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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2024第六届化学创新药与改良型新药研发论坛报名即将截止！（报名即将截止，扫码报名）行业动态2月22日，艾昆纬人类数据科学研究所 (IQVIA Institute for Human Data Science) 发布一份长达81页的关于全球研发活动、生产力以及促进因素的报告年度趋势报告。报告指出，尽管COVID-19大流行对多利益相关者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但生物医药领域的进步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医疗保健，并且该领域正重新调整和聚焦于未来的机会，以深化对人体生物学和疾病的了解，发现和开发新疗法，并为个体患者、群体和整个医疗系统提供这些创新临床价值的证据。报告从 R&D 资金水平、试验启动数量、药物上市、研发投入成功率等传统指标来看，行业和投资者持续看到全球范围内广泛研究计划的巨大价值。本文将根据该材料，对报告的部分内容进行摘要和解读。R&D 资金2023年，研发资金投入在经历了从2020-2021年峰值大幅下滑后出现反弹。尽管交易数量有所减少，但高知名度和高价值的交易显示投资者和创新者对下一代疗法的强劲兴趣。生物制药行业的融资总额在2023年回升至720亿美元，相较于2022年的610亿美元有所增加，但仍远低于2020-2021年的水平。仅在2023年，后续融资占到了生物制药行业总融资额的约38%，其中91%的此类融资来自美国总部的企业。相比之下，中国和欧洲总部的公司所达成的交易放缓的程度更为显著，分别下降了59%和74%。这显示出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应对疫情后的经济恢复阶段，不同地区生物制药行业的融资状况和活跃度存在差异，而美国在此领域依然保持较高的活跃度与投资吸引力。在大型并购活动中，与抗体药物偶联物相关的领先交易领域占据了披露的超过20亿美元并购交易的47%，并且在大型肿瘤学交易中占比达到85%。涉及中国公司的交易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AI相关交易的数量翻了一番多。此外，大型制药公司在2023年报告的研发支出总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610亿美元，自2018年以来增长了近50%，占这些公司净销售额的比例也达到了历史性的23.4%。这表明尽管市场环境波动，但在前沿疗法和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并购活动依然保持强劲态势。并购活动活跃度激增，从2022年的780亿美元跃升至1400亿美元，而中位数交易价值则连续第二年下降。具体来说，在2023年，生物医药领域的并购总价值从 2022 年的低点恢复至1400亿美元，表明投资者对并购市场的信心有所回升，并购活跃度提升。尽管如此，与2019年及2020年的高水平相比，当前的并购交易规模还未达到之前的高度。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位数交易价值连续第二年下滑，意味着虽然大型、高价值的并购案频发推高了整体交易金额，但中等规模的并购活动相对疲软，导致平均或中位数交易规模缩水。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市场对于投资决策更加审慎，以及资源更倾向于集中于具有显著战略意义或者市场影响力的重大并购项目上。2023年相较于2022年，制药公司之间的交易数量下降了14%，这一降幅主要源于涉及新兴生物科技制药公司（EBP）的交易减少。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五年中，新兴生物科技公司在交易活动中的参与度稳步上升，尽管在2023年略有下滑。这些新兴公司通常被定义为研发支出少于2亿美元、年处方药品销售额低于5亿美元的企业。近年来，新兴生物科技公司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并在2021年至2023年间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型或中型制药公司参与EBP相关交易的比例从30%上升到了35%。尽管如此，2023年的整体交易活动显示，74%的涉及不同规模公司间的交易都包含了至少一家新兴生物科技公司；而在不涉及大型公司的新兴生物科技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比例则占到所有交易的66%。总体而言，制药行业内的并购和合作交易在2023年出现了显著的回调，特别是那些与新兴生物科技公司相关的交易量锐减，这可能反映出投资策略调整、资源分配的变化以及对新兴生物科技企业潜在价值评估的重新考量。2023年涉及中国公司的高调交易中，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项目成为显著焦点，并且这些交易不仅包括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即所谓的“内向型”交易，也涵盖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与其他国家公司合作的“外向型”交易。例如，在这一年里，有若干大型制药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达成了总额高达数十亿欧元的合作协议，如 Eisai 与 Blissboi 关于ADC技术的合作价值可能达到20亿美元，BioNTech与Duality Biologics以及 Merck KGaA 与江苏恒瑞医药之间的合作协议总金额分别可高达15亿美元和14亿欧元。同时，中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它们不仅参与了大量国内市场的交易活动，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在总共318项涉及中国的交易案例中，有相当比例的交易集中在肿瘤学领域，占所有交易的46%，远高于全球整体交易中肿瘤学所占比重的31%。此外，感染性疾病和神经科学也是中国相关交易中的重要部分，尽管各自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分别为7%和5%，但仍然紧跟全球整体趋势。2023年在生物医药领域，领军性的大型交易项目共有11宗，每宗交易金额均超过50亿美元。这些大规模的交易主要集中在癌症、神经科学和心血管疾病三大治疗领域。在癌症方面，交易活动尤其突出，其中涉及了多个与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相关的重磅交易。例如，辉瑞以430亿美元收购Seagen，旨在加强其在ADC领域的领先地位；此外，Daiichi Sankyo与默克公司达成了一项价值22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并商业化数种候选抗癌药物。整个肿瘤学领域的大型交易总值高达1096亿美元，而仅ADC相关交易就占据了约940亿美元，足见该细分市场的热度和战略重要性。心血管和代谢/内分泌疾病的交易也引人关注，共达成了六笔价值总计168亿美元的交易，其中最大的一笔是罗氏斥资31亿美元收购Carmot Therapeutics，主要是为了获取其针对肥胖症的治疗技术。同时，神经科学领域也不乏大手笔投入，有四笔交易总额为340亿美元，其中包括BMS以140亿美元收购专注于神经系统和精神类疾病疗法的Karuna Therapeutics等案例。2023年的巨额交易展现了生物制药行业的投资热点以及全球范围内对解决癌症、神经疾病和心脏疾病等重大健康挑战的持续重视和资源倾斜。2023年，生命科学领域与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或先进分析技术相关的交易总价值超过了120亿美元。这一数额相较于前两年有显著增长，几乎是过去两倍之多，单个交易的平均价值也从之前三年约2700万美元跃升至9800万美元，突显了投资者对利用这些前沿科技提升医药研发效率和创新潜力的浓厚兴趣。2023年内，这类交易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其中肿瘤学占据了较大比例，约为2023年所有涉及AI交易的43%，且在过去五年中累计占比达到35%。这一年中的突出案例包括Exscientia与赛诺菲达成的价值5.2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旨在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方式发现针对肿瘤学和免疫学的新药物；Moderna与Immatics Therapeutics合作开发癌症疗法，交易金额为1.8亿美元；另外还有Shape Therapeutics与罗氏联手发展用于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及痴呆症）的基因疗法，交易价值为3000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FDA 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21年已有超过100个药物和生物制品申请使用了这些技术，并于2023年5月发布了一份讨论文件，鼓励行业内部就如何在药品和生物制品的研发过程中应用AI/ML展开探讨。这意味着，随着AI、机器学习和其他高级分析技术在药物发现、患者群体识别以及其他关键环节的应用日益广泛，未来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趋势将更加倾向于智能化解决方案。FDA发布关于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药物和生物制品开发中的讨论文件和征求反馈意见2023-05-14 2023年大型制药公司的研发支出总额创下了历史纪录，达到了1610亿美元，相较于2018年的水平增长了接近50%。尽管整个行业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曾遭遇研发资金投入的急剧下滑，但在2023年，这些公司在新药发现、临床试验推进以及药物开发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这其中包括对高风险但潜在回报巨大的疗法如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细胞与基因疗法、人工智能驱动的新药发现等领域的支持。此外，从销售额占比的角度来看，2023年大型制药公司将其净销售额的23.4%用于研发，相比过去几年的数据有大幅度提升，反映出企业更加重视科研创新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医疗需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大型制药公司在COVID-19疫苗和治疗药物销售高峰期过后，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并应对未来市场变化，选择将更多的资源转向长期的研发项目和新的治疗领域探索。临床试验活动总体而言，2023年相较于前一年减少了15%，与包含COVID-19相关试验高峰的2021年相比下降了22%。驱动这一趋势放缓的主要因素包括COVID-19试验启动减少、大型公司非COVID-19试验启动减少以及新兴生物科技公司启动项目减少。中国本土企业发起的临床试验占比提升至28%，远高于十年前的3%，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始进行国际性而非仅限国内的临床试验。2023年全球临床试验启动总数较前一年下降了15%，跌至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COVID-19相关临床试验活动的放缓。具体到不同阶段，I期临床试验启动量减少最为显著，与2022年相比下降了19%；II期临床活动也降低了11%；III期临床试验的计划或实际启动量同样减少了15%，这一趋势与总体趋势保持一致。随着COVID-19相关试验不再主导行业趋势，试验启动减少更多地受到公司内部多种因素及互动影响的驱动，包括来自中国等关键地理区域公司的研究起始减少，在新兴生物科技公司以及大型企业细分市场中均可见类似模式。尽管COVID-19造成的直接干扰已基本消退，但历史性的启动延误或完成时间滞后对后续研发活动的影响将持续存在，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资金流、受前期项目延迟影响较大的公司来说，这种效应将更为突出。自2021年以来，临床试验启动数量下降了22%，这一趋势对新兴生物科技公司的影响超过了大型制药企业。具体来说，从数据上看，在COVID-19相关研究活动减少的同时，大型制药企业在非COVID-19领域的临床试验启动数减少了524项，下降幅度为22%，与整体市场下滑幅度相同。而新兴生物科技公司在本次统计中受到的冲击更大，除了其在COVID-19领域发起的试验数量大幅度下降（降幅达66%）外，他们在非COVID-19领域的试验启动也明显减少，2023年相比2021年共减少了416项，这表明它们在整体研发活动放缓中的贡献显著。自2021年达到高峰以来，新兴生物科技公司在临床试验启动方面虽然承担了三分之二的份额，但它们的下滑幅度却是最大的。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几年里，新兴生物科技企业是推动新药研发活动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2014年至2023年的十年间，它们持续为药物研发管线贡献显著，其市场份额还在不断增长。然而，在经历了2021年的高峰期后，这些公司的试验启动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23年数据显示，大型制药公司在新启动的临床试验中的占比为27%，较2022年增长了3个百分点，但相比2014年的50%有所下降。而年销售额在5亿美元至100亿美元之间的中型和小型公司，在新启动试验中的占比为11.3%，相较于2022年的12.9%和2014年的13%均有所下滑。2023年，新兴生物制药企业（EBP）赞助了66%的一期临床试验，几乎是大型公司的（23%）三倍。在二期临床阶段，EBP发起的研究占到62%，而在三期临床阶段则占到54%；而在2014年时，EBP公司在二期和三期临床试验中的份额分别为44%和27%。在过去十年间，来自中国本土公司的临床试验启动数量显著增加，从十年前的3%上升至如今的28%，这反映了中国在全球药物研发领域地位的显著提升。这一增长体现了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企业在创新药开发和国际竞争力上的不断增强。全球各大地区的企业均在积极赞助临床试验的启动，2023年共有2357家公司赞助了新的临床试验项目，相比2008年的993家显著增加。同时，平均每家公司在2008年至2023年间发起的临床试验数量减半，从4项减少到了2项。欧洲总部企业发起的临床试验项目的份额则从2013年的38%下降到了2023年的23%，目前，这些公司发起的试验数量约为美国总部公司的三分之二。而在2013年及之前，欧洲公司发起的试验数量多于美国公司。韩国拥有一批活跃的企业，包括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公司，随着韩国企业在临床试验发起份额上的提升，这反映出这些公司在多个细分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日本企业发起的临床试验项目的份额从2013年的11%降至2023年的4%，并且在同一时期内，日本企业发起的试验开始次数也从501次下降至244次。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公司积极开展了国际性的临床试验活动，显示出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公司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肿瘤学和COVID-19相关研究上。其中，肿瘤学是中国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临床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这可能是因为癌症在全球范围内是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主要疾病之一，且针对各类癌症的创新疗法有巨大的未满足需求。中国公司在CAR-T细胞疗法等新型免疫疗法以及细胞与基因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并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全球临床试验启动的疾病分布中，排名前四的疾病类别占据了全部试验启动的79%的比例。这四大疾病类别包括：肿瘤学（oncology）、免疫学（immunology）、代谢/内分泌学（metabolic/endocrinology）以及神经科学（neurology）。尽管整体临床试验启动数量在2023年相较于前一年下降了15%，并且与疫情前的水平相比也有所减少，但这四大疾病领域的试验活动下降幅度相对较小，显示出它们在新药研发和治疗方案探索中的持续重要性和活跃性。在整个研发管线中，肿瘤学（Oncology）仍然是研究的重点，占据了44%的比例，即有2,143项临床试验项目，但相较于2022年下降了3%。免疫学（Immunology）领域的临床试验在2023年占所有新启动试验的14%，并且相比之前下降了7%。神经病学（Neurology）领域的临床试验占比为10%，但在2023年下降了26%。这一领域包括针对罕见疾病的试验以及对较大人群的研究目标。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相关的临床试验活动占总体的5%，且在2023年下降了7%，下降幅度小于除肿瘤学和免疫学之外的所有治疗领域。针对传染病的疫苗临床试验在2023年启动了131项，同比下降了14%；而不包括疫苗或COVID-19在内的传染性疾病研究在过去一年内减少了34%。在关键疾病领域的临床试验启动速度呈现了阶段性的差异性放缓，这突显了各研究管线成熟度的不同。以肿瘤学、免疫学、代谢/内分泌学以及神经科学为代表的四大疾病领域，占据了全部试验启动的79%，但在2023年它们也经历了8%的相对下滑。2023年，相比于2022年，在整体临床试验启动数量下滑的背景下，肿瘤学、免疫学和心血管领域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分别仅为3%、7%和7%。同时，COVID-19相关的临床试验启动量在2023年出现了显著下滑，相比2020年初期大流行研究高峰期的数量减少了52%，这意味着COVID-19相关研究的热度明显降温，其试验启动量仅占到2020年峰值时的四分之一左右。在临床试验活动上，罕见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肿瘤学领域。这表明，针对罕见病的药物研发和治疗探索，尤其是在癌症治疗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由于罕见病种类繁多且患者群体相对较小，往往需要高度针对性和创新性的治疗方法，而肿瘤领域的罕见病研究尤为活跃，可能是因为这类疾病存在多种亚型，其中很多具有遗传或分子层面的独特性，因此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靶点和治疗策略开发空间。过去十年间，肿瘤学领域占据了罕见病新启动临床试验的平均70%的比例。即使在2023年罕见病临床试验整体出现8%的下滑，但其启动数量仍保持在疫情前水平之上，显示出这一领域持续的研究活力。与此同时，针对普通人群的肿瘤学临床试验在2023年增长了11%，反映出肿瘤治疗研究的重要性与投资热度不减。就罕见疾病内部细分领域而言，在2023年相较于2022年，免疫学、心血管和疫苗相关的罕见病临床试验启动分别增长了8%、10%和12%。新型肿瘤学研究机制得到了显著增长，并在当前的临床试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特别是细胞和基因疗法、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以及多特异性抗体等创新治疗手段，在所有临床试验中的比例已上升至25%。2023年，针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如白血病、淋巴瘤等）的药物开发工作相比2022年出现了17%的下滑。与此同时，对于实体肿瘤（例如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等）的临床研发活动则在同期增长了1%。尽管多特异性抗体这一技术概念最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在大约十年前，针对癌症治疗的多特异性抗体开发工作进展较为有限。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该领域的研发有了显著增长，目前这类抗体在血液肿瘤学和实体瘤药物管线中均占据了5%的比例，这揭示了业界对能够同时作用于多个靶点或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对抗癌症的分子疗法的关注度日益增强。在2023年，抗肿瘤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的研发项目，这些新型ADC占到了整个抗癌药物管线的9%。这种类型的药物设计可以将细胞毒性药物精准地导向癌细胞，从而改进了以往传统抗癌产品非特异性较高的问题，提升了疗效并降低了对正常组织的潜在损害。这显示出科研界与医药行业在创新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方面持续优化抗癌药物的战略布局。过去十年间，由行业赞助的细胞和基因疗法临床试验数量增长了三倍以上，显示出业界对这些前沿治疗技术的巨大投资热情与研发力度。在2023年，启动的细胞和基因疗法临床试验总数为631项，涵盖所有赞助类型。其中，非行业发起的临床试验占到当年总起始试验数量的36%，而由行业赞助的临床试验则占据了剩余的64%。从2013年开始，行业赞助的临床试验增长显著，达到了276%的增长率，并且相较于五年前也增长了34%。这一大幅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CAR-T细胞疗法研究的迅猛发展，自2013年的仅四个行业赞助试验开始，到过去三年中已超过150个试验项目启动。在2023年，CAR-T细胞疗法在细胞和基因疗法总体临床试验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从前一年峰值时的44%降至39%，这主要是由于基因疗法领域的临床试验活动同期呈现增长态势。除了CAR T细胞疗法之外，其他基于细胞的免疫疗法如自然杀伤细胞（NK）、T细胞受体（TCR）以及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疗法在2023年的所有试验中占据约12%的比例。CAR-T细胞疗法的临床研究主要集中在肿瘤学领域，尤其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上。这类疗法通过基因工程改造患者的T细胞，使其表达特定靶向癌细胞表面抗原的嵌合抗原受体（CAR），从而实现对肿瘤细胞的高度特异性杀伤作用。目前已有数种CAR-T细胞疗法获批上市并用于治疗特定类型的血液癌症。同时，针对实体瘤的CAR-T细胞疗法也在临床试验中得到积极探索，显示出了潜在的应用前景。另一方面，干细胞疗法在不同疾病领域的应用研究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其中53%的干细胞疗法临床试验集中于免疫学、神经科学以及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这三个疾病类别。这意味着干细胞疗法不仅被应用于传统的血液和肿瘤疾病治疗，还在多种非肿瘤性疾病的治疗研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自身免疫疾病、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以及糖尿病等内分泌代谢类疾病。其他类型的细胞和基因疗法也正在非肿瘤性疾病的研究中崭露头角，并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例如，基因疗法在遗传性疾病的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通过纠正或替换导致疾病的缺陷基因来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其他类型的细胞疗法如干细胞疗法、自然杀伤细胞（NK）疗法、T细胞受体（TCR）疗法以及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疗法等也在诸如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免疫调节相关疾病等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和临床试验，寻求在这些非肿瘤领域的应用价值与可能的疗效提升。2023年，针对肥胖症的临床试验相较于2022年增长了68%，与五年前相比几乎翻了一倍。代谢与内分泌学研究涵盖了糖尿病、肥胖症以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等领域的临床试验，其中部分候选药物可能会同时针对这些领域中的一个或多个病症进行研发。 在该领域中，糖尿病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贡献了大量创新成果。尽管在过去五年中，在研的非新分子实体项目中仅占15%，但糖尿病研究却以显著比例推动了该领域的进展。近年来，围绕减肥药物的临床试验活动明显加速。在肥胖症药物的研发管线中，GIP/GLP胰高血糖素受体激动剂成为了主要焦点，这类药物占据了所有在研药物的35%份额，显示出业界对这一靶点的高度关注和投资热情。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最严重形式是NASH，其特征为肝脏内过度积累脂肪沉积。由于NASH领域长期以来存在高度未满足的医疗需求，这引起了各大制药公司的日益关注。2023年启动的针对NASH的临床试验数量相较于2019年增长了84%，并且大部分处于早期临床开发阶段。这意味着业界正积极投入资源探索有效治疗NASH的新药和疗法，并且这一领域的活跃度持续提高。在研发中的124种药物中，超过35%的药物属于GIP/GLP胰高血糖素受体激动剂类别，而另外46%则是口服制剂。全球范围内，肥胖症已成为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威胁，在过去三十年间，其患病率持续攀升，预计到2025年将影响到10亿成年人口。针对这一严峻问题，目前正处于研发阶段的药物共计124种，其中仅有8种已获批上市，而剩余大部分（55%）尚处于临床I期开发阶段。此外，在整个药物研发管线中，约有50%的药物侧重于皮下给药方式，46%则为口服制剂，这意味着更便于患者使用的给药途径正逐渐成为药物开发的重点方向，以期提供更为便捷且易于接受的治疗方法来应对日益严重的肥胖症问题。神经学研究主要关注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以及癫痫，同时也涵盖了多种其他通常较为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目前的研究焦点集中在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上，分别有117项和82项全球范围内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大多专注于症状管理，但近期获批的aducanumab和lecanemab等例外，它们具有疾病修饰作用。而大多数处于临床开发阶段的产品则致力于疾病的改善和治疗。202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omaveloxolone（商品名Skyclarys），这是首个用于治疗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症的药物，该罕见的神经肌肉疾病会导致协调能力丧失、肌肉无力和疲劳。抑郁症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在疫情期间变得更为普遍和受到关注，抑郁症和焦虑症相关的全球性临床试验数量分别为65项和20项，这表明此类疾病的治疗在神经病学管线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他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如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和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在研发管线中持续受到关注，并且正在开发出一些颇具前景的疗法。截至2023年，神经病学研发管线中的88%由小分子产品构成，显示出小分子药物在快速发展的领域内仍具有重要作用。下一代生物制剂，如细胞疗法和基因疗法，在神经疾病领域的应用日益增加，过去五年内这类疗法占整个神经病学管线的比例达到了5%。2023年，抑郁症临床试验的启动数量比大流行前减少了25%，同时在当年启动的所有抑郁症临床试验中，有将近40%采用了迷幻药物作为研究对象。2019年至2023年间，抑郁症相关临床试验占所有神经学领域活跃试验的9%，而到了2023年，重度抑郁症依然是最具活力的研究细分领域，占据该年度启动试验的40%份额。自2021年以来，抑郁症试验总体启动量减少了43%，同时作用机制的组合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抑郁症临床试验主要涉及了多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包括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NDRIs）、TRPC4拮抗剂、食欲素受体拮抗剂、新型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SNDRI）等传统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以及AMPA受体激动剂、细胞因子、NMDA受体激动剂/拮抗剂、神经营养活性甾类化合物等新兴机制。迷幻类药物虽然在去年试验开始时占比略超过15%，但在2023年其应用比例迅速增加，增长了24%。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2023年抑郁症临床试验管道来看，血清素类迷幻药物因其具有非致幻性的治疗潜力，占据了近32%的活跃试验项目，这是近期取得的重要突破之一。传染病临床试验的启动数量已经下降至低于大流行前水平。在过去的五年中，虽然针对诸如HIV、肺炎链球菌疾病、HPV（人乳头瘤病毒）、流感和RSV（呼吸道合胞病毒）等非COVID-19传染性疾病的治疗药物试验在相对比例上有增加，但总体上非COVID-19传染病类别的临床试验起始量在2023年有所下滑，这表明整体上的感染病研究活动减弱。2020年初，随着首例COVID-19试验的出现，非COVID-19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试验确实出现了暂时性的下降，但到2020年中期又迅速反弹，试验启动数接近三倍于之前的水平。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疫情状况变化，到2023年时，无论是COVID-19还是非COVID-19的传染病临床试验均未能保持其早先的增长势头，整体活跃度已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新药获批与上市2023年全球范围内共有69种新型活性物质（NAS）成功上市，相比前一年增加了6种，显示出回归到疫情前的发展趋势。在过去五年间，共推出了362种新型活性物质，其中肿瘤学、神经学和免疫学领域的药物占据了显著份额，在最近五年的新产品中占比高达56%，与2014年至2018年间的43%相比有明显上升。这意味着这三个治疗领域的创新药物开发尤为活跃。针对感染性疾病的药物，包括抗细菌、抗病毒、抗真菌和抗寄生虫治疗药物，在过去十年内占所有新型活性物质上市数量的11%，并且涵盖了HIV、埃博拉等疾病的创新疗法，以及近期对天花疫苗的研究。而关于COVID-19的新药发布数量则从2020年的7款下降至2023年的4款，且其中大部分仅在中国或美国地区上市。在过去的十年里，肿瘤学领域共有201种新药获得批准并上市，其中包括了细胞疗法、基因疗法以及其他如抗体药物偶联物、双特异性抗体等先进的治疗手段。此外，神经学领域也见证了68种药物的推出，尤其是在2023年，针对罕见病如庞贝病、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症、雷特综合征和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药物获批上市。在过去的五年中，全球总计有362种新型活性物质被推出市场，使得过去二十年的累计总数达到942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药市场，从2018年至2023年的五年间共推出了267种新型活性物质，占全球总数的73.7%。中国在这五年内的增长尤为突出，以192种NASs的上市量跃居第二，与前一个五年期（2014-2018年）相比，增长幅度极大，显示出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以及对国内外市场的积极开拓。欧洲四大成员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加上英国，在同一时期的新药上市数量为182种，相较于美国和中国的增速有所放缓，且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差距逐步拉大，凸显了欧美市场在新药上市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日本在过去几年中也经历了起伏，尽管其新药上市速度比本世纪初有所提升，但在2023年仅推出了20种新型活性物质，创下了自2014年以来的最低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部分新型活性物质仅在中国本土上市，并未在全球其他地区同步推出，反映了中国医药行业不仅在国内市场需求驱动下蓬勃发展，同时也可能受益于政策支持和国内审批流程的优化，从而促使更多创新药物得以快速推向市场。根据预测，未来五年内，全球范围内的新型活性物质年均上市数量预计将在65至75种之间，进一步扩大全球已上市新型活性物质的总规模。中国总共推出了291种新型活性物质（NAS），其中有67种药物是仅在中国市场上市，并未在全球其他主要市场推出。这一数据凸显了中国近年来在新药研发和上市领域的显著增长，不仅持续五年以上每年有超过30个NAS产品在中国成功上市，使得过去五年的累计总数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且超过了欧洲四大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加上英国的总和。自2019年起，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更新频率改为年度调整，这极大地鼓励了跨国企业将新产品引入中国市场，同时也导致那些原本在全球其他地区滞后的药物在中国市场上得以集中涌现。最近几年内，大部分新药上市活动由国内制药公司主导，这些公司在世界其他主要市场并未同步进行大规模上市，例如，在过去三年中就有50种由中国本土企业研发的NAS仅在中国上市。这种显著增长表明，中国与国际上其他关键市场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更多的创新药物能更早地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从数据对比来看，虽然在过去五年（2014-2018年）中美两国之间的新药上市数量差距为125种，但至最新统计期（2019-2023年），该差距已缩减至75种，显示出中国新药上市速度正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尽管中国的新药上市数量已经非常可观，但有相当一部分（129种）也是之前已在国际市场上先行推出的，这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仍低于欧洲主要市场和日本市场。然而，中国特有的新药产品中有越来越多的是基于国内创新能力的产品，反映出中国医药行业本土实力的崛起以及对国内外企业的吸引力增强。自2018年以来，有113种在美国首次上市的新型活性物质（NAS）并未在欧洲主要市场推出，与此同时，在同一时间段内，欧洲有11种药物虽然已在当地获批并上市，但至今未进入美国市场。这段信息说明在全球药品市场上，尤其是欧美两大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状况。美国作为全球最常见的一线上市国家，其新药通常会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早一年或更长时间上市。在过去五年中，大约42%的美国新药尚未在关键欧洲市场（如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上市，而欧洲新药未能在美国上市的比例相对较低，仅为6%。2023年新上市药物中，超过40%属于首创新药类别，相较于五年前的35%，这一比例有所上升。同时，在所有新上市药品中，大约50%为生物制剂，这个比例相比五年前也有了显著增长。首创新药（First-in-class）指的是那些具有独特作用机理、在某一治疗类别中首次出现的新分子实体，它们往往代表了科学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并且可能引领未来医药行业的发展趋势。生物制剂则是以生物大分子为基础的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疫苗、细胞疗法、基因疗法等，它们通常具有高度靶向性和治疗效果，特别是在免疫学、肿瘤学以及遗传性疾病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治疗潜力。在过去的五年里，首创新药（first-in-class）的上市数量显著增加，平均每年占所有新上市药物的48%，其中2023年上市的新药中有42%属于首创新药类别。同一时期内，带有罕见病药物认定（orphan drug designation）的药物共推出了144种，占全部267个新药上市项目中的54%。这一数据揭示了行业内对罕见疾病治疗药物研发的高度重视，以及相关药品审批和市场化的显著成果。另外，在美国2023年的药品上市结构中，专业药物（specialty medicines），即主要用于治疗慢性、复杂或罕见疾病的药物，并且其治疗过程复杂、分发和患者管理也相对复杂，同时往往伴有高昂的成本，占据了当年新药上市总量的75%。这个比例与2019年观察到的情况相似，显示出这类药物在美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及其持续增长的趋势。新药研发中首创新药（First-in-class NAS）的持续推出，特别是血液学和肿瘤学领域值得关注的基因疗法。2023年期间，基因疗法作为前沿医疗技术，在血液病和肿瘤治疗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年共有六种首创新的细胞和基因疗法成功上市，相较于前两年每年仅三种此类疗法的上市情况，增长了50%。这些疗法包括：beremagene geperpavec（Vyjuvek）、delandistrogene moxeparvove（Elevidys）、donislecel（Lantidra）、nadofaragene friadenovec（Adstiladrin）、omidubicel（Omisirge）以及valoctocogene roxaparvovec（Roctavian），它们针对特定疾病提供了独特的治疗方案。此外，2023年还见证了首款RSV疫苗（Arexvy）、首个直接作用且不含激素的更年期症状治疗药物fezolinetant（Veozah），以及首例异体胰岛细胞治疗用于治疗1型糖尿病的疗法donislecel Lantidra的成功上市，进一步丰富了首创新药在多个疾病领域的应用。2023年在美国上市的每一款首创新药都为各自特定适应症提供了独特的治疗方案。这意味着这些药物是首次应用于其对应疾病领域的疗法，它们代表了医药研发中的重要突破，通常具有新颖的作用机制或针对未满足医疗需求的领域。在2023年期间，美国共批准并上市了多款首创新药，其中涵盖了一系列疾病领域，如肿瘤学、神经学、罕见病和免疫学等。例如，报告中提到的几款细胞与基因疗法，包括Vyjuvek、Elevidys、Lantidra、Adstiladrin、Omisirge以及Roctavian，分别用于治疗不同类型的严重遗传性疾病及癌症，这些疗法在提高疗效、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显示出了显著优势。还有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式新药，如首个RSV疫苗Arexvy、首个无需激素直接治疗更年期症状的药物Veozah，以及首款异体胰岛细胞治疗1型糖尿病的疗法Lantidra，均为其目标适应症带来了全新的治疗选择。新兴生物制药公司（Emerging Biopharma Companies, EBCs）作为新药研发的主力军，贡献了全球所有新药中的56%，并且成功将其中的53%推向市场。具体来说，新兴生物制药企业在过去五年间在新药起源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特别是在2023年，由这些公司研发并最终实现商业化的新型活性物质数量有所增加，其增长率在过去五年内达到了40%，且2023年共推出32种源自新兴生物制药公司的新型活性物质。然而，尽管新兴生物制药公司在推动自家产品进入市场的独立性上逐渐增强，即越来越多的产品是由发起研发的公司自己进行上市推广，但在2023年，它们仅自行推出了自身产品总量的53%，这一数值低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65%。综合来看，新兴生物制药公司在全球新药市场上的影响力仍然显著，但相较于前几年，它们在新药上市环节的主导地位似乎出现了略微减弱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市场竞争加剧、研发投入成本上升以及监管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23年上市的新型活性物质（Novel Active Substances, NASs）中包含了43种特殊药品，其中有32种来源于新兴生物制药公司，还有29种属于孤儿药。这些特殊药品通常针对的是慢性疾病、复杂疾病或罕见病，并且在治疗、分销或患者管理方面具有复杂性，同时可能伴随着高昂的治疗成本。在这43种特殊药品中，有32种来源于新兴生物制药公司，表明新兴公司在创新药物研发和商业化中的重要角色。其中有40种新药享受了监管机构提供的加速审批程序，这包括但不限于优先审查、快速通道、突破性疗法认定等，体现了各国监管体系对创新药物开发的支持和鼓励。2023年期间，共有20种新型活性物质在肿瘤学领域获得上市批准。在这20种新药中，有13种被赋予了罕见病药物认定（orphan designation），还有7种是首创新药（first-in-class innovations）。在这些肿瘤学领域的NAS上市过程中，有显著比例的新药享受到了某种形式的加速审评程序。在这20种药物中，有17种通过优先审查、快速通道、突破性疗法等特殊审批流程得以快速推进并最终成功上市，体现了监管机构对于创新型和关键性抗癌药物开发的支持与鼓励。在上述的20种肿瘤学NAS中，有两个项目从提交首个专利申请或者进行第一次人体试验开始，到最终在美国市场成功上市的时间不超过五年，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从研发阶段到商业化应用的速度得到了显著提高，这对于加快新药惠及患者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在神经学领域，2023年共有10种新型活性物质上市。在这10种神经学领域的NAS新药中，有四种是由新兴生物制药公司研发并成功推向市场的。这些药物包括：cipaglucosidase alfa（商品名Pombiliti）、trofinetide（商品名Daybue）、ublituximab（商品名Briumvi）和zuranolone（商品名Zurzuvae）。这些药物的推出不仅体现了新兴公司在神经科学领域的重要贡献，也展示了他们在开发治疗复杂及罕见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创新能力与技术实力。例如，Pombiliti是一种治疗庞贝病的新药，而Daybue则是针对雷特综合征的有效疗法，Briumvi作为免疫调节剂被应用于多发性硬化症等自身免疫性神经疾病，Zurzuvae则为抑郁症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在针对传染病新推出的五种药物中，有两种被归类为孤儿药，分别专为治疗念珠菌血症和天花而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种药物中，有两个是首创新药类别：vilobelimab（商品名Gohibic）是专门用于治疗住院成年患者的COVID-19的药物，而lenacapavir（商品名Sunlenca）则是针对多重耐药型HIV成年患者的新型疗法。在免疫学领域也引入了三种专业药物。其中两种药物是用来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一种为注射剂形式，另一种则为口服药物，它们提供了针对该疾病不同类型的治疗选择，以满足患者个体化的需求与病程管理。在皮肤科领域，有三款新的药物获得上市批准。其中一款是针对营养不良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dystrophic epidermolysis bullosa）的基因疗法药物，该疗法旨在通过修复或替代患者受损基因来改善这种罕见遗传性皮肤病的症状和预后。另一款新药则是专门用于烧伤治疗的产品，它可能提供了一种创新且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促进烧伤病人的伤口愈合及减少疤痕形成。在血液学领域，有两款治疗血友病A的新药被推出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的一款也是基于基因疗法研发的药物。这类基因疗法对于血友病A患者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有望通过一次性或有限次数的治疗，纠正患者的凝血因子缺陷，从而显著降低出血风险并提高生活质量。临床开发效率临床开发效率指数提供了一个综合指标，该指标结合了成功率、临床试验复杂性和试验周期等年度数据进行考量。2023年临床开发生产率达到了17.4，相比2010年的生产率水平20有所下降，但自2020年低谷时期的12.8以来持续反弹，并已恢复到2017年的水平。2023年提升的主要驱动力是成功率的提高。2023年，所有治疗领域的综合成功率上升至10.8%，这主要得益于I期、III期和监管审批阶段的成功率增长。代谢和内分泌疾病领域的药物研发生产效率最高，而肿瘤学领域则延续了较低的生产力趋势。2023年临床试验复杂性有所增加，回归到2020年的水平，但在各项要素之间存在差异。试验中涵盖的平均国家数量在逐步下降，尤其在II期和III期研究中表现明显，即使在后期阶段也出现了向单一国家研究的显著转变，以及多国研究向较少国家集中的合理化调整。新兴生物制药公司进行的单个国家试验比大型制药公司更多，而在中国开展的试验正引领这一近期趋势。由于COVID-19相关招募人数的减少，2023年临床试验总受试者数量降至150万人。虽然试验周期缩短，但在开始后续研究阶段前的“空白期”延长，导致总体研发时间线有所增加。在过去四年中，有19种药物在其专利有效期内不到五年即成功上市，这一数字相比2014年至2019年间的总数8个有了显著增长。使用快速审批通道时，中位数整体研发周期可缩短两至四年，且通常生物制品、孤儿药和专科药品的研发周期较短。生产力推动因素工业赞助商正针对治疗和监管变化及机遇，采取一系列策略与方法以提升或促进生产率。监管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正在进行积极改革，但由于能力限制，在某些地区实施简化、透明度和速度提升的一致性方法时遭遇延误。大型制药公司通常会在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临床试验，过去十年间它们在各国的试验布局表明了其对优化临床试验足迹进行持续且不断演进的分析聚焦。包括采用预测生物标志物、单臂试验和合并阶段在内的临床项目设计策略有助于缩短研发周期。自2020年以来，创新性试验设计平均占所有试验的18%，其中肿瘤学领域占比超过29%。使用真实世界证据（RWE）作为美国监管批准依据的趋势曾有所上升，但在过去两年里已降至每年仅两例获批，这提醒我们使用RWE的程度取决于提交数据的数量以及FDA基于这些数据作出决定的意愿。虽然在COVID-19推动下，2020年去中心化研究方法达到了峰值后水平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临床试验活动的一个稳定特征。人工智能在药物发现阶段应用所催生的临床开发项目正在逐渐成熟，晚期项目数量增多，并出现了现有药物新适应症的例子，但仍未能将新型活性物质推向市场。参考材料：IQVIA 官网素材链接：https://www.iqvia.com/insights/the-iqvia-institute/reports-and-publications/reports/global-trends-in-r-and-d-2024-activity-productivity-and-enablersENDIDC2024第六届化学创新药与改良型新药研发论坛报名即将截止！（扫码立即领取限量免费参会名额）

细胞因子调控着免疫系统。细胞因子药物，是人类调控免疫系统，获得预期免疫应答的重要策略。从经典的细胞因子药物临床研究出发，可以了解细胞因子药物开发的动态趋势。选择IL-2、IL-12、IL-15、IL-21、TGF-β、GM-CSF、IFN（α/β/γ/λ）等重要细胞因子为分析对象。临床研究数量排序肿瘤相关临床研究排序非肿瘤临床研究排序癌种排序开发策略概览IL-2IL-2无疑是研发投入最多的细胞因子之一，但是一直都不算成功。IL-152022年ImmunityBio向FDA递交IL-15超级激动剂N-803的上市申请，将IL-15推向高潮，而PD-L1/IL-15 Immunocytokines，近年也备受关注。IL-12 IL-12主要由活化的吞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产生，是CD8+T细胞和NK细胞增殖和细胞毒性活性的增强剂。IFNs干扰素中，开发最多的是IFNα，而且主要以重组细胞因子（天然形态）为主。简评：细胞因子作为主要的免疫调节剂，一直都聚集着大量研究和开发的科学家，一些新的技术平台也不断推进，如Immunocytokines。期待未来的突破。参考文献 Robert A. Saxton et al, Emerging principles of cytokine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Nat Rev Drug Discov. 2023 January ; 22(1): 21–37. doi:10.1038/s41573-022-00557-6.Deckers, J., Anbergen, T., Hokke, A.M. et al. Engineering cytokine therapeutics. Nat Rev Bioeng 1, 286–303 (2023). https://doi.org/10.1038/s44222-023-00030-yDiyuan Xue et al, Next-generation cytokines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Antibody Therapeutics, 2021, Vol. 4, No. 2 123–133https://doi.org/10.1093/abt/tbab014临床数据：https://clinicaltrials.g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