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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随着分子检测技术和精准医学的发展，肺癌驱动基因相继被发现，针对相应靶点的靶向治疗药物，极大程度改善了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生存预后。其中，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融合是NSCLC重要的驱动基因之一，其靶向治疗药物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ALK-TKI）不断迭代升级，推动ALK阳性NSCLC的精准治疗体系持续完善，不仅为患者带来更长久、更高质量的生存获益，更促使该疾病的管理模式稳步迈入“慢病化”新时代。 为进一步探索更精准的个体化治疗策略，助力患者实现“长生存”目标，《肿瘤瞭望》特别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顾康生教授、三明市第一医院毛成晔教授、涡阳县人民医院付心好教授、梅河口市中心医院郭艳辉教授、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罗顺祥教授，围绕ALK阳性NSCLC的临床诊疗现状、精准诊断突破、个体化治疗策略及患者偏好研究四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探讨，以期为推动ALK阳性NSCLC精准诊疗水平提升提供宝贵的临床见解与方向指引。 毛成晔教授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明市第一医院的毛成晔医生。近年来，随着分子检测技术和精准医学的发展，肺癌驱动基因的发现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精准治疗领域里程碑式事件，靶向治疗药物的更新迭代显著改善了此类患者的治疗格局。其中，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融合是NSCLC重要的驱动基因之一，首先，有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顾康生教授分享下当前ALK阳性NSCLC临床诊疗现状及未满足临床需求？ 顾康生教授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顾康生医生。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2022年全球新增病例近250万例，死亡181万例，且呈逐年上升趋势[1]。在我国，据国家癌症中心（NCC）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2022年我国肺癌新发病例约106万例，死亡病例约73万例，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最主要的病理类型，约占全部肺癌的85%[3]。随着致癌驱动基因的不断发现，其分型已从单纯的病理组织学分类升级为基于驱动基因的分子亚型，为精准治疗奠定了基础[4]。 ALK 阳性 NSCLC 的临床特征与治疗格局革新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融合是NSCLC重要的驱动基因之一。在NSCLC人群中发生率为3%~7%[5]，其中中国腺癌患者的ALK融合发生率为6.6%~9.6%[6]，鳞癌患者的ALK融合发生率可达3.7%[7]。此外，有研究表明，年龄是ALK融合阳性NSCLC的显著独立预测因子，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显示，年龄＜51岁的患者中ALK融合发生率达18.5%；另有研究发现，年龄＜40岁的患者中这一比例接近20%[4]。由此可见，基于我国庞大的人群基数和NSCLC高发病率，ALK融合在NSCLC特定人群中并不特别罕见。ALK融合阳性NSCLC好发于年轻、非吸烟人群，确诊时常处于晚期，癌细胞易扩散至大脑和脊髓等中枢神经系统[3]，鉴于其进展迅速且转移潜力高，及时诊断并启动治疗对改善患者结局至关重要[8]。 随着分子检测技术和精准医学的发展，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ALK-TKI）的问世及迭代更新彻底改变了ALK阳性NSCLC的治疗格局，使其从传统化疗时代迈入精准靶向治疗时代，患者预后显著改善，生存期不断延长，ALK融合也因此被称为“钻石突变”[3]。 目前，ALK诊疗已呈现“三代同堂”的格局，洛拉替尼是唯一一款三代ALK-TKI[5]。对于晚期ALK融合阳性NSCLC，2025年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4]推荐一线治疗选择ALK-TKI，其中三代、二代ALK-TKI推荐级别优先于一代ALK-TKI，洛拉替尼位于一线治疗首位推荐；若发生寡进展或中枢神经系统（CNS）进展，后线治疗推荐原TKI联合局部治疗方案，一线克唑替尼治疗后寡进展或CNS进展推荐换用二代或三代ALK-TKI；若发生广泛进展，一代克唑替尼治疗失败推荐选择二代或三代ALK-TKI，若二代ALK-TKI一线治疗失败，或一代、二代ALK-TKI治疗均失败，推荐三代ALK-TKI 洛拉替尼进行后线治疗。在晚期ALK阳性NSCLC 诊疗中，有“1+2+3/1+3/2+3序贯治疗”和“3+X好药先用”两种治疗模式，尽管选择仍存争议，但多项证据支持“好药先用”能为患者带来更多获益[9]。 从疗效上看，CROWN研究最新5年随访数据显示，洛拉替尼展示出超长的PFS优势，mPFS已超60个月[10]，预估能达到8-10年[11]，生存获益显著长于“1+2+3/1+3/2+3序贯治疗”的整体时间。 从治疗可及性看，约40%患者一线进展时因体能恶化无法接受后续治疗[9]，相当一部分患者在一线使用二代ALK-TKI后失去了进一步接受其他治疗的可能，因而错失了使用新一代好药的机会[9]；此外，前线接受一、二代药物的次数越多，出现多重耐药突变和复合突变的可能性越大，耐药机制更复杂，后续的治疗难度增大，洛拉替尼一线治疗还可减少由于一代、二代抑制剂换用第三代药物时带来的多重耐药突变和复合突变[12]。因此，综合考虑多项因素，建议优先使用新一代高效药物。 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与未来探索方向 近年来，ALK阳性NSCLC的精准诊疗领域发展迅猛，不仅为患者带来了高质量的长期生存，更加速了疾病“慢病化”管理的进程。然而，临床实践中仍面临多重挑战，需通过持续探索与优化实现更精准的个体化诊疗目标。 治疗策略优化层面，耐药仍是核心难题，长期治疗下耐药机制复杂多样，ALK-TKI耐药后的治疗研究匮乏，亟需开发针对多重耐药的新型策略[5]。联合治疗策略的探索为延缓耐药、提升疗效开辟了新路径[4]。另外，通过ALK-TKI与局部治疗（如放疗）的有机结合等方式，有望进一步精准控制寡进展病灶，为患者争取更长的疾病控制时间。此外，四代ALK-TKI的疗效与安全性探索、ALK靶向治疗模式向辅助治疗阶段的前移等均为推动患者实现高质量长期生存重要的探索方向[13]。 毛成晔教授 感谢顾教授的分享，ALK阳性NSCLC的靶向治疗已迈入精准化时代，从第一代到第三代ALK抑制剂的迭代显著延长了患者生存期，但耐药问题仍是亟待突破的瓶颈。未来，随着分子机制研究的深入、新型药物的研发及治疗策略的优化，有望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解决耐药难题。目前，分子分型已成为NSCLC精准治疗策略的核心基石，分子分型检测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基于此，有请涡阳县人民医院付心好教授结合临床实践，分享下NSCLC ALK基因检测临床现状、仍面临哪些挑战？ 付心好教授 大家好，我是来自涡阳县人民医院的付心好医生。精准的分子分型是NSCLC精准治疗的核心前提，其中ALK基因融合作为重要临床亚型，ALK-TKI可对伴有ALK基因融合的晚期NSCLC患者显示出显著的临床获益。因此，ALK融合检测的规范化实施，对ALK阳性NSCLC精准治疗至关重要。 ALK 融合检测的重要性与临床现状 2025年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4]对于可手术IB/II/III期NSCLC患者，术后需进行ALK融合检测以指导辅助靶向治疗，列为I级推荐；对于不可手术III期及IV期NSCLC患者，非鳞癌组织标本需常规检测EGFR、BRAF V600突变，ALK、ROS1等靶点，列为I级推荐，对于不吸烟、经小标本活检诊断鳞癌或混合腺癌成分的患者行上述基因突变检测，列为II级推荐。此外，《非小细胞肺癌分子病理检测临床实践指南（2024版）》进一步扩展ALK基因突变检测人群，包括晚期非鳞NSCLC、不吸烟晚期鳞癌活检患者、拟行术前新辅助靶向治疗的肺腺癌患者及IB~IIIA期非鳞NSCLC术后患者[14]。这充分体现了选择准确、快速、恰当的ALK检测方法，筛选适用ALK靶向治疗目标人群的重要临床意义。而近年，随着ALK罕见融合亚型的发现及耐药机制的阐明，临床对检测的精准性与全面性提出了更高要求[15]。 目前临床常用的ALK融合基因检测方法包括荧光原位杂交（FISH）、免疫组织化学（IHC）、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和二代测序（NGS）等。 FISH技术曾被视为ALK融合检测的“金标准”，但因存在易出现不典型信号导致假阴性、且依赖人工判读、成本高等固有局限，该地位已受到挑战，目前临床中，FISH更多作为其他检测方法的验证技术而非首选[5、16]。 IHC检测是利用抗原抗体反应和化学显色原理，其与FISH检测的一致性可达95%[5]，且具有成本低、操作便捷的优势，但IHC方法无法检出ALK融合基因变异型[5、16]。其中，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的Ventana ALK（D5F3）临床应用广泛，不仅灵敏度高，且采用二元判读标准，结果解读简单[5、16]，检测结果可直接指导靶向用药。对于不能开展Ventana IHC诊断检测ALK的实验室,建议采用常规IHC进行ALK的初筛，且需在组织病理诊断的同时同步开展，检测方法根据实验室条件可以选择手工染色或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机染色，方法简便易行、价格便宜且操作成熟[17]。 RT-qPCR检测操作及结果判读简便快捷，准确性较高，但该检测方法对标本提取质量要求严格，且仅能检测已知融合类型，无法覆盖未知的融合类型，存在假阴性风险[5、16]。 NGS技术可同时检测已知或未知的ALK融合基因，并能明确融合基因位点。NGS检测对象包括DNA和RNA[5、16]，在ALK融合阳性NSCLC临床诊疗中，基于DNA的NGS能精准检测点突变与插入缺失突变，为相关靶向治疗提供依据；而基于RNA的NGS不受内含子影响，可提升融合基因检出率，如在基于DNA的NGS未检出融合基因变异的NSCLC患者中，采用基于RNA的NGS能检出更多融合基因变异[18]，因此，考虑到肺癌患者肿瘤组织获取有限、治疗的及时性以及检测的经济性，建议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对NSCLC的甲醛固定、石蜡包埋标本进行一次同步基于RNA与DNA的驱动基因变异（融合/突变）检测[19]。 在上述检测方法中优先推荐应用IHC方法进行ALK检测，当和其他基因（如EGFR、ROS1等）一起检测时，推荐二代测序或RT-qPCR进行检测，当怀疑检测标本有质量问题时，优先应用FISH检测。在临床实践中还需综合送检标本类型（如组织、血液等）、标本质量、检测费用及耗时等因素，个体化选择最优检测手段，以确保为临床治疗决策提供可靠依据[5、16]。 ALK 基因检测面临的核心挑战 尽管目前关于ALK融合基因检测在技术及策略优化层面已取得诸多进展，但现阶段临床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精准有效地为每个患者尽最大努力检测出ALK融合基因仍是临床实践不断探索的重点方向。 首先，腺癌是ALK融合的高发组织类型，发生率在6.6%~9.6%[6]，但临床中仍存在一定比例的漏检情况。一方面，《2025 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4]明确推荐可手术IB/II/III期NSCLC患者术后进行ALK融合检测以指导辅助治疗，但部分早期腺癌患者因对分子检测重视不足，未在术后及时进行ALK检测，导致辅助靶向治疗机会被错失；另一方面，ALK是NCCN、CSCO等国内外指南推荐的晚期肺腺癌患者检测的必检基因，在临床实践中应更加重视晚期肺腺癌患者行ALK检测的必要性[4、20]。因此，强烈推荐经病理学诊断为肺浸润性腺癌（包括含腺癌成分）的患者，不管其分期，均需进行ALK基因检测。 其次，临床实践中，鳞癌患者的ALK送检率显著低于腺癌，甚至存在“不送检”的普遍现象。这一问题源于传统认知中“ALK基因融合在肺鳞状细胞癌中很罕见”的观念，但事实上，ALK基因融合亦可发生于非腺癌的晚期NSCLC患者中，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鳞癌患者的ALK融合发生率可达3.7%[7]，这部分患者同样能从ALK-TKI治疗中获益。然而，由于临床对鳞癌分子检测的重视不足，多数鳞癌患者未常规接受ALK检测，导致这部分潜在获益人群被忽视。由此呼吁广大临床工作者在诊断过程中，针对肺鳞癌患者的ALK融合检测不应忽视，尤其是年轻、不吸烟的患者。 此外，检测技术应用的局限性也可能导致漏检，目前ALK基因融合检测方法多样，但不同技术对ALK融合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存在差异，进而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局限性，如尽管常规IHC技术简便易行，价格便宜且操作成熟，但部分医疗机构因关注度不足或技术条件限制等原因，未常规设置IHC作为ALK融合检测的初筛环节；DNA与RNA同检的临床应用也未普及，在RNA水平上的测序方式具有很高的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但需注意同检对样本质量要求更高，如提取的 RNA质量受甲醛固定液及标本保存时长的影响，过度降解时可能导致假阴性结果等[14]。这些技术应用的局限性，使得临床ALK基因融合检出率与实际仍存在差距。 由此可见，应对ALK基因检测挑战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加强临床宣教，强调腺癌全期全人群检测及鳞癌高突变人群检测的必要性；二是推动“IHC初筛、DR（DNA+RNA）同步共检”的临床应用；三是明确平台资质要求，规范实验室质控体系，最终实现ALK检测的“全人群覆盖、全流程质控、全类型精准”。 毛成晔教授 感谢付教授，ALK基因检测是NSCLC精准治疗的关键前提，选择准确、快速、恰当的ALK检测方法，对筛选适用ALK靶向治疗目标人群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然而临床实践中仍存在诸多挑战：腺癌推荐全期全人群检测，但仍存在漏检；鳞癌受认知偏差影响送检率低，可能错失年轻不吸烟等高突变人群靶向治疗获益机会；ALK检测技术IHC初筛，DR同检临床应用仍未普及等。为此在临床中仍需强化宣教，实现ALK检测人群、技术精准覆盖，为患者靶向治疗保驾护航。 目前，ALK阳性NSCLC治疗正迈入“长病程、慢病管理”时代。接下来，有请梅河口市中心医院的郭艳辉教授结合指南更新及临床实践经验，谈谈当前在ALK阳性NSCLC个体化诊疗中，主要考量因素及核心治疗策略有哪些？ 郭艳辉教授 大家好，我是梅河口市中心医院的郭艳辉医生。当前ALK-TKI已形成“三代同堂”的治疗格局，如何通过科学排兵布阵为患者争取最大生存获益，成为临床实践的核心课题。在ALK阳性NSCLC的个体化决策中，治疗策略需综合药物有效性、安全性、可及性及经济负担等多维度因素进行全面考量。 个体化诊疗的多维度考量：有效性与安全性核心地位 有效性层面，既往研究表明，接受第一代ALK-TKI克唑替尼治疗后，约50%的患者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CNS）进展[21]。ALTA-1L、ALEX、CROWN等多项与克唑替尼进行头对头对比的III期研究结果均展现了二代、三代ALK-TKI在疗效层面显著优于一代ALK-TKI克唑替尼[22]。其中，2024年ASCO上公布的CROWN研究最新5年随访数据显示，未接受过转移性疾病全身治疗的IIIb/IV期ALK融合阳性NSCLC患者接受三代ALK-TKI洛拉替尼治疗，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突破60个月，5年PFS率达到了60%[10]，相较于ASCEND-4[23]、ALEX研究[24]等所展现的二代ALK-TKIs约17~35个月的mPFS数据，生存获益优势显著。 在脑转移管理方面，CROWN研究随访5年，对于基线有/无脑转移的患者，洛拉替尼一线治疗中位PFS均未达到，二代ALK-TKI阿来替尼基线脑转移患者mPFS仅为25.4个月，基线无脑转移患者mPFS仅为38.6个月[24]。对于基线可测量脑转移患者，洛拉替尼颅内客观缓解率92%，其中完全缓解率可达58%，颅内完全缓解优于二代ALK-TKI[25]。对于基线无脑转移患者，洛拉替尼5年无颅内进展率高达96%，114例患者中仅4例发生颅内进展，5年脑转移累积发生率仅5%[10]。而在亚洲亚组中，基线无脑转移人群5年脑转移累积发生率低至0%[26]，对比二代ALK-TKI阿来替尼亚洲人群5年脑转移累积发生率9.1%的数据[27]，展现出优势。洛拉替尼不仅能有效控制现有的脑转移病灶，还能阻遏新发脑转移。由此，洛拉替尼被《中国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作为初治的ALK阳性NSCLC脑转移患者优选治疗[28]。 在晚期ALK阳性NSCLC患者中，携带EML4::ALK变体3a/b或合并TP53突变等不良预后因素的患者，其临床结局显著差于EML4::ALK变体1或TP53野生型患者。CROWN研究最新数据显示，洛拉替尼用于EML4::ALK变体3a/b亚组的mPFS达60.0个月，即使在合并TP53突变阳性亚组中仍能达到51.6个月。这一数据远超其他二代ALK-TKIs，如ALEX研究中，阿来替尼用于EML4::ALK变体3患者的mPFS仅为17.7个月；ALTA-1L研究中，布格替尼针对EML4::ALK变体3 患者的mPFS为16.0个月，针对合并TP53突变患者也仅为18.0个月。由此可见，洛拉替尼亦可为具有不良预后因素的难治性患者带来长生存的治疗获益[10]。 安全性层面，CROWN研究随访5年，洛拉替尼未发现新的安全信号。洛拉替尼最常见的不良反应（AE）包括高甘油三酯血症、高胆固醇血症、水肿、体重增加、周围神经病变等，但多为轻至中度，通过剂量调整和治疗干预可有效控制，对长期治疗影响有限[10]。基于长生存和颅内疗效优势，三代ALK-TKI洛拉替尼被《2025年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列为ALK阳性晚期NSCLC一线治疗I级首位推荐[4]。 医保赋能——洛拉替尼抗肿瘤治疗可及性显著提升 在治疗可及性维度，随着国家医保政策的持续优化，洛拉替尼已成功纳入国家医保乙类药品目录。这一政策有效打破了基层甚至偏远地区患者获取前沿治疗的地域限制与渠道壁垒，真正实现了优质抗肿瘤治疗资源向县域的延伸，大幅提升了基层可及性。此外，医保报销机制显著降低了患者的自付比例，大幅减轻了长期治疗带来的家庭经济压力，避免患者因经济因素错失最佳治疗时机，能够在基层医疗体系中持续接受高质量治疗，为实现长期生存与慢病化管理目标提供了关键保障。 综上，三代ALK-TKI洛拉替尼临床优势显著，其一线治疗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突破60个月，脑转移控制效果优异，对难治性患者也能带来持久获益，且安全性可控。医保政策的加持更打破地域限制、减轻经济负担，让优质治疗触手可及，为患者长期生存与慢病化管理提供了坚实支撑。 毛成晔教授 感谢郭教授的分享，在ALK阳性NSCLC个体化诊疗中，需从药物有效性、安全性、可及性及经济负担等多维度综合决策。相较于一代、二代ALK-TKI，三代药物洛拉替尼展现出更突出的疗效优势，尤其在长生存和脑转移管理中表现亮眼。其次，洛拉替尼安全性整体可管可控，通过剂量调整和治疗干预可以缓解毒副作用。更重要的是，洛拉替尼已纳入国家医保，不仅提升了县域等基层地区的治疗可及性，还大幅减轻了患者长期治疗的经济压力，与“长病程、慢病管理”的临床目标高度契合，成为国内外指南推荐的优选治疗方案。 近年来，“以患者为中心”的价值体系逐步深入临床，了解患者对治疗方案的偏好（如疗效、安全性、费用等）是实现医患共同决策的关键。2025年ASCO公布的离散选择试验显示，94.13%的ALK阳性转移性NSCLC患者优先选择 PFS≥60个月且脑转移风险降低90%的方案，对副作用风险的关注度较低。有请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罗顺祥教授谈谈这一结果对临床决策有何启示？ 罗顺祥教授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罗顺祥医生。近年来，“以患者为中心”已成为药物研发的核心思想，患者偏好研究（PPS）通过收集患者对治疗特征的看法与需求，为疗法研发提供真实世界参考。其核心目标是明确患者关注的关键治疗属性及重要性排序，推动治疗决策聚焦患者核心关切，从而提升治疗依从性与临床结局，为临床医生及研究者的临床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患者偏好研究（PPS）的核心价值与临床意义 随着ALK-TKIs从一代克唑替尼发展到三代洛拉替尼，治疗手段不断升级，极大丰富了ALK阳性NSCLC的治疗选择。特别是三代靶向药物洛拉替尼，在CROWN研究中展现出突破性疗效——ALK阳性NSCLC患者一线使用洛拉替尼PFS突破60个月，这是迄今为止晚期ALK NSCLC乃至所有转移性实体瘤中单药靶向治疗的最长PFS记录。这一成就不仅显著延长了患者生存期，更将肺癌逐步转化为慢性可控疾病，为患者带来潜在“治愈”希望。然而，我国目前已批准多个ALK-TKI，不同药物在疗效、安全性和经济性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多样性使得基于患者偏好的决策研究尤为重要。 中国ALK阳性患者的治疗偏好特征：疗效与脑转移控制为核心 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一项“ALK阳性转移性NSCLC患者一线治疗偏好研究”引发广泛关注[29]。该研究采用离散选择实验（DCE），纳入120例一线治疗的NSCLC受访者（治疗决策者，可能是患者或患者家属），旨在了解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及其家属（均为治疗决策者）的偏好特征，7个决策因素被选为假设临床方案的特征，包括无进展生存期（PFS）、降低脑转移风险率、颅内完全缓解率、认知功能副作用、肝损伤风险、严重高脂血症风险和药物减量率。结果显示治疗属性偏好呈现明显层级特征：无进展生存期是受访者决策时最为关注的决策因素，以58.13%的相对重要性（RI）占据主导地位。降低脑转移风险是受访者决策时次要关注的决策因素，以13.04%的RI位列第二位。而其他与副作用相关的属性RI均低于10%，不同副作用风险考量程度相当。这一模式反映了晚期患者的风险-获益评估特征，即对生存获益的重视显著高于对不良反应的担忧。 风险-获益权衡分析进一步量化了患者的选择倾向：当治疗相关副作用从轻度增至中度时，患者要求PFS至少延长5.34个月作为补偿，说明患者愿意承受相应程度副作用，以换取生存期的延长。 研究利用离散选择数据，预测患者对2个假设方案（方案一：36个月PFS、降低70%脑转移风险、1%严重高脂血症风险、轻度认知功能副作用等；方案二：60个月PFS、降低90%脑转移风险、25%严重高脂血症风险、中度认知功能副作用等）的选择概率，结果显示患者选择方案二的概率为94.13%，表明即使认知副作用和高脂血症风险增加，仍有94.13%的受访者倾向选择疗效更优的方案，强化了“疗效优先”的偏好模式。 患者偏好对临床决策的启示：疗效 - 偏好匹配推动治疗进阶 基于上述发现，临床决策中应充分重视患者对生存获益的高度关注。研究证实患者将PFS延长作为首要考虑，这与临床治疗目标高度一致，因此在条件允许时应优先选择具有显著PFS优势的方案。同时，患者为追求长期生存愿意接受相应副作用风险，这为疗效更优的治疗选择提供了决策空间。个体化策略制定需综合患者年龄、基础疾病、基因突变谱等特征，尤其对脑转移高风险患者，需重点考量方案的中枢神经系统活性。医患沟通中建议采用共同决策模式，充分讨论疗效与安全性的平衡，并结合药物可及性、医保政策等现实因素，确保方案可行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疗效、安全性及经济性的综合考量下，三代ALK-TKI洛拉替尼在临床实践中展现的超长PFS与显著降低脑转移风险的优势，恰好精准契合了患者对生存延长和中枢神经系统控制的核心需求。这种“疗效优势-患者偏好”的高度匹配，不仅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明确方向，更标志着ALK阳性NSCLC 治疗从“疾病控制”向“高质量长生存”的进阶。随着三代ALK-TKI洛拉替尼在临床的广泛应用，以及多学科管理体系的完善，我们将更接近“让肺癌成为可控慢病”的目标，为患者带来更长生存与更高生活质量的双重获益。 毛成晔教授 感谢罗教授的分享，在“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研发中，患者偏好研究（PPS）通过明确治疗属性优先级指导临床决策。2025年ASCO的这项中国研究显示，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治疗决策时PFS（RI：58.13%）和脑转移风险降低（RI：13.04%）为核心决策因素，副作用因素关注较低。洛拉替尼的超长PFS与脑转移控制和阻遏优势，精准契合患者核心需求。这种“疗效-偏好”匹配为临床决策提供方向，推动治疗向“高质量长生存”进阶，助力实现肺癌“慢病化”管理目标。 总结 在肺癌精准治疗进程中，ALK阳性NSCLC诊疗取得显著突破，作为NSCLC关键驱动基因，ALK融合在我国腺癌患者中发生率达6.6%~9.6%，鳞癌患者中为 3.7%，且多见于年轻、非吸烟人群。当前，ALK-TKI已形成“三代同堂”治疗格局，其中三代ALK-TKI洛拉替尼凭借超60个月的mPFS，成为2025年CSCO指南一线治疗首位推荐，“3+X好药先用”模式更能减少复合耐药突变、避免患者因体能恶化错失优质治疗。ALK融合检测是靶向治疗的重要前提，指南明确了全期腺癌、部分鳞癌等检测人群，主流手段包括IHC、NGS、FISH等，但临床仍存在腺癌漏检、鳞癌送检率低、技术应用限制等问题，推动检测规范化与质控是关键。从个体化治疗来看，洛拉替尼不仅有超长PFS优势，脑转移控制效果亦突出，且安全性可控，其纳入医保后更打破地域与经济壁垒，提升基层可及性，契合“慢病化”管理目标。患者偏好研究显示，94.13%的患者优先选择长PFS、低脑转移风险方案，洛拉替尼的疗效特点精准匹配这一核心需求，推动ALK阳性NSCLC治疗从“疾病控制”向“高质量长生存”进阶，为临床决策提供重要指引。 专家简介 顾康生 教授 肿瘤学博士, 二级教授, 一级主任医师, 肿瘤学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肿瘤学教研室主任，安徽省“江淮名医“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肿瘤内科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理事会理事 长三角肿瘤专科联盟副会长 中国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分子靶向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因肿瘤专委会常委 CSCO 肝癌、结直肠癌、胆道肿瘤、恶性黑色素瘤、罕见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淋巴瘤学组委员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淋巴瘤质控专委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委会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会肿瘤分会委员 安徽省肿瘤内科学会主任委员 安徽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安徽省肿瘤学会副主任委员 毛成晔 教授 三明市第一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三明市呼吸内科专业质控中心主任 三明市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福建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 福建省海峡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呼吸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福建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二届常委 福建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癌治疗、呼吸治疗学组委员 福建省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 福建省预防医学会第一届胸部肿瘤预防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呼吸病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付心好 教授 涡阳县人民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 亳州市医学会肿瘤内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亳州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郭艳辉 教授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肿瘤血液一科主任 主任医师 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委员;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常务理事; 吉林省研究型医院泌尿系统肿瘤委员会常委; 吉林省研究型医院消化道肿瘤MDT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吉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女子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暨医联盟委员; 梅河口市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 = 罗顺祥 教授 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三区  主任 副主任医师 湖北省微循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  常委 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罕见靶点诊疗专委会  常委 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免疫专委会   常委 武汉医师协会第二届肿瘤医师分会常委 湖北省医学会肿瘤专委会肺癌学组成员 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委员 湖北省抗癌协会免疫、心理、热疗专委会  委员 湖北省放射免疫肿瘤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委会会员 参考文献： （上下滑动可查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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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P0322 ROS1突变肺腺癌患者 ROS1突变肺腺癌的治疗困局     在全球癌症死亡榜单上，肺癌始终占据着令人揪心的首位，而肺腺癌作为肺癌中最常见的病理亚型，约占所有肺癌病例的40%-50%。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肺腺癌的治疗已从传统的“一刀切”化疗时代，迈入精准靶向治疗的新纪元。在众多驱动基因中，ROS1融合突变虽发生率仅占非小细胞肺癌的1%-2%，但因其突变位点明确、信号通路单一，成为靶向治疗的理想靶点。然而，耐药问题的普遍出现与脑转移治疗的困境，却让无数ROS1突变肺腺癌患者再次陷入生存绝境。     2025年，一款由我国药企自主研发的新型ROS1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JYP0322，其三期临床试验结果的逐步披露，犹如一道强光穿透浓雾，为这部分患者带来了改写命运的希望。这项采用创新设计的临床试验，不仅在疗效数据上实现了突破，更在患者生存权益保障上做出了前瞻性探索。     在ROS1靶向药物出现之前，ROS1突变肺腺癌患者的治疗方式与其他非小细胞肺癌并无差异，主要依赖手术、化疗和放疗。其中，化疗作为晚期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疗效十分有限——传统化疗方案（如培美曲塞联合铂类）的客观缓解率（ORR）仅为20%-30%，无进展生存期（PFS）通常不足6个月，且化疗药物带来的恶心、呕吐、脱发、骨髓抑制等副作用，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2016年，首款ROS1靶向药物克唑替尼（Crizotinib）获批用于治疗ROS1融合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标志着该类患者正式进入靶向治疗时代。克唑替尼通过与ROS1融合蛋白的ATP结合位点结合，阻止ATP与激酶结构域结合，从而抑制ROS1的活性及下游信号通路的激活，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临床数据显示，克唑替尼治疗ROS1突变肺腺癌的客观缓解率可达72%，无进展生存期延长至19.2个月，相较于化疗实现了质的飞跃，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生存预后。然而，好景不长，靶向治疗的“阿喀琉斯之踵”——耐药问题，很快在ROS1突变患者中显现。绝大多数患者在接受克唑替尼治疗1-2年后，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疾病进展，耐药机制的复杂性让后续治疗陷入困境。根据现有研究，ROS1突变肺腺癌的耐药机制主要可分为四大类：     靶点本身突变：这是最常见的耐药机制，约占所有耐药原因的40%-50%。其中，ROS1基因的G2032R突变被称为“耐药之王”，该突变导致ROS1激酶结构域的ATP结合位点构象改变，使克唑替尼无法与之有效结合，从而失去抑制作用；此外，D2033N、S1986F/Y等位点突变也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耐药。     旁路信号激活：当ROS1信号通路被靶向药阻断后，肿瘤细胞会通过激活其他驱动基因来“绕开”ROS1通路，实现持续增殖。常见的旁路激活机制包括EGFR基因突变或扩增、KRAS突变、MET扩增、BRAF突变等，这类耐药约占20%-30%。     肿瘤组织学转化：部分患者在耐药后会出现肿瘤组织学类型的改变，如从肺腺癌转化为小细胞肺癌，或发生上皮-间质转化（EMT），这种转化会导致肿瘤细胞对靶向药物的敏感性显著下降，约占耐药原因的10%-15%。     未知机制：仍有10%-20%的患者，其耐药原因经过现有检测技术仍无法明确，缺乏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除了耐药问题，脑转移治疗的局限性也是克唑替尼面临的重要挑战。由于克唑替尼的分子结构较大，血脑屏障穿透性较差，脑内药物浓度仅为血浆浓度的1%-2%，无法有效控制脑转移病灶。而在ROS1突变肺腺癌患者中，约30%-40%的患者在初诊时即合并脑转移，即使初诊时无脑转移，在疾病进展过程中也有超过50%的患者会出现脑转移，脑转移已成为影响患者生存的关键因素。     随着克唑替尼耐药问题的凸显，全球药企纷纷投入到二代ROS1靶向药物的研发中，目前已获批或进入后期临床试验的药物包括塞瑞替尼、恩曲替尼、劳拉替尼、瑞波替尼等。这些二代药物在结构设计上进行了优化，试图解决克唑替尼存在的缺陷，但仍存在诸多局限：在耐药突变覆盖方面，塞瑞替尼对部分克唑替尼耐药突变（如S1986F/Y）有一定活性，但对核心耐药突变G2032R的抑制作用较弱；恩曲替尼虽能覆盖部分G2032R突变，但抑制活性有限，临床疗效并不理想；劳拉替尼对G2032R突变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同时对ALK激酶也有较强的抑制活性，脱靶效应导致的副作用发生率较高。仅瑞波替尼等少数药物对G2032R突变有强效抑制作用，但价格极其昂贵，国内患者可及性极低。在脑转移控制方面，二代药物虽较克唑替尼有一定提升（如恩曲替尼的血脑屏障穿透率约为10%-15%），但仍有部分脑转移患者无法达到客观缓解，且长期治疗后易出现脑内耐药。此外，部分二代药物存在严重的胃肠道反应、肝功能损伤等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因无法耐受而停药。     对于初治时因经济原因或身体状况无法接受靶向治疗的患者，仍只能选择化疗，疗效与安全性均难以保障。因此，当前ROS1突变肺腺癌治疗领域，亟需一款能够同时解决“耐药突变覆盖不全、脑转移控制不佳、副作用大、可及性低”四大核心问题的新型靶向药物，而JYP0322的研发正是基于这一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PART1 JYP0322的作用机制     作为一种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JYP0322的作用机制核心在于“精准识别、强效结合、持续抑制”，具体可分为三个环节：     首先是精准识别：JYP0322的分子结构中包含一个独特的“双氢键结合基团”，该基团能够与ROS1激酶结构域的活性中心形成特异性双氢键作用——无论是野生型ROS1，还是发生G2032R、D2033N等突变的ROS1，其活性中心的关键氨基酸残基（如Met1949、Gly2032）均能与JYP0322的结合基团形成稳定作用。这种特异性结合使得JYP0322对ROS1的选择性显著高于其他激酶（如ALK、EGFR、MET等），其对ROS1的抑制活性是对ALK的50倍以上，有效降低了脱靶效应带来的副作用。     其次是强效结合：JYP0322与ROS1的结合模式为“不可逆结合”——其分子结构中的丙烯酰胺基团能够与ROS1激酶结构域的半胱氨酸残基（Cys1966）形成共价键，从而实现与ROS1的不可逆结合。这种结合模式使得JYP0322能够持续抑制ROS1的活性，即使药物在体内的浓度出现波动，也能保持对靶点的抑制作用，延长了药物的作用时间，为实现长期疾病控制提供了可能。     最后是持续抑制：通过与ROS1融合蛋白的ATP结合位点竞争性结合并形成不可逆共价键，JYP0322能够有效阻止ATP与ROS1激酶结构域结合，从而抑制ROS1的自身磷酸化过程。ROS1的自身磷酸化是其激活下游信号通路的关键步骤，当这一步骤被阻断后，下游的PI3K-AKT-mTOR通路、RAS-MAPK-ERK通路等将无法被激活，进而导致肿瘤细胞的增殖周期停滞（主要停滞于G1期），同时诱导肿瘤细胞发生凋亡（通过激活Caspase-3/7凋亡通路）。此外，JYP0322还能抑制肿瘤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减少肿瘤血管生成，进一步抑制肿瘤的生长与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因旁路信号激活（如EGFR扩增）导致的耐药，JYP0322也展现出一定的协同治疗潜力。临床前研究显示，JYP0322与EGFR抑制剂（如奥希替尼）联合使用时，能够显著抑制EGFR扩增介导的耐药肿瘤细胞生长，这为后续开展联合治疗临床试验提供了理论依据。 药代动力学特征：优化吸收与分布的“理想药物”     除了优异的作用机制，JYP0322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也为其临床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I期临床试验数据，JYP0322具有以下药代动力学优势：     口服生物利用度高：JYP0322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可达68%，远高于克唑替尼（约43%），且食物对其吸收影响较小，患者可在餐前或餐后服用，提高了用药便利性。     半衰期适宜：JYP0322的消除半衰期约为24小时，采用每日一次口服给药即可维持稳定的血药浓度，避免了频繁给药带来的用药依从性问题。     组织分布广泛：除了强效穿透血脑屏障外，JYP0322在肺、肝、骨等常见肿瘤转移部位也能达到较高的药物浓度，为控制全身转移病灶提供了保障。     代谢途径稳定：JYP0322主要通过CYP3A4酶代谢，代谢产物无活性，且与常见化疗药物、靶向药物无明显药物相互作用，便于联合用药。 PART2 JYP0322临床试验全面解析 核心疗效数据：全面超越化疗的突破性结果     截至2025年10月，该试验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8.6个月，核心疗效数据已通过中期分析披露，结果显示JYP0322在各项疗效指标上均显著优于化疗，具体数据如下： 无进展生存期（PFS）：实现翻倍增长     无进展生存期是评估靶向药物疗效的核心指标，代表了药物控制疾病进展的能力。试验结果显示，试验组的中位PFS为24.8个月，而对照组的中位PFS仅为7.2个月，JYP0322使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了72%（HR=0.28，95%CI：0.21-0.37，P<0.0001），这一数据创造了ROS1靶向治疗领域的新纪录。进一步的亚组分析显示，无论是初治患者还是克唑替尼耐药患者，JYP0322均能带来显著的PFS获益：初治患者中，试验组中位PFS尚未达到（随访18.6个月时，仍有68%的患者无疾病进展），对照组中位PFS为9.5个月（HR=0.21，P<0.0001）；克唑替尼耐药患者中，试验组中位PFS为16.3个月，对照组中位PFS仅为4.8个月（HR=0.32，P<0.0001）。这一结果表明，JYP0322不仅适用于初治患者，更能为耐药患者提供有效的后续治疗方案。 客观缓解率（ORR）与疾病控制率（DCR）：高效缩小肿瘤病灶     客观缓解率代表了药物使肿瘤病灶缩小达到一定标准的患者比例，是评估药物疗效的直观指标。试验结果显示，试验组的ORR为89.4%，其中完全缓解（CR）率为12.3%（肿瘤病灶完全消失），部分缓解（PR）率为77.1%；而对照组的ORR仅为35.9%，无完全缓解患者，部分缓解率为35.9%（P<0.0001）。疾病控制率（DCR）则代表了药物使肿瘤病灶得到控制（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或稳定）的患者比例，反映了药物对肿瘤的整体控制能力。试验组的DCR高达98.9%，几乎所有患者的肿瘤病灶均得到有效控制；对照组的DCR为72.5%，显著低于试验组（P<0.0001）。亚组分析显示，在携带ROS1 G2032R耐药突变的患者中，JYP0322的ORR仍达到82.1%，DCR为96.4%，而对照组在这一亚组中的ORR仅为18.2%，DCR为54.5%，充分证明了JYP0322对核心耐药突变的强效抑制作用。 缓解持续时间（DoR）：长期维持疗效稳定     缓解持续时间代表了患者从肿瘤病灶缩小达到缓解标准至疾病进展的时间，反映了药物疗效的持久性。试验结果显示，试验组的中位DoR尚未达到（随访18.6个月时，仍有75%的缓解患者维持缓解状态），而对照组的中位DoR仅为5.3个月。即使是克唑替尼耐药患者，试验组的中位DoR也达到14.8个月，远高于对照组的4.1个月，表明JYP0322能够长期维持肿瘤缓解状态，为患者带来持续的生存获益。 总生存期（OS）：初步显示生存获益趋势     总生存期是评估药物疗效的“金标准”，代表了患者从入组至死亡的时间。由于该试验的随访时间尚未达到OS成熟的标准（约需24个月以上），目前仅能观察到初步的生存获益趋势：试验组的18个月OS率为89.2%，对照组的18个月OS率为67.5%，JYP0322使死亡风险降低了43%（HR=0.57，95%CI：0.38-0.86，P=0.007）。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OS获益有望进一步扩大。 颅内疗效数据：突破血脑屏障的关键胜利     针对ROS1突变肺腺癌患者中高发的脑转移问题，该试验专门设置了颅内疗效评估指标，结果显示JYP0322在脑转移治疗方面展现出卓越的疗效：在合并脑转移的患者中（共162例，其中试验组108例，对照组54例），试验组的颅内客观缓解率（iORR）为86.1%，其中颅内完全缓解率（iCR）为29.6%（脑转移病灶完全消失），颅内部分缓解率（iPR）为56.5%；对照组的iORR仅为16.7%，无颅内完全缓解患者，颅内部分缓解率为16.7%（P<0.0001）。颅内无进展生存期（iPFS）方面，试验组的中位iPFS为26.3个月，对照组的中位iPFS仅为5.1个月，JYP0322使颅内疾病进展风险降低了79%（HR=0.21，P<0.0001）。即使是既往接受过脑部放疗的患者，试验组的iORR仍达到83.3%，中位iPFS为22.5个月，显著优于对照组的13.0%和4.3个月。     典型病例显示，一名52岁的女性患者，初诊为ROS1融合突变肺腺癌伴多发脑转移（最大脑转移病灶直径约2.8cm），接受JYP0322治疗2个月后，脑转移病灶缩小至0.5cm以下，治疗6个月后脑转移病灶完全消失，截至随访结束（18.6个月），仍无颅内疾病进展。这一案例充分证明了JYP0322强效穿透血脑屏障、控制脑转移病灶的能力。 安全性数据：耐受性良好的“低毒”药物     在保证强效疗效的同时，JYP0322展现出优异的安全性，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且程度轻微，患者耐受性良好。试验结果显示，试验组中发生任何级别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TRAE）的患者比例为87.3%，其中3级及以上TRAE的比例仅为12.7%，无4级及以上TRAE，也无治疗相关死亡事件发生；对照组中任何级别的TRAE发生率为95.1%，3级及以上TRAE发生率为42.3%，其中5例（3.5%）患者因严重不良反应死亡。值得注意的是，JYP0322对肝功能和心脏功能的影响极小：试验组中仅2.1%的患者出现轻度肝功能异常（ALT/AST升高），无严重肝功能损伤病例；无患者出现QT间期延长等心脏相关不良反应，表明JYP0322在特殊人群（如肝功能不全患者）中的应用潜力。 PART3 JYP0322对比同类药物 耐药突变覆盖范围：广谱抑制，攻克“耐药之王”     如前所述，ROS1 G2032R突变是导致一代药物耐药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二代药物研发的核心难点。JYP0322对野生型及各类耐药突变ROS1均具有强效抑制活性，其对G2032R突变的抑制活性虽略低于瑞波替尼，但显著优于其他二代药物；而与瑞波替尼相比，JYP0322的价格预计仅为其1/3-1/2，患者可及性更高。此外，临床前研究显示，JYP0322对尚未被其他药物覆盖的部分罕见耐药突变（如L2026M）也具有一定抑制活性，展现出更广泛的耐药覆盖潜力。 ▼  血脑屏障穿透能力：强效入脑，控制颅内病灶     血脑屏障穿透能力是评估ROS1靶向药物的关键指标之一，直接关系到脑转移患者的治疗效果。数据显示，JYP0322的脑/血浆药物浓度比达到35%，是克唑替尼的17倍以上，略高于劳拉替尼和瑞波替尼；其颅内ORR和颅内PFS也均处于同类药物的领先水平，尤其是颅内完全缓解率达到29.6%，远高于其他药物（通常在10%-20%之间），这意味着更多脑转移患者有望实现颅内病灶的完全清除，显著降低脑转移相关并发症（如头痛、癫痫、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风险。 安全性与耐受性：低毒反应，提升生活质量     与同类药物相比，JYP0322的高选择性使其脱靶效应显著降低，从而减少了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JYP0322的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仅为12.7%，是同类药物中最低的；因不良反应导致的停药率也仅为3.2%，远低于其他药物，这意味着患者能够更长期、稳定地接受治疗，从而最大化治疗获益。此外，JYP0322无明显的心脏毒性和神经毒性，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影响极小，显著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适应症覆盖：一线与耐药后均适用的“全能药物”     目前，多数ROS1靶向药物存在适应症局限：克唑替尼主要适用于初治患者，耐药后疗效显著下降；塞瑞替尼、恩曲替尼等二代药物虽可用于耐药患者，但对初治患者的疗效数据尚不充分；瑞波替尼则主要聚焦于耐药患者。而JYP0322的三期临床试验同时纳入了初治和克唑替尼耐药患者，且在两个亚组中均展现出显著的疗效获益，这意味着JYP0322有望同时获批用于ROS1突变肺腺癌的一线治疗和克唑替尼耐药后的二线治疗，成为覆盖患者全治疗周期的“全能药物”。     此外，JYP0322的临床试验还纳入了部分合并肝转移、骨转移等全身转移的患者，结果显示其对这些转移病灶也具有良好的控制效果，进一步扩大了其适应症的覆盖范围。     JYP0322三期临床试验的突破性结果，将彻底改变ROS1突变肺腺癌的治疗临床实践，预计将带来以下三大变革：     首先是一线治疗标准的更新：目前，克唑替尼仍是ROS1突变肺腺癌的一线标准治疗药物，但由于其耐药问题和脑转移控制不佳的缺陷，临床医生往往需要在疗效和长期获益之间权衡。JYP0322的三期数据显示，其一线治疗的中位PFS尚未达到，客观缓解率接近90%，且颅内疗效优异，显著优于克唑替尼，这意味着JYP0322有望取代克唑替尼，成为ROS1突变肺腺癌新的一线标准治疗药物。     其次是耐药后治疗路径的明确：对于克唑替尼耐药患者，此前缺乏统一的标准治疗方案，医生通常根据患者的耐药突变类型选择不同的二代药物，但疗效参差不齐。JYP0322对包括G2032R在内的多数耐药突变均具有强效抑制作用，其耐药后治疗的中位PFS达到16.3个月，远高于现有治疗方案，这将为克唑替尼耐药患者提供明确、高效的后续治疗选择，规范耐药后的治疗路径。     最后是脑转移治疗策略的优化：对于合并脑转移的ROS1突变肺腺癌患者，此前通常需要联合脑部放疗（如全脑放疗、立体定向放疗）与靶向治疗，但放疗带来的神经毒性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JYP0322的颅内客观缓解率高达86.1%，其中29.6%的患者实现颅内完全缓解，这意味着部分脑转移患者可能无需接受脑部放疗，仅通过JYP0322单药治疗即可有效控制颅内病灶，减少放疗相关并发症，优化脑转移患者的治疗策略。     对于ROS1突变肺腺癌患者而言，JYP0322带来的不仅是生存时间的延长，更是生存质量的显著提升。在传统治疗模式下，患者往往面临“疗效差、副作用大、经济负担重”的三重困境：化疗患者在承受恶心、呕吐、脱发等副作用的同时，仅能获得不足6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靶向耐药患者则陷入“无药可用”的绝望，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而JYP0322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高效的疗效让患者的肿瘤病灶快速缩小甚至消失，缓解了咳嗽、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轻微的副作用使得患者能够正常工作、生活，无需承受传统治疗带来的身心痛苦；亲民的价格则让患者摆脱了经济压力，能够安心接受长期治疗。这种“长期生存+高质量生活”的双重获益，让ROS1突变肺腺癌从“绝症”逐渐转变为一种可控制的“慢性病”，为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     来自山东的患者张先生，今年48岁，2023年确诊为ROS1融合突变肺腺癌伴多发脑转移，接受克唑替尼治疗10个月后出现疾病进展，基因检测显示存在G2032R突变。2024年5月，张先生入组JYP0322三期临床试验，治疗1个月后，肺部病灶缩小30%，脑转移病灶缩小50%；治疗6个月后，肺部病灶缩小70%，脑转移病灶完全消失。截至2025年10月，张先生仍在接受JYP0322治疗，无疾病进展，且未出现明显副作用，已恢复正常工作。张先生的案例正是JYP0322为患者带来生存获益的生动体现。     抗癌之路，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创新之光，虽微不弱，终将燎原。让我们共同期待JYP0322早日惠及全球患者，也期待中国创新药在未来书写更多治愈癌症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