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rvalumab

Biopharma来时路｜AstraZeneca：从研发低谷到全球肿瘤巨头的重建之路 说明：本文依据AstraZeneca历年年报、公司公告、监管及正式学术发表等公开资料整理，仅用于医药行业信息交流与专业知识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诊疗建议或对公司及相关资产商业价值的最终评价。历史财务数据、研发状态和公司战略可能因统计口径及后续进展发生变化，应以企业、监管机构及正式披露的最新信息为准。 2026年的AstraZeneca，很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这似乎从来就是一家以创新药研发见长、尤其擅长肿瘤的全球制药公司。 截至2025年，公司全年总收入已经达到587亿美元，拥有16款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药物；到2026年上半年，总收入进一步达到307亿美元，其中肿瘤业务贡献141亿美元，占公司收入的46%，罕见病贡献49亿美元，占16%。截至2026年7月，公司披露的研发管线共有183个项目，其中116个新分子实体或重大生命周期管理项目已经进入II期或III期。AstraZeneca依然维持2030年总收入达到800亿美元、在本十年结束前推出至少20款新药的目标。 Tagrisso、Imfinzi、Lynparza、Enhertu、Calquence、Farxiga、Ultomiris…… 这些名字共同构成了今天AstraZeneca的产品版图。 再往研发端看，它已经不满足于小分子、单克隆抗体和传统免疫治疗。ADC、放射性偶联药物、细胞治疗、多特异性抗体以及新的递送技术，都开始进入它下一轮研发体系。2024年，公司宣布收购Fusion Pharmaceuticals以加强放射性偶联药物布局，并计划在美国Rockville投入3亿美元建设下一代细胞治疗设施；在新加坡，则计划投资15亿美元建设首个覆盖ADC完整生产流程的工厂。 如果只从今天向前看，AstraZeneca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切。 但把时间拨回十几年前，情况完全不同。 2011年，AstraZeneca收入335.91亿美元。 2012年，降到279.73亿美元。 2013年，进一步降到257.11亿美元。 两年时间，收入减少接近四分之一。仅2013年，专利到期造成的收入损失就达到约22亿美元；核心营业利润同比下降22%。当时公司自己在年报中给出的解释非常清楚：几个关键品牌失去市场独占权，仿制药竞争正在迅速侵蚀原有的收入基础。 这才是理解AstraZeneca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今天这家公司最值得研究的阶段，并不在1999年Astra和Zeneca完成合并的那一天，也不单独属于任何一款重磅药。真正改变公司命运的，是2012年前后开始的一场漫长重建。 它要解决的问题远比“开发几款新药”复杂。 一家已经拥有数万名员工、数百亿美元销售额、全球商业网络和庞大组织体系的Big Pharma，在原有重磅药专利陆续到期、研发生产率下降、新产品补充不足的情况下，究竟怎样重新建立创新能力？ AstraZeneca后来的答案，构成了过去十多年全球制药行业最值得研究的公司转型案例之一。 一、AstraZeneca其实出生于1999年，但它的两条血脉都比这早得多 严格来说，AstraZeneca是一家并不算“百年”的公司。 这个名字直到1999年才正式出现。 但如果沿着公司历史继续向前追，会看到两条完全不同的制药工业路径。 一条来自瑞典。 另一条来自英国。 1913年，一群医生和药剂师在瑞典Södertälje创立Astra AB。此后几十年间，Astra逐渐建立研发、制造和国际商业化能力。1954年，公司在Gothenburg建立Astra Hässle研发基地，1955年又建立位于Lund的Astra Draco研发基地；1982年，Astra与Merck & Co.达成美国市场合作。 另一条线则从英国化学工业开始。 1926年，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也就是后来经常被简称为ICI的英国大型化工集团成立。ICI后来进入制药业务，并在参与青霉素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于1957年正式建立ICI Pharmaceuticals。1988年，曾供职于ICI Pharmaceuticals、因β受体阻滞剂等研究闻名的James Black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两条路线从一开始就带有不同气质。 Astra更像是一家逐渐国际化的欧洲专业制药企业。 ICI Pharmaceuticals背后则有大型化学工业集团的工程化、规模化与科研体系。 1993年，ICI进行重大公司重组，将制药、农化和特种化学相关业务分拆，Zeneca Group PLC由此形成。六年之后，Astra AB与Zeneca PLC合并，AstraZeneca PLC正式诞生。 把这段历史简单概括成“Astra和Zeneca于1999年合并”并没有错，却会遗漏当时制药行业的大环境。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制药业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依赖规模的时代。 一款成功的重磅药物，需要越来越庞大的全球临床开发体系，需要面对美国、欧洲、日本等多个监管体系，需要建立全球市场准入和销售网络，还要承担不断上升的研发成本。 规模开始越来越重要。 因此，1999年的AstraZeneca首先是一场工业能力的汇合。 研发、制造、全球销售网络、不同治疗领域的产品组合，以及持续投入新药开发所需要的现金流，被装进了一家更大的制药公司。 但这一模式也同时埋下了一个隐患。 规模能够摊薄研发和商业成本，却无法保证新药一定能够持续产生。 这会成为十多年以后AstraZeneca最棘手的问题。 二、重磅药时代：一家典型Big Pharma的黄金商业模型 要理解AstraZeneca后来的危机，需要先理解它为什么曾经那么成功。 2008年的AstraZeneca拥有11款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药物。 其中Nexium当年销售额约52亿美元，Seroquel约44.5亿美元，Crestor约36亿美元，Symbicort约20亿美元，Arimidex约18.6亿美元。公司全年研发投入约52亿美元。 一年后的2009年，Crestor收入已经增长到45亿美元左右，Seroquel接近49亿美元；Nexium仍然贡献接近50亿美元。 这就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大型制药公司的经典商业模型。 先发现一个足够重要的靶点或者治疗机制。 开发出药物。 完成大型III期临床试验。 取得主要市场批准。 依靠专利和其他市场独占权建立一段时间的保护期。 随后利用全球商业体系迅速扩张。 如果药物进入高血压、高血脂、胃食管反流、精神疾病、糖尿病等大患者群体，单个产品就有可能贡献几十亿美元年收入。 一款药的利润继续支持下一批研发项目。 成功产品越多，公司越有能力承担临床失败。 于是形成一个循环： 已经上市的重磅产品提供现金流，现金流支持高风险研发，研发再产生下一代重磅产品。 AstraZeneca曾经非常适应这种体系。 问题在于，它对“下一代产品”的要求极其残酷。 一个拥有几十亿美元销售额的老产品失去独占权之后，新产品不能只是“成功”。 它还必须足够大。 如果一个年销售50亿美元的产品进入仿制药竞争，而新上市药物只能做到5亿或者10亿美元销售额，那么从医学角度看，新药依然可能非常有价值；从大型药企的财务结构看，却无法填补原产品留下的缺口。 这也是“专利悬崖”真正可怕的地方。 它不是收入缓慢下降。 在仿制药充分竞争的市场里，独占权到期后，原研药价格和份额都可能快速受到冲击。 而研发端从靶点发现到上市通常需要多年。 也就是说，今天看到的收入断层，很可能源于十年前研发组合中的不足。 三、AstraZeneca其实很早就意识到“小分子Big Pharma”已经不够 今天回头看，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AstraZeneca后来的生物药能力，并不是在2012年危机以后才开始建设。 早在2005—2007年，它已经连续做出几笔后来显得非常重要的交易。 2005年，AstraZeneca收购KuDOS Pharmaceuticals，以加强肿瘤领域。 2006年，公司收购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y，也就是CAT。 2007年，又完成MedImmune收购。 AstraZeneca官方后来把CAT和MedImmune放在同一条历史线上，认为这两笔交易使公司在生物药技术领域建立了重要地位。 这一段历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公司收购了几个Biotech”。 KuDOS带来的是DNA损伤修复领域的科学资产和能力。 CAT代表抗体发现技术。 MedImmune则进一步带来完整的生物药研发、临床、制造和商业化体系。 从今天看，这些能力后来会分别与AstraZeneca在PARP抑制剂、抗体、免疫治疗乃至ADC时代的发展产生联系。 这也说明一个重要事实： 大型药企的能力建设往往比最终产品成功提前很多年。 今天看到一款药物上市，很容易寻找一个确定的“成功起点”。 但真正的研发体系往往由许多早期投资叠加而成。 有些项目失败。 有些平台在几年内看不到回报。 有些收购在完成时甚至会受到质疑。 只有时间足够长，才能看清这些能力究竟有没有真正沉淀。 然而，即使AstraZeneca已经开始建设生物药能力，它依然无法逃脱即将到来的收入危机。 因为组织能力可以提前建立，专利悬崖却不会等待下一代管线成熟。 四、2011—2013：真正的危机并不只是专利到期 2011年到2013年的数字非常直观。 335.91亿美元。 279.73亿美元。 257.11亿美元。 两年减少约79亿美元。 2013年，AstraZeneca销售额按固定汇率计算下降6%，核心营业利润下降22%。公司明确指出，虽然Brilinta、糖尿病业务、呼吸业务、新兴市场和日本等增长平台合计增加了约12亿美元收入，但仍不足以抵消专利到期造成的约22亿美元收入损失。 这已经不仅是一款药的麻烦。 它暴露的是典型的Big Pharma“更新换代失配”。 旧产品正在快速衰退。 下一代产品尚未形成足够大的收入。 研发周期又无法压缩到一年两年。 于是公司进入最危险的阶段：既要承受当前利润下降，又不能为了保护短期利润而大幅削减那些可能在五年、十年以后产生回报的研发投入。 这类问题很容易在财务逻辑和研发逻辑之间形成冲突。 从财务端看，收入下降意味着成本需要调整。 从研发端看，新药产出不足意味着理论上更应该增强研发。 但研发投入本身并不能保证研发生产率。 多投10亿美元，并不会自动多出一款成功药物。 如果疾病选择错误、靶点质量不足、决策链条过长、组织之间缺乏协同、临床开发策略不合理，再多资源也可能被低质量项目消耗。 因此，2012年的AstraZeneca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已经不是“怎样熬过几款药的专利到期”。 它需要回答一个更困难的问题： 这家公司还能不能稳定地产生下一代新药。 五、2012年10月，Pascal Soriot接手的首先是一套需要重新配置的研发机器 Pascal Soriot于2012年10月正式出任AstraZeneca CEO。 几个月以后，2013年3月，公司对外公布了一套新的战略框架。 其中有两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Return to Growth。 以及： Achieve Scientific Leadership。 AstraZeneca当时提出，要把资源更加集中到少数核心治疗领域；加速Phase II资产进入后期开发；增加specialty care产品比重；重新建设R&D engine；简化组织；提高决策效率；同时利用BD和并购补强管线。 这一战略后来经常被概括成“Soriot重视科学”。 这句话没有错，但远远不够。 因为一家Big Pharma真正的研发转型，不可能只靠一句“重视创新”。 AstraZeneca做的是资源重新配置。 2013年，公司将大分子和小分子的主要研发投入聚焦到三个核心领域： 呼吸、炎症与自身免疫； 心血管与代谢； 肿瘤。 感染与疫苗、神经科学仍保留一定活动，但投入模式更加机会导向。 这背后的含义很重要。 研发战略的核心并不只是决定“做什么”。 同样重要的是决定“不重点做什么”。 每一家大型药企都会面对大量科学机会。 真正稀缺的资源通常不是idea，而是高质量的人才、临床患者、管理注意力、资本以及能够承担III期开发的组织能力。 如果一家企业同时把十几个治疗领域都当成战略优先级，最后往往等于没有优先级。 AstraZeneca开始缩小战场。 而肿瘤后来成为这场资源重新配置中最重要的方向。 六、研发组织也被一起拆开重建 治疗领域聚焦只是第一层。 第二层是研发组织本身。 2013年，AstraZeneca提出把研发、开发以及部分商业团队更集中地部署在几个战略性科研中心，并强化与全球生命科学集群的连接。公司当时明确提出，靠近大型bioscience clusters，可以让内部研究人员更容易与外部学术机构、Biotech以及彼此协作。 这听起来像办公地点调整，实际上是研发组织理论的改变。 传统跨国药企很容易随着几十年扩张形成大量历史遗留中心。 一项早期研究在一个国家。 另一个团队在另一座城市。 临床团队又在其他地方。 不同并购带来的组织保持原有体系。 层级越来越多。 决策链越来越长。 最终，一款药从科学发现到开发决策之间存在大量组织摩擦。 AstraZeneca试图降低这种摩擦。 与此同时，公司提出建立更自主的大分子和小分子biotech单元，提高创新效率和决策速度，并增加对novel biology和personalised healthcare的重视。 这里的“personalised healthcare”尤其值得注意。 因为它后来会与AstraZeneca肿瘤业务形成高度一致的研发风格： 不是把肺癌简单视为一种疾病； 而是继续拆分EGFR突变、ALK、HER2、MET以及不同耐药机制。 不是把卵巢癌视为单一人群； 而是寻找BRCA、HRD等分子特征。 研发从按器官分类，进一步走向按分子生物学分类。 这需要的不只是药物化学。 还需要诊断、转化医学、biomarker、临床样本、生物信息以及越来越复杂的患者分层能力。 2013年的这轮改革，因此可以视为AstraZeneca后来精准肿瘤模式的组织前提之一。 改革也伴随着相当大的成本。 AstraZeneca当时公布的Phase 4重组计划预计在2013—2016年期间减少约5050个岗位，涉及R&D footprint、销售和管理体系等多个部分，预计产生23亿美元一次性重组费用。 所以这并不是一场温和调整。 它意味着关闭、迁移、人员变化、项目选择以及资源重新分配。 Big Pharma的研发重构，本质上经常是一场组织手术。 七、2014年的Pfizer收购战，把整个转型推到公众面前 如果要给AstraZeneca过去二十年的历史选择一个最具有戏剧性的节点，2014年的Pfizer收购事件几乎无法绕开。 当时AstraZeneca仍处于收入低谷。 很多后来证明价值巨大的管线资产，还远没有成为今天的重磅药。 Pfizer却希望收购这家公司。 2014年5月，Pfizer最终给出的方案价值约为每股55英镑，由现金和Pfizer股票组成。AstraZeneca董事会拒绝了这一报价。 站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容易把这件事写成一场“AZ坚持科学，最终证明自己正确”的胜利故事。 但如果站回2014年，情况没有这么简单。 当时摆在股东面前的，是两个不同时间尺度的价值。 一个是眼前可以计算的收购溢价。 另一个是尚未验证的研发管线。 AstraZeneca当时向股东提出的核心论据之一，就是公司正处于pipeline价值开始释放的拐点。公司估算其后期管线经风险调整后的峰值年销售潜力约230亿美元，并提出2017年以后恢复稳定增长、2023年年收入超过450亿美元的目标。 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承诺。 因为2013年收入只有257亿美元。 也就是说，管理层实际上在告诉资本市场： 今天看到的利润下降，并不能代表这家公司的长期价值。 真正需要定价的是尚未完全兑现的研发资产。 Pfizer和AstraZeneca的分歧，也不仅仅是价格。 AstraZeneca董事会公开表达了对大规模成本削减、R&D能力下降以及并购整合可能破坏管线开发的担忧。 这场收购战因此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公开实验。 一边是大型并购能够带来的规模、成本协同和财务价值。 另一边是保持独立、继续投入尚未成熟的研发管线。 最终AstraZeneca选择了后者。 接下来几年，公司需要用真实的临床数据证明这个选择。 八、Tagrisso：AstraZeneca重建之后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款药 如果需要寻找一款最能代表“新AstraZeneca”的药，osimertinib可能比任何其他产品都更合适。 它后来成为Tagrisso。 最初，它面对的是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耐药。 第一代EGFR TKI已经证明，按照driver mutation选择患者，可以显著改变部分肺癌患者的治疗结果。 但靶向治疗很快遇到一个基本规律。 癌细胞会在药物选择压力下继续进化。 在相当一部分EGFR TKI耐药患者中，EGFR T790M成为重要的获得性耐药机制。 这使药物研发问题发生变化。 第一步是： 怎样抑制EGFR突变。 第二步变成： 怎样抑制已经在第一代药物压力下重新进化的EGFR。 AZD929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发。 2015年11月，FDA批准Tagrisso用于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转移性NSCLC患者。AstraZeneca当时特别强调，从首次临床试验开始到获得批准只用了略多于两年半时间。 这款药的意义随后迅速扩大。 如果它只能解决“二线耐药”，它依然会是一款重要药物。 但AstraZeneca进一步把它向更早期治疗推进。 FLAURA研究证明，在既往未接受治疗的EGFR突变晚期NSCLC中，osimertinib相较早期EGFR TKI取得更好的生存结果；研究后续发表的总生存分析中，osimertinib组中位OS达到38.6个月。 再往后，ADAURA把osimertinib推入EGFR突变早期肺癌术后辅助治疗。 于是Tagrisso完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精准肿瘤药物生命周期： 先从明确耐药突变的小患者亚群切入； 建立强烈的临床proof of concept； 再向一线推进； 再向早期疾病推进； 最终从“耐药药物”变成一个跨疾病阶段的EGFR治疗平台。 这种开发方式后来会不断出现在AstraZeneca身上。 找到足够强的biology。 建立高度可识别的患者亚群。 快速获得临床信号。 随后通过大型随机试验不断向更早线、更广适应症和组合治疗扩张。 这和传统“开发一款大人群慢病药”的Big Pharma逻辑已经有明显差异。 九、Lynparza：AstraZeneca开始真正建立“科学平台”，而不只是重磅产品 如果Tagrisso代表tumour drivers与耐药，Lynparza代表的是另一种思维： DNA Damage Response。 PARP抑制剂背后的基础科学逻辑来自synthetic lethality，也就是合成致死。 简单理解，在某些肿瘤细胞中，一条DNA修复通路已经因为BRCA1/2等缺陷而受损；再通过药物抑制PARP相关修复能力，就可能把肿瘤细胞推过无法维持基因组稳定性的阈值。 这一模式有一个重要特点。 药物靶点PARP本身并不能完整定义患者。 真正决定药物敏感性的，是肿瘤背后的DNA修复状态。 这会进一步推动伴随诊断、BRCA检测和HRD等biomarker的发展。 Lynparza最初从卵巢癌等场景发展，后来逐步进入乳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等多个BRCA/HRR相关肿瘤领域。 SOLO1研究尤其改变了PARP抑制剂的位置：在新诊断、BRCA突变的晚期卵巢癌患者中，olaparib一线维持治疗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使PARP从复发后治疗进一步走向更早疾病阶段。 这里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Lynparza卖了多少。 它让AstraZeneca开始形成“平台型研发”的意识。 所谓科学平台，是同一套生物学理解可以不断产生下一代问题： PARP抑制为什么有效？ 哪些患者更敏感？ BRCA之外还有哪些HRR缺陷？ 耐药如何形成？ PARP1和PARP2能否进一步分离？ 能否进入脑转移或中枢肿瘤？ 能否和其他DNA damage response机制组合？ 当研发问题从“一款药做几个适应症”继续深入到“一个生物学领域还能产生哪些药物”时，公司拥有的就不再只是产品。 它开始拥有可以连续生成资产的科学空间。 十、Imfinzi：免疫治疗给AstraZeneca带来的并非第一名，而是另一条持续扩展的轴 AstraZeneca进入免疫肿瘤时，并不是这个领域最早建立商业统治力的公司。 PD-1/PD-L1赛道很快形成激烈竞争。 Merck的Keytruda和BMS的Opdivo已经建立非常强的市场存在。 AstraZeneca的durvalumab，也就是Imfinzi，选择了一条很有代表性的路线。 PACIFIC研究把durvalumab用于不可切除III期NSCLC患者同步放化疗之后的巩固治疗。 2017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durvalumab显著改善无进展生存；随后的总生存分析进一步确认生存获益。 这一结果的重要性，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治疗阶段。 传统上，这类患者完成放化疗以后，缺少有效的后续系统治疗策略。 PACIFIC把免疫治疗插入了这个空白窗口。 这也是AstraZeneca后来肿瘤开发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思路： 它不一定需要在已经极度拥挤的晚期治疗中正面复制竞争者。 寻找新的疾病阶段、新的组合和新的治疗窗口，同样能够建立独立位置。 随后Imfinzi逐步向小细胞肺癌、肝癌、胆道肿瘤以及围手术期等不同场景扩展。 到这里，AstraZeneca的肿瘤体系已经不再依赖单个机制。 它同时拥有精准靶向、DNA损伤修复和免疫治疗三条主轴。 而真正让其肿瘤战略发生下一次变化的，是ADC。 十一、Enhertu：AstraZeneca学会了另一件事——伟大的创新不需要全部诞生在自己内部 2019年3月，AstraZeneca与Daiichi Sankyo达成全球合作，共同开发和商业化trastuzumab deruxtecan，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Enhertu。日本市场权益主要由Daiichi Sankyo保留，制造和供应也由Daiichi Sankyo负责。 对于理解AstraZeneca，这笔交易非常关键。 因为它代表Big Pharma创新模式的一个重要变化。 在传统想象中，一家优秀制药公司的核心能力似乎应该是： 自己发现靶点； 自己设计分子； 自己做临床； 自己把药上市。 这种完全内部化的模式当然仍然存在。 但现代生命科学创新分布得越来越分散。 大学实验室、小型Biotech、中型Pharma以及不同国家的研发体系，都可能产生关键技术。 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型药企如果只依赖内部发现，反而会人为缩小自己的创新来源。 因此，一家现代Big Pharma的研发能力，需要增加另一层： 识别外部创新。 Enhertu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Daiichi Sankyo拥有其DXd ADC技术体系。 AstraZeneca提供的价值则更多体现在全球开发、临床战略、监管、市场覆盖以及继续扩大适应症边界的能力。 这不是简单“买一个药”。 真正困难的部分是：在资产价值尚未完全被验证之前，判断它是否值得下注。 十二、HER2-low改变的不只是一款ADC的市场，而是疾病分类方式 Enhertu后来的发展之所以值得写进AstraZeneca公司史，并不只是因为它成为一款重磅ADC。 更重要的是，它参与改变了乳腺癌临床中的HER2分类逻辑。 过去，HER2靶向治疗的核心人群主要是明确HER2阳性的患者。 但ADC的出现改变了对抗原表达水平的要求。 抗体需要承担靶向和内化，而真正造成强烈细胞毒作用的是偶联payload。 具有膜通透性等特征的payload还可能产生bystander effect，对邻近肿瘤细胞造成杀伤。 这意味着“HER2表达不够高，所以不属于传统HER2阳性”并不必然等于“HER2没有治疗意义”。 DESTINY-Breast04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思路。在既往接受治疗的HER2-low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trastuzumab deruxtecan相较医生选择的标准化疗显著改善临床结局。 这件事很有象征性。 精准医学经常被理解为把患者切得越来越窄。 找到一个突变。 选择一个小群体。 给予一个高度特异的靶向药。 ADC显示出的另一种方向是： 通过药物工程能力改变一个biomarker的可利用边界。 HER2从过去相对二元的“阳性/阴性”，进一步进入HER2-low甚至更低表达水平的讨论。 也就是说，药物本身的发展反过来重构了疾病分类。 对于AstraZeneca而言，这进一步强化了一个战略判断： 下一代肿瘤治疗竞争，不会只发生在新的靶点。 也会发生在新的modalities。 十三、从一款Enhertu到ADC平台，公司的战略再次发生变化 2020年，AstraZeneca与Daiichi Sankyo继续合作开发datopotamab deruxtecan，也就是Dato-DXd。 到2024年，公司决定在新加坡投入15亿美元建设自己的首个ADC端到端制造设施，计划覆盖抗体生产、payload和linker相关生产、偶联以及最终制剂等完整流程。 这说明AstraZeneca对ADC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 最初，它通过合作获得一个优秀外部资产。 随后，它增加第二款ADC合作。 再往后，ADC成为公司内部长期技术平台之一，并开始建设相匹配的制造基础设施。 这是大型药企经常出现的一条能力形成路径： 先通过BD进入。 通过临床开发验证。 逐渐形成内部知识和人才。 增加更多管线。 最终把技术变成组织能力。 因此，外部创新和内部研发并不存在简单对立。 真正强的公司，往往能够把外部创新吸收到内部体系里。 十四、AstraZeneca的肿瘤成功，本质上来自四种不同能力开始互相叠加 把Tagrisso、Lynparza、Imfinzi和Enhertu放在一起，会发现它们的成功逻辑并不相同。 Tagrisso依赖对driver mutation及耐药生物学的理解。 Lynparza来自DNA damage response和synthetic lethality。 Imfinzi来自肿瘤免疫以及对治疗阶段的重新设计。 Enhertu则把抗体工程、linker、payload、biomarker和外部合作结合在一起。 这意味着AstraZeneca后来的肿瘤地位并不是靠押中了一款“超级药”。 它建立的是多个可以同时运行的研发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AstraZeneca会继续向更复杂的技术扩展。 公司目前将ADC和放射性偶联药物列入下一代肿瘤治疗平台，并在2024年收购Fusion Pharmaceuticals，加强actinium等放射性偶联药物布局。与此同时，公司也在继续建设细胞治疗能力。 背后的逻辑其实与十年前类似： 一旦某种技术被认为可能改变未来治疗标准，就不能只拥有一款产品。 需要逐渐形成从发现、临床、biomarker到制造的完整能力。 这就是“产品公司”和“平台型制药公司”的区别。 十五、但如果只有肿瘤，AstraZeneca依然面临新的集中风险 到2010年代末，AstraZeneca已经越来越像一家oncology-led company。 这当然是成功。 但成功本身也会制造新的问题。 如果越来越大比例的增长来自同一个治疗领域，那么公司会越来越依赖该领域持续保持高增长。 肿瘤市场很大，却也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创新药领域之一。 PD-1/PD-L1、EGFR、HER2、PARP、ADC等多个赛道都在快速拥挤。 新机制不断出现。 标准治疗不断前移。 已有药物的生命周期虽然可以通过新适应症延长，却终究存在专利期限。 因此，当AstraZeneca走出2012年的专利悬崖之后，它必须避免在十几年后再次面对类似问题。 这就引出了Alexion。 十六、390亿美元Alexion收购：这不是补几款药，而是在购买另一套疾病世界 2020年12月，AstraZeneca宣布收购Alexion。 交易对Alexion股东的总对价约390亿美元。 2021年7月，交易正式完成，AstraZeneca由此建立Rare Disease业务。 从金额看，这是一次大型并购。 从战略结构看，它的意义比金额更值得研究。 Alexion最核心的能力之一来自补体生物学。 Soliris和后来更长效的Ultomiris围绕C5形成了一套高度专业化的罕见病业务。 这类疾病与大众慢病、常见肿瘤有完全不同的研发和商业逻辑。 患者人数可能很少。 疾病诊断困难。 自然史研究非常重要。 临床试验招募困难。 医生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专科中心。 企业需要建设患者识别、诊断教育、全球罕见病网络以及长期疾病管理体系。 因此，当AstraZeneca收购Alexion时，它获得的不只是几个已上市产品的现金流。 它买入的是一种原本并不属于AstraZeneca核心能力的研发—商业化模型。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能力型并购”。 十七、Alexion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增长引擎需要分散 到2026年上半年，AstraZeneca的Rare Disease业务收入已经达到49亿美元，同比增长11%，约占公司总收入16%。与此同时，肿瘤业务占46%。 这个结构已经说明Alexion被纳入公司之后的意义。 AstraZeneca现在至少拥有三套差异明显的业务基础： 肿瘤； BioPharmaceuticals，包括心血管、肾脏、代谢以及呼吸与免疫等； 罕见病。 它们面对的患者群、商业模式、竞争格局和研发逻辑都不同。 这种组合本身就是风险管理。 对于一家年收入已经接近600亿美元的大型药企，增长很难长期依赖一两款产品。 真正需要建立的是多个相互独立但可以共享研发、临床、制造和全球商业基础设施的增长引擎。 这也是为什么AstraZeneca收购Alexion不能简单理解成“肿瘤公司进入罕见病”。 更准确的理解是： 一家已经通过肿瘤完成第一次转型的Big Pharma，又开始为下一个十年重新配置自己的风险。 十八、COVID-19疫苗是一段特殊历史，它展示的是另一种大型制药能力 2020年，AstraZeneca与牛津大学达成合作，负责一款COVID-19疫苗的全球开发和供应，并承诺疫情期间按非盈利原则广泛供应。 如果只按照长期产品收入判断，这并不是AstraZeneca转型史最核心的商业资产。 但它揭示了另一种经常被低估的Big Pharma能力： 规模化执行。 实验室可以发现科学。 Biotech可以创造平台。 但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要把候选疫苗推入大型临床试验、与监管机构持续沟通、扩张到全球制造网络、建立供应协议并覆盖大量国家，需要完全不同的组织能力。 大型制药企业的价值，并不只存在于发现阶段。 开发、监管、生产、质量、供应链和全球交付同样是医药创新链的一部分。 这一点也能帮助理解Enhertu这样的合作为什么成立。 Daiichi Sankyo并不需要把所有全球开发能力复制成另一个AstraZeneca。 双方可以在不同环节贡献不同能力。 现代制药产业越来越像一个分工网络。 谁能够把这些能力组合得更有效，谁就可能放大单个科学创新的价值。 十九、AstraZeneca真正变化的，是它对“研发”的定义 回头看2012年的AstraZeneca，研发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生产率问题。 老产品到期。 新产品不够。 因此最直观的目标是： 让pipeline重新产生药物。 但十几年以后，公司的研发体系已经明显扩大。 它不再只是寻找传统小分子。 2025年年报把“加速治疗modalities平台”列为战略重点之一。到2026年，公司公开管线覆盖Oncology、Cardiovascular/Renal/Metabolism、Respiratory & Immunology、Rare Disease等领域，共有183个研发项目。 肿瘤领域又进一步向ADC、radioconjugates、cell therapy和多特异性生物药等方向扩展。 这代表一种更深层的变化。 过去可以把药企研发理解成： 找靶点。 做分子。 筛化合物。 做临床。 现在越来越多项目需要在一开始就同时解决： 患者是谁； biomarker是什么； 需要哪一种药物形式； 药怎样到达组织； 怎样进入细胞； 怎样获得足够治疗窗； 是否需要伴随诊断； 能否和已有药物形成组合； 制造是否可规模化； 临床终点应该怎样设计。 “一个靶点对应一个药”的线性模式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够。 AstraZeneca的转型，恰好发生在整个制药工业从blockbuster时代向precision medicine和platform medicine迁移的过程中。 它既是转型的参与者，也是这一变化的一个缩影。 二十、2013年最重要的决定，也许并不是选择了肿瘤 今天看结果，很容易认为AstraZeneca当时“选对了肿瘤”。 这确实重要。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2013年真正具有长期意义的决策可能更抽象。 公司开始把资源配置建立在“哪里拥有足够强的科学基础和竞争能力”之上。 它没有把所有旧业务都维持成同等优先级。 也没有为了填补收入缺口大量追逐短期产品。 公司明确提出要增加specialty care比重，重新建设R&D engine，把内部研发部署到重要科学集群，同时增加BD、in-licensing和bolt-on acquisition。 这几件事后来分别演化成不同结果。 内部研发产生Tagrisso。 早期收购和合作能力沉淀到Lynparza等项目。 Daiichi Sankyo合作带来Enhertu。 Alexion大型并购建立Rare Disease。 Fusion等交易又继续补充新modalities。 也就是说，AstraZeneca最终建立的并不是一种单一创新模式。 它形成的是一个 创新组合系统 。 有些资产自己发现。 有些技术自己建设。 有些能力通过小型收购获得。 有些药物来自全球合作。 有些领域则通过大型并购整体进入。 大型药企真正需要擅长的，已经从“什么都自己做”，转变为“知道什么应该自己做、什么值得合作、什么值得购买，以及什么时候下注”。 这是一种资本配置能力，也是一种科学判断能力。 二十一、Pfizer收购案十年以后，真正被验证的是“pipeline可以被经营” 2014年AstraZeneca拒绝Pfizer时，最容易受到质疑的地方恰恰是pipeline估值。 研发管线和已上市药物不同。 它充满概率。 I期可能失败。 II期可能失败。 III期仍然可能失败。 监管也可能出现问题。 因此，把几十亿美元甚至数百亿美元价值建立在尚未成功的项目上，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判断。 AstraZeneca当年提出2023年收入超过450亿美元。 最终，公司2023年总收入达到458亿美元左右；2025年进一步达到587亿美元。2024年，公司又把下一阶段目标提高到2030年800亿美元，并计划本十年推出至少20款新药。 这并不意味着2014年的每个预测都完美实现。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AstraZeneca后来证明，一家大型药企的pipeline并不只是等待自然成熟的一篮子项目。 它可以通过资源投入、临床策略、生命周期管理、组合治疗、外部合作和不断淘汰低价值项目被主动经营。 Tagrisso最初解决T790M耐药，后来进入一线、辅助以及更广泛疾病阶段。 Lynparza从较窄的BRCA相关适应症不断扩大。 Imfinzi从一个PD-L1抗体发展出跨多个瘤种、多个疾病阶段的体系。 Enhertu从HER2阳性进一步进入HER2-low等人群。 这些产品价值的增长，很大一部分发生在第一次获批以后。 因此，所谓pipeline value并不完全存在于审批之前。 一家公司是否具备把一个临床成功资产持续扩展成franchise的能力，同样决定最终价值。 二十二、这也是为什么“发现能力”不能单独解释AstraZeneca的成功 如果把AstraZeneca的转型简单归结为“研发变强了”，还是会遗漏很多东西。 新药研发至少存在几个彼此不同的能力层级。 第一层是发现高质量生物学。 第二层是设计出真正能够调控它的药物。 第三层是把药推进人体并快速获得可解释的临床信号。 第四层是设计能够证明患者获益的注册性试验。 第五层是建立biomarker和患者选择体系。 第六层是继续开发更多适应症、组合和疾病阶段。 第七层是全球监管和商业化。 第八层是制造。 而AstraZeneca这十几年的真正变化，是越来越多层级开始同时成熟。 Tagrisso的快速开发代表临床执行。 Lynparza代表biomarker和机制驱动。 Enhertu代表外部创新判断与全球放大。 Alexion代表大型资本配置。 新加坡ADC工厂以及放射性药物、细胞治疗布局则进一步把复杂制造纳入下一阶段竞争。 因此，很难找到一个单一变量解释它的转型。 这也是制药行业最容易被低估的一点： 一家大型药企的竞争优势通常不是某一个实验室、某一位CEO或某一个爆款药。 它来自多个系统长期叠加。 二十三、AstraZeneca也没有摆脱大型药企最古老的问题 写到这里，如果把AstraZeneca描述成一个完成转型以后便进入永久增长的公司，同样会产生误导。 制药行业不存在永久解决专利悬崖的方法。 Tagrisso今天是重要增长产品，未来也会面对生命周期。 Enhertu今天快速扩展，ADC领域竞争也正在迅速增加。 免疫治疗早已进入高度拥挤市场。 PARP领域经历过适应症调整、安全性与长期生存数据重新评估。 心血管、肾脏和代谢市场同样进入SGLT2、GLP-1以及更多新机制竞争。 Rare Disease也会面对补体领域越来越多新进入者。 AstraZeneca解决2012年问题的方法，最终并不是让专利悬崖消失。 它只能让公司拥有更大的概率，在上一批产品衰退之前产生下一批产品。 这就是制药公司的宿命。 一家研发型企业永远处于产品更新周期中。 所谓“完成转型”，在这个行业里更多意味着： 从一次性的产品成功，变成能够重复承担失败、继续产生新资产的组织。 二十四、2026年的AstraZeneca正在为2030年以后再次下注 截至2026年上半年，AstraZeneca仍然保持2030年800亿美元收入目标。同期肿瘤业务收入141亿美元，同比增长15%；Rare Disease收入49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公司在主要市场自2025年末以来已经获得30项批准。 但比短期收入更值得关注的是公司正在投资什么。 2024年，收购Fusion，加强radioconjugates。 同年，宣布美国Rockville下一代细胞治疗设施投资。 新加坡建设ADC端到端制造基地。 2025年宣布在美国至2030年投资500亿美元用于制造和研发，并在北京建设新的全球战略研发中心；2026年又宣布到2030年在中国投入150亿美元，扩大研发和制造能力。 这些投资未必全部会成功。 放射性偶联药物是否能够建立足够大的治疗窗口？ 实体瘤细胞治疗能否真正解决肿瘤微环境、持久性和制造等问题？ 下一代ADC能否继续改善疗效与毒性之间的平衡？ 新机制能否在已经拥有高标准治疗的疾病中证明额外临床价值？ 这些都没有确定答案。 但这恰好是研发型药企正常的状态。 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它能否保证每次下注正确。 而是它有没有能力持续生成足够多、高质量、彼此独立的下注机会。 二十五、从1999到2012，再从2012到2026，是两家几乎不同的AstraZeneca 1999年的AstraZeneca由两家成熟欧洲制药公司合并而来。 它拥有全球规模、成熟商业体系、大量小分子药物和经典blockbuster。 这种结构帮助它成为世界大型制药公司。 但规模本身并没有保护它免受专利悬崖和研发生产率下降。 到了2012年，公司已经站在传统Big Pharma模式最典型的困境里： 旧药太大。 新药太少。 组织太复杂。 研发周期太长。 收入正在下降。 后来发生的事情，可以理解成第二次“合并”。 只不过这次并没有两家公司签署合并协议。 被重新组合的是公司内部的能力。 小分子和生物药。 基础科学和转化医学。 精准诊断和临床开发。 内部研发和外部合作。 产品开发和资本配置。 肿瘤、BioPharmaceuticals和Rare Disease。 这些能力经过十多年重新排列，最终形成今天的AstraZeneca。 二十六、Soriot当然重要，但把一切归功于一个CEO会低估制药研发 AstraZeneca的转型几乎不可避免地与Pascal Soriot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有充分理由。 他在公司最困难的阶段接任CEO。 2013年的战略聚焦、研发组织调整、2014年拒绝Pfizer，以及随后长期坚持研发投入，都发生在他的任期。 但制药行业存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尺度。 一个2015年上市的药，很可能来自很多年前已经开始的化学、生物学和转化研究。 一笔2006年的收购，可能到十几年以后才真正显示出战略价值。 一个III期成功，又可能依赖几百家临床中心和数千名患者。 因此，很难把任何Big Pharma的研发复兴归结为一个人的决定。 更合理的理解是： 管理层决定资源往哪里流。 科学家决定哪些假设值得验证。 临床团队决定怎样把假设转化成患者证据。 BD团队把外部创新带进公司。 监管、生产和商业体系把资产真正推向全球。 资本市场则决定一家收入正在下降的公司，究竟有没有足够时间完成这一过程。 AstraZeneca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环节在2012年以后逐渐形成了正向反馈。 产品成功提高现金流和组织信心。 成功吸引更多人才和合作机会。 更多优质合作扩大pipeline。 pipeline又产生下一批产品。 当这个循环形成以后，公司才真正走出了原来的专利悬崖。 二十七、从AstraZeneca理解现代Big Pharma：内部研发已经只是创新体系的一部分 如果把AstraZeneca的历史再抽象一层，可以看到现代Big Pharma正在发生的一种结构性变化。 20世纪大型药企经常追求完整垂直整合。 实验室在公司内部。 化学在内部。 动物实验在内部。 临床在内部。 制造在内部。 商业化也在内部。 这种模式今天仍然存在，但边界已经越来越开放。 Enhertu来自Daiichi Sankyo。 Lynparza历史上也经历复杂的资产与合作演化。 Alexion通过大型并购整体加入。 Fusion通过收购进入radioconjugates体系。 更多早期技术则通过license、academic collaboration和Biotech合作进入。 现代大型药企越来越像一个创新网络的中心节点。 内部科学仍然重要。 但同等重要的是有没有能力判断外部科学。 如果一家Big Pharma拥有巨大的销售网络，却不能识别高质量创新，它会逐渐变成商业化公司。 如果只会收购，却没有足够内部科学能力判断什么值得买，它又可能不断支付高额溢价购买低质量资产。 真正困难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 足够强的内部科学，使公司能够理解外部创新。 足够开放的外部合作，又避免内部研发成为封闭系统。 AstraZeneca过去十多年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正发生在这个平衡点上。 二十八、最终决定AstraZeneca能否继续成功的，也不会是今天这批重磅药 2025年，AstraZeneca拥有16款blockbuster。 这当然是一个重要数字。 但回顾它自己的历史，会发现“有很多重磅药”并不能保证未来。 2008年，它已经拥有11款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药物。 几年以后，依然进入严重收入下滑。 这可能是AstraZeneca历史里最值得记住的对照。 2008：11款blockbuster。 2013：收入跌至257亿美元。 2025：16款blockbuster。 它提醒所有大型药企： 今天的产品组合再漂亮，也只能解释今天。 真正决定2035年的，是2026年的pipeline。 而真正决定2040年的，甚至可能是今天还没有进入临床的技术。 所以当AstraZeneca提出2030年800亿美元收入目标时，问题从来不只是Tagrisso、Imfinzi、Enhertu还能增长多少。 更重要的问题是： 在它们以后，还有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公司把“next wave of pipeline innovation”和新的therapeutic modalities放在战略核心位置。 二十九、AstraZeneca留下的真正案例：大型药企怎样重新获得“创新的时间” 专利悬崖其实是一种时间问题。 旧产品的生命倒计时已经开始。 新药开发的时钟却无法随意加速。 当两者无法衔接，公司就会出现断层。 2012年的AstraZeneca，正处在这个断层里。 它后来真正得到的，并不只是几款成功药。 它重新获得了时间。 Tagrisso提供新的增长周期。 Lynparza提供新的增长周期。 Imfinzi提供新的增长周期。 Enhertu提供新的增长周期。 Farxiga等BioPharmaceuticals资产继续贡献另一部分增长。 Alexion又增加罕见病产品周期。 当这些周期相互错开，公司不再需要等待某一款“救世主产品”。 这就是组合的意义。 一款药失败，公司还能继续。 一个领域增长放缓，另一个领域可以接上。 某个内部项目失败，外部合作可能填补。 某项技术到达瓶颈，新modalities可以提供下一批选择。 最终，Big Pharma真正需要管理的其实不是药。 而是 一系列不同时间尺度、不同科学风险和不同商业风险的创新周期。 三十、再看今天的AstraZeneca，它已经很难再被简单定义为“肿瘤药企” 截至2026年上半年，肿瘤确实是AstraZeneca最大的治疗领域，占总收入46%。 但仅仅把它定义成肿瘤巨头已经越来越不完整。 心血管、肾脏与代谢构成另一套长期业务基础。 呼吸与免疫来自公司非常深的历史积累。 Alexion建立Rare Disease。 ADC已经成为公司重要的新药形式。 radioconjugates正在建设。 cell therapy继续投入。 全球R&D中心持续扩张。 复杂生物药制造和新型递送能力也在增加。 它正在尝试构建的是一个多治疗领域、多药物形式、多创新来源的全球研发体系。 这和1999年刚合并完成时的AstraZeneca已经属于完全不同的公司结构。 结语｜AstraZeneca的来时路，是一家Big Pharma重新学习如何创新的过程 AstraZeneca的故事如果只压缩成几个年份，会非常简单。 1913年，Astra成立。 1926年，ICI成立。 1993年，Zeneca形成。 1999年，Astra和Zeneca合并。 2012年，Pascal Soriot上任。 2014年，拒绝Pfizer。 2015年，Tagrisso获批。 2019年，与Daiichi Sankyo合作Enhertu。 2021年，完成Alexion收购。 2025年，收入达到587亿美元。 2026年，继续向800亿美元目标推进。 但这些年份本身无法解释AstraZeneca。 真正重要的是年份之间发生了什么。 它先依靠经典blockbuster模式成为Big Pharma。 随后亲身经历了这种模式最危险的一面。 专利到期。 研发缺口。 收入快速下滑。 再之后，它缩减研发战线，把资源集中到更少的科学领域，重构研发中心和组织结构，把precision medicine与biomarker引入越来越多项目，同时开始更加积极地利用合作、license和并购吸收外部创新。 Tagrisso证明精准靶向可以重新建立增长。 Lynparza证明一种科学机制可以成长为平台。 Imfinzi证明临床开发策略能够创造新的治疗空间。 Enhertu证明外部创新可以通过Big Pharma的全球开发能力被进一步放大。 Alexion证明，当第一轮转型取得成功以后，公司还需要主动寻找第二条增长曲线。 Fusion、ADC制造基地和细胞治疗投入，则说明这种重新配置仍然没有结束。 所以AstraZeneca的“来时路”最终讲的并不是一家药企怎样从257亿美元重新增长到近600亿美元。 它更像一个关于现代制药工业的案例。 科学会变化。 技术会变化。 标准治疗会变化。 产品会失去专利。 曾经正确的组织模式也可能过时。 一家大型药企真正长期存在的能力，只能是不断重新配置自己： 重新选择疾病。 重新选择技术。 重新选择资产。 重新选择合作伙伴。 重新决定哪些能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哪些创新应该从外部获得。 1999年的AstraZeneca，是Astra和Zeneca两家公司合并的结果。 今天的AstraZeneca，则更像是一次持续十余年的第二次重组。 这一次，被重新组合的不是公司名称。 而是科学、研发、临床、资本和全球产业能力。 对于一家经历过专利悬崖的大型药企而言，这或许才是它真正完成的重建。 资料说明：本文主要依据AstraZeneca公司历史资料、2013年及后续年度报告、2013年战略投资者沟通资料、2014年Pfizer收购相关正式公告、历年产品与交易公告、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上半年业绩资料整理；Tagrisso、Lynparza、Imfinzi和Enhertu相关临床发展部分同时参考FLAURA、SOLO1、PACIFIC、DESTINY-Breast04等正式发表研究。涉及在研管线、新技术平台、收入目标和未来规划的内容均存在研发、监管、商业化及市场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应以后续公司、监管机构和正式学术发表信息为准。

AstraZeneca (LSE/STO/NYSE: AZN) is discontinuing the eVOLVE-Lung02 Phase III trial after an Independent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 (IDMC) concluded that volrustomig plus chemotherapy was unlikely to meet either of its dual primary endpoints —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or overall survival (OS) — in patients with PD-L1-negative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NSCLC). The trial enrolled 895 patients across 25 countries and was designed to beat Merck's Keytruda (pembrolizumab) plus chemotherapy in a population where immunotherapy delivers its least durable benefit. The failure is a direct setback for AstraZeneca's ambition to establish volrustomig as a superior first-line option for the mNSCLC patients with low or absent PD-L1 expression. The PD-L1 <1% subgroup — the primary analysis population —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hardest to treat with existing checkpoint inhibitors, and the rationale for testing a dual-checkpoint bispecific in this setting was mechanistically coherent: volrustomig is engineered to simultaneously block PD-1 and CTLA-4 on the same activated T cell, concentrating CTLA-4 inhibition where it is most needed while sparing resting peripheral T cells. The IDMC's futility call suggests that coordinated dual blockade on the same T cell did not translate into a survival advantage over pembrolizumab plus chemotherapy in this population. No numerical efficacy data were disclosed. AstraZeneca said the safety profile of volrustomig plus chemotherapy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known profiles of the individual agents, with no new safety signals identified. The 895-patient trial randomized patients to volrustomig plus chemotherapy or pembrolizumab plus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maintenance with the respective checkpoint inhibitor. Secondary endpoints covered PFS and OS in the broader intent-to-treat population (PD-L1 <50%), but the IDMC's recommendation was based on futility in the PD-L1 <1% primary analysis population. The result adds to recent difficulty in improving on pembrolizumab-based regimens in first-line NSCLC. Immutep discontinued the Phase III TACTI-004 trial of LAG-3 agonist eftilagimod alfa plus pembrolizumab and chemotherapy in first-line NSCLC in March 2026 after an interim futility analysis. Bristol Myers Squibb's Opdivo (nivolumab) plus Yervoy (ipilimumab) with chemotherapy remains approved in this population, as does AstraZeneca's own Imjudo (tremelimumab) plus Imfinzi (durvalumab) plus chemotherapy — the latter approved in November 2022 under the POSEIDON regimen. The eVOLVE-Lung02 resul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a bispecific format delivering simultaneous PD-1/CTLA-4 blockade on the same T cell offers a clinically meaningful advantage over sequential or separate checkpoint combinations in the chemotherapy-combination setting. AstraZeneca said three other Phase III volrustomig trials continue as planned: eVOLVE-Cervical in high-risk 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eVOLVE-HNSCC in unresected locally advanced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following chemoradiotherapy, and eVOLVE-Meso in unresectable 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 Volrustomig is also being evaluated in combination with Arcus Biosciences' casdatifan in first-line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under the eVOLVE-RCC02 study, which AstraZeneca is operationalizing. Access the AllSci platform to explore the science behind the news. Spot something wrong? Report an issue with this article