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1311

编者按：中国生物制造100人，见证中国生物制造的“百人力量” 此刻，生物制造正掀起一场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浪潮。中国，凭借强大的创新动能与战略雄心，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竞争中奋勇争先。为清晰记录这一历史性进程，我们特别策划 “中国生物制造100人”系列报道 。 我们聚焦的“100人”，是推动中国生物制造发展的核心力量： 他们既是前沿领域的科学家与拓荒者，以智慧点亮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关键技术；也是勇于探索的企业家与管理者，将实验室的突破转化为产业变革；同时包括洞悉趋势的投资人与政策制定者，为产业生态注入关键资源与方向指引。他们是技术攻坚的中坚，产业落地的推手，生态繁荣的塑造者。 本系列旨在深度呈现这些关键人物的远见、突破与实践，剖析中国生物制造从技术追赶到创新引领的跃迁路径，揭示其驱动产业升级、保障民生健康、实现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 我们相信，这“100人”的故事与洞见，不仅是对当下成就的致敬，更是洞见中国未来生物经济版图的重要坐标。 敬请关注。（朱萍） 2025年，ADC这条老赛道仍在持续升温。 企业研发势头正盛：5月，恒瑞医药的HER2靶向ADC药物SHR-A1811获批上市；2025 ASCO上ADC入选研究有89项来自中国，达整体数量的48.4%。 资本端同样热闹，年初，信达生物以8000万美金首付款+10亿美元里程碑付款将新一代DLL3靶向ADC药物授权罗氏；映恩生物和Avenzo Therapeutics就EGFR/HER3双特异性ADC药物达成独家许可。 行业热度不减的同时，ADC赛道的“内卷”也愈发明显，管线同质化严重，竞争进入白热化。 但正是这样的高压环境中，中国凭借强大的工程师红利带来的技术优化能力，正在“卷”出差异化路径。 “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Tech——工程师红利和速度”。在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和香港交易所主办的第十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映恩生物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朱忠远对动脉网等媒体表示， ADC赛道上，中国企业或能另辟蹊径赶超国外。未来的行业赢家必将是那些善于进行技术融合的企业。 映恩生物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朱忠远 成功的创新还往往诞生于技术交叉点。例如， 通过LNP递送mRNA在体内直接生成CAR-T细胞的体内CAR-T技术，就能显著降低成本与副作用，而这正涉及mRNA、LNP和偶联技术等多个领域的深度融合。 其实，上述技术不乏ADC企业的老本行，朱忠远谈及此更是激动地表示， “我们在伟大的时代，我们在验证技术的融合，这是我们这代人难得的机遇。” 中国创新药企正处于出海路径变革期，未来的中国Biotech若能发挥工程优势，真正实现技术融合，或将从“授权出海”迈向“造船出海”，完成全球化的关键跃迁。 逆市“硬上”港股后，再闯科创板 2025年4月，映恩生物成功登陆港交所，成为又一家叩开18A大门的Biotech。 然而，回望这段上市历程，朱忠远坦言，“与其说是经验，不如说是血淋淋的教训”。 IPO路演当天，恰逢全球宏观环境突变、港股恒生指数单日重挫13.22%的极端市况。面对国际投资者“Are you crazy?”的质疑，以及同行普遍推迟发行的观望氛围，映恩生物选择了逆市发行。 在朱忠远看来， 这是一次“别无选择，只能咬牙死扛”的决策 。彼时，港股18A板块已历经两三年资本寒冬，下一个理想的发行窗口遥遥无期，能够实现真正市场化发行的企业凤毛麟角。映恩生物的逆势而上，某种程度上承载了为市场重建信心的期待。 市场的后续表现印证了这一决策的价值。板块情绪回暖，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至今，11家通过18A港股上市的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中，药捷安康-B、映恩生物-B、中慧生物-B、派格生物医药-B的涨幅均超过2倍，反映出港股18A对生物科技企业的持续赋能。 其实，港交所的18A规则更多是程序性准入条件，重点关注企业是否拥有二期临床阶段的创新产品，这一条件不少Biotech均能满足。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说服资本市场——尤其是国际长线投资者——为公司的未来估值买单。 朱忠远剖析映恩生物的上市经历，归纳出三个核心要素：全球化业务发展与现金生成能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管线与权益结构、以及被生态圈合作伙伴验证的执行力。 例如，映恩生物的核心产品DB-1311在2023年4月与BioNTech达成了一项合作。根据协议，BioNTech获得DB-1311、DB-1303在全球（不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范围内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权利，映恩生物将保留两款抗体偶联药物在中国大陆、香港以及澳门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权利。作为DB-1311协议的一部分，映恩生物拥有未来就美国市场行使其共同开发和共同销售的选择权。 传奇生物与强生在CAR-T产品Carvykti的合作中，也采用了类似的共同开发模式：在全球市场中，双方按5:5比例共担成本与分享利润，在大中华区则为7:3。同样，百利天恒与BMS在双抗ADC产品BL-B01D1的合作中，也采用了共同开发（Co-development）的模式，BMS支付8亿美元首付款及最高76亿美元里程碑款，双方在美国市场各承担50%的开发费用。这使得百利天恒在美国这一核心市场保留了一半的权益，在承担高研发成本的同时也能够保留资产的长期控制权。 中国药企正从单纯的权益出让，转向更深入参与全球价值分配，这也正是投资者关注的。 即便在港股表现亮眼，2025年10月，映恩生物宣布转回A股再次上市的决定。 “与其说是我们主动挑选窗口，不如说是被资金通路‘逼’出来的融资动作。”对此，朱忠远给出了一个直白的理由。 究其原因，当下ADC管线的国内资本市场认可度较高。映恩生物自研ADC平台已形成技术壁垒，核心管线在三期临床中展现出优异数据，预计将在年底递交上市申请，进入商业化关键阶段。此时转向A股，有助于获得更高的估值与资金支持。 高特佳投资集团总经理孙佳林对动脉网等媒体表示，目前中国创新药资本生态正处在“冷热不均”的矛盾中：二级市场因BD驱动活跃，但作为源头的一级市场状态萎缩。归根结底，所有BD的资产供给来自一级市场，如今一级市场“活水”不足，意味着创新药生态的根基不稳。 据医药魔方数据库统计，2025Q1至Q3国内医疗健康领域一级市场共发生1032起投融资事件，同比下降11.6%；总融资金额达795.3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22.4%。相比全球市场融资数量和金额均下降的趋势，中国创新药逆势增长，但是二级市场热度并未导向一级市场融资，资本更多流向BD交易。 映恩生物的H+A股两地上市选择，“既是回来给大家多一个选择，也拓宽人民币资金的退出渠道。” 一方面借港股保持美元融资与国际曝光，另一方面通过科创板引入人民币流动性，为即将商业化的管线“备粮”。 “中国与美国Biotech的Gap已经在缩小，甚至在payload设计、双抗偶联、注册策略上还有局部优势，MNC抱团扫货就是证据。”对于融资前景，朱忠远断言，只要平台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上车”行情就会反复上演—— 区别在于，下一波泡沫将更挑剔地奖励拥有全球多中心数据、可验证MOA（作用机制）和商业路径清晰的公司，而非简单“概念先行”。 ADC靶点内卷尽头，能否出现技术升维？ 当前ADC全球创新研发的重点集中在成熟且已验证的靶点上。据统计，2025年在研ADC中HER2、Trop2、Nectin-4靶点占据70%+的研究数量。 这种集中热门靶点的格局带来两个挑战：一是同质化管线激增，后来追赶者难以形成差异；二是随着热门靶点饱和，第一三共/阿斯利康Enhertu（DS-8201）、罗氏Kadcyla等大药站稳脚跟，市场竞争格局日趋固化，新进者研发投入的回报预期正持续走低。 当众多企业仍在有限靶点上激烈竞速，真正的创新出路何在？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回归ADC药物的基本逻辑。 ADC药物是由抗体、连接子（linker）和有效载荷（payload）三部分组成，其作用机制可形象地比喻为“魔法子弹”——抗体作为导航系统，精准地将毒素递送至肿瘤细胞，随后在细胞内释放有效载荷，从而杀伤肿瘤。连接子保障递送过程中两者的稳定。 因此，药物研发涉及抗体选择、payload合成与处理、精确偶联三大环节。当前药企集中争抢的，正是抗体靶点，而linker和payload的差异化路径或许能引向另一条通路。 ADC药物中，抗体靶点的发现和筛选主要依赖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生物学技术，而另外两个组成部分linker和payload开发涉及有机合成分子结构优化，实则是化学与工程技术的战场。 “Biotech应拆分为Bio（生物）加technology（技术），时间推到十年前，中国和海外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差距主要来自bio，也就是MNC对靶点得理解比我们更早更深。”朱忠远表示。 但在化学与工程领域，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与快速迭代能力正形成比较优势。这也促使行业形成新的共识：以技术（Technology）端的快速进化，弥补生物学（Bio）端的认知滞后，构建“技术反馈生物学”的正向循环。 映恩生物的商业模式也印证了这个观点：早期从国内企业购买抗体，结合公司技术平台进行开发，将linker-payload的优化作为核心优势，快速扩展管线。 目前，映恩生物拥有四个技术平台，包括免疫毒素抗体偶联平台（DITAC）、双抗平台（DIBAC）、自免平台（DIMAC）以及新型有效载荷平台（DUPAC）。在这些平台基础上已建立10款临床阶段的ADC研发管线，指向下一代ADC研发。其中，DITAC平台以专有payloadP1003和P1021为基础，在映恩生物研发日披露的最新进展上，结果均显示出较好的优化治疗窗口效果。此外，映恩生物也搭建了强大的工程平台DBApex、DBNexus。DBApex基于大模型能快速设计筛选新的蛋白质结构，加速抗体筛选。这同样是以tech正反馈bio的又一体现。 朱忠远预测，在工程师红利和中国Biotech高研发效率下，ADC赛道上，中国Novel Payload（新型载荷）的研发速度很有潜力赶超国外。未来的发展方向将聚焦于开发能够克服现有药物耐药性、并具备更宽治疗窗的新一代有效载荷。 具体而言，此类新型载荷需具备全新的作用机制（MOA），以应对如MMAE、DM1、DXD等传统载荷所面临的耐药挑战。同时，理想的载荷不仅应具备高杀伤活性，还需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毒性，避免因脱靶效应导致治疗窗口狭窄。此外，双载荷ADC技术（即在同一个抗体上偶联两种不同机制的有效载荷）也展现出潜力。 ADC的内卷，并不意味着走向尽头，恰恰潜伏着中国Biotech实现国际突围的可能。 “不是模仿”，如何定义Biotech的全球路径？ “我们不做‘中国版第一三共’，我们要成为全球药企。”这是映恩生物早早喊出来的目标。 映恩生物的商业模式在中国Biotech中颇为特别，据朱忠远介绍，公司已累计在全球入组2700名患者，其中约50%在海外，覆盖300多个临床试验中心，成为中国少数具备全球多中心临床运营能力的Biotech之一。 第一三共凭借其卓越的ADC技术平台，以“十年磨一剑”的匠心精神，通过DS-8201等产品提高了ADC领域的治疗标准，并将产业带入了新的高度。若后来者，仅单纯在既定技术路径上进行模仿，其实是格局有限的竞争。 “从Day 1开始，我们就立志成为全球公司，开展全球试验，服务全球患者。”朱忠远表示，不完全认同映恩生物想模仿第一三共的说法，映恩生物的选择其实是“冲到全球去”。 在朱忠远看来，一家优秀的ADC企业必须在三个维度上建立全球竞争力：平台（Platform）、产品管线（Pipeline）和临床策略与执行（Clinical Strategy & Execution）。他指出，国内很多Biotech在前两者上表现尚可，精于平台构建，但在全球临床策略上普遍薄弱，往往停留在临床前阶段，或仅在中国市场“内卷”，难以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真正的“造船出海”，远不止于单一产品或技术的输出，而是构建从靶点发现、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到全球商业化的全链条能力。这要求企业不仅要有敢于在欧美主流市场开展关键性临床试验的勇气，更要有落地执行的能力。 在选择出海伙伴时，朱忠远强调，B iotech应寻找真正相信产品价值、愿意共同推进的长期合作伙伴，而非仅仅完成交易、将产品“束之高阁”的简单买方。 从“Bio+Tech”融合的视角出发，朱忠远认为，未来真正的赢家一定是技术的融合者。就ADC领域而言，下一代Payload需具备更强的治疗窗口（Therapeutic Window）、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及CMC稳定性。 他强调：“肿瘤细胞很狡猾，如果同时用两种不同机制的毒素，它同时耐药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不仅如此，他还密切关注TCE、CAR-T、mRNA与LNP等多元技术平台的融合趋势。Biotech不是单一技术的胜利。无论是小分子、抗体、还是细胞治疗，成功的创新往往出现在技术交叉点。 例如，In Vivo CAR-T通过LNP递送mRNA在体内直接生成CAR-T细胞，将极大降低成本与副作用，这一方向涉及mRNA、LNP、偶联技术等多个领域，便是“技术融合”的成果，也正是映恩生物的技术强项。 与欧美企业在生物学基础上长期积累的优势不同，中国企业在技术端的执行速度与工艺优化上展现出独特优势。如今，一批思维开阔、兼具科学洞察与工程能力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正成为中国Biotech实现技术融合与加速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资金与人才的双重助力下，中国正在构建完整的全球药物开发链条，进而推动创新药出海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星辰大海。”朱忠远表示，“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诞生真正走向全球的制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