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ulin degludec

1. 绪论：从哥本哈根的实验室到全球市值的巅峰 在当今全球医药产业的宏大版图上，极少有企业能够像诺和诺德（Novo Nordisk A/S）这样，不仅在一个细分治疗领域（糖尿病与代谢疾病）建立起近乎绝对的霸权，更以一家之力深刻重塑了一个发达国家（丹麦）的宏观经济面貌。 本报告旨在通过详尽的历史考证、金融数据分析与宏观经济模型推演，解构这家成立于1923年的企业如何穿越百年的经济周期，从一家依赖动物胰腺提取物的小型实验室，进化为引领全球生物制药革命的巨擘。 分析的核心逻辑在于探讨诺和诺德独特的“基金会所有制”架构如何为其提供了对抗资本市场短期主义的战略定力，使其能够在GLP-1（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这一革命性疗法上进行长达三十年的深耕，最终引爆了21世纪20年代的“减肥药经济”狂潮。同时，本报告将深入剖析其在中国市场独特的“本土化”战略，以及当前面临的估值泡沫、供应链脆弱性与地缘政治风险。2. 双源记：竞争、分裂与丹麦胰岛素产业的诞生（1920s-1989） 诺和诺德的历史并非始于单一的起源，而是源于一场充满了科学理想、商业野心与个人恩怨的“双城记”。这种长达六十五年的内部竞争，不仅没有削弱丹麦胰岛素产业，反而通过一种辩证的对抗关系，构筑了坚不可摧的技术壁垒。2.1 穿越大西洋的火种：奥古斯特·克罗与诺迪克的建立（1922-1923） 故事的起点位于1920年代初的北美。彼时，糖尿病仍被视为一种缓慢的绝症，患者唯一的生存希望是残酷的“饥饿疗法”。1922年，丹麦著名的动物生理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奥古斯特·克罗（August Krogh）正与其妻子玛丽·克罗（Marie Krogh）在美国进行巡回讲学。玛丽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和研究人员，但鲜为人知的是，她也是一名2型糖尿病患者。 这种私人层面的生存焦虑驱动了历史的进程。当玛丽听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和查尔斯·贝斯特（Charles Best）成功从狗的胰腺中提取出胰岛素的消息后，她极力劝说丈夫前往多伦多一探究竟。克罗凭借其诺贝尔奖得主的光环，成功获得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产胰岛素的许可权。 1922年12月，克罗夫妇带着提取技术回到哥本哈根。他们迅速联合了丹麦著名的糖尿病专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哈格多恩（Hans Christian Hagedorn）以及Løvens化工厂的药剂师奥古斯特·孔斯特（August Kongsted）。1923年春天，诺迪克胰岛素实验室（Nordisk Insulinlaboratorium） 正式成立。同年3月，第一批丹麦患者接受了胰岛素治疗。这一速度惊人地展示了当时丹麦科学界的技术转化能力——从发现到临床应用仅耗时数月。 为了确保企业的公益性质，1926年，诺迪克胰岛素基金会（Nordisk Insulin Foundation） 成立，确立了将企业利润反哺于生理学和内分泌学研究的机制，这一基因至今仍流淌在诺和诺德的血液中。2.2 兄弟阋墙：诺和的诞生与“辩证的竞争”（1924-1925） 如果说诺迪克的建立是科学理想的产物，那么诺和（Novo） 的诞生则是商业竞争与人事冲突的结果。1924年，诺迪克实验室聘请的药剂师索瓦尔德·佩德森（Thorvald Pedersen）与核心管理者哈格多恩在胰岛素生产工艺与管理理念上爆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冲突最终导致索瓦尔德被解雇。 这一事件成为了丹麦商业史上的转折点。索瓦尔德并没有因此退出，而是联合他的兄弟——一位杰出的机械工程师哈拉尔德·佩德森（Harald Pedersen），于1925年创立了诺和治疗实验室（Novo Terapeutisk Laboratorium）。 从1925年到1989年的六十多年间，这两家位于哥本哈根郊区的公司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这种竞争并非恶性的价格战，而是聚焦于技术与品质的“良性内卷”： 诺迪克 依托哈格多恩的医学背景，深耕临床研究。1932年，哈格多恩创立了斯诺纪念医院（Steno Memorial Hospital），成为全球糖尿病研究的圣地。1946年，诺迪克开发出NPH胰岛素（中性鱼精蛋白锌胰岛素），通过添加鱼精蛋白延长了胰岛素的作用时间，至今仍是基础胰岛素的全球标准之一。 诺和 则凭借佩德森兄弟的工程天赋，在工业化生产和制剂纯度上取得了突破。1950年代，诺和推出了Lente系列（锌悬浮胰岛素），无需鱼精蛋白即可实现长效作用，解决了部分患者的过敏问题，并在全球市场上从诺迪克手中夺取了大量份额。 这种双寡头格局迫使双方不断突破极限。到1980年代，尽管两家公司在丹麦本土乃至全球范围内竞争激烈，但它们共同构筑了丹麦在胰岛素领域的绝对技术优势。2.3 1989年大合并：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抉择 进入1980年代末，全球制药行业格局剧变。美国巨头礼来（Eli Lilly）依托强大的资本优势步步紧逼，同时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开始崭露头角。诺和与诺迪克虽然在技术上领先，但分散的资源在面对昂贵的全球临床试验和营销网络建设时显得力不从心。 1989年，在双方管理层和基金会的深思熟虑下，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竞争画上了句号。诺和与诺迪克正式合并，组建诺和诺德公司（Novo Nordisk A/S）。 这次合并的战略意义深远： 规模效应：新公司一夜之间成为全球最大的胰岛素生产商，拥有了对抗礼来和赛诺菲（Sanofi）的资本。 资源整合：研发资源得以集中，避免了重复建设。 治理结构重塑：原有的两个基金会合并为诺和诺德基金会（Novo Nordisk Foundation）。该基金会持有公司的A类股份（拥有超级投票权），确保了公司在面对资本市场波动时保持战略独立性，为后续长达数十年的GLP-1研发投入提供了制度保障。3. 技术范式的转移：从动物脏器到基因工程（1990s-2000） 合并后的诺和诺德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技术转型：告别传统的动物胰腺提取，拥抱重组DNA技术。3.1 告别屠宰场：人胰岛素的工业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胰岛素生产本质上是一个依赖屠宰业的提取行业。据统计，治疗一位糖尿病患者一年所需的胰岛素，需要大约50头猪的胰腺。这不仅限制了产能，而且动物胰岛素与人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差异导致了部分患者的免疫反应。 诺和诺德利用转基因酵母技术，成功实现了重组人胰岛素（Human Insulin） 的大规模发酵生产。这一技术突破不仅解决了原料来源的瓶颈，使产能理论上无限化，更大幅提高了药品的纯度和安全性。到1990年代初，诺和诺德已完全完成了从动物源到生物合成源的产能置换。3.2 2000年分拆：诺维信（Novozymes）的独立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诺和诺德在工业酶制剂领域也占据了全球领导地位。然而，制药业务（高风险、长周期、高监管）与酶制剂业务（工业B2B、成本驱动、快周期）在商业模式上存在本质差异。为了释放股东价值并使管理层聚焦，2000年，诺和诺德进行了战略分拆，将酶制剂业务剥离为诺维信（Novozymes A/S）。 这次分拆虽然在当时被视为一次简单的业务重组，但从事后看，它极大地纯化了诺和诺德的医药基因，使其能够将全部资源和现金流投入到后续极为昂贵的代谢疾病药物研发中。4. 创新的引擎：胰岛素类似物与GLP-1的黎明（2000-2015） 进入21世纪，诺和诺德在稳固胰岛素霸主地位的同时，开始悄然布局下一代革命性疗法。4.1 胰岛素类似物的黄金时代 为了模拟人体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模式，诺和诺德开发了一系列胰岛素类似物（Insulin Analogs），通过对胰岛素分子结构的微调来改变其药代动力学特征： 速效类似物：如门冬胰岛素（NovoRapid/NovoLog），起效极快，不仅方便患者餐时注射，更大幅降低了低血糖风险。 长效类似物：如地特胰岛素（Levemir）和德谷胰岛素（Tresiba）。尤其是德谷胰岛素，其超长的半衰期（超过42小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稳降糖效果。案例分析：Tresiba的监管危机（2013） 2013年，美国FDA以心血管风险数据不足为由，拒绝批准Tresiba上市，发出了严厉的完全回应函（CRL）。这对诺和诺德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导致股价暴跌。这一事件迫使公司启动了耗资巨大的DEVOTE心血管结局试验（CVOT）。这次危机让管理层深刻意识到，在后罗格列酮（Avandia）时代，仅仅证明降糖效果已不足够，必须证明药物的心血管安全性甚至获益。这一教训直接影响了后来GLP-1药物的研发策略。4.2 GLP-1的发现：Lotte Bjerre Knudsen的坚持 在胰岛素业务如日中天之时，公司内部的一个边缘团队正在研究一种名为GLP-1（胰高糖素样肽-1）的肠道激素。天然GLP-1在人体内极不稳定，半衰期仅几分钟，似乎毫无成药价值。 当时的许多制药巨头选择从蜥蜴毒液中提取类似的肽（如Exendin-4），但诺和诺德的科学家Lotte Bjerre Knudsen坚持认为应该对人源GLP-1进行修饰。她领导团队发明了利拉鲁肽（Liraglutide）——通过在分子上连接一个脂肪酸侧链，使其能与血液中的白蛋白结合，从而抵抗酶的降解，实现了一天一次的注射频率。 利拉鲁肽（商品名Victoza）于2009年获批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不仅取得了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诺和诺德在多肽修饰技术上的独家平台能力，为后来的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奠定了基石。5. 范式革命：进军肥胖症与司美格鲁肽的爆发（2015-2025） 如果说胰岛素奠定了诺和诺德的过去，那么对肥胖症的重新定义则确立了它的未来。5.1 从生活方式到慢性病：战略认知的飞跃 长期以来，医药行业对开发减肥药避之不及。历史上如芬芬（Fen-Phen）等减肥药因严重的心脏瓣膜副作用退市，导致这一领域被称为“研发坟墓”。此外，社会普遍认为肥胖是意志力薄弱的表现，而非一种生理疾病，这限制了支付方（保险公司和政府）的报销意愿。 在CEO Lars Rebien Sørensen 和继任者 Lars Fruergaard Jørgensen 的领导下，诺和诺德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战略押注：将肥胖定义为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Lotte Bjerre Knudsen的回忆指出，在早期内部会议上，这一方向面临巨大阻力，但这正是基金会所有制的优势所在——允许管理层在没有短期回报的情况下进行长期赌注。5.2 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皇冠上的明珠 作为利拉鲁肽的继任者，司美格鲁肽通过进一步的分子优化，实现了每周一次注射，且减重效果惊人（约15%-20%）。 Ozempic（2017）：作为糖尿病药物上市，迅速因其“副作用”（减重）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轰动。 Wegovy（2021）：高剂量版本专门用于治疗肥胖症，获得FDA批准。关键转折点：SELECT试验 为了彻底打破支付方的犹豫，诺和诺德启动了拥有1.7万名受试者的SELECT试验。结果显示，Wegovy不仅能减重，还能将心脏病发作、中风等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降低20%。这一数据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从医学循证的角度确立了减肥的临床必要性，从而打开了全球医保支付的大门。6. 中国战略：深度本土化的典范（1994-2025） 诺和诺德在中国的成功，是跨国药企本土化战略（Glocalization）的教科书级案例。6.1 “在中国，为中国”的早期布局（1994-2010） 与许多跨国公司最初将中国仅视为销售终端不同，诺和诺德早在1994年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并迅速于1996年在天津建立了生产基地。 全产业链布局：2002年和2004年，天津工厂连续扩建，具备了胰岛素制剂的灌装和组装能力，成为其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一环。 研发本土化：在北京设立的诺和诺德中国研究发展中心（NNRCC），是跨国药企在华设立的首个致力于生物技术基础研究的研发中心。这不仅利用了中国的人才红利，更重要的是通过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临床试验，缩短了新药上市的时间差。 市场教育：针对中国糖尿病知晓率低的特点，诺和诺德发起了大规模的医生培训和患者教育项目（如“改变糖尿病”计划”），实际上是在“从零开始”培育市场。6.2 集采（VBP）冲击与战略韧性（2021-2022） 2021年11月，中国国家医保局启动了胰岛素专项带量采购（VBP）。这被视为对胰岛素企业的严峻大考。 冲击：诺和诺德积极响应，虽然中标保证了市场份额（约30%以上），但价格大幅下降导致2022年中国区收入增长一度停滞甚至下滑。 转型：面对胰岛素市场的“量增价跌”，诺和诺德迅速调整战略，加速引入创新药。2021年Ozempic（诺和泰）在中国获批，并迅速进入医保目录。随后Wegovy于2024年在华获批。 现状：目前，诺和诺德在中国的战略已成功从依赖成熟胰岛素产品转型为以GLP-1为增长引擎的创新驱动模式，继续保持在中国糖尿病市场的领导地位。7. “诺和经济学”：一家企业如何影响一个国家 随着市值的飙升（2024年突破5000亿美元，超过丹麦全年GDP），诺和诺德对丹麦经济的影响力已达到宏观经济层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诺和经济”现象。7.1 GDP增长的单一引擎 根据丹麦统计局和主要金融机构的分析，在2023年和2024年，丹麦经济的增长几乎完全由制药业（主要是诺和诺德）驱动。数据显示，若剔除诺和诺德的贡献，丹麦2023年的GDP增长率将接近于零，而非官方公布的1.9%。制药业在丹麦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已超过20%，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7.2 汇率压力与“荷兰病”隐忧 诺和诺德在海外（尤其是美国）赚取了巨额美元，并将其兑换成丹麦克朗以支付税收（2023年约30亿欧元）和工资。这种巨大的外汇流入对丹麦克朗造成了持续的升值压力。 由于丹麦实行与欧元的固定汇率制度（Pegged Exchange Rate），丹麦央行不得不进行干预，将基准利率维持在低于欧洲央行的水平，以抑制克朗升值。这意味着，一家企业的出口业绩直接左右了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经济学家对此表示了谨慎的担忧，将其与芬兰当年的“诺基亚风险”相提并论。虽然医药产品的生命周期远长于消费电子，且专利保护提供了护城河，但丹麦公共财政对单一企业的过度依赖（税收集中度风险）仍是潜在的结构性隐患。8. 财务全景与资本市场表现（1990-2024）8.1 收入与利润的指数级跃迁 年份 营业收入 (十亿美元) 净利润 (十亿美元) 关键驱动因素 1999 ~3.3 -- 胰岛素类似物前夜 2005 5.47 -- 现代胰岛素全球扩张 2010 ~10.0 ~2.5 利拉鲁肽 (Victoza) 上市初期 2015 ~16.0 ~5.0 德谷胰岛素 (Tresiba) 获批 2020 18.45 6.5 Ozempic 早期放量 2023 33.72 12.15 GLP-1 需求爆发 2024 42.11 14.64 Wegovy 供应瓶颈缓解 （数据来源：综合Macrotrends及公司年报整理）8.2 研发投入强度 诺和诺德始终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2024年，其研发支出达到约60.6亿美元，占营收比例高达16.6%。这种持续的高投入是其能够穿越专利悬崖、不断推出重磅炸弹药物的根本保证。9. 风险、争议与未来的挑战 尽管业绩辉煌，诺和诺德并非无懈可击，其发展史上也伴随着法律纠纷与道德争议。9.1 “石油换食品”丑闻（2009） 2009年，诺和诺德同意支付1800万美元罚款，以和解美国司法部和SEC的指控。调查显示，在萨达姆政权时期的伊拉克，诺和诺德曾通过向伊拉克政府官员支付回扣（伪装成售后服务费）来获取“石油换食品”计划下的胰岛素合同。这一丑闻暴露了公司在快速国际化过程中的合规漏洞。9.2 美国胰岛素定价诉讼 作为美国胰岛素市场的寡头之一，诺和诺德长期面临关于价格操纵的集体诉讼。原告指控胰岛素制造商与药学福利管理机构（PBM）勾结，通过抬高标价（List Price）同时提供高额回扣（Rebates）来换取医保目录位置，导致无保险患者承担了极高的药费。迫于政治压力和舆论声讨，诺和诺德在2023年宣布大幅下调部分老款胰岛素在美国的售价。9.3 供应危机与FDA警告信（2025） 随着Wegovy需求的爆炸式增长，产能成为最大瓶颈。诺和诺德不得不斥资数十亿美元收购Catalent的工厂以扩充产能。然而，2025年，美国FDA对包括布卢明顿（Bloomington）在内的工厂发出警告信（Warning Letter），指出其存在无菌生产控制和异物污染等质量管理缺陷。这对一家以质量著称的企业来说是严峻的警示，也给竞争对手礼来（Eli Lilly）留出了市场空窗期。9.4 专利丛林与仿制药威胁 为了延长重磅药物的独占期，诺和诺德被指控构建“专利丛林”（Patent Thickets），即通过申请大量细微修改的次级专利来阻碍仿制药进入。这引发了包括I-MAK等组织和监管机构的关注。同时，市场上大量出现的复配药房（Compounding Pharmacies）利用FDA的短缺药物政策销售未获批的司美格鲁肽仿制版，不仅侵蚀了市场份额，更带来了用药安全隐患。10. 结论与展望：长期主义的胜利与隐忧 历史评价（中性偏正面）：诺和诺德的百年史，是 长期主义（Long-termism） 战胜短期资本逐利的经典案例。基金会的所有权结构使其能够承受长达数年的研发失败和市场冷遇（如GLP-1早期阶段），最终迎来了范式转移的红利。它成功地将一家北欧区域性公司打造成为全球代谢疾病的绝对霸主。 核心洞察： 专注的力量：与许多追求多元化（涉足肿瘤、免疫等）的巨头不同，诺和诺德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只做了一件事：控制血糖和体重。这种极度的专注带来了极深的技术护城河。 宏观共生：诺和诺德已成为丹麦的国家级资产，其兴衰直接绑定了国家经济的命运。这种共生关系既是保护伞，也是潜在的政治风险源。 未来挑战：虽然目前处于GLP-1的超级周期中，但面对礼来的强力挑战（如Mounjaro/Zepbound在头对头试验中的优异数据）、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全球医保控费的压力，诺和诺德必须在心血管、阿尔茨海默病或MASH（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新领域找到下一个“司美格鲁肽”，才能确保持续繁荣。 免责声明：本报告仅供历史研究与宏观分析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 推荐关注 小宇宙播客 VestLab，深度洞察市场脉络，连接价值发现。 点击收听：https://www.xiaoyuzhoufm.com/podcast/694f8d55c759026dcf2994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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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判桌上的战争 2021年12月的一天，在北京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一场决定数万人命运的谈判正在进行。 桌子一侧坐着国家医保局的谈判代表张劲妮，另一侧是跨国药企渤健的代表。他们讨论的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全球首款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SMA）的靶向药物。在中国，大约三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这场谈判的结果。 这种药2019年进入中国市场时，定价为每针69.97万元。一个SMA患儿第一年需要注射6针，此后每年3针，直到生命尽头。即使有慈善援助，每年的治疗费用仍然是55万元——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十年的收入。 谈判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八轮报价。企业代表八次离席商量，中间说自己"快掉眼泪了"。张劲妮笑着回应："谈判桌上我们作为甲方，这么卑微，真的很难。" 她抛出一个颇具诱惑力的条件："如果这个药能进入医保目录，以中国的人口基数、中国政府为患者服务的决心，你们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市场了。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最终，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以低于33,000元的价格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相比最初的70万元，降幅超过95%。 这段谈判视频被公开后，迅速冲上热搜。网友将其称为"灵魂砍价"。 2022年1月1日，新版医保目录正式执行的第一天，山东枣庄的一位四岁SMA患儿成为首批受益者。他的母亲泪流满面："以前这个药离我们太遥远，就像看天上的星星一样，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 这一天恰好是这个孩子的生日。 二、中国医改的分水岭 要理解"灵魂砍价"为何能够发生，我们需要回到2018年。 那一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医疗保障局——整合了原本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医疗保障职能，成为一个超级买家，代表14亿人与制药企业谈判。 同年11月，国家医保局启动"4+7"带量采购试点。规则简单：政府承诺采购量，企业竞价投标，最低价者中选。 结果令人震惊。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以治疗白血病的甲磺酸伊马替尼为例——即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药物——国产仿制药通过集采后每盒降至586元，降幅超过97%。一个需要终生服药的白血病患者，每年药费从近30万元降至约7,000元。 2019年，集采扩围至全国。到2024年，国家医保局已完成九批国家集采，共纳入374种药品，平均降价超过50%。从2018年起，累计将507个药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谈判药品价格平均降幅50%到60%，累计为患者减负超过3000亿元。 这是人类医疗史上规模最大的药品降价运动之一。 三、生物药的特殊挑战 仿制药集采的成功，让国家医保局将目光投向了更复杂的领域：生物药。 与化学仿制药不同，生物药是用活细胞生产的大分子药物——胰岛素、单克隆抗体、疫苗等。它们生产成本更高、工艺更复杂，没有像化学药那样的"一致性评价"标准。 但生物药在中国医药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关键。中国有1.4亿糖尿病患者，约1000万人依赖胰岛素。长期以来，诺和诺德、赛诺菲、礼来三家外企的市场份额合计超过70%，中国的胰岛素价格长期高于欧洲国家。 2020年10月，国家医保局明确表示："生物类似药并非集中带量采购的禁区。" 2021年11月，第六批国家集采正式启动——专门针对胰岛素的专项集采，生物药首次进入国家集采范围。 四、胰岛素的中国价格 胰岛素集采的规则比化学药更温和。考虑到患者对品牌的依赖性更强、临床替代风险更高，国家医保局设计了"分组竞价"机制，即使竞价中未入围，企业也可以通过"复活"机制中选。 结果是：11家企业的43个产品参与申报，42个产品中选，中选率98%。中选产品平均降价48%，最高降幅74%。 三代甘精胰岛素从每支140-160元降至约70元；二代胰岛素从每支约50元降至30元以内。诺和诺德为了保住中国市场，报出了"全球最低价"——其专利药德谷胰岛素较历史价格下降60%。 以湖南郴州的一位患者为例：集采前，预混胰岛素每支68元，每月需4支；集采后，每支降至20元，加上医保报销70%，每年可节省近2600元。全国每年预计可节约费用超90亿元。 五、单抗风暴 2025年，安徽省医保局牵头启动全国生物药联盟集采，将8款单抗类生物制剂纳入采购范围——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利妥昔单抗、阿达木单抗等。这8款药物2024年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的总销售额接近300亿元。 原研厂家大多是跨国巨头，但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的生物类似药正在快速崛起。以贝伐珠单抗为例，国内已有12家企业的产品获批上市，齐鲁制药的市场份额已超过原研药。 业内预计，全国生物药联盟集采后，阿达木单抗的年治疗费用有望从20万元降至3万元以下。这场风暴将彻底改写中国单抗类药物的市场格局。 六、砍价的逻辑 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如此大幅度的药品降价？ 答案在于规模议价。中国有14亿人口，当国家医保局代表这14亿人与制药企业谈判时，它手中的筹码无可比拟。正如张劲妮所说："以中国的人口基数，你们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市场了。" 但规模只是必要条件。美国也有3.3亿人口，却长期无法实现药品的集体议价——联邦医疗保险长期被禁止直接与药企谈判，私人保险公司碎片化运营。 而在中国，2018年成立的国家医保局整合了医疗保障的全部职能，形成了"单一买方"的格局。通过"带量采购"机制，它将分散的医疗机构需求集中打包，以确定的采购量换取最低价格。这套机制的本质是：用行政力量模拟一个完美的买方垄断市场。 七、边界与争议 集采并非没有批评者。制药行业的一些声音认为，过度压低价格会挤压企业的研发投入，削弱创新动力。 对此，国家医保局的回应是：集采并非"最低价中标"。各批次集采近似"末位淘汰"，允许不同企业有适度价差，中选药品必须通过一致性评价，质量与原研药相当。 更深层的争议在于：集采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国家医保局的立场是明确的：创新药与仿制药应该区别对待，"目前国家医保目录内所有药品年治疗费用均未超过30万元"。 诺西那生钠从70万降至3.3万的案例，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商业个案"——渤健愿意大幅降价，是因为这款药在全球市场已经基本收回成本，中国庞大的患者群体提供了以量换价的空间，而竞争对手的口服药正在逼近。这套逻辑并不适用于所有创新药。 八、一个新时代 当一针药物的价格相当于普通人一生的收入，传统的药品定价逻辑开始崩塌。美国的经验表明，在碎片化的支付体系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制药巨头进行有效的价格博弈。 中国正在尝试一条不同的道路——通过国家集采和医保谈判，在创新激励与可及性之间寻找平衡。这条道路并不完美，但它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让更多人用得起救命的药？ 2021年底，当张劲妮说出"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时，她说的是一种关于医疗公平的中国实践。 那个山东枣庄的四岁男孩，完成了五针治疗，病情有了明显好转。现在，他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后背挺直的坐姿——这大概就是"灵魂砍价"的意义所在。 在21世纪的医药版图上，中国正在书写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