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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L-2、白细胞介素-2、偏向性突变体、调节性T细胞、Treg、肿瘤免疫治疗、自身免疫疾病、工程化细胞因子、mRNA疗法 引言 2025年10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调节性T细胞（Treg）的发现者，再次将免疫调节的底层机制推向聚光灯下。就在同一时期，IL-2——这个与Treg命运深度绑定的细胞因子——正在经历一场从“粗放”到“精准”的认知迭代和技术革新。从早期作为首个获批的癌症免疫疗法，到长期因严重毒性和Treg矛盾扩增而受限，再到当下通过工程化改造重新激发临床价值，IL-2的演进史折射出细胞因子药物开发的典型挑战与突破路径。本文从分子机制、临床困境、工程化改造策略及最新研发进展四个维度，系统梳理IL-2靶点的生物学基础与转化前沿，为生物医药从业者提供全景式的靶点认知框架。 一、IL-2的双重身份：从免疫激活到免疫耐受 IL-2是一种主要由活化CD4+ T细胞分泌的15.5-kDa细胞因子，其生物学功能通过细胞表面异源三聚体受体复合物介导。IL-2受体由三个亚基组成：α链（CD25）、β链（CD122）和共同γ链（γc，CD132）。这三种亚基以不同组合形成三种亲和力各异的受体复合物：低亲和力受体（仅CD25单体，Kd ~ 10 nM，无信号功能）、中亲和力受体（CD122-CD132二聚体，Kd ~ 1 nM，具备基础信号传导能力）和高亲和力受体（CD25-CD122-CD132异三聚体，Kd ~ 10 pM），这种分级结构是其信号精准调控的分子基础。 不同免疫细胞表面IL-2R亚基的表达谱差异，决定了IL-2信号的“双重身份”。Treg组成性高表达CD25，从而能够在极低IL-2浓度下优先捕获该细胞因子，维持其存活与功能；而效应T细胞和NK细胞主要依赖中亲和力受体，需较高浓度IL-2才能激活。这一特性使得IL-2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移植排斥中可作为Treg扩增的“免疫耐受”工具（低剂量策略），而在肿瘤治疗中，高剂量IL-2通过激活效应T细胞发挥“免疫激活”功能。然而，这种双重性也带来了治疗困境：外源性IL-2在激活抗肿瘤效应的同时，也会在肿瘤微环境中扩增免疫抑制性Treg，形成自我抵消的“双刃剑”效应。 二、临床应用的瓶颈：毒性困境与狭窄治疗窗口 尽管高剂量IL-2在黑色素瘤和肾细胞癌中展现出了持久甚至治愈性的疗效，但其临床应用长期受制于严重的剂量限制性毒性。血管渗漏综合征是IL-2治疗中最具威胁性的不良反应之一，表现为水肿、低血压、器官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此外，IL-2还可诱导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进一步加剧全身性炎症反应。这些问题使得传统IL-2疗法的使用被局限于少数具备重症监护条件的医疗中心，极大的限制了其可及性和适用人群。 导致毒性的根源在于外源性IL-2无法区分高亲和力受体和中等亲和力受体的表达差异。Treg在肿瘤微环境中利用高亲和力受体优势捕获IL-2，不仅削弱了抗肿瘤效果，还进一步扩大了免疫抑制细胞群体。过去三十年的临床探索，包括广泛的前线临床试验，以失败告终，表明单靠传统蛋白质工程手段未能破解这一困局。 三、下一代IL-2工程化改造：从“偏向”到“条件性激活” 为了克服IL-2的毒性瓶颈并增强其治疗窗，学界和业界探索了多种工程化路径。 1. 偏向性IL-2突变体 最主流的策略是通过降低IL-2与CD25的结合亲和力，使其优先激活表达中等亲和力受体的效应T细胞和NK细胞，同时规避对Treg的扩增。代表性的分子包括NKTR-214（bempegaldesleukin），然而该分子在黑色素瘤Ⅲ期临床试验中未能达到主要终点，表明“非α”偏向性设计虽然降低了血管渗漏综合征风险，却导致了新的剂量限制性毒性和疗效不足。后续研究进一步揭示，CD25的参与对肿瘤特异性CD8+ T细胞的最佳激活不可或缺。野生型IL-2在激活原代人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时效力比非α突变体高出近100倍。与此同时，另一类偏向性设计正在反向探索——保留甚至增强CD25结合，以期优先扩增Treg，应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Nektar的rezpegaldesleukin正在特应性皮炎和斑秃的Ⅲ期临床试验中进行评估。 2. 条件性激活IL-2 在偏向性策略遭遇瓶颈的背景下，条件性激活IL-2成为更受期待的新方向。WTX-124是一种前药形式的野生型IL-2分子，其设计逻辑是在外周循环中将IL-2的活性位点进行“掩蔽”，仅当分子到达肿瘤微环境时才被肿瘤特异性蛋白酶切割释放。这一策略在保持野生型IL-2完整活性的前提下，实现了外周低暴露与瘤内高暴露的药代动力学分离，在外周淋巴细胞上产生低受体占据率，同时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上实现高受体占据率。临床前研究显示，WTX-124在保留CD25介导的效应细胞最优激活功能的同时，大幅降低全身毒性，有望成为平衡疗效与安全性的新范式。 3. IL-2联合IL-10的协同设计 另一条突破性路径是将IL-2与IL-10偶联。2025年发表于Cell Reports Medicine的研究表明，IL-2毒性主要由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驱动，而IL-10天然具备抗炎和抑制Treg扩增的功能。通过将IL-2与IL-10突变体偶联为肿瘤靶向融合蛋白（如靶向EGFR的DK210），既能保留IL-2的细胞毒性T细胞激活功能，又能抑制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和Treg扩增，在同系小鼠肿瘤模型中实现了强效的抗肿瘤活性而无外周炎症毒性。 四、最新临床管线与差异化布局 2025—2026年，IL-2靶点领域的研发动态密集，折射出多元化的技术取向和临床定位。 信达生物：PD-1/IL-2双特异性融合蛋白。IBI363是一种PD-1靶向的IL-2双特异性融合蛋白，其IL-2臂经过精密工程化改造：保留对IL-2Rα的高亲和力但削弱对IL-2Rβ和IL-2Rγ的结合能力，从而大幅降低IL-2相关的全身毒性。该药物已在中国获得第三个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覆盖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等适应症，并已获得美国FDA两项快速通道资格，在破解免疫耐药及“冷肿瘤”治疗的难题中展现出突破性潜力。 Nektar Therapeutics：α偏向性IL-2。Nektar通过增资3.25亿美元推进rezpegaldesleukin在特应性皮炎和斑秃中的Ⅲ期临床试验。其最新维持期数据显示出积极疗效，但市场仍对α偏向性策略在肿瘤适应症中的前景保持审慎态度。 默克（Merck）收购Pandion。2026年，默克以18.5亿美元收购Pandion，核心资产PT101是一种靶向IL-2Rβγ的偏向性激动剂，已完成Ⅰa期临床试验，即将在溃疡性结肠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中启动后续临床研究。 Genetic Leap：口服小分子IL-2 mRNA调节剂。GL-IL2-138是一种通过AI平台设计的口服小分子，通过靶向并结合内源性IL-2 mRNA，调控免疫细胞以生理方式生成天然IL-2蛋白，而非外源性递送重组IL-2。该分子获得FDA IND批准，即将进入I期临床试验，有望规避传统IL-2疗法中由外源蛋白引发的全身毒性和免疫原性问题。 五、mRNA技术赋能IL-2：靶向递送与长效表达 mRNA技术为IL-2的精准递送提供了全新路径。2025—2026年，研究者开发了载脂蛋白纳米颗粒用于将编码IL-2的mRNA递送至次级淋巴器官中的单核细胞。在小鼠B16F10黑色素瘤和MC38结肠癌模型中，静脉注射aNP-mRNA-IL-2在脾脏和淋巴结中实现了持续的IL-2生产，显著抑制了肿瘤生长，并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验证了临床转化潜力。此外，mRNA-LNP平台还可用于体内瞬时重编程细胞毒性效应T细胞，使其表达IL-2等蛋白，为T细胞体内工程化提供了全新思路。 六、展望与战略方向 IL-2正在从单一的细胞因子蜕变为承载多样化工程化策略的平台型靶点。未来的持续创新方向包括：更精细化的人工设计以优化受体选择性与信号偏向性、利用肿瘤微环境条件性激活降低系统性毒性、采用联合治疗策略消除Treg介导的免疫抑制、引入mRNA递送实现体内原位表达，以及通过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个体化剂量调控提升治疗指数。当前，全球IL-2市场正呈现稳健增长态势，预计到2035年将保持高个位数复合年增长率，而IL-2 ELISA试剂盒市场有望从2025年的3亿美元增长至2035年的5亿美元。正如工程化改造正在重塑IL-2这一经典靶点的临床价值一样，IL-2亦在重新定义细胞因子药物开发的边界。

免疫疗法的目标在于调控免疫系统的各个组分，以识别并清除发生转化的细胞，和/或预防自身免疫反应。从概念上讲，免疫治疗干预通过可控地干预分子信号传导过程，利用并重新引导免疫系统的能力来对抗疾病。 自身免疫性风湿病（AIRDs），例如类风湿关节炎（RA）、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银屑病关节炎（PsA）和强直性脊柱炎（AS）等，构成了重大的全球性健康负担。AIRDs的病理生理学炎症过程源于免疫反应的失调，治疗的根本目标在于恢复生理性的先前状态，即重建免疫平衡。 AIRDs的治疗模式已从经典的经验性使用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s）转向针对特定细胞因子、细胞受体和细胞内信号通路的特异性疗法。尽管生物制剂和靶向合成DMARDs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许多患者仍然面临疾病控制不佳、无法耐受不良反应，甚至对治疗完全无应答（即原发性无效）的困境。这一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正迫切呼唤全新的治疗策略。 细胞免疫疗法——包括间充质干细胞（MSC）疗法、调节性T细胞（Treg）疗法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正逐步成为精准管理自身免疫性炎症疾病的新前沿。这些基于细胞的免疫疗法预示着一种革命性的范式转变，其目标已从单纯的症状缓解扩展到实现持久性缓解、疾病改善，甚至在疾病早期应用时有望达到治愈。 在此背景下，2026年4月，发表于“临床风湿病学”的一篇综述系统梳理了细胞免疫疗法在自身免疫性风湿病中的应用进展[1]，指出细胞免疫疗法有望重新定义AIRD的治疗格局——从长期免疫抑制走向持续缓解乃至治愈。本文将在该综述基础上，结合最新的临床试验证据，对MSC疗法、Treg疗法、CAR-T细胞疗法及外泌体疗法的研究进展做进一步梳理。 间充质干细胞疗法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核心特性与总体免疫调节框架 间充质干细胞（MSC）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核心在于其强大的免疫调节、组织修复与再生能力。MSC通过旁分泌信号和直接的细胞间相互作用，能够系统性地减轻炎症，而非单纯抑制免疫。其作用覆盖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并通过复杂的分泌组、细胞外囊泡以及代谢-表观遗传重编程，从多个维度重建免疫耐受，为治疗难治性自身免疫病提供了创新策略。 对固有免疫细胞的调控 MSC可显著影响树突状细胞（DC）、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它们通过下调MHC II、CD80/CD86和IL-12抑制DC的分化与成熟，并诱导耐受性DC表型，从而促进调节性T细胞（Treg）扩增。MSC还能增加IL-10、TGF-β、PGE2和IDO活性，将巨噬细胞从促炎的M1型转变为抗炎修复的M2型，同时下调TNFα、IL-1β和IL-6。此外，通过PGE2、TGF-β、HLA-G及细胞接触，MSC抑制NK细胞的增殖、细胞毒性和IFN-γ产生，从而减弱驱动自身免疫的早期先天反应。 对适应性免疫（T细胞与B细胞）的调节 在适应性免疫方面，MSC通过IDO、一氧化氮、PGE2、TGF-β及PD-L1/PD-1通路，抑制CD4⁺和CD8⁺T细胞增殖，降低Th1/Th17反应；同时促进FoxP3⁺Treg和Tr1细胞的扩增与功能稳定，恢复外周耐受，减少自身反应性T细胞活性。对于B细胞，MSC通过可溶性因子（如调节IL-6、BAFF，增强IDO）和接触依赖机制，抑制B细胞增殖、分化为浆细胞及免疫球蛋白产生，从而降低致病性自身抗体滴度。 旁分泌、细胞外囊泡及代谢-表观遗传机制 MSC分泌复杂的旁分泌组（含TGF-β、IL-10、HGF、VEGF、PGE2及IDO代谢物），可下调NF-κB信号和促炎因子，促进血管生成与组织修复，并诱导免疫细胞向耐受表型转变。 此外，MSC释放的细胞外囊泡（含miR-21、miR-146a、miR-155等）能重现其免疫调节作用，抑制TLR/NF-κB通路和Th17分化，支持Treg稳定性；相比全细胞疗法，囊泡免疫原性更低、更易标准化。 最后，MSC还通过IDO-犬尿氨酸通路、腺苷信号（CD39/CD73）和活性氧调节，将T细胞和巨噬细胞从糖酵解促炎状态转变为氧化磷酸化调节表型，并通过组蛋白修饰、DNA甲基化稳定耐受相关的转录程序。 临床试验证据 在机制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MSC疗法的临床验证也在持续推进。 一项截至2025年2月的系统性综述与荟萃分析（纳入42项随机对照试验、涉及2,183名参与者）评估了MSC移植在RA、SLE、脊柱关节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等多种风湿免疫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2]。 结果显示，MSC移植可显著改善SLE患者的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指数（SLEDAI）；在RA中，总临床有效率达到54%，且应答组CD4⁺CD25⁺FoxP3⁺Treg百分比升高，而CD4⁺IL-17A⁺Th17细胞百分比下降。更为重要的是，MSC移植并未增加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支持了其在多种风湿免疫病中的安全性。 在临床研究的最新进展方面，多项I/II期试验正在积极招募或已完成初步分析。一项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治疗中重度SLE的I/II期临床研究（NCT07041801）计划纳入58名受试者，通过低、中、高三个剂量组及安慰剂对照设计，系统评估hUC-MSC注射剂的安全性、药效动力学和免疫原性。 另一项针对活动性增殖性狼疮肾炎的IIb期、双盲、安慰剂对照随机试验（NCT03673748）正在评估单次静脉输注骨髓来源MSC（2百万细胞/kg）对难治性LN患者的疗效，预计2027年完成主要终点分析。 此外，一项脐带来源MSC治疗RA的I期试验（NCT05003934）采用单次静脉输注1亿个细胞，计划进行长达48个月的随访评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MSC联合IFN-γ的方案在RA治疗中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前景：一项临床试验（ChiCTR-INR-17012462）报告，联合治疗组在3个月时的ACR20应答率达到93.3%，而MSC单药组仅为53.3%，且1年随访期内未发现重大安全性问题。 挑战与治疗窗口 尽管临床证据日益丰富，MSC来源、培养条件及给药方案的差异仍是制约其临床转化的主要挑战，这限制了不同研究间疗效的可比性。选择最佳治疗窗口至关重要——很可能在疾病早期，此时有机会纠正免疫失衡使其恢复到接近生理状态。这一进展有望成为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免疫疗法的重大突破，推动疾病向治愈性治疗迈进。 二、调节性T细胞免疫疗法 概念与基本原理 调节性T细胞（Treg）疗法的目标是通过在慢性自身免疫性炎症疾病患者体内扩增或输注自体、基因工程改造或异体Treg细胞来恢复免疫耐受。在炎症性风湿病中，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均存在不同程度受损。Treg功能失调被认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标志性特征，恢复这种功能障碍可能调节疾病进程并诱导疾病缓解。 近年来，Treg疗法已从概念验证阶段进入临床试验的实质性探索阶段。2026年3月，Quell Therapeutics公司已获得英国MHRA批准，启动了名为CHILL的I/II期临床研究，评估其基于CD19靶向的CAR-Treg产品QEL-005在难治性RA和系统性硬化症中的安全性与初步疗效。该研究计划在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纳入最多16名成年参与者，预计2027年第一季度发布早期临床数据[3]。 同时，一项评估新型IL-2mutein（MK-6194）选择性扩增Treg的IIa期试验也在SLE患者中进行中，旨在解决Treg扩增疗法开发中的技术挑战，预计2027年4月完成主要终点分析。 现有挑战与未来方向 初步研究表明，Treg免疫疗法可以抑制自身反应性免疫应答，并可能提供持久的治疗效果。然而，Treg疗法的高昂成本和技术挑战，以及对病原体反应减弱和潜在致癌风险的安全性担忧，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广泛的临床应用。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优化Treg细胞在体外输注前的稳定性与扩增效率，以提升治疗效果并降低成本。 三、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疗法 疗法原理与基本流程 CAR-T细胞疗法是免疫疗法的前沿技术，最初用于血液肿瘤，现正被探索作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种变革性手段。其核心是对患者自身的T细胞进行基因工程改造，使其表达嵌合抗原受体（CAR），从而识别并清除驱动疾病病理的自身反应性B细胞或T细胞（图1）。 图1：（A）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治疗流程概述。该图展示了四个主要步骤：T细胞采集、基因工程改造以构建CAR-T细胞、扩增修饰后的细胞以及回输至患者体内。下半部分展示了靶向自身免疫细胞、破坏致病性免疫细胞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疗反应。 标准流程包括：从患者血液采集T细胞（白细胞分离术）；利用病毒或非病毒载体导入CAR构建体；体外扩增修饰后的T细胞至治疗剂量；最后将CAR-T细胞回输患者体内，使其精准寻找并摧毁致病免疫细胞。 CAR结构与信号激活机制 CAR结构包含细胞外抗原识别域（通常源自单克隆抗体的单链可变区scFv）、跨膜域和多个细胞内信号域（含共刺激域和CD3ζ信号域）。当CAR与靶抗原结合后，细胞内CD3ζ和共刺激域（如CD28或4-1BB）会诱导早期信号事件（如Lck、ZAP70、PI3K及磷酸化级联），进而激活下游通路（Ca²⁺内流、MAPK/AP-1通路），最终产生细胞因子释放（IL-2、IFN-γ）、T细胞增殖以及对靶细胞的细胞毒性作用（穿孔素/颗粒酶途径）。这些效应构成了CAR-T治疗自身免疫病的功能基础。 自身免疫病中的应用靶点与临床前证据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CAR-T细胞疗法正被研究用于选择性清除致病性免疫细胞。靶向CD19的CAR-T细胞可清除自身反应性B细胞，也有研究探索靶向自身反应性T细胞的策略，从而阻断自身免疫级联反应。临床前研究已证实该概念的有效性，尤其在以致病性B细胞为核心驱动因素的RA和SLE等疾病中展示了明确的治疗潜力。临床试验证据 CAR-T疗法在自身免疫病中的临床研究进展尤为迅猛。最为瞩目的是CASTLE（CAR-T cells in systemic B cell mediated autoimmune disease）I/IIa期临床研究，其完整结果已于2026年1月发表于Nature Medicine[4]。 该研究纳入了24名治疗抵抗的SLE（10例）、系统性硬化症（9例）和特发性炎性肌病（5例）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单次输注自体CD19 CAR-T细胞（Zorpo-cel）。 主要安全性终点方面，未发生2级以上CRS，也未出现ICANS。主要疗效终点方面，22/24（91.7%）的患者在24周时达到了预定义的疗效终点：9/10的SLE患者达到DORIS缓解，9/9的SSc患者疾病未出现进展，4/5的IIM患者达到ACR主要/中度应答。更重要的是，所有患者在24周的整个观察期内均未使用糖皮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 在SLE领域，2025年12月，另一项I期剂量递增研究（NCT06551142）评估了relmacabtagene autoleucel（relma-cel）——一种CD19 CAR-T细胞产品——在中重度活动性SLE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8例女性患者在接受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预处理后接受了单次CAR-T细胞输注（剂量范围为50×10⁶至100×10⁶）[5]。 结果显示，未发生剂量限制性毒性，不良事件可控（7例出现CRS，1例出现ICANS）。所有患者在6个月时均达到SRI-4应答，6例达到LLDAS，5例达到DORIS缓解。平均SLEDAI-2K评分从基线时的12.625降至随访时的3.25，肾脏功能和补体水平也获得显著改善。 在通用型CAR-T方面，Fate Therapeutics公司的FT819——一种源于诱导多能干细胞系的现货型CD19 CAR-T细胞产品——在I期临床试验中已治疗了12例SLE患者和1例SSc患者。数据显示，FT819在不需强化预处理化疗的条件下即实现了持续的B细胞耗竭和临床应答，SLEDAI-2K评分在剂量2组中从基线的平均14.3降至6个月的4，降幅达78%。 主要安全风险与不良反应 尽管前景广阔，CAR-T疗法伴随显著的安全隐患。主要包括： ①靶向肿瘤外效应——CAR-T可能误伤表达相同抗原的健康细胞，导致非预期组织损伤； ②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由大量活化的CAR-T细胞释放细胞因子引发的全身性炎症反应，可能危及生命； ③神经毒性——部分患者出现机制尚在研究中的神经系统副作用； ④长期免疫抑制——B细胞耗竭增加感染风险，并可能损害疫苗反应能力。这些风险限制了其广泛应用。 当前挑战与未来改进方向 目前CAR-T疗法成本高昂且资源密集，需要专门设施进行个体化细胞处理和患者监测，规模化推广困难。 未来研究方向包括：开发更高特异性的CAR以减少脱靶效应；设计“自杀开关”以便在严重不良事件时可控清除CAR-T细胞；探索同种异体（“现成”）CAR-T产品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可及性；以及研究与其他免疫调节剂的联合疗法来增强疗效。随着技术改进，治疗成本有望降低，安全性和有效性将逐步提升。 四、外泌体的基本特征与治疗相关功能 外泌体特征与功能 外泌体是直径30—150纳米的纳米级细胞外囊泡，几乎所有细胞类型（包括免疫细胞、间充质干细胞和滑膜成纤维细胞）均可分泌。它们在多囊泡体中形成并释放至细胞外空间，作为细胞间通讯的重要介质。 外泌体富含多种生物活性分子，例如蛋白质、脂质、mRNA和microRNA（miRNA），这些分子可以调节受体细胞的功能和表型表达。外泌体的双层脂质结构如图2所示。外泌体的生物发生途径包括早期内体、多囊泡体（MVBs）以及腔内囊泡释放到细胞外空间（图3A）。 图2：外泌体的结构示意图。该图展示了脂质双层膜、表面蛋白（例如四跨膜蛋白CD9、CD63和CD81）以及内部货物，包括蛋白质、脂质、mRNA和microRNA。 外泌体一旦产生，便会附着在靶细胞上，并通过主要的摄取途径进入细胞，包括胞吞作用、膜融合以及靶细胞受体介导的内化（图3B）。 图3：（A）外泌体生物发生。细胞产生外泌体的示意图。（B）外泌体摄取途径。主要外泌体摄取途径的示意图，包括胞吞作用、膜融合和靶细胞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C）外泌体治疗机制。与风湿性疾病相关的关键治疗机制的示意图：免疫调节、组织修复和再生以及抗炎作用。 外泌体随后可以发挥多种关键的生物学效应，例如：免疫调节、组织修复和再生以及抗炎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与风湿性疾病治疗相关的关键治疗机制（图3C）。 在风湿病中的具体免疫调节机制 MSC来源的外泌体在自身免疫性风湿病中展现出强大的免疫调节能力。它们携带抗炎细胞因子（TGF-β、IL-10）、免疫调节性miRNA及表面分子，能够抑制自身反应性T细胞和B细胞的活化与增殖，抑制树突状细胞成熟并促进耐受性表型，同时诱导巨噬细胞向抗炎性M2表型极化。此外，外泌体还能减少促炎细胞因子（如TNF-α、IL-6）的产生并增强免疫抑制通路，从而系统性地重建免疫平衡（图4）。 图4：外泌体是治疗炎症性风湿病的一种极具潜力的无细胞免疫治疗剂。 临床前证据与“无细胞纳米免疫疗法”概念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 (RA) 和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 的临床前模型中，间充质干细胞 (MSC) 来源的外泌体已被证明可以抑制滑膜炎症、减少软骨退化并促进组织修复，凸显了其治疗潜力。因此，外泌体可以提供一种无细胞的纳米细胞免疫疗法（图4）。 临床试验进展与前景 尽管临床前数据令人鼓舞，外泌体疗法在风湿病领域的临床试验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目前，一项I/IIA期研究（MESAE，NCT07131683）正在评估人脐带MSC来源外泌体（HUC-MSC-EXO）在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中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采用鼻内给药方案，包含三个剂量队列的剂量爬坡阶段和一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扩展阶段[6]。 该研究为MSC来源外泌体在自身免疫病中的临床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可行性参考，但在风湿病领域仍需开展专门的临床试验加以验证。 优势、挑战与未来方向 与全细胞疗法（如CAR-T、MSC）及单克隆抗体相比，外泌体具有多项优势：免疫原性降低（缺乏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最大程度减少了免疫排斥风险）、致瘤性较低、易于储存和标准化（促进“现成”治疗产品的开发）、以及具有靶向递送潜力。 然而，在广泛临床应用前仍需解决若干挑战：包括建立标准化的分离与表征方法以确保纯度和效力，确定最佳剂量、给药频率与途径，评估长期安全性和脱靶效应，以及克服规模化生产和质量控制方面的监管与生产障碍。 未来发展方向包括外泌体工程改造（如负载特定miRNA或药物、表面修饰以实现靶向递送），以及基于外泌体的液体活检用于疾病监测和个体化医疗。最终，外泌体疗法有望为炎症性风湿病带来创新性的无细胞精准治疗策略。 结论与展望 细胞免疫疗法代表着炎症性自身免疫性风湿病治疗领域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方向，它超越了单纯的症状控制，旨在实现真正的免疫重编程，恢复疾病发生前的生理状态，最终治愈疾病。 MSC疗法的系统性综述和荟萃分析已为其疗效和安全性提供了坚实的循证医学支持，Treg疗法的早期临床试验展示了可控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信号，而CAR-T细胞疗法的临床试验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B细胞耗竭和免疫“重置”效应，在多种难治性风湿病中实现了无药缓解。外泌体免疫疗法作为无细胞策略的补充，有望缓解细胞免疫疗法的一些局限性。 随着更多RCT数据的积累和技术的持续优化，自身免疫性风湿病的治疗范式正从长期免疫抑制向持续缓解乃至治愈稳步转变。 参考资料： [1]：Chikanza, I.C., Sakkas, L.I. Cell immunotherapy in autoimmune rheumatic diseases: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therapy of autoimmune inflammatory rheumatic diseases. Clin Rheumatol (2026). https://doi.org/10.1007/s10067-026-08103-0 [2]:Zeng, L., Liu, C., Wu, Y.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utoimmune and rheumatic immune diseas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Stem Cell Res Ther 16, 65 (2025). https://doi.org/10.1186/s13287-025-04184-x [3]:https://reachmd.com/news/chill-trial-launch-quells-qel005-cartreg-enters-phase-12/2485897/ [4]:Müller, F., Hagen, M., Wirsching, A. et al. CD19 CAR-T cells for treatment-refractory autoimmune diseases: the phase 1/2 CASTLE basket trial. Nat Med 32, 1142–1151 (2026).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5-04185-6 [5]: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896841125001349?via%3Dihub [6]:https://ichgcp.net/zh/clinical-trials-registry/NCT07131683?hl=it 免责说明：本文仅用于传播科普知识，分享行业观点，不构成任何临床诊断建议！杭吉干细胞所发布的信息不能替代医生或药剂师的专业建议。如有版权等疑问，请随时联系我。 ●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与炎症性疾病：临床试验全景分析与未来方向 ●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历史演变、当前进展与未来展望 ●全球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238项临床试验中，我国已有62项占比四分之一！（2025年） ●间充质干细胞双机制协同：免疫调节＋旁分泌活性解锁自身免疫疾病治疗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