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rinostat

编者按：2025年，药明康德迎来创立2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值此契机，我们向所有与我们共同书写产业变革篇章的科学家、医药人和投资者致以衷心感谢与诚挚敬意，也特别推出“致敬时代”系列，回顾全球同仁如何借助科学与合作的力量，不断拓展治疗边界、改善患者命运。 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坚守，只为加速每一款新药的诞生。下一个25年，我们将继续心怀感恩与敬畏，依托独特的CRDMO模式，与全球伙伴携手同行，共赴健康未来。 今天（9月15日）是世界淋巴瘤宣传日。淋巴瘤是最常见的血液肿瘤。它起源于淋巴系统，主要分为霍奇金淋巴瘤（HL，约占10%）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约占90%）两大类，其中B细胞淋巴瘤又占NHL的85%以上。 随着对淋巴瘤病理机制研究和疗法开发的持续推进，尤其是21世纪以来各类创新疗法取得突破，淋巴瘤目前已成为控制率、治愈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临床研究数据显示，在多种治疗方案的加持下，当前霍奇金淋巴瘤的治愈率（治愈通常指肿瘤消失且长期不复发）已经能达到75%~80%，早期患者甚至可达90%以上。针对最常见的B细胞淋巴瘤，标准一线治疗方案带来的临床治愈率也可达到70%以上。淋巴瘤的治疗是快速发展的创新技术与药物研发进步的缩影，也是上百年来癌症领域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治疗理念发展的缩影。 作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和重要贡献者，药明康德在25年发展历程中，很荣幸见证了包括淋巴瘤在内的各类癌症创新疗法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突破历程，更通过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助力全球合作伙伴加速多款淋巴瘤创新疗法的研发进程，造福病患。今天这篇文章将再次回望淋巴瘤创新疗法的攻坚历程，向那些以勇气、坚持与热爱迎难而上、为攻克淋巴瘤治疗做出贡献的英雄们致敬。 图片来源：123RF 化疗革新时代：癌症治愈曙光乍现 提到淋巴瘤，许多人会想到“霍奇金淋巴瘤”。这一名称源于英国病理学家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1832年，他首次描述了7例以淋巴结和脾脏肿大为特征的病例，并注意到该病可沿淋巴结组有序扩散。此后二十多年，更多学者观察到相似的病例，并确认了托马斯·霍奇金的贡献，以“霍奇金病”命名以示纪念。 此后几十年内，学界对霍奇金病的病因进行了大量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它与结核病有关。直到1900年前后，两位医生Carl Sternberg和Dorothy Reed分别详细描述了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霍奇金病患者特有的巨型细胞（即现在所称的Reed-Sternberg细胞），明确将其与结核病区分开来，并确定了诊断霍奇金淋巴瘤的关键依据。 相比之下，NHL的发现与分类历程更为复杂。由于其亚型繁多、临床表现复杂，NHL曾长期与白血病混淆不清。直至1956年，学界才基于细胞形态和滤泡结构等特征，建立起现代NHL分类系统。20世纪末期，随着对淋巴细胞生物学认识的深入以及分子病理学的发展，学者们整合形态、免疫表型及遗传学特征，提出了具里程碑意义的REAL分类，进一步推动了淋巴瘤的诊断与分型精准化，后经世界卫生组织（WHO）逐步迭代，形成了现在的淋巴瘤分类和诊断的“世界语言”体系。 如今我们知道，大多数非霍奇金淋巴瘤源于B细胞，其余部分来源于T细胞。因为种类繁多，且不同类型的淋巴瘤具有不同的细胞特征、症状和临床进展过程，治疗也相对复杂，需根据不同类型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几种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亚型，例如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是最常见类型，侵袭性强，进展快；滤泡性淋巴瘤（FL），是惰性淋巴瘤的代表，生长速度很慢但难以根治；套细胞淋巴瘤（MCL）兼具惰性和侵袭性特征，等等。 淋巴瘤的治疗探索也历经百年。1902年，医学界用X射线治疗了第一例霍奇金淋巴瘤，放疗走进淋巴瘤治疗的历史舞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在对一名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使用氮芥之后，观察到了明显的肿瘤缩小，成为癌症化疗的开端。1949年，美国FDA批准氮芥气治疗霍奇金淋巴瘤，成为首个获批治疗癌症的化疗药物。    此后，更多化疗药物出现，科学家们也基于此开发出多种联合化疗方案。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发表于1970年前后的MOPP（由4款化疗药组成）等一些联合方案，其使晚期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完全缓解率从接近零上升到80%，且约60%达到完全缓解的患者在随访的40年间未复发。这是癌症治疗史上的重要革新，霍奇金淋巴瘤被认为是“第一个通过化疗治愈成人主要器官系统晚期癌症的案例”。期间，研究人员也开发出其他用于治疗DLBCL等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化疗方案，为控制患者癌症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纪之交：抗CD20单抗开启淋巴瘤免疫疗法时代 尽管化疗在淋巴瘤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副作用及复发患者预后不佳等问题，也使临床治疗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科学家将目光转向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否利用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来对抗癌细胞呢？ 然而，这一设想的实现需克服多重现实障碍。首先，必须获得足够量的特异性抗体。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通过将小鼠淋巴细胞与骨髓瘤细胞融合，成功制备出杂交瘤细胞。该细胞既能在体外无限增殖，又可像B细胞一样大量分泌单克隆抗体。其次，必须找到一种特异性表达于癌细胞表面的抗原。最终，科学家在非霍奇金淋巴瘤B细胞表面发现了CD20抗原。该蛋白仅表达于健康成熟B细胞和癌变B细胞上，这意味着靶向CD20的治疗在清除这两类细胞的同时，人体仍能通过未成熟B细胞再生恢复B细胞功能。CD20因此成为理想的治疗靶点。 基于该机制，当时一家名为IEDC的小型医药公司（后与渤健合并）开发出一种对CD20具高亲和力的单克隆抗体——IEDC-C2B8，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利妥昔单抗，希望用它来治疗低级别或滤泡性淋巴瘤。1994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IEDC创始人与基因泰克（2009年被罗氏收购）公司的科学家结识，双方开始合作推进该药物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 当时，单克隆抗体在癌症治疗中的潜力尚未得到临床验证，大规模生产此类生物大分子也尚无先例。令人欣喜的是，IEDC-C2B8在临床试验中表现出卓越的疗效：近一半对化疗无应答的NHL患者，经利妥昔单抗治疗后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单药总缓解率达48%，且不良反应率显著低于传统化疗。1997年，Rituxan（利妥昔单抗，rituximab）获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低级别/滤泡性CD20阳性B细胞NHL，成为历史上首个获批抗癌单克隆抗体，也是NHL的首个靶向疗法。随着研究持续推进，利妥昔单抗与化疗联用也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显示出协同增效作用。直到今天，利妥昔单抗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仍然是B细胞淋巴瘤的治疗基础和标准方案，而且不同的用药方案以及新适应症都在持续探索中。 利妥昔单抗之后，淋巴瘤治疗领域迎来了单抗药物大爆发。多款CD20单抗如Kesimpta（奥法妥木单抗，ofatumumab）、Gazyva（奥妥珠单抗，obinutuzumab）、安瑞昔（泽贝妥单抗，zuberitamab）、安平希（瑞帕妥单抗，ripertamab）陆续出现，适应症也拓展至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滤泡性淋巴瘤、套细胞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等多种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它们在减少不良反应的同时，显示出更强的抗肿瘤活性。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子刊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于2019年发表的一篇综述指出，在抗CD20靶向疗法作为一线治疗选择的情况下，大多数NHL亚型患者对一线疗法的缓解率在80%以上，三年无进展生存率达到70%左右。 除了CD20靶点，一些以B细胞或T细胞表面其它抗原等为靶点的抗体新药在此后数年接连获批上市，治疗不同类型的淋巴瘤。如靶向CD52的Campath（阿仑珠单抗，alemtuzumab）、靶向CCR4的Poteligeo（莫格利珠单抗，mogamulizumab）、靶向CD19的Monjuvi（坦昔妥单抗，tafasitamab）等。 同时放射性药物、抗体偶联药物（ADC）也陆续出现，比如靶向CD20的放射性药物Zevalin（替伊莫单抗，ibritumomab tiuxetan）、Bexxar（托西莫单抗，tositumomab）；以及多个靶向不同抗原的ADC，比如靶向CD30的Adcetris（维布妥昔单抗，brentuximab vedotin）、靶向CD79b的Polivy（维泊妥珠单抗，polatuzumab vedotin）、靶向CD19的Zynlonta（替朗妥昔单抗，loncastuximab tesirine）等。 随着免疫疗法潜力持续释放，近10年来以抗PD-1抗体、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CAR-T细胞疗法等为代表的新型免疫疗法为淋巴瘤治疗带来新的希望。2016年5月，抗PD-1单抗疗法Opdivo（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获FDA批准首个血液肿瘤领域适应症，用于治疗经典霍奇金淋巴瘤，也由此开启了淋巴瘤领域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时代。2017年，FDA批准首款CAR-T细胞疗法Kymriah（tisagenlecleucel），适应症为治疗某些类型的成人大B细胞淋巴瘤。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数款PD-1/PD-L1抑制剂以及近10款CAR-T疗法获批淋巴瘤领域的适应症。 2022年，罗氏开发的“first-in-class”CD20/CD3 T细胞衔接双抗Lunsumio（莫妥珠单抗，mosunetuzumab）在欧盟获得首批，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成人患者。该产品代表着一种无化疗、现货型（off-the-shelf）的新免疫治疗选择。此后，多款CD20/CD3双抗如Columvi（格菲妥单抗，glofitamab）、Epkinly（艾可瑞妥单抗，epcoritamab）、Ordspono（奥德罗奈昔单抗，odronextamab），相继获监管机构批准上市，为滤泡性淋巴瘤、大B细胞淋巴瘤等B细胞淋巴瘤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重磅BTK抑制剂诞生：改写血液肿瘤治疗格局 在大分子单抗药物引领淋巴瘤治疗取得突破的同时，小分子靶向抗癌药也逐步兴起。20世纪90年代，研究发现一种名为BTK的酪氨酸激酶在B细胞受体（BCR）信号通路中起关键作用，使其成为B细胞恶性肿瘤领域备受关注的新靶点，一些企业随之布局BTK抑制剂的开发。但由于对共价药物脱靶毒性风险的疑虑，该类研发前景一度不被看好。 转机出现在2006年，一家名为Pharmacyclics的公司收购了来自Celera Genomics公司的一个可共价结合BTK的化合物，并敏锐意识到其在B细胞肿瘤治疗中的潜力，开始推进其开发进程。2009年，该小分子化合物启动1期临床试验。2011年，Pharmacyclics报告了其在多种B细胞恶性肿瘤中积极的1b/2期数据。之后不久，强生旗下杨森制药（现强生创新制药）加入合作，共同推进该项目的研发。 2013年11月，该药物以Imbruvica（伊布替尼，ibrutinib）之名获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套细胞淋巴瘤（MCL）。如今，伊布替尼已获FDA批准用于十余项适应症，成为多种血液肿瘤的一线标准治疗。因其卓越的临床疗效，伊布替尼一度被誉为“上帝的礼物”。以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为例，这类非霍奇金淋巴瘤亚型既往依赖化疗，但毒副作用显著。2016年3月，伊布替尼获FDA批准用于一线单药治疗CLL/SLL，成为该领域首个“无化疗”方案。研究显示，伊布替尼可显著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5年PFS率达到80.0%。 此后，Calquence（阿可替尼，acalabrutinib）、Brukinsa（泽布替尼，zanubrutinib）、Velexbru（tirabrutinib）、宜诺凯（奥布替尼，orelabrutinib）、Jaypirca（匹妥布替尼，pirtobrutinib）等更多BTK抑制剂陆续问世，持续造福套细胞淋巴瘤、CLL/SLL、边缘区淋巴瘤、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滤泡性淋巴瘤等患者。它们在持续提升淋巴瘤治疗效果的同时，也在通过结构优化不断克服现有药物局限性。 随着医药科技的不断发展，更多淋巴瘤治疗关键靶点被陆续发现，HDAC抑制剂、PI3K抑制剂、BCL-2抑制剂、JAK1抑制剂、EZH2抑制剂等小分子靶向药物相继涌现，持续推动这一领域治疗格局的革新。 目前已获批上市的HDAC抑制剂包括Zolinza（伏林司他，vorinostat）、Beleodaq（贝林司他，belinostat）、爱谱沙（西达本胺，chidamide）等，它们为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以及多种T细胞淋巴瘤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PI3K抑制剂也已有多款药物获批上市，包括Zydelig（艾代拉利司，idelalisib）、Copiktra（度恩西布，duvelisib）、Aliqopa（可泮利塞，copanlisib）、因他瑞（林普利塞，linperlisib）等，适应症覆盖了CLL/SLL和滤泡性淋巴瘤。此外，还有一款PI3K/HDAC小分子双靶点抑制剂贝特琳（伊吡诺司他，ifupinostat）已获批治疗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 在EZH2抑制剂方面，已获批药物包括Ezharmia（valemetostat tosilate）、Tazverik（他泽司他，tazemetostat）、艾瑞璟（泽美妥司他）等，适应症涵盖了滤泡性淋巴瘤、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等。 BCL-2抑制剂中，目前已有Venclexta（维奈克拉，venetoclax）、利生妥（利沙托克拉，lisaftoclax）获批上市，它为CLL/SLL、套细胞淋巴瘤患者带来新治疗选择。 JAK1则是近年来被证实可用于淋巴瘤治疗的全新靶点。JAK1抑制剂高瑞哲（戈利昔替尼，golidocitinib）在中国获批治疗复发或难治的PTCL成人患者。PTCL属于非霍奇金淋巴瘤中生存率最低的类型之一，复发或难治患者的生存预后极差。 更多创新疗法涌现，未来可期 当前，科学界仍在探索更多的治疗手段，旨在进一步提升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向“治愈癌症”的终极目标迈进。数据显示，当下还有数百款在研新药处于临床研究阶段以探索治疗各类淋巴瘤的潜力。它们不仅涵盖CD38、CD22、CD47、ROR1、ITK等新靶点，还涵盖了更丰富的分子类型，如双靶点CAR-T、靶向蛋白降解剂、核酸药物等。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研究在探索不同的联合治疗方案，如BCL-2抑制剂+BTK抑制剂等靶向治疗组合、BTK抑制剂联合抗体、BTK抑制剂联合CAR-T，或双特异性抗体联合ADC，等等。 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临床治疗选择，目前越来越多的淋巴瘤亚型患者通过现有疗法实现高缓解率和持久疗效。以最常见且具侵袭性的B细胞淋巴瘤——DLBCL为例，近两年多项研究数据显示，BTK抑制剂联合R-CHOP方案（当前的DLBCL基础治疗方案）一线治疗具有良好疗效和安全性，患者客观缓解率（ORR）超过90%，意味着超九成患者肿瘤细胞数明显下降或几乎“全消失”。近期发表的一项针对未经治疗的非生发中心B细胞样型DLBCL的研究还显示，患者完成6周期治疗后的完全缓解率达100%，意味着所有患者的肿瘤细胞“完全消失”。 一体化平台赋能淋巴瘤新药开发 尽管恶性肿瘤令人望而生畏，但过去几十年，抗肿瘤治疗取得了大量令人振奋的里程碑进展，淋巴瘤治疗领域尤其如此。过去25年间，全球监管机构批准了几十款淋巴瘤创新疗法，其中不少新药还获批多个淋巴瘤适应症。作为创新的赋能者，药明康德很高兴能为其中多款疗法提供赋能，助力合作伙伴的这些创新疗法来到全球患者身边。长期以来，药明康德都在支持全球合作伙伴从药物研究发现（R）、开发（D）到商业化生产（M）各个阶段的需求，通过独特的一体化、端到端CRDMO模式，助力突破性疗法加速研发进程、早日惠及患者。 在抗击淋巴瘤的漫长征程中，这些振奋人心的成就，既得益于科学家挑战传统的远见与勇气，也离不开转化医学领域中学界与产业界的紧密协作。在此，我们向所有在淋巴瘤治疗道路上孜孜以求、默默奉献的科研与医疗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药明康德也将继续与全球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助力加速创新疗法的开发与落地，为更多患者带来希望与曙光。 参考资料： [1] Chaudhari et al. (2019). Non-Hodgkin lymphoma therapy landscape.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Retrieved April 16, 2019, from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73-019-00051-6 [2]Eyre TA et al.(2025)ESMO Guidelines Committee. Lymphomas: ESM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follow-up. Ann Oncol. doi: 10.1016/j.annonc.2025.07.014.  [3] DeVita et al.(2008)A history of cancer chemotherapy. Cancer Res. doi: 10.1158/0008-5472.CAN-07-6611.  [4] Aisenberg AC.（2000）Historical review of lymphomas. Br J Haematol. doi: 10.1046/j.1365-2141.2000.01988.x.  [5]赵曙.（2025） B 细胞淋巴瘤药物治疗进展. 《肿 瘤 药 学》DOI: 10.3969/j. issn. 2095-1264.2025.03.03. 免责声明：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文中观点不代表药明康德立场，亦不代表药明康德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本文也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版权说明：欢迎个人转发至朋友圈，谢绝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以任何形式转载至其他平台。转载授权请在「药明康德」微信公众号回复“转载”，获取转载须知。 分享，点赞，在看，聚焦全球生物医药健康创新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肿瘤里的成纤维细胞，往往不是什么好角色。它不仅可以通过细胞外基质重塑、旁分泌信号传导和免疫抑制，来支持肿瘤生长和转移。它还可以通过直接抑制CD8阳性T细胞或募集髓源性抑制细胞，抑制抗肿瘤免疫，从而限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效果。那肿瘤里的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是哪儿来的呢？近日，由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Michael Cangkrama和Sabine Werner领衔的研究团队，在著名期刊《自然·癌症》上发表一篇重要研究论文，揭示了成纤维细胞“成长”为CAF的新机制[1]。他们首次发现，癌细胞可以通过隧道纳米管（TNT）将自身的线粒体输送到成纤维细胞内部，借助这些线粒体的能量，将成纤维细胞重编程为CAF，进而促进肿瘤的生长。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发现线粒体运输蛋白MIRO2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MIRO2缺失会阻断线粒体转移，并抑制CAF形成和肿瘤生长。由此可见，癌细胞为了“招兵买马”也真是拼了，连最重要的能量工厂都可以送。细胞通过隧道纳米管（TNT）交换物质，是一个比较新的发现。2004年，科学家基于体外细胞实验发现了TNT的存在[2]；到2008年，科学家才证实TNT确实也是体内细胞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2]。又过了四年，科学家才在癌细胞中发现TNT。2012年，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首次证实，很多肿瘤的癌细胞可以通过TNT交换信息[4]。在此后的十余年中，科学家陆续发现癌细胞可以借助于TNT，从多种细胞类型中获取线粒体。例如，2017年，东英吉利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白血病细胞可以通过TNT从健康的骨髓基质细胞获取线粒体[5]；2021年，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癌细胞可以通过TNT“偷走”T细胞的线粒体[6]；大约两个月之前，美国科学家又发现，癌细胞会抢夺神经元的线粒体，促进自身转移[7]。从上面这些研究来看，癌细胞通过TNT抢线粒体的现象比较多，鲜有外送线粒体的。其实外送线粒体的现象也有一个，今年1月份，日本科学家在《自然》上发文，首次发现癌细胞可以借助于TNT或细胞外囊泡，将DNA发生突变的失能线粒体输送到T细胞中，进而抑制T细胞的抗癌活性。只不过这个研究与我今天介绍的这个研究发表时间相差较近，可能启动课题的时候互相并不知道。因此，对于发表今天这个研究的团队来说，在他们看来，他们也算是首次发现癌细胞通过TNT给其他细胞输送线粒体。为了确认癌细胞与成纤维细胞之间是否存在线粒体输送，研究人员先基于体外共培养试验观察线粒体交换情况，发现离癌细胞较近的成纤维细胞确实接受了癌细胞的线粒体，而且还可以在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之间看到长度在10-100微米之间的管道。在乳腺癌和胰腺癌细胞系中，也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说明癌细胞往成纤维细胞中输送线粒体，可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随后，他们在小鼠模型体内，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接下来就是搞清楚成纤维细胞在获取癌细胞的线粒体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研究人员发现，成纤维细胞在接受癌细胞的线粒体之后，显著上调的基因主要涉及与炎症、免疫反应、细胞代谢和应激反应相关的通路。此外，这些成纤维细胞的培养基能更有效地促进癌细胞增殖和迁移。由此可见，接受癌细胞的线粒体之后，成纤维细胞变成促癌的CAF了。鉴于除了输送线粒体之外，TNT还有可能往成纤维细胞中输送其他成分；为了确认成纤维细胞变身CAF确实是线粒体导致的，研究人员又纯化了癌细胞线粒体，注射到成纤维细胞内，发现确实可以被重编程为CAF。由此看来，确实是癌细胞的线粒体在起作用。在研究的最后，研究人员发现线粒体运输蛋白MIRO2，在癌细胞往成纤维细胞输送线粒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MIRO2缺失会限制线粒体输送，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而过表达MIRO2则会促进线粒体转移，并增强癌细胞的转移活性。这也说明，MIRO2是潜在的癌症治疗靶点。总的来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团队的这项研究成果，揭示了肿瘤重编程成纤维细胞的新机制，为癌症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还想介绍两个有意思的研究。虽然，更多的时候都是癌细胞从健康细胞中抢夺线粒体，但是也有不好欺负的硬骨头。2024年，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骨细胞的线粒体会导致癌细胞“消化不良”。骨细胞的线粒体在通过TNT进入癌细胞之后，竟然会释放线粒体DNA，从而激活cGAS/STING通路，增强癌细胞的免疫原性，吸引免疫细胞前来杀伤[8]。第二个研究也很有意思，它是哈佛医学院团队2024年发表的。在前面我曾介绍过，早在2021年，这个团队就发现了癌细胞或抢夺T细胞的线粒体，削弱T细胞的抗肿瘤能力[6]。这个现象让他们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给T细胞输送线粒体，增强它的抗肿瘤能力。围绕这个问题的研究，催生了2024年发表在《细胞》上的研究成果：骨髓基质细胞可以与CD8阳性T细胞建立纳米管连接，为T细胞输送线粒体；而且获得了外援线粒体超级充能的T细胞，能源大足、精神大振，在肿瘤微环境中表现出了更稳定的增殖特性和浸润效率，也更不容易耗竭[9]。由此看来，围绕线粒体的争夺战，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未来，或许能催生新的抗癌疗法。参考文献：[1].Cangkrama, M., Liu, H., Wu, X. et al. MIRO2-mediated mitochondrial transfer from cancer cells induces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 differentiation. Nat Cancer. 2025. doi:10.1038/s43018-025-01038-6[2].Rustom A, Saffrich R, Markovic I, Walther P, Gerdes HH. Nanotubular highways for intercellular organelle transport. Science. 2004;303(5660):1007-1010. doi:10.1126/science.1093133[3].Chinnery HR, Pearlman E, McMenamin PG. Cutting edge: Membrane nanotubes in vivo: a feature of MHC class II+ cells in the mouse cornea. J Immunol. 2008;180(9):5779-5783. doi:10.4049/jimmunol.180.9.5779[4].Lou E, Fujisawa S, Morozov A, et al. Tunneling nanotubes provide a unique conduit for intercellular transfer of cellular contents in human 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 PLoS One. 2012;7(3):e33093. doi:10.1371/journal.pone.0033093[5].Marlein CR, Zaitseva L, Piddock RE, et al. NADPH oxidase-2 derived superoxide drives mitochondrial transfer from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 to leukemic blasts. Blood. 2017;130(14):1649-1660. doi:10.1182/blood-2017-03-772939[6].Saha T, Dash C, Jayabalan R, et al. Intercellular nanotubes mediate mitochondrial trafficking between cancer and immune cells. Nat Nanotechnol. 2022;17(1):98-106. doi:10.1038/s41565-021-01000-4[7].Hoover G, Gilbert S, Curley O, et al. Nerve-to-cancer transfer of mitochondria during cancer metastasis. Nature. 2025;644(8075):252-262. doi:10.1038/s41586-025-09176-8[8].Zhou H, Zhang W, Li H, et al. Osteocyte mitochondria inhibit tumor development via STING-dependent antitumor immunity. Sci Adv. 2024;10(3):eadi4298. doi:10.1126/sciadv.adi4298[9].Baldwin JG, Heuser-Loy C, Saha T, et al. Intercellular nanotube-mediated mitochondrial transfer enhances T cell metabolic fitness and antitumor efficacy. Cell. 2024;187(23):6614-6630.e21. doi:10.1016/j.cell.2024.08.029本文作者丨BioTal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