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mirna Therapeutics Co., Ltd.

一夜变天！曾经拯救全球的“新冠功臣”，如今被亲手按下暂停键？ 文 | 药眼观潮 2025年8月5日，一条重磅消息炸裂全球生物医药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宣布：立即终止22个mRNA疫苗研发项目的联邦拨款！ 更狠的是，他还下令：禁止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BARDA）旗下基金对所有mRNA技术进行股权投资。 一句话总结：不是暂停，是全面封杀。 “我们审查了科学证据，听取了专家意见，并采取了行动。”——肯尼迪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mRNA疫苗无法有效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我们将转向更安全、更广谱的技术路线。”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是“科学纠偏”，还是“政治清算”？ 曾几何时，mRNA技术是科技与医学交汇的皇冠明珠。新冠疫情中，辉瑞-BioNTech、Moderna 凭借mRNA疫苗横空出世，拯救数亿人生命，也被誉为“21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之一”。 可如今，风向骤变。 肯尼迪，这位以“反疫苗”“反大药厂”标签闻名的政客，上任HHS部长后动作频频： 终止Moderna禽流感mRNA疫苗项目拨款； 要求NIH删除mRNA相关资助申请； 现在，直接砍掉22个在研项目，全面叫停投资。 他给出的理由很“科学”： “mRNA疫苗在病毒变异面前失效太快，且长期安全性未明，心肌炎等副作用被低估。” 但业内专家却怒批： “这不是审慎监管，是自毁长城！”“当全球都在推进mRNA技术拓展至癌症、罕见病、艾滋病时，美国却在退步！”mRNA真的“不行了”？别急，真相没那么简单 我们必须冷静看待：被砍的，是“mRNA疫苗”——不是“mRNA技术”本身。 关键区别在哪？ mRNA疫苗：主要用于传染病预防，如新冠、流感。mRNA疗法：可用于治疗癌症、遗传病、自身免疫疾病，潜力远超疫苗。 换句话说：预防赛道受挫，治疗赛道仍在狂奔。 以Moderna为例，尽管禽流感项目被砍，但他们仍在推进： 多款个性化癌症疫苗（mRNA-4157等）进入III期临床； 针对罕见病的mRNA疗法布局十余项； 甚至探索mRNA在心脏病修复中的应用。 疫苗可能是“风口上的猪”，但mRNA真正的未来，在治疗领域。谁在受益？谁在出局？ 这场“mRNA退潮”，影响深远：谁笑了？ 传统灭活/蛋白疫苗平台：HHS已明确转向“β-丙内酯灭活全病毒平台”，老牌疫苗企业或迎第二春。 中国药企：在国内政策支持下，艾博生物、斯微生物、嘉晨西苑等仍在推进mRNA管线，出海机会悄然浮现。 环肽、双抗、细胞治疗等新技术：资本可能重新评估技术路线，非mRNA平台迎来资金回流。谁哭了？ 依赖政府 funding 的初创mRNA公司：美国大批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或将裁员、倒闭。 过度押注mRNA预防疫苗的投资者：风投信心受挫，估值回调在所难免。一扇门关上，另一扇门打开？ 肯尼迪口中的“更优方案”，是HHS今年5月推出的 “黄金标准世代”（Generation Gold Standard）计划——目标：开发通用型流感+冠状病毒疫苗，实现“一针防多病”。 但问题来了：🔹 灭活疫苗研发周期长、应变慢；🔹 广谱保护仍处于概念阶段；🔹 真的能比mRNA更快应对下一次大流行吗？ 历史告诉我们：2020年，正是mRNA的“快速迭代”能力，让我们在60天内拿到首款疫苗。 如今放弃这条赛道，是否等于主动放弃“下一次疫情”的先机？写在最后：技术不该被“站队” mRNA不是神，它有局限： 成本高、储存难、个体反应差异大。 但它也不是魔鬼： 数亿人接种验证了其总体安全性； 科学界仍在优化递送系统、降低副作用。 真正的风险，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用政治代替科学决策。 当一个国家因为部长的个人立场，而系统性否定一项颠覆性技术——我们该担心的，或许不是mRNA的未来，而是科学还能走多远。 延伸观察： 中国是否应加快mRNA技术自主布局？ 癌症mRNA疫苗会否成为下一个“超级风口”？ 传统疫苗企业如何借势翻身？ 风暴已至，变局将起。这不是mRNA的终点，而是一场全球生物医药权力重构的开端。 🔗 参考资料： [1]HHS官方声明（2025.8.5） [2]FierceBiotech报道：HHS Cancels All mRNA Vaccine Development Funded by BARDA [3]Moderna官网公告 [4]NIH“Generation Gold Standard”计划文件 识别微信二维码，可添加药时空小编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一年前，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篇《对目前创投行业投资条款的一些看法》，将“回购”这一话题推上了风口浪尖，与之相关的讨论一直层出不穷。 而就在行业争论谁对谁错的时候，一部分医疗企业已经因为“回购”率先成为了牺牲品。近日，由复旦女科学家曹跃琼掌舵的生命科学老牌企业吉凯基因，因为无力支付2.27亿元的回购债务，被股东告上法庭，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这并非个例，破产的mRNA明星企业斯微生物、被限高的NGS独角兽世和基因以及停工停产的肿瘤精准诊疗领域佼佼者至本医疗等，都在当前陷入了“回购”的漩涡。事实上，这还只是冰山一角，藏在水面下的还有更多。据礼丰律师事务所2024年8月发布的《VC/PE基金回购及退出分析报告》显示，截至目前，大约有13万个项目将陆续面临退出压力，涉及约1.4万家公司，而这其中有不少都是医疗企业。很显然，“回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前已经悬在了大部分医疗企业的头顶，正使其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01回购，如何从“雪中送炭”变为“过河拆桥”2024年年底，至本医疗某创始人在美国参加一场乳腺癌大会时突然发现银行卡无法支付，经过数小时询问，他最终得知是一位股东申请了财产保全，导致其账户被冻结。在这场全球规模最大的乳腺癌大会上，至本医疗原本是准备展示多项最新研究与临床应用成果，以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但最后不了了之。不过，至本医疗并未打算放弃，创始人提前回国，紧急召集高管会议，决定启动大规模成本控制，很快就将团队从近500人缩减到200人，并迅速调整经营模式和业务结构，一度将亏损减少了70%。本来，这场转变是为了在2025年全力冲刺港股，但账户被冻结之后，原本已获批的数千万银行贷款无法到账，客户的应收款也回不来，资金链断裂的至本医疗最终在2025年1月20日宣布停工停产，何时能够回归正常经营还需等待股东内部的决策。事实上，在此之前，“回购”的压力就让至本医疗失去了生存的主动权。2023年，至本未能如期在科创板上市，资金压力骤增，投资人担心钱收不回来，于是以“不同意回购延期”向至本施压，让其裁掉数据AI团队。这虽然是为了降本，但对于一家专注于将AI技术运用到肿瘤诊断及治疗的创新企业，无疑是提前宣告了“死亡”。相比于至本，吉凯基因从资本宠儿最终沦为“老赖”的结局则更令人惋惜。作为国内临床研究服务龙头，吉凯基因曾经可谓是风光无限，仅仅在2019年这一年，其就迎来了4笔融资，一下子将投资机构数量增长至多达20家。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投生命科学进来的，另外一部分则是赶着创新药的风口进来的，两大阵营都对吉凯基因有着不同的期许，都希望其能够专注于自己所看好的细分领域。而为了平衡双方利益，被夹在中间的曹跃琼只能一边不断妥协送上“对赌”等约束性协议，另一边则努力冲击IPO。2021年，吉凯基因第一次向上交所科创板申请IPO，但没能通过，原因是公司业务模式存疑、数据合规风险以及商业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蛰伏三年后，2024年年底，吉凯基因转战港股，但是遭到了股东对赌追责，要求吉凯基因立即履行回购义务。不过此时的吉凯基因因为多年亏损，已经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去偿还高额的回购债务，港股再次折戟，最后选择与股东“同归于尽”。事实上，吉凯基因并非没有努力，在2021年首次冲击IPO时，招股书显示，2018-2021年上半年吉凯基因营收逐年增长。而在IPO失败后，吉凯基因立即加大了研发投入，占当年营收比例高达40%，目的就是为了开拓新的现金流，尽快扭亏为盈，为后续上市增添更多筹码。不过，在长期入不敷出的状态下，一部分投资人早已对此失去了耐心，本着能拿回一点是一点的宗旨，不断地以“回购”为筹码向吉凯基因施压，干扰其正常经营选择。对此，一位资深人士谈道，“在回购的压力之下，创始人的动作很容易变形，因为他要花费大量精力去应对投资人的对赌协议，根本无暇专注于产品创新，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由此可见，“回购”很多时候都成为了压垮医疗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慢慢地将其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02回购被滥用，“君子协议”为何成为绑架条款“回购”最早起源于美国硅谷，并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被行业广泛推崇，它主要是解决当时投资人承担过多风险的市场弊端。然而，美国人很快就发现，加入对赌协议后，投资人又成为了绝对的优势方，风险全部给到了创业者，这违背了风险投资的初衷，所以其运用比例一直较低。在硅谷2023年第四季度的私募股权投资项目中，回购权的使用比例已降至2%，所以行业一直有“硅谷无对赌”的说法。但当它随着美元基金传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却意外地成为了投资协议中的标配。根据《VC/PE基金回购及退出分析报告》显示，回购条款在中国私募投资项目中的使用比例高达80%以上，近两年甚至达到90%，整个创投行业已经形成了“不签回购就不能拿到融资”的强买强卖局面。除了滥用回购，国内资本还在回购场景的界定上进行了“改良”。在邝子平撰写的《对目前创投行业投资条款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明确表示回购条款主要用于两类场景，一是企业发展多年，不思进取，不上市，也不分红；二是初创企业当初设想的市场机会已不存在，因而不再需要那么多资金用于发展。而这两种情形触发回购均有一个前提，即不伤害企业经营，简而言之，就是不把企业或创始人逼上绝路。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VC/PE基金回购及退出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法院支持回购请求的比例大约为82.39%，然而90.33%的回购案件中，将创始人列为被告，但最终有约10%的创始人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很显然，一旦触发回购条款，为了能够拿回钱，机构大多采取直接催收的方式，在谈判失败后选择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这与督促创始人勤勉工作的回购初衷大相径庭。而在一个个失败案例中，有关“为什么要回购”的讨论在当前已愈发激烈。但令很多人诧异的是，所有的参与方似乎都是被动加入其中的。比如出资方LP，在一批美元基金退出之后，国资逐渐承担了这一角色，近几年出资比例高达80%，但其基金周期短、退出要求高等特点，无疑给投资机构施加了很大压力。而在压力之下，投资机构不得不逼迫创业者签署回购条款，使其成为自身规避风险的“护身符”，一旦项目失败，投资机构可以有“创业者不听建议”、“创业团队磨合有问题”等一系列甩锅的理由。而创业者作为资本链条的最底端，想要获得融资就不得不默认回购协议。事实上，从各自的出发点来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职位上做着正确的事情，但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所有人都因为有了回购条款而放松了对项目以及市场的警惕观察。对此，某一线投资人谈道，“部分投资人在获得回购条款这一安慰剂后，往往会降低项目投前尽调的谨慎度，也更容易忽略投资项目潜在的商业风险。与此同时，不少创业者也明白，在对赌协议书上签字之前，一定要寻求更多的办法来规划个人财产的隔离，这让创业者和投资人在刚踏上同一艘船时就已经貌合神离。”03退出受阻，“三输局面”如何打破？根据《VC/PE基金回购及退出分析报告》数据显示，进入司法程序的回购案件，平均执行回款率仅为6%，而进入执行程序的回购案件，100%回款并执行完毕的案件仅占4.62%。另外，回购案件从初审到终审、执行，平均要一年半时间，而情况较为复杂的，执行周期甚至会长达三至五年。这意味着，即便拥有“回购”这一救命稻草，投资机构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对此，蓝桥资本王超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投资人握住的回购条款，就是一根虚无的树枝。就像他已经被冲到水里了，他发现有一个木棍，但等他去抓的时候，木棍也消失了。”事实上，很多投资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回购条款除了让企业破产，让企业家成为失信执行人之外，实际效果相当有限。而之所以还要坚持，一方面是想赌一赌运气，大家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漏网之鱼”；另一方面则是想要把回购作为一个“抓手”，以此拿到被投公司更多的话语权。但无数个案例都在向行业证明，回购诉讼无赢家，只会形成“三输”局面：创业者可能因为对赌失败而背上巨额债务；投资机构也在这条规则的裹挟下面临“两难”：不做出回购行动被LP追责，做出行动又可能加速标的企业的经营困难。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创业精英变“老赖”、企业倒闭以及投资机构无法收回资金且声誉受损。那么，在当前退出愈发艰难的大环境下，这一不利局面到底要如何破解呢？首先是站在医疗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自身能够自负盈亏，当下最好不要引入外来资本，避免给自己增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要拿钱也可以，但要认识到风险把控永远是第一位，在签订回购协议时一定要有足够的预期，清楚自己的能力，不要存任何侥幸心理，最后将自己逼入绝境。其次是站在投资机构的角度。事实上，为保障自身利益与企业签订对赌协议其实无可厚非，但应该合情合理，诸如“投资三年就要企业履行上市对赌条款”、“设立高达30%的赎回股份年利率”（回购价格一般是投资本金加一定比例的利息，大致是8%-10%左右）等，完全是霸王条款，应该摈弃。此外，如果一定要执行对赌，也不能“一刀切”将企业逼上绝路，而是要先思考如何解决眼前困境，比如提供一定的缓冲期或者协商调整对赌目标等，先让企业活下去再说。当然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就是投资人不能将“回购”作为免死金牌，还是要充分尽调，将更多确定性放在项目本身的价值上，而不是一些所谓的“君子协定”上。对此，某国资机构负责人表示，“与其进行业绩对赌，不如多提一些更可行的要求，比如企业估值是不是可以再谈谈？机构需要的内部资料和信息是否可以提供得更具体？管理上能不能多提一些要求？”。最后要提到的是行业环境，应该多提供一些退出路径。事实上，“回购”爆发主要是因为近几年IPO受阻，很多机构无法退出，虽然也有并购、S交易、转让老股等退出手段，但这都需要找到下一个买方，在当前市场寒冬下，愿意出手的机构少之又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对此，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张巍教授曾提到，硅谷无回购但硅谷却有一个又一个独角兽公司，这或许可以激发行业去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营造一个好的创业及投资环境。整体而言，要避免陷入回购漩涡，要么就在回购前权衡利弊想清楚，要么就在回购后尽量避免“鱼死网破”。04写在最后作为行业观察者，我们不能只站在投资人的对立面，一味地去抨击“回购”，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投资机构保障自身利益也是理所应当。同时，我们也要清晰认识到，“回购”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其本身也是在淘汰一些缺乏核心竞争力或者发展停滞不前的项目，是行业出清的正常现象。事实上，我们真正应该抨击地其实是滥用回购。一方面是在投资标的上，在对赌的保护伞下，投资机构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更倾向于那些能够在短期内满足对赌条件的企业，而忽视了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踩踏式回购”，在执行对赌协议时，只管赶紧拿回钱，至于公司后续还是不是能经营下去，机构并不关心。近几年，政策多次提及“耐心资本”，表示要给予医疗企业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注重长期回报，在市场短期的波动干扰下保持理性和冷静。这其实非常适用于当前的回购，如果项目本身不错，只是暂时遇到困难，应该给于时间调整，共同度过难关，而不是将“回购”作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甚至成为击溃企业的一剂致命猛药。* 参考资料：1.《对目前创投行业投资条款的一些看法》——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2.《VC/PE基金回购及退出分析报告》——礼丰律师事务所；3.《梦碎IPO，复旦女科学家炸雷了》——投资家；4.《至本医疗困局：被多米诺骨牌压住的医疗AI企业》——深蓝观。*封面图片来源：123rf如果您认同文章中的观点、信息，或想进一步讨论，请与我们联系；也可加入动脉网行业社群，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好友。近期推荐声明：动脉网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动脉网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文中如果涉及企业信息和数据，均由受访者向分析师提供并确认。动脉网，未来医疗服务平台

近期，国内医药企业海外投资动作频频。康龙化成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Pharmaron UK Limited拟以自有资金3000万美元参与投资BLC Healthcare USD Fund I L.P.。该基金注册于开曼群岛，目标规模约1亿美元，将重点投资全球生命医药及生命健康领域。这一现象并非个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包括药明康德、恒瑞医药、君实生物、信达生物等在内的多家国内领先药企纷纷加码海外医药基金投资。其中，药明康德表现尤为突出，年内已先后投资5支海外私募基金，业务覆盖美国、新加坡、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动脉橙数据库显示，截至2025年5月31日，国内资本年内已完成20起海外创新药直接投资，总投资额近15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已达到国内一季度医疗健康领域融资总额，反映出国内资本布局海外创新药的强烈意愿。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这一趋势尤为难得。一方面，受资本市场不稳定因素影响，国内投资机构普遍面临资金压力，投资决策更为审慎；另一方面，海外创新药投资存在信息不对称、风险评估难度大等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内资本仍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值得深入探讨。为深入了解这一现象，笔者对近百起海外创新药投资案例进行了系统分析，试图揭示国内资本出海投资的主要动因和重点布局方向。01前沿领域成主战场近年来，国内资本对海外医药企业的投资呈现加速态势。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投资mRNA疫苗先驱Moderna，高瓴资本布局Arrivent Biopharma、Cytek Biosciences等创新企业，五源资本更是直接投资超过30家海外医药企业，成为国内最早一批出海投资的创投机构代表。然而，与庞大的国内创新药投资规模相比，海外投资占比仍然较小。以启明创投为例，这家国内医疗领域最活跃的投资机构，其海外投资比例长期不足1%。但这一格局在2025年出现明显转变，仅第一季度，启明创投就已完成3起海外创新药企业投资，且仍在持续拓展海外布局。这一现象并非个案，多家国内投资机构都在加大海外创新药投资力度。深入分析发现，三大核心因素推动着这一趋势：一是前沿技术引进需求驱动。2025年已完成的20起海外创新药直接投资，均聚焦于细胞与基因治疗、核酸药物等前沿领域。这类投资不仅有望带来可观回报，更具价值的是其技术外溢效应。典型案例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在投资Moderna后，迅速在国内布局斯微生物、瑞吉生物等mRNA企业，带动国内mRNA产业快速发展。二是license-out交易热潮助推。2024年，中国药企达成94笔license-out交易，总金额523亿美元，同比增长24.5%。为把握这一机遇，国内资本积极拓展海外资源，为未来BD合作铺路。高瓴资本投资的Arrivent Biopharma就是典型案例，该企业已与多家中国药企达成ADC药物合作，交易总额超18亿美元。三是国内市场竞争格局变化。执中ZERONE发布《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2024年度观察报告》显示，2024年国资背景LP出资占比已达81.58%，较上年提升近10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促使市场化投资机构转向海外寻求发展空间。同时，国内创新药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也推动部分资本出海寻找优质标的。业内人士指出，国内资本加速布局海外创新药，既是对全球前沿技术的追逐，也是对国内市场竞争环境的应对。这一趋势或将持续深化，推动中国医药产业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未来，如何平衡风险与收益，实现国内外投资的协同发展，将成为投资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02从资本输出到技术反哺据动脉橙数据库不完全统计，2020-2024年国内领先的20家投资机构在海外创新药领域共完成82笔直接投资，累计投资规模接近100亿美元。这一投资态势反映出中国资本正积极参与全球医药创新生态建设。从投资阶段来看，82起海外直投中，早期项目（A轮及之前）占比达46%，这一分布特征与国内投资格局基本吻合。早期项目因其较高的可及性和潜在投资回报率而受到青睐。典型案例包括高瓴资本于2021年参与的ArriVent公司A轮融资，该公司在2024年成功上市，不到三年就让高瓴获得了可观的投资收益。在治疗领域分布方面，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领域项目最受关注，占总投资的74%。这一投资倾向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该领域存在巨大的未满足临床需求；二是相关技术创新持续迭代。值得注意的是，在蛋白降解疗法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下，小分子药物研发取得重要突破。2024年FDA批准的30款小分子药物中，具有独特作用机制的“first-in-class”疗法和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的药物占比均超过40%。从战略价值考量，海外创新药投资不仅关注直接收益，更注重技术反哺效应。通过参与国际项目，投资者能够获取前沿领域发展经验，验证技术路线可行性，并为国内相关领域发展提供参考。业内专家表示，海外投资在战略层面具有重要意义，标杆项目的投资经验为国内创新药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就投资地域选择而言，美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82起海外直投中，美国创新药项目多达76起，占比92.68%。这一现象主要源于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药市场，其研发投入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此外，中美药企之间的业务以及人员往来都相对频繁，也给国内资本掘金美国创新药打下了基础。03海外投资新变化随着中国资本国际化进程加速，2025年海外创新药投资呈现出三个显著变化：一是投资领域多元化发展。投资方向已从传统的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领域，逐步向神经系统疾病、罕见病及疼痛管理等新兴领域拓展。这一转变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其一，肿瘤和自免领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回报率有所下降；其二，新兴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以疼痛管理领域为例，全球在研新药已超过300种，市场前景广阔。典型案例包括近期获得投资的Centrexion公司，其专注于疼痛治疗领域的创新研发。二是投资地域分布更加广泛。投资目的地呈现多元化趋势，除美国市场外，新加坡、日本、印度尼西亚、英国、瑞士等国家也逐渐成为中国资本的重要投资标的。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国资本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以及对不同区域创新特点的深入理解。三是投资主体类型日益丰富。参与主体从原先以头部投资机构为主，逐步扩展到包括中小型机构在内的多元化投资群体。这一现象表明，随着投资经验的积累和市场认知的深化，更多中国资本具备了开展国际化投资的能力。总体来看，中国资本在海外创新药投资领域正展现出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投资策略。这种变化既反映了投资理念的成熟，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参与全球医药创新的深度和广度正在不断提升。随着投资经验的持续积累，中国资本有望在全球医药创新生态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相关理性看待创新药国际并购潮华福证券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1-5月，我国创新药海外授权交易（BD）总额已达455亿美元，接近2024年全年交易规模。多家权威机构预测，今年有望成为中国创新药BD交易的里程碑年份，交易规模或将再创新高。这意味着，全球大药企还将继续“扫货”中国创新药。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主要是中国创新药当前的整体质量已显著提升。据悉，2024年中国在ADC（抗体偶联药物）、细胞疗法、双抗、溶瘤病毒等前沿领域的研发管线数量均位居全球首位。其中，ADC药物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ADC对外授权交易国，国产ADC新药占全球研发管线的比例超过40%。正因为如此，中国创新药正在被全球市场所需要。在频繁的海外BD交易中，不少全球大药企已经靠中国创新药实现了“逆天改命”。以Instil Bio为例，其原本是一家TIL领域的明星Biotech，但随着核心管线的失败，其股价一路跌至不足1美元，不过后期随着从宜明昂科引进PD-L1/VEGF双抗、CTLA-4抗体迎来突破性进展，其股价一度疯涨至92美元，极大地缓解了这家濒临破产公司的经营压力。事实上，近两年诸如此类的“起死回生”案例还有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创新药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产业生态，无疑给了国内资本真正走出去的契机，就像当年一批美元基金押注中国创新药一样，国内资本眼下也已经将投资触角伸向更广泛的市场领域。但这就像中国创新药“出海”一样，海外投资当前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首先，市场、监管以及文化的差异。以监管为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药品审批标准和流程不尽相同，其临床试验法规、药品注册程序及医保支付体系各具特色，单一的市场战略显然难以全面应对。这就要求国内资本在向外走的时候，要尽可能地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和市场准则，避免面临合规风险。其次，投后管理难度较大。因为绝大多数国内资本的重心仍然是在国内，海外市场要么组建一支小团队，要么周期性探访，整体参与感并不强。另外，海外创新药投资需要的具备国际视野、熟悉海外法规和市场环境的专业人才，国内资本也相对匮乏，因此在管理被投项目上，远没有国内项目来的得心应手。最后，地缘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不容忽视。比如欧美国家对本国关键创新药技术的跨境投资审查加强，可能会将一部分国内资本拒之门外，或者在合作上附加很多严苛条件，一定程度上损害国内资本在海外的投资利益。所以，针对当前海外投资热，国内资本应该保持谨慎和理性，要意识到不是所有国内资本都适合“出海”掘金。此外，创新药领域的投资也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卖，它实际上是一个生态圈建设的漫长过程，想要真正走向海外，国内资本应该提前锚定一些具有潜力价值的创新领域，并尽可能地将自身优势应用其中。只有这样，当前的试水才能变成未来真正的远航。 喜欢我们文章的朋友点个“在看”和“赞”吧，不然微信推送规则改变，有可能每天都会错过我们哦~免责声明“汇聚南药”公众号所转载文章来源于其他公众号平台，主要目的在于分享行业相关知识，传递当前最新资讯。图片、文章版权均属于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在留言栏及时告知，我们会在24小时内删除相关信息。信息来源：医药经济报往期推荐本平台不对转载文章的观点负责，文章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暗示的保证。 来源/《医药经济报》，原标题《创新药投资生态大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