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7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重磅综述,题目为Advances in Systemic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作者(唯一作者)为来自Fred Hutchinson Cancer Center的顶级乳腺癌专家Sara Alsterlind Hurvitz 博士。综述系统梳理了近6年来药物治疗乳腺癌的进展。
概述
自2020年以来,乳腺癌的系统治疗发展迅速,主要得益于靶向治疗、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ADC)以及免疫治疗在不同生物学亚型中的不断拓展。肿瘤分子谱分析与胚系基因检测的整合,使治疗策略日益趋向个体化和生物标志物指导。
在激素受体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乳腺癌中,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CDK4/6)抑制剂仍是治疗基石;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通路抑制剂、口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RD)及ADC已经显著改变内分泌耐药后的治疗模式。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ADC,尤其是曲妥珠单抗德鲁斯特康(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显著改善患者结局,并逐步前移至更早治疗线次。在三阴性乳腺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改善转移性和早期患者的治疗结局。
总体而言,各亚型的治愈性治疗越来越强调根据复发风险进行治疗强化或降阶梯。当前仍面临的重要挑战包括优化治疗药物排序、发现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将循环肿瘤DNA(ctDNA)等新兴工具整合至临床决策,以及确保患者能够公平获得价格高昂的新型治疗。
乳腺癌是美国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过去20年中,乳腺癌治疗发生了显著变化,患者生存改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系统治疗的进步。[1,2]
自2020年以来,共有17种靶向治疗获得批准或扩展适应证,其中包括1种单克隆抗体、3种ADC、1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3种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4种口服SERD、1种HER2选择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1种PARP抑制剂以及3种CDK4/6抑制剂。与此同时,诊断及预后评估越来越多地被整合至治疗决策。肿瘤分子检测目前已不再局限于HR和HER2状态,而是与更广泛的胚系基因检测相结合,从而支持基于生物标志物的个体化治疗策略。当前治疗发展的核心方向,是在不损害疗效的前提下进一步实现患者层面的精准治疗。
本综述总结自2020年以来乳腺癌系统治疗领域的主要进展,并按照HR表达及HER2状态所定义的三大临床亚型进行讨论。
Figure 1. Mechanism of Action of Currently Available Targeted Therapies for Breast Cancer, Excluding Biosimilars and Reformulations. Atezolizumab, durvalumab, giredestrant, nivolumab, and sacituzumab tirumotecan are not yet approv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DK4/6 denotes cyclindependent kinase 4 and 6, HER2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mTOR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PARP poly(ADPribose) polymerase, PD1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L1 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I3K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RTK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ssDNA singlestranded DNA, and Trop2 trophoblast cellsurface antigen 2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转移性疾病
约70%的乳腺癌为HR阳性、HER2正常表达,即HER2阴性。多年以来,该领域的治疗进展相对有限,主要依赖序贯内分泌治疗,包括他莫昔芬、芳香化酶抑制剂(anastrozole、letrozole或exemestane)以及肌内注射的SERD氟维司群(fulvestrant)。2012年,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everolimus)联合内分泌治疗用于内分泌治疗后进展的患者,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该治疗并未显著改善总生存期(OS),患者通常到三线治疗时仍需转为化疗。[37]
2015年口服CDK4/6抑制剂的出现改变了治疗格局。这类药物通过诱导G1期细胞周期阻滞发挥作用。与内分泌治疗联合使用时,三种CDK4/6抑制剂palbociclib、ribociclib和abemaciclib均可带来持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改善。ribociclib和abemaciclib在二线治疗中均显著改善生存,ribociclib在一线治疗中亦显示生存获益;不过,这些结果可能部分受到试验中未计划交叉治疗的影响。[38-42]
相比之下,III期SONIA研究预设了不同治疗策略之间的交叉治疗,其结果显示,一线使用CDK4/6抑制剂与二线使用相比并无长期优势,这支持部分特定患者一线采用单纯内分泌治疗。[43] 另一方面,研究数据显示,即使患者存在症状或疾病快速进展,也应在化疗前优先使用CDK4/6抑制剂。
虽然部分研究提示疾病进展后继续使用CDK4/6抑制可能有获益,但治疗重点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信号通路。[23,44,45] 仅过去3年,就有10项新的药物批准用于转移性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包括3项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批准、4项口服SERD批准以及3项ADC批准,反映该领域药物研发速度显著加快。
PIK3CA、AKT1或PTEN异常存在于超过40%的HR阳性、HER2阴性肿瘤中,并参与内分泌治疗耐药。[47]自依维莫司获批以来,又有4种靶向PI3K通路的药物获批用于转移性乳腺癌:alpelisib、capivasertib、inavolisib及gedatolisib。[20,21,30,48]
inavolisib是一种选择性突变型PI3Kα抑制剂。在III期INAVO120研究中,纳入携带PIK3CA突变,且在辅助内分泌治疗期间或完成辅助治疗后12个月内复发的患者。inavolisib联合氟维司群及palbociclib显著改善这一高度筛选患者群体的PFS和OS,因此于2024年获得监管批准,用于内分泌耐药、PIK3CA突变的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21] 基于这些数据,对于接受辅助芳香化酶抑制剂期间发生早期复发的患者,可考虑进行肿瘤PIK3CA突变检测。
对于既往接受内分泌治疗及CDK4/6抑制剂后进展的患者,后续治疗选择主要由分子谱检测结果指导。选择性PI3Kα抑制剂alpelisib联合氟维司群获批用于携带PIK3CA突变的内分泌耐药患者;泛AKT抑制剂capivasertib联合氟维司群则获批用于存在PIK3CA、AKT1或PTEN异常的患者。[20,48] 与氟维司群单药相比,两种药物均显著延长PFS,但迄今均未显示OS获益。
VIKTORIA-1研究显示,在既往接受过CDK4/6抑制剂且PIK3CA为野生型的患者中,静脉给药的PI3K/mTOR抑制剂gedatolisib联合氟维司群(伴或不伴palbociclib)显著改善PFS。基于该研究,gedatolisib于2026年7月获得批准。[30]
与PI3K通路异常通常属于早期始发事件、存在于几乎所有肿瘤细胞中不同,ESR1突变通常是在治疗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在既往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发生率约为40%。[49] 口服SERD的开发进一步拓展一线治疗之后的内分泌治疗选择。尽管此类药物在ESR1突变及野生型疾病中均具有活性,但在ESR1突变肿瘤中的获益最为明显,并优于标准单药内分泌治疗。
三种口服SERD,即elacestrant、imlunestrant和vepdegestrant,已经获批用于既往接受至少一线内分泌治疗、且肿瘤携带ESR1突变的转移性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22,28,46] 2026年,另一种口服SERD camizestrant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加速批准:当患者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联合CDK4/6抑制剂治疗期间,通过血液ctDNA检测发现ESR1突变,而影像学尚未显示肿瘤进展时,即可将camizestrant与CDK4/6抑制剂联合使用。[29]
这一批准代表肿瘤药物监管领域的重要范式转变,因为这是首次依据血液中提示耐药正在发生的分子信号,而不是传统影像学或临床进展,来触发治疗方案改变。此外,新型组合方案仍在探索。evERA研究的III期结果显示,在CDK4/6抑制剂治疗后,口服SERD giredestrant联合依维莫司较内分泌治疗联合依维莫司获得更长的PFS。[50]
历史上,HR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在内分泌治疗进展后通常接受序贯单药化疗。过去4年中,随着3种携带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载荷的ADC获批,这一治疗模式发生显著变化:T-DXd、sacituzumab govitecan和datopotamab deruxtecan。
虽然T-DXd靶向HER2,但其具有细胞膜通透性的药物载荷可以产生旁观者效应,因此活性可扩展至HER2低表达及HER2超低表达肿瘤,而后两者合计占乳腺癌的三分之二以上。[51] 在DESTINY-Breast04研究中,对于HER2低表达患者,T-DXd较化疗显著延长PFS及OS。[6] DESTINY-Breast06研究进一步显示,对于既往未接受化疗且肿瘤为HER2低表达或超低表达的患者,T-DXd同样具有临床获益。[7]
HER2低表达定义为免疫组织化学(IHC)评分1+,或IHC评分2+且原位杂交阴性;HER2超低表达定义为IHC评分0,但1%至10%的细胞存在细胞膜染色。截至目前,T-DXd仍是唯一在既往未接受化疗患者中显示明确获益的ADC,不过正在进行的研究未来可能改变这一局面。
sacituzumab govitecan和datopotamab deruxtecan均靶向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2)。两者在既往接受过化疗的患者中均较化疗延长PFS,但目前仅sacituzumab govitecan显示显著OS获益。[12,15] 由于缺乏头对头比较,不同ADC的选择及治疗排序仍需个体化决定。
总体而言,这些进展重塑转移性HR阳性乳腺癌的后线治疗,并体现乳腺癌治疗正在更加广泛地向生物学驱动和个体化治疗转型;这一趋势目前也在影响以治愈为目标的治疗。
早期疾病
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的治愈性治疗同样取得显著进展。21基因复发评分和70基因特征等分子检测能够识别可安全免除化疗的患者,即使部分患者存在有限的淋巴结受累。[52,53] 对于年轻、绝经前、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化疗目前仍为标准治疗。正在进行的OFSET研究(ClinicalTrials.gov编号NCT05879926)正在评估:对于复发评分为低至中度的患者,在卵巢功能抑制联合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增加化疗是否还能带来额外获益。
除细胞毒治疗外,靶向药物已经拓展高复发风险患者的辅助治疗选择。在monarchE研究中,淋巴结阳性患者接受2年abemaciclib辅助治疗后,侵袭性疾病复发风险下降,并改善OS。[25] 类似地,NATALEE研究显示,对于II期或III期患者,包括高危淋巴结阴性患者,3年辅助ribociclib治疗使侵袭性疾病复发风险相对降低25%;但目前OS数据仍不成熟。[26]
因此,决定是否采用辅助CDK4/6抑制剂时,应综合考虑复发风险、治疗持续时间、毒性特征及患者偏好。其他策略可能进一步拓宽治愈性治疗选择。
III期lidERA研究显示,与标准芳香化酶抑制剂或他莫昔芬相比,辅助应用口服SERD giredestrant可改善侵袭性无病生存期。[54] 如果giredestrant获得批准,将带来新的治疗选择,但目前尚缺乏关于giredestrant与CDK4/6抑制剂联合使用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
此外,在高风险、3级肿瘤患者中,在新辅助化疗基础上加入免疫治疗药物pembrolizumab提高病理完全缓解(pCR)率,但无事件生存期(EFS)数据仍不成熟,该方案目前尚未获批。[55]
最后,对于存在有害胚系BRCA1或BRCA2变异的高风险HER2阴性患者,辅助使用PARP抑制剂olaparib 1年,通过利用肿瘤同源重组DNA修复缺陷,可显著改善侵袭性无病生存期和OS。[27]
总体而言,不断扩展的治疗策略体现治愈性治疗正在向更加个体化、靶点驱动的方向发展。未来需要进一步整合新证据、生物标志物信息以及患者自身治疗目标,以改善临床结局和生活质量。
Timeline of Regulatory Approvals for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since 2015.ADC denotes antibody–drug conjugate, CPS combined positive score (the number of PD-L1–staining tumor cells, lymphocytes, and macrophages divid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viable tumor cells, multiplied by 100), Dato-DXd datopotamab deruxtecan, dMMR mismatchrepair–deficient, HR hormone receptor, ICI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MAb monoclonal antibody, MSI-H microsatellite-instability–high, SERD selective estrogenreceptor degrader, T-DXd trastuzumab deruxtecan, TKI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and TNBC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HER2阳性乳腺癌
HER2扩增存在于约15%至20%的乳腺癌中。HER2被认识为关键致癌驱动因素,加之HER2靶向治疗的开发,使这一过去预后较差的乳腺癌亚型转变为目前预后最佳的亚型之一。[56,57] 目前FDA已经批准8种HER2靶向治疗,包括3种单克隆抗体、3种口服TKI以及2种ADC,同时还有多种药物处于后期临床开发阶段。
转移性疾病
自2012年CLEOPATRA研究公布结果以来,THP方案一直定义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的一线标准治疗。THP包括紫杉类化疗联合HER2靶向单克隆抗体trastuzumab和pertuzumab进行诱导治疗,随后使用trastuzumab联合pertuzumab维持治疗直至疾病进展。该策略取得当时前所未有的疗效,中位PFS接近19个月,中位OS接近5年。[58]
随后不久,ADC 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获批用于既往接受过紫杉类药物和trastuzumab治疗的患者。[59] 此后十余年,这两类方案分别构成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的一线和二线标准治疗。
2019年,HER2靶向ADC T-DXd在一项针对多线经治患者的单组II期研究中显示突出疗效,客观缓解率超过60%,中位PFS超过16个月,因此获得加速批准。[4] 后续III期研究进一步确认其获益。DESTINY-Breast03研究显示,作为二线治疗,T-DXd较T-DM1显著延长PFS和OS;DESTINY-Breast02研究则显示,作为三线治疗,T-DXd较化疗联合HER2靶向治疗显著延长PFS及OS。[5,60] 值得注意的是,DESTINY-Breast03中的中位PFS达到28.8个月。尽管该研究纳入的患者既往治疗更多,其PFS仍超过CLEOPATRA研究。
这些结果确立T-DXd作为trastuzumab联合紫杉类治疗后标准治疗的地位,并促成DESTINY-Breast09研究的开展。该研究比较T-DXd单药或T-DXd联合pertuzumab与标准THP方案用于一线治疗的疗效。初步结果显示,T-DXd联合pertuzumab较标准治疗的中位PFS延长13.8个月,即40.7个月对26.9个月。基于该结果,该方案于2025年底获得监管批准。[8]
不过,目前仍有几个因素限制该方案在所有患者中的普遍采用。首先,报道时OS数据尚不成熟。其次,对照组患者疾病进展后并未在研究中交叉接受T-DXd。因此,即使未来观察到OS获益,仍难以确定一线提前使用T-DXd是否真的较将T-DXd保留至二线使用带来额外生存优势。
此外,pertuzumab与T-DXd联合时究竟贡献多大的额外疗效,目前仍不明确,因为T-DXd单药组结果尚未公布。虽然已有早期患者报告结局数据,但THP组患者完成紫杉类化疗后的长期患者报告结局目前尚未发表。[61]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标准THP方案在结束化疗后允许患者进入trastuzumab联合pertuzumab的无化疗维持阶段,长期不可接受毒性的风险相对较低;相比之下,T-DXd联合pertuzumab需要持续使用包含细胞毒性载荷的治疗直至进展。
安全性同样是重要考虑因素。T-DXd相关间质性肺病(ILD)发生风险约为15%,且可能致死。因此,需要更准确识别哪些患者真正适合早期强化使用T-DXd联合pertuzumab,以及哪些患者更适合延后使用T-DXd。
虽然HER2扩增是这一亚型的主要致癌驱动因素,但其他信号通路及其与HER2的相互作用同样影响肿瘤生物学特征和治疗耐药。约三分之二HER2阳性乳腺癌同时表达HR。临床前研究支持同时靶向HER2信号、雌激素受体通路以及通过CDK4/6抑制阻断细胞周期。[62,63]
III期PATINA研究评估HR阳性、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在一线诱导化疗后,在标准trastuzumab、pertuzumab和内分泌维持治疗基础上增加palbociclib的作用。[31] 加入palbociclib后,PFS延长约15个月,即44.3个月对29.1个月。虽然目前尚无成熟OS数据,但该方案已经被纳入HR共表达患者的临床治疗指南,并于2026年6月获得FDA批准。[32]
目前共有3种HER2靶向TKI获批用于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lapatinib、neratinib和tucatinib。该类药物具有口服给药及对脑转移具有活性的优势,但早期药物由于选择性有限,常产生脱靶毒性,特别是胃肠道不良反应。tucatinib被设计为具有更高HER2选择性,从而改善安全性。
随机HER2CLIMB研究显示,在既往接受trastuzumab、pertuzumab及T-DM1治疗的患者中,在trastuzumab和capecitabine基础上加入tucatinib显著改善PFS(7.6个月对4.9个月)和OS(24.7个月对19.2个月)。[24] 基于该研究,tucatinib于2020年获得监管批准。后续研究显示,在一线trastuzumab和pertuzumab维持治疗中加入tucatinib也可获得获益,但腹泻及肝酶升高发生率增加,而且OS数据尚未成熟。[64]
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30%至50%会发生中枢神经系统受累。[65,66] 历史上,活动性脑转移患者常被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HER2CLIMB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纳入既往治疗过或未经治疗的脑转移患者,约占全部入组患者的一半。在这一亚组中,tucatinib显著提高颅内缓解,延缓新发脑部病灶,并延长OS。[67]
尽管ADC分子体积较大,但同样显示出有临床意义的颅内活性。[68,69] T-DXd前瞻性研究报告的颅内客观缓解率为45%至70%以上;无论脑转移稳定还是活动性脑转移,均可获得持久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控制。[70,71]
目前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有两种一线策略:一是trastuzumab、pertuzumab和紫杉类药物诱导治疗后,采用trastuzumab和pertuzumab维持治疗;对于HR阳性患者,可联合内分泌治疗并考虑palbociclib。二是持续使用T-DXd联合pertuzumab直至疾病进展。
选择两种策略时,应考虑肿瘤生物学特征、疾病负荷、既往治疗、合并疾病以及对生活质量的预期影响。尽管T-DXd方案可带来更长的PFS,但对于部分患者,THP可能具有更优的长期毒性特征。疾病进展后,只要治疗与患者目标和功能状态一致,仍可序贯使用HER2靶向治疗,包括tucatinib方案。
早期疾病
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的进展,使该领域更加接近以治愈为目标的个体化治疗。新辅助系统治疗已成为标准策略,部分原因在于手术时的治疗反应不仅提供预后信息,也为复发风险最高的患者调整辅助治疗提供预测框架。
KATHERINE研究确立这一范式。该研究显示,在新辅助化疗联合trastuzumab后仍有残余浸润性病灶的患者中,术后使用T-DM1治疗1年可显著改善侵袭性无病生存期和OS。[72,73] 目前,肿瘤大于2厘米或存在淋巴结受累的患者通常在术前接受紫杉类化疗联合trastuzumab和pertuzumab。[74] 手术时仍有残余病灶的患者随后接受14个周期的辅助T-DM1;对于同时表达HR的部分高风险肿瘤患者,还可考虑延长辅助neratinib治疗1年。[75]
近期研究进一步探索特别高危患者的强化治疗策略。在III期DESTINY-Breast05研究中,对于手术时有残余病灶并伴淋巴结转移,或诊断时无法手术的患者,比较术后T-DXd治疗1年与T-DM1治疗1年。T-DXd使侵袭性无病生存期相对改善53%,此后被纳入高复发风险患者的指南,并于2026年6月获得FDA批准。[10,32]
然而,T-DXd组间质性肺病发生率是T-DM1组的6倍,即9.6%对1.6%,提示必须谨慎选择患者并密切监测。
与此同时,化疗方案也在持续优化,以提高治疗指数。非蒽环类方案在保持与蒽环类方案相近疗效的同时,可降低心肌病和继发性白血病风险,即使对于淋巴结阳性或其他高危患者也适用。[74,76,77,78]
虽然ADC能够更具靶向性地递送药物,但现有随机研究尚未证明其可完全替代以治愈为目标的多药联合化疗。[9,77] 在新辅助DESTINY-Breast11研究中,先给予4个周期T-DXd,随后给予紫杉类药物、trastuzumab和pertuzumab,与蒽环类和紫杉类化疗联合trastuzumab和pertuzumab相比,病理完全缓解率更高;但目前尚无长期结局数据,该方案与成熟非蒽环类方案相比的疗效仍不明确。
尽管如此,这一基于T-DXd的新辅助方案已于2026年6月获得FDA批准,用于II期或III期乳腺癌。值得注意的是,术前单用T-DXd的疗效劣于包含细胞毒化疗的方案。
对于较小、淋巴结阴性的肿瘤(I期或IIA期),通常在术后给予HER2靶向治疗联合化疗。然而,省略carboplatin或缩短治疗持续时间的降阶梯策略总体显示良好结局,并降低严重毒性风险。
Timeline of Regulatory Approvals for Early Breast Cancer since 2015.T-DM1 denotes trastuzumab emtansine
三阴性乳腺癌
约15%的乳腺癌不表达HR且不高表达HER2,这一定义构成三阴性乳腺癌。该亚型缺乏成熟的靶向治疗,侵袭性强且分子异质性高。历史上,其治疗进展缓慢,结局仍差于其他乳腺癌亚型。[57] 然而,过去5年中,转移性疾病和治愈性治疗均出现新的希望。
转移性疾病
2020年,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embrolizumab获批用于治疗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KEYNOTE-355研究显示,对于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阳性肿瘤患者,在标准化疗(paclitaxel、nab-paclitaxel,或gemcitabine联合carboplatin)基础上加入pembrolizumab,可显著改善PFS和OS。[17,79]
PD-L1阳性定义为使用PD-L1 IHC 22C3 pharmDx检测时,联合阳性评分(CPS)至少为10;约40%的三阴性乳腺癌符合这一标准。CPS的计算方法为PD-L1染色阳性的肿瘤细胞、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总数除以活肿瘤细胞总数,再乘以100。
该方案一直是PD-L1阳性转移性疾病的标准一线治疗,直至2025年底ASCENT-04/KEYNOTE-D19研究结果公布。[14] 该研究将sacituzumab govitecan与pembrolizumab联合,并与化疗联合pembrolizumab进行一线比较。sacituzumab方案使中位PFS相对改善35%;OS数据尚不成熟,但该方案现已获FDA批准,并被视为PD-L1阳性疾病合理的一线替代方案。sacituzumab govitecan此前已根据ASCENT研究于2020年获批用于经治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11]
对于PD-L1阴性肿瘤,或不适合免疫检查点抑制的患者,sacituzumab govitecan和datopotamab deruxtecan作为一线治疗均显示获益。[13,16] 在III期ASCENT-03研究中,sacituzumab govitecan较医师选择的化疗显著延长PFS,即9.7个月对6.9个月;OS差异未达到显著性,这可能受到对照组在确认疾病进展后允许并实际接受交叉治疗的影响。[13]
III期TROPION-Breast02研究将datopotamab deruxtecan与标准化疗进行比较,未预设交叉治疗;研究显示PFS和OS均显著改善。[16] 2026年,这两种ADC均获FDA批准,用于PD-L1阴性或不适合免疫检查点抑制的患者。
两种药物的安全性特征不同:sacituzumab govitecan的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腹泻发生率更高,datopotamab deruxtecan则更常见口腔炎、眼部毒性及间质性肺病。在缺乏头对头比较的情况下,治疗选择需要仔细权衡疗效、给药计划及毒性特征。此外,与HR阳性疾病类似,具有相似细胞毒性载荷的ADC能否有效序贯使用仍属未知。
早期疾病
治愈性治疗也取得进展。2017年研究显示,对于标准新辅助化疗后仍有残余病灶的患者,辅助capecitabine可改善结局,因此该做法得到广泛采用。[80]
2021年,pembrolizumab根据III期KEYNOTE-522研究获批用于高风险早期三阴性乳腺癌。该研究在新辅助蒽环类、紫杉类和铂类化疗基础上加入pembrolizumab,随后继续辅助pembrolizumab,使总疗程达到1年。对于II期或III期患者,该方案显著提高病理完全缓解率,并改善EFS和OS。[18,19]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PD-L1状态如何,均可观察到上述获益。因此,在II期或III期疾病的治愈性新辅助治疗中,无需根据这一生物标志物筛选患者。
一项II期研究显示,包含紫杉类药物、铂类药物和pembrolizumab的无蒽环类新辅助方案具有良好活性。[81] 该方案正在III期SCARLET研究中进一步评估(ClinicalTrials.gov编号NCT05929768)。其他正在进行的研究则通过降阶梯和强化策略,进一步优化以治愈为目标的治疗。
总体而言,这些进展表明三阴性乳腺癌治疗正在快速变化,并为进一步讨论不同亚型的进步如何重塑由生物学特征驱动的个体化乳腺癌治疗原则奠定基础。
关键未解问题
尽管进展显著,仍有若干重要问题尚未解决。首要问题是如何对不断增加的靶向药物、免疫治疗和ADC进行最佳排序,尤其是在既往接受过靶向治疗或ADC之后。此类情境中的交叉耐药和有效用药顺序仍缺乏明确结论。
还需要发现能够在现有可操作改变(如BRCA和PIK3CA)之外可靠指导治疗选择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并确定ctDNA分析等新兴工具在用于指导治疗强化或降阶梯时,能否改善生存结局。
高效治疗快速扩展的同时,也带来重要的经济与公平性问题。近期获批的肿瘤药物疗程费用常超过六位数,新获批药物一个疗程的中位价格接近196,000美元,辅助治疗方案每位患者的费用也常超过150,000美元。[82]
成本效益分析提示,包括T-DXd在内的多种ADC,按当前价格可能无法达到普遍接受的价值阈值。[83] 随着这些治疗越来越多地用于较早期疾病,而这类患者中许多人可能治愈,如何在维持卫生系统可持续性的同时确保公平可及,将成为下一代乳腺癌研究和政策的核心挑战。
结论
乳腺癌治疗已进入治疗手段快速扩展的时期。在所有主要亚型中,靶向治疗、ADC和免疫治疗已经重塑治疗路径,并在转移性疾病和治愈性治疗中延长患者生存。
治疗决策越来越多地同时依据肿瘤亚型、分子改变和个体风险,体现向生物学指导的个体化治疗转变。随着这些进展逐步前移至疾病早期,临床医生需要在治疗强度与长期毒性、生活质量及长期生存之间取得平衡。
未来的挑战是将快速发展的证据转化为既有效又可持续的治疗策略,确保不断扩充的治疗手段能够切实改善各类乳腺癌患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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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信息来源:大叔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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