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opotamab Deruxtecan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本 期 看 点 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抗体偶联药物（ADC）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开始从“基因驱动”转向 “蛋白表达导向” 的治疗模式。传统的组织学分类正逐渐被生物标志物所替代。 随着更多ADC药物获得批准，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如何为个体患者选择最合适的ADC药物？ 答案可能在于生物标志物的精准识别。 本期内容 01 三类关键ADC药物及其生物标志物挑战 02 生物标志物检测面临的挑战与新技术突破 03 耐药机制的多维度解析与应对策略 04 总结与展望 【01 三类关键ADC药物及其生物标志物挑战】 当前，肺癌ADC治疗领域主要聚焦于三大靶点：HER2、TROP2和c-MET。这些靶点及其对应的生物标志物各有特点，需要不同的检测方法和判断标准。 HER2靶向ADC：德曲妥珠单抗（T-DXd）已获批用于HER2突变非小细胞肺癌，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对HER2低表达肿瘤也显示活性。这挑战了“靶点高表达才有效”的传统观念。 TROP2靶向ADC：达妥维妥单抗（Dato-DXd）作为首个获批用于肺癌的TROP2 ADC，其疗效与TROP2表达水平并不完全一致。研究发现，高达90%的肺腺癌表达TROP2，但传统“任何表达即阳性”的判断标准无法有效区分获益人群。 ICARUS-LUNG 01研究首次证实TROP2表达水平与晚期经治NSCLC患者的疗效存在相关性。根据TROP2表达水平分为H score＜100、100-200和≥200三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2.0个月、6.1个月和3.5个月。 c-MET靶向ADC：替利索妥珠单抗（Telisotuzumab vedotin）是首个针对c-MET高表达非小细胞肺癌的ADC。其生物标志物判断标准明确为“3+强度≥50%肿瘤细胞”，在LUMINOSITY试验中，符合该标准的EGFR野生型患者客观缓解率（ORR）达到52%。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药与奥希替尼联合治疗EGFR突变且c-MET中/高表达患者时，ORR仍可达58%，为靶向耐药患者提供了新选择。 【02 生物标志物检测面临的挑战与新技术突破】 尽管生物标志物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但其临床应用仍面临多重挑战。 检测标准化问题。不同ADC靶点的检测抗体、判读标准不一，如CEACAM5靶点缺乏统一的特异性抗体克隆号，导致结果一致性不足。 组织样本稀缺。肺癌患者确诊时往往已进行多轮分子检测，剩余组织量难以满足新增ADC靶点检测需求。 肿瘤异质性。同一患者不同病灶之间，甚至同一病灶内部，靶点表达水平可能存在差异。肺肉瘤样癌（PSC）研究显示，癌性成分Trop-2阳性率达100%，而肉瘤成分阳性率仅为56%，这种肿瘤内异质性进一步增加了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复杂性。 面对传统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局限，新技术正带来突破希望。AI驱动的数字病理在TROP2 ADC研究中展现出卓越的预测能力。 这种称为TROP2定量连续评分（QCS-NMR）的AI方法，通过全切片扫描，测量细胞膜和细胞质内TROP2表达的光学密度，生成连续评分并转化为二元结果。 在TROPION-Lung01研究的回顾性分析中，TROP2 QCS-NMR阳性患者接受Dato-DXd治疗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到6.9个月，而阴性患者仅为2.9个月，客观缓解率分别为32.7%和16.9%。 03  耐药机制的多维度解析与应对策略 ADC药物的耐药性是临床另一大挑战。耐药机制复杂多样，主要可分为三类。 靶点相关耐药：包括靶点下调/丢失、抗原异质性、内化功能受损等。例如，研究发现TROP2错义突变T256R可导致sacituzumab govitecan（SG）与肿瘤细胞结合减少而耐药。 载荷相关耐药：肿瘤细胞通过过表达ABC转运蛋白（如ABCB1、ABCG2）“泵出”细胞毒性载荷；TOP1突变则可能导致对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如DXd）的抵抗。 细胞内通路与微环境相关耐药：溶酶体功能异常、DNA修复通路激活、抗凋亡蛋白（Bcl-2/Bcl-xL）上调等细胞内通路异常，也都参与耐药形成。 临床实践中，ADC耐药往往是多机制叠加的结果。研究人员曾发现一例接受Dato-DXd治疗的HER2突变NSCLC患者，耐药后同时存在Trop2抗原下调、TOP1 E418K突变及ABCG2过表达三种机制。 下一代ADC技术与生物标志物前景 为克服耐药性和生物标志物挑战，下一代ADC技术正朝着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双特异性ADC能同时靶向两个肺癌相关抗原（如EGFR/c-MET），可解决肿瘤异质性问题，提高靶向精度。例如AZD9592（EGFR×c-MET ADC，载荷为TOP1抑制剂）已进入I期临床试验。 免疫刺激ADC（ISACs）将细胞毒性载荷与免疫激动剂（如TLR7/8激动剂）结合，在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激活肿瘤微环境免疫应答，形成“直接杀瘤+免疫记忆”的长效机制。 前体药物ADC（PDCs）通过“掩蔽抗体”设计，在正常组织中保持惰性，仅在肿瘤特异性蛋白酶作用下激活，可显著降低脱靶毒性。 未来生物标志物体系将不再依赖单一指标，而是整合多维度信息。例如，对于TROP2 ADC，可结合QCS-NMR评分、SLFN11表达（预测TOP1抑制剂敏感性）和肿瘤突变负荷等多个指标，实现更精准的患者分层。 液体活检技术也有望解决组织样本稀缺问题。循环肿瘤DNA（ctDNA）分析可以实时监测耐药突变的发生，为治疗调整提供依据。 04 总结与展望 随着更多ADC药物走向临床，未来的治疗决策将不再局限于“是否表达靶点”，而是综合考虑表达水平、突变状态、内化效率和肿瘤微环境等多重因素。 “我们正开始探索多重免疫组化的可行性，就像我们当年对待分子标志物和下一代测序技术那样。”某顶尖癌症中心的病理专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基于AI算法的整合生物标志物评分系统将成为ADC治疗选择的标准工具。 肺癌治疗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精准化时代，其中生物标志物将扮演决定性角色。 ★

抗体偶联药物 (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 是一类将单克隆抗体与细胞毒性药物通过连接子连接而成的靶向生物制剂。这种药物设计理念最早可追溯至一个多世纪前，如今已发展成为肿瘤治疗领域的重要支柱之一。ADC 药物通过抗体部分特异性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将细胞毒性药物精准递送至肿瘤细胞内，实现高效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 ADC 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早期概念提出到临床应用的漫长探索过程，经历了三代技术革新，现已成为继小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之后肿瘤治疗领域的又一重要突破。截至 2025 年，全球已有超过 15 款 ADC 药物获得监管机构批准，更多候选药物处于不同临床开发阶段，覆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多种实体瘤适应症。 本文章将详细梳理 ADC 药物的发展历史，分析其技术、市场和临床应用趋势，并全面梳理国内外医药公司在各靶点的布局情况，为理解这一前沿治疗领域提供全面参考。二、抗体偶联药物的发展历史2.1 早期概念与探索阶段（1913-1980 年代） ADC 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 1913 年，德国科学家 Paul Ehrlich 首次提出了 "神奇子弹"(magic bullet) 的概念，设想通过靶向递送系统将毒性物质精准地传递至病原体或肿瘤细胞。这一前瞻性理念为后来 ADC 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一想法未能立即转化为实际应用。 经过近 70 年的探索，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发展，ADC 领域迎来了第一个重要里程碑。1983 年，研究人员首次成功进行了 ADC 的临床试验，使用抗癌胚抗原 (CEA) 抗体与长春地辛 (vindesine) 偶联，探索其在癌症治疗中的潜力。这一试验虽然显示了 ADC 的初步疗效，但由于技术限制，仅有 1-2% 的剂量能够到达肿瘤部位，未能提供理想的治疗效果，随后临床试验因疗效不佳而终止。2.2 第一代 ADC 药物的诞生与挑战（1990 年代 - 2000 年代初） 进入 90 年代，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连接子技术的突破，ADC 的研究和应用逐渐取得实质性进展。1997 年，首个 ADC 药物 Mylotarg (gemtuzumab ozogamicin) 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标志着 ADC 药物正式进入临床应用。然而，后续的临床实践发现 Mylotarg 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包括肝静脉闭塞病(VOD) 等严重不良反应，导致其在 2010 年被撤市。 尽管 Mylotarg 遭遇挫折，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为 ADC 技术积累了宝贵经验。科学家们认识到，ADC 的成功需要解决多个关键技术问题，包括抗体选择、连接子设计、细胞毒性药物优化以及药物偶联方式等。这些经验教训为后续第二代 ADC 药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3 第二代 ADC 药物的突破与发展（2010 年代） 2010 年后，ADC 技术迎来了显著进步，第二代 ADC 药物相继问世。2011 年，由西雅图遗传学公司 (Seattle Genetics) 与武田制药 (Takeda) 合作开发的 Adcetris (brentuximab vedotin) 获得 FDA 批准，用于治疗霍奇金淋巴瘤和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dcetris 采用了可裂解的连接子技术和更高效的细胞毒性药物 MMAE (单甲基奥瑞他汀 E)，显著提高了药物的靶向性和疗效。 2013 年，抗体偶联药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基因泰克 (Genentech)/Immunogen 联合开发的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T-DM1，商品名 Kadcyla) 获得 FDA 批准，用于 HER2 阳性乳腺癌的治疗。这是首个针对实体瘤的抗体偶联药物，代表了 ADC 技术在实体瘤治疗领域的重要进展。T-DM1 将曲妥珠单抗与细胞毒性药物 DM1 通过不可裂解连接子偶联，在保留抗体靶向性的同时提高了药物的稳定性和疗效。 2017 年，Mylotarg 经过重新评估和剂量调整后再次获得 FDA批准，这次获批的剂量低于最初批准的剂量，安全性得到了改善。同年，辉瑞 (Pfizer) 的 Besponsa (inotuzumab ozogamicin) 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 CD22 阳性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2.4 第三代 ADC 技术的革新（2020 年至今） 2020 年至今，ADC 技术进入了第三代发展阶段，聚焦于定点偶联技术、抗体人源化及新型载荷开。2019 年 12 月，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与第一三共 (Daiichi Sankyo) 联合开发的 Enhertu (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nxki) 获得 FDA 批准，用于治疗 HER2 阳性转移性胃癌，这标志着第三代 ADC 技术的临床应用。Enhertu 采用了新型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 DXd 作为载荷，并使用可裂解的四肽连接子，展现出更强的抗肿瘤活性和 "旁观者效应"，即使在 HER2 低表达的肿瘤细胞中也能发挥作用。 2020 年，Gilead 的 Trodelvy (sacituzumab govitecan-hziy) 获得 FDA 批准，用于治疗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的 TROP2 靶向 ADC。Trodelvy 将抗 TROP2 抗体与 SN-38 (伊立替康的活性代谢物) 通过可裂解连接子偶联，在多种实体瘤中显示出显著疗效。 2022 年，FDA 批准了 Elahere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这是首个获批的叶酸受体 α(FRα) 靶向 ADC，用于治疗 FRα 阳性、铂类耐药的上皮性卵巢癌。同年，FDA 还批准了 Zynlonta (loncastuximab tesirine-lpyl)，这是一种 CD19 靶向 ADC，使用吡咯并苯二氮卓 (PBD) 二聚体作为细胞毒性载荷，能够形成 DNA 交联，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治疗中显示出显著疗效。 2023 年，FDA 批准了 Tivdak (tisotumab vedotin-tftv)，这是一种组织因子 (TF) 靶向 ADC，用于治疗复发性或转移性宫颈癌。同年，FDA 还批准了 Enhertu 的一项突破性适应症，使其成为首个获得组织学不可知论 (histology-agnostic) 批准的 ADC，用于治疗 HER2 阳性实体瘤。2.5 2024-2025 年 ADC 领域的最新进展 2024-2025 年是 ADC 领域的丰收期，多款创新 ADC 药物获得批准或即将获批。2024 年 4 月，Enhertu 再次获得 FDA 批准，成为首个肿瘤不可知论 HER2 导向疗法，用于治疗先前治疗过的转移性 HER2 阳性实体瘤患者。 2025 年 1 月，阿斯利康与第一三共联合开发的 Datroway (datopotamab deruxtecan) 获得 FDA 批准，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R 阳性、HER2 阴性乳腺癌患者，这些患者先前接受过内分泌治疗和化疗。Datroway 是一种靶向 TROP2 的 ADC，使用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作为载荷，代表了 TROP2 靶向治疗的新进展。 2025 年 1 月，Enhertu 再次获得 FDA 批准，成为首个针对 HER2 低表达或 HER2 超低表达转移性乳腺癌的 HER2 导向疗法，进一步扩大了其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应用范围。 2025 年 5 月，艾伯维 (AbbVie) 的 Emrelis (telisotuzumab vedotin-tllv) 获得 FDA 加速批准，用于治疗先前接受过系统性治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高 c-Met 蛋白过表达的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 成年患者，成为全球首款 c-Met 靶向 ADC 药物。 截至 2025 年 6 月，全球已有 15 款 ADC 药物获得 FDA 批准，包括 Kadcyla、Adcetris、Besponsa、Mylotarg、Lumoxiti (已退市)、Polivy、Padcev、Trodelvy、Enhertu、Blenrep (已退市)、Zynlonta、Tivdak、Elahere、Datroway 和 Emrelis。这些药物覆盖了多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实体瘤适应症，展示了 ADC 技术的广泛应用前景。三、抗体偶联药物的发展趋势3.1 技术层面的发展趋势3.1.1 连接子技术的创新 连接子是 ADC 的关键组成部分，直接影响药物的稳定性、靶向性和疗效。近年来，连接子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从早期的简单连接子发展到多种智能响应型连接子。在过去几年中，多种新型连接子被开发出来，包括组织蛋白酶可裂解连接子、酸可裂解连接子、GSH 可裂解连接子、Fe (II) 可裂解连接子、新型酶可裂解连接子、光响应可裂解连接子和生物正交可裂解连接子等。 其中，组织蛋白酶、GSH 和酸可裂解连接子已得到充分研究并应用于获批的 ADC 药物中。例如，Adcetris 使用组织蛋白酶 B 可裂解的缬氨酸 - 瓜氨酸连接子，在肿瘤细胞溶酶体的酸性环境中被组织蛋白酶 B 切割，释放细胞毒性药物(13)。未来，随着对肿瘤微环境理解的深入，更多具有肿瘤特异性响应特性的连接子将被开发出来，进一步提高 ADC 的靶向性和安全性。3.1.2 细胞毒性载荷的多样化 细胞毒性载荷是 ADC 发挥抗肿瘤作用的核心成分，其选择直接影响 ADC 的疗效和安全性。近年来，细胞毒性载荷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从传统的微管蛋白抑制剂 (如 MMAE、DM1) 和 DNA 损伤剂 (如卡奇霉素) 扩展到多种新型作用机制的药物。 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 (如 DXd、SN-38) 已成为当前最热门的载荷类型之一，Enhertu和 Trodelvy 分别使用 DXd 和 SN-38 作为载荷，在多种实体瘤中显示出显著疗效。此外，DNA 交联剂 (如 PBD 二聚体、CBI-PDD)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类载荷能够在 DNA 小沟中形成序列选择性的 G-A 交联，具有高效的抗肿瘤活性。 最新研究还报道了一类环丙烷苯并吲哚 - 吡啶并苯并二氮杂卓 (CBI-PDD) DNA 交联载荷，如 FGX 8-46，能够在低皮摩尔浓度下对多种人类肿瘤细胞系产生细胞毒性。当与西妥昔单抗偶联时，在 1 mg/kg 的剂量下即可在相关人肿瘤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产生显著的抗肿瘤活性，且在高达 45 mg/kg 的剂量下显示出意外的高耐受性。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探索改变载荷作用机制以提高 ADC 的治疗指数。例如，从 DNA 交联剂转变为 DNA 烷基化剂可以改善 ADC 的耐受性，同时保持相似的体外效力，但提高旁观者杀伤和体内疗效。3.1.3 定点偶联技术的发展 定点偶联技术是第三代 ADC 的重要特征，能够提高 ADC 的均一性、稳定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传统的随机偶联方法 (如赖氨酸或半胱氨酸随机偶联) 会产生异质性产物，导致药物抗体比 (DAR) 不一致，影响药物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近年来，多种定点偶联技术被开发出来，包括引入非天然氨基酸、利用糖基化位点、基于半胱氨酸工程和基于酶促反应的定点偶联等。这些方法能够将细胞毒性药物或化疗药物偶联到抗体分子中精确定义的位点，包括半胱氨酸、谷氨酰胺、非天然氨基酸、短肽标签和聚糖等。 由定点偶联技术产生的 ADC 显示出高均一性、提高的治疗指数和强大的体外和体内抗肿瘤活性。此外，这些下一代技术的应用已扩展到细胞毒素偶联 ADC 之外，用于生成多种不同的免疫偶联物，包括双特异性Fab 或小分子 - 抗体偶联物、免疫抑制抗体和抗体 - 抗生素偶联物等。3.1.4 双特异性 ADC 和新型偶联形式 双特异性 ADC 是 ADC 领域的新兴趋势，结合了双特异性抗体和 ADC 的优势，能够同时靶向两个不同的抗原或同一抗原的两个不同表位，提高靶向性和疗效。目前，全球尚无获批的双特异性 ADC，大多数双特异性 ADC 处于早期临床开发阶段。 临床上最先进的双特异性 ADC 包括 JSKN-003 (HER2 双表位) 和 BL-B01D1 (EGFR×HER3)，前者在中国处于 3 期临床阶段，后者在美国处于早期临床开发阶段。未来，这些双特异性 ADC 是否能提供相对于单特异性 ADC 的显著优势值得关注。 此外，其他创新的 ADC 形式也在不断涌现，包括双毒素 ADC、多肽 - 药物偶联物 (PDC)、双特异性 T 细胞引导 ADC (TCE-ADC) 以及非内吞型 ADC 等。这些新机制产品正逐渐拓宽人们对 ADC 疗法的认知边界。 在双毒素 ADC 领域，多禧生物、康弘药业、康宁杰瑞和亲和力生物等中国企业已纷纷入局。多禧生物凭借自主研发的精准配比 Linker 技术，致力于优化实体瘤协同杀伤效果。康弘药业的双毒素 ADC 新药 KH815 已成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此类产品。3.2 市场层面的发展趋势3.2.1 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ADC 市场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根据市场研究数据，全球抗体偶联药物市场预计将从 2024 年的 123.6 亿美元增长到 2034 年的 299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CAGR) 达 9.23%。另一份报告预测，2025 年全球 ADC 市场规模将达到 177.6 亿美元，到 2032 年将增长至 701 亿美元，2025-2032 年的 CAGR 为 14.2%。 不同地区的市场增长也存在差异。北美地区目前占据全球 ADC 市场的最大份额，这得益于美国和加拿大拥有大量成熟的 ADC 公司和研究机构、大量正在进行的研究以及全球医疗保健行业的整体增长。亚太地区预计将成为 2025-2035 年增长最快的地区。 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癌症发病率上升、对安全有效的药物需求增加、研发投入增加以及技术进步等。此外，ADC 药物的不断获批和适应症扩展也推动了市场增长。3.2.2 企业并购与合作加速 随着 ADC 领域的竞争加剧，企业间的并购与合作日益频繁。2023 年 3 月，辉瑞 (Pfizer) 宣布以约 430 亿美元收购 Seagen，这是 ADC 领域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交易，显著增强了辉瑞在 ADC 领域的实力。 除了大型并购，企业间的战略合作也日益增多。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与第一三共 (Daiichi Sankyo) 关于 Enhertu 的合作是 ADC 领域最成功的合作案例之一，双方共同开发和商业化这款HER2 靶向 ADC，已在多个国家获得批准。 2024 年，罗氏 (Roche) 与礼来 (Eli Lilly) 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和商业化罗氏的 CD20 靶向 ADC 药物，进一步扩大了罗氏在血液肿瘤领域的布局。 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全球 ADC 合作。2024 年 1 月，宜联生物将其下一代 c-MET ADC 候选产品 YL211 的全球权益授予罗氏，获得 5000 万美元首付款 + 近 10 亿美元潜在里程碑及销售分成。同年 4 月，映恩生物与阿斯利康达成合作，共同研发由映恩生物自主研发的 HER3 靶向 ADC 新药 DB-1310 与阿斯利康自主研发的第三代 EGFR 抑制剂奥希替尼联合疗法的 Ⅰ/Ⅱ 期临床探索研究。3.2.3 中国 ADC 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加快 中国 ADC 企业正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通过自主研发和对外授权等方式参与全球竞争。截至 2025 年，中国 ADC 企业已通过多笔高额 BD (Business Development) 交易，将管线推至国际舞台中央，成为全球新药研发版图上的新势力。 2021 年，荣昌生物将其 HER2 靶向 ADC 维迪西妥单抗的海外权益授权给 Seagen，获得 2 亿美元首付款和总额 26 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成为中国 ADC 领域最成功的出海案例之一。 在 2025 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 (AACR) 上，接近 100 款来自中国的 ADC 药物集中亮相，占本次大会展示的 ADC 药物总数约 1/3。这些中国企业不仅在 HER2、TROP2、CLDN18.2 等 "经典" 靶点上有布局，还积极探索 CDH17、DLL3、uPARAP、TIGB4、CEACAM5、GPC3 等创新靶点。 中国《"十四五"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支持 ADC 研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 加速审批流程，2024 年国产 ADC 临床试验数量占全球 60%。这些政策支持为中国 ADC 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3.3 临床应用层面的发展趋势3.3.1 适应症从血液肿瘤向实体瘤扩展 ADC 药物的临床应用最初主要集中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如 Mylotarg 用于急性髓系白血病，Adcetris 用于霍奇金淋巴瘤和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Besponsa 用于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随着技术的进步，ADC 的应用已逐渐扩展到多种实体瘤，包括乳腺癌、肺癌、尿路上皮癌、胃癌、卵巢癌等。 Enhertu 在 HER2 低表达乳腺癌中的成功是 ADC 扩展至实体瘤的重要里程碑。2025 年 1 月，FDA 批准 Enhertu 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激素受体 (HR) 阳性、HER2 低表达 (IHC 1 + 或 IHC 2+/ISH-) 或 HER2 超低 (带有膜染色的 IHC 0) 表达的乳腺癌成年患者，这些患者需通过FDA 批准的检测方法确定疾病状态，并接受过至少一线内分泌疗法治疗转移性癌症，并发生疾病进展。 此外，Datroway 的获批进一步扩大了 ADC 在实体瘤中的应用。2025 年 1 月，FDA 批准 Datroway 用于治疗无法切除或转移性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的成年乳腺癌患者，这些患者曾接受过内分泌疗法和化疗。3.3.2 向早期治疗线数前移 随着 ADC 药物在晚期癌症中显示出显著疗效，研究人员正积极探索将 ADC 应用于更早治疗线数的可能性。传统上，ADC 主要用于晚期或难治性癌症患者，但最新的临床研究表明，ADC 在早期癌症治疗中也具有巨大潜力。 2022 年 11 月，FDA 批准 Adcetris 与化疗联合用于治疗 2 岁及以上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的未治疗的高危经典霍奇金淋巴瘤，这是 Adcetris 首次获得儿科适应症批准(7)。该批准基于儿童肿瘤学组 (COG) 进行的 3 期研究 (AHOD 1331) 的数据，显示接受 Adcetris 联合标准化疗 AVE-PC (阿霉素、长春新碱、依托泊苷、泼尼松和环磷酰胺) 的患者与接受标准护理化疗 ABVE-PC (阿霉素、博来霉素、长春新碱、依托泊苷、泼尼松和环磷酰胺) 的患者相比，无事件生存期 (EFS) 显著改善。 此外，多项研究正在探索将 ADC 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用于早期癌症治疗的可能性。例如，一项研究正在评估 Enhertu 与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 联合用于早期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新辅助治疗，初步结果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病理完全缓解 (pCR) 率。3.3.3 联合治疗策略的发展 联合治疗是提高 ADC 疗效的重要策略，目前已有多种联合治疗方案正在临床研究中。ADC 可以与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方式联合，发挥协同作用。 2025 年 2 月，FDA 批准 Adcetris 与来那度胺和利妥昔单抗产品联合用于治疗成人复发或难治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LBCL)，包括非特指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DLBCL)、惰性淋巴瘤引起的 DLBCL 或高级别 B 细胞淋巴瘤 (HGBL)，这些患者在接受两线或多线系统治疗后不适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auto-HSCT) 或嵌合抗原受体 (CAR) T 细胞疗法。 在实体瘤领域，多项研究正在探索 ADC 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应用。例如，一项研究正在评估 Enhertu 与帕博利珠单抗联合用于 HER2 阳性胃癌的一线治疗，初步结果显示出较高的客观缓解率 (ORR) 和疾病控制率 (DCR)。 此外，ADC 与其他靶向药物的联合也显示出潜力。2025 年 4 月，映恩生物与阿斯利康达成合作，共同研发由映恩生物自主研发的 HER3 靶向 ADC 新药 DB-1310 与阿斯利康自主研发的第三代 EGFR 抑制剂奥希替尼联合疗法的 Ⅰ/Ⅱ 期临床探索研究。3.3.4 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精准治疗 随着对肿瘤生物学理解的深入，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精准治疗已成为 ADC 临床应用的重要趋势。通过检测特定的生物标志物，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患者对 ADC 治疗的反应，实现个体化治疗。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93.97%(405/431) 的 ADC 临床试验探索了生物标志物与疗效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生物标志物包括肿瘤相关抗原的表达水平、基因突变状态、微环境特征等。 例如，Enhertu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HER2 表达水平的精确检测。2025 年 1 月，FDA 批准 Enhertu 用于治疗 HER2 低表达或 HER2 超低表达的乳腺癌患者，这一批准基于 FDA 批准的检测方法，能够准确识别这些患者群体。 同样，Emrelis 的获批也依赖于 c-Met 蛋白过表达的检测。2025 年 5 月，FDA 加速批准 Emrelis 用于治疗高 c-Met 蛋白过表达的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这一适应症是基于一种 FDA 批准的检测方法确定的。 未来，随着液体活检、数字病理学等技术的发展，生物标志物检测将更加精准和便捷，进一步推动 ADC 的精准治疗应用。四、国内外医药公司 ADC 靶点布局分析4.1 HER2 靶点布局 HER2 是 ADC 领域最成功的靶点之一，目前已有多款 HER2 靶向 ADC 获得批准，包括 Kadcyla、Enhertu 等。罗氏 (Roche) 是 HER2 靶向 ADC 领域的领导者，其 Kadcyla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于 2013 年获批，用于治疗 HER2 阳性乳腺癌。Kadcyla 将曲妥珠单抗与 DM1 通过不可裂解连接子偶联，在 HER2 阳性乳腺癌的多个治疗线数中显示出显著疗效。 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与第一三共 (Daiichi Sankyo) 合作开发的 Enhertu (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 是新一代 HER2 靶向 ADC，于 2019 年获批用于治疗 HER2 阳性胃癌，随后又扩展至 HER2 阳性乳腺癌和 HER2 阳性实体瘤。Enhertu 使用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 DXd 作为载荷，通过可裂解连接子偶联，具有更强的抗肿瘤活性和旁观者效应。 国内企业在 HER2 靶向 ADC 领域也有积极布局。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SHR-A1811 是一种 HER2 靶向 ADC，已进入临床阶段。荣昌生物的维迪西妥单抗是国内首个获批的 HER2 靶向 ADC，于 2021 年获批用于治疗 HER2 阳性胃癌和尿路上皮癌，并已授权给 Seagen 进行全球开发和商业化。 此外，百济神州、浙江医药等企业也在 HER2 靶向 ADC 领域有布局。随着 Enhertu 在 HER2 低表达乳腺癌中的成功，未来 HER2 靶向 ADC 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竞争也将更加激烈。4.2 TROP2 靶点布局 TROP2 是一种跨膜糖蛋白，在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包括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等，是 ADC 领域的重要靶点之一。吉利德 (Gilead) 的 Trodelvy (sacituzumab govitecan) 是首个获批的 TROP2 靶向 ADC，于 2020 年获批用于治疗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随后扩展至 HR 阳性、HER2 阴性乳腺癌(17)。Trodelvy 将抗 TROP2 抗体与 SN-38 通过可裂解连接子偶联，在多种实体瘤中显示出显著疗效。 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与第一三共 (Daiichi Sankyo) 合作开发的 Datroway (datopotamab deruxtecan) 是另一种 TROP2 靶向 ADC，于 2025 年 1 月获批用于治疗 HR 阳性、HER2 阴性乳腺癌。Datroway 使用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 DXd 作为载荷，与 Trodelvy 相比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和潜在优势。 国内企业在 TROP2 靶向 ADC 领域也有积极布局。科伦博泰的芦康沙妥珠单抗(SKB264) 是国产首个 TROP2 ADC，适应症覆盖三阴性乳腺癌及肺癌。君实生物等企业也布局了 TROP2 ADC 产品。 根据慧博智能投研报告，国产 ADC 新药靶点相对集中，其中 TROP2 靶点的国内 ADC 候选药物数量占全球管线数量的 76.5%，显示出国内企业在这一靶点上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布局。4.3 Claudin 18.2 靶点布局 Claudin 18.2 是一种胃特异性膜蛋白，在胃癌、胰腺癌等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是 ADC 领域的新兴靶点。安斯泰来 (Astellas) 与第一三共 (Daiichi Sankyo) 合作开发的 Zolbetuximab 是一种 Claudin 18.2 靶向 ADC，目前处于临床开发阶段。 国内企业在 Claudin 18.2 靶向 ADC 领域有积极布局。康诺亚 / 美雅珂的 CMG901 于 2020 年 12 月启动 Ⅰ 期临床，用于治疗无标准治疗的晚期实体瘤。此外，恒瑞医药、百济神州等企业也在 Claudin 18.2 靶向 ADC 领域有布局。 根据慧博智能投研报告，Claudin 18.2 靶点的国内 ADC 候选药物数量占全球管线数量的 85.7%，显示出国内企业在这一靶点上的高度集中和积极布局。4.4 CD30 靶点布局 CD30 是一种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在霍奇金淋巴瘤和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高表达，是 ADC 领域的经典靶点。 西雅图遗传学公司 (Seattle Genetics) 与武田制药 (Takeda) 合作开发的 Adcetris (brentuximab vedotin) 是首个获批的 CD30 靶向 ADC，于 2011 年获批，用于治疗霍奇金淋巴瘤和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dcetris 使用 MMAE 作为载荷，通过可裂解连接子偶联，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显示出显著疗效。 国内企业也在 CD30 靶向 ADC 领域有布局。复旦张江的抗 CD30 抗体偶联 DM1 (F0002) 项目因其在治疗经典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耐受和明确的抗肿瘤疗效而入选 2024 年美国血液学会年会 (ASH) 披露。研究表明，抗 CD30 抗体偶联 DM1 在经典霍奇金淋巴瘤的受试者中安全性耐受良好，且对既往接受过 PD-1/PD-L1 免疫治疗的受试者亦显示出抗肿瘤疗效。 此外，国内还有其他企业在 CD30 靶向 ADC 领域有布局，如齐鲁制药与 Sesen Bio 达成独家授权协议，获得 Vicineum 在大中华区的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益。4.5 CD22 靶点布局 CD22 是一种 B 细胞特异性膜蛋白，在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B-ALL) 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高表达，是 ADC 领域的重要靶点。 辉瑞 (Pfizer) 的 Besponsa (inotuzumab ozogamicin) 是首个获批的 CD22 靶向 ADC，于 2017 年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 CD22 阳性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esponsa 将抗 CD22 抗体与卡奇霉素通过连接子偶联，在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显示出显著疗效。 ADC Therapeutics 的 ADCT-602 是一种 CD22 靶向 ADC，由结合 CD22 的单克隆抗体与 PBD 二聚体毒素偶联而成。一旦与 CD22 表达细胞结合，ADCT-602 被内化进入细胞，在细胞内酶释放 PBD 基弹头。CD22 是一个有吸引力且经过临床验证的 ADC 靶点，在大多数恶性 B 细胞上高度表达，包括 90% 以上的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患者。 Catalent 宣布 Triphase Accelerator Corporation 将获得其专有 CD22-4AP 抗体 - 药物偶联物 (ADC) 的全球权利，该 ADC 由 Catalent 的全资子公司 Redwood Bioscience 使用其 SMARTag™技术平台开发。 国内企业也在 CD22 靶向 ADC 领域有布局，但公开信息较少。根据 LARVOL Sigma 数据库，国内企业 Sinomab 在 CD22 抑制领域有布局。4.6 CD79b 靶点布局 CD79b 是 B 细胞受体的组成部分，在 B 细胞淋巴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广泛表达，是 ADC 领域的新兴靶点。 罗氏 (Roche) 的 Polivy (polatuzumab vedotin) 是首个获批的 CD79b 靶向 ADC，于 2019 年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Polivy 将抗 CD79b 抗体与 MMAE 通过连接子偶联，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治疗中显示出显著疗效。 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 SHR-A1912 是一种 CD79b 靶向 ADC，已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 (NMPA) 和美国 FDA 批准开展临床试验。2025 年 4 月，恒瑞医药启动了 SHR-A1912 的国内 Ⅲ 期临床研究，以评估 SHR-A1912 联合利妥昔单抗 + 吉西他滨 + 奥沙利铂 (R-GemOx) 对比 R-GemOx 在复发 / 难治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此外，恒瑞医药还布局了替康类毒素 ADC 平台，主要靶点包括 HER2、Trop2、Claudin18.2、CD79b、HER3、Nectin-4、c-MET 等。4.7 BCMA 靶点布局 BCMA (B 细胞成熟抗原) 是一种在多发性骨髓瘤细胞表面高度表达的蛋白，是ADC 领域的重要靶点。 葛兰素史克 (GSK) 的 Blenrep (belantamab mafodotin) 是首个获批的 BCMA 靶向 ADC，于 2020 年 8 月获得 FDA 加速批准，用于五线及以后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Blenrep 采用非裂解 linker 偶联 auristatin F 毒素，Linker 从 Seagen 授权引进。然而，由于安全性问题，Blenrep 于 2022 年 11 月被 FDA 撤回批准。 2023 年 11 月，葛兰素史克宣布 BCMA ADC 新药 Blenrep 二线治疗复发性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三期临床 DREAMM-7 获得成功，相比于 CD38 抗体对照组，PFS 和 OS 显著改善。2024 年 12 月 7 日，葛兰素史克注射用玛贝兰妥单抗 (即 Blenrep) 的上市申请获得 NMPA 受理。 华东医药与德国 Heidelberg Pharma 合作开发的 HDP-101 (HDM2027) 是一种 BCMA 靶向 ADC，于 2024 年 10 月获得 NMPA 批准开展临床试验，拟用于治疗 B 细胞成熟抗原 (BCMA) 阳性克隆性血液学疾病 (如复发 / 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 此外，强生 (Johnson & Johnson) 和 Genmab 合作开发的 Teclistamab 是一种 BCMA×CD3 双特异性抗体，于 2022 年获得 FDA 批准，用于治疗末线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Teclistamab 对经过重度治疗且进展的患者展现出 ORR 63%、33% sCR 的有效性，而且安全性 (CRS 和神经毒性发生率) 都显著优于 CAR-T，加上简单的皮下注射给药方式比需要抽取再输注明显更加方便。4.8 EGFR 靶点布局 EGFR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在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包括非小细胞肺癌、头颈部肿瘤等，是 ADC 领域的重要靶点。 乐普生物的 MRG003 是一种 EGFR 靶向 ADC，目前已在国内上市审核阶段，并被纳入优先审评，有望成为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 EGFR ADC。石药集团的 CPO301 是另一种 EGFR 靶向 ADC，进度仅次于乐普生物，于 2024 年 8 月在国内启动一项 Ib/III 期临床，与奥希替尼联合用于 EGFR 突变晚期 NSCLC，有望克服奥希替尼耐药问题，这一适应症已被 FDA 授予快速通道资格。 百利天恒在 EGFR ADC 领域有独特布局，其 BL-B01D1 是一种 EGFR×HER3 双抗 ADC，已进入 III 期临床阶段。2023 年 12 月，百利天恒与 BMS 签订全球合作协议，首付款 8 亿美元，潜在总金额 84 亿美元，是 ADC 资产交易历史最高值。 此外，正大天晴在 EGFR/c-Met 靶点领域布局了三款产品，包括已经进入 Ⅰ 期临床阶段的 TQB2922 (EGFR/c-Met双抗) 和 TQB3002 (四代 EGFR 抑制剂)，以及处于 Ⅲ 期临床阶段的 FHND9041 (三代 EGFR 抑制剂)。 根据慧博智能投研报告，EGFR 靶点的国内 ADC 候选药物数量占全球管线数量的 30.8%，显示出国内企业在这一靶点上的积极布局。4.9 c-Met 靶点布局 c-Met 是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在多种实体瘤中异常激活，包括非小细胞肺癌、肝癌等，是 ADC 领域的新兴靶点。 艾伯维 (AbbVie) 的 Emrelis (telisotuzumab vedotin-tllv) 是首个获批的 c-Met 靶向 ADC，于 2025 年 5 月获得 FDA 加速批准，用于治疗高 c-Met 蛋白过表达的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Emrelis 的获批使其成为全球首款 c-Met 靶向 ADC 药物，也是首个专门针对 c-Met 高表达 NSCLC 患者的 first-in-class 疗法。 国内企业也在 c-Met 靶向 ADC 领域有布局。宜联生物将其下一代 c-MET ADC 候选产品 YL211 全球权益授予罗氏，获得 5000 万美元首付款 + 近 10 亿美元潜在里程碑及销售分成。恒瑞医药也在 c-Met 靶向 ADC 领域有布局。 此外，正大天晴在 EGFR/c-Met 靶点领域布局了三款产品，包括已经进入 Ⅰ 期临床阶段的 TQB2922 (EGFR/c-Met双抗) 和 TQB3002 (四代 EGFR 抑制剂)，以及处于 Ⅲ 期临床阶段的 FHND9041 (三代 EGFR 抑制剂)。4.10 HER3 靶点布局 HER3 是 HER 家族成员之一，在多种实体瘤中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是 ADC 领域的新兴靶点。 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与第一三共 (Daiichi Sankyo) 合作开发的 Patritumab deruxtecan 是一种 HER3 靶向 ADC，目前处于临床开发阶段。Patritumab deruxtecan 使用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 DXd 作为载荷，有望在多种 HER3 表达的实体瘤中显示出疗效。 国内企业在 HER3 靶向 ADC 领域有积极布局。宜联生物、豪森 / 翰森制药、百利天恒、康宁杰瑞、偌妥生物、启德医药、恒瑞医药 / 盛迪亚、中国生物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映恩生物、信达生物、普米斯、普众发现医药、百奥赛图 / 多玛医药 / 思道医药、英诺迈博生物、武汉友芝友等企业都在开发 HER3 靶向抗体或 ADC。 2025 年 6 月，Duality Bio 在 2025 年 ASCO 年会上公布了其 HER3 ADC 候选药物 DB-1310 的初步数据。此外，映恩生物与阿斯利康达成合作，共同研发由映恩生物自主研发的 HER3 靶向 ADC 新药 DB-1310 与阿斯利康自主研发的第三代 EGFR 抑制剂奥希替尼联合疗法的 Ⅰ/Ⅱ 期临床探索研究。4.11 CDH17 靶点布局 CDH17 (钙粘蛋白 17) 又称肝肠钙粘蛋白，是一类非经典钙粘蛋白，主要在肠上皮细胞和部分胰腺导管上皮细胞中表达，在健康成人肝脏、食管及胃粘膜中几乎不表达。研究显示，CDH17 在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和胆管癌等多种肿瘤中表达水平较高，且与患者的预后和疗效具有密切关系。 2025 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 (AACR) 上，CDH17 作为新兴靶点引起了高度关注(57)。多家中国药企如先声药业、宜联生物和橙帆医药等已在 CDH17 ADC 上进行布局。 先声药业的 CDH17 ADC 项目在 2025 年 AACR 年会上展示了其全球 FIC 潜力。宜联生物也在 CDH17 ADC 领域有布局。 CDH17 作为一个新兴靶点，其 ADC 药物的开发仍处于早期阶段，未来有望成为消化系统肿瘤治疗的重要突破点。4.12 DLL3 靶点布局 DLL3 (Delta-like ligand 3) 是一种 Notch 信号通路配体，在小细胞肺癌和某些神经内分泌肿瘤中高表达，是 ADC 领域的新兴靶点。 罗氏 (Roche) 的 RO7497868 是一种 DLL3 靶向 ADC，目前处于临床开发阶段。2023 年，靶向 DLL3 的双特异性抗体 Tarlatamab 在日本获批，进一步增强了研究者对该靶点的信心。 信达生物的 IBI3009 定位为潜在同类最佳和开发进度领先的靶向 DLL3 ADC 之一，已在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获得IND 批准，并于 2024 年 12 月完成 I 期临床研究首例患者给药。公开信息披露，信达生物已有多款 ADC 新药进入临床阶段，除了 DLL3，还覆盖 HER2、Claudin18.2、B7H3、Trop2、HER3、EGFR/B7H3 等多个靶点。 此外，乐普生物、LaNova Medicines 和 Tavotek Biotherapeutics 等公司也在积极布局 CDH17 靶向 ADC。4.13 B7-H3 靶点布局 B7-H3 (CD276) 是一种免疫检查点蛋白，在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包括前列腺癌、肺癌、乳腺癌等，是 ADC 领域的新兴靶点。 国内企业在 B7-H3 靶向 ADC 领域有积极布局。Mabwell 的 B7-H3 靶向 ADC 7MW3711 于 2024 年 2 月获得 FDA 批准开展临床试验，用于治疗晚期恶性实体瘤。该产品由 Mabwell 的下一代抗体 - 药物偶联平台 IDDCTM 开发，其临床试验已在中国启动。 信达生物也在 B7-H3 靶向 ADC 领域有布局，其 ADC 新药覆盖 HER2、Claudin18.2、B7H3、Trop2、HER3、EGFR/B7H3 等多个靶点。 此外，葛兰素史克 (GSK) 与翰森制药达成合作协议，获得了针对 B7-H3 ADC 药物在全球开发和商业化的独家许可权。这表明国际巨头也开始关注 B7-H3 这一新兴靶点。 Innate Pharma 宣布美国 FDA 已批准其研究性新药 (IND) 申请，启动 IPH 4502 的 1 期临床研究，这是一种靶向 Nectin-4 的新型差异化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抗体药物偶联物 (ADC)，用于实体瘤治疗。Innate 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启动 1 期研究。4.14 其他靶点布局 除了上述主要靶点外，ADC 领域还有多种其他靶点正在开发中，包括 Nectin-4、FRα、CD19、CD20、CD33、CD47 等。 Nectin-4 是一种细胞粘附分子，在多种实体瘤中表达，尤其是尿路上皮癌。西雅图遗传学公司 (Seattle Genetics) 的 Padcev (enfortumab vedotin) 是首个获批的 Nectin-4 靶向 ADC，于 2019 年获批，用于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 FRα(叶酸受体 α) 在卵巢癌、肺癌等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ImmunoGen 的 Elahere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 是首个获批的 FRα 靶向 ADC，于 2022 年获批，用于治疗 FRα 阳性、铂类耐药的上皮性卵巢癌。 CD19 是 B 细胞表面的标志物，在 B 细胞淋巴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表达。ADC Therapeutics 的 Zynlonta (loncastuximab tesirine) 是一种 CD19 靶向 ADC，于 2021 年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CD20 是 B 细胞表面的另一种标志物，在 B 细胞淋巴瘤中广泛表达。虽然目前尚无获批的 CD20 靶向 ADC，但 ADC Therapeutics 的 EDC9 是一种 CD20 靶向 ADC，基于临床前 DLBCL 肿瘤模型，EDC9 具有剂量依赖性抗肿瘤活性，超过利妥昔单抗。 CD33 是一种髓系细胞表面抗原，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表达。辉瑞 (Pfizer) 的 Mylotarg (gemtuzumab ozogamicin) 是首个获批的 CD33 靶向 ADC，于 2000 年首次获批，后因安全性问题撤市，2017 年重新获批。 CD47 是一种广泛表达的细胞表面蛋白，与肿瘤免疫逃逸有关。目前有多种 CD47 靶向 ADC 处于临床前或早期临床阶段，探索其在多种实体瘤中的应用。五、结论与展望5.1 ADC 领域的主要成就与挑战 抗体偶联药物 (ADC) 作为肿瘤治疗领域的重要创新，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从 1913 年 Paul Ehrlich 提出 "神奇子弹" 的概念，到 2000 年首个 ADC 药物 Mylotarg 获批，再到 2025 年多款新一代 ADC 药物的广泛应用，ADC 技术经历了从概念到临床的漫长探索，现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支柱。 截至 2025 年，全球已有 15 款 ADC 药物获得 FDA 批准，覆盖多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实体瘤适应症。这些药物在提高治疗疗效、减少毒副作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为癌症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然而，ADC 领域仍面临多项挑战。首先，ADC 的设计和开发涉及多个复杂环节，包括抗体选择、连接子设计、载荷优化和偶联技术等，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足都可能影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次，ADC 的生产成本高昂，价格昂贵，限制了其在一些地区的可及性。此外，ADC 治疗可能引发免疫原性反应，导致药物疗效降低或安全性问题。5.2 ADC 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未来，ADC 技术将继续朝着提高靶向性、增强疗效、降低毒性的方向发展。在技术层面，定点偶联技术、新型连接子和细胞毒性载荷的开发将进一步优化 ADC 的性能。双特异性 ADC、双毒素 ADC 等新型 ADC 形式的发展将拓展 ADC 的应用范围和治疗潜力。 在临床应用层面，ADC 将向早期治疗线数前移，从晚期难治性癌症向早期癌症治疗扩展。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精准治疗将成为主流，通过精确筛选患者群体，提高治疗响应率和生存率。联合治疗策略将进一步发展，ADC 与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方式的联合应用将为癌症患者提供更全面、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在市场层面，ADC 市场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预计到 2034 年全球 ADC 市场规模将达到 299 亿美元。企业间的并购与合作将进一步加速，形成更强大的研发和商业化联盟。中国 ADC 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将加快，通过自主研发和对外授权等方式参与全球竞争。5.3 ADC 领域的机遇与前景 ADC 领域面临着广阔的机遇和前景。随着对肿瘤生物学理解的深入，新的肿瘤相关抗原将被发现，为 ADC 提供更多的靶点选择。随着技术的进步，ADC 的设计和生产将更加高效和可控，降低成本，提高可及性。 ADC 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从目前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实体瘤向其他疾病领域扩展，如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等。此外，ADC 技术还可与其他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结合，进一步提高药物的研发效率和治疗效果。 未来 5-10 年，ADC 领域将迎来更多创新和突破。预计到 2029 年，首个双特异性 ADC 将获得商业批准。更多新型载荷、连接子和偶联技术将应用于临床，提高 ADC 的治疗指数。ADC 与其他治疗方式的联合应用将成为标准治疗模式，为癌症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总之，抗体偶联药物作为肿瘤治疗领域的重要创新，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临床经验的积累，ADC 将在癌症治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更多癌症患者带来希望。 免责声明：本文为行业交流学习，版权归 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可联系删除。 近期会议推荐 点击热门课题 （点击会议名称查看文件） 【11月20-22日】青岛 2025 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建设与运营管理及发酵中试放大关键技术专题研讨班 线上直播【11月29-30日线上】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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