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Basel

结束了欧洲制药心脏地带的深度拜访，从巴黎的Owkin、Pierre Fabre、赛诺菲，到巴塞尔的诺华、罗氏及其风险投资基金，再到瑞士更广泛的创新生态（SuperLab、瑞士生物医药协会），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对全球医药产业的鲜活感知。此行感受到了制药工业从历史积淀到前沿突破的完整光谱，以及欧洲巨头在变革时代的战略定力与开放姿态。 一、巴塞尔：小城孕育两大制药巨头 巴塞尔，这座位于瑞士、法国、德国三国交界处的欧洲小城，却拥有全球制药版图上的重要坐标——诺华与罗氏。这两大巨头的诞生与繁荣，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积淀、产业生态与地理政策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巴塞尔的制药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的丝绸与化学染料工业。当时密集的染料化工厂（如Ciba、Geigy与Sandoz，后合并为诺华）在合成化学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他们很快发现许多染料分子具有药用潜力，由此逐步转型进入制药领域。罗氏则早在1896年便确立了“以科学为基础生产高质量药物”的理念，从化学染料迈向标准化药物生产。 巴塞尔地处三国交界，且瑞士属于申根区，这为企业吸引了大量来自德国、法国的高技能科研人员。据统计，诺华与罗氏有大量员工每日跨境通勤，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跨国人才库。此外，莱茵河畔的贸易传统也为药物全球分销提供了物流基础。 瑞士政府通过资金支持、专利保护与快速审批为药企创造了优越环境。例如，瑞士药品监管局的审批周期仅约11个月，位居全球最快之列。巴塞尔还聚集了巴塞尔大学、弗里德里希米舍尔研究所等顶尖科研机构，与药企形成“学术-产业”紧密联结的生态，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诺华与罗氏的存在，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生命科学企业、研究机构和科技人才聚集巴塞尔。目前，巴塞尔大区已拥有700多家生命科学企业和200多家研究机构，集聚了类似superlab这种高质量孵化器，形成了涵盖研发、生产、监管与商业化的完整价值链。这种“人才-企业-研究”的良性循环，使巴塞尔成为欧洲难以复制的“药谷”。二、并购：欧洲药企的战略实施与路径分野欧洲制药巨头普遍将并购作为核心战略工具，但具体路径各有侧重。通过并购，它们或巩固优势，或拓展边界，以应对行业挑战并把握新的增长机遇。1、罗氏：聚焦核心的“精准并购”罗氏长期坚持围绕核心治疗领域（如肿瘤、免疫）和“诊断+制药”协同优势进行并购。例如，其在2009年以420亿美元收购基因泰克（Genentech），旨在强化在癌症治疗领域的领先地位，并获得阿瓦斯丁等重磅生物药。这类并购显著增强了罗氏在专科药物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优势，其产品通常定价高、利润丰厚，且对仿制药冲击的防御能力较强。 2、诺华：多元化发展的“生态型并购”诺华则倾向于通过并购拓展业务边界，构建多元化的医药健康版图。其策略不仅限于创新药，还通过收购进入了仿制药、疫苗、眼科（如收购爱尔康）乃至消费者健康等多个领域。这种多元化为诺华分散了风险，并使其在各细分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 3、赛诺菲：应对专利悬崖的“补强型并购”近年来，赛诺菲的并购活动凸显了其聚焦核心领域、填补管线空缺的战略。2025年，赛诺菲以潜在总金额约95亿美元收购蓝图医药（Blueprint Medicines），核心目标是获得其治疗罕见免疫疾病的药物Ayvakit/Ayvakyt。这笔交易不仅为赛诺菲带来一款已上市且快速增长的产品（2025年第一季度收入近1.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60%），更是其在罕见病领域布局的关键一步。 4、Pierre Fabre：多元业务的“生态延伸”Pierre Fabre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制药与皮肤学化妆品业务的战略协同。其在肿瘤学的专业能力为其护肤品提供了强大的医学信誉背书。因此，其并购与合作策略也必然围绕这两大业务板块展开，旨在巩固和延伸这一独特的“医研为基”的美妆生态，其表达的对华合作意向（收购、迁厂）正是这一战略的全球化延伸。 欧洲药企的并购行为，始终展现出一种高度理性与战略纪律。它们的扩张并非源于追逐市场热点的冲动，而是深深植根于清晰的企业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先行”的原则，确保了并购行为与公司长期目标的高度协同，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整合的成功率与资本的有效性。正因如此，它们绝不会为了单纯的规模扩张而在短时间内进行盲目、频繁的收购，而是恪守审慎的节奏，耐心等待与自身战略蓝图完美契合的目标，最终实现“不在于买得多，而在于买得对”的战略意图。 三、中欧合作：从“市场”到“伙伴”的战略升级欧洲药企与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过去的单向市场渗透，转向多层次、双向互动的战略合作。欧洲药企持续将中国视为重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例如，赛诺菲于2024年投资10亿欧元在中国新建胰岛素生产基地，并组建基金；罗氏在2019年追加投资8.63亿元建设上海创新中心。这些投资已从早期的生产设施，升级为涵盖研发、制造与商业化的全产业链布局。 随着中国医药研发实力的提升，对外授权合作（License-out） 已成为中国创新药企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而欧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买家。2024年，欧盟购买了约26个中国License-out项目，披露总金额高达约126亿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研发的创新分子正加速融入全球管线。 在供应链方面，中国与欧盟的耦合度不断提升。截至2024年底，中国医药企业累计获得欧洲药典适应性证书（CEP）超过1200张，表明中国生产的原料药等产品在质量上已深度对接欧盟标准。双方监管机构也在积极推进临床试验数据互认、GMP检查结果互认等合作，为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铺平道路。 “in China for global”正在成为新范式。赛诺菲计划利用中国快速的临床开发效率（中国一期临床仅需18个月，而欧美需2-3年）来推动其全球管线项目。这标志着中国角色从“销售市场”向 “全球研发加速器” 的跃迁。诺华与舶望制药等在RNA领域的合作，已从单纯的市场分销转向 “技术与资本层面的深度协作” 。这表明欧洲巨头对中国创新源的认可与渴求。拜访当中，多家制药巨头均在资本层面表达出浓厚的合作意愿，预示着中欧医药领域的合作正从产业层面向资本层面深度融合。国投先导这样的平台，正成为连接中国动力与欧洲资源的战略纽带。 四、AI能力：全球药企的“新军备竞赛”人工智能已渗透至药物发现、临床研究乃至生产优化等各个环节，成为欧洲药企争相布局的新焦点。英矽智能（Insilico Medicine）甚至已经把自己的广告打到巴塞尔机场去了。 Owkin是一家联邦学习引领的法国AI生物技术公司展。其核心的联邦学习技术，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前提下，能够链接全球医院的多模态数据，从而解锁复杂生物学。其构建的MOSAIC数据集已成为癌症空间组学的“生物学百科全书”。这代表了AI制药的一个关键方向：数据主权下的协同创新。无论是罗氏风投对Freenome（多组学AI平台）的投资，还是诺华内部对AI平台的广泛应用，都表明AI的角色正从工具升级为核心驱动力。目标是通过AI大幅提升从靶点发现到临床设计的效率，降低研发成本与失败率。 赛诺菲对于AI战略的思考更是令人印象深刻，金句频出。“我们认为中国将为跨国公司重新定义研发模式。”在中国，关键的一期临床只需18个月，而在美国和欧洲则需要 2-3年。不仅仅是研发，未来的销售代表可能是‘被指导的代表’，5-10%的时间用于物理接触，其余全部数字化，使用代理和虚拟形象。用Copilot理解新的作用机制时，对于非科研人员来说非常高效。而“CEO代理”甚至可以提供投资建议，并可以预测收入，这在指导决策方面非常强大。 全球医药创新的格局正在重塑，一个中欧优势互补、从“互补”走向“共生”的新时代正在开启。能否精准把握这一战略窗口，构建信任、互惠的合作模式，将决定在未来全球医药版图中的最终位置。

巴塞尔大学的科学家们刚刚完成了一项可能改变血液疾病治疗格局的技术壮举：在实验室中成功构建出首个完全人工的三维骨髓系统。这个直径8毫米、厚度4毫米的微型"生命工厂"精确复制了人体骨髓内复杂的细胞、血管和神经网络，能够持续数周产生功能性血细胞。这一突破不仅为研究血液形成机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更为数百万血液病患者带来了个性化治疗的希望，同时有望大幅减少药物研发对动物实验的依赖。 破解人体最神秘的血液工厂 人类骨髓被誉为身体的"血液工厂"，每天默默无闻地生产着数千亿个血细胞，维持着生命的正常运转。这个位于骨骼深处的微观世界包含着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造血干细胞在特殊的"微环境"中接受来自多种细胞类型的精密调控信号，逐步分化为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等不同类型的血细胞。 骨内膜微环境是骨髓中最关键的区域之一，紧邻骨表面分布。这里聚集着血管内皮细胞、骨细胞、神经末梢和各种免疫细胞，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支撑网络。在这个微环境中，造血干细胞不仅接受营养供应和氧气输送，还时刻接收着复杂的分子信号，这些信号决定着干细胞是继续保持原始状态还是启动分化程序。 巴塞尔大学研究团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体外重建这一复杂系统。传统的细胞培养方法只能维持单一细胞类型，而动物模型虽然能提供完整的生理环境，但在研究人类特异性疾病机制时存在明显局限。研究人员需要找到一种既能保持人类生物学特性，又能精确控制实验条件的解决方案。 团队的突破来自于对材料科学、干细胞生物学和组织工程学的巧妙结合。他们选择羟基磷灰石作为骨支架材料，这种天然存在于人体骨骼和牙齿中的矿物质不仅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还能为细胞提供适宜的机械支撑和化学环境。通过精心设计的孔隙结构，这种支架能够模拟真实骨髓的三维几何特征。 更关键的创新在于多能干细胞的应用。研究人员将患者的普通细胞重编程为多能干细胞，然后通过精确的信号分子组合引导它们分化为骨髓中的各种细胞类型。这个过程需要严格控制培养条件的时序变化，包括生长因子的浓度梯度、氧气水平和机械刺激等多个参数。 经过数月的优化，研究团队成功构建出包含血管网络、神经纤维、基质细胞和造血细胞的完整骨髓微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显示，这个人工系统在细胞组织结构上与天然骨髓高度相似，而功能测试证实它能够维持造血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并支持多种血细胞的正常分化。 血液疾病研究的革命性工具 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显示了人工构建的三维骨髓组织，其中已定植了人血细胞（红色）。图片来源：安德烈斯·加西亚·加西亚，巴塞尔大学生物医学系。 这个人工骨髓系统的意义远超技术层面的突破，它为血液疾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开辟了全新道路。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血液恶性肿瘤每年影响着数百万患者，而目前对这些疾病发病机制的理解仍然有限。 传统的研究方法存在明显不足。细胞系虽然便于操作，但经过长期培养后往往失去了原有的生物学特性。小鼠模型虽然能提供体内环境，但人类和鼠类在造血系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许多在动物模型中有效的治疗方法在临床试验中失败。 人工骨髓系统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在保持人类生物学特性的同时，提供精确的实验控制。研究人员可以引入特定的基因突变模拟疾病状态，观察肿瘤细胞在骨髓微环境中的行为模式。这种能力对于理解血液癌症的耐药机制尤其重要，因为许多化疗耐药现象与肿瘤细胞与骨髓微环境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骨髓微环境不仅为正常造血提供支持，也为血液肿瘤细胞提供了"庇护所"。肿瘤细胞能够劫持正常的微环境信号通路，获得生存优势并产生治疗耐药性。通过在人工骨髓中重现这些相互作用，研究人员可以系统性地研究不同治疗策略对肿瘤-微环境相互作用的影响。 该系统还为罕见血液病的研究提供了新机会。许多遗传性造血疾病患者数量稀少，很难获得足够的临床样本进行研究。通过患者特异性的多能干细胞，研究人员可以构建携带疾病相关基因变异的人工骨髓模型，深入研究这些变异如何影响造血过程。 药物毒性评估是该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许多化疗药物对正常造血系统具有严重的副作用，导致患者出现贫血、感染和出血风险。通过在人工骨髓中测试新药的毒性谱，研究人员可以在早期发现潜在问题，优化药物设计以减少对正常造血的损害。 个性化医疗的技术基石 人工骨髓技术最令人兴奋的应用前景在于个性化医疗的实现。每个患者的遗传背景、疾病特征和治疗反应都存在独特性，传统的"一刀切"治疗方法往往无法达到最佳效果。通过构建患者特异性的骨髓模型，医生有望为每位患者制定最优的治疗方案。 这种个性化方法的实现路径已经相对清晰。首先，从患者体内获取少量皮肤细胞或血细胞，通过重编程技术将其转化为多能干细胞。然后，利用这些干细胞在人工支架中构建包含患者遗传信息的骨髓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研究人员可以测试多种治疗方案，比较它们的疗效和副作用，最终选择最适合该患者的治疗策略。 这种方法在血液肿瘤治疗中的潜力尤其巨大。目前，血液肿瘤的治疗选择主要基于疾病分型和一般的预后因子，但同一类型的肿瘤在不同患者中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治疗反应。通过患者特异性的骨髓模型，医生可以在体外预测不同化疗方案的效果，避免无效治疗带来的痛苦和延误。 个性化骨髓移植是另一个应用方向。骨髓移植是治疗多种血液疾病的有效方法，但供体匹配一直是限制因素。理论上，患者自体的多能干细胞可以经过基因修正后用于重建健康的造血系统，从而避免排斥反应和供体短缺问题。虽然这种自体"骨髓移植"还需要解决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和效率问题，但人工骨髓技术为评估这些方法提供了重要平台。 药物敏感性测试是个性化治疗中最直接的应用。许多血液肿瘤患者在标准治疗失败后需要尝试多种挽救治疗方案，而每次尝试都可能延误最佳治疗时机。通过在患者特异性骨髓模型中快速筛选多种药物组合，医生可以大大缩短寻找有效治疗的时间。 免疫治疗的个性化也将受益于这一技术。CAR-T细胞疗法等新兴免疫治疗在某些患者中效果显著，但在另一些患者中却无效甚至产生严重副作用。通过在含有患者免疫细胞的人工骨髓中评估不同免疫治疗策略，研究人员可以预测治疗反应并优化治疗方案。 制药工业的颠覆性影响 人工骨髓技术对制药工业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广泛的。目前，血液病药物的研发周期通常长达10-15年，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而成功率却不到10%。高昂的失败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患者，导致药物价格居高不下。人工骨髓系统有望显著改善这一状况。 在药物发现阶段，研究人员可以利用人工骨髓系统进行大规模化合物筛选，快速识别具有治疗潜力的候选化合物。与传统的细胞系筛选相比，三维骨髓模型能够更准确地预测药物在人体内的作用效果，减少后续开发阶段的失败风险。 药物安全性评估是另一个关键应用。许多看似有希望的候选药物在临床试验中因为造血毒性而被淘汰，这不仅浪费了巨大的研发投资，还可能对参与试验的患者造成伤害。通过在人工骨髓中进行早期毒性测试，研究人员可以在临床前阶段就发现潜在问题，避免有毒化合物进入临床试验。 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也将更加精确。传统的体外实验往往无法重现药物在复杂组织环境中的真实作用过程，而动物实验的结果又难以直接外推到人类。人工骨髓系统提供了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理想平台，既保持了人类生物学特性，又允许精确的实验操作和观察。 组合疗法的开发是现代癌症治疗的重要趋势，但不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极其复杂，传统方法很难系统性地评估所有可能的组合。人工骨髓系统可以实现高通量的组合筛选，帮助研究人员发现最有效的药物配伍方案。 监管机构也开始关注这类新技术的应用价值。美国FDA和欧洲EMA都在积极推动器官芯片技术在药物评估中的应用，认为这些系统有望部分替代动物试验，提高药物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随着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指导原则的建立，人工骨髓系统在药物注册申报中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然而，要实现这些应用还需要克服若干技术挑战。首先是标准化问题，不同实验室构建的骨髓模型需要具有一致性和可重复性。其次是规模化生产，单个研究用的小型模型需要发展为适合工业化应用的标准化产品。最后是成本控制，虽然人工骨髓系统比动物实验更具优势，但其制造和维护成本仍需降低到工业界可接受的水平。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人工骨髓技术代表了再生医学和精准医疗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成本的逐步降低，这一创新成果有望在未来十年内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为血液疾病患者带来更精准、更安全、更有效的治疗选择。同时，它也将推动整个生物医学研究向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减少对实验动物的依赖，加速新药开发进程。

一块只有拇指甲大小的人类“骨髓工厂”，在培养皿里真的开始造血了。直径约8毫米、厚4毫米，能稳定运行好几周——听上去不可思议吧？但这不是科幻，而是巴塞尔大学和大学医院的研究团队刚刚交出的新答卷。 先抛个问题：为什么这件事值得我们这么激动？说实在的，骨髓就是血液的源头工厂，却只有在白血病、再障这类重症出现时才被我们想起。过去科学界研究它，主要靠小鼠模型或者极简化的细胞培养。结果呢？动物和人的差异让很多结论“翻车”，药物在动物身上有效，进临床却不灵。你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数字：临床试验阶段的新药，整体失败率接近九成，肿瘤药物更高。问题的一部分，就卡在模型不够像人。 这次不一样。团队由Ivan Martin教授和Andrés García García博士带队，在《Cell Stem Cell》发布的成果里，他们用与人体骨和牙齿矿物相同的羟基磷灰石做成“骨架”，再把人类细胞重编程成诱导多能干细胞，在一套精准的信号引导下，让这些细胞按发育节奏一路分化，最终在骨架里自组装成一个复杂的骨髓“微环境”。里面不仅有造血细胞，还长出了血管、骨细胞、神经和免疫细胞，彼此交流、互相影响，像极了我们体内深藏骨头里的那个世界。 我身边有位做药物研发的朋友常吐槽：动物实验过了不代表真能上人。近几年大家都在寻找更贴近人体的替代，例如肝脏类器官、芯片上的微型器官系统等。美国在2022年还通过了FDA Modernization Act 2.0，明确允许在药物开发中使用动物以外的可靠模型。你发现没，趋势很清楚——更真实的人类模型，正在成为新药研发的硬通货。这次的“人源骨髓”，把长期缺席的一块拼图补上了。 它能干什么？至少有三件事值得期待。第一，研究血液生成的机制。造血干细胞怎么“觉醒”、如何被微环境调控，以往很多只能靠推断，现在有了可反复观察、可干预的人类平台。第二，看懂疾病。像血液肿瘤、骨髓纤维化这类病，肿瘤细胞和周围微环境是“同谋”，有了这个系统，科学家可以追踪它们如何互相“勾结”。第三，更安全的用药测试。先在“人类骨髓”里验证毒性和疗效，再决定是否推进临床，这对患者和企业都是实打实的降风险。 更让人心动的是个体化治疗的想象空间。未来完全可以把患者自己的细胞做成专属骨髓模型，在上面比较不同方案、不同剂量，选出最可能有效、最安全的那一个，再给病人用药。对于化疗反应差异大的血液病人，这一步，可能就是“多一分把握”的关键。 当然，也别神化它。要做到同时测试多种药物和剂量，模型的尺寸和制作流程还得再小再快；不同病人的细胞质量、批次差异也需要严格标准化。换句话说，这项技术已经跨过“能不能做”的门槛，接下来要攻克的是“做得多快、多稳、多一致”。 但就科学路线图而言，这一步意义不小。它减少了对动物的依赖，让实验更贴近人体真实生理；它给基础研究、药物筛选、精准医疗搭了一个新舞台。当我们谈“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时，这样的人源模型，正是把口号落到实处的工具。 回到开头那个小小的“骨髓工厂”。也许再过几年，医生在给你开出治疗方案前，会先把药丢进“你的”骨髓里试一遍，看看效果和副作用，再做决定。你愿不愿意让这样的技术，先替你“试错”？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