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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全国乳腺癌大会于2026年4月10-12日在北京召开。大会聚焦乳腺癌诊疗领域的最新进展与临床实践，设置“科学前沿、新药研发、指南共识、名家视角、分类治疗、分层治疗、ADC药物“等专题，邀请国内外肿瘤领域专家，以大会特邀报告、指南共识解读、MDT等形式交流学术进展，共话行业发展。 梅斯医学特邀请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 郝春芳教授分享本次大会的一些精彩内容和重大进展。 郝春芳 教授 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乳腺内科科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防治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委会常务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乳腺癌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乳腺癌个体化诊疗及MDT专委会常务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天津市药理学会肿瘤药理专委会委员 Q1. ADC药物在HR阳性乳腺癌中表现突出。指南如何定位ADC在后线治疗中的角色？其应用如何改变了传统治疗序贯的逻辑？ 郝春芳教授：ADC药物的快速发展确实深刻改变了HR阳性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格局。目前，指南中明确地位的主要有两类ADC：抗HER2 ADC（以德曲妥珠单抗，即T-DXd为代表）和抗TROP2 ADC。指南对它们的定位非常清晰。首先，对于HR阳性/HER2低表达的患者，在CDK4/6抑制剂治疗失败后，T-DXd已被列为I级推荐（1A类证据），这确立了其作为后线核心治疗选择的地位。而对于抗TROP2 ADC，尽管戈沙妥珠单抗、德达博妥单抗等药物已在国内外获批HR阳性晚期乳腺癌的适应症，但由于尚未纳入医保，目前在指南中通常作为II级推荐，主要应用于内分泌治疗和至少一线化疗失败后的患者。这种定位重构了传统的治疗序贯逻辑。 过去，后线治疗往往在各类化疗药物和不同作用机制的内分泌靶向药物之间“循环”或“试错”。ADC的出现，尤其是像T-DXd这样具有突破性疗效的药物，为后线治疗树立了新的标杆，其疗效显著优于传统化疗，从而改变了“化疗优先”的传统路径。更重要的是，ADC药物（尤其是TROP2 ADC）在三阴性乳腺癌一线治疗中取得的成功，也促使我们思考其在HR阳性乳腺癌中治疗前移的可能性。虽然目前一线治疗的研究（如TROPION-Breast01）结果未能超越化疗，但未来通过更精准的生物标志物筛选优势人群，或探索与其他药物（如内分泌治疗、靶向药物）的联合策略，ADC仍有望进一步改变从早期到晚期、从一线到后线的整体治疗布局。 Q2.早期HR阳性乳腺癌治疗存在“强化”与“降阶梯”之争。指南如何指导临床实践中的选择？哪些生物标志物可帮助实现精准决策？ 郝春芳教授：在早期HR阳性乳腺癌辅助治疗中，“强化”与“降阶梯”实质上是针对不同风险人群的精准策略，两者并行不悖，核心依据是患者的复发风险。指南的指导非常明确：对于经评估为复发中高危的患者，治疗“强化”是标准。2026年CSCO指南更新进一步巩固了CDK4/6抑制剂（如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在辅助强化中的地位，这已成为中高危患者的I级推荐。这种“升阶梯”治疗旨在通过强化内分泌治疗，进一步降低高危患者的远期复发风险。 而“降阶梯”讨论的焦点，主要是能否为一部分低危患者豁免化疗。目前，这仍是一个积极探索但尚未成为标准临床实践的领域。多项前瞻性临床试验正在评估，对于临床病理特征看似需要化疗的患者，能否通过某些手段筛选出真正可以安全避免化疗的群体。有潜力的生物标志物或筛选策略包括：1. 多基因检测工具，如Oncotype DX、MammaPrint等，通过检测一组基因的表达来量化复发风险，是研究最广泛的用于指导化疗降阶梯的工具；2. 分子分型与内在亚型，其中Luminal A型乳腺癌对化疗相对不敏感，本身复发风险较低，是降阶梯的主要候选人群；3. 新辅助内分泌治疗敏感性，部分研究尝试通过短程（如2-4周）的新辅助内分泌治疗，根据Ki-67下降等指标来预测疗效，从而筛选出对内分泌治疗极其敏感、可能无需化疗的患者。总之，当前指南的“强化”推荐基于高级别证据，而“降阶梯”仍需依赖更精准的生物标志物和前瞻性研究结果的证实，以实现“该强的强，该弱的弱”的个体化治疗。 Q3.基于本次大会的学术共识，您认为我国HR阳性乳腺癌研究面临哪些重要机遇与挑战？未来值得重点探索的前沿方向有哪些？ 郝春芳教授：我国HR阳性乳腺癌研究正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活跃阶段。机遇方面：首先是药物可及性的快速提升。以CDK4/6抑制剂、PI3K/AKT通路抑制剂为代表的新型靶向药物，不仅拥有高级别循证证据，更在获批后迅速进入医保，使中国患者能够与国际同步用上最有效的治疗方案。其次，治疗选择空前丰富。除了传统内分泌联合治疗，针对ESR1突变的口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RD）、新型SERCA抑制剂以及ADC药物等，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治疗格局。患者即使对某一类方案耐药，仍有其他作用机制不同的药物可供选择。 挑战同样明显：最大的挑战正是在于“选择的困惑”。面对众多同样高级别推荐但作用机制迥异的治疗方案（如“CDK4/6抑制剂+内分泌” vs. “PI3K/AKT抑制剂+内分泌” vs. “ADC药物”），如何为每位患者做出最优的、个体化的排兵布阵，是目前临床决策的难点。这需要更精细的生物标志物来指导“精准分层”和“精准序贯”。 未来的前沿方向，我认为应聚焦于以下几点： 1.精准决策生物标志物的探索：亟需明确哪些生物标志物能预测患者对CDK4/6抑制剂、PI3K/AKT抑制剂、不同ADC药物的敏感性或原发性耐药，从而在治疗起点就匹配最佳方案，而非“试错”； 2.优化治疗顺序与联合策略：研究不同作用机制药物（如靶向治疗与ADC）的最佳使用顺序，以及它们之间合理的联合治疗策略，以克服耐药、延长疗效； 3. 关注药物可及性与长期管理：在推动新药研发的同时，如何通过医保政策、临床研究等途径让创新治疗惠及更多患者，并建立涵盖疗效、生活质量和长期毒副作用的全程管理模式，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关键。总之，未来的方向是从“有药可用”走向“精准用药”，从“单线作战”走向“全程管理”，最终实现让每位HR阳性乳腺癌患者都能获得最长、最优质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