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rvalumab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诊疗模式的持续优化始终是肿瘤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创新疗法的快速发展，肺癌的治疗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患者生存获益显著提升，疾病管理正逐步向“慢病化”方向迈进。然而，在治疗选择日益丰富的精准优化时代，临床决策的核心已从“有无可用方案”转向“如何遴选最优策略”。如何在疗效、安全性与经济负担之间实现精细平衡，精准识别获益人群、合理安排给药时机、有效克服耐药，已成为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减轻医疗系统压力并推动肿瘤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命题。 2026年欧洲肺癌大会（ELCC）公布了一系列围绕治疗策略优化的重磅研究，涵盖时间免疫疗法、免疫耐药后线治疗及新型药物探索等方向，为上述命题提供了新的证据与思考。大会主席、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Sanjay Popat教授结合这些研究进展，对当前优化策略的证据格局与临床启示进行了系统点评。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时间疗法再审视：i-TIMES研究挑战“早给药优先”假说 昼夜节律与抗肿瘤免疫之间的生物学联系曾为“时间免疫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既往回顾性研究提示，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安排在一天中的较早时段（如中午前）给药可能增强疗效。然而，本次大会公布的ETOP-Roche i-TIMES研究（摘要号：LBA2）对此提出了重要修正。该研究是一项基于8项随机对照试验（IMpower110、130、131、132、133、150、OAK、POPLAR）的患者水平Meta分析，共纳入3,501例接受阿替利珠单抗治疗的肺癌患者。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最终获得775例较早给药组（前两个治疗周期起始时间在中午12:00之前）与775例较晚给药组（中午12:00之后）。 结果显示，较晚组中位总生存期（OS）为16.0个月，较早组为17.3个月（HR=1.039，95%CI 0.925–1.168）。研究预设的非劣效界值为HR上限1.18，实际95%CI上限为1.168，未超过该界值，成功证明了较晚给药相对于较早给药的非劣效性（非劣效检验p<0.025）。在多项敏感性分析中，无论是否联合化疗、PD-L1表达水平如何，结果均保持一致。 Sanjay Popat教授指出，这一发现意味着一日内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给药时机不太可能成为具有临床意义的独立预后因素。尽管相关前瞻性数据仍在积累，但i-TIMES研究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鉴于调整医疗服务以适应个体生物节律需要巨大的后勤投入（如灵活排班、人员再培训），目前可能无需为此付出额外努力。治疗安排可保持灵活性，优先考虑患者就诊便利性、输液中心容量及药房工作流程。他同时强调，随着皮下注射剂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给药时机相关的探讨价值将进一步降低。 免疫耐药困境：LATIFY试验折戟，HUDSON信号未能复制 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重塑肺癌治疗格局的背景下，获得性免疫耐药仍是临床面临的重要挑战。迄今为止，尚无药物在头对头OS比较中击败多西他赛。本次大会公布的LATIFY研究（摘要号：LBA1）旨在验证ATR抑制剂ceralasertib联合度伐利尤单抗对比多西他赛，在既往接受过抗PD-(L)1和含铂化疗后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的疗效。该III期研究随机入组299例联合治疗组和295例多西他赛组，主要终点为OS。 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中位OS为11.1个月，多西他赛组为10.0个月（HR=0.90，95%CI 0.75–1.09，p=0.287），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关键次要终点方面，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均为4.1个月（HR=0.87，p=0.133）； 客观缓解率（ORR）联合治疗组仅为7.7%，显著低于多西他赛组的17.3%。在预设的ATM蛋白缺失亚组（表达<25%）中，联合治疗组ORR为12.5%，多西他赛组为10.7%，未重复此前II期HUDSON研究中观察到的临床活性信号（HUDSON研究中ATM改变患者中位PFS为8.4个月，中位OS为22.8个月）。 Sanjay Popat教授就此提出一系列关键问题：是否选择了合适的研究人群？LATIFY与HUDSON研究的患者群体究竟存在哪些差异？是否存在应当优先富集的生物学亚群？这些疑问直指优化患者筛选的核心挑战。他呼吁，未来的研究必须基于更精细的生物标志物进行前瞻性富集设计，而非简单重复前期阳性信号的组合。此外，尽管联合治疗组在安全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治疗相关≥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26.9% vs. 43.8%），但疗效不足使得这一优势难以转化为临床获益。 新型抗CTLA-4单抗gotistobart：PRESERVE-003研究带来新希望 与LATIFY研究的阴性结果形成鲜明对比，PRESERVE-003研究（摘要号：3O）评估了一种新型pH敏感性抗CTLA-4单抗gotistobart（BNT316/ONC-392）对比多西他赛，用于既往接受过抗PD-(L)1和含铂化疗后进展的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疗效。该研究为III期试验的第1部分，gotistobart组纳入45例患者和多西他赛组纳入42例患者。 结果显示，中位随访14.5个月时，gotistobart组的确认ORR为20.0%，显著高于多西他赛组的4.8%；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分别为11.0个月和3.8个月。PFS方面，gotistobart组的12个月PFS率为25.2%，而多西他赛组为0%。OS数据显示，gotistobart组的中位OS尚未达到，而多西他赛组为9.95个月（HR=0.46，95%CI 0.25–0.84），死亡风险降低了54%。 安全性方面，gotistobart组治疗相关≥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为42.2%，与多西他赛组的48.8%相当；但任何级别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较高（75.6% vs. 39.0%），主要与输注相关反应及肝脏实验室异常有关，未观察到预期外的毒性信号。值得注意的是，有7例患者（15.6%）接受gotistobart治疗已达12个月以上。 Sanjay Popat教授认为，这一结果为克服免疫耐药提供了差异化的新路径。gotistobart通过pH敏感性设计，在肿瘤微环境中借助增强的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及抗体依赖细胞吞噬作用，实现对肿瘤浸润性调节性T细胞的选择性清除，同时减少外周免疫激活，理论上兼具疗效与安全性优势。目前PRESERVE-003试验的第2部分（验证性阶段）入组已接近完成，其结果值得高度关注。 总结与展望 Sanjay Popat教授强调，治疗优化的意义远不止于改善临床结局。i-TIMES研究表明，那些曾被认为可能影响疗效的变量（如一日内给药时间）在实际临床决策中并非关键，这本身就释放了医疗资源——无需为追求所谓的“最佳给药时间”而打乱输液中心排班、增加患者等待时间。LATIFY研究的阴性结果则警示，早期探索性信号必须经过严格的前瞻性III期验证，尤其是在生物标志物富集策略尚不成熟时，盲目推进联合方案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并使患者暴露于无效治疗的风险之中。而PRESERVE-003研究的阳性数据则展示了差异化机制的价值——在抗CTLA-4靶点长期由伊匹木单抗主导且毒性问题突出的背景下，gotistobart通过分子工程改良实现了“去风险”的创新。 此外，治疗优化亦是促进健康公平的重要驱动力，有助于缩小高质量癌症诊疗可及性方面的差距。人工智能指导的预测模型可进一步优化抗癌药物的剂量与给药时机，而加强营养支持、体力活动等支持治疗则能增强患者的抗病能力。最终，优化治疗不仅能延长患者生命，还能减少药物生产与浪费所带来的环境足迹，推动肿瘤学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展望未来，多项前瞻性试验（如TIME-NSCLC、LungTime-C02）将进一步阐明治疗时机的临床价值；针对免疫耐药的新型联合策略及生物标志物研究，则有望实现“在合适的时间、为合适的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的精准目标。正如Popat教授所言，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并将研究成果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加以审视，是肿瘤学实现真正优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上下滑动可查看） 1. Kai He,et al. Anti-tumor activity of gotistobart compared to docetaxel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squamou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qNSCLC) progressing on PD-(L)1 inhibitors: Stage 1 PRESERVE-003 phase III trial2026 ELCC. Abstract 3O. 2. Besse B, Pons-Tostivint E, Park K, Hartl S,et al. Biomarker-directed targeted therapy plus durvalumab in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a phase 2 umbrella trial. Nat Med. 2024 Feb 13. doi: 10.1038/s41591-024-02808-y.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38351187. 3. S. Peters, et al. The impact of one-time low-dose CT screening on lung cancer mortality in a non–risk-based population: A prospective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2026 ELCC. Abstract LBA2. 4. Benjamin Besse, et al. Ceralasertib (C) + durvalumab (D) in patients (p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LA) or metastatic (m) NSCLC who progressed on or after anti-PD-(L)1 and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CT): Results from LATIFY. 2026 ELCC. Abstract LBA1.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2026年3月25日至28日，欧洲肺癌大会（ELCC）在丹麦哥本哈根盛大召开。作为胸部肿瘤学领域的国际顶级学术盛会，本届ELCC汇聚了全球肺癌诊疗领域的前沿科研成果与临床智慧，多项重磅研究相继揭晓，为肺癌精准治疗带来了新的循证依据与发展方向。 在围手术期免疫治疗领域，来自德国Grosshansdorf肺科诊所Martin Reck教授以口头报告形式分享了KEYNOTE-671研究的5年随访探索性分析结果，首次聚焦于未达病理完全缓解（pCR）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在大会现场，《肿瘤瞭望》特邀Martin Reck教授接受专访，就KEYNOTE-671研究5年随访数据的核心发现、新辅助与围手术期治疗模式的选择、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管理策略展开探讨。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Martin Reck教授 研究介绍 研究背景 在可切除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中，III期KEYNOTE-671研究已证实，围手术期使用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新辅助化疗，相较于单纯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疗效结局。前期探索性分析（首次中期分析）显示，对于未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的患者，帕博利珠单抗组同样改善了无事件生存期（EFS）（HR 0.69；95% CI 0.55–0.85）。本次分析旨在报告经过5年长期随访后，未获得pCR的患者的疗效、治疗完成情况及安全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KEYNOTE-671试验中预设的探索性亚组分析，纳入所有随机化后未达到pCR的患者。数据截止时中位随访时间为60.2个月（范围：42.6–85.8个月）。将患者分为帕博利珠单抗组（围手术期帕博利珠单抗+新辅助化疗+辅助帕博利珠单抗）和安慰剂组（新辅助化疗+手术+辅助安慰剂）。主要评估指标为EFS，并分析基线特征、治疗处置、不良事件及关键亚组（包括组织学、疾病分期、淋巴结状态、PD-L1表达等）中的EFS获益。 研究结果 患者基线特征：共纳入709例未达到pCR的患者，其中帕博利珠单抗组325例，安慰剂组384例。两组基线特征均衡：中位年龄均为64岁；男性分别占72%和71%；亚洲人种占33%和32%；ECOG PS 1分占39%和39%；当前/既往吸烟者占85%和88%；非鳞癌组织学占54%和57%；临床III期占73%和70%；临床N2期占43%和47%；PD-L1 TPS＜1%占37%和38%；已知EGFR突变（3% vs 5%）和ALK易位（4% vs 2%）比例均较低。 治疗处置情况：帕博利珠单抗组与安慰剂组分别有83%和83%的患者接受了研究规定的手术和/或放疗。完成4个周期新辅助治疗的比例为73%和74%；接受至少一剂辅助治疗的比例为69%和66%；完成全部辅助治疗的比例为44%和42%。因不良事件或其它原因永久停用所有研究治疗的比例在两组分别为17%和17%（新辅助期）、12%和15%（手术后）、2%和2%（放疗后）。 有效性：在未获得pCR的患者中，帕博利珠单抗组的5年EFS率为43%，安慰剂组为25%（HR 0.69；95% CI 0.57–0.83）。相比之下，获得pCR的患者5年EFS率为81%（HR 0.21）。 关键亚组分析显示，EFS获益趋势一致： 组织学：非鳞癌 HR 0.84（95% CI 0.65–1.08）；鳞癌 HR 0.55（95% CI 0.41–0.74） 疾病分期：II期 HR 0.68（95% CI 0.46–1.00）；III期 HR 0.67（95% CI 0.53–0.83） 临床淋巴结状态：cN0 HR 0.66（95% CI 0.47–0.92）；cN1 HR 0.60（95% CI 0.38–0.95）；cN2 HR 0.75（95% CI 0.57–0.98） PD-L1 TPS：≥50% HR 0.58（95% CI 0.40–0.84）；1%–49% HR 0.63（95% CI 0.45–0.88）；<1% HR 0.83（95% CI 0.62–1.11） 安全性：帕博利珠单抗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任何级别）发生率为96.3%，3-5级为44.1%，严重不良事件19.1%，导致停药19.4%。免疫介导不良事件发生率为25.0%（安慰剂组9.1%），其中3-5级为6.5%。未见新的安全性信号，整体可管理。 研究结论 经过5年长期随访，对于未达到pCR的早期可切除NSCLC患者，围手术期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新辅助化疗相较于单纯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仍能带来持续且具有临床意义的EFS获益（5年EFS率43% vs 25%），且在关键亚组中获益一致。辅助治疗完成度未受影响，安全性可管理。这些长期数据证实了帕博利珠单抗围手术期治疗在非pCR患者中的持久疗效，进一步支持其作为该类患者的标准治疗选择。 研究者说 《肿瘤瞭望》 您在本次大会上汇报的KEYNOTE-671研究5年随访分析，首次聚焦于未达病理完全缓解（pCR）的患者群体。请您简要介绍这项分析的研究背景与主要结果，并解读这一发现对于当前“围术期免疫治疗”在早期可切除NSCLC中的临床定位带来了哪些关键启示？ Prof. Martin Reck   KEYNOTE-671试验旨在评估围手术期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新辅助化疗，对比单纯新辅助化疗，在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的疗效。该研究既往研究结果显示，围手术期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显著改善了总生存期（OS）和无事件生存期（EFS），并提高了pCR率。在中期分析中，我们已经观察到，即使未达到pCR的患者，其EFS也有获益。 本次我们公布了随访5年的更新分析数据，特别关注未达到pCR的患者群体（中位随访时间60.2个月）。关键发现如下：第一，在未达到pCR的患者中，两组基线特征均衡；第二，治疗完成情况良好。在帕博利珠单抗组中，约73%的患者完成了4个周期的新辅助治疗，83%的患者继续接受了手术和/或放疗，69%的患者接受了至少1剂辅助治疗，44%完成了全部辅助治疗。安慰剂组相应比例分别为74%、83%、66%和42%，两组具有可比性。 第三，对于未达到pCR的患者，围手术期帕博利珠单抗组较安慰剂组仍然显著改善了EFS：5年EFS率分别为43%和25%，风险比为0.69（95% CI 0.57-0.83），这一获益在5年随访中持续存在。 总之，这项长期随访分析证实，围手术期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新辅助化疗在未达到pCR的患者中同样具有持久的治疗获益，支持其作为可切除早期NSCLC的标准治疗方案。 Prof. Martin Reck: The KEYNOTE-671 trial investigated perioperative pembrolizumab plu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ompared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lone in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he KEYNOTE-671 trial did show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overall survival and event-free survival and also increased the rate of pCR. In an interim analysis, we have seen that patients without pCR also had a benefit in event-free survival. Now we shared data from an updated analysis with a follow-up of 5 years, and the key findings: number one,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were balanced between the two arms. Number two, when we look at treatment disposition, the treatment disposition was also comparable. Approximately 20% of the patients did not undergo surger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also seen in other trials. When we look at the adjuvant treatment, between 42% and 44% of the patients completed the adjuvant therapy. In the pembrolizumab arm, we have seen a greater magnitude of treatment effect for pembrolizumab for patients with pCR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out pCR, with a hazard ratio of 0.21. And when we look at the patients without pCR, there was a bigger effect on event-free survival in those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pembrolizumab plus chemotherapy compared to chemotherapy alone, corresponding to a hazard ratio of 0.69. Now with the longer follow-up, we have also seen a consistent benefit in the 5-year event-free survival rates. So in summary, this analysis supported the use of perioperative pembrolizumab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lso in patients without pCR after neoadjuvant chemo-immunotherapy. 《肿瘤瞭望》 本次ELCC大会上，“新辅助免疫治疗”与“围术期全程治疗”模式之争仍是热点。您如何看待这两种模式在当前临床实践中的定位？面对不同分期、不同风险特征的患者，临床医生应如何权衡治疗强度与患者获益？ Prof. Martin Reck   根据KEYNOTE-671的5年更新分析，我们观察到，围手术期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在达到pCR和未达到pCR的患者中均带来一致的EFS获益。然而，我们今天无法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究竟哪些患者真正需要从辅助免疫治疗中获益？ 我们从CheckMate-816研究（仅新辅助治疗）中获得了一些数据：达到pCR的患者预后非常好，5年生存率超过90%，无复发时间很长，他们可能并不需要额外的辅助免疫治疗。而对于未达到pCR的患者，KEYNOTE-671研究显示，接受围手术期方案（包括辅助治疗）的患者5年EFS率为43%，而单纯新辅助化疗组仅为25%，这意味着辅助免疫治疗在这部分人群中具有重要的“补救”价值。 但是，我们仍然缺乏前瞻性数据来精准识别哪些未达pCR的患者真正需要辅助治疗，以及哪些患者即使未达pCR也可能从辅助治疗中获益有限。我们还需要更多前瞻性试验和更优的生物标志物（如ctDNA-MRD、病理缓解深度等）来指导个体化决策。 因此，在当前临床实践中，对于可切除的II-IIIA期NSCLC患者，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新辅助+辅助）仍是标准方案。但对于达到pCR的患者，未来可能探索降阶梯治疗；而对于未达pCR的高危患者，完整的围手术期治疗应被积极推荐。这需要基于多学科讨论和生物标志物指导的个体化策略。 Prof. Martin Reck: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to talk about these two schedules: the neoadjuvant chemoimmunotherapy and the addition of the adjuvant part in the perioperative schedule. Now, in the updated analysis of KEYNOTE-671, we have seen that there is a consistent benefit for perioperative pembrolizumab plus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achieving pCR as well as in patients without pCR. The problem that we cannot answer today is the question: who are the patients ready to benefit from the adjuvant immunotherapy, which was part of the trial, KEYNOTE-671? We do have some data from CheckMate-816, the neoadjuvant therapy, that patients who achieved pCR have a very good outcome, a very long survival, a very long period without relapse, and that potentially they are not in need of an adjuvant immunotherapy. We do need more prospective data to assess this adjuvant part of the perioperative regimen. And we do need prospective trials and better markers to understand the personal situation of the patient. 《肿瘤瞭望》 请您结合临床实践与最新研究进展，分享对围术期免疫治疗不良反应管理的建议？ Prof. Martin Reck   总体来看，围手术期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耐受性数据表明，免疫介导的不良事件并未较单纯化疗显著增加。正如预期，联合治疗组中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和输注反应的发生率略有升高。因此，在临床管理中，对每位患者进行密切监测至关重要。一旦出现免疫介导的不良事件，我们应及时把握干预时机。 同时，为了快速做出停用免疫治疗等关键决策，多学科之间的紧密合作不可或缺。这有助于确保所有患者都能顺利接受手术，因为我们面对的仍然是可治愈、可治疗的早期疾病。我们期望每一位患者都能进入手术室，成功切除肺部肿瘤。总体而言，大多数患者对这一治疗方案的耐受性是可管理的，但我们仍需密切监测，并根据不良事件的具体情况动态调整治疗策略。 Prof. Martin Reck: When we look at perioperative immuno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chemotherapy, overall, when we look at the tolerability data, we haven't seen a difference that is an increase in immune-mediated adverse events for the combination. As expected, there was a slightly higher incidence of immune-mediated adverse events and infusion reactions. I think in terms of taking care of these events and monitoring our patients, a very close monitoring of the individual patient is very important. What is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vene in case that there is an immune-mediated adverse event? I think also a very close interdisciplinary discussion for making fast decisions in case that we have to discontinue the immunotherapy is very important in order to enable the surgical approach for all of these patients, because we are still treating a curable, treatable early-stage disease. And we want to have all our patients go to the surgical theatre and undergo the resection of the lung tumor. So I would say we have to look for the adverse events. Overall, this treatment seems to be manageable in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but we really need to closely monitor our patients and to adapt our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incidence of these adverse events. 《肿瘤瞭望》 您能否分享本届ELCC大会上您感兴趣的其他报告、研究或热点话题？ Prof. Martin Reck   当然。本届ELCC大会上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研究进展，我重点分享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免疫治疗的给药时序问题，大会公布了ETOP-Roche i-TIMES研究（摘要号：LBA2）的结果。这是一项基于个体患者数据的荟萃分析，纳入8项II/III期临床试验（包括IMpower系列、OAK、POPLAR等），共3,060例肺癌患者，旨在验证“晨间给药”是否优于“下午给药”这一基于昼夜节律的假说。研究将患者按前两个免疫治疗周期的给药时间分为中午12点前组和12点后组，采用倾向评分匹配进行比较。经过中位约42个月的随访，匹配队列共发生1,140例死亡事件。结果显示，晚期给药组相对于早期给药组的总生存期风险比为1.039，其95%置信区间上限（1.168）低于预设的非劣效界值1.18，成功证明晚期给药不劣于早期给药。亚组分析显示，无论单药免疫治疗还是免疫联合化疗，给药时序均不影响疗效。这一结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医生无需刻意安排患者上午接受治疗，这不仅减轻了医疗资源配置压力，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大的治疗灵活性。随着皮下注射免疫制剂的发展，给药时间对疗效的影响将进一步减弱。有趣的是，我们自己也进行了一项分析，比较早期免疫治疗与晚期免疫治疗的时机，同样没有发现差异。但这与2025年ASCO年会上公布的一些数据有所矛盾，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其次，在晚期NSCLC后线治疗领域，LATIFY研究（摘要号：LBA1）公布了阴性结果。该III期试验评估了ATR抑制剂Ceralasertib联合度伐利尤单抗对比多西他赛，用于经PD-(L)1单抗和铂类化疗后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共594例患者随机分组，最终分析显示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联合治疗组与多西他赛组的中位OS分别为11.1个月和10.0个月（HR 0.90，P=0.287），中位PFS均为4.1个月，ORR分别为7.7%和17.3%。尽管ATM蛋白表达缺失亚组显示出数值上的总生存改善趋势（HR 0.59），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未能重现II期HUDSON研究中观察到的获益信号。这一结果提示，在免疫治疗耐药后的“难治性”人群中，单纯通过ATR通路抑制联合免疫检查点阻断可能难以克服耐药，未来需要探索更精准的生物标志物筛选策略或联合其他机制的药物。这些数据也在本届ELCC大会上进行了分享。 第三，来自于我们团队的一项聚焦于一个新生物标志物——MTAP缺失的研究成果入选壁报，我对此非常感兴趣。我们在多项数据集中分析了III/IV期NSCLC患者中MTAP缺失的发生率，发现其发生率约为11%至17%，在亚洲患者中同样可以观察到。MTAP缺失与不良预后相关，并且我们发现，在接受一线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患者中，MTAP缺失肿瘤患者的总生存期在数值上短于MTAP野生型患者（中位11.2个月对16.3个月，HR 1.22），且这一趋势独立于PD-L1表达水平。重要的是，MTAP缺失往往与CDKN2A共缺失，导致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浸润减少和炎症通路的下调，呈现出“冷肿瘤”的特征。此外，我们还观察到，在接受过治疗的患者中，MTAP缺失合并EGFR突变的发生率（26%）高于初治患者（15%）。这一标志物的意义在于，我们已经有针对性的新药可用——MTA协同的PRMT5抑制剂（如BMS-986504），目前正在MountainTAP-9和MountainTAP-29等研究中探索。这为MTAP缺失的NSCLC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以上是我在本届ELCC大会上重点关注的一些热点方向和研究成果。 Prof. Martin Reck: Here at the ELCC, we also have got other interesting talks. One talk is about the timing of immunotherapy. So we have performed an analysis comparing the early timing of immunotherapy versus late timing. Interestingly, we haven't seen a difference there. This is somewhat in contrast to data that we have seen last year at ASCO. There's much more to learn. Number two, we had a poster discussion also on the incidence of a new biomarker, which is the MTAP deletion. And this is also something which appears in patients from Asia. We do see in 12% to 14% of the patients this MTAP deletion. We do see this also in patients with oncogenic alterations like the EGFR mutation. This is an interesting marker because we have a new drug available, an Aurora kinase inhibitor. Lastly, we also have seen negative data on the post-progression study, the LATIFY trial, investigating Ceralasertib as an ATR inhibitor with durvalumab against docetaxel in refractory patients. We have seen a positive signal in an earlier trial, the HUDSON trial, but this could unfortunately not be confirmed in the phase III trial. And these are also data which have been shared here at the ELCC. 专家简介 Martin Reck 教授 德国Grosshansdorf肺科诊所胸部肿瘤科主任兼临床试验部门主任 德国肺癌研究中心（DZL）肺癌领域的PI 德国肺癌工作组、德国癌症协会、德国肺病学会、国际肺癌研究协会、欧洲肿瘤内科学会 (ESMO) 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 的成员 参与了多项重要的临床试验，旨在探索晚期肺癌的新疗法，例如维持治疗或靶向治疗，以及关键的生物标志物试验，主要研究兴趣包括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新疗法、恶性胸膜间皮瘤的现代疗法，以及与预测标志物相关的转化研究 参考文献： （上下滑动可查看） 1. Reck M, et al.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Participants Without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in the KEYNOTE-671 Study of Perioperative Pembrolizumab（Pembro）in Early-Stage NSCLC After 5 Years of Follow-Up. 2026 ELCC. Abstract 222MO. 2. S. Peters, et al. The impact of one-time low-dose CT screening on lung cancer mortality in a non–risk-based population: A prospective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2026 ELCC. Abstract LBA5. 3. Benjamin Besse, et al. Ceralasertib (C) + durvalumab (D) in patients (p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LA) or metastatic (m) NSCLC who progressed on or after anti-PD-(L)1 and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CT): Results from LATIFY. 2026 ELCC. Abstract LBA1. 4. Reck M, et al. Clinical, genomic, and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 characterization of MTAP-deletion (MTAP-del) in advanced/metastatic NSCLC. 2026 ELCC. Abstract 63P.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