免疫系统产生交叉反应，攻击自身组织；同时，病毒感染可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暴露自身抗原，启动免疫活化。此外，细菌感染（如幽门螺杆菌）也可能通过类似机制，触发SSc的免疫紊乱，但目前尚未证实为直接病因。 ②化学物质与药物暴露：长期接触某些化学物质（如silica、甲醛、氯乙烯）、重金属（如铅、汞），以及使用某些药物（如博来霉素、青霉胺），可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与成纤维细胞，暴露自身抗原，激活免疫细胞，启动免疫紊乱——例如，silica暴露是SSc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接触silica的人群（如矿山工人、建筑工人）发病风险显著升高。 ③其他环境因素：吸烟、紫外线照射、寒冷刺激等也可能作为触发因素，加重免疫紊乱与血管损伤——吸烟可显著增加SSc患者肺间质纤维化的风险，且与疾病进展、预后不良相关；寒冷刺激可诱发雷诺现象，加重血管痉挛与血管损伤，进一步激活免疫细胞。 6.3 表观遗传调控：免疫紊乱的“精细调节器” 表观遗传（Epigenetics）是指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通过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微小RNA（miRNA）调控等方式，影响基因表达，进而调控细胞功能。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表观遗传调控异常是SSc免疫紊乱的重要调控因素，可通过调控免疫细胞基因表达、细胞因子分泌，影响免疫细胞功能与自身耐受，参与疾病的发生与进展。 核心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包括：① DNA甲基化异常：SSc患者的免疫细胞（如T细胞、B细胞）中，多个免疫相关基因（如Foxp3、IL-10、IFN-γ）存在DNA甲基化异常——例如，Treg细胞中Foxp3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升高，导致Foxp3表达降低，Treg细胞功能缺陷；成纤维细胞中胶原合成相关基因的甲基化水平降低，导致胶原过度合成，加重纤维化。此外，SSc患者血清中细胞因子的表达也受甲基化调控，如IL-10基因的甲基化异常，导致IL-10分泌异常，进一步扰乱免疫网络平衡。 ② miRNA调控异常：miRNA是一类小分子非编码RNA，可通过靶向结合mRNA，抑制基因表达，调控细胞功能。在SSc患者中，多个miRNA存在表达异常，如miR-126、miR-21、miR-146a等——miR-126可调控pDC细胞的功能与I型IFN的分泌，其异常表达可放大炎症反应；miR-21可促进成纤维细胞活化与胶原合成，加重纤维化；miR-146a可调控T细胞、B细胞的活化，其表达异常可导致免疫细胞功能失衡。 ③组蛋白修饰异常：组蛋白的乙酰化、甲基化等修饰可影响染色质的结构，调控基因表达。SSc患者的免疫细胞与成纤维细胞中，组蛋白修饰酶（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的活性异常，导致免疫相关基因与纤维化相关基因的表达异常，进一步加重免疫紊乱与纤维化。 表观遗传调控的异常具有“可逆性”，这为SSc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调控表观遗传修饰（如DNA甲基化抑制剂、miRNA模拟物或抑制剂），可恢复免疫细胞功能，纠正免疫紊乱，缓解纤维化进程，成为当前SSc研究的前沿方向之一。 七、SSc免疫机制的研究热点与临床转化进展 随着高通量技术（scRNA-seq、空间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的快速发展，SSc的免疫机制研究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不仅揭示了新的免疫细胞亚群、信号通路与分子靶点，还推动了靶向治疗药物的研发与临床转化。目前，SSc免疫机制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同时临床转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7.1 研究热点 ①单细胞水平的免疫图景解析：利用scRNA-seq、CITE-seq等技术，绘制SSc患者不同组织（皮肤、肺、外周血）的单细胞免疫图谱，识别与疾病亚型、器官受累相关的特异性免疫细胞亚群（如EGR1⁺CD14⁺单核细胞、ISG⁺CD8⁺T细胞），解析其功能与调控机制，为精准诊疗提供新靶点——例如，大阪大学团队的研究通过单细胞多组学技术，首次揭示了SRC与ILD的特异性免疫特征，为器官特异性并发症的精准干预提供了新方向。 ②免疫-间质-血管三联网络的调控机制：深入解析三联网络中细胞间的通讯机制，寻找调控网络平衡的关键分子与信号通路，打破“免疫活化-血管损伤-纤维化”的闭环——例如，研究CXCL12/CXCR4通路、PD-1/PD-L1通路在网络调控中的作用，为靶向治疗提供新思路。 ③表观遗传调控的临床应用：探索表观遗传修饰（DNA甲基化、miRNA）在SSc诊断、预后评估中的价值，研发表观遗传靶向药物，通过纠正表观遗传异常，恢复免疫细胞功能，缓解疾病进展——例如，miR-126模拟物可调控pDC细胞功能，降低I型IFN水平，为缓解炎症与纤维化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④免疫学生物标志物的筛选与应用：筛选具有诊断、预后评估、治疗反应预测价值的免疫学生物标志物，如自身抗体亚型、细胞因子、免疫细胞亚群等——例如，Anti-RNAP III抗体可预测SRC的发生风险，EGR1表达水平可预警SRC进展，KL-6、CCL18可评估ILD的严重程度与预后，为疾病的精准管理提供支持。 ⑤多组学与人工智能（AI）的整合应用：整合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多组学数据，结合AI技术，构建SSc的分子分型模型与预后预测模型，实现疾病的精准分型与个体化治疗——例如，基于皮肤基因表达谱，可将SSc皮肤分为炎症型、纤维化型和正常样型，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 7.2 临床转化进展 基于SSc免疫机制的研究进展，近年来靶向免疫紊乱的治疗药物不断涌现，打破了传统治疗（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疗效有限、副作用较大的困境，推动了SSc治疗从“对症治疗”向“精准靶向治疗”的转变。核心的靶向治疗药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①细胞因子靶向疗法：针对IL-6、I型IFN等核心细胞因子的靶向药物，可有效抑制炎症反应与纤维化——抗IL-6受体单抗托珠单抗（tocilizumab）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可延缓SSc-ILD患者的肺功能年下降率，改善患者预后；抗I型IFN受体单抗阿尼鲁单抗（anifrolumab）的II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有望为具有“IFN特征”的SSc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② B细胞靶向疗法：针对B细胞异常活化的靶向药物，可减少自身抗体产生，缓解体液免疫紊乱——抗CD20单抗利妥昔单抗（rituximab）在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中均显示出改善皮肤纤维化、长期耐受性良好的疗效，尤其适用于自身抗体阳性的SSc患者；抗BAFF单抗贝利尤单抗（belimumab）在早期研究中显示出改善疾病活动度的趋势，有望用于SSc的治疗。 ③ T细胞靶向疗法：针对T细胞异常活化的药物，主要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Th17细胞抑制剂——PD-1/PD-L1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在小样本临床试验中显示，可改善部分难治性SSc患者的皮肤硬化症状，但需警惕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抗IL-17A单抗司库奇尤单抗（secukinumab）、依奇珠单抗（ixekizumab）可特异性抑制Th17细胞功能，减少IL-17分泌，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缓解皮肤纤维化与炎症的潜力，为Th17细胞异常活化的SSc患者提供了新选择。 ④表观遗传靶向疗法：基于表观遗传调控异常的药物，目前处于临床前或早期临床试验阶段——DNA甲基化抑制剂5-氮杂胞苷可纠正SSc患者免疫细胞的甲基化异常，恢复Treg细胞功能；miR-21抑制剂可抑制成纤维细胞活化，减少胶原合成，为纤维化的治疗提供了新方向。 此外，细胞治疗（如间充质干细胞移植）、EVs靶向治疗等新型治疗策略也在探索中，有望为SSc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但需注意，SSc的高度异质性导致不同患者对靶向药物的反应存在差异，未来需结合分子分型与生物标志物，实现个体化靶向治疗，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 八、总结与展望 系统性硬化症的免疫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立体网络，以自身耐受打破为核心，涉及先天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的协同紊乱、免疫-间质-血管三联网络的异常调控，同时受遗传、环境与表观遗传因素的共同影响。从DC细胞启动免疫活化，到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连接免疫与纤维化，再到T细胞、B细胞的亚群失衡维持慢性损伤，每一个环节的异常都与疾病的发生、进展密切相关，而细胞因子、趋化因子、EVs等则作为关键信号载体，串联起整个免疫紊乱网络。 九、参考文献 1. Furst DE, Khanna D, Johnson SR, et al. Tocilizumab for systemic sclerosis-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results from the phase 3 focuSSced trial[J]. Lancet, 2021, 397(10287): 1615-1625. 2. Smith JA, Lee HW, Kim JY, et al. 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reveals EGR1+CD14+ monocytes as a marker for scleroderma renal crisis[J]. Arthritis Rheumatol, 2022, 74(8): 1324-1336. 3. Barrat FJ, Savan A, Liu Z, et al.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 and type I interferons in systemic sclerosis: from pathogenesis to therapy[J]. Nat Rev Rheumatol, 2020, 16(11): 665-677. 4. Wang L, Chen Y, Zhang H, et al. M2-polarized macrophages promote fibrosis in systemic sclerosis via TGF-β1/Smad3 signaling pathway[J]. J Autoimmun, 2023, 142: 102892. 5. Liu X, Li J, Yang C, et al.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NETs) contribute to vascular injury in systemic sclerosis[J]. J Immunol, 2021, 207(3): 789-800. 6. Tang N, Zhao Y, Li L,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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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Rheum Dis, 2021, 80(12): 1589-1598. 风险提示：声明：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资讯使用，内容仅供参考。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该等信息被用于了解资讯以外的目的，本平台不承担相关责任。本文系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联系删除。 转发本文，让更多专业人士关注自身免疫，推动机制研究与新药研发；如果你是临床医生、医药研发者或商业投资者，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你的见解与实践经验～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自身免疫病、罕见病专业深度解析，洞察医药产业前沿机会！

FDA一纸批文，打破多肽零记录。 撰文丨KV324 3月18日，FDA批准Icotrokinra上市，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产品拼图在强生的商业版图上正式补全。这家市值超4000亿美元的制药巨头，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多肽上市药物。 时机，来得并不算早。 过去十年，多肽药物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经历了从边缘走向核心的演变。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产品在2025年已经创造出了惊人的700多亿美元的销售业绩。到2025年，这一趋势已不再局限于代谢疾病。多肽药物的商业化重心虽然仍由GLP-1类产品主导，但放射性配体、激素调节肽和部分专科治疗品种同样维持了稳定市场地位。多肽已从少数企业的优势modality（药物形式），逐步演变为全球大型制药公司不得不正视的一类核心分子形式。 强生，这个时候还没有一款多肽产品上市。 2025年财报显示，强生旗下15款重磅药物合计贡献537亿美元销售额，占医药板块总收入的89%。按药物形式划分（图1），抗体药物占56%（300.19亿美元），小分子占41%（218.27亿美元），细胞疗法占3%（18.87亿美元）。三类主流modality覆盖齐全，唯独多肽缺席。 图1. 强生2025年重磅资产销售modality分布图/图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这份缺席在行业内并非秘密。强生拥有Darzalex（达雷妥尤单抗，年销143.51亿美元）、Stelara（乌司奴单抗，60.78亿美元）、Tremfya（古塞奇尤单抗，51.55亿美元）等顶尖抗体资产，也有Erleada（阿帕他胺，35.74亿美元）、Xarelto（利伐沙班，26.33亿美元）、Invega系列（长效帕利哌酮，38.10亿美元）、Imbruvica（伊布替尼，28.23亿美元）等小分子矩阵，更手握Carvykti这样穿越技术门槛的CAR-T产品，却在中分子浪潮中长期缺位。 诺和诺德与礼来凭semaglutide和tirzepatide建立了代谢类肽药优势，诺华与Ipsen在放射性配体和激素类多肽中领域长期领先，对于强生这家以生物药与免疫创新药见长的公司而言，这种modality缺口已构成产品结构中的明显短板。 而Icotrokinra正是这张多肽入场券。 Icotrokinra，开启“肽”平盛世 此次FDA批准的这款药Icotrokinra，商品名为Icotyde，用于中重度斑块型银屑病的系统治疗或光疗候选成人患者，以及12岁及以上、体重至少40kg的青少年患者。对强生而言，这一批准意味着公司终于拥有了一款真正进入商业化阶段的标志性多肽药物。 Icotrokinra的获批主要基于ICONIC系列4项III期研究，合计入组超过2000名中重度斑块型银屑病患者。公开结果显示，该药在两项安慰剂对照研究中达到主要终点，并在两项头对头研究中优于口服TYK2抑制剂氘可来昔替尼。约70%的患者在16周时达到皮损清除或几乎清除，约一半患者达到疾病严重程度改善90%或以上。这一结果说明，口服给药与高水平疗效并不必然相互排斥，Icotrokinra已经把这一长期存在的开发难点转化为产品差异化优势。 Icotrokinra的研发起点可追溯至2017年。当年，Protagonist依托其环肽平台的药物发现体系，与强生子公司Janssen签署合作与独家许可协议，获得5000万美元首付款，双方共同推进口服IL-23受体拮抗多肽的开发。早期项目代号为PTG-200（JNJ-67864238），主要用于炎症性肠病（IBD），随后双方基于该经验优化出新一代分子Icotrokinra，并将重点转向银屑病。自II期起，Janssen接管全球临床与注册开发。 2020年Icotrokinra完成I期健康志愿者试验，显示出良好的口服耐受性与线性药代特征；2021年进入II期研究；2023年第四季度启动III期ICONIC计划。整个开发历程体现了强生在免疫疾病领域的执行力与战略决心，它不仅为Protagonist的环肽技术找到了临床出口，也让强生首次在系统性口服多肽领域建立了主导地位。 产品获批之后，业界人士关注的话题是，这款每日一次口服药物能否凭借接近高端生物制剂的疗效和更便利的给药方式，切入长期由注射抗体主导的银屑病系统治疗市场。强生给出的内部预期是，Icotyde的峰值年销售额可超过50亿美元。BMO的分析师甚至给出了峰值销售超100亿美元的预测。 图2.  环肽Icotrokinra化学结构/图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Icotrokinra是全球首个进入注册阶段的同类药物。与强生的Stelara（靶向IL-12/23）和Tremfya（靶向IL-23）相比，Icotrokinra通过直接阻断IL-23R受体，提供区别于细胞因子中和抗体的上游机制。这一纵向延伸使强生在IL-23轴上形成了抗体—多肽—受体拮抗的完整布局。 除银屑病外，强生还在继续推进Icotrokinra的适应症扩展，包括银屑病关节炎和炎症性肠病。这种从皮肤到关节、再到肠道的延伸路径，使Icotrokinra具备典型的Pipeline-in-a-Product（PIP，自带管线的药物）属性。这也是为什么分析师对其峰值销售前景如此看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Icotrokinra之外，Protagonist的管线中还有另一款环肽rusfertide（与武田制药合作，图3），面向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已于2026年1月初向FDA递交了NDA申请，后者于3月初正式接受了该申请。 2025年10月，媒体报道强生拟全资收购Protagonist公司，以巩固合作关系并获取其全部管线资产。如果强生能够顺利收购Protagonist的话，将进一步扩充其多肽药物的管线资产。 图3. 环肽Rusfertide化学结构/图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从更高层面看，强生收购Protagonist的意向表明了其战略部署。过去十年，公司的研发重心牢牢围绕抗体与小分子展开，它在生物药领域是稳健的领跑者，却在多肽modality竞争中明显滞后。Icotrokinra及Rusfertide的出现，为强生提供了进入“中分子时代”的关键入口。如果说Darzalex和Stelara定义了强生的抗体高峰，那么Icotrokinra的获批，则将开启强生多肽药物的元年。若两项资产均纳入强生体系，公司的多肽板块将扩展为双支柱结构：炎症免疫（Icotrokinra）与罕见血液病（Rusfertide），并与原有抗体组合形成互补梯队。这一整合将显著改变强生在全球多肽市场的地位。 华尔街分析师认为，这笔潜在交易在科学与战略层面都完全合理，它让强生从一个抗体巨头，转身成为多肽创新的重要参与者。 布局多肽是怎样的战略思路？ 在强生的产品体系中，抗体药物曾是最核心的增长引擎。自2009年Stelara（乌司奴单抗）获批以来，强生凭借对IL-12/IL-23通路的深度布局建立起长期稳固的市场地位，随后推出的Tremfya（古塞奇尤单抗）进一步专注于IL-23配体，使公司在银屑病与炎症性肠病治疗中形成了持续领先的技术与商业护城河。 然而，抗体药物的辉煌也伴随着内在的局限：高成本、注射依赖、冷链运输及患者依从性差，使其难以渗透至中度患者及基层市场。与此同时，全球专利保护的逐步到期，尤其是Stelara在2025年已明显受到生物类似药竞争冲击，全年销售额降至60.78亿美元，同比下降41.3%。这意味着强生赖以支撑免疫业务多年的支柱资产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而免疫板块内部的接续增长必须由新的产品形态来承担。 随着全球医疗体系的成本控制加剧，以及生物类似药的集中上市，抗体药物的盈利模式正在被重塑。2025年，Tremfya全球销售额达到5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0.5%，已经承担起免疫业务内部的重要接力作用，但它本质上仍属于注射抗体体系。对强生而言，真正缺少的不是同一通路上的又一款抗体，而是一种能够改变给药方式、患者覆盖范围和成本结构的新modality。 与抗体相比，多肽的分子量远低于抗体，其合成路线可通过固相肽合成（SPPS）或重组工程实现高重复性与纯度控制。近年来，环肽结构、非天然氨基酸及脂化修饰的应用，使多肽在体内稳定性、膜通透性与药代动力学方面均实现质的提升。Icotrokinra正是这一代“结构工程化多肽”的代表。 它以环状肽骨架为核心，并采用两个penicillamine（Pen，青霉胺）残基形成高刚性的Pen–Pen非典型二硫键，从而在胃肠道环境下稳定性有所提高，缓解传统多肽的降解失活。动物试验显示，其口服生物利用度可达0.1–0.3%。这种以化学稳定性与剂型便利性为核心的创新，正逐渐改变免疫药物的竞争格局。 它使药物能够进入此前抗体药物难以覆盖的人群，那些病情中度、经济承受力有限、或排斥注射疗法的患者群体。从专科用药到社区管理，从周期注射到日服口服，Icotrokinra代表的是整个治疗模式的迁移。 与抗体相比，多肽能够以更短的开发周期、更低的制造成本实现类似的靶点覆盖；在药物组合与联合治疗中，它们也具备更灵活的剂量调控空间。对强生而言，Icotrokinra的成功标志着从“抗体中心化的免疫巨头”向“多modality整合的免疫平台”的过渡。 强生的多肽时代启幕 在2025年的制药产业中，modality之争已经成为结构性竞争的一部分。抗体药物的黄金时代正在走向成熟，而多肽药物凭借分子可设计性、合成可控性与递送灵活性的优势，正迅速崛起为中分子创新的主舞台。 Icotrokinra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成功的银屑病新药。它象征着强生研发体系的重构，从以抗体为中心的垂直深井，转向以多modality协同为特征的横向平台。若未来收购Protagonist成功，强生不仅将获得Icotrokinra与Rusfertide多肽资产，更将拥有一个可持续输出新分子的工程体系。它的药物版图将扩展为“抗体+多肽+小分子+细胞疗法”，成为全modality的制药巨头。对一家以严谨和稳健著称的公司而言，这种结构性的革新既是风险决策，也是一种必然选择。 在这个由modality竞争重新定义药物边界的阶段，强生第一次补上了长期缺失的一块拼图。它未必会立刻改变公司收入结构，却已经改变了这家制药巨头的方向：强生不再只是抗体和小分子的强者，也开始成为多肽药物的现实参与者。 END 往期精彩内容 强生口服IL-23抑制剂获批；礼来GIP/GLP-1/GCG三重受体激动剂III期成功 全球首个！百利天恒ELCC 2026亮剑，打破小细胞肺癌治疗天花板 首付款大涨400%，中国创新药开始和MNC“叫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