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水含烟
前言
当前,全球约有5%~8%的人口患有各类IMIDs,包括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银屑病、炎症性肠病等,现有治疗手段存在应答丢失、全身毒性等局限性。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技术在肿瘤学领域已取得显著成功,其“精准制导”的设计理念正在向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Immune-Mediated Inflammatory Diseases, IMIDs)领域拓展。将ADC技术应用于免疫性疾病的核心逻辑在于IMIDs的病理基础是特定免疫细胞亚群的异常激活和增殖,这些细胞表面表达特异性标志物,可作为ADC抗体的靶点,从而实现对病变免疫细胞的选择性消除或功能调控。与肿瘤学ADC的关键区别在于,免疫性疾病领域的ADC不一定要杀死靶细胞,而是可以通过调节免疫细胞功能、诱导免疫耐受或局部免疫抑制来达到治疗目的。
在靶点方面,糖皮质激素类ADC (GC-ADC)是最具代表性的方向,包括抗TNF-GRM ADC (ABBV-3373/ABBV-154)、抗CD74-GRM ADC、抗VISTA-GRM ADC等;非糖皮质激素类ADC则涵盖CD6、CXCR4、BAFF-R、CD30、CD64、CD11a等多个靶点。载荷方面,除了糖皮质激素受体调节剂(Glucocorticoid Receptor Modulators, GRM)外,BTK抑制剂、JAK抑制剂、PROTAC降解剂等新型免疫调节性载荷也在积极探索中,其设计理念不是彻底杀伤靶细胞,而是通过药理作用调控靶细胞的功能状态,实现“功能抑制”而非“细胞清除”。临床端,Brentuximab Vedotin已在系统性硬化症中展开探索性研究,ABBV-3373在类风湿关节炎中显示出初步疗效,DB-2304作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BDCA2-ADC已在SLE中开展研究(NCT06625671)。
免疫性疾病领域的ADC与肿瘤学ADC在设计理念和技术参数上存在多项关键差异。第一,治疗目标不同:肿瘤ADC的终极目标是杀死肿瘤细胞,而免疫性ADC的目标是调控或消除异常激活的免疫细胞,不一定完全杀死靶细胞。第二,载荷选择不同:肿瘤ADC主要使用高细胞杀伤毒性的有效载荷,而免疫性ADC则倾向于使用GRM、免疫调节剂等,这些载荷的毒性程度较低,但能有效调控免疫细胞功能。第三,连接子设计策略不同:肿瘤ADC通常采用可裂解连接子以利用旁观者效应杀伤邻近肿瘤细胞,而免疫性ADC更倾向于使用不可裂解连接子,以减少载荷的脱落和全身暴露。第四,药抗比(DAR)优化方向不同:肿瘤ADC的DAR通常为2-8,而免疫性ADC倾向于较低的DAR (如2-4),以在保证疗效的同时降低全身毒性。第五,抗体亚型选择不同:免疫性ADC倾向于选择效应功能较弱的IgG4亚型或经过Fc段工程化改造(如LALA、N297A等突变)的IgG1变体,以减少非靶向的免疫细胞清除。
免疫性ADC的作用机制包括以下几个层面。首先,靶向性细胞消除:ADC通过抗体与靶细胞表面抗原结合,经内吞后在细胞内释放载荷,直接导致靶细胞死亡或功能抑制。如抗CD30 ADC Brentuximab Vedotin通过将MMAE递送至CD30+活化T细胞,直接杀伤这些参与炎症反应的免疫细胞。其次,局部免疫调控:GC-ADC通过将GRM载荷选择性地递送至靶细胞及其微环境,在炎症部位形成局部免疫抑制,而非全身性糖皮质激素的广泛免疫抑制。这种“局部泼尼松”的理念是GC-ADC的核心价值主张。再者,免疫耐受诱导:某些ADC可以通过调控靶细胞的表型和功能,促进免疫耐受的建立。最后,降解剂-抗体偶联物(DAC)可以选择性地降解靶细胞内的特定蛋白质,而非杀死细胞,为免疫性疾病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
01
免疫性ADC相关靶点
1.1 糖皮质激素类相关靶点
TNF是IMIDs中最重要的介质之一,在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炎症性肠病等多种IMIDs的病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将TNF作为ADC的靶点,通过抗TNF抗体将GRM载荷选择性地递送至TNF富集的炎症部位,可以在局部发挥糖皮质激素的免疫抑制作用,同时避免全身性糖皮质激素的副作用。AbbVie的ABBV-3373即是这一策略的代表性产物,在类风湿关节炎(NCT03823391)中展开了临床研究。
BDCA2 (blood dendritic cell antigen 2)是浆细胞样树突细胞(pDC)表面特异性表达的C型凝集素受体,在正常组织的其他细胞类型中几乎不表达。pDC是I型干扰素(IFN-α/β)产生的主要细胞来源,而I型干扰素通路的持续激活是SLE的核心病理特征之一。BDCA2通过其免疫受体酪氨酸基抑制基序(ITIM)信号通路抑制TLR7/9介导的IFN-α产生,因此靶向BDCA2不仅可以通过ADC载荷直接杀伤pDC,还可通过抗体的交联作用抑制pDC的IFN-α分泌功能,实现双重机制的治疗效果。BDCA2已成为自身免疫ADC领域最受关注的靶点之一,映恩生物开发的DB-2304是全球首个靶向BDCA2的ADC候选药物(NCT06625671)。
CD74是MHC II类分子的关键伴侣蛋白,在活化的B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等抗原呈递细胞上高表达。由于CD74在抗原呈递细胞上的特异性表达,其成为ADC靶向免疫性疾病的理想靶点之一。研究表明,CD74在内吞后可迅速再循环至细胞表面,这一特性使得单个抗体分子可以多次介导载荷释放,增强了ADC的治疗效果。
VISTA(V-domain Ig suppressor of T cell activation)是一种在骨髓抑制性细胞和巨噬细胞上高表达的免疫检查点分子。Lifordi Immunotherapeutics的LFD-200即是一款靶向VISTA的GC-ADC,已在多个免疫性疾病动物模型中显示疗效,并于2025年进入临床评估(NCT07207954)。LFD-200通过将修饰化的强效GC载荷选择性递送至免疫细胞,在非人灵长类研究中显示可在免疫细胞中实现持续GC暴露并抑制促炎细胞因子表达,而不影响皮质醇水平。
除TNF、BDCA2、CD74和VISTA外,多个其他靶点也被探索用于GC-ADC的开发。E-selectin在活化的内皮细胞上表达,是白细胞滚动和炎症细胞募集的关键介导。CD163是巨噬细胞特异性标志物,在M2型巨噬细胞上高表达。CD70在活化的T细胞和B细胞上表达,在类风湿关节炎滑膜中显著上调。这些靶点的共同特点是在炎症微环境中的细胞上特异性表达,为GC-ADC的精准递送提供了分子基础。
1.2 非糖皮质激素类ADC靶点
CD30是TNF受体超家族成员,在活化的T细胞和B细胞上表达,在系统性硬化症的炎症组织中显著上调。Brentuximab Vedotin(抗CD30-MMAE ADC)是目前唯一已在免疫性疾病中进入临床研究的非GC-ADC。在系统性硬化症中,CD30+的T细胞在皮肤和肺部的纤维化组织中浸润,与疾病活动度密切相关。
CD6是一种主要表达于T淋巴细胞表面的跨膜糖蛋白,在T细胞活化、分化和免疫突触形成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抗CD6单抗Itolizumab已在印度获批用于银屑病治疗,为CD6靶点的有效性提供了临床验证。CD6-MMAE-ADC在体外选择性地杀伤活化的增殖性人T细胞和抗原特异性小鼠T细胞;在体内,CD6-MMAE-ADC对未免疫的CD6人源化小鼠的正常T细胞没有显著的有害影响,而相同剂量的CD6-MMAE-ADC则能有效治疗两种自身免疫性葡萄膜炎的临床前模型和一种移植物抗宿主病模型。这些结果表明,CD6-MMAE-ADC有望进一步开发成为一种潜在的治疗药物,用于选择性清除致病性T细胞并治疗多种T细胞介导的疾病。
CD19是B细胞谱系中表达最为广泛和均一的表面标志物,从前祖B细胞阶段开始表达直至浆细胞阶段部分保留。近年来,CD19靶向的CAR-T细胞疗法在SLE患者中实现了无药缓解的突破性结果,有力验证了深度B细胞清除在SLE治疗中的价值。AbbVie开发的ABBV-319是一种靶向CD19的GRM-ADC,其设计理念是通过CD19抗体将糖皮质激素选择性递送至B细胞,作为CAR-T的“现货型”替代方案受到关注(NCT06977724)。
除上述靶点外,多个其他靶点也在探索中。CXCR4是趋化因子受体,与其配体CXCL12结合后介导免疫细胞的迁移和归巢,抗CXCR4 ADC可同时封锁迁移信号和递送免疫调节性载荷。BAFF-R在成熟B细胞上表达,是SLE的重要靶点,抗BAFF-R-siRNA ADC可选择性地沉默BAFF受体表达并耗竭活化B细胞。CD64 (FcγRI)在活化的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上高表达,是类风湿关节炎滑膜巨噬细胞的特征性标志。FRβ在活化巨噬细胞上特异性表达。BCMA在浆细胞上高表达,可清除产生自身抗体的长寿命浆细胞。CD79b具有快速内化特性,CD38在浆细胞和部分活化T细胞上表达。此外,C5aR1、IL-6R、IL-7R、CD206、CD45、CD11a等靶点也在临床前探索中。
表 1 ADC在免疫性疾病中的主要靶点汇总
02
有效载荷与偶联技术策略
除常规的肿瘤ADC使用的细胞毒性载荷外,自身免疫ADC的有效载荷主要为免疫调节性药物,其设计理念不是彻底杀伤靶细胞,而是通过药理作用调控靶细胞的功能状态。免疫调节性载荷主要包括糖皮质激素受体调节剂(GRM)、BTK抑制剂、JAK抑制剂、PROTAC降解剂、mTOR抑制剂、免疫蛋白酶体抑制剂等几大类。
糖皮质激素是SLE治疗的基石药物,将其或其衍生物作为ADC载荷靶向递送,有望在实现局部免疫抑制的同时显著降低全身性暴露。GRM载荷的设计需要平衡效价与选择性,地塞米松和泼尼松龙是常用的GRM载荷前体,通过连接子修饰可调控其释放动力学。与细胞毒性载荷相比,GRM的治疗窗口更宽,但其效价相对较低,因此需要更高的DAR或更高效的靶点内化来确保足够的细胞内载荷浓度。
BTK是B细胞受体信号通路的关键节点激酶,将BTK抑制剂作为ADC载荷靶向递送至B细胞,可提高B细胞内的局部药物浓度,同时降低对其他BTK表达组织的暴露。JAK家族是多种细胞因子信号传导的关键介质,将JAK抑制剂作为ADC载荷靶向递送至特定免疫细胞亚群,有望在保留局部免疫抑制效果的同时降低系统性不良反应。TYK2抑制剂作为ADC载荷的概念也受到关注。
降解剂-抗体偶联物(Degrader-Antibody Conjugate, DAC)是ADC技术的重要创新方向,将PROTAC或分子胶等蛋白质降解剂作为载荷,可以选择性地降解靶细胞内的特定蛋白质,而非杀死细胞。这种技术在免疫性疾病中具有独特优势,可以更精细地调控免疫细胞功能。Nurix Therapeutics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其DAC平台正在开发多个项目,其中一个已列入自身免疫疾病管线(NX‑0479/GS‑6791)。
表 2 自身免疫ADC主要载荷类型及特征
定点偶联技术通过在抗体特定位置引入反应性基团,实现DAR均一、连接位点确定的ADC制备,是第三代ADC技术的核心特征。THIOMAB技术、酶介导定点偶联(如Sortase A、MTG)、非天然氨基酸掺入技术等均在免疫性ADC中具有重要应用。映恩生物的DIMAC平台即整合了定点偶联技术。连接子的选择需考虑载荷性质和靶点内化特征,免疫性ADC由于需要长期反复给药,对连接子的体内稳定性要求更高。
03
部分临床研究进展
3.1 Brentuximab Vedotin (SGN-35, BV)
Brentuximab Vedotin (BV)是由Seagen(现已被Pfizer收购)开发的抗CD30-MMAE ADC,最初获批用于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和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在免疫性疾病领域,I/II期临床研究(NCT03222492)评估了BV在中重度系统性硬化症(MS)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结果显示部分患者的皮肤纤维化评分得到改善,且CD30+细胞显著减少;在合并霍奇金淋巴瘤或大细胞淋巴瘤的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中,BV单药治疗以及与标准霍奇金淋巴瘤治疗方案联合治疗,不仅能使淋巴瘤达到完全代谢缓解,还能显著改善RA的疾病活动度,表现为DAS28-CRP评分的降低(Case study)。BV在RA中的治疗作用可能源于其对滑膜中CD30+ T细胞和邻近炎症细胞的细胞毒活性,以及对CD30-CD30L信号通路的干扰。BV的主要副作用包括周围神经病变和中性粒细胞减少,这些在长期用药的免疫性疾病患者中需要特别关注。除上述适应症外,BV还开展了关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临床试验(NCT01596218、NCT01940796)。
3.2 ABBV-3373/ABBV-154
ABBV-3373是AbbVie开发的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抗TNF-GRM ADC,其设计理念是将抗TNF抗体与GRM载荷通过不可裂解连接子连接。在RA的II期临床研究(NCT03823391)中,ABBV-3373显示出了初步的疗效信号,部分患者达到ACR20/50应答,在疾病活动度改善上优于adalimumab对照,但出现一定安全性问题(部分患者因不良事件停药、SAE等)。后续该项目被终止,更多是商业战略+收益/风险权衡,而非单纯无效。
ABBV-154基于ABBV-3373的同一技术平台打造,载荷是在ABBV‑3373的GRM基础上在C21位引入磷酸基团,形成磷酸前药,以提高水溶性和制剂稳定性,更适合皮下高浓度给药。然而,在风湿性多肌痛(PMR)的II期研究(NCT04972968)中,ABBV-154未能达到主要终点,且报告了过敏反应等安全性问题;此外,ABBV-154涉及的临床试验均已终止(terminated)结束。2023年,AbbVie官方及行业报道明确因收益/风险比不佳,终止ABBV‑154开发。这一结果提示,GC-ADC的疗效可能因疾病类型和炎症微环境的差异而不同。
3.3 DB-2304
DB-2304是由映恩生物(Duality Biologics)开发的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抗BDCA2 ADC,用于SLE的治疗。该药物采用映恩生物专有的DIMAC平台构建(第二款),通过将抗BDCA2抗体与免疫调节性载荷连接,选择性地消除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或抑制其功能。相比较于抗BCDA2单抗,DB-2304具有更强的抑制pDC以及外周血细胞I型干扰素分泌的能力。除了抑制I型干扰素分泌外,DB-2304更能高效广谱地抑制其它炎症因子的分泌,并负调控SLE疾病严重性相关的干扰素效应基因组。DB-2304的半衰期约为10天,支持每4周一次的给药频率,初步模型预测在1 mg/kg Q4W剂量下可维持95%以上的BDCA2受体占有率。2024年底,DB-2304在澳大利亚完成I期临床试验首例患者给药,2025年11月已在中国大陆、美国及中国台湾同时启动I/IIa期临床研究(NCT06625671)。
3.4 ABBV-319
ABBV-319是AbbVie开发的抗CD19-GRM ADC,靶向CD19+的B细胞。其设计理念是将GRM载荷选择性地递送至CD19+ B细胞及其微环境,在局部发挥糖皮质激素的免疫抑制作用,旨在降低与传统激素治疗相关的毒性并增强抗肿瘤活性。ABBV-319具有三重作用机制:抗体介导的B细胞信号阻断、GRM载荷的局部免疫抑制、以及ADC的靶向B细胞消除。目前,该药物正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和干燥综合征等适应症中开展I期临床研究(NCT06977724);同时,ABBV-319对复发或难治性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滤泡性淋巴瘤(FL)或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成年患者不良事件、疾病活动变化以及药物在体内分布情况的临床研究也在进行中(NCT05512390)。
3.5 LFD-200
Lifordi Immunotherapeutics的LFD-200是一款靶向免疫细胞表面蛋白VISTA的GC-ADC,已于2025年进入临床评估(NCT07207954),用于中重度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该药物通过将修饰化的强效GC载荷选择性递送至免疫细胞,在多个免疫性疾病动物模型(包括糖尿病、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中显示疗效。在非人灵长类研究中,LFD-200可在免疫细胞中实现持续GC暴露并抑制促炎细胞因子表达,而不影响皮质醇水平。2025年11月19日,赛诺菲已对Lifordi进行战略投资,总融资额达1.12亿美元,其中新增的4200万美元将主要用于支持正在开展的RA I期临床研究,研究核心是评估Lifordi的关键候选药物LFD-200的疗效。
图1 部分ADC的结构
表 3 ADC在免疫性疾病中的主要临床管线
04
企业管线分布
4.1 AbbVie:免疫性疾病ADC的先行者
AbbVie是当前免疫性疾病ADC领域布局最为积极的跨国药企。其探索以ABBV-3373为起点,通过阿达木单抗靶向活化免疫细胞,并搭载糖皮质激素受体调节剂,旨在实现“增效减毒”的精准抗炎效果,并在类风湿关节炎的II期研究中观察到停药后仍能维持深度缓解的积极信号。尽管因获益-风险比的考量,ABBV-3373及其迭代管线ABBV-154的研发已终止,但这些先驱性实践不仅初步验证了自免ADC的临床逻辑,也为行业指明了方向——即从追求“细胞清除”转向对致病免疫细胞的“功能性调控”。艾伯维的“折戟”并未终结这一赛道,反而激发了更广泛的探索,预示着自免ADC正步入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阶段。ABBV-319的继续开发、收购ImmunoGen带来的ADC技术平台及其自身强大的商业化能力,使其在免疫性疾病ADC领域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4.2 映恩生物:中国ADC新势力的崛起
映恩生物(Duality Biologics)是中国ADC领域的新兴企业,其核心产品DB-2304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抗BDCA2 ADC,用于SLE治疗。该公司已与BioNTech达成合作,将多个ADC项目的全球权益授权给BioNTech。映恩生物的DIMAC平台专为自身免疫疾病设计,整合了靶点发现、抗体工程化、载荷优化和定点偶联等核心技术。针对许多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接受的传统治疗方法所伴随的严重的附作用,DIMAC提供了系统性暴露更低、疗效更强及安全性更好的靶向治疗方案以重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DIMAC平台开发的分子在临床前研究中展现了有效及广泛的抗炎活性,药物作用时间长、稳定性高及系统性暴露低,有望为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提供更低副作用、更有效的治疗方案。目前,映恩生物已在超过20个国家开展多个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入组超过2,700名患者。
4.3 Lifordi Immunotherapeutics:专注免疫性疾病ADC
Lifordi Immunotherapeutics是一家专注于免疫性疾病ADC开发的创新药企,其核心产品LFD-200是一款靶向VISTA的GC-ADC。与其他布局免疫性疾病ADC的企业不同,Lifordi的特点在于其完全专注于免疫性疾病领域。这家临床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正通过其专有平台,将ADC的“精准递送”理念应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其核心策略是靶向特定免疫细胞并递送强效抗炎载荷,以实现“增效减毒”的作用。赛诺菲对其战略投资体现了MNC对免疫性疾病ADC的重视。
4.4 翎泰天润
翎泰天润的首发管线为LYNC-101,靶点尚未披露,描述为靶向活化免疫细胞,载荷描述为非甾体载荷,适应症为IBD。2026年4月启动了临床I期,招募50例健康受试者,爬坡剂量设置为1 mg/kg-8 mg/kg。
4.5 其他重要企业管线
Nurix Therapeutics开发的DAC是一种新型ADC技术,2025年4月2日,赛诺菲已获得Nurix公司一项未公开项目的独家授权,该项目针对的是一种此前无法成药的转录因子(未披露),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再生元制药(Regeneron)作为一家以创新抗体技术闻名的生物制药公司,近年来积极投身于GC-ADC的研究开发;其研究团队在2021年于《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系统报道了新型GC载荷分子的设计与评价,以满足GC-ADC的需求,但后续无临床进展。基于自身的技术优势,荣昌生物、科伦博泰、乐普生物等国内ADC企业也在关注自身免疫领域的拓展机会。在国际市场上,罗氏、阿斯利康等大型制药企业虽未公开宣布自身免疫ADC项目,但其在肿瘤ADC领域的技术积累为未来延伸奠定了基础。
05
挑战与展望
安全性是免疫性疾病ADC研发中面临的首要挑战。与肿瘤患者不同,免疫性疾病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这对ADC的长期安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主要安全性关切包括:载荷脱落所致的全身毒性、靶点在正常组织中表达引发的脱靶效应、免疫原性以及感染风险升高。因此,如何在保证疗效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全身毒性,已成为免疫性疾病ADC开发的核心难题。
靶点选择是决定免疫性疾病ADC成败的关键因素。不同类型的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IMIDs)具有各自独特的免疫细胞亚群特征,同一靶点在不同疾病中的表达模式与治疗价值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要求研究者在药物开发中实施精准的患者筛选与个体化治疗策略。随着对IMIDs免疫细胞亚群理解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单细胞测序和空间转录组学等技术的应用,将揭示更为精细的免疫细胞异质性,推动新靶点的持续涌现。
糖皮质激素类ADC所基于的“局部泼尼松”理念仍需更多临床数据加以验证。与此同时,新型载荷(如DAC、双载荷ADC等)的引入,将为免疫性疾病ADC提供更广阔的设计空间。联合治疗策略的探索、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给药途径的创新(如吸入式、皮下注射等),以及适应症从SLE向其他自身免疫疾病的拓展,均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预计在未来3至5年内,将有更多免疫性疾病ADC进入临床后期研究,并于本十年末迎来首个获批上市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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