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在全球精神、神经和物质使用障碍所致疾病负担中占比17%。作为一个正在经历深刻社会变革的国家,中国在减轻精神障碍带来的疾病负担方面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本文旨在回顾过去三十年【1990-2020】中国在精神障碍的神经科学研究与临床服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分析相关发展因素及潜在挑战。首先,我们以流行病学、遗传学和神经影像学领域的研究为例,阐明中国在神经科学研究中的贡献日益增加。其次,介绍中国大规模、开放获取的影像遗传学队列及近期建立的脑库,这些平台为研究健康脑功能与脑疾病提供了支持。接着,总结临床服务的进展,包括医院与社区医疗体系的整合及早期干预方案的推进。最后,探讨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与临床服务的成果离不开资金投入的持续增加和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中医药的独特视角或可为精神障碍的新型治疗方案提供思路。然而,提升研究质量、为弱势群体提供普惠性临床服务等方面仍存在障碍。总体而言,我们期待中国在精神障碍研究与医疗体系方面持续进步,这些成果将为全球实现个体身心健康与社会福祉的整体目标贡献力量。
引 言
精神障碍(或称精神疾病)是导致健康寿命损失年的首要原因,2017年全球受影响人数达9.708亿(GBD,2017)。过去几十年,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深刻变革及人口老龄化加速,精神障碍在中国日益成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近期一项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成人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率达16.6%(Huang等,2019b)。2013年,中国精神、神经和物质使用障碍所致疾病负担占全球总量的17%,占全国疾病总负担的10%(Charlson等,2016)。
近二十年来,中国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工作计划,旨在完善精神障碍医疗防治体系,并通过神经科学研究深化对其机制的认知(图1a)。2005年启动的"中央补助地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后称"686项目")开创了医院-社区一体化的精神卫生服务模式(Ma,2012)。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以立法形式明确了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与医疗机构的职责(Shao等,2015;Xiang等,2012)。《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2015-2020年)》确立了各阶段工作原则与重点(卫生部等,2003;Xiong & Phillips,2016)。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心理健康促进列为未来十年十五项核心目标之一(Chen等,2019;国务院,2019)。
随着政策法规的推进,中国精神医学领域的研究与临床服务发生深刻变革。在临床服务方面,医疗可及性与可负担性显著提升:全国严重精神障碍防治管理体系逐步完善(Liang等,2018;Luo等,2017;Ma,2012);2007年至2018年,精神专科年诊疗人次从1752万增至5352万,精神科床位从16万张增至51万张(国家卫健委,2019)(图1b);预计2030年精神科医师数量将达每10万人4.5名(国务院,2019)。
精神障碍研究是全球脑科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美国"BRAIN计划"第二阶段将"通过解析健康脑功能机制理解脑疾病"列为核心目标。中国脑计划("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作为2016-2030年的十五年规划,以"解析神经环路的认知功能机制"为核心,聚焦"脑疾病诊治"与"类脑智能"两大应用领域(Poo等,2016)。随着计划启动,北京、上海已建立国家级脑科学研究中心,多地亦设立区域性研究机构。
过去三十年中国神经科学研究呈现跨越式发展:年度论文发表量从1996年的227篇增至2019年的11849篇,跃居全球第二(SCImago,n.d.)(图1c)。但就篇均被引频次和H指数而言,中国在顶尖二十国中仍存在差距(SCImago,n.d.)(图1d)。
中国精神医学研究格局与医疗体系近几十年经历历史性变革(Liu等,2011),其发展对全球精神卫生事业具有重要价值(Collins等,2011)。中国人口占全球七分之一,其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是实现全球精神健康覆盖的关键环节(世界卫生组织,2013)。同时,中国学者正为神经科学领域注入日益重要的贡献。既往文献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成就与挑战(Liu等,2011;Que等,2019;Shi,2019;Wang等,2019a-d)。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过去三十年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与服务体系演变:首先以多技术研究范例呈现科研发展态势,继而介绍大规模开放获取研究队列与脑库建设进展,接着剖析医疗服务体系转型,最后探讨未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理解当前进展与现存挑战有助于:(1)为政策制定者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依据;(2)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合作共赢。
图1. (a) 中国近三十年精神卫生服务与研究发展里程碑。(b) 2007年至2018年中国精神科年诊疗人次与床位数增长情况,数据源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国家卫健委,2019)。(c) 1996年至2019年美国、中国、英国、德国四国在神经科学领域国际同行评审期刊的年度论文发表数量。(d) 2019年H指数最高的20个神经科学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圆圈大小)与H指数(y轴)关系图。(c–d) 数据源自SCImago数据库(链接1)。
具体研究专题
我们首先回顾精神障碍研究的若干重点方向,聚焦于以人为对象的研究。通过文献检索,梳理了全国性及主要跨省份流行病学调查。针对遗传学与神经影像学研究,我们系统检索了PubMed、Scopus及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000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以中国人群为对象的综述与荟萃分析(图2)。相关遗传学与神经影像学研究的纳入综述与荟萃分析列表详见在线补充表S1和S2。此外,我们还将讨论近年发表的部分未涵盖在综述与荟萃分析中的代表性研究,以此展示中国研究对该领域知识体系的贡献。
流行病学研究
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是国内首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神经精神障碍及卫生服务利用流行病学调查(Huang等,2016)。该研究显示,中国成人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率为16.6%,采访前12个月患病率为9.3%(Huang等,2019b)。其中焦虑障碍最为常见,终身患病率达7.6%,12个月患病率为5.0%(图3a)。尽管各研究在抽样人群、诊断标准、评估工具及涵盖疾病范围存在差异,但比较显示:此患病率略低于2009年报告的17.5%的月患病率(Phillips等,2009),而高于早期在北京、上海开展的12个月患病率7.0%的调查(Shen等,2006),提示我国精神障碍发生率可能呈上升趋势(Huang等,2019b)。
遗传学研究
从PubMed、Scopus及CNKI数据库共检索到201篇遗传学研究文献。经去重及排除标准筛选后,纳入49篇综述与荟萃分析(图2及在线补充表S1),其中10篇为综述,39篇为针对中国人群精神障碍特定遗传变异与风险的荟萃分析。精神分裂症是研究最多的疾病(25/49),其次是情感障碍(14/49),其余涉及自闭症谱系障碍(2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2篇)、物质滥用(1篇)、自杀行为(1篇)及多重障碍(4篇)。
有三篇综述总结了中国人群候选基因关联研究与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的发现(Collier & Li, 2003; Cui & Jiang, 2012; Yue等, 2017)。在22篇关于候选基因与精神分裂症的荟萃分析中,10篇报告了中国人群风险基因与精神分裂症的显著关联,7篇未发现显著关联,5篇结果不一致(在线补充表S1)。近期一项中国精神分裂症GWAS研究(7699例病例与18327例对照)鉴定出7个全基因组显著位点(图3b),且精神病学基因组学联盟(PGC2)队列确定的108个位点中,有98个在中国病例中出现频率更高(Li等,2017a, b)。一项东亚与欧洲血统的跨祖先荟萃分析在176个基因位点中鉴定出208个显著关联(其中53个为新发现)(Lam等,2019)。中国药理学基因组学研究鉴定出MEGF10、SLC1A1、PCDH7、CNTNAP5和TNIK等5个可能与抗精神病药物个体疗效相关的全基因组显著位点(Yu等,2018)。另一项研究显示,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反应较差的患者中,谷氨酸能神经传递通路的有害罕见变异更为富集(Wang等,2018)。
在情感障碍(重性抑郁与双相障碍)方面,11篇候选基因荟萃分析中8篇报告阳性结果,2篇为阴性结果,1篇结果不一致。两篇综述探讨了情感障碍相关的遗传变异与甲基化(Deng等,2008; Yang等,2014)。另有一篇综述总结了抗抑郁药物的疗效与毒性(Lu等,2015)。对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一篇综述提示多个候选基因可能参与其病理机制,但中国人群的GWAS未发现显著SNP,仅发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病例中拷贝数变异负担增加(Yang等,2013a)。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研究中,一项针对1543名中国患者189个风险基因新生突变的研究显示,约4%的患者在29个自闭症候选基因之一携带新生突变(Wang等,2016a, b)。后续研究发现,有害突变的传递主要与新生突变相关(Guo等,2018)。Yang等(2013a, b)通过分析两项独立饮酒行为GWAS,发现12q24位点的常见变异可能与汉族人群饮酒行为相关。
开展中国人群遗传学研究有助于提升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的种族多样性。根据GWAS目录数据,尽管欧洲血统人口仅占全球16%,却占GWAS研究参与者的约79%(Martin等,2019)。因此,对非欧洲族群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跨人群共有及特异的遗传易感性特征。
图2. 通过系统性检索PubMed、Scimago及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获得的(a)遗传学研究和(b)神经影像学研究的综述与荟萃分析文献数量。检索策略如下:遗传学研究:检索词为["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或精神疾病相关术语(psychiatr*)、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焦虑障碍、自闭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强迫症、药物滥用] AND [中国(China)出现在标题/摘要] AND [遗传学相关术语("遗传"、"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甲基化"、"基因表达")]。神经影像学研究:检索词为[精神障碍相关术语(同上)] AND [中国(China)出现在标题/摘要] AND [神经影像学相关术语("神经影像"、"脑成像"、"磁共振成像"、"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文献类型限定为:荟萃分析、综述与系统评价。排除标准包括:无全文、非期刊论文、非遗传/神经影像学研究、非精神障碍相关或非中国人群研究。
图3. 精神障碍领域代表性研究及其应用。(a)Huang等人(2016)报告的中国成人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率与12个月患病率。(b)中国精神分裂症病例(下图)与精神病学基因组学联盟(PGC2)及中国人群联合样本(上图)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结果(病例43175例;对照65166例)(Li等人,2017a, 2017b)。(c)神经影像学研究对重性抑郁障碍(Cheng等人,2016)、精神分裂症(Du等人,2021)和自闭症(Dai等人,2021)的疾病神经病理学启示与临床应用价值。图表经授权转载。
神经影像学研究
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等活体神经影像技术为探索大脑宏观尺度的结构、功能与代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这些技术在精神障碍研究中的应用,深化了我们对患者复杂脑异常机制的理解,并推动了放射学新兴分支——精神放射学的形成(Gong等, 2021; Gong等, 2016; Huang等, 2019a; Kressel, 2017; Lui等, 2009; Lui等, 2016; Port, 2018)。通过检索PubMed、Scopus及中国知网数据库,我们共筛选出13篇针对中国人群精神障碍的神经影像学综述与荟萃分析(图2及在线补充表S2)。
在纳入的13篇文献中,7篇聚焦于情感障碍。许多研究关注特定临床特征患者的功能连接异常(Smith, 2015)。例如,Tang等(2018a, b)通过对比成人与青少年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发现了基于杏仁核功能连接的不同模式。Wang等(2020a, b)总结了双相情感障碍急性期与缓解期的大尺度脑网络功能障碍特征。Liu与Yao(2016)回顾了比较单相抑郁与双相障碍患者的神经影像学研究。针对首发未用药患者的研究对揭示疾病病理的原始神经异常尤为重要。例如,一项比较当前发作与缓解期首发未用药抑郁患者的研究显示,两组在应激任务中均出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与楔前叶异常激活,但仅缓解期患者表现出背外侧前额叶及双侧纹状体激活增强(Ming等, 2017)。后续研究发现两组患者左侧中央前回与左侧额上回皮层形态均存在异常(Xiong等, 2019)。这些发现契合Gong等提出的精神放射学假说,即脑结构改变通过影响广泛分布的功能连接进而引发临床症状(Canario等, 2021; Schrantee等, 2020)。
神经影像学发现可能为治疗提供潜在脑区靶点。例如,Cheng等(2016)通过全脑关联分析方法,精准定位了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奖赏与非奖赏神经回路的功能连接异常(Cheng等, 2015)。后续独立研究显示,针对非奖赏回路的经颅磁刺激可使59.5%既往治疗无效患者达到症状缓解(Feffer等, 2018)(图3c)。Gong等(2011)基于灰白质体积差异区分了难治性与非难治性抑郁患者,提示分布性脑区缺损可预测抑郁临床结局。
针对精神分裂症,两篇综述系统梳理了中国人群神经影像研究清单(Liu等, 2014, 2018)。近期研究发现首发与慢性患者存在不同的功能连接异常模式(Li等, 2017a; Wang等, 2019b)。疾病早期功能连接异常主要涉及额下回,且与语言相关FOXP2基因的多基因风险评分相关,这支持精神分裂症起源与语言功能异常相关的假说(Crow, 1997; Du等, 2021)(图3c)。Sun等(2015)利用扩散张量成像数据的层次聚类分析,识别出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两种亚型。基于不同病程未治疗患者的独特样本,Zhang等(2015)发现患者前额叶与颞叶区域存在加速的年龄相关性皮层变薄。Li等(2020)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基于纹状体功能异常开发了用于精神分裂症识别、预后及分型的假设驱动型神经影像生物标记。
另有两篇综述分别总结了焦虑障碍(Chen & Shi, 2011)与强迫症(Fan & Xiao, 2013)的神经影像异常。神经影像研究还揭示了酒精滥用相关强化处理过程的神经环路基础(Jia等, 2020, 2021),并证实布美他尼可改善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症状的神经机制(Dai等, 2021)。总体而言,中国多项神经影像研究聚焦特定临床特征患者,致力于解析精神障碍的复杂神经病理机制,并为治疗提供潜在脑区靶点。
研究队列与脑库建设
大规模开放获取影像遗传学队列
为发现效应值小但可重复的代表性结果,建立大规模多中心研究队列至关重要(Button等, 2013; Poldrack等, 2017; Schnack & Kahn, 2016)。中国已建立多个健康参与者开放获取队列(表1)。中国影像遗传学(CHIMGEN)研究收集了7000名18-30岁健康汉族人群的基因组、神经影像、环境与行为全维度数据(Xu等, 2020)。中国人脑彩色巢式计划(CCNP)旨在描绘全生命周期脑发育常模轨迹(Yang等, 2017a, b)。新近建立的脑影像共享平台(BISI, http://bisi.org.cn)包含健康受试者重复扫描数据(Liu等, 2017; Zuo等, 2014)及反刍思维状态健康人数据(Chen等, 2020)。
患者队列建设也同步推进(表1)。复旦大学张江国际脑库(ZIB)是持续建设的影像遗传队列,涵盖精神分裂症、重性抑郁障碍、自闭症谱系障碍、脑卒中、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及健康大学生六类人群。目前已纳入2143名参与者,完成1866例脑扫描、1491份血液样本、2143套行为量表、1143套神经认知测验及619份肠道微生物样本。ZIB计划2023年前扩展到12000名参与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中国人群神经精神疾病研究数据集。另一项"REST-meta-MDD"联盟项目整合了全国25个中心的1300例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与1128例健康对照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Yan等, 2019)。表1. 大规模、开放获取的健康参与者及精神障碍患者研究队列*
脑 库
脑库是研究神经与精神疾病的宝贵资源。研究者可基于死后脑组织进行组织学、基因测序与分子谱分析,从而获得其他方法难以获取的病理信息(Kretzschmar, 2009)。全球已有数百个脑库,包括欧洲脑网络(BrainNet Europe)、澳大利亚脑库网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生物库(NIH NeuroBioBank)和英国脑库网络等。中国脑库联盟于2016年成立,并发布了脑组织采集、处理与保存的标准化操作流程(Qiu等, 2019)。近年来,中国已建立数十个脑库(Wang等, 2019a,b,c,d)。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于2004年建立了中国首个脑库(Cao等, 2020)。两家国家级人脑库中,浙江大学脑库已收集约200例健康与神经精神疾病人脑样本;北京协和医学院脑库截至2019年已接收181例健康样本、34例痴呆捐赠者样本及38例其他脑疾病样本(Zhang等, 2018a,b)。上海脑库过去三年收集了约50例死后脑样本(Li等, 2021)。虽然中国大规模研究队列与脑库建设起步较晚,但它们将在未来成为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来自中国的数据集将促进国际合作,并增加健康参与者及各类脑疾病患者的种族多样性与样本规模(Poo等, 2016)。
医疗体系
医院与社区一体化医疗体系
全球精神卫生服务正经历从医院中心模式向医院-社区一体化模式的转型(Liang等, 2018; Luo等, 2017)。社区治疗已被证明可降低疾病复发率与再入院率(Luo等, 2019)。中国社区精神卫生体系随着2004年启动的"中央补助地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公共卫生项目而发展。该项目向全国精神卫生服务中心拨款686万元人民币(按2004年汇率约合82.9万美元)用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故被称为"686项目"(Ma, 2012)。资金规模迅速增长,2014年达4.7339亿元(累计拨款9.4341亿元)(Liang等, 2018)。"686项目"旨在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免费标准化抗精神病药物及社区随访,并组建由精神科医生、护士、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专业团队,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Ma等, 2011)。该项目是中国政府主导的社区一体化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典范。
随着全国社区医疗体系的实施,2011年建立了国家精神障碍信息系统,为政策制定与服务提供参考依据(Wu等, 2017)。该系统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共有600万精神障碍患者登记在册(占人口0.43%)。其中81.30%的患者正在服药,80.60%处于病情稳定期。精神分裂症、妄想性障碍、分裂情感性障碍与双相情感障碍的平均未治疗期分别为3.54年、4.61年、2.73年与3.18年(Wang等, 2020a,b)。2014年以来,精神障碍患者登记管理率持续上升。
早期识别与预防方案
精神卫生服务的另一重点是精神障碍的预防与早期治疗(Beddington等, 2008)。针对精神病,许多研究通过探讨亚临床精神病症状个体或有精神病家族风险者的神经与认知缺陷(Cannon等, 2016; Cornblatt等, 2003; Fusar-Poli等, 2013),以识别早期病理变化及预测干预靶点(Addington等, 2015; Simon等, 2007)。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启动了"上海精神病高危(SHARP)项目",招募了517名临床高危精神病个体(Zhang等, 2020a,b)。研究显示24%的高危个体在2年内转化为精神病(Zhang等, 2021),其中广泛阴性症状与认知缺陷亚组的转化率更高(Zhang等, 2020a,b)。利用临床症状与认知功能评分可较好预测个体向精神病转化的风险(ROC曲线下面积=0.78)(Zhang等, 2018a,b, 2021)。
精神卫生研究与服务的优势与挑战
日益增长的资金投入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脑科学与类脑技术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写入"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国务院, 2016)。中国研发支出增速正快速逼近美国(经合组织, 2020)。2011-2015年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了50项神经科学项目,总额达10亿元人民币(约合1.5亿美元)(Wang等, 2016a,b)。为促进研究成果向临床服务转化,中国自2013年起建立了50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形成医院、科研机构与高校协同研究网络(科技部, 2013),其中包括3个国家精神障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国际合作
研发投入可推动论文数量增长,但研究影响力更与国际合作程度密切相关(Wagner & Jonkers, 2017)。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跨国分享科学信息、制定协同应对计划的重要性(Rourke等, 2020),包括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Vatansever等, 2021)。中国科研合作快速增长:国际合作论文数量从2006年的1.6万篇增至2015年的7.1万篇(Zhou等, 2019)。主要政府资助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9年资助了1140项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总额10亿元人民币(约合1.5亿美元)(Tian等, 2020)。研究合作与临床服务国际合作均活跃开展,例如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建立长期合作;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麻省总医院、莫兹利医院等顶尖精神科医院建立科研培训伙伴关系(Barako等, 2019)。中国前十名科研机构的国际合作产出占其总产出的30-45%(Springer Nature, 2020)。
中医药的启示
中医药是中国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有4221家中医医院,占医疗服务总量的12.3%(国家统计局, 2019)。因接受度高、污名化低、费用低廉及副作用少等优势,精神障碍患者中中医药咨询率较高(Thirthalli等, 2016)。中医药涵盖草药、针灸、艾灸、气功等形式,其疗效常依赖于成分的多药理相互作用及身心合一的整体观。基于既往综述与荟萃分析(Thirthalli等, 2016; Ulett等, 1998; Wang等, 2019a,b,c,d),研究显示针灸、中草药等中医药在缓解精神症状方面具有潜力,但仍需高质量研究证实。通过分析草药生物活性成分可理解中医药的潜在疗效。例如一项针对15种神经退行性疾病草药的分析发现,草药与标准治疗药物存在大量化学成分重叠(Tang等, 2016)。从中药青蒿中提取青蒿素治疗疟疾的发现证明,研究已知疗效的中医药可能是开发精神障碍新疗法的可行策略(Tu, 2016)。
提升科研质量与开放科学
尽管中国神经科学年度论文发表量位居全球第二(图1c),但中国研究者仍面临提升科研质量与透明度的挑战。高影响力论文的增长速度滞后于论文总数增长(Leydesdorff等, 2014)。临床研究尤其是国内期刊发表的随机对照试验质量仍受关注(Tong等, 2018)。为应对这些挑战,政府正改革过度强调论文数量的学术评价体系(Qiu, 2010),并出台严格的学术不端惩处规定(Normile, 2017)。同时,为推进开放科研,中国自2001年起启动国家数据共享平台建设(Chen & Li, 2020),截至2019年已建立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与30个生物材料资源库(科技部, 2019)。若有效实施,这些措施与资源将长期改善中国科研质量。
医疗资源更均衡分配
尽管"686项目"实施后欠发达地区精神卫生支出逐年增加,但城乡医疗资源仍存在巨大差距(Liang等, 2018)。高技能专业人才与财政支持高度集中于东南省份医院,而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的乡镇与农村诊所常缺乏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专业人员与设施。
另一挑战是针对特定亚群的研究与临床服务不足。例如,由于快速城镇化与人口流动,中国约有6880万留守儿童,其中5490万在农村(Duan等, 2017)。留守儿童出现情绪行为问题的风险更高,更易遭遇校园欺凌(Fellmeth等, 2018; Tang等, 2018a,b)。另一需要更多医疗资源的群体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8.5%。许多少数民族居住于医疗服务不足的传统农村地区,也易受社会经济快速变革的负面影响(Yang等, 2017a,b)。
减少污名化与提升公众意识
对精神障碍的污名化与歧视是阻碍患者寻求专业帮助的常见障碍(Patel等, 2016)。这在集体主义文化可能加剧患者及其家庭成员自我污名的中国尤为突出(Yang & Kleinman, 2008)。中国精神科就诊率较低。2001-2002年在北京、上海开展的早期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仅3.4%的精神障碍患者在过去12个月内接受过治疗(Shen等, 2006)。另一项2001-2005年的研究显示,仅8%的精神障碍患者曾寻求专业帮助,5%曾就诊于精神卫生专业人员(Phillips等, 2009)。延迟治疗可能导致病程延长与预后恶化,未治疗精神病持续时间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Allott等, 2018; Marshall等, 2005)。
心理健康素养被定义为"有助于识别、管理或预防精神障碍的相关知识与信念"(Jorm, 2000)。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可提高精神障碍检出率与治疗率,促进求助行为。研究显示,与澳大利亚人群相比,中国人群(来自上海、香港、台湾及澳大利亚样本)对抑郁症的识别率普遍较低(12.1-24.4%对73.9%),对早期精神分裂症的识别率也较低(6.0-21.2%对37.90%)(Wong等, 2017)。为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减少对精神障碍的污名化,应加大面向公众与患者的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投入(Xu等, 2017a,b)。
结 论
总之,中国在精神障碍研究与医疗服务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具体而言,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率达16.6%;中国人群遗传学与神经影像学研究拓展了神经科学发现的种族多样性,阐明了特定临床特征患者的神经病理变化;大规模研究队列与脑库建设持续推进;临床服务方面,社区医疗正与医院体系融合以提供持续支持;早期预防干预成为精神卫生新重点。这些成就离不开持续增长的资金投入与深入的国际合作。中医药知识可为精神障碍药物研发提供新思路。同时,我们认识到仍面临提升科研质量、均衡分配医疗资源等挑战。随着持续推进,我们期待中国精神障碍研究与临床服务持续进步,这些成果将为全球理解精神障碍神经生物学基础、开发新型有效治疗作出贡献,助力每个人实现潜能、在社会中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