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肾病的治疗有一个容易被误解的进展:近几年,能够延缓肾功能下降的药物明显增加了,但没有一种药物已被证明可以把广泛形成的肾脏瘢痕清除干净。前者是值得重视的临床成果,后者仍是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要理解这道差距,需要把视线从单一“抗纤维化因子”移向受损肾小管、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和微血管组成的局部环境。
1. 疾病背景与流行病学
慢性肾病不等于肾纤维化
慢性肾病(CKD)的诊断强调肾脏结构或功能异常持续超过三个月,临床通常结合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和尿白蛋白等指标判断风险。肾纤维化则是病理改变:肾小管周围、间质和部分肾小球区域出现异常细胞外基质沉积,正常结构逐渐被瘢痕替代。糖尿病、高血压、肾小球肾炎、反复急性肾损伤、遗传性疾病都可能通向这一共同病理终点,但不同患者的起点、受累部位与进展速度并不相同。把“CKD患者数”直接写成“肾纤维化患者数”,在统计学上并不成立。[1,2]
世界卫生组织2026年资料估计,全球约有6.74亿人患慢性肾病。这个数字用于说明疾病负担,并非活检证实的纤维化人数。中国的GBD 2023模型估计约1.56亿慢性肾病病例;估计值依赖定义和模型,不宜与单中心筛查率直接相加或比较。慢性肾病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许多人直到体检发现蛋白尿、肌酐异常,或出现水肿、贫血才被识别。即使eGFR仍维持在某一水平,部分患者的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结构改变可能已经开始。[1,3]
肾脏为什么特别容易留下瘢痕?肾小管的重吸收工作需要大量氧气,微血管必须持续供血。一次缺血、代谢压力或免疫炎症之后,肾小管上皮细胞可以修复,也可能停留在不成熟、持续发出炎症信号的状态。间质成纤维细胞被激活后产生胶原,血管减少又使局部更缺氧;新形成的基质提高组织硬度,继续促使成纤维细胞维持活性。伤害与修复失衡相互强化,就很难只靠阻断一个信号把组织恢复到原来的结构。[2,4]
图1 从肾小管损伤到间质纤维化:主要细胞与结构
临床治疗已能延缓病程,但尚不能证实瘢痕逆转
今天衡量肾病药物的主要临床结果通常是eGFR持续下降、进入肾衰竭、透析或肾移植,以及心血管事件;尿白蛋白是重要但不等同于终点的替代指标。肾活检能看到组织结构,却有侵入性、抽样误差,也不适合在大型试验中高频重复。于是多数药物试验回答的是“患者是否恶化得更慢”,不是“沉积的胶原是否被清除”。即使两组eGFR曲线逐渐拉开,也可能由肾小球血流动力学、代谢负担、炎症减轻等多种作用共同造成,不能把曲线差异直接解释为组织学逆转。[4,5]
已有瘢痕还面临另一个障碍:肾单位无法像表皮那样简单复制替换。部分肾小管细胞确有修复能力,但严重萎缩、毛细血管消失和基质交联后,恢复所需的不只是“少分泌胶原”,还包括重新建立上皮结构、血流和细胞之间的空间关系。实验动物早期干预得到的“纤维化面积下降”,未必能推及病程多年的患者。可逆性不能绝对否定,但需要清楚地分期、选择患者,并提供超越单一尿蛋白指标的证据。[4]
2. 基础研究重构了纤维化的细胞图谱
近端肾小管细胞:没有修好,却持续发出求救信号
过去讨论纤维化,常把肾小管上皮视为被动受害者。单细胞测序把这种认识改写为更具体的“细胞状态”问题:同样经历损伤,一部分细胞重新恢复运输功能,另一部分却长期表达损伤、黏附、趋化和衰老相关基因。它们既不是完全死亡的细胞,也不是正常工作的肾小管,文献称为“修复失败”或“不良修复”细胞。HAVCR1(KIM-1)、VCAM1、SPP1等可帮助定位相关状态,但任何单一标志物都不是纤维化诊断试剂;表达会随病因和时间改变。[6,7]
2024年《Nature Genetics》发表的人体肾脏多组学与空间图谱整合了81份健康和患病样本,识别出肾小球、免疫、肾小管和纤维化等局部微环境。图谱显示,受损近端肾小管细胞与免疫、间质细胞在空间上相邻;纤维化微环境的分子特征对预后有额外信息。其局限也值得一并看到:这些主要是组织取样和关联分析,空间相邻并不自动证明某种细胞“造成”了另一种细胞的变化,需要扰动实验补上因果链。[6]
2024年《Nature Communications》一项人肾单核RNA与染色质开放度联合分析,在7份成人肾样本中取得约5万个细胞核数据,并将NFAT5列为修复失败肾小管状态的候选调控因子。这为靶点开发提供了比差异表达名单更进一步的线索:如果上游调控程序能被选择性纠正,或许可以减少持续释放的促炎信号。但样本规模有限,部分组织来自肿瘤切除邻近区;即便算法能预测调控网络,也不能据此宣称NFAT5抑制剂已在人体证明疗效。[7]
2025年《Nature Communications》又将人肾单核转录组、染色质数据与高通量空间成像结合,发现HAVCR1⁺VCAM1⁺肾小管细胞具有炎症、黏附与促纤维化特征。研究中抑制AP-1或使用清除衰老细胞的实验性策略,减轻了小鼠从急性肾损伤走向慢性肾病模型中的炎症和纤维化。它指出可干预的程序,但药物安全性、肾小管选择性、长期获益和人体适用人群仍未解决。对公众号读者来说,这篇文章应读成“找到可以测试的方向”,不能读成“衰老药已能逆转患者肾瘢痕”。[8]
受损肾小管还与代谢问题相连。正常近端肾小管高度依赖线粒体和脂肪酸氧化。持续缺氧、蛋白尿负担和炎症可能削弱供能,使细胞难以重新完成分化。研究需要区分“可恢复的代谢应激”与“已进入稳定病理状态的细胞”,单纯补充某种营养物质未必能解决问题。如果不给出时间维度,只在终点取一份样本,容易把病因、适应性反应和疾病后果混为一谈。[4,8]
成纤维细胞:真正负责制造瘢痕的群体并不均一
胶原由谁产生,是过去十年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近年来的谱系追踪和单细胞工作支持一个更审慎的结论:肾脏固有间质成纤维细胞及相关周血管间质群体,是肌成纤维细胞的重要来源;受损上皮细胞可以出现“间质样”表达程序,但不能因此把它们一概说成大量转化为真正的产胶原肌成纤维细胞。2026年《Nature Communications》的谱系追踪研究进一步强调,在其实验模型中肌成纤维细胞主要来源于原有成纤维细胞;具体比例可能随模型与标记策略变化,不能机械外推到全部人类肾病。[9]
关键也不只是成纤维细胞数量增加。2024年《Nature Genetics》人体图谱把纤维化微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到细胞外基质、炎症和受损肾小管在空间上的共存。2024年《Nature Communications》另一研究从患者组织、空间转录组和原代细胞实验中,提出炎症型成纤维细胞与FOLR2⁺巨噬细胞之间的WNT依赖性互作,可能推动部分细胞向更强的基质分泌状态转变。研究中的空间测序只涉及少量患者,体外阻断WNT得到的细胞反应并非临床药物证据;但它比“所有成纤维细胞都要清除”更接近可操作的假设。[6,10]
为何不宜直接大范围杀伤成纤维细胞?因为它们也参与正常组织支架维护和损伤修复。可干预的对象可能是持续产胶原的病理亚群、促其转变的局部信号,或使瘢痕难以降解的基质合成与降解程序。TGF-β、WNT、PDGF以及基质硬度相关信号都可纳入候选,但其中不少通路分布在多个器官,广泛抑制可能造成免疫、血管和修复副作用。未来研发必须在“选对细胞”之后继续回答“什么时候、用什么途径、抑制到什么程度”。[4,10]
巨噬细胞与其他免疫细胞:促修复和促瘢痕可能相距很近
巨噬细胞在肾损伤早期清除碎片,也能在长期炎症中维持趋化、分泌生长因子并影响成纤维细胞。把它们简单分成“M1坏、M2好”不足以解释真实组织:同一群体会随时间和位置改变。FOLR2⁺巨噬细胞与炎症型成纤维细胞的互作提示,研究应记录它们在组织中彼此距离与状态,而不只是比较血液里的平均细胞比例。免疫靶点如果只看降低炎症指标,仍可能错过是否真正保护肾小管与微血管的关键问题。[10]
2022年《Nature Immunology》研究把另一类常被忽视的细胞推到台前:研究者在小鼠模型发现,促纤维化肾小管细胞分泌CXCL1,招募CXCR2⁺嗜碱性粒细胞;后者与IL-6及辅助性T细胞反应相关。遗传或抗体手段去除嗜碱性粒细胞后,模型中的纤维化减轻;人肾单细胞与染色验证支持其临床相关性。证据链从关联走到动物干预,比纯转录组猜测更强,但距离人体治疗仍隔着安全性、时机与亚群筛选。[11]
《Nature Communications》2022年的急性肾损伤转归研究则提醒我们,免疫细胞的影响与时间有关:修复失败的肾小管可能导致巨噬细胞持续存在,随后T细胞与中性粒细胞参与第二波炎症并加剧萎缩。治疗急性肾损伤后高风险患者,可能比等待晚期纤维化更有窗口。相反,对长期稳定CKD患者采取同样抑制策略,未必得到相同结果。[12]
微血管减少使肾小管修复更加困难
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稀疏化是另一条病程线索。供氧减少使上皮修复更困难,炎症和间质扩张又压迫微循环。2025年人肾多组学研究在梗阻性损伤组织中观察到周小管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减少,同时伴随肌成纤维细胞、活化免疫细胞增加。[8] 这类数据提示,治疗评价不应只算胶原面积,还应问血管是否恢复、肾小管运输功能是否保存。不过,组织切片中“内皮细胞较少”不能独立证明血管丢失是所有患者的起始原因。
空间技术让“谁挨着谁”成为可测量问题。小鼠空间转录组研究提出,持续受伤的近端肾小管与邻近成纤维细胞之间可能存在CLCF1–CRLF1相关通讯。[13] 这是有价值的实验假设,却不能把计算推断的配体与受体关系当成已经证实的人体药物靶点。下一步应同时做空间蛋白验证、细胞类型特异性干预,以及不同病因样本中的复现。把单细胞图谱与长期随访、病理定量结合,才可能找到能够指导入组的“活动性纤维化”标志。
图2 纤维化微环境中的肾小管、免疫细胞与间质细胞
潜在靶点从分子名单走向可验证的治疗假设
现阶段可把候选方向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纠正受损肾小管的持续应激和炎症程序,涉及NFAT5、AP-1、细胞衰老和代谢异常;
第二类是限制病理性成纤维细胞扩增与基质生产,包括WNT、TGF-β及局部细胞外基质调控;
第三类是打断特定免疫细胞与间质细胞之间的促纤维化通讯,如CXCL1–CXCR2和FOLR2⁺巨噬细胞相关通路;
第四类是保护毛细血管与氧供。它们处于不同证据阶段,不应并列写成“已确证有效的药物靶点”。[7–13]
课题设计应回答三个可检验的问题:靶点在患者哪类细胞、哪个病程阶段表达;细胞类型特异性干预能否改变长期eGFR或可靠的功能指标;这种改变是否伴随肾小管和微血管结构恢复。重复“给药后胶原染色变浅”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若一个靶点只在单侧输尿管梗阻等快速成疤模型有效,却在糖尿病、免疫性和缺血性损伤模型中不能复现,就不宜笼统称为“广谱抗肾纤维化靶点”。[4]
研究方向需要区分“阻断新瘢痕”和“修复旧结构”
“抗纤维化”在实验报告里至少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损伤发生前或早期给药,观察新增胶原是否减少;另一种是在瘢痕已经形成后开始治疗,看原有基质、萎缩肾小管和缺失微血管能否恢复。绝大多数小鼠研究更擅长回答前一个问题。若把给药提前到造模当天,得到的结果只能证明预防或减轻病理变化,不能回答晚期患者最在意的逆转问题。需要增加延迟给药组,用同一动物的纵向成像或重复功能测量追踪变化,并在终点比较胶原组成、交联与降解,而不止计算染色区域大小。[4]
第二个重点是临床病理分层。同样的间质纤维化面积,可能对应仍有活跃炎症和受损肾小管的“可干预窗口”,也可能主要是长期稳定的致密瘢痕。两者在单次常规染色中未必容易区分。人体空间组学提出的纤维化微环境特征,为识别持续活动的病理过程提供了候选指标,但还需要跨中心验证、可重复的病理评分、与eGFR斜率的前瞻性关系。[6] 否则把所有“病理见纤维化”的患者混合入组,真正有反应的人群可能被平均值淹没。
第三个方向是建立能在临床反复测量的桥梁。肾活检提供细胞与基质信息,却不适合每几周做一次;尿液分子、血液蛋白、定量影像和机器学习病理评分因此受到关注。2025年《Nature Medicine》报道首个人体定量超声评估移植肾纤维化的研究,说明非侵入测量具有潜力,但移植肾结果不能直接当作原发性慢性肾病的已验证替代终点。[29] 一个理想指标应当既能反映局部瘢痕活动,又能预测患者将来的肾功能,而不只是与某次活检的胶原面积相关。
药物递送也必须考虑。许多候选靶点位于肾小管或间质的特定细胞中,全身给药抑制TGF-β或WNT可能影响其他器官的正常修复。细胞定位、剂量和给药时机同样是药效的一部分。用单细胞图谱选靶、空间技术确认位置、人体组织培养验证反应,再进入分层临床试验,这条路径虽然慢,却比“发现一个差异基因就宣称新药靶点”更可能产生可信结果。[4,6,10]
图3 潜在干预点涉及不同细胞状态与微环境
3. 临床进展正在把肾保护从单药推向分层联合
阿斯利康:达格列净改善硬终点,新组合仍需随访
阿斯利康的达格列净提供了慢性肾病治疗中的一条清晰证据链。DAPA-CKD试验纳入4304人,既包括有糖尿病,也包括无糖尿病的慢性肾病患者;与安慰剂相比,达格列净组发生预设的肾功能显著下降、终末期肾病或肾脏/心血管死亡复合终点的比例为9.2%,对照组为14.5%,风险比0.61。试验由于疗效提前终止,随访中位数约2.4年。这是对患者有意义的事件结局,但研究并未以反复肾活检证明胶原瘢痕被清除。[14]
其后续研发路线转向互补通路。阿斯利康的ZENITH-CKD IIb期试验把内皮素A受体拮抗剂zibotentan与达格列净联用,针对仍有蛋白尿的慢性肾病患者,12周时尿白蛋白/肌酐比相对于单用达格列净进一步下降。公司的2026年研发管线把该组合列在高蛋白尿CKD的III期项目中。[15,16] 这说明开发者试图针对SGLT2治疗后的剩余风险;但12周的白蛋白尿变化不是透析风险下降,也不能证明纤维化回退。内皮素拮抗可能带来液体潴留等问题,长期肾功能与安全性结果仍是判断组合价值的关键。
勃林格殷格翰与礼来:更广泛的CKD人群获得证据
由勃林格殷格翰与礼来合作开发的恩格列净,在EMPA-KIDNEY试验中纳入6609人。约两年中位随访期间,肾病进展或心血管死亡在恩格列净组为13.1%,安慰剂组为16.9%,风险比0.72;获益覆盖有无糖尿病等预设亚组。[17]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是扩大了肾保护的适用人群,使“没有糖尿病就不能用SGLT2药物护肾”的旧印象不再成立。研究也提醒读者,药物的适用边界仍取决于具体eGFR、病因、合并用药与标签限制,并非所有慢性肾病都一样。
把DAPA-CKD和EMPA-KIDNEY并列时,不宜按风险比大小给两家公司药物排“胜负”。两项试验入组条件、对照风险、终点定义和随访长度不同,0.61与0.72不是头对头比较。对患者来说,更实际的问题是:肾病是否已经被早期发现、是否有仍在升高的尿白蛋白,以及在可接受风险下能否规范使用有证据的治疗。[14,17]
拜耳:非甾体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扩展证据
拜耳的非奈利酮最初在2型糖尿病相关慢性肾病中建立证据。FIDELIO-DKD纳入5734名随机分组患者,在背景标准治疗上加用非奈利酮,肾衰竭、eGFR持续大幅下降或肾脏死亡复合结局发生率低于安慰剂,风险比0.82。其盐皮质激素受体通路与炎症、纤维化反应存在机制联系,但临床批准所依据的是肾脏及心血管结局,不是人体组织“去疤”的直接测量。用药还需关注血钾升高、肾功能和合并药物,不能因为“抗纤维化机制”四个字忽略监测。[18,19]
202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CONFIDENCE试验进一步比较非奈利酮、恩格列净与两药联用。在已经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的2型糖尿病合并CKD人群中,180天时联用组尿白蛋白下降幅度比任一单药更大。[20] 这是联合机制的信号,但主要终点为尿白蛋白,不是足以证明长期肾衰竭风险下降的事件试验。临床上是否联合,需要结合指南、肾功能、血钾与耐受性,而非仅根据一张蛋白尿柱状图决定。
拜耳的FIND-CKD则研究没有糖尿病的CKD患者。2026年公布的III期结果显示,非奈利酮与安慰剂相比改善了32个月的eGFR年下降斜率;同期发表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告两组差异约0.7 mL/min/1.73m²/年。[21] 这一结果拓展了证据范围,但截至本文资料核对时,不能把“试验成功”写成“FDA已批准非糖尿病CKD新适应证”。同一药物在一个人群获批,不自动意味着可用于另一人群。[19,21]
诺和诺德:司美格鲁肽让代谢治疗进入肾脏结局试验
GLP-1受体激动剂过去常因降糖、减重和心血管获益受到关注。FLOW试验把肾脏事件作为主要问题:3533名2型糖尿病合并CKD患者随机接受每周一次司美格鲁肽或安慰剂,中位随访3.4年,研究因达到预设疗效标准提前终止。主要复合肾脏/心血管结局风险下降约24%。这一试验支持司美格鲁肽在特定患者中的肾脏保护,而不能进一步断言它对所有病因的CKD,或对已形成瘢痕的组织,都有相同作用。[22]
2025年,FDA将Ozempic注射剂的说明书扩展至降低成人2型糖尿病合并CKD患者持续eGFR下降、终末期肾病与心血管死亡风险。[23] 注意是特定产品、特定剂型、特定适应证,不应写成“所有减重药都已获批治疗肾纤维化”。对科研来说,FLOW提出了一个好问题:肾脏获益中有多少来自血糖、体重、血压改善,有多少来自肾脏细胞状态变化?后者需要机制研究和组织证据,不能从大型结局试验直接读出。
诺华及病因特异性药物:先控制肾损伤源头
不同病因需要不同策略。以IgA肾病为例,免疫复合物驱动的肾小球损伤与之后的间质纤维化并非同一阶段。诺华的内皮素A受体拮抗剂阿曲生坦(atrasentan,Vanrafia)在2025年获FDA加速批准,适用于有快速进展风险的原发性IgA肾病成人,用于减少蛋白尿。FDA当时的标签明确指出,是否减缓肾功能下降尚未确立,需确证试验验证临床获益。[24] 后续公司报告了ALIGN试验的更长期肾功能数据,但论文、监管标签与报道日期应分开阅读:新闻稿不等于说明书自动更新,更不等于逆转纤维化。[25]
把阿曲生坦放进本文,并非把它列为“泛肾纤维化药”。它说明另一条治疗逻辑:先按原发病减少持续损伤,再让共同的肾保护药物减轻剩余风险。IgA肾病还出现针对补体或免疫机制的治疗项目;这些策略与抗间质瘢痕不在同一证据层次。若把不同病因、不同终点的“蛋白尿下降”统一称为“抗纤维化有效”,会掩盖真正还没有解决的组织修复问题。[24]
从企业管线看,近年的趋势是围绕现有护肾底座增加互补靶点,而不是已有某款专门消除肾纤维化的上市药。试验设计必须区分三种证据:短期尿蛋白变化、中期eGFR斜率、长期肾衰竭和死亡事件。它们依次提供有用信息,但不能彼此替代。对“能否逆转瘢痕”的判断还需要第四层:可靠且可重复的组织或非侵入性纤维化指标,与临床结局方向一致。[4,5]
如何判断一款在研药物离患者还有多远
判断公司公布的“积极结果”,先看研究对象。是否包括无糖尿病CKD,还是只包括2型糖尿病肾病?有无针对IgA肾病等特定病因?基线eGFR和尿蛋白处于什么范围?这一组问题决定结论能覆盖谁。例如DAPA-CKD纳入较高蛋白尿患者,EMPA-KIDNEY覆盖更广的肾功能范围;不能把某一试验的相对风险下降直接搬到所有早期CKD人群。[14,17]
再看对照。新药若在规范使用RAS抑制剂、SGLT2抑制剂的背景下仍能增加获益,才有机会解决今天临床的剩余风险;仅与空白对照比较的早期实验,难以回答它会不会优于现实治疗。CONFIDENCE提供了联用减少尿白蛋白的证据,但需要长期试验来确认事件终点,尤其要同时评估高钾血症、低血压、容量状态和停药比例。[20] 对企业研发而言,短期指标适合决定是否推进项目,不适合替代最终临床结论。
最后看“疗效”是否来自能解释的患者获益。肾病药物常带来起始阶段eGFR的短暂变化,之后长期下降斜率可能变缓。如果只截取某个时间点比较,可能误读药效;更稳妥的是同时看预设的总斜率、慢性斜率和硬终点。FIND-CKD的eGFR斜率差异有统计意义,但绝对幅度约每年0.7 mL/min/1.73m²,读者应结合病程长度和基线风险理解,而不应把数字改写成“肾功能被修复”。[21]
将来的真正抗纤维化试验还要回答一个比现有护肾药更严格的问题:已存在的病理改变有没有回退?理想研究应在常规治疗之上随机分组,预先定义患者纤维化活动性和病因,长期观察肾功能,并用经验证的组织或影像指标追踪结构。若结构指标改善、eGFR却不受益,可能只是染色或测量改变;若eGFR受益而组织没有变化,则仍需寻找其他保护机制。两个方向都值得报告,不能为了故事完整把它们硬解释成一致。[4,29]
实际门诊还有一个常被药物清单遮住的问题:患者有没有机会用上这些治疗。CKD早期症状轻,若长期不测尿白蛋白,等eGFR明显下降才开始干预,保留肾单位的空间已经缩小。糖尿病或高血压患者的随访不能只看一次肌酐;尿白蛋白、eGFR变化趋势、血压、血钾和合并症需放在一起判断。肾脏结局试验中的受试者受到规律监测,现实世界的漏诊、停药和随访中断会降低可能获得的长期收益。对一种尚无“去瘢痕药”的疾病,规范使用已证实有效的保护策略,并减少新的损伤,仍是最现实的治疗起点。[1,5]
4. 已上市药物的批准时间线
以下时间线按美国FDA与慢性肾病相关的代表性批准节点绘制,列的是正式适应证而不是“抗肾纤维化药物”。用于糖尿病肾病、一般高进展风险CKD与IgA肾病的药物不属于同一适应证,不能因为都被写在一张图上而交叉使用。原有ACE抑制剂和ARB长期是控制血压、蛋白尿的治疗基础,早于本篇近五年研究窗口,故不挤入创新药时间线。[5]
2019年,卡格列净增加部分2型糖尿病合并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肾脏风险降低适应证,作为时间线的前史。[26] 2021年,达格列净获批用于有进展风险的成人CKD,覆盖不只糖尿病人群;同年非奈利酮获批用于2型糖尿病相关CKD的肾脏与心血管风险降低。[19,27] 2023年,恩格列净获得成人有进展风险CKD的适应证。[28] 2025年,司美格鲁肽注射剂增加2型糖尿病合并CKD相关肾脏风险降低适应证;同年阿曲生坦针对原发性IgA肾病减少蛋白尿获得加速批准,证据边界与前述几款药不同。[23,24]
图4 FDA代表性肾病药物适应证时间线:并非抗瘢痕药物
这张图最容易误读的有两点。第一,药物上市年份与肾病新适应证获批年份不同,例如司美格鲁肽早已作为糖尿病药上市,但肾脏适应证是2025年扩展。第二,药物对临床风险有帮助,并不等于每位患者的肾组织都能恢复正常。时间线显示的是可用治疗工具增加,不是瘢痕清除技术已经成熟。[23]
5. 结论
近五年的研究把肾纤维化从一张“胶原过多”的病理照片,拆成了可追踪的细胞过程:部分近端肾小管细胞修复失败,持续招募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在局部信号和硬化基质作用下维持产胶原状态;毛细血管减少又让修复失去氧和营养。这个互相加强的网络,解释了为什么单点干预难以让晚期瘢痕消失。人体空间图谱已经证明这些细胞状态和邻近关系值得追踪,动物干预也提出了NFAT5、AP-1、WNT及特定免疫通讯等方向;但它们仍是待验证的治疗假说。[6–13]
临床结论同样明确:现有获批药物已经能在选定慢性肾病人群中减少肾功能持续下降和肾衰竭风险,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截至本文核查,没有药物获得“逆转肾纤维化”这一适应证。下一轮试验必须先找到仍有可修复肾单位、存在活动性纤维化的人群,在规范护肾治疗基础上检验特定细胞靶点,同时证明组织结构恢复、长期肾功能与安全性三者都受益。仅报告胶原染色面积变小,不能回答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对于患者,眼下最有效的策略仍是早发现、按病因规范治疗并持续随访,不能等待一款尚不存在的“去疤药”。[4,5]
这也决定了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如何衔接:先用人体样本确认异常细胞状态,再用细胞特异性干预检验因果关系,最后把能反映病理活动的指标带入前瞻性试验。若只在急性损伤小鼠里看到胶原减少,距离晚期患者的治疗方案仍然很远;若只看到尿蛋白下降,也不能跳过长期肾功能和组织证据。把每一层证据说清楚,比宣布又发现一个“万能抗纤维化靶点”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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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akris GL, et al. Effect of Finerenone o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Outcomes in Type 2 Diabetes. NEJM, 2020. DOI: 10.1056/NEJMoa2025845.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25845
[19] FDA. Finerenone CKD associated with type 2 diabetes approval, 2021. https://www.fda.gov/drugs/news-events-human-drugs/fda-approves-drug-reduce-risk-serious-kidney-and-heart-complications-adults-chronic-kidney-disease
[20] Finerenone with Empagliflozin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NEJM, 2025. DOI: 10.1056/NEJMoa2410659.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410659
[21] Finerenone in Person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without Diabetes. NEJM, 2026. DOI: 10.1056/NEJMoa2604625. https://www.nejm.org/doi/10.1056/NEJMoa2604625
[22] Perkovic V, et al. Effects of Semaglutide o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NEJM, 2024. DOI: 10.1056/NEJMoa2403347. https://www.nejm.org/doi/10.1056/NEJMoa2403347
[23] FDA. Ozempic supplemental approval letter for T2D and CKD, 2025.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appletter/2025/209637Orig1s025ltr.pdf
[24] FDA. Vanrafia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2025.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25/219208s000lbl.pdf
[25] Novartis. ALIGN Phase III final results announcement, 2026. https://www.novartis.com/us-en/news/media-releases/novartis-vanrafia-phase-iii-data-support-slowing-kidney-function-decline-patients-iga-nephropathy
[26] FDA. Canagliflozin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indication approved in 2019, summarized in the 2020 FDA safety update. https://www.fda.gov/drugs/drug-safety-and-availability/fda-removes-boxed-warning-about-risk-leg-and-foot-amputations-diabetes-medicine-canagliflozin
[27] FDA. Dapagliflozin CKD supplemental approval package, 2021.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nda/2021/202293Orig1s024Approv.pdf
[28] FDA. Advisory committee review recording empagliflozin CKD approval date, 2024. https://www.fda.gov/media/183160/download
[29] A first-in-human study of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to assess transplant kidney fibrosis. Nature Medicine, 202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4-03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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